<凋零>连载一至四十九

前        言《凋零》（初名为《一曲悲歌》）为林昭而作。林昭与张志新是同一个年代的“殉道者”，都是由于同“极左势力”作斗争时而被迫害致死的，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对张志新的事件广泛宣传，而对林昭事件的报道却守口如瓶。其实，无论是从她们对“极左”斗争的锋芒或她们内在才华来说，林昭都是不亚于张志新的，那么，为什么张志新的名字家喻户晓，而林昭的英名却不为人知或知情者寥寥无几呢？这其中恐怕有深层次的原因。我虽然不属消息灵通人士，但也不算是一个孤陋寡闻之人，对于时事报道方面的猎奇、视野也并不狭隘，一般的“秘闻”或“历史沉钩”之类东西还是略知一二的，可对于林昭那个骇人听闻的冤案却实在是一无所知！这或许是我的疏忽吧。直到去年，有一个母校的学长寄给我许多的关“历史沉钩”式的资料，其中就有林昭冤案的详尽材料，我阅后真的感到惊诧不已。几乎与此同时，我也在《炎黄春秋》上看到林昭的文章。我真是茅塞顿开啊。还是先看看林昭的经历吧。林昭生于1932年12月16日，江苏省苏州市人。她于1949年7月高中毕业后，不顾母亲反对，毅然放弃高考而去投考当时有“革命摇篮”之称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她决心早日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以致与母亲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她在该校毕业后即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了多个教授的赞赏。她是当时校内的著名才女，担任校刊副刊《未明湖》和《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她成为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编委。1957年春天，整风运动开始后，北京大学校园内风起云涌，大字报铺天盖地。林昭与同学们一起，响应党的号召，为了消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也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他们都积极地投入到大放大鸣运动中去。谁知，不久就开始了“反击右派运动”，许多同学、特别是带头写大字报的几个同学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她仗义执言，不顾风险，竟然在批判大会的会场里站到桌子上去反驳台上的批判者，公开为“右派同学”辩护。不言而喻，林昭自然被打成“右派分子”……她的磨难随后而至，被贬到资料室里监督劳动。由于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不久就开始咳血，而且愈来愈严重。她母亲得知消息后，立即奔赴北京，经过多方周转，最终获得校方批准请病假回家休养，她母亲携女儿悻悻地回到老家苏州养病。1960年10月，由于她嫌涉到发行以反对“极左”的地下刊物《星火》的案件，上海公安局就以“反革命罪”将林昭逮捕入狱……1965年5月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并不认罪，她以极其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挺住了狱中残酷的折磨，咬紧牙关地同狱方抗争，她咬破手指，在被单上写了上万言的“血书”，控诉“极左”的罪行，上海法院最终改判她为死刑，于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龙华被枪决，时年36岁。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院对她平反，宣布无罪。同时，北京大学“改正”了她“右派”问题，还为她举办追悼会，有众多的著名教授和当年的同学、校友参加。自从我详尽地了解了林昭的冤情和不幸以后，我胸中就燃烧着一团火。我的责任心以及我的文学灵感强烈地驱使我要为她创作一部模拟她“传奇”题材的长篇小说。于是，我就塑造了以林昭为原型的主角凌云，把她的“经历”作为主线去塑造人物及编排故事情节。长篇小说《凋零》（即《一曲悲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                                      张为礼于2010年11月目录第一章   出庐 （1~8节）          P  1~21第二章   北苑 （9~14节）         P  21~33第三章   书生 （15~ 26节）        P  33~58第四章   漩涡 （27~ 35节）        P  58~77第五章   遭贬 （36~ 40节）        P  77~95第六章   求索  （41~48节）        P  95~109第七章   驱使  （49~58节）        P  109~127第八章   炼狱  （59~61节）        P  127~133第九章   探监  （62~ 67节）        P  133~144第十章   殉道  （68~ 74节）        P  144~160尾声                               P  160~161内容提要：凌云高中毕业时，适逢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去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她母亲徐冬梅要她去报考大学，而她却坚决地要去响应国家号召，引起了母女间产生了严重的裂痕。参加土改工作以后，她与为人真诚务实的何芝萍相识，得到她关照和爱戴。在土改过程中，何芝萍与“左倾”思想严重姚向辉、鲍金木发生了矛盾，她初次领悟了“左倾”的锋芒。土改工作结束后，她去《苏南民报》当记者，母女关系解冻和好。1954年，凌云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名牌大学《北苑大学》以后，母亲徐冬梅真是欣喜万分。凌云入学后显露出文学才华，被吸收校园文学刊物《燕湖》编委，她结识了编委中的章天迅，彼此之间有许多相同的观点与爱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觉，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55年，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反胡风运动”；1956年，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国际多事之秋”；紧接着，1957年，党中央发布“整风运动”，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都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所有这些“政治风波”无不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地震”，《燕湖》发表《自由之践踏》一文，在校内引起强烈的反响，编辑部内部也发生了纷争。在“大放大鸣”开始后，章天迅率先在礼堂外贴出了一张《吹响时代的号角》的大字报，顿时像“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响应，各种各样反对“三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在《北苑大学》涌现……接着，章天迅、凌云、谭英华和杨路平等人组织“联系会”，成立《百家社》学社，并创立了《论坛》学刊，发表各种各样文章，矛头直指“三害”，在校园内引起广泛的反响……周起隆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召集褚刚峰、陶沙浪等人密谋，准备反击章天迅等人向党进攻。首先，褚刚峰宣布将章天迅、凌云开除出《燕湖》编委，与《百家社》形成对立之势；接着就组织“辩论会”，与章天迅的“联系会”人马进行激烈的辩论，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联系会”还邀请当时著名的R大学学生令系铃来《北苑大学》发表演讲，她公开为胡风翻案，还揭示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中揭露斯大林在“大清洗”中无辜杀害数以百万计的党内高级干部及普通公民的严重罪行，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与反响，以至导致“左”“右”双方严重的对抗……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开始发起反击右派的强大声势！此时正在准备付诸于刊印的《论坛》在印刷厂遭到了工人们的围攻。周起隆不失时机地组织人马，迅速地在校内掀起反击右派的浪潮，矛头直指章天迅等人，揭露章天迅等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派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北苑大学》的校园内展开。几天后，周起隆在大饭厅里召开批判右派分子章天迅大会。饭厅内挤满黑压压的人群，人头攒动，人声鼎沸，陶沙浪正在用高昂、激烈之词声讨章天迅的反党的社会主义罪行。就在此时，凌云突然站到桌子上去色声俱厉反驳陶沙浪，竭力为章天迅辩护，凌云的行动顿时在会场上掀起轩然大波。不言而喻，凌云的下场是悲惨的……其实，凌云在此前没有写过什么大字报，因此在批判榜上并没有凌云的大名，如果不出此举，她也许还能避过这场灾难，即使难逃“天网”也不至于会遭到如此惨烈的下场！但凌云是一个具有侠心仗义之人，当她面对那些“左派”打手们竟仗势欺人，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卑劣无耻手段，公然违背当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诺言，她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了！她当然意识到她的行动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但她还是就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捍卫真理！凌云遭到残酷的批判与打击以后，她吞服安眠药自杀，但很快被同学发现……在深秋的一个晚上，章天迅约凌云谈心，彼此都感觉到有“不测”降临，应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互相交换了家庭通讯地址，以备今后通讯联系。果然，章天迅在第二天就遭到秘密逮捕，不久又被判刑并送往农场劳动改造。凌云也因新闻系并入R大学的新闻系，她也被转入R大学，并被派入图书馆资料室“监督劳动”。后来，她与“同类”甘霖在互相关爱中产生了感情，向领导提出结婚要求，但遭到领导的冷讽与斥责，随后，校方就把甘霖发配到新疆劳动改造，凌云为此痛心疾首，早就疾病缠身的凌云遭到如此打击折磨后病情就日益加重。徐冬梅得知后迅速赶往北京，向当年知友（民主党派上层人士）求救，最终使凌云获准“病假休养”，带回苏南老家休养。后来，因故又移居到江海市休养。在江海市期间，她结识了黄原。黄原曾在朝鲜立过战功，是一个志愿军排长，后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转业到地方工作。不久，遇上了“反右”运动，单位由于无法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就只好把黄原“凑数”，并立即被送往苏北劳动改造。他在大饥荒年月里受尽了磨难，最终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凌云与黄原结识后大有相见恨晚之叹。他们深感当前全国人民之所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就是因为“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所导致的结果，为了唤醒干部群众，他们决定成立《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撰写印发声讨“极左”的传单，揭露“极左”思潮的极端严重的危害性，题目是《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凌云与黄原的行动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很快就被捕入狱。真是冤家路窄，凌云面临的审问者竟是当初土改工作时的姚向辉，她的磨难是可想而知了，她不但受到双副手铐的折磨，还遭到了被唆使的女流氓的围攻，但凌云不被狱方的种种的凌辱所屈服，用写血书形式对抗！1965年5月31日，凌云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在施行种种凌辱的手段仍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监狱长鲍金木无计可施，只得另辟蹊径，设法叫徐冬梅探监劝凌云“改邪归正”，软化她的强硬态度。徐冬梅为了使女儿少吃苦头、减轻受罪，自然愿意去劝说女儿，但凌云仍然坚持自己信念，决不屈服于鲍金木的软硬兼施的阴谋诡计。章天迅出狱后，得知凌云曾经去信过他家，就立即去江海市探望凌云。会见时两人感慨万端……她告诉章天迅，她宁死不屈的决心已定，我以我血荐轩辕，希望他能照顾好她的母亲和妹妹……凌云百折不挠，继续写信给《人民日报》，控诉“极左”思潮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危害。1968年4月29日，凌云在病中被执行枪决，时年36岁。由于公安人员向徐冬梅讨要五角钱的“子弹费”，徐冬梅在如此严重的打击下精神失常了，最后冻死雪地……“三中全会”以后，凌云终于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北苑大学》为凌云举行追悼会。                                                  写于2012年12月

第一章  出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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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震撼了江南大地，“三野”部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地直捣南京总统府，接着又解放上海、杭州等重要城市，蒋家朝庭摇摇欲坠。从农村到城市，从山区到平原，从穷户到富人，无不都在议论着共产党坐稳全国江山后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对待财主，他们到底会不会将财主们（地主和富农）统统扫地出门？会不会将这些地主统统拉去枪毙？当时，有许多流言像洪水泛滥似的漫天在传播着。故此，拥有众多田地家产的富裕的人家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对于那些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穷汉子们来说则是翘首以待地等待着人民政府能早一日没收地主家的房屋和土地，都希望能尽早地搬进地主家富丽堂皇的房屋里去居住，能在分给自己的田地上去劳作，再也不用向地主东家去上交田租了，再也不用给人当牛做马地被使唤，那是何等的乐道啊。
徐冬梅面对这些流言，心里的确存在一些疑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地主阶级的人拉出去枪毙不可？为什么一定要拉去批斗、抓去坐牢不可？她想，作为土地改革，要将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是应该的，否则就不能把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摧毁掉，劳动人民也就谈不上翻身，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无法建立起来，她作为一个跟着共产党走的人是有这个思想基础的，但她不理解“土改运动”为什么非一定要把地主抓去批斗、坐牢、枪毙不可？只要将他们的“田契”作废，然后将他们的这些土地分给贫穷的农民不就得了，何必要搞得这样严厉，这样残酷？当然，对于那些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应该另当别论。
徐冬梅家拥有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地处秀丽而宁静的湖畔，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湖面虽然并不宽广，但由于有河道与广阔的太湖相连，这就使得它不同凡响起来。每天，时不时地有各式大小船只来来往往的，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每当春风飘过湖面，就会激起阵阵的涟漪，在阳光的照耀下，湖面上金光闪闪的，碎银般的潋滟在湖面上活跃地跳着舞，呈现出一片心旷神怡的艳丽的景色。那些婷婷玉立在湖边的婀娜多姿的柳枝，就像被从睡梦中唤醒似的，就迫不急待地长出淡绿色的嫩芽来。这也难怪，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严酷的冬季沉默后，哪个会不在顷刻之间就欢呼雀跃起来？
她家拥有这样一座独家的院落，自然是算得上富裕阶层的，这与周围的地主人家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她家与地主人家不一样，主要区别在于没有像地主家那样全靠田租过活。她家虽然也有三四亩由祖辈传下来的田地，但这几亩田地的收入对于她们家来说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她丈夫凌书达自幼在外读书，大学毕业后一直就在外谋职，后来还当过一任县长。由于有他这样的俸禄再加上徐冬梅自己在小学里当教师的工资加在一起，凌家当然是算得上一户富裕的人家了。但是，徐冬梅并不担心共产党会把凌家评为地主阶级，因为凌家并没有剥削贫下中农，人民政府绝对不会把她们家的财产没收去分配给穷人。关于这一点，徐冬梅的心里是十分清楚的。虽然，她丈夫当过几年国民政府的县长，但他却没有与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而且，凌书达在他的内兄、也就是徐冬梅的哥哥（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干部）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四&#8226;一二”反革命政变杀害后就愤然辞职，到江海去与他的一个要好朋友合股办工厂去了，按现在的标准，也只能算是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共产党的革命对象。而她自己是一个小学教师，应当是属于知识分子，也不属于剥削阶级，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她自然就不用担心人民政府会来没收她家的财产了。更何况，她在她哥哥的影响下，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进步活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她为临近的苏北新四军办过一些采购药品等工作，也可算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人了。
徐冬梅虽无土地改革运动的担忧，但收到了女儿的一封书信后却产生了烦恼。她的女儿凌云即将高中毕业了，就在这节骨眼的时刻，她却来信说，她已经决定毕业后不去报考大学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她几乎是气得发抖地看完了这封信。她女儿的这个仓促而无理的决定，岂不将她和凌书达对女儿的寄托和希望全落空了吗？世上哪有这样盲目而任性的女儿？怎么能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就自个儿去做出这样有关于自己前途的重大决定？嗨，这个女儿啊，真是太年幼无知了！她对自己的女儿一直是充满着期待和希望的。凌云自进入初中读书以来，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她为此感到相当欣慰而自豪。她想，以她这样的学习成绩，考上一所全国有名的高等学府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如果有朝一日能实现这个夙愿，那是她一生最值得欣慰的事情了。做人为了啥？难道不就是能看到自己的后代能有所作为，能够前程似锦吗？但是，就在她翘首以待的日子即将来临之际，这个期待和希望竟在顷刻之间化为泡影，这个执拗的女儿怎么会鬼迷心窍不去报考大学，却报名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队”，这岂不是白白地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吗？诚然，参加“土改工作队”虽然也不算是什么坏事，也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但这与上大学来说却是有天壤之别的呀！如果说，政府决定本届高中毕业生是非要去参加不可的话，那自然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上级却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哪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呢？你这不是自作自贱吗？你怎么会这样单纯呢？要知道，进大学读书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深造自己的机会，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这样难能可贵机会的，你怎么会这样掉以轻心呢？你何必要这样性急地去参加工作？我们家又不愁吃不愁穿的，完全有条件可供你到大学里去深造，完全有条件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国家奇缺的高级人才，你怎么会这样不懂事呢？嗨，真是女大不由娘了啊。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凭着一股满腔热情，把什么东西都抛置于脑后了。哎，这个丫头，真是鬼迷心窍了啊！再说啦，像“土改工作队”这样要去“整人”的工作是要招人“怨恨”的，像我们这样人家的人最好不要去介入，那是属于出身于贫穷人家的事。外面的传言已经够多了，听起来是怪吓人的，在土改时，为了要没收地主人家的财产，就要发动贫下中农去批斗他们，还要把这些人抓去坐牢，有的甚至还要拉出去枪毙掉，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家的女儿怎么能去参加这样令人恐惧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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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梅的女儿凌云就读于苏南中学。那时，县城里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而且一个年级也只有一二个班的，因为当时没有几户人家能读得起初中，更不用说高中了。在当时的社会上，初中毕业的人算是凤毛麟角的，能够读完小学也算是不错的了，这也只是属于家境不错的中农或富裕中农的人家只有这种的上学条件。凌家是书香人家，更何况他们的家境还是算上排的，徐冬梅和凌书达哪会不将他们的女儿送进大学去读书的道理。虽然县城里没有高中，他们自然就把女儿送到苏南市去读高中了。尽管苏南市离家有一百多公里，但他们还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女儿送到考大学所必需要经过的高中这个“台阶”。
在凌云读高中的三年时间里，徐冬梅总是一直为女儿牵肠挂肚的，每个学期，她总是要乘着长途汽车到苏南市去看望她的女儿，详细地询问女儿在学校里的生活及学习情况，当她得知自己的女儿一切都称心如意时，她才心满意足地返回家里。在临近毕业考时，她又一次去学校看望她的女儿，又探问过凌云的班主任，那位班主任告诉她说，凌云各门功课成绩皆优，特别是文学方面富有才华，她不久前写的一篇《朝霞》作文，曾被选中在校刊《园地》上登载，被许多同学誉之为“小葩”，看来啊，凌云在毕业后考上一所名牌大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她听后，心里才如释重负地感到轻松，听到老师对凌云的评价感到十分欣慰。她想，她化在女儿身上的心血是值得的，她这个争气的女儿使她信心百倍，凌云肯定能如愿以偿地成为一个名牌大学生。作为女儿，凌云当然是很感激她母亲对她的厚爱，她没有不去加倍努力学习的理由。在她母亲离校返家时，她一直送母亲到车站，饱含深情地对母亲说：“妈，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你怎么还要跑了这么多的路来看望我，路途上也是怪劳累的，再说，你年纪也已经不轻了，还是要多多地关心自己的身体要紧哪。”
徐冬梅笑吟吟地说：“云儿，你是妈的一块心头肉啊，几个月没看到你，我心里头就慌兮兮的，看到你的一切情况都好以后才放心哪。通道你对我多来学校感到厌烦了不成？”
凌云马上回答说：“妈，你想到哪里去了？女儿怎么会对母亲的慈爱产生厌烦的呢？我只是为你的劳累感到担心。”
徐冬梅听了凌云如此体贴入微的话，内心里甜蜜得难以形容。
凌云把母亲扶上汽车。在母亲入座后又与她絮语了一番才依依不舍地向母亲告别。载着母亲的客车慢慢地启动后，她仍然站在公路旁边，一直等到客车的身影在茫茫中消失以后才离开车站……
可是，她们母女俩谁也没有想到，因为学校里的一次“变故”使她们亲密无间的母女之情产生了裂痕，这次隔阂竟使她们互相疏远了好几年。
那次“变故”是由于学校里组织了一次国家形势报告会，学校当局请了市委里的一位秘书长来做政治报告。这位秘书长向全体毕业班同学讲述了当前国家面临的极其严峻而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接管过来的是国民党的一副“烂摊子”，城市里供货奇缺，物价飞涨，谣言四起，局势不稳，人心浮动；农村里的政权虽然已经建立，但封建主义的根基尚未触动，广大贫下中农正翘首以待地等待着我们去进行土地改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我们去完成。我们只有克服了面临着的这些困难，才能扭转目前混乱的局面。为此，市委号召你们在毕业后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革命工作，奋勇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去。要去完成我们目前面临的艰巨任务，就需要组织一支不仅有高度政治觉悟而且还需要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干部队伍。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长期来文化相当落后，不要说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就是连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都相当缺乏，而你们这些高中毕业生，应当算是我们国家的稀世珍宝的了。你们正是我们目前革命事业所急需要的人材。为此，市委号召你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的召唤，要热烈报名参加革命工作，奋勇地投身到整顿城市或者深入到农村去进行土地改革运动……
秘书长的讲话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顷刻之间，就使整个校园沸腾起来，特别是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顿时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们的革命热情被燃烧起来了。会后就有一些人表示要报名参加革命工作，但大多数的毕业班同学还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停，难以决断，因为此时已临近毕业，毕业后就要去报考大学，这高中三年的寒窗岂不就是为高考而苦读的，如果现在报名去参加了工作，就等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一次宝贵的机会，此前的三年时间岂不全枉费心机了吗？这毕竟是关系到自己个人的前途的重大选择，他们能这样掉以轻心吗？
凌云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凡遇“刺激”之时，她就要进入“亢奋”状态而激动万分，无法保持平静的心态。当她看到那些准备报名的同学激情似火，情绪高昂之时，她内心自然就无法无动于衷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她约了同桌的宋雁翎到比较清静的假山上去探讨摆在她们面前难以回避的问题。凌云知道，宋雁翎平时虽沉默寡言，但她的思想深处却并不浅薄，从“偶尔露峥嵘”中就能窥见她的“不同凡响”之处。她家是一个败落的家庭。她父亲在十多年前突然生了一场大病，没过几天就丢下了她母女俩撒手而去。本来尚算是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从此败落。她母亲含辛茹苦地把她养大，是她古道热肠的舅舅，承揽了她初中及高中的全部费用，才使她能平静而安稳地读完这六年的学业。
夏天夜晚的校园寂静而温馨，一轮皎洁的明月洒下了银白色的月光，像轻盈飘渺的纱幔，把夜色装饰得更加神秘莫测，似乎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凌云此时的心胸中有一股热流在涌动，与她身临寂静的氛围显然极不相称，她既忐忑不安，又急于求成地想得到一个迎刃而解的妙方。于是，她就迫不急待问宋雁翎：“雁翎，你有没有考虑过去报名参加工作的打算？”
宋雁翎露出淡淡的笑容说：“去报名参加工作？难道不想去报考大学了？”宋雁翎说话一贯来言简意赅，对言词相当吝啬。
“秘书长不是说了吗，目前国家相当需要我们热血青年去参加革命工作，难道我们为了报考大学，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就不顾国家的需要了？”凌云想提醒一下宋雁翎。
宋雁翎不以为然地回答她说，目前报名去参加革命工作是国家的需要不错，到大学里去深造难道就不是国家需要了吗？那么国家还要办大学做什么？再说，我妈妈和舅舅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和经费难道不就是为了要把我送到大学里去读书吗？如果我现在不去报考大学，那岂不是将他们的这番心血付诸于东流吗？我有何颜面去见他们？
凌云听了宋雁翎的这一席话后，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她从内心里觉得，宋雁翎的想法虽然有点自私，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还有点良知。她知道，宋雁翎平时读书十分用功，难道不就是为了报答她妈妈和舅舅对她寄托的期望。在即将毕业的时刻，她只能理所当然地去报考大学，她不能让她的妈妈和舅舅伤心。这样看来，她如此选择也是理智的。她不去报名参加工作队是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她自然对照了一下自己。她如果决定去报名参加工作队，那自然就不能再去报考大学了，她母亲会不会对此痛心疾首呢？但她不去报名参加工作队，那就说明自己对党的号召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岂不被人笑话？那么，她自己究竟应当做出怎样的决定呢？她此刻实在感到相当矛盾：不去报名参加工作队自然就满足了她母亲的心意；如果去报名参加工作队，肯定要使她母亲失望，甚至于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难堪局面。在这两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她真的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时，她猛然想起了自己在平时在政治学习的时候，大家不都是表示要听从了党的号召和祖国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吗？当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时刻，怎么会突然地犹豫不决起来？这岂不是“嘴里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了吗？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口是心非的小人行为！想到这里，她就心潮澎湃起来，胸中波涛汹涌，翻腾起一阵高过一阵的革命热情。她想，我们平时都说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先进青年，现在正是党和国家考验我们的时候了！在党急切需要我们的时刻，我们难道还要去计较个人的患得患失，还要去考虑自己的个人“小算盘”？我此刻绝不能犹豫不决，绝对不能去考虑自己的个人利害得失。再说啦，我母亲历来是一个热情支持革命的人，她虽然热切地希望我去报考大学，但也不至于会反对我去报名参加革命工作，她是一个申明大义的人。诚然，上大学不只是父母亲对我们的急切期待，当然也是我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当国家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只顾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不去考虑国家的需要了？不能，绝对不能！我不能去做这样一个口是心非的小人。她此时很想把自己的思想矛盾如实地向宋雁翎说出来，以征求一下她的意见，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妥，如果她这样说出来，恐怕会引起宋雁翎的误会，似乎把自己打扮先进青年，而把宋雁翎看作是不顾国家利益只考虑自己个人的小人了，如果要引起朋友误会的话，还是不说为佳。经过再三考虑以后，她就这样默默地决定了。
宋雁翎完全看得出凌云此刻的心思，她听了自己的话后就一直沉默着，再也没有出声，知道她胸中肯定是波涛汹涌，思想上的矛盾十分激烈，一时难以决定取向，就只好保持沉默。她理解凌云的心情和难处，也了解她的为人和性格，同她相比较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她在学生中是算得上一个进步的青年，政治倾向明朗，与学校的党团组织十分接近，而她自己虽然不属于“反动”这一类，但始终保持中立状态；她在性格上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她很像一口敞开的湖面，只要有一阵微风吹过，湖面上就立刻会涟漪片片，波澜阵阵，这与她恰好相反，她却犹如一口深井，即使井外突然刮起强风，深井里的水仍然波澜不惊。她与凌云的家庭的背景又相差悬殊，导致她们的价值取向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对她而言，她是别无抉择的，她不用考虑就只能去选择报考大学，但对凌云来说，她就面临着难题。首先，凌云是一个进步青年，又富于革命激情，她听了领导动员报告后当然要考虑去报名参加工作队，但她知道她母亲的心思，希望她早日能进大学去深造。她没有分身术，有此就没有彼，两者必居其一，她能不为难吗？她心里完全清楚，凌云的母亲之所以三番五次地到学校来看望她，而且相当在意她的学习成绩，这就极其清楚地表明了她殷切期望地想要凌云能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凌云当然知道她母亲的心思，她怎么能不顾及母亲的期望而去追求革命呢？在宋雁翎看来，世上最宝贵、最值得珍视的是母爱，做女儿的绝对不能去伤害母亲，否则的话，就是伤天害理的不孝行为，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凌云难道会不想到这一点？更何况，凌云是班级里的尖子，在文学上更具有独特的潜力，谁也不怀疑她今后在文学方面会有所建树，如果她能继续进行深造的话，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她却选择了“放弃”，何必呢，现在学校又没有做出硬性规定，非要毕业班学生去报名参加工作队不可，你为什么要这样死心眼呢？宋雁翎此时确实很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她听，免得她母亲为此事而受到创伤，这是她作为朋友应该做的。正当她想要说出她自己的这个想法之时，她忽然想到，她如果此刻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出来，可能会动摇她参加革命工作的意志，这不等于拖她革命的后腿了吗？作为朋友，只能支持她进步，绝不能去影响她的革命积极性。人各有志，她能把党和国家的召唤放在第一位是难能可贵的，我自己就做不到，她现在正处于矛盾的激烈冲突之际，任何外来的因素都可能会对她的选择会产生重大影响，她可不能掉以轻心。考虑结果，她觉得自己还是不说为佳。不过，她觉得自己作为她的朋友还是有责任提醒一下凌云，好让她能清醒地去考虑一下自己的选择。于是她就对凌云说：“哎，凌云，学校附近不是有个电报房吗，你是否到电报房去一趟，发一个电报给你母亲，好让她知道你的决定。”
的确，凌云此时真的很想听听宋雁翎的意见，希望她能出一些主意，或者提出她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供她参考，谁知她只提出发一个电报的主意。她知道她的性格，她历来不会对别人的决定说三道四，怕以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她想，算了吧，反正自己经做出了决定，就不必再发生动摇。她考虑发电报不能解决问题，寥寥数语反而会引起妈妈的反感，还是不发为好，免得节外生枝。于是，她就对宋雁翎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于是，她们俩就慢悠悠地走回寝室。
次日，凌云就与五六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一起，毅然决然地到学校办公室去报了名，义无反顾决定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坚定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去。
她办完了报名手续后，就向家里写了一封信，把她的革命创举向她母亲报告。

3

就在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的那天下午，凌云接到市委办公室的通知，她报名的申请已经被批准，并已决定分配在“土改工作队”。由于时间紧迫，凡被批准的人员都必须在五天以后到市委里的办公室去报到，并统一参加集训，学习国家有关的政策法令及其他事项。她感到既紧张又兴奋，她想不到，她参加革命的理想能这样很快地就实现了，真有一番踌躇满志的意境。尽管时间紧迫，离报到只有五天的时间，她还是决定抽空到家里去向母亲禀报自己的决定，希望母亲能理解她的革命情怀。于是，她就这样急匆匆地回家了。她知道母亲的心情，母亲是何等急切地希望她能在毕业后去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她是多么殷切地期望自己的女儿有朝一日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这可是她一生的夙愿啊。她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有点不安起来，当母亲接到她的书信后，她会产生怎样的想法？会不会埋怨她不该在没有与母亲商量的情况下就独自决定去参加革命工作，我是否太张狂了一点？母亲会不会对她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产生强烈的不满？不过，她还是相信母亲是一个申明大义的人，她总不至于会反对女儿去参加革命工作的正义行动吧？我参加革命工作只会给家人增添光彩，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绝对不属于从前社会里发生过的私奔性质那样的隐蔽行为，那可是会给家庭抹黑，带给家人耻辱。再说啦，母亲对舅舅的牺牲一直是刻骨铭心的，她常常在我面前提起，她为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为革命而牺牲而感到自豪。她应该会明白，舅舅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连性命都搭上了，而我只是放弃了一个报考大学的机会而去参加革命工作，母亲难道会不理解我的正当行动？我这样做，难道不也正是继承舅舅的革命遗志吗？
凌云正是满怀着这样的希望，充满着能得到她母亲理解的期待走进了自己的家门。当她高高兴兴地跨进家门时，却看到了母亲发呆似的坐在庭院里，像陷入了无比的忧郁之中。她一下子惊住了，迫不急待地喊了声“妈——”。
徐冬梅闻声抬头，看到女儿已经站在她的面前了。她此刻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如果能凭着她自己的一时意气，真想狠狠的痛斥她一顿，对这样重大的事情你怎能不与我先商量一下就自己草率地决定了，在你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的位置？可是，就在她要出口之际，她忽然猛省到，女儿已经不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丫，她已经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应该算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作为成年人，她就有权做出属于她自身事情的决定，我能对她自身的事情横加干涉吗？我有权利痛斥她吗？她再三地审问自己，她究竟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不过，她又想，无论如何，我作为她的母亲，不管女儿长得多大，也不管女儿有多大的学问，母亲就是母亲，作为母亲就有权利和责任教育自己的女儿，训斥女儿一顿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这孩子，别的什么都好，就是有点任性，像我们这样书香门第人家出来的人，都应当有教养，有礼仪，怎么能出现这样妄自菲薄的行为？虽然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但传统美德总还是应该遵守的……
凌云看到母亲还坐在椅子上，对于女儿的到来还是处于无动于衷的状态，她的目光里充满着愠怒，看样子，母亲对于自己的决定极为反感。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她母亲用这样的目光对待过她，她面对她母亲这样陌生的面容不禁使她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向母亲检讨自己草率的行为？对母亲真诚的道歉？但这还有什么意义吗？这些虚情假意的表现能改变我已经做出的这个决定吗？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了！再说啦，我报名去参加革命工作是正大光明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这难道还有什么错误吗？我根本不需要去检讨，母亲如果一时想不通的话，挨训挨骂也只好随他去了。女儿遭母亲挨骂是很平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也没有必要去计较。不过，话要说回来，作为母亲，她对女儿花了毕生的心血，自然都有一些期望和寄托，这也是人之常情。作为母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有大的出息，有着前景似锦的美好未来，都殷切地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到大学里去深造，这本也没有什么过错的，我应该多多地体谅母亲对自己的良苦用心和爱戴。就在凌云思考这些是是非非之时，徐冬梅突然充满艾怨地对她说：“云儿啊，这样重大的事情，你怎么就不事先同我商量一下再去做出决定呢？这可不是一件儿戏般的小事，是决定你一生前途的大事啊，你怎么能这样草率呢？你富有文学才华，如能进大学深造你就能如虎添翼般地有所作为。这么多年来，我为你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正是希望你能锦绣前程，你怎么一点也不了解母亲的心思？一点也不理解母亲对你的期待？”
凌云面对母亲严厉的质问，觉得母亲也并没能什么过分，不过，她心里是感到相当委曲的。她觉得自己为了参加革命工作而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是因为祖国的需要，也是党的召唤，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一种崇高的品德，理所应当地受到赞颂而不是指责，我问心无愧。你只想自己女儿能去大学里去深造就去不顾及党和国家的需要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不应该大言不惭地批评女儿，她们母女之间这道思想上的鸿沟，不是能用几句话能说得明白的，只有时间才能使它渐渐地抚平，现在也只能任其自然了。在她的内心里，母亲可不是一般的女性，是一个目光深远、明白事理的人，同时她也是一个一贯来支持革命工作的人，现在怎么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弄不清楚了？是她，平时不是谆谆地教导我要向舅舅学习的吗？说什么要学习他这种共产党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说什么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要跟着共产党走，她现在对这些话难道统统地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对这些话可还深深地印她的脑子里呢，而且还时时地像震耳欲聋般在心胸里响着，她难道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她不再对母亲辩解了，她知道，即使她有雄辩的口才也打动不了她母亲的，一切辩解都是枉费心机，她深深的觉得，她已经找不到与母亲的共同语言了，她只能用沉默来抗议她母亲的无理态度。在她毫无希望扭转她母亲思想的时候，她就毫不犹豫地决定离开了她十多年一直感到极其温暖的家，离开了她此前觉得亲密无间的、此刻却十分陌生的母亲，她甚至没有到她自己的卧室里去就转身出外了……
凌云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徐冬梅惊愕万分，她连忙站起来去追凌云：“云儿，你别走啊，妈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啊——”
凌云却头也不回地迈着快步去了。徐冬梅心如刀绞，看着女儿的身影渐渐地变小，最后消失在茫茫之中，她心里充满着哀伤和悔恨，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4

凌云离家后即去苏南市委指定的办公室去报到，然后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的集训。在集训期间，主要是政治学习，有领导来讲述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和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有学习关于阶级划分标准的资料，有关于党在土改中对地主阶级的财产处理政策，等等。在听取了领导的报告后就要进行分组讨论，更进一步地、充分地理解报告的精神，然后又集中开会，由各小组长或小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汇报各组学员听了领导的报告后的思想变化，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有次还召开了一个专题会，特地邀请来自农村的一个贫雇农到会上来做报告，他现身说法地控诉地主分子对贫下中农的残酷剥削罪行，使学员们对地主阶级的罪恶有了更现实的认识，从而更加明确了广大贫下中农对土地改革的渴求和紧迫性。凌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质朴而感人肺腑的语言，也从来没有亲耳听到过农村里竟有这样的苦难和贫穷，在这样话生生的社会现实中，她第一次深刻地领悟到穷人们之所以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样贫困的根源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剥削，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这是由于罪恶的封建剥削制度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从而，她更加从心底里体会到共产党发动这场革命运动的真正意义所在，如果不铲除万恶的剥削制度，广大的贫下中农就没有翻身的日子。由此看来，她觉得自己这次能投身到这个革命洪流中来是庆幸的，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她理所当然地对于自己放弃报考大学而无怨无悔，个人的“小算盘”不值得任何留恋。
为期一个多月的集训结束后，“土改工作队”的学员随即分配到各县，由县委作统一安排。县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统一部署，就分成了几个工作组，分别派往各个乡指导土改工作。凌云所在的这个工作组被派往位于苏南地区的宜县。工作组的组长叫姚向辉，原来是一个农村的基层干部，副组长叫何芝萍，也是一个搞地方妇女工作的女同志。凌云在组里已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她觉得姚向辉是一个态度严肃、政治原则性很强的同志；而何芝萍则是一个待人热情和蔼可亲的人，再加上她是一个女同志，所以凌云一开始就与何芝玲相当投缘，彼此十分亲近。凌云觉得，自己刚参加工作能就遇到了这样可亲可近的同志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姚向辉组长对人要求严格，政治原则性强，在这样的组长领导下工作对自己有好处，特别像我这样刚刚参加工作的人，一无政策水平，二无工作经验，有领导的严格要求，工作时就会特别谨慎，可避免少出一些差错，自己会受益匪浅。她之所以来参加革命工作，不就是要到革命的洪炉中来锻炼自己吗？她懂得，在革命的队伍中是不允许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当然也不能贪图安逸，有这样严格要求的组长对自己今后成长肯定有很大的好处。
在县里短短几天休整以后，姚向辉和何芝玲就奉命带领工作组的同志们到县委指定的嘉禾乡去开展土改工作。此时，正值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动员大会结束不久，各乡都在酝酿如何发动群众能迅猛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工作组”的同志的到来正是他们所期盼的，于是就请他们共同研究有关土改工作问题，对他们从县里带来的“土改宣传大纲”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讨论和研究，并根据自己本乡的特点加以适当补充。最后，乡政府决定先在两个村庄搞试点，然后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全面推广，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根据乡政府安排，工作组分成为两个小组，并派几个乡政府同志也充实到工作组里去，一道驻村开展工作。第一组由姚向辉带队进驻东华村，第二组则由何芝萍带队进驻西华村。两个村庄毗邻，相差不远，但由于东华村地处平原，土地肥沃，河道纵横，水源充沛，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全村拥有三百多户的人家，村中富裕的人家较多；而西华村则地处山边，土地贫瘠，只有几条山溪，没有河道，蓄水不足，灌溉条件就差，每逢旱情降临，溪水断流，稻田龟裂，禾苗枯萎，田地歉收，经济自然就比较贫困，在全村的一百多户人家中，富裕的人家寥寥无几。乡政府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村作试点，就是因为这两个村庄各具特点，在取得了经验以后具有推广意义，便于今后开展工作。
凌云分在何芝萍的第二组，她自然感到高兴，在这个大姐式的同志身边工作就可以得到言传身教的好处，在工作上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于是，她就喜气洋洋地跟随着何芝萍赶赴西华村。
土地改革是农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行动，无疑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运动，所以政策性极强，这不仅关系到农村里各个阶级财产重新分配的切身利益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地主分子“性命攸关”等重大问题。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而且还要他们“心服口服”地把这些土地和财产交出来然后再分配给贫下中农，这就必须把他们批斗得“死去活来”、“威信扫地”，使他们面临“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的狼狈局面。只有这样，土改才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也要避免“过激行动”，不能将地主阶级的所有的人家都来一个“扫地出门”，要适当保留他们生活上所必须的少量土地、房屋和财产，让他们能生活下去；既要批斗他们，管制他们，又要他们这些人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和监督。此外，还要根据地主分子的不同罪行，该判刑坐牢的就要抓去判刑坐牢，该杀的就得拉出去枪毙，否则就不能形成对地主阶级的威慑效果。对于这样政策性极强的工作，能掉以轻心吗？无论是乡政府领导还是工作组组长对此都十分重视，必须要极其认真地去面对。
在工作组进驻村子之前，有一个必须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摆在面前：如何解决下乡驻村的食宿问题。按当时的实际情况，进驻村庄以后，工作组成员的吃住只能在老乡家里解决，没有其他选择。问题是村里的贫下中农都十分贫穷，没有几家能供得起工作组同志的住宿和吃饭。在当时的农村里，除了地主、富农人家以外，就没有几户人家不愁吃穿的。地主、富农是阶级敌人，当然是绝对不能进去的，而贫雇农的家里都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不要说他们拿不出一条干净的棉被来，就连要搭建一张木床的铺板都没有，至于他们家里的口粮更是令人寒心，几乎没有粮食储存的条件，一年之中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上顿不接下顿的，有一餐没一餐的，他们哪能让工作组人员到他们的家里去吃饭？何芝萍本想驻进贫农的家里，可实在是不想为难他们，虽然饭菜费也是要付的，但要给人家为他们的食宿而忙得团团转实在是过意不去，他们只能驻到中农家去，何况驻在中农家不会带来什么坏影响。村里虽然只有少数几户如中农或者富裕中农，供他们四个人入驻还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工作组对食宿要求极为简便，只要能有青菜淡饭吃，能填饱肚子就满意了，当时大家的生活条件也都是这样的。至于住宿的房子，要求当然也不高，只要能遮风蔽雨就行。就是这样的极其简便的条件，一般的贫下中农人家也是无法达到。这样看来，工作组只有先摸清村里的情况，到底哪几户是属于中农人家的，然后他们才能进驻村庄。要摸清村内的情况，就必须要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访问贫苦农民，才能确定几户可靠的中农人家。一旦确定了住宿的人家后，该户主都比较欢迎工作组进驻，因为他们知道，工作组能驻进他家就是对他家的信任，说明他家是属于劳动人民的阶层了。
何芝萍带领她的小组整整地用了三天时间，才摸清了两户西华村确凿无疑的属于中农的人家，然后才决定驻进了这两户人家。何芝萍和凌云就入驻顾青林家，另外两个男同志入驻另外一家。顾青林家房子虽然并不考究，但还是比较宽敞清洁。何芝萍从村民中了解到，顾青林这一家人都十分勤劳，男女老少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而且也很节俭，从不铺张浪费，所以家庭就比较殷实了。据了解，他家还有一块菜园，一年四季都不缺蔬菜，什么青菜萝卜南瓜冬瓜各种时令蔬菜应有尽有，新鲜的吃不光就把它腌制起来，装咸菜酱瓜的甏里常年都是满满的，要吃随时随地地可以去取。有的蔬菜种多了实在吃不完就挑到集市上去出卖。所以，在他家里搭伙就根本就不用担心增加他家的劳累，只不过在烧饭时多加一升粮食或多加两块红薯而已，烧菜也一样，到菜园里去多割几株青菜或去多拔几只萝卜罢了，不用花钱去买自然就不增加他家的负担，也不存在什么大的麻烦问题。如果到贫困人家的家里去搭伙就不一样了，他们家里没有粮食不说，就蔬菜也成问题，如果要到集市上去买的话，那你还能在他家吃下去吗？其实，那时的农村完全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农民们在吃食上从来都是不花钱去买的，有则吃，无则挨，除了过年时到集市上去买些年货以外，平时都不到集市上去买蔬菜，更不会去买鱼虾之类的东西，其实他们是没有钱去买这些东西。所以当时就有这样一句俚语：家有咸菜，不吃淡饭。他们只能是吃些咸菜之类菜蔬，这就是当时农村生活的写照。

5

工作组进驻村庄以后，他们就召开村民大会，按照“宣传大纲”的向广大贫下中农广泛开展宣传，大力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随后就成立了农会，并选出农会主任。同时建立民兵组织，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农村政权。一个多月时间，土地改革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何芝萍在这段期间的工作真是心得千头万绪，有时候忙得几乎是焦头烂额，如果没有凌云做她帮手的话，她真的是要忙得筋疲力尽了。有了凌云这样的“秀才”，组里的工作就省心得多了，可以把所有的文字资料工作都交给凌云去做。何芝萍只在小学里读过二年书，认识几个“大目字”，虽能看懂上级发下来的文件，也能写信或写个字据什么的，但要她自己拿起笔写“材料”那简直是难于登上珠峰。对于何芝萍来说，工作忙一点倒无所谓，她感到头痛的是要去处理一些政策“界限模糊”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界限不清、能“上”能“下”的，真的使她很难决断。土改运动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关系到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的问题，甚至于严重到有的人家要面临“家破人亡”的问题，能不慎重地去考虑吗？掌握的分寸如果“紧”了，就可能把应划为富农的人家评上了地主；掌握的分寸“松”了，就有可能应划为地主的人家却评了富农，这样当然是不行的，既违反了政策，又使贫下中农分不到应分到的东西，影响到贫下中农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针时偏左了不行，偏右了也不行。如果把应属于富农的人家把他划为地主，把应属于富裕中农的人家划为富农，这就扩大了打击面，其实也是违反了政策。更何况，还要使那些不应当遭到打击的这些人家受到了打击，使他们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也是应当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对待，这可都是牵涉到一家人的生命财产的大事啊。现在的问题是姚向辉的观点与她正好相反，他认为处理这个方针应当“宜紧不宜松”，对于这些“界限模糊”的人家只能“向上靠”而绝对不能“往下拉”，可划为富农或地主的人家就一定要划为地主，同样地，可划为富裕中农或富农的人家就只能是划为富农，我们去管他这么多干吗？反正对贫下中农有利就行，我们何必要这样认真？贫下中农能多分到一些土地财产有什么不好？这些人家反正都有剥削行为的，活该！再说啦，像你们西华村这样富裕人家不多的穷村，特别要把“界线”划得低一些，一定“矮中取长”，这样才可以多划上几个地主，好让村里的贫下中农多分到一些田地和财产，否则的话会招来更多的非议。何芝萍对此不能认同，于是他们俩就产生了矛盾，她为此一直很苦闷。她不好去反驳姚向辉的意见，一来他是组长，二来他背景硬，乡长对他十分信任，她怎么能去反对他的意见，更何况他的观点容易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自己的意见弄不好反而会引起人家误解，怀疑她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她也是出身于一个贫下中农家庭的人，从阶级感情上讲，她对于广大贫困人家的处境是十分同情的，他们终年辛勤劳动最终得到的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实在是太悲惨、太可怜了，她当然也巴不得把所有富裕人家的土地和财产统统地没收了去分配给他们，让他们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能过上温饱的日子，但土地改革的政策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没有政策规定是不容许自行其是的。作为土改工作队，其任务就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党的有关政策，不能使它有任何的偏离。
凌云看到何芝萍闷闷不乐的神情，觉得她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于是就暗暗地问她，何同志，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吧？
何芝萍苦笑了一下，心事倒没有，苦闷倒是有一些。她觉得凌云是一个心地纯朴、直率坦诚的姑娘，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她相信自己的眼光不会错，她觉得对她可以说一些自己心里的苦衷，不过对于她与姚向辉之间观点上的矛盾是不能向她挑明的。
“你能有什么苦闷呀，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基础又好，工作上的问题难不倒你。”凌云天真而笑嘻嘻地对何芝萍说。
何芝萍“嗨”地叹了一声。她想，像你这样年轻而又没有实际工作经历的人哪能理解或知晓工作上的难处啊，在经历了这次土改工作以后，你才会深刻领会到工作中遇到的难点了。于是，她就坦诚地向凌云说出了工作上的难处及她自己的苦闷心情。何芝萍此前曾经去参观过外地土改工作试点，了解到土改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是触目惊心的，这些情况势必也要在这里发生。
进驻村庄已有不少辰光，现在你也知道了村里的一些情况了。西华村的情况与东华村大不一样，东华村地方条件优越，富裕的人家多，那里可够上地主阶级“标准”的人家少说也有七八户，富农的人家就更多了。有了这七八户地主，再加上十来户富农，土改的“文章”就好做多了。广大贫下中农盼星星盼月亮似的，都希望能在土改中分到多一点的土地和财产，否则的话，他们现在哪来有这样大的积极性啊？我们的西华村就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贫穷的村子，能够评上地主阶级成分的人家我想最多也只不过两户，而其中的一户如按严格的“土改成分划分标准”来分析评议的话，恐怕是应该评上富农才更准确一些。当然，你如果一定有把他评上地主的话，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事，因为他家确实剥削过贫下中农。不过，由于该家的户主自己也常年与长工一起参加田间劳动，一个长年参加劳动的人能评上地主吗？这与政策规定就有些不符了。如果西华村只评上一户地主的话，哪有几亩田地和几间房屋可供贫下中农分配？就算是评上两家地主，加在一起的话也比不上东华村的一家大地主的田地和家产，西华村的贫下中农能分到多少土地和财产？与隔壁的东华村对比，是少得可怜了，相差太大了啊。西华村的贫下中农会怎样地看我们这样的土改运动？他们能满意我们工作组的工作吗？如此一来，我们工作组就免不了要遭到村民们的背后的议论，有些人甚至也可能说我们阶级立场不稳，同情地主阶级分子！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凌云听了何芝萍说了这些问题后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她自从进村工作以后，只是按何芝萍的指示去工作，从来就没有去考虑何芝萍说的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不要说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想到也不会去深入考虑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自然也就不会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上了。当她听到何芝萍对她说了这些问题后就不假思索地说，何同志，我看你有点杞人忧天，像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可值得担忧的？该评上地主的人家就把他评上去就是了，不具备地主条件的就不该把他评上地主，这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可优柔寡断的呀？
何芝萍听了凌云说的话后真是觉得有些好笑，这些关系到生命财产的重大问题哪能这样轻巧啊！也难怪，像她这样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学生，没有任何社会经历，思想上自然简单而单纯，不可能去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她看着凌云有点诧异的神色就对她说，凌云啊，你怎么会这样简单地去看这样重大的问题呢，把人家评上地主，他的田地和家产就要被没收不说，人还要被批斗、被管制，有的还要去坐牢，个别人甚至还要拉出去枪毙。牵涉面还不止这些地主分子，还要波及到他的全家人，他们的子女从此也只能是低着头做人。你想，对于这样事关重大的问题能像你说的那样轻巧吗？我们能不去慎重考虑吗？
凌云听了何芝萍的话后就不假思索地说，何同志啊，你真是太菩萨心肠了，这些地主分子有什么可值得同情的？该坐牢的就抓去坐牢，该枪毙就拉出去枪毙，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活该！谁叫他们剥削劳动人民？对于这样万恶的剥削阶级分子，我们用得着去慎重考虑么？不过，他们的子女倒是无辜的，难道他们也要受到牵连？“宣传大纲”里可没有说到过这个问题啊。
何芝萍对凌云的想法竟如此单纯感到有点惊奇，她脑袋瓜里所产生的想法为什么会如此简单？在经过了这一段时期的相处以来，她完全感觉得出，凌云是一个聪明灵敏的姑娘，那末她考虑起问题来为什么会这样单纯得不可思议？她也完全知道，凌云绝对不是一个有心计的人，她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不管在小组讨论会上，还是在日常与同志们的交往之中，她都是直率坦诚，光明磊落的，不像有些人，在人前或者会上都要装出一副“激进”的样子，好像只要他才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凌云可不会像这些人那样，她一是一，二是二，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绝对不会装模作样的。这点，何芝萍的心中十分清楚。她想，对于凌云这样的年轻人不是用几句话就能把她的简单思想扭转过来，只有在实际的工作中，她才能真正地体验到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只有在实际的磨练中才能逐渐地成熟起来。

6

东华村和西华村的土改运动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这就是即将要开始划分阶级成分的阶段。此时此刻，无论是家产丰厚的、有可能被评上地主或富农的家庭还是一贫如洗的贫下中农，他们都像面临着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剧变”。广大的贫下中农们自然个个兴高采烈，他们都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巴不得村里富裕的人家都评上地主成分，好把这些人家的土地、农具和房屋统统没收，这样一来，他们就自然地可以分到很多的东西了，几个月来翘首以待的美梦顷刻之间就要实现了，能不欢欣鼓舞吗？而那些有可能要被评上地主成分的富裕人家则户户都感到惊恐万分，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都担心自己家的土地、房屋和财产被没收。这些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倒也就罢了，譬如上辈没有将这些东西传下来，或者譬如自己当年没有积攒这些钱财去添置这些土地，他们更担心的还是要抓去批斗、坐牢，甚至于还可能被拉出去枪毙，他们此时此刻才懊悔起自己当初何不像浪荡子那样花天酒地把家产败光多好啊，真是“吃光花光，极乐西方”，今天就不用忧心忡忡了！
在这紧要的关键时刻，作为工作组的组长姚向辉对此自然特别在意，他绝对不容许出现违背他的主张。这段时期来，他已十分明显地感觉到何芝萍在土改的重大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她有浓厚的“温情主义”倾向。如果不及时地把她这种错误倾向压制下去的话，他的主张就很难贯彻执行下去了。他必须要及时地向鲍金木乡长汇报，只有得到了他有支持后，他才能取得主动地位，才能占到上风。他与何芝萍的主要分歧是在于阶级立场问题上。他觉得相当奇怪，像何芝萍这样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人，她为什么会有同情地主分子的思想情绪？她难道就不明白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我们党的政策在这方面是极端严格的，在阶级立场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含糊的，也不准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他想，现在是处于节骨眼的时候，稍有偏差，那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不说，如果被上级发现我们在土改工作中存在阶级立场上有模糊不清的问题，那麻烦就大了。此前，他不是没有向何芝萍指出过，希望她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站稳立场，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但她就是不肯接受批评，她还强词夺理地认为自己根本不存在这种思想情绪。看来啊，他与她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了。他知道，鲍金木同志一定会支持他的观点。从以往的思想交流中，他知道鲍金木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观念与他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完全有把握取得胜利。
姚向辉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他来自老解放区。他从十多岁起就为地主家干活，饱尝被剥削、被压迫的苦楚。如果没有后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他至今还是为地主家当长工。他在地主家所遭受到的欺凌是刻骨铭心的。地主不劳动，全家人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每逢过年过节，鸡肉鱼蛋自然应有尽有；就是日常餐饮，也是荤腥果蔬，日日新鲜。穿戴更是舒适、考究，冬天穿绸缎，夏天穿绫罗。出外做客，当然是坐轿或骑马，还有侍从跟随，十分威风。样样都是要什么有什么，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而他们的这些佣人们呢，终年听地主爷使唤，当牛做马，雨打日晒，跟他们家豢养的牲畜差不了多少。长工们住的是偏房杂间，吃的是杂粮剩羹，有时稍稍地不遂他们的心意就还免不了要遭到他们的辱骂。当时，尽管他经历了这样凄风苦雨的生活，由于受了当时的“宿命论”影响，总以为这是自己“前世不修”的缘故，活该今世遭罪。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才知道这是一套骗人的鬼话。他们这些雇工们之所以这样受苦，原来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从此，他在头脑里就形成了“仇富情结”，他极端地痛恨地主阶级。他小时候的名字叫姚阿贵，这当然是他阿爸给他起的，他由于极度仇视富贵，所以就把名字改成了姚向辉。如今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些万恶的地主阶级统统地打倒在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贫下中农才能坐定江山！
姚向辉向鲍金木汇报了这个情况以后，他当机立断地支持姚向辉的意见，觉得在这个处于节骨眼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容许有任何违背阶级立场的事情发生。他决定马上召开一次会议，召集全体土改工作组的成员参加会议。在会上，一定要把阶级斗争的思想深入人心，使全体队员统一思想，坚决地站稳阶级立场，向剥削阶级作无情的斗争！
土改工作会议在乡政府里进行。会议开始以后，鲍金木乡长讲了一些我们在土改中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对剥削阶级一定要作无情的斗争等要点后就叫姚向辉和何芝萍两人发言，要他们就各自村庄的土改工作进展情况在会上进行汇报。姚向辉在汇报时，阶级观点旗帜鲜明，态度严肃，他特别强调说，凡是富裕的、可以划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人家一户也不能遗漏，并且一定要把他们打得威风扫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何芝萍也紧接着汇报了自己村子里的工作情况。最后，她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于那些地主与富农、以及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界限比较模糊的人家，要准确划分他们的成分有点难以掌握分寸。如果“紧”一点就可以把他们划为地主，如果“松”一下，也可把他们划为富农。遇到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分寸。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把应该划为富农的人家划上地主的话，那这户人家的命运就自然相差太大了。地主是打倒的对象，而富农则是孤立对象；地主家的土地和财产都要被没收的，而富农只征收一些多余的田地，不去没收他家的财产。同样地，如果把富裕中农划上富农，那这家人的命运就相差更大了，因为富农是属于敌对阶层，而富裕中农则是团结对象，是属于人民内部的，这一来一去的相差就太大了，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鲍金木听了何芝萍的发言后，觉得姚向辉所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没有丝毫夸张。从何芝萍的发言里就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一个“温情主义”者。他真的感到奇怪，何芝萍作为一个工作组的副组长，她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她怎么竟同情起剥削阶级来了？她竟敢在会上这么多人面前也会如此坦率地暴露出自己的思想来？她能这样做也好，能使大家看清她的思想实质，我们就可以对她这种思想进行分析，弄清她思想的根源所在，对全体队员提高思想觉悟是有好处的，对她认识自己的思想根源也是有帮助的。他知道，何芝萍除了这种“温情主义”以外，她的工作态度以及工作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会上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在如何去掌握“划分成分”的分寸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大多数人拥护姚向辉的主张，他们认为，凡是家庭经济相当富裕的，不管他是否参加过劳动，都应划上地主的成分，因为这些人家的财产绝大多数是靠剥削来的。他参加劳动不是为了创造财富而是为了在田间去监督长工们的劳动。所以绝对不能让这些地主分子漏网，让他们占到便宜。我们如果不这样去做，就会使广大的贫下中农吃亏，不能分到更多的田地和财产，也就不能鼓励广大贫下中农投入土改的积极性；也有一些人认为，何芝萍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划分阶级成分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策，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以认真对待，我们在评议、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一定要以政策为准绳，不能有任何偏离政策的倾向。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要看户主是否参加劳动，如果是长年参加田间劳动的，他家所雇用的长工又不多，一般地不应该评为地主，特殊情况当然例外。如果我们只考虑到能使贫雇农能分到更多的田地和财物而去多评几个地主的话，那就偏离了政策的界限，这就等于是违反政策规定。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土改宣传大纲”里的政策精神去分析研究，够上标准的就划上，够不上标准的就不能划上，决不能有任何牵强的做法。我们既不能让应该划上地主的人家漏网，也不能把应划为富农的人家勉强地划上地主，更不能为了使贫下中农能多分上一些田地和财产就而去多评上几户地主，那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应该的。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鲍金木乡长听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争论深有感触，他作为一乡之长，在这紧要关头一定要把住关口，决不能让何芝萍得逞，现在如果不把她的意见压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乡长就难逃其责了。何芝萍这个人真是有点固执。他自从听了姚向辉汇报以后，才得知她思想有点右倾，于是就找她谈话，可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她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错误，她还搬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是符合土改政策的。由于各持己见，谈话自然就不了了之。此刻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她竟然还要在会议上发表这样意见，这不是公开向他挑战吗？这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绝对不容许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发生严重的分歧，他别无选择。他觉得，自己不表态，不名正言顺地去支持姚向辉，不把何芝萍的意见压下去，会议上的意见就无法统一起来，意见统一不起来，土改就要走向错误的方向，只有把何芝萍的观点压下去，才能执行姚向辉的意见，才能使“凡是相当富裕的人家都能评上地主”。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揪出”地主分子来，能使更多的剥削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使更多的贫下中农能得到实惠，那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哪！
在鲍金木没有表态之前，与会者当然也无法知道他支持哪一种意见，于是就把目光投向了鲍金木，希望他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好让会议上的不同意见统一起来。其实，大家的心里面都很清楚，即使在会上再继续争论下去也争不出什么结果来，没有乡长站出来分析和判断是难以下结论的，因为乡长是一乡之主，是他们的领导，他们总得尊重领导的意见，二来是领导见多识广，理解和执行政策水平自然要比大家高，当然要听从领导的意见。于是，大家就不再发言了，会上就沉默了下来。鲍金木看到会议静场了好一段时间，就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观点，他还想让没有发言过的人再继续发表意见，看看这些人到底是支持哪一种意见。大家都说没有了。于是他就问没有发言过的几个比较年轻的同志，你们在村子里已经工作了这么长的一段时期，情况也多少了解了一点，难道你们心里就一点看法也没有吗？
凌云是在会上没有发言过的年轻人之一，鲍金木的目光对着她，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她不是不想发言，只是觉得自己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根本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可言，对政策的理解和领会自然相当肤浅，不能像会上的同志们那样说得有据有理，令人信服。另外，她还有一点思想上的顾虑，她听了何芝萍在会上发言后，她心里有一点想法。诚然，她觉得何芝萍说的意见也很有道理，但她总觉得何芝萍的思想上好像存在一些“温情主义”，她对地主分子似乎有点儿同情心，否则的话，她为什么会在会上提出这样的意见来呢？她认为还是姚向辉说得对，那些剥削过劳动人民的地主分子，管他参加过劳动没有，正如会上的同志们说的那样，他即使参加劳动也是没安好心的，他是为了监督长工们的劳动而去的，比不去参加劳动更阴险狠毒，这些人自然都应该评上地主阶级，也好让贫下中农能多分到一些土地种财产，这难道又有什么不好吗？她参加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经过了这一段时期党的政策教育以后，在思想上已经明确了一些革命的观点，革命是一种暴力行动，是一种专政的行为，对地主阶级的同情就是对贫下中农的残忍，任何温情主义都是对革命有害的。不过，她并不认为何芝萍是一个阶级立场不稳的同志，相反地，她觉得何芝萍确确实实是一个好同志，对工作认真勤恳，从不马虎草率，吹毛求疵，对队员也是言传身教，严于律已。她还努力学习党的各项政策的文件，并深刻领会其中的精神，从不粗鲁浅薄，拿鸡毛当令箭。她还相当关心她的学习情况，经常与她一起探讨问题，使她受益匪浅。在她的心里，何芝萍是她的老师和大姐，所以她十分尊敬她。她想，她如果在会上说了一些“反驳”何芝萍意见的话，那岂不是对她太不尊重了吗？所以她就觉得还是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为好。更何况，自己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年轻人，既没有政策的理解水平，又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不在会上发发意见也是在情理之中，没有人会对她说三道四的。此刻，鲍金木的目光对着她，明显地是希望她能发表意见，她怎么办呢？如果不发言，鲍金木肯定会有想法，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如果要发言的话，那当然是要表示自己态度的，那就肯定要得罪了自己的老师和大姐了。看来啊，这是两者必居其一的。她虽然与鲍金木并不十分熟悉，但也知道彼此的简单情况，因为土改工作组已经在乡里开过多次会议了。经过了一阵紧急的思索以后，她觉得还是采取“应付一下”的态度为宜。她慢慢地站起来，有点腼腆地说，我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人，对政策理解水平很低，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提不出什么正确的观点来，我只有向同志好好的学习的份，哪具有分析和判断的水平啊。她就这样地应付过去了。既对乡长有所交代，也没有得罪了何大姐。
接着，几个没有在会上发过言的年轻队员也陆续站起来发言了，他们之中多数也倾向姚向辉的意见，但也有人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既认同姚向辉的意见，也没有指责何芝萍。这样一来，参加会议的人大都表态了。鲍金木觉得，只有自己在会上表态明确地支持姚向辉的观点，才能在使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也就是说只有政策尽可能掌握得“严”一点、“紧”一点，才能使土改运动不偏离方向，这也是唯一是正确的选择，才不至于会发生错误，这可是他目前的当务之急。而且，对于要用如何态度去对待何芝萍，他在会前就已经胸有成竹了。他之所以要这样坚决地去执行这种方针，是由于他认为这样做即使偏离了一点政策，那也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政策如果掌握得“松”了，把应当评上地主的人家去划为富农，一旦被上级检查发现，那可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这是政治上的大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我应当是义无反顾地要站在贫下中农这一边的，这是义不容辞的。当然，他对于何芝萍也还是有点了解的，她这人别的什么都好，就是太固执了点，对于工作倒是相当认真的。她对任何事情从不吹毛求疵马虎了事，是一个“顶”字上还要加上一个“笃”字的人。她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处理事情一定要以政策为准绳，从不人云亦云，都有她自己的主见，不过就是太主观，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虽然，他也知道，何芝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倒并不是她有意识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为地主分子讲话，主要是由于她头脑里的温情主义思想在作怪。她这种思想如不及时清除的话，势必就会严重起来，以致她真的会陷入了泥潭中去，这无论是对于我们革命队伍或者是对于她自己都是不利的，现在对她大喝一声，对于挽救她的思想相当有利。不管她会产生如何的想法，我必须要挽救她，对她严厉一些，对她肯定有好处。于是，他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我们做任何工作或者考虑任何问题，都应当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去说话，去考虑问题。对待土地改革运动这样重大的问题，尤其如此。我们只有坚定不移站稳阶级立场，才能具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才不会迷失政治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土改工作中不犯政治错误。我们在搞土改运动的时候，首先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工作出发点是不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前提和保证。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去分析一下自己的观点到底符合不符合贫下中农的利益所在。这里，我在会上不得不提醒一下何芝萍同志，你的观点到底是站在啊一个阶级立场上了？是地主阶级还是贫下中农？如果按照你这种意见去实施的话，结果是对地主有利还是对贫下中农有利？你有想过过没有？当然啰，我这样说也许是言重了一点，何芝萍也许对我的说法有看法，你怎么把我说成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了？你这是危言耸听嘛。其实我这样说，倒不是说何芝萍是有意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为他们说话，而是由于她思想深处存在一些毛病，以致在思想上产生模糊的想法，无意识地为地主分子说话了。当然，何芝萍同志如果不同意我的分析，她也可以发表她自己的看法。
姚向辉听了鲍金木的讲话自然十分高兴，等他刚讲完话后就迫不急待地站起来表态说，我看鲍金木同志说的意见完全正确，他的分析也完全实事求是，符合我们党关于阶级教育的准则。此前，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有与何芝萍同志讨论过，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也只好作罢。今天听了鲍金木同志的分析后，才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他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何芝萍同志错误思想的实质所在，我真诚地希望何芝萍同志能立即醒悟过来！
紧接着，又有了五六个人表态拥护鲍金木乡长的意见。
会议气氛出现了这样突然的骤变是何芝萍所出乎意料的，她真的感到十分惊讶。这怎么啦？她似乎有点被当作批判对象的感觉。鲍金木同志怎么能把我在会上发表的意见说成是属于阶级立场上的问题了？这明明是对于政策的理解问题，怎么能说成是政治立场上的问题了？就算是理解错了，也不能扣上这样的大帽子啊！这岂不是不让人家发表不同意见了？他怎能用这种武断的手段来压制别人？她顿时脸色煞白，心中波涛汹涌，她极其严肃地站起来质问鲍金木：“鲍金木同志，我实在是难以同意你刚才的说法，我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个人对政策的理解和想法虽然不一定正确，但可供同志们参考，在会上一起讨论分析研究有什么不可？同志们可以对我提出批评，也可以与我争论，这完全是正当的，也很正常的。但你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的意见说成是阶级立场上的问题，这是否是太牵强了、太武断了一点？我们说话总得要讲道理，下任何结论也应当有根据，分析问题要以理服人，不能用大帽子压人，你这种做法岂不是不让人家在会上发表意见吗？你干脆说我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好了，说我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好了，那我就没有资格再在会上说话了。”说完后，她就气呼呼地坐了下去。
鲍金木没有估计到何芝萍竟会用如此强硬的态度来对抗他，看来，他是小看了她了。他当然不能在何芝萍面前示弱，更不能地会上显示出他理亏于何芝萍，他在瞬间就想到了对付她的办法，这是他在会前就准备好了的。姚向辉曾向他多次反映过的，说何芝萍与凌云她们入驻的这户人家叫顾青林，在西华村是算得上一户殷实的富裕户，完全具备评上富农的条件，村内的贫下中农对她们入驻这样的人家颇有微词。他觉得这正是何芝萍阶级觉悟不高的表现，也是她阶级立场不稳的把柄，是对何芝萍可抓的一条“辫子”，当然是对付她最好的一个“杀手锏”。于是乎，他就不紧不慢地对何芝萍说，我说你阶级立场的问题，不是空穴来风，当然是有根有据的。不过，我说你阶级立场有问题不等于说你是阶级异己分子，我想大家一定都听清楚我刚才的说话，阶级异己分子这顶帽子可是你自己套上去的，我可没有这样地说过你，是吧？话又要说回来，我说你阶级立场有问题决不是对你有意诬陷，那是你自己的思想观念上模糊造成的。我不知你是否听到过你们西华村里贫下中农的反映没有，他们在暗地里反映说，像顾青林这样殷实的富裕户，如果不评上富农的话，西华村的村里还有几户人家能够评上富农地主的？工作组能驻进了他家，这真是他家的福气，他家就再也不必担心划上富农了。何芝萍同志，我倒是想要问问你，西华村里有这么多的贫下中农，你为什么不去入驻，而偏偏要选择住进顾青林这家的富裕户？你是不是对富裕的人家有些偏爱？对富农人家的偏爱算不算是阶级立场上问题？他说完后略微停顿了一下，用目光回顾会上一周，特别在何芝萍的身上多停留了一些时间。当然啰，大家在会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当然是允许的，但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在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都应当先要端正自己的阶级立场，一定站在无产阶级或者说是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来说话。其实，我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肯定就有了他自己的立足点，他肯定是不会脱离阶级立场来说话的，要嘛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要嘛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两者必居其一。我们是土改工作组，我们的一举一动，村里的贫下中农都看在眼里的，你要是不为他们说话，不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他们会高兴吗？他们能拥护你们吗？我们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拥护，我们能做好土改工作吗？所以啊，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都要首先考虑我们的阶级立场，我们只有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去干工作，才能圆满地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否则的话，我们就要犯错误，你们说是吗？至于何芝萍同志是不是同意我的说法，这并不重要，如果她不同意我意见的话，她当然可以去向上级反映情况，让上级来做一个判断好了。
可芝萍在心里自然不会同意鲍金木这样的分析，但想到他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她再去争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不要说鲍金木听不进她的意见，就是会上其他大多数同志也不会认同她的观点。最糟糕的还是鲍金木竟会在会上提出了对她们入驻顾青林家的疑虑，说他们事实上是包庇了他家不会评上富农的严重错误。这对她来说，真是一声晴天霹雳，这是她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顾青林全家人参加劳动，常年勤劳节俭的，怎么能说他家是富农了？难道凡是富裕的人家，不管他是否是勤劳致富的就一定要被划上富农的了？这里什么政策？“土改大纲”绝对没有这样的说明。这是咋的了？我真的是错了吗？她深知，此刻即使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凌云也可能与她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她记得此前的一次谈心，她就认为剥削阶级不值得同情，她当时认为她是由于年轻，思想单纯所致，她在会上听了鲍金木的意见后就更加不会认同她的观点了。当然，她觉得凌云在入驻顾青林家的问题上是不会同意鲍金木分析的，她与顾家的全家人都相处得非常好，对顾家人的勤劳节俭也十分赞赏。尽管如此，凌云也不会在会上支持她观点的。看来啊，她在会上完全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她感到自己是那样地身单力薄，处境是那样地悲凉，难道真的是我自己真的错了吗？是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吗？她再一次地、极其深刻地又反省了一下。最后，觉得自己绝对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立场，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她一时还无法找到答案。她想，她即使有三张嘴巴也是有口难辩，有三头六臂也抵挡不住鲍金木和姚向辉他们的进逼，她也无法扭转会议的局面。算了吧，她只能沉默，只能用无言来对抗，听天由命吧。她坚信，事实最后总会清楚的，历史将证明我是无辜的……

7

自从土改运动进入了高潮后，凌云如坠入云里雾里似的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方向了，她问自己：这到底是咋的啦？她当初响应了党的号召，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来，特别是经过了阶级教育以后，她对剥削阶级是那样地憎恶，巴不得把剥削阶级立时统统地消灭光才能释怀。不久前，她甚至于对有极好印象的何芝萍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一点“温情主义”都产生疑虑，内心里甚至还有一丝“反感”。后来，在土改运动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却使她愈来愈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了。首先是何芝萍被撤掉工作组副组长的职务，接着她又被迫又写了自己违心的检讨书，她为此而郁郁寡欢，从此就闷闷不乐，沉默不语，连整天与她在一起工作的凌云都不说一句话。由于姚向辉（也是鲍金木）认为工作组不适合入驻顾青林家，于是他们只得立即搬了出来住进贫苦农民家去，致使他们的一日三餐的吃饭问题都发生了困难。凌云真的是搞不明白，他们在勤劳之家的顾青林处住宿到底有什么不妥？像何芝萍大姐这样勤勤恳恳、对贫下中农亲如家人的干部怎么会阶级立场不稳上了？在她的心目中，何芝萍同志可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布尔什维克啊！她怎么会有阶级立场上的问题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想当初，她认为她确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情绪，而现在看来她并不是出于“温情”，而是由于“慎重”。后来，顾青林真的被划上了富农的成分，真的使她受不了。使她猛省到自己的当初的单纯和幼稚。这些她所耳闻目睹的深切感受，使她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她怎么也不敢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像顾青林这样的一个家庭怎么能划上富农的？他十分了解这一家人，全家的男女老少，上从顾青林的年迈父母，下至他的尚在小学里读书的儿子和女儿，都是一刻也闲不住的人。顾青林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六十开外的人了，尽管家里不缺吃不缺穿，但他还是要坚持劳动，天天在后山上放牛放羊；顾青林的母亲自然也是一个两鬓露白的妇人，但她还是从早到晚老是坐在一台老式织布机前孜孜不倦地纺织土布，不肯吃闲饭；他的一对儿女虽然还是孩童，他们在放学后总是还要拿着镰刀和竹筐到河边或山坡地上去割草，为家里饲养着的五只大白鹅准备草料；顾青林的老婆自然就不必说了，在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中，没有哪一天是她空闲的日子。她喂养家畜、家禽不说，在春季里还要养蚕。家里六口人吃的饭菜和穿衣戴帽，哪一样能离得开她的张罗呀。尽管如此，她只要有一些短暂的空闲，就要到菜园里去锄地拔草，她好像一遇到空闲就会感到难受似的。至于顾青林自己当然就更不必说了，家里种着六七亩田地，家中只有他一个正劳力，哪有空闲的时间啊。自从清明节气前后早稻谷子下田起，一直到晚秋的霜降节气收割晚稻为上，他总是趁早抹黑的干活。只有过了冬至节气以后，他才有透口气的机会。像这样勤劳而节俭的一个家庭，能不富裕起来吗？难道说，富裕的人家就一定要被划上富农成分的？不管他家的家产来自自己的勤劳还是来自剥削？这难道是我们党的政策？她为彻底地搞明白阶级划分的政策，她又一次深入而仔细地去翻阅“土改宣传大纲”。阅后，她觉得无论从哪一点上来看，顾青林家绝对是属于中农或富裕中农这样的成分，与富农是有相当区别的。可是，顾青林最终还是被评上了富农的成分，对此，何芝萍不顾自己的艰难处境，还是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姚向辉就色声俱厉地驳斥何芝萍，顾青林家这样富裕，如果没有剥削行为，他哪里会富得这样殷实？难道天上会掉下来馅饼不成？他家不是曾经雇用过另工吗？雇用另工难道不算剥削？这是岂有此理！有过这样的剥削的行为当然就可以评上富农了。诚然，顾青林家在种早稻或割早稻的农忙季节时确实也曾雇用过二三个临时短工帮助插秧或割稻，这虽然算是一种“剥削行为”，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极其轻微的剥削行为，但对于他家的经济收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难道这凭着这么一点点的轻微剥削就可以否定他家的经济收入绝大部分是来自全家的勤劳？这未免是太牵强了吧。而且，在划分成分的标准时，也明确有这样的一条，就是富裕中农存在“轻微剥削”，在“大纲”中也有此说明。难道姚向辉和鲍金木他俩就没看到这一点？其实，他们当然是心中有数的，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所主张的“只能多评而不能少评地主、富农成分”及“矮中取长”的策略罢了，他们是故意睁眼不看这一点的。另外，如果严格遵循土改政策有关规定的话，东华村和西华村都不可能评上这么多的地主和富农成分，他们为了有意“拔高”，有意“矮中取长”才发生了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还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东华村枪毙了两个地主分子，其中一个是确有一些恶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对另一个被枪毙的王老二却使人觉得有点儿“冤”，因为他不但从来没有当过家，甚至连家里的芝麻绿豆般的小事都不过问，怎么会背上杀头的罪孽呢？真叫人难以理解。原来，王家的当家人老大这人脑袋灵活，颇有韬略，他早就估计到土改时共产党肯定要枪毙一些人，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旦风声吃紧以后就走不了啦。于是，他就当机立断地决定出逃，除了他老婆知道外，对家里的任何人都没说就携带些黄金逃往上海去隐匿了。家里就留下了一个老实巴交的老二守着家。土改开始后，姚向辉才发觉王家的当家人逃了。不过他不急，想到古话说得好，逃走和尚逃不了庙，走了方丈也还有住持，王家中不是还有老二吗？于是就将该家的老二去“顶替”当家的老大，就把老二抓去。此后不久，就把没有什么罪恶可言的老二拉出去枪毙了。这是发生在西华村稀奇古怪的一桩奇事，是凌云所耳闻目睹的奇事，一条人命就这样草率地“结果”了！地主分子抓去坐牢的自然就更多了，东华村里的十来个地主就有六个抓去坐牢。西华村没有像东华村那样多的富裕户，姚向辉就采取“矮中取长”的办法，把一户原本应当评为富农的人家“拔高”到地主这个成分上去了。这样一来，西华村就有了三户地主，三户富农。这三户富农中当然是包括顾青林。在三个地主中也有二个被抓去坐牢。这样一来，村里的地主和富农人家还有哪一个人不感到心惊胆颤、不感到人心惶惶！没有被抓去坐牢的地主富农分子自然要被严格地管制起来，不准走出村外一步，时时刻刻地要遭到训斥辱骂，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凌云面对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感到有点心有余悸，也是她近来对那些匪夷所思的事件而形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心结。先前，她曾是那样地单纯，那样地天真和纯朴，总认为剥削阶级是可憎可恨的，他们不劳而获，通过残酷地剥削贫下中农，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的田地土财产理应所当地被没收，要把他们的这些土地财产分配给无田无地、没有房屋居住的广大贫下中农是应该的，实现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历来革命者的理想，这样才算公正合理。而那些地主阶级人家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要参加劳动，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她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做法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民愤极大的地主分子当然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但对于那些并没有什么恶行的地主分子为什么也要非拉出去枪毙不可呢，这是否有点太过分了一点？她心里想，如果平心而论地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在这些大多数的地主中，他们的家产都是从上代祖宗所继承下来的，并非自己购置，而他们种田户收地租或自家雇佣长工来种田也是从上一代的既定模式所传下来的，也是当时社会所普遍存在着的、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做法，并不觉得是什么罪恶。他们出生在地主家庭，也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主动选择，是“听天由命”的。在共产党搞革命运动之前，当时的人们也并不认为这是属于一种“剥削”。当然啰，她自己的这样认为倒不是出于同情剥削阶级，而是实事求是分析研究社会历史现实的探求。她认为，只要那些地主分子经过教育后能认识到自己剥削行为的可耻，只要他们能承认自己的家产是从贫下中农那里剥削来的，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思想，那我们就应该要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不能将他们好坏不分地统统置于死地而后快，甚至于连他们家的子女都要受到无辜的牵连而遭到歧视。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她此前所确实未曾想到过的。她对自己此前过于单纯的信念发生了怀疑。
正因为如此，她在工作态度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不再像此前那样地不知疲倦似的，对什么工作都有一股猛劲，没有完成任务手头上的工作任务是绝对不会中途放下的，不管是天寒地冻，不管是深更半夜，她一定要坚持到完成任务后才会罢休。姚向辉是一个非常敏感之人，他很快就看出了凌云的消极情绪。不过，他以为是受了何芝萍的影响。何芝萍闹思想情绪自然会波及到凌云，因为她们俩一直来形影不离地在一起工作生活，思想观念肯定是如出一辙。一个受到了批评处分，另一个难道会置之度外吗？她的消极表现是一种无形的对抗，肯定是为何芝萍鸣不平。这样，姚向辉就对她产生了成见。在开小组会的时候，他往往故意借题发挥，或旁敲侧击地不指名批评凌云，以示警示。
凌云面对这一切当然是心中有数。她不是一个感觉滞钝的人，对于姚向辉这样的隐晦之心当然是了然于心的。她同许多年轻人一样，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会瞻前顾后的。她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政府的事，怕他做甚？他是党的化身吗？所以并没有把姚向辉的“警示”放在心上，仍然是我行我素。何芝萍当然也看到姚向辉的“用心”，也十分明白姚向辉之所以会对凌云心存芥蒂，也许是他认为凌云与她如此接近，肯定与她持同一观点之故。她心中有数，凌云虽然与她关系十分和谐，但在她与姚向辉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上凌云并不十分赞同她的观点。从这一点来说，姚向辉是有点“冤枉”了她。不过，无论出于如何的缘由，她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凌云，在目前的情况下，姚向辉可是一个惹不起的人，同他这种人发生无谓的对抗或者是不在乎他的“警示”肯定是要吃亏的，这样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她在自己这一次的“倒霉”中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她原先认为，她自己当时之所以要提出这个意见，原本是想大家通过讨论能准确地掌握评定阶级成分的分寸，也是为了正确实施党的政策，谁知他和鲍金木会竟会用这种手段来对待她，这是她当初所预想不到的。她真是太天真了一点。现在，她绝对不能让凌云为了她的牵连而受到伤害，她有责任去提醒凌云，免得她步自己的后尘而重蹈覆辙。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遭受劫难啊。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何芝萍语重心长地对凌云说，凌云啊，你头脑里是不是有一些想不通的问题哪，我看你最近好像总有点萎靡不振似的，能否对大姐说说心里话？她面容上露出了近来少有的坦然笑容。
凌云看到了何芝萍最近以来难得出现的笑容，又听了她如此坦诚而亲切的话语，她真的感到无比欣慰和温暖。何芝萍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她从我的面容表情中就能揣摩出我心中的苦闷；她又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大姐，她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从她坦然的笑容里就不难看出她这夥善良而真诚的心。虽然彼此之间没有相处几个月的时间，凌云就已经十分了解何芝萍的为人了。她是一个绝对可以信赖的人。她这人从无心计，坦诚待人，诚恳做事，一是一，二是二，黑白分明，含不得半点模糊。可就是因为她这样认真较真的人，却反而遭人嫌疑、陷害，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批评与处理，她为她抱屈，为她不平，她以消极的工作态度来做无声的抗议。此刻，何芝萍如此坦诚地看待她，她能不对她说出心里话吗。于是，她就对何芝萍说出自己在最近以来所出现的那些“稀奇古怪”事件的看法，也说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无法理解的心结。
何芝萍听后大吃一惊，猛不防凌云的头脑里竟会有如此“逆向”的、令人刮目相看的观点，她真的感到很惊讶。她自己何尝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当初没有受到过姚向辉、鲍金木他们“当头一棒”的话，她肯定会对此提出异议的，但她已被他们剥夺了发言权，她也只好“偃旗息鼓”了。也好，这样也好让她省心些。在顾青林划为富农的问题上，她本来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她一定会去据理力争的。顾青林完全靠一家人勤劳致富是明摆着的事，无论从哪一条划分成分的标准来看都是不符合的，但是她当时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要执行他们的“矮中取长”的办法，要多划一些地主和富农的成分好让贫下中农能多分到一些田地和财产，他们才能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拥护。在镇压地主分子的问题上也是这样，能多枪毙几个地主分子就能造成强大的威慑力，使这些剥削阶级立即丧魂落魄，他们才会乖乖地把田契房契交出来，他们见到土改工作队就自然要闻风丧胆了。这样一来，干部们就能昂首挺胸地威风凛凛，土改工作就会闻风而动那样地顺利开展起来了。王家的老二被“顶替大哥枪毙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王家的老二是一个没有任何恶行的人，在家里也是一个吃粮不管事的人，由于大哥出逃，就把他当成了王家的主人，于是就被抓去枪毙了。一条人命如此草率，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何芝萍心中明白，目前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荒唐”的事情，主要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政治背景，在这种特殊背景的形势下，乡长有掌握本乡里地主分子的生杀大权，而土改工作队队长也扮演了其中的关键人物，因为划分地主以及搜集地主分子的罪恶材料都是他掌握的，只要土改队长把哪个地主“圈定”了，乡长一般都会听从他的意见。那末，这个地主也就难逃厄运了。所以土改队长的权力之大威望之高就可能想象了。姚向辉之所以执意要把顾青林划上富农的成分，是有其“一石双鸟”的目的，既可借此打击何芝萍，又可推行他“矮中取长”的策略，把阶级成分“层层拔高”，能博得贫下中农的欢欣，从而更能提高他的威信。她真的想不明白，姚向辉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竟然把执行党的正确政策置之于不顾，这难道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做的吗？当然，她只能把这些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面对这一切，她只能选择视而不见，因为她现在已经不是在“台上”演戏的角色，而是一个在“台下”看戏的群众了。她也只能无动于衷别无选择。现在，当她听到了凌云有这样与她相类似的想法时，她真的是大吃一惊了，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当然，她也感到有点“安慰”，因为这说明了对姚向辉和鲍金木他们的做法不满的人不是她一个，也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她的想法是正确的。她也觉得，凌云的头脑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说明她不是一个普通寻常的人，她是一个有棱有角的年轻人。这样，她更有责任去保护她。她这种思想一旦暴露出来的话，姚向辉绝对是不会放过她的，她必将遇到不堪设想的严重的后果。这是何等的危险的预兆啊，而这个天真而单纯的凌云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看来啊，我作为大姐是不能不提醒一下她了。于是，她就满怀深情地对凌云说，凌云啊，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你现在这种想法如果一旦暴露出来的话是多么危险，会给你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不是说你的想法有什么错误，而是说在目前的处境下，会给你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你已经看出了姚向辉对你有成见了，但据我估计，他对你看法主要是由于你对我的过分接近，自然就同情我的处境，所以才对你有看法。他为了孤立我，自然就要想办法阻止你对我的接近，所以他就要对你采用或明或暗的手段，使你远离了我，这才是他的目的，如果他知道了你有现在这样思想的话，那他肯定就不会用或明或暗的批评方式对待你，而是他要把你打成“阶级异己分子”了，绝对不会是像我那样“立场不稳”的问题。我说的决不是危言耸听，你只要稍稍地领会一下就自然会明白的。你想，我仅仅对划分阶级成分掌握分寸的问题上提了一些不同意见，结果却被提升到“阶级立场不稳”的原则性的问题来处理了。而你现在这种想法可要比我提的意见要“严重”得多啊！他们会轻易地放过你吗？所以啊，你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对任何人暴露出这种思想了。姚向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现在应该是清楚的，你可要万万地小心呀。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身边的人也不一定都很靠得住的，你千万要当心。知人知面不知心哪，你切不可掉以轻心哪！另外，你从现在起就应当端正工作态度，再也不能消极下去。我知道，你是由于对姚向辉有看法而产生了消极情绪的。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工作不是为姚向辉做的，而是为党和贫下中农做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因为对他有一些想法就采取了消极态度。你应当立即振作起来，以饱满的革命精神去做好土改的后续工作，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凌云听了何芝萍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话后才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自己确实是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何芝萍这样分析决不是危言耸听，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何芝萍的提醒，她确实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深情地望着何芝萍，胸中翻滚着千言万语，但她此时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何芝萍大姐实在是太可敬可爱了……

8

自从那次何芝萍与凌云在深夜推心置腹的谈心以后，凌云就相当注意自己的言行了，有些想不通的问题也把它深藏在心底里，绝对不向任何人透露出自己的一丝心路。在工作上，她一改此前的消极态度，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同事们的面前。这下子，倒使姚向辉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凌云到底咋的啦，她难道吞下了什么灵丹妙药了不成？她难道真的想通了？其实，他确是希望她能迟早地与何芝萍疏远，她能改变了以前的认识就好，年轻人嘛，总还是要求进步的。
由于有何芝萍的时时关照，她在土改后期工作中就没有出过什么“偏差”，姚向辉就是想要抓“辫子”的话也抓不到什么把柄，总算还是比较顺利地迈过了这一道关口。不过，姚向辉在还是给她留下了一点“纪念”。他虽然没有在她的土改工作档案中写上“阶级立场不稳”之类严重错误行为的评语（他实在是抓不到证据），但却记载了“工作态度忽冷忽热，缺乏坚定性”这样的一个“尾巴”。不过，这个“尾巴”并没有给凌云带来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如果凌云此时正处在要求入党的阶段的话，那这个“尾巴”倒是会给她要带来相当麻烦的，但对于她当时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人来说，那就“倒也无妨”了。
土改工作结束后，工作队解散，由县组织部统一分配工作。此时，凌云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大有走出一段泥泞之路的感觉。不久，她被分配在《苏南民报》工作。经过一段时期学习后，凌云当上了报社记者。
就在此时，凌云忽然想起了母亲。当她想到自己当时如此粗鲁地对待自己的母亲是不应该的，也是极端错误的。她之所以要我去报考大学，难道不全是为了她自己的女儿的前途吗？她有什么过错？我有什么理由可责怪她的？这不是一种“恩将怨报”的态度吗？想到这里，她简直是无地自容。曾几何时，世上怎能还有像我这样女儿用如此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母亲的吗？她骤然猛省到自己当初的严重而不可原谅的过错，一种负疚感就油然而生，忏悔之情顷刻之间就淹没了整个胸腔。她必须立即回家，去向母亲深深地表示忏悔，请求她原谅自己当年由于幼稚和单纯而冒犯了慈母的教诲，向她诉说自己在这一年多来的深切感受，在母亲的怀抱里重新享受母爱的温暖……
于是，她向领导请了探亲假后就匆匆地回家去了。

徐冬梅正在打扫院子，听到了一声“妈”，不觉心头一震，久违了的“妈声”似乎使她进入了梦幻的境地。她猛然抬头一看，当她真的看到她女儿凌云跨进大门时，她不禁又用手搓了搓双眼，到底是不是看错了人影？此时，凌云已快速地向她冲了过来，她才断定确实是自己的女儿真的来到了她的面前。在这瞬息间，她几乎怀疑自己是否还是处在梦境，她竟然被惊呆得痴迷地立着，身躯僵硬得活像一座雕塑。凌云又喊叫了一声“妈”，就猛然地扑到母亲的怀里去了……
这个夜里，母女俩睡在同一张床上倾吐衷肠，她俩一直聊到深夜，双方竟毫无睡意。

在南国桂花飘香的季节里，凌云的心胸里充满着桂花般的芳香，浓郁的芳香沁人心脾，她感到从无有过的舒畅。她在《苏南民报》报社里工作如鱼得水，既得心应手，又心情舒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爱读书，勤工作。她深入农村田间，与农民们亲切交谈，体验到农民的疾苦与忠厚；她蹲点工厂车间，同工人们打成一片，充分了解工人们的内心世界，揭示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劳动。她写出的报道自然就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内容感人肺腑，情节引人入胜，这样的通讯自然得到报社内外的一片赞扬和肯定。她还喜爱写诗歌，文笔优美，意境潇洒，情调新颖活泼，充满诗情画意，博得了贺主编和同事们肯定的同时也得到了读者的普遍赞扬。一年后，贺主编委任她担任了副刊编辑，她对工作就更加充满信心，精心编辑来稿，把这块园地描绘得有声有色，不负众望。由于她天真善良又热情奔放，心地纯洁，对同事以诚想见，同事们对她都十分投缘，有不少同事亲昵地称她为“小妹妹”。她身材很瘦弱，形态像个小女孩，可她待人处事又是那么能干老练。她嘴角常常带着微笑，短小的发辫上结扎着两朵白花，身穿花布格子上衣，又常常肩披外衣，轻声细步地踱来走去，那形象惹人喜爱，像只“小花猫”，因而报社的人都亲热地叫她“小猫咪”。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中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在同事们的眼中，她成了一个“小天使”。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凌云自然是意气风发，勇于进取，勇于攀登。不过，她在不断地进取和攀登过程中渐渐地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似乎是“江郎才尽”了。在往高端冲刺时，也明显有捉襟见肘的感觉，她为此而惆怅，久久难以释怀。此外，她在与资深的同事交往过程中，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差距颇大，感到自己的文学功底浅薄，无法像他们那样地在文海上操纵自如、纵横驰骋。经过了一番深入地思考以后才终于搞清楚，那是由于自己的文学基础薄弱，没有具备他们那种“科班出身”的高校学历，即使你能万分地努力，要像他们那样在文海上纵横驰骋却并非易事。如果要扭转这种局面的话，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到高等学府去深造，此外就别无出路！于是，她就下决心要去报考大学了。这就是她此时想跳“龙门”的初衷。
她对贺主编十分信任。由于工作关系，她与他的交往自然十分密切，也无时不刻地得到贺主骗慈父般的关爱，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凌云觉得，在如此重大决定之前，她应当去征求一下贺主编的意见，他对自己的教益已经是受益匪浅了。于是，她就向贺主编倾吐自己内心的心绪和思路。贺主编听了凌云的话后，会心地笑了，从他的脸上露出的表情来看，他内心里的想法是复杂的。他笑眯眯地对凌云说，就对报社的工作而言，我当然是不想让你离开的，你负责的副刊搞得有声有色，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叫别人来搞不一定会比你搞得出色；但如果考虑你个人的前途来说呢，我倒是希望你能到大学里去深造，因为学历的高低对于学识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对于一个人的未来无疑地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影响。诚然，学历的高低并不完全决定一个人知识的深浅或能力的大小，但对于同一个人来说，当然是学历愈高他的视野就更加宽广。衡量这两个方面的选择，我岂能为了报社的局部利益而牺牲你个人的美好前程吗？凌云啊，其实我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我何尝没有你这种想法呢，只是你没有对我说起这些想法，我难道会首先向你下“逐客令”吗？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来的。现在你已经对我表白了，那我就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凌云啊，我这人平时不大会当面夸奖人，今天破例了。你文思敏捷，才华出众，年纪又轻，应该是有无限的发展前景，但由于你学历有限，这就制约了你未来的发展空间，这实在是太可惜了。如今，你现在已经厘清了思路，这真的使我很高兴。你现在下这个决心还为时不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要再患得患失了，该当机立断地决定去报考大学，机遇常常瞬息而过，你必须把它抓住，再也不能错过了。
凌云听了贺主编的话后，真是感慨万千啊，想不到贺主编竟会对她如此真诚以待，他真的像慈父般的关爱啊。使她感到更会可贵的是他的想法竟然会与自己的思路不谋而合、如出一辙，他竟然会不顾单位的局部利益而热情地支持她去报考大学，这实在是太可敬可爱了。这样一来，她要去报考大学的思想自然就更加坚定了。
就在此时，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在首都北苑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宋雁翎同学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凌云，再过一年，她就毕业了，将走上梦寐以求的工作岗位，她将展翅翱翔。她还在信中详尽地述说了自己在“故纸堆”里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她还在信中说，你富有文学才华，如果能到这里来深造，那肯定能使你有所作为，这里的中文系和文学系在全国颇有名气，我是多么殷切地希望你到这里来就读，也能加入我们的行列中一道来畅游，来拼搏。宋雁翎还情意切切地劝她一定要下这个决心，毅然决然地决定来报考北苑大学。她看完信后，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激昂的情绪势不可挡，她就别无选择地下定了决心，她一定要去报考大学，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她立即着手安排复习功课。她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她从此就挑灯夜读，聚精会神地复习功课，她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展示在高考榜上。北苑大学，不只是宋雁翎向她推荐去报考的大学，而且也是她近几年来所一直向往的理想学府，因为这所大学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发源地之一，在近代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是许多热血青年所向往的高等学府，是全国有志青年所向往的殿堂，在广大学子的心目中，她是一所可以与清华大学相媲美的全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即使在国外也享誉少有的名气。正因为如此，她是凌云梦寐以求所向往的一座学府。
这年夏天，凌云顺利地参加了高考。经过了一段翘首以盼的日子后，考试成绩终于公布了，凌云竟以全省第一名的高考成绩名列榜首，她被北苑大学中文系录取了。她豪情满怀地回家去向母亲禀报这个令人神往的佳音。当徐冬梅得到她被北苑大学录取的消息后，高兴得热泪盈眶，她们母女俩久久地相拥在一起……
秋天，她如愿以偿地迈进了北苑大学的校门。这一年，是1954年，是凌云永远值得纪念的年头。

第二章  北苑

9

九月的北京，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气温宜人，是一年中最佳的季节。星期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正是出外郊游观赏景色的好机会。
凌云到位于北京西郊的北苑大学报到后，宋雁翎就不失时机地以学姐的身分处处关照她，使她很快就熟悉了校内方方面面的情况，使她很快就消除了一般新生大都有的那种怯生生的“新生相”。凌云感到很庆幸，有个老同学真好。星期天，宋雁翎就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学姐兼导游的角色，执意地拉着凌云到颐和园里去观赏景色。她觉得，凡是初到北京的人，最好先到故宫或颐和园里去参观，因为只有这两个景点才能最充分地反映出北京的特色。故宫离学校太远，以后可以去，而颐和园则是近在咫尺，迈开脚步很快就能走到的地方，哪有不去之理。更何况，这可是举世闻名的清朝皇家御苑，欣赏这样瑰宝式的历史景点对每个人都大有裨益的。北京西郊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与颐和园可算是“一箭之地”，那里的学子在假日出外郊游时都会把它作为首选之地。
宋雁翎与凌云手拉着手地走着走着，没费多少时间就走到了颐和园。此时正是上午八九点钟光景，天空中阳光明媚，缕缕金光灿烂的阳光斜射在昆明湖面上，闪耀着绚丽多彩的旖旎风光，似乎使人进入迷宫梦幻般的境地。园内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众人穿戴大同小异，男的一般都穿着常蓝色的或黑色的中山装，女的则大都穿列宁装；极少看到穿西装革履的游客，即使有也只能是“苏联老大哥”，不可能是西方国家的人，因为当时我国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尚处于“敌对状态”，我国对那些资产阶级政客们自然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故此，他们就称之为“铁幕”，见不到他们的人影当然就不足为奇了；当时也看不到过去所常见的红装素裹一类的服装，中式的对襟衣裳倒有几个，那肯定是年过中年的普通老百姓；如见到有个别穿着长袍马褂的遗老，人们则都会投以奇异的目光，好像见到“国宝”似的。这些，就是当时所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颐和园是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古典园林之首，也是世界上最广阔的皇家园林之一，总面积有290公顷。泉泽遍野，群峰叠翠，琼楼玉宇，湖光山色，风景如画。这座由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建造的园子，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环绕山、湖间是一组精美的建筑群。山湖融为一体，景色变幻无穷。万寿山上41米高的佛香阁是颐和园的象征。万寿山下的昆明湖畔有一条728米的长廊，共有273间。长廊以精美的绘画著称，有546幅西湖胜景和八千多幅人物故事、山水花鸟。颐和园有四大景区，最东边是东宫门区，原是清朝皇帝从事政治活动及生活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此处成了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中间高耸的万寿山建筑最多，也最华丽。全园以佛香阁为中心，周围建筑对称分布其间，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气派极其宏伟。昆明湖烟波浩淼，西望群山起伏，北眺楼阁成群，湖中堤上桃柳成行，六座不同形式的拱桥掩映其中。湖中三岛上有形式各异的古典建筑，十七孔桥横卧在湖上，造型十分优美。昆明湖东岸有著名的八角重檐廓如亭，古朴雅致，气势宏伟，看后有令人过目不忘之感。
凌云第一次见到如此宏伟气派的皇家园林，真的是感慨不已。她想，即使是全世界，恐怕也很难找到像颐和园这样气势恢弘、精美别致的皇家园林了。她当然知道也颐和园的历史，慈禧太后穷奢极欲，竟然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不惜挪用当时建造海军的经费而把这座皇家园林打造得如此精美绝伦，其后果是导致了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大败，几乎遭到覆灭的命运，盛气凌人的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迫使满清政府签订奇耻大辱的卖国条约，把祖国的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这段屈辱的历史，凌云记忆犹新，她面对眼前这座无与伦比的皇家园林，内心里充满着说不清楚的滋味。幸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旧金山和约”，台湾重新归还中国，而这座皇家园林现在也属于人民了。如今，号称世界头等强国的美帝国主义虽然还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但由于它在朝鲜战场上尝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铁拳滋味以后，再也不敢忘乎所以了。
宋雁翎看到凌云凝重、沉思的神情，就知道这位“年轻的革命家”肯定是在触景生情了。有过几年与凌云同窗经历的宋雁翎，熟知凌云的性格，她是一个忧国忧民者，也是一个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人，她当时听了一个市府领导人的报告就义无反顾地放弃了高考，毅然决然地报名了参加土改工作队。如果她当时与她一道参加高考的话，她现在也是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她为此感到可惜，她白白地耽误了三年的宝贵时间。不过，凌云为参加土改工作而放弃自己学业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赞赏的，国家需要有这种精神，因此不能称之为可惜。她知道，凌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如果对她说“可惜”的话，那肯定会招致她的反感，她绝不能去做可能会伤害到同学感情的蠢事。宋雁翎是历史系的学生，对于颐和园的历史自然要比凌云更清楚，她回想自己当初首次到颐和园参观之际，也曾有过一番感慨的。凡是爱国的青年人，还有哪个不痛恨腐败的满清政府呢？好在解放初毛泽东已经在天安门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此类的“标牌”将永远地抛进了历史垃圾筒！为了把凌云从凝重历史情感中吸引到充满阳光的现实中来，宋雁翎就别出心裁地动出脑筋来，她对凌云说，凌云，你知道这条长廊有多长？它共有几间？因为她们此时正在这条长廊里漫步。
凌云听到宋雁翎的问话，果然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之中：“这个——我可说不出。”
宋雁翎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我告诉你，这条长廊有728米长，共有273间。我在历史系的三年时间没有白白花费吧？”
凌云听后不买宋雁翎的账：“你可别把我当傻瓜呀。难道历史系的书本里对这个长廊会有如此详细的描述？假如我也像你那样在北京读了三年书的话，即使不是历史系，也照样会头头是道地说出这个长廊这个数字来的，你不信？”
“哎哟丫，你这人真是嘴不饶人，自己不了解古典还要强词夺理，好了，我不与你一般见识了。我们还是好好地去欣赏一下颐和园的美丽景色吧。”宋雁翎知道凌云具有这样的倔劲，只得对她妥协，如不让她一步，凌云肯定不会罢休，她们之间的“论战”肯定还要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她们在园内的“东宫”连接着万寿山的长廊里漫步，一边欣赏长廊里的各种精美的绘画，一边浏览昆明湖上秀丽的景色，不时地发出由衷的赞叹。凌云在长廊里走着，犹如走进“时光隧道”，在这样的“历史长廊”漫游，似乎是在经历着古老沧桑的历史中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最终才回到了现实的之中，心里不禁涌现出一股历史沧桑感。她很感慨地对宋雁翎说，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不管它兴起或衰落，都有其客观的原因。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之所以最终能并吞其他六国，主要是由于瀛政具有非凡的才能与胆略。他在统一中国后，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的严厉制度，使国家达到空前未有的统一与强盛。但这个貌似强大而不可一世的王朝并不长命，在瀛政暴卒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如昙花一现地覆灭了，烟消云散般地在历史上消失了。究其原因，与这个“始皇帝”瀛政的焚书坑儒残暴政令及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建造“阿房宫”以达到其穷奢极欲的享乐不无关系。沸腾的民怨必然会导致人民暴动反抗，这个秦王朝就是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冲击下土崩瓦解的。瀛政原本设想，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秦家王朝是万世不竭的，从他“始皇”开始一直永远地延续下去，想不到在“秦二世”就一命呜呼了，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短命得多！这恐怕就是叫“人心所归”吧。满清王朝在始建之初也是雄心勃勃的，四处拓宽疆土，可谓是盛极一时，但经历了三百年后的晚清时期，初期那种盛世景象消失殆尽，已经衰落到任西方列强欺凌宰割的地步。这个原本强盛的帝国被西方列强摧残得遍体鳞伤，在逼迫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用割让领土台湾来求得苟延残喘。这不能令人深思。究其原因，晚清的皇帝（包括慈禧）荒淫无耻、不理朝政、不思安危是难脱干系的。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落，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渊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同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胆略与品行密切相关。雁翎，你说对吗？
宋雁翎猛不防凌云在游园时竟会去考虑国家兴亡的大事。不错，在她的心目中，凌云确是一个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并且是一个忧国忧民之人，但还是想不到她此刻会说出这一大套有关国家兴亡的宏论来，这使她不得不感到惊异。不过，她不想去赞美凌云，反倒想调侃她几句，凌云，你对历史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头脑里还有这么多的精辟见解，我看你还是索性到我们历史系来就读好了。哎哟，真是士别三日，要刮目相看啊，我这个读了三年历史系的人甘拜下风了。
“呸，你耻笑我是吧？难道就允许你们读历史系的人评论历史，别人就不能对历史发表一点见解不成？你也太霸道了吧！你这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只说明了你的专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吧？”凌云故意不满地说。
“好了好了，我总是说不过你的，我认错总可以了吧，我诚挚地向你道歉就是了。”宋雁翎只好又退让了一次。
宋雁翎早就想探知凌云在土改期间工作的感受，因为她在信中曾向她隐隐约约地吐露过一些“难以理解”的困惑。作为密友，她当然希望了解她心中的困惑所在，她究竟是在哪一方面遇到了什么样困惑了呢？她想，今天是她们畅谈的一个极好机会，不妨试探一下她的态度也未尝不可。于是就问凌云，哎，凌云，我好像记得你在信中曾经提起过在土改工作中曾遇到过一些非夷所思的情况，能否对我说一些有关你那时的情况？
凌云对朋友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观念，更何况宋雁翎是自己的一个密友。于是，她就把当时工作队在土改时的一些极端做法如实地对宋雁翎述说。她最后还强调说，我真的难以理解，划分阶级成分是有严格标准的，这样严肃的事哪能够“矮中取长”的？枪毙是对地主分子最严厉的刑罚，对这种杀头的极刑哪能随便地可以拉来一个人去“顶替”的？这不但荒唐透顶，而且是不可思念。如果不是何芝萍大姐及时提醒我，我这张臭嘴一旦把这些不符合共产党政策的做法说出来，那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我真的是要遭殃了，不给我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才怪，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真的想不明白，共产党内怎么还有这样不通人情的干部，像何芝萍同志这样正直的好干部却反而要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在我的心灵中，中国共产党是最光荣、最纯洁的一个组织，它代表我们国家的希望，我正因为如此，才义无反顾地响应它的号召，毅然决然地放弃高考去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谁知在土改工作中竟会遇到了如此出乎意外的这些事件，我当时真的是感到万分惊奇，简直是无所适从了。雁翎，你说，这些难以理解的事情，难道不是一件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宋雁翎听了凌云的叙述后也颇为吃惊。她是个一直在学校里长大的女孩，她不可能听到发生在农村里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怪事”。不过，她对凌云所说的共产党内为什么会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甚至是严重对立的思想观点倒并不奇怪，这不但在中共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就是在国际共运史上也屡见不鲜，她在这方面的知识，确实要比凌云见识得多了。于是，她就对凌云说，党内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或政治斗争一直来就存在着，你知道陈独秀是怎样下台的吗？还有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人都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后来都在党内斗争中败北，直到后来确立毛主席为党中央的领导后才稳定下来。我们的老大哥苏联也一样，在十月革命前的列宁时期，就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之间的斗争；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逝世，斯大林接班当政，党内斗争更为激烈残酷，托洛斯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由于他与斯大林政见分歧，两人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结果，托洛斯基被驱逐出国，最后在异国他乡被暗杀；布哈林也是一个苏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也由于与斯大林的意见相左，结果他也被处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一样，派系斗争极其复杂，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之间的争论络绎不断。可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或争论不但一直存在着，而且还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于是极其残酷的。就我们中国而言，早在二十年代的井冈山时期就有打“AB团”，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也有“抢救运动”，当时是以肃清钻进党内的敌特分子为名，把数以千计的忠诚的、无辜的共产党员残酷地杀害了，你说的这些东西与国内外高层的残酷斗争相比只能是算“小儿科”了，你在土改中遇到的这些事件与我刚才说的相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凌云听了宋雁翎这一番话后如茅塞顿开般地清醒了许多，她此时才觉得，她自己的确是落后于宋雁翎一大截了。想当初在高中读书时，她的学识应该是比宋雁翎要高出一筹的，想不到在三年以后，她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宋雁翎了，她真是感慨万分。幸好，她现在也终于有机会到这个高等学府来读书，她有机会迎头赶上。
秋日的阳光暖和宜人，颐和园的景色古朴壮丽。宋雁翎和凌云边走边谈，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西斜，宋雁翎和凌云才依恋不舍地离开了颐和园返校。

10

星期日的北苑大学校园，宁静而温馨。凌云在图书馆里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一本线装书，书名叫《毛诗郑笺》。她对《风．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一句话感到有点迷惑，似乎觉得“牛头不对马嘴”，不搞清楚这个“迷”，她就难以释怀。她陷入了沉思。她想，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称呼，官宦或贵族人家的少爷称公子，小姐则称公主，这样的称呼如果应用到这里岂不就南辕北辙了，这真的令人非解。按书中的意思，在奴隶社会的社会制度中，女奴隶是要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的，奴隶跟随着奴隶主小姐陪嫁到异国他乡，自然就永远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亲了，她能不悲伤，能不感到凄凉吗？但这里却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里到底是“公子”还是“公主”呢？这时，她忽然想到导师对她曾经提起过，古代学者曾说过“妇人谓嫁为归”，也说过“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这里的“公子”肯定不是少爷，而是小姐了。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得通。不过，凌云对现在的许多“注本”中，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掳去，受到侮辱。”这样的说法，岂不荒唐。她求知相当严谨，决不马虎含糊，从来不会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半途而废，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她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她觉得在《七月》里，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由此可见，这个“公子”就是他的女儿无疑。为了把这个问题彻底地搞清楚，她决定向师兄章天迅那里去请教或求证一下，她的理解到底是否正确。
章天迅也是中文系学生，比她高一届，同是尤国培教授的得意门生。章天迅是校园文学刊物《燕楼》的编委，校园内颇有名气，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凌云进校后不久就向《燕楼》投稿，章天迅很欣赏凌云的散文，文笔流畅隽永，蕴涵丰富深远。很快地，凌云成了《燕楼》小有名气的新秀，凌云和章天迅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友。
凌云最终在位于校园中北部的燕湖旁找到了章天迅。
燕湖是北苑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人工湖，形状呈U形，湖南部有翻尾石鱼雕塑，中央有湖心岛，由桥与北岸相通。湖心岛的南端有一个石舫，仿照颐和园的石舫形状修建而成，东岸边还有座古塔。燕湖的水源靠北京的万泉河供水，需经常补充才能保持水位。冬天湖面结冰时，可当作滑冰场使用。由于燕湖风景秀丽，湖边建筑古朴风雅，以及北苑大学的人文及历史景观，燕湖自然就成为北京城内的名胜之地，后来就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燕楼”是一座名楼，它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学生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全国的学生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殿堂，在北苑大学中，它比“燕湖”更具有显赫的地位，燕楼的人文历史背景和燕湖的秀丽景色是北苑大学引以自豪的两道风景线。人们从北苑大学的大门进入，就看到古朴宏伟的燕楼，你继续漫步前去，就能看到烟波浩淼的燕湖，在阳光的照耀下，湖面上波光滟潋，湖边翠绿的柳枝妩媚，引人入胜，流连忘返。再加上东岸的湖光塔影，处处都充满诗情画意。
章天迅正在燕湖旁的柳树下看书，见到凌云来找他，就知道她有问题要与他研讨，于是就笑吟吟地说，看你急匆匆的样子，莫非有什么要事找我商量？凌云也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对《风．七月》中自己的一些见解，谨请师兄判断。
章天迅听了凌云的述说后，觉得凌云的观点完全正确，还夸张了学妹几句，他还说，这个问题，他也曾经困惑过，也请教过尤国培教授，尤教授也肯定了这样的解释。
此时，章天迅忽然想到目前的政治形势有点异常，批判胡风的火药味愈来愈浓了，这已经不属于文艺界学术争论的性质了，他想问问凌云，不知她有什么样的感触。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文艺报》等报纸上发表了李希凡、兰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两个文学青年向权威挑战，曾轰动一时。接着，在批判俞平伯的同时，也对胡适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今年一月份开始，突然又开始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判，随着运动的深入，批判的浪潮愈来愈高，大有搞政治运动之态势。更令人惊异的是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还加了“编者按”，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还说，“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看来，这已经不再是属于文艺领域里的学术之争，很明显地升格为敌我斗争的范畴了。由此可见，这场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的唯心主义开始而引出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其性质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对俞平伯的批判是属于“学术”，那对于胡适的批判是属于“思想”，而对于胡风的批判则是属于“敌我”的性质了。看来，高层对胡风的批判目标不是像开始时候说的“文艺思想”，而是要把他推到“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的 “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样的“高度”。现在看来，这已经是最清楚不过了。当然，当时大家（自然也包括章天迅）都不知道《人民日报》这个“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写的，直到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人们才“大梦初醒”，原来，这场批判胡风的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当然是后话。
章天迅小声地问凌云：“凌云，不知你有否注意到目前的政治态势没有？”
“你指的是批判胡风问题？”凌云十分灵敏地反问章天迅。
“是啊。”
“哎，我也真有点奇怪。去年下半年，也就是李希凡、兰翎这两个文学青年向‘红学家’权威俞平伯挑战时，我还钦佩他们的勇气和胆略，但后来不知怎的忽而又把矛头指向胡适的唯心主义了。正当我有点困惑时，想不到报刊上又批判起胡风的文艺思想来了，而且愈来愈严厉。然而最近又把胡风这帮人说成是‘反革命集团了’。这样一来，我真的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
“我也感到困惑。”章天迅说，“照例说，胡风也不过是向中共中央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他只不过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已，中央高层为什么会动了如此大的肝火？作为一个文艺家向党中央提出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对了就当作参考，说得偏差不去听他就是了，何必要这样杀气腾腾呢？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还要把胡风这帮文人说成是一个钻入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还有，从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来看，他们主要的反革命罪证是‘信件往来’，信中的一些‘暗语’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也可以那样去理解。这样的做法与历史上有些人搞的‘莫须有’罪名有什么不同？这就奇怪了，那是在封建社会，现在是共和国时代，我们的宪法不是明明白白地规定有通信、言论自由这一条吗？他们怎么能目空一切，置法律于不顾，竟会做出搜查个人的信件这样的违法事情来了？”
章天迅也不是没有想到过凌云说的这些问题，对现在的一些做法确实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呢，他想这是由于国家的制度的缘故，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是“专政”，那就必然有一部分人“被专政”，这些“被专政”的人自然就没有公民的权利了，只有用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才能搞清楚问题所在。于是，他只能对凌云说，胡风这一帮人已经被划为“反革命分子”了。他们既然是反革命，那自然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公安人员也就有权利搜查他们来往的个人的信件了。
凌云有点费解地望着章天迅，觉得他说的话似乎不同往常，但也不好意思去反驳她的师兄。在许多问题上，她觉得章天迅的学识要比她高出一筹，那也就无话可说了。
他自然看得懂凌云异样的表情，于是他就补充说，政治这东西既有其严肃性，也有其诡谲性。西方哲学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叫做“政治无诚实可言”。政治这玩意儿既然不能遵守诚实法则，那就肯定会采用一些“隐蔽的手段”，这就不足为奇的了。我们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话，那也就不难理解了。

11

5月18日，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特别是文化系统和高等院校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单位，成千上万的与胡风有点“瓜葛”的、或者是在解放前有点历史问题的人是重点审查对象，这些人又面临了一场劫难！
北苑大学是一所全国闻名遐迩的文科大学，在文坛上驰骋的著名文人，有不少来自北苑大学或者是与北苑大学有过学术上的交往，像胡风这样在文坛上久负盛名的、在文学界有深厚功底的著名文人，与北京著名高校的学者、教授都有过切磋与交流，在刊物上有过探讨或争论是常事。所以，当高校里掀起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之时，北京的著名高校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首当其冲的重点的清查目标，北苑大学自然也毫不例外地首当其冲。
周起隆作为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在运动一开始就进入了“亢奋”状态。他作为一个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一个职业政治工作者，当然要毫无保留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去，这是他的神圣职责，也是他的份内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意图是他的神圣使命，无情地揭露胡风文艺的反动思想是他义无反顾的责任，他必需一往无前地担当起这个党组织所交给他的时代重任。周起隆是在北京就读的四十年代后期的大学生，在当时的风起云涌的“反内战、反独裁”的学潮中，他与广大同学一起上街示威游行，但他当时不敢站在队伍的前列，害怕受到当局的逮捕、镇压。后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逐步好转，他才积极地参与学生运动。在解放前夕，他终于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后，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他被分配到北苑大学工作。他政治嗅觉灵敏，善于揣摩上级的意图，再加上他有一双像苍鹰一般锐敏的眼睛，所以他总能超越别人观察到异样的政治变幻风云，更能发挥出领先于别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惊人的洞察力。他进校后不久就遇到了批判“武训传”，当时的一般“书呆子”对解放后初次搞的政治运动还有点儿“懵懂”，有点“迷茫”，而他就不一样，他的灵敏嗅觉就似乎嗅出了某种气味，于是他首先在校内的刊物上大出文章，带头吹响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号角。这样一来，他自然就争得了“先机”，受到了青睐。不久，他就很快地被提拔为中文系党支部书记。
自从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以来，周起隆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不过，尽管他费尽心机，在中文系里结果还是没挖出一个“胡风分子”来，这使他感到懊丧，这么一个有名的系里怎么会没有“胡风分子”暗藏呢？但他并不心灰意冷，一定要继续发扬深挖精神，不抓几个“暗藏反革命分子”出来决不罢休。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掏根挖蒂”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情况下，最终挖出了几个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伪职”的教授，并把这些人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随后，就把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罪行较轻的遣送原藉改造，较重的就送去劳动教养。至此，周起隆可以说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当然，周起隆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后当然不会心安理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必需乘胜追击，不取全胜，决不收兵！他又把目光瞄准到尤国培教授身上。他觉得，尤国培教授是校内权威人士之一，他早就听说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的某个观点与胡风相一致，会上有很大的反响。他的观点既然与胡风一致，平常就肯定有所往来，说不定是一个暗藏的“胡风分子”，如果能把这个“暗藏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的话，那就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也势必在全校范围内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他周起隆就功不可没了！于是，他就下定了决心，决意要清查尤国培与胡风有交往。经校清查小组批准，尤国培陷入了被清查的“泥潭”，由于尤国培平时确实没与胡风交往，也没有与他通书信的往来，虽然被周起隆“折腾”得死去活来，但最终也交不出什么来往的信件，结果也只能不了了之，无“疾”而终。不过，此时的清查工作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限于清查“胡风分子”，而是过渡到“肃反”阶段，即要清查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当时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的“自查”和互相“检举揭发”，然后“顺藤摸瓜”，这样就可以深挖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了。摆在周起隆面前的工作是大量的，他此刻要把目光投向到青年学生身上。对于有复杂家庭背景的青年学生，一定要经过严密的审查，凡有疑点的人决不放过，只有用“人人过关”的办法，才不会让暗藏反革命分子漏网。经过一段时期的审查，他发现凌云的家庭背景十分复杂，存在一些可疑之处。她父亲曾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几年县长，后来到江海市去办实业去了，他有没有可能是国民党的暗藏特务？凌云在运动开始以来从无提起过她父亲的罪恶情况，她是不是想隐瞒她父亲的罪恶，她是否想混蒙过关？于是，他就决定一定要严格地审查一下凌云的家庭背景，希望从凌云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在清查学生工作方面能有一个新的突破。
凌云在周起隆审查她之前，她们的班级里早已开展了“清查运动”。在清查中要求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家庭及社会关系有关人所有的“反动行为”，如隐瞒不报，就要追究责任。其实，对于像凌云这样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来说，可以说他们都是一张“白纸”，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污点”，但这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家庭或者亲戚也没有什么“反动行为”，只要查清了所有的“角落”以后，反革命分子就无藏身之地了。所以，只有搞“人人过关”式的严格政治审查，才能保证不使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漏网。凌云在清查时按照上级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填写了有关情况，没有丝毫的隐瞒，因为她的家庭从无与共产党作对过，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的。在她接到周起隆要找她“谈话”时，她心里有点奇怪，难道上面对她的家庭政治背景还有什么疑问？
自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以来，周起隆成为一个校内的红人，但他在教师和学生的心目中却“名声”不好，特别是在“整”尤国培教授的问题上，多数人都对他心存反感。凌云想，他找我“谈话”肯定是要审查我，我能有什么事？难道他想要从我的家庭问题上碴子？如果是这样，那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她心中有数，她母亲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父亲虽然担任过几年县长，但他的政治主张与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是势不两立的，所以，她此时的心里并不害怕周起隆找她的什么碴子。
“凌云，你父亲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县长，你当然是知道的，是吗？”周起隆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审问她。
“是的，那是在大革命时期，我还没有出生呢。”凌云爽气地回答。
“没有出生不等于没有影响，是吧？家庭的影响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周起隆继续扳着面孔。
“是的，你说的相当正确。家庭对于任何人的影响当然是其极深刻的，正因为这样，我在高中毕业时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就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去报名参加了土改工作，这是由于我从小就受到了母亲和舅舅参加革命运动的影响，我希望自己早日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我父亲当过县长，但不是一个反动的县长，他是拥护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的，在蒋介石‘四&#8226;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特别是我的舅舅遭到国民党杀害后，他看清了国民党反对派和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他就俨然地辞去了县长职务，以示抗议。你说，像他这样的国民政府县长难道还有什么要谴责的吗？”凌云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没有一丝害怕他的神色。
周起隆听了凌云的这一番话后，觉得自己对凌云审查的目的显然是适得其反了。他当然知道，我们共产党并不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反对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看来，要在凌云的父亲身上是抓不到辫子了。这时，他才想到自己的疏忽和失误，也许是由于自己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忽略了凌云的父亲是由于她舅舅被国民党反动派危害后而愤然辞职的。真该死，自己真是太大意了。不过，他并没有在凌云面前显露出一丝的慌张与不安，他马上调整自己的思路，也马上转变了自己刚才气势汹汹的架势，语气也变得缓和了。他继续说，凌云啊，你父亲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县长总不是一个光彩的问题吧？你说你父亲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四&#8226;一二”政变而辞职的，你有什么根据？历史问题可不是你自己能说了算的，需要有充分的材料来证明，你不是说过你那时还没有出生吗？你怎么能信口开河地说你父亲就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而辞职的呢？
凌云并没有被周起隆这种苍白无力的质问而吓住，她从容地回答他说，当然有材料能证明我父亲就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对政变而辞职的，你们可以到档案馆里去调查啊。我当时虽然没有出生，但我可以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的情况。附带说一句，我母亲当时也是一个革命者。
这样一来，周起隆真的没“辙”了，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黄毛丫头，而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并有过几年工作经历的大学生。他意识到，问题还不在于凌云是一个有胆识、有工作经历的人，而还在于她的家庭及社会关系确实没有什么“辫子”可抓了。如果有“辫子”可抓的话，那他就不怕她有多大的本领，即使她像孙悟空那样他也不怕，因为他也可以请出“如来佛”来制服她。他面对凌云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现在只能采取暂时退却策略。他一反常态，露出一丝笑容说，凌云，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为止，你可以回去了。
凌云觉得没有必要与他论理，就转身就走。

12

章天迅完全想象不到这场“反胡风运动”会扩展到如此的规模、如此的程度，他也绝对地没有想到周起隆竟会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折腾”他所尊敬的正直而严谨的尤国培教授，自然更加不会想到一贯来热衷于革命的凌云竟也会遭到周起隆的怀疑，对她也会动起测隐之心来。他起先以为，报刊杂志上登载了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是纯学术上的事，恐怕也包含着一层鼓励青年学者挑战权威有助于开创学术上新风的意思，后来附带批判胡适的主观主义是出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因为胡适当时是被称之为反动文人、反动政客这一类人，批判他一下确有政治上的需要。谁知，后来运动突然转向，把矛头直指胡风，因为他曾向中央提交过一份文艺方面的“意见书”，对当时的文艺方针政策提出他的批评意见，想不到这些原本是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却提升为“敌我斗争”了，这真是不可思议！文艺及学术上的争论历来是一种极为普遍而正常的现象，有助于各种观点交锋，辨明是非，最终能雄辩地证明各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令人信服地明了各种观点的正确与纰缪。事实上，也只有通过激烈的争论，才能真正地做到心服口服，从而才能说服争辩各方，有助于文艺或学术上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那么，现在为什么要用压服而不是说服的方法去对待胡风呢？人家难道不仅仅是在文艺发展方向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为什么这样大动干戈呢？不但如此，到头来还要把胡风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他这一帮人说成是“暗藏反革命集团”，说起来真是太可怕了！这还不算，最后竟演变成全国范围内搞“人人过关”、全面而彻底的“深挖”反革命分子的大运动，弄得人心惶惶似的，真有这个必要吗？章天迅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从不人云亦云地跟在人家后面去“瞎呼隆”。从胡风与他的盟友来往信件中的内容措词来看，确有一些比较隐晦的句子，但要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暗语”未免有些牵强，这样做法完全是一种新版的“莫须有”定罪法。虽然他不欣赏使用暗语在书信中传递，但他认为这是属于公民自由的一种选择，也并不违反法律。既然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公民有通讯的自由，那么为什么还要挖空心思地动出脑筋来去剥夺公民这种政治权利呢？这难道不是明明地要想剥夺公民的说话和通讯的自由权利吗？他记得凌云在前不久曾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为了不使凌云对目前这场政治运动产生不必要的“歧见”，当时就敷衍了她一下，希望她不要去钻这个“牛角尖”，其实他自己也像凌云一样，对这种做法也是想不通的。他深入地琢磨了一下，那末，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呢？接下去他们会不会搞井冈山时期搞“A B团”及延安时期搞“抢救运动”那样的极端做法？章天迅的父亲是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曾经经历过“揪AB团”和“抢救运动”，而且差点丢掉生命。章天迅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他父亲亲身经历过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所以他对此“心有余悸”。照例说，现在是共和国的时期了，不是蒋介石统治的独裁时期，公民没有言论自由；也不是土地革命时期或延安时期那样敌我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残酷的时期，工作上稍有疏忽或对敌警惕性不高，就会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那时即使发生“偏激”也是有点“情有可原”，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那为什么还要发生这些不可思议的做法呢？他想来想去，还是不得其解。
“师兄，看你皱着眉头的样子，一定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吧？”凌云走到章天迅的身旁时他竟然还浑然不知，“你是在琢磨学术上的问题呢还是在思考社会问题？”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轻飘飘的怎么一点儿的声音都没有。”章天迅对于凌云突然走到他身边，显然有点儿意外的惊喜。他与凌云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却非同一般，他觉得凌云这人具有非凡的才华、悟性和胆略，还有超脱的气质。她写的文章才思敏捷，思路新颖，言辞隽永，文笔流畅，寓意深长，文采洒脱，有时飘逸浪漫，如高山流水；有时气势磅礴，如东方红日喷薄而出。虽然她还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但由于她在校刊《燕楼》里发表不少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文章，像一股清晨的春风吹进了同学们的心扉里。所以她在校园内就少有名气了。不久，凌云就吸收为《燕楼》的编委。
“哎，凌云，我正好要找你呢。”章天迅在前几天就听说过凌云被周起隆叫去审问她关于她父亲历史问题的传闻，于是就笑嘻嘻地对她说，“听说周起隆在你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哈哈，他这次可是做亏本生意了。他也许认定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只有稍微一吓就会惊恐得尿湿裤子来的，谁知你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他这人也真是太急功近利，甚至可以说是‘权’迷心窍了。”凌云用揶揄的口吻说，“他怎么竟会草率得连档案都懒得去翻阅一下就认定我父亲是一个反动官僚了，令他想不到的是我父亲却是一个为抗议蒋介石的‘四&#8226;一二政变’而愤然辞职的一个革命党人，像他这样狂妄之人哪会不‘撞墙’的？真是欺人太甚！”
章于迅也为凌云的无故受屈而愤愤不平，由此而想到他对尤国培教授的那种无理“折腾”更加愤懑，对那些因“历史问题”的教授处置也耿耿于怀。他想不明白，周起隆这人的政治理念怎么会如此变态呢？
此时，凌云和章天迅这两人的头脑里几乎是同时思考了同样的问题，他们都为同样性质的一个问题所困惑，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社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稀奇古怪的问题？照例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应当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方针，人民是国家和主人，专政只对准敌人。我们的报纸上每天都必须在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过去，共产党领导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共产党和一切追求进步人士，坚决抗议他们采用那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漏掉一个”的残忍手法。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这种极其残忍的做法不得人心，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就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召集了全国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汇集到北京共商建国大事，协商制订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并按照“共同纲领”的原则召开了具有“临时议会”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当选的六位副主席中就有三位民主人士担任（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会议还任命了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以及其他五位副总理，在五个副总理中就有两个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由此看来，那时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的是显而易见的。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以后，我国的政治空气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就像在明媚的春天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但自从开展“反胡风运动”以来，这种政治空气似乎有了改变，觉得有点儿不正常起来。胡风作为文艺界的一个名流，他向党中央提出一个学术上不同看法的意见，照例说是一种相当正常的现象，文坛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是司空见惯的，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辩明是非，怎么能把人家提出的“不同观点”当成了“向党进攻”的“炮弹”？这种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实在是令人费解。而且，还要把胡风这帮人说成是“反革命集团”，接着就马上把他们关押起来，这岂不是太叫人寒心了吗？用这种手段处理“案件”也真是太离奇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在窑洞里的谈话。1945年7月1日，毛主席在窑洞里接见黄炎培，黄炎培问毛主席，在我国的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的改朝换代，有人就说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请问：中共如何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主席当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毛主席当时的“民主政见”是多么令人鼓舞，难道现在的干部都把毛主席当时的民主思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师兄，有个问题一直闷在我的心里，我始终想不明白，这次由‘反胡风运动’引起的‘肃反运动’搞得草木皆兵似的，学校里哪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啊？有必要搞这样兴师动众的规模吗？像周起隆这样的干部，如果没有上一级党组织支持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吗？”凌云瞪大着眼睛问章天迅。
“是啊，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啊。”章天迅有点忧郁地望着凌云，“依我看，这个问题的背景或者说是渊源恐怕是相当复杂的，有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接着，他就向凌云详细地谈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父亲是一个老革命，他亲身经历了土地革命和延安时期的“打A B团”，和“抢救运动”，那时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的革命同志。如果说，那时这种的极端做法是由于斗争形势残酷严峻而情有可原的话，那末现在再来搞这种“人人过关”的办法确实是有点过头了。虽然现在还有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毕竟是不多了，只要大家提高警惕，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难被挖掘出来的，像目前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的国家干部大多数是从革命时期过来的，过去的那些“习惯思维”不可能马上消失，显然还留在他们的脑袋里，一旦遇到了“时机”自然就会马上地冒出来。另外，在目前的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右”是阶级立场问题。既然如此，大家也都不是傻瓜，谁还会愿意去担当紧密关联着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问题的“阶级立场问题”？谁还会不去宁可“左”一点，表现自己是属于“相当革命”的“精神状态”而受到上级的赞赏，退一步说，即使是后来事实证明是错了，也大不了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绝对不会与“阶级立场问题”沾边了，那可是政治生涯上的大忌啊。
凌云十分赞赏章天迅对她的真情与坦诚，他这些发自内心的话是不能对非知己人说的。她还从心底里敬佩他分析精辟，思维精致，逻辑严密。现实与历史，客观与主观都贯穿在他的思维之中了，她情不自禁地对他发自内心的爱戴与敬重。她觉得，虽然章天迅说得已经是很精辟了，但还有一点似乎还没有触及，那就是人的一种“劣根性”。她认为像周起隆这种人在政治运动中萌生了一种特殊的“乐趣”，那就是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可以“整人”，有了“整人”，他们就可以享受到一种特殊的“乐趣”，这就是有“高人一等”、“颐指气使”的“感觉”，持有像“法官对罪犯”、“狱官对囚犯”的那种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那种特殊优越感。关于这一点，凌云在她自己遭到他“审查”时，她就亲身体验到这种非常明显的感触，周起隆当时用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姿态审视她，她完全能清晰地洞察到他对“猎物”的那种高傲和蔑视。可惜，他没有在凌云的身上“突破”，也自然就没有达到他事先想要的目的。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凌云就将存在她自己内心里的这些想法毫不保留地、全盘地告诉给章天迅。
这一次，又使章天迅对她刮目相看了，他想不到凌云竟会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并为她所观察到这种令人痛心而值得担忧的现象所震惊，这种以“整人为乐”的恶劣行为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苗头”，它预示着政党在执政以后某些干部身上就出现了“做官当老爷”，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甚至把群众放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这是一个何等危险的信号啊！

布衣 发表于 2013-3-5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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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 ...

说得好,只要有一夥明月心,她将在森林中永存!

第三章  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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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多事之秋”刚刚过去，“不平凡的春天”在人们毫不在意的情况下冉冉来到了。有人说，如果没有这个“国际多事之秋”，中国也许不会有这个紧接着的“不平凡的春天”，没有“不平凡的春天”也就不会在这个春天里发生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但是，世上没有“如果”，也没有“也许”，中国的历史的发展轨迹注定要按这个方向发展的，它发展的方向不以人们的设想为转移，因为这条“发展轨迹”早就在中国现代革命战争的进程中所决定了的，“国际多事之秋”不过是一个诱发的因素，只是在这个“诱发因素”的诱导下提前“显现”罢了。
世上没有“如果”，也没有“也许”。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这篇著名的讲话里详尽而精辟地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由来，以及它的性质及正确处理方法等。他还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有可能向敌我矛盾性质转变。此外，他还辩证地分析了“出了坏事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把坏事转化为好事”。在文艺政策方面，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方针，同时也提出了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等等。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一定要清除掉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号召党内外要勇敢地向党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我们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关系一定要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应当说，毛主席的这篇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信任，也激发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信心，对于某些干部身上出现的错误或缺点也有了比较正面的、清醒的认识。
1957年4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了《关于整党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有许多同志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去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中还强调指出，本次整风运动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和风细雨。我们一定要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政策，积极鼓励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
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指示”感召和鼓励下，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都积极地向各级党组织提意见的热潮中去。各级党报也大量发表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尤其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出猛烈的批评。随着运动的深入，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胆量也愈来愈大，他们提意见的内容逐渐转向到政治体制及党的领导等层面，当时比较突出的有：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即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此外还有钱伟长、华罗庚、费孝通、章乃器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一系列的建议或批评意见的言论，许多首都的著名高等院校首次出现了“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到处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随后，“大鸣大放”、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向全国漫延；许多全国闻名的报刊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发表比较大胆的通讯，批评某些党组织的官僚主义，如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在文艺刊物上也刊登了一些内容颇具独创、风格有鲜明色彩的小说，如王蒙的中篇小说“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和刘绍棠的小说“西苑草”、流沙河的组诗“草木篇”等，简直使人眼花缭乱……
这就是1957年“不平凡的春天”初期的景观。

16

在首都开展整风运动“大放大鸣”的鼓动下，北苑大学不再平静如水了。
5月18日下午，在大饭厅门口贴出了一张无标题的“公开信”（后来被称作为“大字报”），质问学校领导当局：这次全国团代会，清华大学有代表，我校到底有没有？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公布？请问代表到底是由怎样产生的？由谁说了算？这张告示式的“公开信”具名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谭英华。他的一个相当要好的同学是学校团委干部，本来是内定的学校出席全国团代会的团代表候选人之一，听说是由于一个党委成员为了要把他自己的一个亲信选上去，就把他这个要好同学的候选人代表资格悄悄地取消了。他为此气愤难平，想到目前正在开展“大放大鸣”运动，是揭露歪风邪气的大好时机，于是就把这封“公开信”捅出去了。
由于此时正值开饭前夕，同学们下课后就蜂拥地拥向饭厅，这张贴在饭厅门口的大字报自然就很快地吸引了许多同学围观，很快地形成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站在后面的人都伸着脖子，争先恐后地想一睹为快。
这种用墨笔大字体写在白纸上的一张通告式的“告示”，后来被称作为“大字报”。因为它字体大，寥寥数十个字，内容简明，要点突出，稍稍浏览一下就能看明白其中的诉求所在，所以立刻就会产生轰动效应。正因为它具有这种迅捷的轰动作用，它后来就很快地在“大放大鸣”中得到广泛的采用。这张“始作俑者”的大字报在校园里“一石激起千重浪”，很快地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当杨路平看到这张大字报后得到了启发，霎时就有如大梦初醒般的感觉，他的头脑里很快地就闪现出一道亮光，这难道不是一个控诉“践踏自由”的一个极好机会吗？如果那天《燕湖》同意发表《自由之践踏》，让顾维旋写的这篇文章公之于众，他今天也就不会有这口气了。他现在为什么不去利用这块“阵地”呢？何不写一张大字报去大声呼疾呢？于是，他连晚饭都不想吃了，赶紧回宿舍去写大字报。他在动笔之前忽然想到，日前学校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远远不只是顾维旋所提出的肃反运动方面的问题，在选举学生会和学校团委干部时已经没有前几年那样民主作风了，在选派留学生问题上也是如此，总是让干部子女或奉承拍马的人占了先机，如果让这种现象长期延续下去，我们北苑大学的优良传统将丧失殆尽。对，要写的话就干脆就把内容写得广泛些，像捅马蜂窝一样地把“事态”扩大，才会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于是乎，他就铺开几张白纸，拿起墨笔就写了起来，题目叫《自由论坛》。内容有：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留学生的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四项主张。他写好大字报后再仔细地校对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把大字报贴在饭厅的大门口。这一下，犹如一响惊雷在全校的天空上炸响了，这就引起了更加巨大的轰动！
这天晚上，整个校园骚动了，几乎每幢大楼的窗口都整齐地亮着，同学们都在每间房子里争论得不可开交。有的拥护，有的反对，犹如召开辩论会似的，各执已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就像蚕豆倒入沸腾的油锅里——顿时噼哩啪啦地炸开了锅……
这天晚上，章天迅像许多同学一样，心胸里波涛汹涌，久久难以平静。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思考着国际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最近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党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联系到这些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毛主席是否已经察觉到国际共运所发生的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会不会导致国内的连锁反应？我们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会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他的“讲话”难道不就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吗？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是无动于衷呢还是应该冲锋在前？我们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恣意横行而不受任何节制？他想到这里，心情就更加激动起来，虽然已经到了深夜了，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竟还毫无睡意。当然，他心里很清楚，要去做一个先行者是肯定要付出代价的，中国有句古训，叫做“枪打出头鸟”，许许多多革命先驱都是“出头鸟”，他们虽然知道要被“枪打”，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责无旁贷地、执着地去做“出头鸟”，这就叫做革命精神，是一种无私无畏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惧怕牺牲或见难而退的人就是懦夫！我是一个懦夫吗？不！我绝不能去做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懦夫！一个激情的灵感骤然而至，一首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现代诗歌顷刻之间就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这是一首时代青年觉醒的诗，也是一首向“三害”宣战的宣言书。他一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五点了。往窗外一望，果然天空已经露白，新的一天已经悄然降临。他不想赖在床上再睡下去，睡意反正是荡然无存了，他干脆就骨碌起床，穿好衣服，就到洗漱间里刷牙洗脸去了……
    他吃好早餐，立即就把昨晚构思好的这首诗写成大字报，然后就当机立断地贴在燕楼的墙面上。他刚出这张大字报后，就引来了许多同学围观，一个醒目的标题《吹响时代的号角》就映入了同学的眼里。

吹响时代的号角

       同学们，
     让我们吹响时代的号角，
       争当革命潮流的先锋！
       时代正在向我们招手！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也不必垂头丧气，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
驱散心中的迷茫，
我们齐心协力，
        把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
彻底粉碎！
把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灰尘，
统统地打扫干净！
   
       我们吹响时代的号角，
只有勇往直前！
       才不辜负“五四”的光荣传统！
       我们要高高举起
新思想的火种，
       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

这天，1957年5月19日，是章天迅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因为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彻底地改变了章天迅的命运。
章天迅的《吹响时代的号角》这张大字报犹如一颗引发“大爆炸”的“重磅炸弹”，一下子在校园内掀起了十二级的巨浪！接下来的几天，北苑大学很快地就掀起了“大放大鸣”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17

这几天来，凌云一直处在极端兴奋状态之中。她对杨路平和章天迅以非凡勇气和胆略写出他们的《自由论坛》及《吹响时代的号角》大字报一事表示无比的钦佩，并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她为自己有章天迅和杨路平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也使她长时期积聚在自己心头的郁闷得到了释放，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自从前年开展“反胡风运动”以来，她一直在思考着当时笼罩在全国的政治气氛，这种政治气氛真的叫人令人难以理解，与新中国的“体制”不相协调，甚至有点背道而驰。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文艺界声名显赫的权威人士怎么连提出一个不同观点的意见权利都丧失了？怎么能把一个人表达的不同观点比洪水猛兽还可怕？而且还要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迫使他就范，使之陷落囹圄！人们不禁要问：共和国的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到哪里去了？难道神圣的宪法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摆设？庄严的“国家根本大法”就成了一纸空文？那末，在产生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在哪里？是出于高层领导的“偏执”还是由于基层干部的“狂妄”？还是兼而有之？这些苦恼的思绪一直折磨着她，直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此后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以后，她头脑里苦苦思索的问题似乎有了一点新的启迪。看来，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了，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中央为什么要开展“整风运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放到议事日程上来。几个月来，在全国的报刊杂志上，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放大鸣”运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令人鼓舞的是“鸣放”还在进一步深入，而且在追根溯源，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曾几何时，谁会想到我国的政治空气竟会如此活跃、如此生动地展开！首都高等学校也都轰轰烈烈地开展大放大鸣运动，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正在铺天盖地覆盖在校园的每个角落。矛头从直指“三害”开始，目前已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发展的形势真是令人鼓舞！回忆去年“反胡风”期间，那些趾高气扬的“整人者”是多么神气活现，多么盛气凌人，他们竟把被审查者当作猴耍，并以此为乐。在这些人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人的尊严二字，法律的约束早就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的心理状态之所以会发展到如此随心所欲的程度，主要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抑制力”，致使这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恶行膨胀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她密切关注着国内和学校内的形势的发展，她觉得校内不少大字报内容确实令人称道，有的是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了。就大字报的内容而言，方方面面都有，而且是五花八门的，几乎覆盖校内所有领域的问题。有的大字报笔调风趣幽默，但切中时弊，击中要害，使她特别感兴趣。例如闻啸声借用著名的古诗《黄鹤楼》的格调写出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余民主楼，唯唯诺诺到处是，燕湖湖畔使人愁”诗这样的大字报，她看后真是余味无穷，这样的讽刺批评既使人发笑，又发人深省，真是妙极了，在辛辣的揶揄之余，又能散发出文学的微妙。开始时的大字报的内容大多数对准“三害”，以及分析“三害”产生的根源，后来就转向民主自由问题，接着又提出了要求“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等问题，甚至出现了内容和性质都相当激烈的大字报，如顾维旋写的“正视现实，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这张大字报，其醒目的标题就相当引人注目，不要说其惊天动地式的内容了。大多数人看后都感到吃惊。“胡风不是反革命？”，这样的提法是否有点出格、有点过分？用大字报公之于众，能不叫人吃惊吗！这是不是算胆大妄为了？谁都知道，把“胡风分子”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这可是党中央高层做出的，能允许你这样说三道四吗？会允许你在大庭广众之中评论这样敏感性的问题吗？她对此真的还捉摸不定。
她与顾维旋有一面之交，但此人留给她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说话声音洪亮，措词激烈，一身傲然正气的样子。她想，顾维旋之所以敢写出这样份量的大字报当然是有其渊源的，不是有人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吗？正因为顾维旋有过自己的切肤之痛，正因为他具备无畏的精神，所以他才胆敢写出不顾后果的大字报来，才会勇敢地揭露“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危害性！
“凌云。”章天迅终于在大字报前找到了凌云。此前，他已经找了她不少时间。
凌云听到有人叫她，连忙转过身来，原来是章天迅在找她：“有事吗？”
“当然有事，没事到处找你干吗。”章天迅笑嘻嘻地说，“我们还是到燕湖边去吧。”
接着，他们就来到秀丽而清静的燕湖边，在草坪上坐了下来。
章天迅对凌云开门见山地说，自从那天编委会碰头会上出现严重分歧以来，我的脑子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要捆绑在一起呢？这叫同床异梦啊，在目前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我们何不去创建一个新的“学社”。在新的学社里，我们就可以去开辟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思想的全新天地，有几个化学系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同学已经与我谈起过这个问题，我想现在确实有必要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学社”了，你看呢？
凌云听到章天迅提出这样令人兴奋的创举，实在是说到她的心坎上了，曾几何时，她何尝不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她直爽地回答说，好啊，我们立即动手准备起来吧，给我们的“学社”起个什么名称好呢？
“你这个人真是性急啊，八字还差一撇呢。”章天迅看到凌云如此性急潦草的样子真觉得有点可笑，“起个名称并不难，还是到召开学社会时去协商吧，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去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去做好筹备会前的准备工作，你说对吗？
凌云完全赞同章天迅的看法，于是他们就商讨起首先要遴选出几个合适的人员来，有了初步的人选就可以召开筹备工作的“联系会”。

18

“联系会”在经过多方协商后终于召开了，先期参加的人员有中文系的章天迅和凌云、物理系谭英华、哲学系的杨路平、化学系的闻啸声和历史系的沈时斌等人。会上首先讨论了学社及学刊的名称等问题，有的人说“百花”好，有的人说“争鸣”好，也有的人说“五四”好，汇合起来有十来个。经过反复讨论后统一了认识，要把“学社”与“学刊”的名称富有连贯性，学社名为《百家》，学刊名为《论坛》，这样就成了“百家论坛”，很能显现出办社与办刊的特色，也与目前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相呼应。“百花”虽好，但欢喜用它的人太多，可能会导致重复；“五四”当然好，但似乎有“高攀”之嫌，我们还是务实一点好。史学上不是有“诸子百家”之说吗，这不是正好体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势。会议还明确了办社与办刊的宗旨是为了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倡学术民主与自由。《论坛》可以发表各种观点的文章，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凡是达到一定水平的文章都可以刊登。刊物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大胆地提出各种尖锐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要勇敢地抨击“三害”，坚决捍卫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会上又讨论了人员的分工问题。根据各人的特长，大家决定推选章天迅为《百家社》的社长并兼任《论坛》的主编，凌云担任学社的秘书及组织发展工作，同时协助做好刊物的编辑工作。杨路平和谭英华负责校内外的联络工作，闻啸声和沈时斌负责学社的后勤工作。同时还明确先期参加筹备工作的六人都是《论坛》的编委的成员，分工不分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做好学社及刊物出版工作。
《百家社》和《论坛》就这样顺利地诞生了。根据大家的意见，章天迅首先发表讲话，他就学社今后工作发表他个人的意见。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我理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急需要我们去做。大家知道，用“大字报”的形式开展“大放大鸣”运动是我校的首创。到现在为止，在首都高校中，我们是一直走在前列的，清华大学现在虽然也出现了大字报，但绝对没有像我校那样铺天盖地式的“热闹”，如果说我校是“如火如荼”的话，那么清华则是有点“冷冷清清”，其他的高校就更不必说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我校富有“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历来都是爱国学生运动的发起地之一，提倡学术民主，追求平等自由一直是我们的光荣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校内也有许多消极的东西开始露头，如抑制民主，滥用职权，假公济私等等，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就务必要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恐怕也是党中央要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反对这种顽固的势力，单靠我们一所学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定要联络首都各高校，动员他们与我们站在一起，组成众多的队伍，造成强大的声势，才能战胜这股势力。为了顺利推动今后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吸收更多的同学来加入到我们的学社中来，因此扩大组织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凌云同学身上的担子就重了。我们要加大抨击“三害”以及揭露抑制民主、滥用职权的声势，这就要我们大力地去组织稿子，我们自己不但要带头写，而且还要动员那些有才华的、已初露锋芒的同学踊跃地投稿，用我们的智慧和胆略把长在新中国社会肌体上的“固疾”坚决地铲除掉！另外，目前校内的大字报还处在“各自为战”的散漫状态，没有统一的具体目标，我们要善于引导大家把矛头对准主要的目标，绝不能自打消耗战。只有团结一致，我们的力量才能强大，才能克服面临着的一切困难。
杨路平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应该引起的注意的动向，“左派”的先生们已经开始向敢于揭露问题的人反扑了，就在昨天傍晚，陶沙浪在顾维旋写的“正视现实，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大字报面前，公开地对众多的围观人说，顾维旋写出这样内容的大字报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恶意攻击共产党的肃反政策！当时，有许多同学不同意他这种武断的说法，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对垒的“阵营”，激烈地争论起来，于是就很快地成为一个小型“辩论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我们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啊！所以，我们必须有充分思想准备，要敢于面对这些人挑战，而且要勇于向这些人挑战！
凌云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她早就有预感，两种思想观点的交锋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既得利益者”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既得利益的阵地，他们要坚守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必然要站出来敢于向他们挑战的言论和行动，这是不足为奇的。纵观历史，“五四”运动以来的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交锋难道不是说明这个问题吗？我们现在提出要求发扬民主，但那些大权在握、不想给人分享民主的人就必然会反对，当然，他们不会是傻到公开说他不给民主，而是搞出种种花样来蒙蔽真相，转移视线，反咬一口，甚至还要倒掏一耙，置你于难堪的境地，我们确实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会议还对其他一些应予以考虑的问题做了讨论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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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湖》是北苑大学团委和学生会的校刊，它的编委是应当把执行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指示精神作为自己的己任，现在出现了章天迅和凌云他们擅自另立“山头”创建《百家社》并准备出版《论坛》当然是不允许的，而且可看作是一种“叛逆”的行为，如不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整肃”，势必将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在这风起云涌的大放大鸣之时，特别是现在有不少人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时刻，如不加以当机立断的处置，其后果就难以设想。学校党委委员周起隆对此十分警觉，他立即对团委和学生会的负责人提出警示，切不可对此放松警惕掉以轻心。团委和学生会的领导对他们的顶头上司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就把这个任务落入到《燕湖》主编褚刚峰的身上，并说明这是学校党委的意图，是周起隆当面向他们发指示的。褚刚峰接到周起隆的指示后随即心领神会，凡是有关政治方向上的事绝对不能贻误。更何况，他也对章天迅、凌云和杨路平等人的言行早就看不惯了。他是一个严谨的人，自从走进大学的校园起，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学习努力，工作积极，紧跟党的号召，不折不扣地遵守共青团员是共产党助手和后备军这样的训导，他还对“驯服工具论”情有独钟，觉得这个理论实在是太重要太及时了，如果把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要求进步的人都认知“驯服工具论”的话，中国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如果大家都心甘情愿地去当党的“工具”，我们的党组织就会变得像钢铁般的战斗堡垒，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他觉得，作为一个新中国的青年大学生，理所应当地、自觉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的思想。每当他谈到这种理论时，他就会津津乐道地论证了一番。他虽然此刻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但在同学们的眼里，他真是一个比党员还党员的“后备军”。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先进思想观点，再加上他又富有文学才华，于是就很快地得到了周起隆的赏识，叫他担任《燕湖》的主编。现在，“大放大鸣”已把矛头指向党组织，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不是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上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不足为奇的，世上还有哪个政党在执政时不发生缺点错误的？正因为现在可能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不是主动地提出来要开展整风运动吗？你们怎能趁这个机会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呢？这不是明显地不要共产党来领导我们的国家吗？！对此，他现在只能是看在眼里，愤慨在心里，因为这可是共产党自己要大家站出来提意见的，我能去说三道四吗？至于上级叫他对章天迅等人的处置，他当然是要当机立断的，他要到把章天迅、凌云和杨路平开除出《燕湖》编委会并不难，有周起隆这样坚强的后盾，又有陶沙浪这个铁杆兄弟，再去向几个编委打招呼，对付他们三个人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章天迅、凌云和杨路平三人被开除出《燕湖》编委会的消息很快地就在校内引起了轰动，不少人提出质问：难道不允许学生结社了？结社违法了吗？今后到底还允许不允许继续大放大鸣？还鼓励不鼓励向共产党提意见？尽管如此，饱含激情的同学并没有为此而受到影响，更没有被吓倒，他们反而以更加激昂的姿态投入了战斗，更多的要求民主与自由以及反对“三害”的大字报目不暇接，并以风起云涌、铺天盖地之势很快地又形成了新一次浪潮！
尽管凌云对“左派”们有所防备，但还没有预料到这些人竟会来这么狠的一手！成立一个学社，出版一个刊物在学校里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大动肝火呢？这就说明了这件寻常事的背后就包藏着极不寻常的杀机！她心里十分清楚，褚刚峰之所以敢于用“做绝”的办法对待他们几个，这就说明了他们的背后有坚强的后台做支撑，否则的话，他们是绝对不敢下这一“狠棋”的。看来，一场激烈的交锋不可避免！对此，她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她从迈出这一步起，她就准备迎接挑战，因为她心里十分清楚，要想达到一个目标，要想实现一个愿望，不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付出深重的代价是不可能的。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使她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被开除的几个人并没有在同学中遭到孤立，相反的，有为数众多的同学都表示支持他们，声援他们。更使她感慨的是“左派”们的施压并没有取得他们所想要的效果，而是适得其反，一场风起云涌的大字报像急风暴雨般地席卷而来，够他们闻风丧胆！只要你去看一看那些令人振奋的大字报就可明白，那些视民主自由人权为草芥之人已成为众矢之的！
凌云沿着大字报栏边看边走，随着那些眼花缭乱的大字报，她心潮澎湃，振奋不已。最使她触目的大字报有：物理系的一个学生批判学校党委宗派主义的大字报，他列举了几个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党委推行宗派主义的“罪状”，还分析了宗派主义的根源所在及其之所以要推行宗派主义的意图，他思维新颖，逻辑严谨，酣畅舒展、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一付宗派主义者的嘴脸，看后无不叫好；还有历史的一个学生“自由主义者宣言”大字报。他切中时弊地针对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他竭力主张提倡自由，认为运用自由、享用自由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所以他反对用专制主义的手段来抑制人们自由思想的发挥，保障人权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再就是一个西语系学生的大字报，他写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为胡风喊冤叫屈”。这样一个标题本来就令人注目的，再加上其内容极其尖锐锋利，说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讲的话，这就更加吸引了众多人的围观。他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还有化学系的一个同学，他在大字报中勇敢地揭露学术上的专制主义和媚俗伎俩，有人以权威自居，压制不同学派的见解；也有人凭着手中的特权搞营私舞弊行为，在选派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做“手脚”，提拔亲信，排除没有背景的出类拔萃者。他坚决主张通过考试，择优选派出国留学生。此外，最近大字报还出现一个全新的动向，内容不再局限于本校内的问题，而是转向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了，特别是与民主党派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相呼应。诸如，有的为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叫好。众所周知，自从周总理在1956年提出“知识分子问题”以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了转变，但仍然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有更多的工农干部把知识分子看作为“眼中钉”，处处防范，处处设卡，所以知识分子才有“早春”的感觉，虽然面临了春天，但尚有丝丝的“寒意”；有的表示支持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希望共产党能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也有人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说法是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产生的这一届政府任命了十二个副总理，在这十二个副总理全都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个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这与建国时任命的四个副总理中就有两个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两者相比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在筹备建国时的民主作风到哪里去了？是否是由于现在政权巩固了就不要民主党派的人士共同执政了？把民主党派人士甩了？看来，共产党当初的这种“民主作风”和“谦让精神”莫非是出于韬略而并非出自坦诚？还有一张内容更激烈的一首诗，题目叫《怒火》的大字报，是顾维旋写的：愤怒的烈火/冲破了黑暗/在漫天的恐怖下/爆发了！
凌云看了这么多的、众说纷纭的大字报后真是感慨万千，一种莫名的担忧油然而生。有的大字报内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他们大胆地把矛头直指“三害”，对准要害，切中时弊，大快人心；但也有的大字报锋芒毕露，过于偏激，看后似乎有点忧心忡忡的感觉，特别是像《烈火》这样的大字报，使用这样的措词，把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说成了“黑暗”，这不是与国民党反动无政府相提并论了吗？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对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说成是“漫天的恐怖”，显然是太夸大了，这样激烈的抨击能让当局“咽”得下去吗？例如“为胡风喊冤叫屈”这样醒目的标题，再加上结尾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会不会引起领导严重的反感与不满呢？这可是党中央下的结论啊，能靠几张大字报就能轻易地被推翻得了吗？诚然，党中央对胡风的问题的结论确是过火了一点，对于此后的“肃反运动”确也存在打击面过大而招致“运动扩严重大化”的问题，但想要高层勇敢地站出来公开承认错误是不可能的。搞政治的人都是深谋远虑的，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改变方略。如果一味用激烈的言词去刺激他们，恐怕会招致适得其反的后果来，这是她此刻担心的问题。还有，像“取消党委制”这样的提法也有点不妥，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要叫共产党退出学校去吗？共产党会听从你的话吗？这恐怕是痴心妄想吧。她当然不是认为“党委制”领导学校没有弊病，也认为“党委制”领导中确实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外行要领导内行”这样的弊端，但就此去否定党委的领导、甚至于提出要取消党委制明显地存在偏激情绪，党中央提出整风的目的不正是为了改进工作吗？……
凌云在看完大字报后就准备离开大字报栏，刚巧碰到顾维旋急匆匆地从她面前走过去，看到他如此性急的神色就问他：“顾维旋，什么事啊把你急得匆匆忙忙的？”
“西语系马上要召开‘三害控诉会’，他们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控诉那些干部在肃反时对我的迫害。”顾维旋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
凌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有点儿五味陈醋的感觉，用“控诉会”这样的名称是否是太过分了一点？她同情顾维旋的冤屈，也支持把他把当时受冤屈的事实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的恶果，从而吸取教训，对今后的工作是有益的。但如果用“控诉会”这个名称是不宜的，人家能不怀疑你这是在“控诉”共产党吗？如果把共产党犯的一些错误同过去的国民党的罪恶放在同一个位置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无论是对于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对于自己想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初衷都是不相容的。她担心有些人的做法太偏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