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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刚烈在厂内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后，使集体厂职工工资大大地超过了公司里的全民职工的工资，导致了不少全民职工的不满的情绪，什么难听的话都有：这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那有全民职工工资低于集体职工工资的？那些刚进厂没多久的家属工、子女工的工资怎么一下子高于在公司里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师傅们，这陶刚烈简直就是乱弹琴！这些话自然会反映到公司的领导层里，其实，在中层干部里，也有干部持有同样的看法，只不过没有在大庭广众说出来罢了。佟为民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最坚决反对陶刚烈这种做法的，他认为这种做法等同于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里搞两极分化，说得难听一点，其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佟为民自从当起了人事股长以后，就掌管了电力公司里的人事权，职工的工作调动、工资晋升、新招工人员的工作分配以及职工的行政处分等等都要在他的手中通过，再加上他是公认的范凯时的心腹，大多数职工都对他有所敬畏，也有不少人为了工作调动能顺利通过就不择手段地巴结他，甚至于对他送礼送钱。正因为如此，他就渐渐地觉得自己有了优越感而趾高气扬起来，随着这种优越感的膨胀，对人也就越来越目空一切地飘飘然起来，也正因为他有了这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那他就自然很看不起原本是“小兵一个”的陶刚烈，如果没有范经理的提拔，你还不是“小兵一个”？正如古人所说，小人得志，忘乎所以，他越来越妄自尊大起来了。他想，你陶刚烈当个集体工厂的小厂长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真的是太不自量了，你怎么竟有如此大的胆量去搞出如此大的动作来？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怎么竟敢把学徒工的工资一下子超过了老师傅们的工资水平？你也太狂妄了吧？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这简直是属于“翻天”的无法无天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问题！他为了表示出自己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也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敏感性，他就向范凯时提出陶刚烈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并建议他召开一次“批判会”，对陶刚烈的“危险行动”及时加以纠正，防止出“大乱子”。范凯时听了他的“建议”后，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陶刚烈的“改革措施”虽然有点儿“出格”，但还不至于到了犯严重错误的地步，也完全不需要开“批判会”。不过他也没有去批评佟为民那种“草木皆兵”的极左想法，他只是笑嘻嘻地对佟为民说，有这样严重吗？他只说了一句，并没有继续说下去了。佟为民是个灵敏之人，他摸透了范凯时的心思，范凯时没有继续“说下去”就是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也就知趣地闭嘴了。
其实，范凯时对陶刚烈此举有其自己的一套想法，陶刚烈是他自己推荐去当厂长的人，他表现得出色，自然少不了有他的“伯乐相马”之功；如果他出了什么差错或者捅出了大乱子，那他也有难以推脱的责任。从现在来看，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虽然是有点儿“出格”，但就当今的国家的大形势背景（指改革开放）下，也算不得什么“出规”的行为，甚至还可以说是符合形势发展“大方向”的，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问题是出在我们是国营企业，到底适不适合这种制度目前还没有定夺，如果是在乡镇企业的话，那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不过，《灵山电气设备厂》是个全民办集体有企业，它既是在国营企业里的单位，也算是属于集体性质的企业，它具有“两重性”，在提倡“摸着石子过河”精神的前提下，在企业里大胆地进行一些试验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虽然集体职工的工资大大地高于全民职工的工资，有点违反了传统观念，但有邓小平说过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句话，也就没有理由去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不过，在他的心里对此也没有底，究竟应该怎样去面对，他一时还没有想清楚，所以当他听到职工的议论时，他就一直表示过自己的态度。现在佟为民向他提出来了，他觉得是应该严肃考虑这个的时候了。那么究竟是在领导班子里议论一下好呢还是召开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去讨论好呢？他一时还无法决定。
正在此时，办公室主任沈起帆走进办公室来，他看着沈起帆的神情就知道他有话要向他说，于是他就和蔼可亲地对他说，一定有事要对我说吧？
沈起帆知晓范凯时的敏感度，任何事都瞒不过他那苍鹰似的锐利眼睛，为此，他十分敬佩他，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敬畏他，他也从不敢对他隐瞒什么，既然他已经把话挑明了，那就没有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一些“客套话”了，就直接了档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他说，近来职工们对集体厂的计件工资制议论颇多，不知你有听到过没有？
范凯时仍然是笑嘻嘻地回答他，那会听不到的，我也不是聋子，我倒是正好要听听你个人的看法，你觉得陶刚烈的改革措施究竟对不对？
沈起帆没有想到，原本他是想听听范凯时对此的看法，想不到范凯时反而会问起他对此的看法来，这样一来，反把他自己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既然他问了，那就必需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表示一下自己对此的看法吗，于是，他就很直爽地说，尽管有许多职工把陶恂烈的改革措施说得一无是处，但我认为他做得并没有什么过分，这对于集体性质的工厂来说是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正当措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创新精神。如果你去深入了解一下的话，他们厂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可喜局面，这不是正说明了他的措施是正确的吗？当然啰，每个人都有各人自己的立场，也就有了各人不同的看法，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范凯时听了沈起帆的话后，觉得他能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是难能可贵的，不像有些人，背后里说得相当激昂，一旦领导向他征求意见时就吞吞吐吐起来，不敢说出自己的“曾经相当激昂”的话来，好像是要负什么责任似的。沈起帆就不一样，他从来是光明磊落，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像那些人那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于还两面三刀，可见，人与人真是不一样。他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认为究竟应当怎样去处理这个事件。
沈起帆就直率地说，事情既然发生了，那我们就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就要去正视它，解决它，职工们有想法或有不同的看法都很正常，但也不能视而不见，要通过教育去改变他们的认识，要去改变他们的认识就需要通过两种不同的思想交锋来解决，通过激烈的辩论，谁有理就听谁的，也就心平气和了。依我看，最好能开一次干部会议，就叫它“汇报会”也可以，先让陶刚烈汇报一下有关情况，让大家来听听他所汇报的材料后再去分析、判断他所做的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然后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肯定就会得到一致的看法，你说，对吗？
范凯时听了沈起帆的意见后，觉得他的意见是很中肯也很有见地，确有可取之处，他很快就决定听取他的意见，决定召开一次由中层干部参加的“汇报会”，当然，还得与程希来和禇根才二位副经理去打个招呼，听听他们二人的意见。程希来与禇根才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后，范凯时就决定召开“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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