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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胡慧斐拿到供电站开的湖西村电费发票时,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该村这个月的电费怎么会一下子减少了一半呢?湖西村有一千多户人家,是全乡最大的一个行政村。村里还有五六家小企业,是全乡的一个用电大户,每月电费有一万多元,这可是一笔大数字啊。她知道,如果村里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异常情况的。她为了摸清这个情况,就主动地到一些村民的家中去了解一下。她一连访问了十多个家庭,大家都说没有什么变化,有的还拿出当月的电费发票来给她看,果然相差无几。这就奇怪了,既然用户的电费没有什么变化,那么供电站开的发票为什么会少了一半呢?她又走到村里的企业转一转,从侧面了解一下用电情况,他们也都说这个月的用电情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各家各户的电费都相差无几,那么全村的电费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她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她想解开这个疑团,但她始终揣摩不出这其中的奥秘所在。回到电管站后,她把湖西村发生的可疑的情况告诉了李松原。李松原听后也觉得十分蹊跷,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思考分析了以后,认为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总表失准,要么是有人窃电,否则都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不管是属于前者或是后者,电力公司都要蒙受重大损失了。于是他不敢怠慢,马上到供电站去汇报这个重要情况。
钱思达接到李松原的报告以后,就马上向公司用电股反映情况。用电股长仇维刚听到供电站的反映情况后,就火速地组织计量室技术人员到现场去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有人在电流互感器上“做了手脚”,用细铜丝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庄头连接进来就形成“短路”,二次电流就不会或极少在计量表计的电流线圈中通过,致使计量表计停转或极慢地转,而连接的时间愈长,表计的停转也就愈长,所以,要停转的数字完全由操作者随意掌控,而一次电路是不受此影响的,也就是说,用电户的用电情况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而计量表计的数字却少了许多,甚至可以一倍以上。由于计量表计是供电部门向用户收费的数字,而用户的表计是村电工向用户收费的数字,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操作者的“外快”了。这是一种高明的手段,不是相当内行的人是干不出来的,更何况配电间是用锁上的,外人不能进入,可见作案的人肯定是“内鬼”无疑。由于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用电股就立即向公司领导主管用电的副经理褚根才汇报。褚根才听取了汇报以后,觉得事态有点严重,怀疑有涉及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可能性。经碰头会后,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迅速突破此案。在调查小组组成人员问题上,由于此前已经接到胡慧斐的检举信,同时考虑到湖西村又是钱思达、何时杰的管理范围之内,故大家一致认为钱思达应当回避,组长由用电股长仇维刚担任。仇维刚十分了解李松原,在电力公司组织公社电工培训时,仇维刚还是李松原的老师呢。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仇维刚决定吸收李松原加入调查小组。根据李松原反映的情况,村民的电费发票没有什么变化,窃电事件可能与村电工有关联,还是先从村电工那里突破较为妥当。于是,调查小组就立即前往湖西村。村电工马青山被叫到村委会办公室以后,一看是电力公司的调查小组的人马到村里来调查,就觉得大事不妙,不禁被吓出一身冷汗来,难道他与何时杰一起干的“事情”被发觉了?他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煞白了。仇维刚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此人一定是做贼心亏了。于是他就扳起面孔来问马青山:“你们村这个月的用电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吗?”
“哎——,没有啊。”马青山吞吞吐吐地显得十分紧张。
“没有?没有变化电量怎么会一下子减少了近一半?你倒把理由说出来让我听听看 !”仇维刚用锋利的目光注视着他。
马青山显然被仇维刚刀刃般的目光刺得十分惊恐,浑身哆嗦起来。但他还是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就狡辩地说:“电费发票是你们开出的,我管你们电量变化不变化啊?我作为村电工按照你们开来的发票交钱就是了。”
仇维刚知道,凡是要干这种事的人,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你如果没有把确凿的证据放在他的面前,他是绝对不会死心塌地把自己做的肮脏勾当交代出来的。于是,仇维刚就叫他把村里的电费的账薄拿出来。查看了电费账册后,他从村里收来的电费与供电站的发票完全一致,这使仇维刚和李松原略略地感到吃惊,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李松原忽然想起胡慧斐说起过她在村民中调查过,十多户电费发票与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差异,那么用户多出来的电是多哪里来的?于是,他就对仇维刚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们就起了疑心,于是就出来到附近的几家村民去取来几张电费收据来,然后与马青山做账的发票作了详细核对,问题就马上显示出来了:同一户村民的同一个月的电费收据上的数字与站里的收据数字竟相差近一倍,也就是说,收据的用户联与记账联明显不符,甚至相差一倍,他们是“偷梁换柱”的手法来掩盖偷电的行为,方法确实有些高明和离奇。在铁证面前,马青山在事实面前只好坦白交代他参与何时杰窃电及开“阴阳联收据”的犯罪事实。
第二天,何时杰就被公安局押进了拘留所。何时杰在审问人员的严厉的拷问之下,出于恐惧心理,把钱思达用“白纸条”掩盖贪污施工费的事实也交代出来了。
第二天,钱思达也被拘捕了。
钱思达在严厉的审问中,心里感到极大恐惧,精神很快就崩溃了,特别中他看到对面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个大字,就像传说中阴间里专门从事捉拿犯人的无常老爷向他但来阴森森的、拿着铁链的手,他就心惊肉跳起来,肝胆俱破,心想,只有走坦白从宽的路子了,于是,他就不久就向审问人员坦白出贪污一万多元施工费的卑劣行为。公安人员都是办案高手,他们完全掌握犯罪分子的心理状态,乘胜追击,采取多种威吓、诱供的手段就能使犯人坦白出更多的犯罪事实来,于是,他们并没放过钱思达,继续逼迫他坦白出更多的犯罪事实。在严厉的逼迫下,钱思达出于心虚,又交代出与电力公司物资股长孙云飞合伙“倒卖”祼铝线的犯罪事实。原来,在这次施工的工程中,三吨祼铝线LGJ-50是由厂方委托钱思达到电力公司去采购的,照例说,电力公司出售给工厂的祼铝线理所当然地要按照“议价”开票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任何理由用“平价”的价格出售给他们,但脑筋灵活的钱思达就动起“歪脑筋”来,按当时的“双轨制”价格,祼铝线LGJ-50的平价价格是每吨3000多元,而议价却是5000多元,相差近2000元一吨,三吨就相差六千元,如果他与关系密切的物资股长孙云飞一起来“变个戏法”,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段将平价与议价来一个“置换”,即公司开出的是平价,而卖给厂方的是议价,三吨祼铝线的六千元的差价钱就可轻而易举地到手了,这可是我们一年多的工资啊!孙云飞与钱思达的好朋友,又是一丘之貉的人,两人一拍即合,就干起这起肮脏的交易来……
接着,孙云飞又被“请”到公安局里去了。这一来,电力公司就像平静的湖水里投下了块石头,激起了阵阵波澜,看好戏的人有之,幸灾乐祸的人有之,焦急而担忧的人也有之。范凯时属于第三种人。当初,在钱思达出事之时,他平静如水,装聋作哑似地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为他与钱思达没有什么“瓜葛”,难怪他对钱思达出事无动于衷。钱思达是一个“铁公鸡”一毛不拔之人,他认为自己去冒着风险去搞来的一些“外快”为什么要送给与此无关的领导人一道享受?再说啦,我当上站长也是通过自己努力工作而得来的,也不全是他们的功劳。我干吗要把这些“外快”让没有任何干系的人去共同享受?正因为他抱着这样的态度,所以他从来就不会去向公司的领导“进贡”,除非是与他一道参与其中的人,那他当然是不会独霸成果的,理应与他共同享受,这不只是道德问题,也是今后还要共同合作的问题,如果你今天独吞了,那以后还会有人与你去办事?正由于钱思达有如此的态度,所以当钱思达出事时,范凯时能为他去出力吗?而孙云飞就不一样,他身居物资股长,当然掌握着很大的物资调配权,特别是在物资价格“双轨制”的今天,他就有了相当大的掌控权,给谁平价、给谁议价完全由他决定,他能不“吃香”吗?孙云飞“吃香”了,他当然不会忘记他的恩师范凯时的,说得难听点,他们是“一条绳子上的两只蚂蚱”,孙云飞的出事,他能不心急如焚吗?他知道,孙云飞不但与他有关,也与不少中层干部的关,一个人出事肯定要牵动全局的,他可不能掉以轻心的,除了关心下属的情感之外,他还要考虑到大家的安全。他心中有数,公司里的人事关系就像一张巨网,眼眼相连,线线相牵,一点拉动就必然要牵动全网,一旦被撕开了一个口子,那就很可能会撕裂了整个网具,会招致带来无法估计的后果,他必需在事发之前就将这个已经“撕破”的口子修补好,以免带来后患。于是,他立即拨通他很要好的公安局长老吴,老吴啊,我是范凯时哪,我们公司里的孙云飞出事了,你肯定是知道的吧?……哎,小孙年纪轻,缺少社会经历,经不起诱惑,上了钱思达的当,这不也是区区的三千元钱吗?你们立案的起点线不是在五千元以上吗?……对,对,依我看啊,对于初次犯错的年轻人总应该是宽大一点的嘛,让他接受一个教训是应该的,也是有好处的,好,好,你们就酌情处理吧。
在范凯时的大力求救下,孙云飞第二天就被释放了出来。而钱思达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他最后被送交检察院立案,最后被法院判处二年六个月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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