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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凯时以公司党支部书记兼公司经理的身份准备召开了一次党支部（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处理林克凡的不当行为，会议成员当然是党支部委员，但考虑到林克凡不是党员，就应该吸收一些非党干部来参加会议较为合适，所以他就决定叫用电股长仇维刚以及生技股长陈振强来参加会议，仇维刚是该事件的调查人，叫他参加自然合适，变压器是属于专用生产技术设备，归口单位是生技股，本应叫向祖奋来参加会议，但范凯时考虑到他与林克凡是一对“冤家”，不久前在会议上刚刚发生激烈的争吵，叫他来参加会议对林克凡肯定不利，只会是火上加油，所以还是决定让股长陈振强参加会议更加恰当一些。这当然是为了保林克凡能顺利过关出发的。他本来也可以召开行政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但考虑到行政会议的参与者不如党支部会议参与者比较可以掌控，党支部委员大多数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能看他的眼色决定问题，但行政会议的各股室干部就不同了，有的听话，有的就不大买账他，他心中有数，他从不打没准备的仗。古人云，帮人要帮到底，绝不能掉以轻心，他排摸了一下，党支部中五个人，除了他自己以外，其他几个人是办公室主任宋跃进、人事股长佟为民、副经理禇根才和程希来。这四人中，其中沈起帆和佟为民是他一手提拔进来的，特别是佟为民，对他可是忠心耿耿的人，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即使肝脑涂地、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有时，他不用说话，使了个眼色，他就能明白他心中的图谋。禇根才是个和事佬，他平时一般都不会提出个人见解，更不会说那种可能要伤害到别人的极端意见，最多是扮演随大流的角色，程希来是个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激进分子，他虽有主见，但不常表露出来，的一些城府，关前顾后，患得患失，明哲保身，不会轻易地去得罪人，当然，凡是要触及到他本人的切身利益时，他就要站出来抗争，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很注意尽量不去触动到他的个人利益，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出现任何麻烦总会要烦恼费心的，避开这些烦恼费心的事是一种超脱，也是一种高瞻远瞩的表现，对静养身心是大大有利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党支部会议都能掌控得了的，这次党支部扩大会议加上仇维刚和陈振强这两个人，他认为掌控会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仇维刚不同于向祖奋，他不会锋芒毕露，无论是讲话还是做事，一般都比较平和圆滑，不会走极端，一般不会去做伤感情的事，陈振强与禇根才是同一类型人物，必要时向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他们也会心领神会地接受。范凯时做事向来考虑周密，万分谨慎，尽量要做到万无一失。正因为如此，电力公司的干部们都对他十分敬畏，他所要办的事从来都是畅通无阻的。
说起佟为民，在他登场时倒是应该来介绍一番。他是电力公司的一个老职工，在范凯时调到电力公司来担任经理前他就是一个外线工了。他在初中读过一年半辍学的（因他父亲患重病），有了这样的学历（这在当时也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又能说会道，脑筋也灵光，不久就转到抄表收费工的行列，不久又当了收费班的班长。比起当初做外线工来说，抄表收费也算是比较轻松的活，不像外线工那样，不管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寒风凛冽；还是盛暑酷热、烈日肆虐、热浪滚滚，他们都免不了要出外去施工，顶寒风战酷暑，其艰辛与煎熬是可想而知的。抄表收费工的工作就不一样，他们虽然也要串门走户，但毕竟不用像外线工那样到野外去冒寒风顶酷暑那样辛苦了，佟为民从中深切地体会到，看来做人要过得舒服一点就要花一点本钱，或者说，是要有一点“算计”，过去有句老话，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绝对不会是“枉费心机”的，你看我如果没在初中去读这一年半书的话，我哪能调进抄表收费班，而且还当上班长，过比较轻松的生活？当然啰，这个初中一年半的文化程度是算不上“读书高”的，但还是能占到一点“便宜”，可见啊，书是绝对不会白读的。他看到现在政策已经开始对知识分子重用了，有不少知识分子已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当然，他明白自己此生已不可能再去上大学了，想走“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是不可能了，但事在人为，每个人条件不同，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另辟蹊径啊，需知，世上能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还是要通过其他的道路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通过“攀龙附凤”而实现自己目的的，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过去攀皇亲国戚，现在就是奉承单位的领导，只要能与领导“套近乎”，结上关系，结成“铁杆派”，那就有戏了，领导不提拔你都难。所以啊，要想上进，就得要去花费心思，要主劝地去巴结范凯时经理，与他套近乎，要善于揣摩的心思，要能看他的眼色行事，你所做的一切一定要使他满意，他才会赏识你的才能，认为你是一个完全可靠的人，那日后就一定肯定“有戏”了。从此，他就开始寻思着如何去接近范凯时。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认为要拉近与范凯时的关系，首先要在过年过节时去他家献殷勤，譬如说，在过年时就应该要送一些稀有珍贵的海鲜以及可口上等的点心啊之类的，过节时也不应忘记送去时令礼品，譬如在端午节就要送品位较高的粽子，中秋节则应送属于上品的月饼，等等。一年下来，佟为民果然与范凯时接近起来，有时，范凯时还留佟为民在他家吃饭了。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与范凯时结上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但真正使佟为民与范凯时接上“铁杆关系”的还是在范凯时家建房之时，佟为民真是主动而不失时机地到工地去帮忙，什么活都干，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不遗余力，尽心尽力地干。他由于是抄表收费工，他不必像其他职工那样必须按时到岗，他只要完成规定的任务后就没人去计较他的上班时间。所以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在范凯时家的工地上去尽其所能了，连工地上的施工师傅们都说他能干，都说他灵活机动，一个人可顶三个人。这些话自然就会传到范凯时的耳朵里，范凯时从心底里感激与赞赏佟为民。此后不久，他就被提拔为副站长，次年又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再过一年，因原来的人事股长患病不适宜担任这个重要的工作岗位，就调往工会里去工作，这个“美差”就落到了佟为民的身上了。
佟为民一马平川地平步青云，职工们几乎看傻了眼，不得不敬佩他的心计。古人云，小人得志，目空一切，得意忘形，他此时踌躇满志，对一般职工不屑一顾，对于中层干部也显得傲慢起来，甚至于连副经理程希来也不大买账，他只听范凯时一人，其他人的各种意见都不放在心里。程希来因工作需要有时也会对他有所指令，他虽然表面上应承，但不会马上去办理，只有在征求范凯时同意的意见后才会慢腾腾去办理。如果范凯时没有点头的事他就拖着不办，程希来再来催办时，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口头上答应但照样借故拖着，摆出有点不买账的姿态。对于一般的中层干部则采取分门别类的态度，他对待不同对象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譬如权力较大的股长（他们必然是范凯时的亲信），如财务股长或物资股长，他就笑容可掬地与他们交流，态度诚恳、说话和气，装出一付竭诚努力去办的样子；如果是一般并无多大权力的股长，他就会以冷淡的态度面对，特别中那些比较难办的事，他就会神气活现、故弄玄虚地打着官腔对他们说，这事难办啊，如果每个单位都像你们那样站在自己小圈子里而不去顾全大局的话，那我们电力公司还能搞得好吗？一巴掌就给打回去了。不过，他对于那些没面子的人也不都一概而论，他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可以解决的事，他就会对要求他帮忙（如内部调动工作等事）的人说，这事哪，虽然难度较大，但考虑到你要求的迫切性，我自然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不过你不要心急，办这件事肯定是有极大的难度，首先要请示领导，然后还要到有关方面去协调才能成功，对吧？那你就等着吧。机灵的人知道是他在“打招呼”，事后立即送去一些礼物，他所要求办的事情才会顺畅起来，没过多时就会办成了，但你如果是“呆大”一个，只是死死地等着，那你就不会有“下文”了……
办公室主任沈起帆与佟为民不属于同一类型的人，这与他出身及生长的环境有关。他的父亲是电力公司的老职工，他初中毕业后就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七十年代中期，他父亲在一次工伤事故中死亡，按当时的政策，他就回城“顶替接班”，成为一名电力公司的正式职工。由于沈起帆在农村里吃了七八年的苦头，相当珍惜目前这样的工作，要电力公司上班与农村里劳动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更何况电力公司是目前非常吃香的单位，原来的朋友与同学对他有这样的境遇真是倾慕不已，他怎能不会为此而感到荣幸加倍地努力工作呢？正因为如此，他一进电力公司就表现得很好，事事带头，样样领先，博得广大干部职工们的一致好评，几年后就提拔到办公室里担任文书，范凯时调来后，觉得沈起帆表现确实不差，后来就任命他当了办公室主任。
沈起帆自然对范凯时感恩戴德，对他忠贞不渝，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做人原则，对范凯时的态度并不像佟为民那样步步亦趋、不分青红皂白地惟命是从，有时，他觉得范凯时的决定不尽合理时，他会用比较委婉的口气请示，是否可以——？但当他听到范凯时不容更改的口气时，他当然要按范凯时的决定去做，尽管他内心里感到很不舒坦。他对于中层干部和职工的态度也与佟为民大不相同，他不因人的地位差别而采取不同的态度，诚然，他也不是对所有人的态度都不分伯仲的，人与人之间难免总是有差异的，无论是政治观点、兴趣爱好或是文化熏陶、性格取向都不尽相同的，有的甚至相差甚远，你说能与所有人的关系都能处在同等水平上去看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再则，无论你如何努力或尽心尽力去做，也是不可能满足人家每一项要求的，更不要说事有巨细、缓急之分，解决的途径有艰巨、顺畅之别。再说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有亲疏、浓淡、远近的差别，不可能一概而论，总得有一个轻重缓急之区分，任何人都不可能处理任何事情都千篇一律地、不加区别地去对待。他对人心中有一个尺度，对领导当然应该尽心尽力地去办；对于同僚就不可能对领导同样的标准去对待，因为他们毕竟是有差别的，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巿侩行为，而是因人而异的待人之道，当然有条件时总得要去尽量要使他们满意；至于对一般的职工，凡有条件的当然要尽量想办法为他们去解决，难办的事或一时办不了的事只能要拖一拖了，但也不能使他们感到受委屈，绝对不能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个没面子的人，人家当然不会帮你忙，这样一来就会带来负面影响，久而久之，你在群众之中的形象就会愈来愈差了，这是要引以为戒的。
党支部扩大会议按时召开，与会者三三二二地进入了会场，范凯时看到参加会议的人到齐后就宣布开会，首先由办公室主任沈起帆向与会者宣读了《创新机械厂》副厂长欧明德的控告信，接着就由仇维刚介绍关于林克凡事件的调查经过，最后由佟为民宣读林克凡的检讨书。完毕，与会者就切切私议起来：林克凡咋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大了一点……
范凯时听到如此议论，心里就有点疙瘩，觉得这样的议论下去，对林克凡肯定不利，还是及早地切入主题为妙，使会议按照既定方向发展才是他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所在。于是，他就不失时机地对大家说，大家刚才的议论不无道理，林克凡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他作为一个供电站的站长，本应竭尽地为人民服务，为企事业单位去解忧排难，却反而去走歪门邪道（他故意不说敲诈勒索之词，免得拔高错误性质的严重性）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这种极端错误的行为不但严重地违背了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而且还给我们电力部门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种错误是绝不可原谅的。当然啰，人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青年人一时糊涂嘛，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关键还在于要及时地、认真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方面，林克凡的态度可以说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接到控告信后，我就找林克凡谈话，在我严厉的批评以后，他倒是很快就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并立即写来了检讨书，表示下决心要痛改前非。我看哪，他这种态度倒还是值得肯定的，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能这样认识错误并下决心改正错误应该说也是难得的嘛。林克凡所犯的错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要引以为戒，我在这里首先提个头，接下去由大家来讨论，各人都可以畅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其主要目的是在于从中吸取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寂静了一阵子，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似乎都不愿意带头发言，因为这是要招怨的事，谁都会感到棘手，谁也不愿去开这个头，再说，刚才大家听了范凯时的讲话，虽然他也严肃地指出了林克凡错误的严重性，叫大家要引以为戒，但谁都听得出，他讲话的主要意图还是有点袒护林克凡的，林克凡是范凯时的爱将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克凡的紧要关头帮他一把也是人之常情，如果现在去揭批林克凡错误的严重性及应受到必要的处分，不但会招怨了林克凡，而且说不定还会冒犯了范凯时的算计，谁哪会去充当这个笨蛋呢？所以大家都只好用沉默来以对。范凯时见大家都沉默不语，会议的气氛犹如死水一塘，久延下去显然不好，于是就对仇维刚说，老仇，你是该事件的见证人，我看还是你来先来开这个头吧。仇维刚听到范凯时点名，顿时有些局促不安，他知道范凯时的心思，从他刚才的讲话中完全可以听明白他的意图，他是要保林克凡的。在他看来，林克凡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理应受到严厉的处分，就是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同时撤销其站长职务也不过分，他心里相当清楚，范凯时是决不会采取这样严厉措施的，他本人与林克凡并没有什么过节的地方，他自然没有必要去招怨，也没有必要去冒犯范凯时的算计，做人应三思而行，还是圆滑一点为妥。当然，他也绝不会去袒护林克凡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如果去袒护这样的人，这岂不是等同于与这样的人去同流合污？这是他做人最起码的原则，不会去做人所不齿的行为。于是，他只好说，关于林克凡这个事件的经过我刚才已经详细地介绍过了，也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地方，就没有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范凯时听得出，仇维刚是不想为此表态了，那只好随他了，他想到还是叫佟为民站出来发言好，他这人脑袋瓜灵敏，不用打招呼也知道他的心思，于是他就眼光向他示意了一下，佟为民果然不负范凯时的期望，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发言了。他说，林克凡的错误性质是发严重的，刚才范书记已经说了，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大家都知道，林克凡是个年轻有为的站长，这几年来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竭尽全力地为发展电力事业而努力工作。青年人嘛，头脑一时糊涂总是难免的，看到当前的经济迅猛发展，许多企业家腰缠万贯了，我们这些国营企业的职工辛辛苦苦地工作一月只能挣区区的由十多块钱，心里就产生了不平衡，动起歪门邪道来，想一夜之间暴富与万元户争高低，这恐怕是林克凡同志的之所以犯这个错误的外部客观因素，当然啰，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他开脱罪责，而是辩证地分析他的思想根源。刚才范书记也已经说过，一个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立场而不想去改正错误，我们刚才已经也听到了林克凡的检讨，相信他会按照检讨书那样去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毛主席说过，我们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能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处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改正错误才是目的。我想，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今后不会犯错误，对吧？我们只有通过林克凡同志的错误来接受教训，这才是我们所要的真正目的所在。我真诚地希望林克凡同志能勇敢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重新树立起正确的态度，以新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去。
范凯时听了佟为民的发言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觉得他没有白花功夫对他的培养，我尽管没有对他打过招呼，但他却能如此完美无缺地符合他的理念和内在的意图，如果再有几个同志像佟为民这样表态的话，那今天的会议无疑地会按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陈振强是从工人岗位上提拔上来的人，性格耿直，说话欢喜直来直去，看不惯转弯抹角，刚才听了老佟的发言，总觉得到他说的话是话里有话，真正要说的话却没有说出来，不直爽，于是他就站起来发言，他说，他听了老佟的话后还有几点需要补充，我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会犯错误，不能过分强调客观原因，更重要的还是要检查自己的主观因素。我记得有一次听了一位县里的领导讲话后，事后愈想愈觉得他说的话无比正确，充满辩证法。他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他为了说明问题，还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众所周知，对鸡蛋慢慢地加温后就能孵化出小鸡来，但如果对石头去加温，那就肯定孵化不出小鸡来的，“鸡蛋”是“内因”，而“加温”是“外因”。可见，一个人之所以会犯错误，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思想因素，有许多人在同一个环境里工作生活，为什么有的人会犯错误而其他人不会去犯错误呢？这就是因为各人的内在的因素（思想）不同，而不在于同样的外界的客观条件。我这样说，决不是故意去拔高林克凡犯错误的原因，而是要重视自己的思想根源上去认识是有好处的，大家不妨可以去想一想，每年总有许许多多变压器更换下来，为什么偏偏林克凡会想到要用“废品”价格去买工厂好端端的变压器呢？而别人为什么不去动这个脑筋？难道就因为是林克凡特别聪明？所以，我们要去认识问题的实质就必需要去认真地分析问题，这样才会找到问题的根源，任何避重就轻或本末倒置都是不对的，这无论是对于林克凡同志本人或者对于大家都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客观原因是犯错误的主要原因，那就会放松了对犯错误的警惕性，只要有外界因素的诱惑，自己就会滑向错误的深渊里去。所以，我们要正确地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决不能避重就轻地去开脱主观责任，而是要深刻地去分析犯错误的主观因素，这样做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态度。我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我对于“治病救人”的认识，毛主席是说过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话，但我们不能片面理解毛主席的话，他说的是只有“惩前”才能“毖后”，如果没有“惩”在前，那就没有“毖”在后了，“惩前”是“毖后”的条件，也是“治病救人”的基础，所以说，我认为对林克凡进行必要的处分是应该的，这对于他引以为戒、吸取教训有好处。我说了一大套，也不知正确与否，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很显然，陈振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佟为民为林在凡开脱责任，但大家都听得出，他发言是具有针对性的。
范凯时猛不防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陈振强会站出来发言，而且还会说出一套“内因外因”的理论根据来对抗佟为民为林克凡的偏袒，这使他陷入了被动局面，他既要想去冲谈一下陈振强刚发言所带来的冲击，但又说不出正当理由反驳，他知道，任何违背常理的话都将会引起与会者的反感与不满，甚至还会起欲盖弥彰的反作用，他当然不能去做那些愚蠢的行为，但他煞费苦心设计的会议意图眼看就要朝着他所设想的相反方向发展，他当然是不甘心的，他环四周，觉得比较合他心意的、比较可靠的只有沈起帆了。沈起帆正好坐在他的旁边，于是他就轻轻地对沈起帆说，我看还是你来谈谈说几句吧。
其实，此时的沈起帆根本不想发言，他知道范凯时此时的心里想什么，也明白佟为民的发言是完全按照范凯时的意思说的，而刚才陈振强的发言却打乱了范凯时的会议部署，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大变，明显对林克凡不利，也就是违反了范凯时的意图，他此时只能是“讨救兵”了。平心而论，林克凡犯了如此性质严重的错误理应受到严厉的处分，否则必将招致不良的后果，再说啦，我如果在会上公开为林克凡辩护的话，那就肯定要招致同事们的非议，但他此时也不能不考虑到范凯时心里的想法，他不能对范凯时的招呼置之不理，因为他毕竟对自己是有恩的人，他不能去做忘恩负义之举，做人嘛总是应该是要讲一点良心的，不过，他同时也要考虑到行事的总则，作为党员当然也要讲党性原则，两者必需要兼顾起来，怎么办呢？他考虑再三，最后只能采用模棱两可的办法去对待。他说，我觉得佟为民和陈振强两位同志的发言都很对，也都有可取之处。我认为，对于林克凡同志的错误当然要严肃处理，但也要去充分的考虑和深入地去分析，我们既要看到林克凡同志错误的严重性，也要考虑到他之所以会犯错误的一些客观因素，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有意去偏袒林克凡同志，而是实事求是地去分析他的问题，也不是特意去强调客观原因去为林克凡开脱责任。是的，林克凡之所以会犯如此严重错误，当然是由于他的主观上不努力学习，不多考虑应该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造成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一些客观因素给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应当看到，瀛海乡是我县改革开放的前沿，那里经济繁荣，生活富裕，腰缠万贯的人的人也真不少，这些人的阔气以及他们花天酒地式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国营单位里工作的人的思想。他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能赚这么多的钱，而我们却为什么这般清苦？是他们文化水平高还是他们的技术高强？我们哪一点比不上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思想里就会出现“不平衡”，如果意志薄弱，或者立场不稳定，就会发生动摇，那许许多多不正确的思想就会随之而来，各种各样的不应该发生的行动就会发生，一些千奇百怪的问题会在头脑里冒出来：他们一年能挣几万元的，我们为什么一月只能挣区区的几十元钱？难道我们是天生应该这样吃亏的吗？于是乎，像林克凡这样意志薄弱的人就会做出这样不应该做的事情来了/。我说的这些，决不是为林克凡去辩护，而是客观存在的。可千万不要去做违反规定的事。出了违反规定的事，当然要近处分，否则的话，既不能教育犯错误本人，又不能教育大家，至于林克凡应当受什么处分合适，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提出来，然后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再做出处分决定。沈起帆说的话真是无懈可击，他没有特别支持陈振强，也没批评佟为民，说得很公正也很合乎情理，连范凯时也说不出他的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褚根才是副经理，他理应在会上说说自己的个人意见，但考虑到自己当这个副经理其实是一个空架子，或者说上个“摆设”，没有什么实权可言，因为范凯时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一点儿实权也没给他，只是在需要他出面的时候亮个相而已，充其量是他的一个“名义上不叫差使的差使”而已。再说啦，自己的年龄已经快到“退下来”的时候，范凯时也曾隐约地暗示过，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何必再去揍这个热闹，还是别去招惹人家为好，所以他就稳稳地坐着一言不发。
副经理程希来与褚根才不同，虽然他也没有多大实权，但他分管生产技术这一块的责任与权利，这是公司班子里有明确的分工，而且水电局领导也曾的过明确指示，各人在分工范围内各尽其责，有利于开展工作，其实也是防止范凯时过多地干涉程希来，这样就有利于程希来在初到之时能顺利地开展工作，也有利于今后能独挡一面地施展才能。尽管如此，范凯时还是要借口种种理由去干预程希来的部署，弄得程希来无法按照自己的方针行事，他心中当然有所怨恨，但实权掌握在他手里，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无奈地按范凯时的安排，他最终懂得，在电力公司内，范凯时是主宰一切的，凡是他所要贯彻的意图，无论谁有多大的意见，他就是要一意孤行地要按照他自己的意图去执行，程希来即使想违抗，也只能困兽犹斗那样的孤立无援。当然，他是不甘心的，他不会事事都会任他摆布，尽管他也知道这是枉费心机，但他仍然要作一次次无谓的对抗，以表示自己绝不会对他事事都俯首听命的，尽管这仅仅算是表示一种姿态，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他还是要这样去做。他常常回顾在水电局工作时的舒畅心情，他有使不完的劲，领导对他也很器重，在他调来电力公司之时，局领导也曾经对他暗示，到电力公司去更要努力地干，你年轻有为，又是一个技术人才，电力公司的范经理是个行政干部，不懂技术，年纪又偏高，今后的重任肯定要落在你的身上，不要辜负上级领导对你的期望啊。程希来当时完全听得出领导对他的重托。可是一到电力公司以后，他才体验到范凯时手段的厉害。久而久之，他工作的积极性自然就消退了。他对这次范凯时所布置的会议意图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林克凡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范凯时肯定要尽其所能地去保护林克凡，他刚才听了几个人在会上的发言，明显地看出他们的想法和意图，佟为民肯定是按照范凯时的意图发言，竭力为林克凡辩护，企图为他开脱责任，避重就轻地去去处理问题；陈振强是个耿直的人，他是一个心里怎么想就开口怎么说的人，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林克凡犯错误的根源，主张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样既有利于林克凡改正错误，也有利于教育大家、从而避免今后犯错误；范凯时见到出现如此情况后，就马上要沈起帆站起来发言，企图扭转因陈振强发言所带来的不利局面。平心而论，沈起帆的发言还是比较能客观地分析问题，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此时也有自己的算计，今天会议是他“给范凯时一点颜色看看”的绝好的机会，如不去借机“将他一军”的话，那他今后就更加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于是，他就站出来发言了。他说，前面几个同志已经讲过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今天就另外的一个问题在这里讲一下，刚才不是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因为社会上出现了腰缠万贯的富裕阶层，我们国营单位里的职工心里就有了“不平衡”的感觉，这样就导致了错误倾向的出现，想通过“捞外快”来“平衡”自己的思想。其实，只要我们如果能心平气和地去想一想，我们就会知道，那些腰缠万贯的人不是人人想当就能当得了的，要拥有这些财富也不是轻而易举能得到的，他们这些人都是胆略过人、敢于创新、敢于担当也敢于冒风险的人，也是敢为人先的人，但是，仅仅这一些还不够，如果没遇机遇也不行，还是不能发财，这就是现实，他们这些人在广大人群中也只不过是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所以啊，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到他们发财而没看到这些人是社会上属于凤毛麟角的、也是出类拔萃之人，他们敢为人先的精神、过人的胆略及非凡的魄力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再说啦，现在不是已经有政策出台，允许单位里的人可以通过辞职去“下海”吗？你们如果想去做万元户、想做腰缠万贯的人的话，你们也可以打申请报告辞职，走出去“下海”呀，你们如果不想下海的话，那就不要去做万元户的梦了，也不要去想什么“心里不平衡”的问题，还是安心工作为好。其实，我们大多数职工心中有数，我们的工资虽然比那些万元户要低得多，但我们的待遇与乡镇企业里的职工比起来不知要好多少，我们旱涝保丰收嘛，不愁饥荒，不愁洪涝灾害，人家可把进了电力公司工作的人看成是进了“福地”的呀，我们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呀。如果要说有“不平衡”的话，社会上倒是有不少人看到我们电力公司有如此的待遇，单位又吃香，他们的心里也有“不平衡”，难道他们就可以对我们电力公司“胡来”吗？这当然是不允许的。所以说，“不平衡”这种心理状态是要不得的，这种错误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如不严肃对待，必将招致不堪设想的恶果发生。所以我认为，我们为了挽救林克凡同志不致在错误的道路上滑下去，我们就应该严肃地对待他的错误，对他进行严厉的处分是必要的，也是为了他能从中吸取教训，这有利于他今后改正错误，也能促使他下定痛改前非的决心。程希来的这一段话，既含蓄地批评了佟为民，又旗帜鲜明地支持陈振强的观点，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议的气氛明显地活跃起来，从与会者的表情上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是支持程希来的观点，说出了他们心里所要说的话。范凯时当然也感觉到会议的气氛非常明显地倾向了程希来，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手中所能用的棋子已全部打了出去，再也没有后备力量可以补充了，这是他当初所没有想到的。怎么办？他对程希来认输？但他又不甘心，他知道程希来的心思，他知道程希来对他的压制有积怨，他只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与他拗手劲，今天他有机会了，他难道会错失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心里咬牙切齿地、忿忿地想：程希来，你等着瞧吧，虽然你今天得逞了，你可不要忘乎所以，你手中有多少人马可以与我较量？你还是嫩点！今天就是牺牲掉林克凡也无多大关系，这是他自找的，这与我可毫无瓜葛，我也已经对得起他了，此刻如果再去死保他只会带来负面影响，恰恰中了程希来的圈套，我可不会去做那样的傻事，现在要尽快地摆脱“保林克凡过关”的印象，摆出一个处置林克凡的公正姿态来。于是乎，他就叫大家提出处理林克凡的具体方案来，最后由大家表决来决定。
会议酝酿了一阵后，先后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由佟为民提出，严重警告处分，保留站长职务；第二个方案是陈振强提出，比第一个方案要严厉得多，行政记大过处分，撤销站长职务。经过表决，第一方案有六人赞成，一人弃权（仇维刚），二人反对（程希来、陈振强）；第二方案是五人赞成，二人弃权（范凯时、仇维刚）二人反对（佟为民、沈起帆），两个方案，赞成的六票对五票，反对的二票对二票，弃权的一票对二票，自然就通过了第一方案，范凯时没想到表决竟会扭转乾坤，他脸上立即露出一丝不易发觉的、狡黠的微笑，看来，他的余威尚在，你程希来想夺权还没到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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