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7
为了改造迫在眉睫的10KV线路问题，公司经理范凯时决定召开了办公会议。他事先没有估计到会上会出现如此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有的认为首先要改造农排线路，有的认为应该首先改造已经超负荷的工业线路，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各持已见，相持不下。
会议召开的初衷是想商讨如何尽快地解决瀛海10KV线路的超负荷问题，因为它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线路的安全运行问题，如不去立即进行改造提升，它将出现难以避免的严重事故，几乎是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生技股和用电股同时把这问题反映到公司经理那里，希望立即改造这条工业线路，它不仅严重影响线路的安全运行，而且还严重地制约了本县的重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如不及时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招致政府部门的不满，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等到上级提出批评就显得被动了。而那些农村地区的供电站站长们出于自身立场，却主张应该首先改造农排线路，他们认为，农村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粮食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保证农村用电安全是我们是电力部门的重要任务，粮食可是国家的命根子啊，我们能掉以轻心吗？谁能说他们说的没有道理？
这些农排线路原本是县水电局负责筹建的，建成后再移交给县电力公司管理（当时的电力公司隶属于水电局），由于筹建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正大力推广所谓“二线一地”技术，即10KV线路的三相线只用二条导线，而另一条导线则用“大地”来代替，这样就“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导线，这样既省线又省力的事当然是要大力推广的。谁知，投入运行以后才发现了许多严重后果：经常跳闸不说，还漏电严重，处处潜伏着事故隐患，时时威胁着广大农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当然是农村供电站站长们感到最头痛的问题，他们自然提出要首先改造农排线路。而用电股股长仇维刚则尽力主张首先改造工业线路，他认为，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电力部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配合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环节，这是电力部门的神经职责。再说啦，电力公司是企业单位，企业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只有供应电量迅速增长，我们才能有可观的利润，这才有我们职工的福利保障，当然啦，我们也应尽社会责任，但要看具体情况，根据我们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如果力不能及的话，也只好暂缓一下了。更何况，工业用户都是向我们缴过“贴费”的，这些“贴费”本身就是用来新建或改造工业线路的专项资金，据我了解，我们的财务股里已积累了大量的“贴费”，我们哪有理由不去立即对工业超负荷线路进行改造之理？我们哪有理由不去立即提升工业线路的容量？至于目前农排线路所面临的问题是由于水电局筹建施工所造成的，要改造这些线路就得动用“专项资金”，没有专项资金就得向水电局打报告，要国家拨款才行，这是财务原则问题。当然啰，这个问题应由财务股来回答。
生技股工程师（兼副股长）向祖奋完全支持仇维刚的意见。
鉴于仇维刚所提出的问题，供电站长们就问财务股长郭尔敏，公司目前是否有可供改造农排线路的专项资金？
郭尔敏考虑了一下说，公司目前确实缺乏这笔基金，正如像仇股长所说，如果要改造农排线路的话，只能是向上级打报告拨款，根据财务规则，公司的自有资金是不能使用于这方面的改造资金。这几年由于工业迅速发展，工业用户的“贴费”倒是收取了不少，目前已积累得很多，但它只能用于工业线路的新建或改造，不能用于改造农排线路，这是财务制度所决定了的。其实，他心中清楚，公司的自有资金作为对农排线路的“暂时填用”一下倒也是可以的，只要以后有了这方面的积累或有了上级的拨款就可以还回去，并不会违反财务规定，但他如果这样表态的话，就明显违背了“领导意图”，因为削弱了公司资金的库存量是财务的“大忌”，领导如遇“急需”就丧失了“机动性”，他是领导信任的人，他岂能说出这样愚蠢的话，这岂不是泄露了“天机”？
农村片的供电站站长们们看到林克凡无动于衷地坐着，没有发表过一次意见，结果是他坐享其成地得了好处，因为公司里只有一个城关站和他的瀛海供电站不属于农村片的，而今天会议上争论了半天，结果还是同意改造瀛海10KV线路，使他“独领风骚”，真是太便宜他了。于是就有个站长问林克凡，你怎么一言不发啊？你今天可是好处独得了啊！
林克凡当然知道他“独领风骚”，他哪有不懂这个道理？问题是，他有他自己的心中盘算，线路超负荷了不能给用户增容，但没有损害到他个人的什么利益，相反地，正因为不能增容就自然急坏了众多的用户，这自然少不了要上门来求助于他，他反而吃香啊！这对于他有什么不好？如果一旦超负荷问题解决了，人人都可以报装接电，谁还会来求助于他啊？这样的“账”他还会算不出来？当然啰，他是不能在会上反对瀛海线改造的，他如果这样一说，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他当然不会这样傻。所以他就干脆一言不发，无论改不改造瀛海线路，关他什么事。此刻有人对他提问，他就不能不做出表态。他说，我岂能不顾大局，专为自己的利益出发去考虑？大家都说啦，农村线路改造是关系到安全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粮食的大问题，我岂能只顾自己小单位的立场而去反对改造农村线路？这不是太自私自利了吗？你们也真是太小看我了。他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真所谓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大肚量的人啊。
向祖奋听了林克凡的一番“高论”后，脸上就显露出鄙视而不屑的神情，他真的很不理解，像林克凡这样口是心非的人为什么总是要戴上一副“假面具”来对付人，真不知世上有“羞耻”二字。他调进电力公司几年以来，特别是在近来从《创新轻工机械厂》增容事件以来，他就感觉到林克凡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三无人物”，即无空不钻、无利不图、无机不乘的像泥鳅一样滑头的人物。像他这种人，既厚颜无耻、刮不知耻，又毫无礼义廉耻，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应有的品行，也丝毫不具备做人最起码的诚恳、忠实本分的道德。一个人，如果连这最起码的做人的道德都丧失了，那还算是人吗？他忽然想起要揶揄他几句，否则的话，他也许会认为人家都是傻子的。于是，他就对林克凡说，林站长真不愧为是一个宽宏大量、胸怀大局之人，真是不简单哪！照例说，瀛海线这样面临严重超负荷的情况，是你的心头大患啊，哪有不急于立马改造的要求？林站长不但不去据理力争，应首先要改造瀛海线，反而还心平气和说改造农排线路要紧，真是不简单哪，我还听说，前阵子瀛海线临近超负荷时，林站长还故意压下《创新轻工机械厂》急需增容的报告，而让小容量的针织厂先上马，据说完全是考虑到当地的“社会效益”，真也是另一种的高风格-——高瞻远瞩哪！我想，我们电力公司的职工如果都像林站长那样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的话，那我们的电力公司就有希望了！
向祖奋的这一席话说得林克凡有点脸红，他心里清楚，向祖奋是在“好话反说”地嘲讽他，是有意地挖苦他，心中立时产生一种愤恨，你这个曾经的“右派分子”真不是东西，我犯上你什么了？你竟会这样来无故地讽刺我？我看啊，你这人真不会吸取教训，总喜欢多管闲事，无事生非地攻击人家，你这人真是苦头还没吃够啊！你只不过是多读了几年书、多掌握一点技术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早就知道，《创新轻工机械厂》之所以能顺利办妥了增容手续，主要是他在起作用，这不但打破了他心中的如意算盘，还使骆菲心高气傲起来，有意摆脱他的羁绊，这个美妙的布阵就被他“搞浑”了，想起来好不懊恼，一直使他耿耿于怀。今天他又来对他无端地攻击，真使他气上加气，他绝不能让他无故地侵犯他而得到好处，如不回敬他几句，他就认为他软弱可欺了。于是乎，他就对向祖奋说，向工实在是高抬我了，我哪具备这样的高风格啊，我只不过是将心比心而已，自己要紧，人家就不要紧了？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全大局呀、高瞻远瞩啊这样的高品格，我们这些做工人的可没有像向工那样的高尚，更没有具备像向工那种“关心国家大事”那种思想意识。据说，当年在整风运动时，你就说了“国家关心工人阶级是对的，但也不要疏远农民，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不比工人少，而农民的生活与工人比起来是有天壤之别，这是极不合理的”这样的话，而后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当然啰，后来事实证明你向工当时说话并没有什么错，所以二十年之后就给你‘改正’了。不过，这二十年的苦楚是够你吃的了！他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一下，接着，他又嬉皮笑脸地对向工说，我现在倒有点不明白了，向工你在二十多年前就这样关心农民，现在对农民怎么反而漠不关心了？改造农排线路可是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啊！你不支持改造农排线路难道不是不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吗？
林克凡如此迅速出其不意地、恶毒地攻击他，是他所没有想到的，诚然，他看不惯林克凡这种口是心非的人，所以他才会在会上去嘲讽他，想不到林克凡会如此迅速的反攻他，看来，他确实是个狠毒的家伙，他觉得自己有点小看了他，但此刻如果任他恶意攻击的话，那这种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忘乎所以起来，于是他就立即驳斥他说，林站长，你这种说法可算是奇谈怪论，如果你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你说的不错，我之所以在二十多年前说了工农差别太大的话，也确实有为农民抱不平的思想，也因此戴上右派的帽子，但是今天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地在关心着农民，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是忘记了农民，我说的首先要改造工业线路决不是反对改造农排线路，而是哪个重要的哪个先上，这是由于目前的处的情况决定的，你这种恶意诽谤是站不住脚的，难道你认为我们可以于政策于不顾，把工业用户上缴上来的“贴费”去用于改造农排线路就算是关心农民了？把我认为应该坚持政策、遵循财务制度就可以说成是不关心农民？你这岂不是故意闭上眼睛说瞎话吗？故意在节外生枝吗？刚才我说你宽宏大量、胸怀大局是根据你的发言而说的，瀛海线已经严重超负荷了，你并争先提出在改造提升，反而说不能只顾自己小单位的立场而去反对改造农村线路？这不是太自私自利了吗这样的话；你还故意压下《创新轻工机械厂》急需增容的报告，而让小容量的针织厂先上马，完全是考虑到当地的“社会效益”，这难道不是胸怀大局是什么？我哪点说得不是了？如果你不是心怀鬼胎而说这些话的话，那你又为什么会对我所说的如此强烈不满？怎么会认为我是在故意挖苦你、讽刺你？这难道不是暴露你心中有鬼吗？
会议顿时充满了火药味，大家都听得出，林克凡与向祖奋这种唇枪舌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会场里都在小声地议论起来……
范凯时不失时机地阻止了林克凡与向祖奋的争论，如果再让他们争论下去的话，就必然要干扰会议的正常进行，他带有愠色地说：“我看你们就不必争得面红耳赤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样无谓的争吵有什么好处？除开伤了和气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好处吗？经理放话了，向祖奋与林克凡自然要听从他的劝告，如果再继续争论下去自然就不顾经理的脸面，这显然是不对的，这样做无论对于谁是都没有什么好处的，于是他们也只好鸣金收兵休战了。
范凯时用人之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门槛”，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深奥的心计，他就是靠运用这一套“门槛”牢牢地控制着电力公司这个庞大机构以及二十多个中层干部，使他们服服帖帖地接受他的领导。当然，也有人不服气，但也只能是忍气吞声的份。林克凡是死心塌地跟着他的人，他从用户中索取来的好处有相当一部分“进贡”给范凯时了，故此，范凯时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当然，他也深知林克凡的脾性，头脑机灵，能力也强，但私心杂念太重。他认为，世上哪个人没有私心杂念啊，人不为为己。天诛地灭嘛，对人就要看“主流”，林克凡工作能力强，做事干脆利落，有这条“主流”就行了，所以，他就成了他的主将。对于向祖奋，他当然也是相当了解的，此人个性强，敢说敢当，具有“竹筒子倒豆”性格，像他这种人在社会上哪有不吃亏的？当年他被打成右派就他“咎由自取”。此人虽有知识、有技术，工作起来干劲也足，但他凡是遇到他有反感的事，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提出，虽然他在公司里有一定的威信，但由于他得罪人较多，背地里说他坏话的人也不少。范凯时对他的技术及工作干劲欣赏有加，但对他的脾气却并不欣赏，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托付工作任务的人，但绝不能提拔重用。所以尽管他相当适合担任生技股股长的人选，但最后还给他一个副股长的职务，而提拔一个曾经是线路工的来陈根强担任生技股的股长。
范凯时原来是一个乡党委书记，他是在成立县电力公司时调过来的。灵山县在解放前没有发电厂，只是有一家轧米厂在晚上用30匹马力拖动一台20KW的发电机发电，只供应县城内的政府机关和一些较大商店等单位，而且是天黑后到晚上十点，用电时间只不过是二个多钟头左右。解放后随着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发展，用电量增加，就改用一台马力较大的柴油机发电，再后来又兴建一座蒸汽机发电厂。六十年代初期，由于新安江发电厂的电网延伸到灵山县境外，在上级政府部门的安排下，县政府不失时机地接通电网，把大电网的电力引进来。与此同时，县里决定在原来的发电厂的班子加以充实，新成立县电力公司，原来的电厂的厂长禇根才是解放前的那家轧米厂车间里的“老轨”师傅，解放后就任命他为厂长，一直当到蒸汽机发电厂的厂长，由于他文化程度较低，只读过小学四年书，显然不适应公司经理兼书记的职务，于是就把范凯时调过来的担任了电力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兼经理，禇根才担任管生产的副经理。考虑到范凯时对电力技术也并不很内行，而禇根才虽然懂得一点机械与电气小常识，对于电网结构及管理也不熟悉，在公司的领导班子里没有一个熟悉业务是不行的，所以就安排水电局担任副科长的程希来调到电力公司担任管技术方面工作的副经理。程希来中专毕业，这在当时也算是高学历了。公司成立后几年又调进来几个大中专毕业生，向祖奋正是在这时调进来的。这样一来，电力公司的技术力量就逐渐得到了加强。范凯时在任乡党委书记之前，曾经读过两年技工学校，学过各类车床，也附带学过一点电工知识，也算是一个“专业人才”了，在当时，进过技工学校的人也算是稀缺人才，何况范凯时头脑灵活，所以很快就被提拔副乡长，后来就提拔为乡党委书记了。由于他对电力有一知半解的常识，这在当时的干部中是相当难得的，所以就很自然地被县领导看中，理所当然地被提拔去当电力公司的领导了。当时，担任领导的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不一定非要内行不可，对于像范凯时这样对电力知识有一知半解的人来说已经算是有点“内行”了。范凯时是一个有“手腕”的人，他善于掌握“先机”，无往而不胜。对于用人，他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策略”，那就是所谓“因才施用”，他心里有一条重要标准：重奴不重才，用才不用奴。在要害的股室，如财务股、物资股、人事股、办公室等股长或主任就非得用自己的心腹不可，而其他的非核心股室，如生技股、用电股、总务股之类就可以安排一些技术上或业务上比较在行的、而且还比较敬业、勤奋的人去担任，这样做好处是明显的，使人感觉到他范凯时不是一个用人唯亲的人，他能“因人制宜”地使用各种人才，这样做不但对开展工作有利，而且还使人觉得他比较开明，能容纳各种人才之人。其实，在他心中，不管他有没有才，只要忠于他的人，他就提拔重用，而对他有二心的人，无论你多有才，他就不会重用你，最多是叫你去担任一些业务工作而已。当然啰，他也有他精明之处，在安排重要工作或任务时，他就一定会叫那些有才干的人去担此重任，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没有才干的人是无法圆满完成任务的。不过，即使此人干得相当出色，如果不是他的亲信，他是绝对不会提拔他的，顶多只能安排他在一些非核心部门做个中层干部而已，绝对不会安排他去核心部门去任职！当然，由于他在工作上出色，他会上表扬他几句，说他一连串的好话是绝不会吝啬的。而他对于自己的提拔起来的亲信，即使是业务上“一问三不知”，工作上毫无起色，甚至于造成过一些损失的人，他也从来不会去追究责任，还要千方百计地为他开脱责任，这样一来，这些年人就自然会感激涕零，此后就忠心耿耿地跟随他走了。而对于在背后要说他“坏话”的人，一旦被他察觉，他就要毫不犹豫地、尽其所能地想出办法来“整”他，千方百计给他“穿小鞋”，使他吃尽苦头，让他去深刻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反对他的人就没有好下场，这是你自讨苦吃！所以，公司里的中层干部们都领教过他的“教诲”，顺他者，即使是平庸之辈也会平步青云，逆他者即使是才华横溢，也只能是“名落孙山”了。这些人虽然心怀不满，但也只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没敢站出来对他说个“不是”。
此刻，他作为公司的总理，面对会上的两种不同意见，是不能随意表态的，特别是在争论的火候上，站在哪一方都不好。他觉得，作为领导最重要的权术是搞平衡，这像“驼背人下棺材”，这一头压下，那一头就翘起，无法摆平，让他们去争得不可开交也无所谓，双方总会有精疲力竭的时候，最后终归会有一方的意见占优势的，到那时，你就因势利导地发表全下自己的意见就行了，既省心，又得利，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听着，无动于衷地看着双方 ，让你们去争得痛快吧。
参加办公会议的对象是公司里的中层干部，即站（所）长与公司机关里的各股室负责人，公司的供电站（所）大多数都地处农村地区，所以他们大多数主张对先改造农排线路。用电股的主要业务是在工厂企业方面，所以仇维刚对工厂的增容报告就特别关注，他当然是主张首先要改造工业线路的，但他不会像向祖奋那样节外生枝地去挖苦林克凡，林克凡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你挖苦他，他难道就不会反击你，他故意提起你反右时言论，使你难堪，其结果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这又何必呢？要知道，世上的人也像舞台上扮演的“生旦净丑”角色一样，都有红脸、白脸、花脸之分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常言道，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你去管他作甚？凡是没有直接伤害到自己的，你就完全可以装聋作哑，大可不必地去管这些闲事。他对向祖奋很尊重，觉得他为人正直，诚恳，疾恶如仇，确实是一个可敬可爱之人，但他也认为他太天真、太单纯了，书呆子气十足，在当今社会是要吃亏的。尽管，他也看不惯林克凡口是心非、口蜜腹剑这种卑鄙无耻、无利不图的小人，他对上奉承拍马，对下三面两刀，觉得是相当可恶的。但对这样的人你也用不着直截了当地揭穿他，他的为人，公司里谁不知道，难道非要你去揭穿不可？他如果犯了法，那就有公安局、检察院去管他；他犯了错误，有领导会去批评他、处理他，何必要你去费心？他现在还是领导的一员爱将呢，你管他作甚？他想到这里，就很自然想起了向祖奋过去的一些“轶事”，有人告诉他，向祖奋在大放大鸣时远不止说了林克凡刚才所说的这一句话，他还说过当时认为是“相当反动”的话，说什么“共产党是依靠农民打天下的，革命成功了，照例应该关心农民，但没有，不但没有，反而要农民‘出力如牛’、‘耗食如鼠’，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他还说，‘怎么能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取得了辉煌胜利？我看最多算是打一个平局，双方不是还在三八线上争夺吗？’我真的不理解向工为什么要去说这样的话，这些话只能在肚子里想想而已，怎么可以公开说出来的？结果呢，被扣上了“恶意攻击工农联盟”和“恶毒污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帽子，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你何必去说这些与你无关的话呢？为此而戴上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值得吗？！平心而论，他所说的话并没有错，中国农民支持革命，但到头来还是他们吃了大亏，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时虽然接连打了几场胜仗，但最后还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反攻下退回到了“三八线”，此后就相持不下，一直呈胶着状态，直到停战谈判才结束战争。实事求是地说，向祖奋说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果是打一个“平局”，其实也没有错，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是不能这样说的，这些话绝对“上不了台面”，你这样说法岂不是“长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灭了中朝人民的志气”吗？这样的国家大事轮得着你去说三道四？向祖奋这人实在是太傻了，你这样做是“把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的家里来哭”啊！当然啰，他不反对向祖奋在会上说的主张要尽快地改造瀛海线，作为一个干部，对于工作上的事倒是应该发表自己意见的，你如果对工作上的事都不管，都置之于度外的，那还要你去当什么干部？也正因为如此，他自己也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力主要改造工业线路，不管别的人怎么说，他都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生产技术股股长陈振强是主管生产安全工作的，所以对他来说，无论是农排线路还是工业线路都存在安全问题，所以他也就不表示什么态度，而财务股则是主管公司经济的，如何用钱、正确用钱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不能违反财务制度，凡是违反财务制度的，他们就要反对。他们心里很清楚，改造线路是要耗费大量资金的，而用钱的渠道是有其严格规定的，绝不允许“张冠李戴”，违反财务规则他们是要负责任的。资金使用的规则十分严格，任何人都不能违反，譬如说，改造农排线路就得使用农排线路基金，如果没有这项基金就得要向上级打报告申请调拨资金，公司的自有资金不能去使用。公司目前没有这笔基金库存。工业线路改造的资金来源是“贴费收入”，有了“贴费”蓄积，就可改建或新建工业线路了。“贴费”是指工业用户在要求报批时，按规定首先要上交“两项贴费”（即线路贴费和配变贴费），每千瓦40元。由于近几年工厂企业发展迅速，所以工业用户向公司上交的“两项贴费”数额就比较丰厚，至今已有不少的资金积累，可供改造工业线路之需。在使用“贴费”的问题上相当明确的，用户的贴费绝对不能移作他用，只能用于工业线路的改造基金。当然，这个概念只有财务股的人才特别清楚，有些供电站站长忙于工作，不大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是不太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财务股长郭尔敏很清醒，这个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如不在会上说清楚，会使得会上的争论失去了方向，一旦厘清了这个问题，就减少了不必要的争论，他必需要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不讲清楚这个问题，他就有责任。于是他就将这个问题在会上提了出来。
经郭尔敏这一提醒，会上果然冷静了下来，使力争先改造工业线路的一方顿时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主张改造农排线路的一方显然失去了支撑，公司没有基金支持，拿什么资金去改造什么农排线路？其实，作为用电股长的仇维刚，他对于这个财务制度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主动地先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于他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财务股来提出才合乎逆常理，由他去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抢占先机”的嫌疑，多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他就故意不谈这个问题。现在由财务股长郭尔敏来提出了这个问题真是最合适不过了。
范凯时觉得，会上虽然已经形成了应该而且是必需先改造工业线路的局面，但如果不去改造农排线路，恐怕也会留下了事故的隐患，而且也会丧失了农村地区供电站站长们的积极性，这也是说不过去的，不去摆平这些供电站对今后工作肯定是不利的，所以，他就对坐在他身边的副经理程希来低声地说，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兼顾农排线路的改造？程希来听到范凯时的征求意见式的问话，知道他是有意要同时照顾农排线路，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地说，还是兼顾一下为好，对今后工作有利。于是，范凯时就在会上提出也要求对农排线路进行改造，至于资金问题可以向水电局去打报告，并责成生技股立即制定出需要改造的线路方案及需要拨款的数字。他还在会上说，这个“烂摊子”是水电局他们移交给我们的，现在叫他们也负担起这个责任来，是应该的嘛。
于是，会上就形成了立即先着手改造瀛海线，并同时着手改造农排线路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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