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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从何芝萍的叙述中才了解到如此广泛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以及从“反右”到“文革”极左思潮的演变、发展过程。她清醒地认识到，何芝萍和陈光祖的命运是广大共产党干部遭遇的一个缩影，从而使她对自从“反右派运动”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的演变有了深层次的更透彻的了解。她想，如果把这场史无前例的、规模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前几年的“反右派运动”相比，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其矛头指向都有相当大的差别，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不难看出，中共中央高层对于开展“反右派运动”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允许对共产党的政策“说三道四”，都主张压制党内外的“不同政见”，排除“阶级异己”，以达到共产党高层决策者“说一不二”的局面；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则完全是“不同凡响”，尽管两个运动的初期都采取“隐秘”策略，但其“隐秘”的性质、手法、目的则完全不同，前者意在“引蛇出洞”，后者却是“先是秘而不宣，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剑对方”。因为前者打击的对象是“可以随意拨弄者”，处置这些知识分子及中下层干部如提取囊中之物那样方便；而后者打击对象是“最高决策层内”的重量级人物，只能到“图穷匕见”之时，才能“亮剑”，使对方措手不及、防不胜防，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别无选择。如果运动中“暗藏杀机的图谋”被对方识破，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可悲下场”，那他们就可能会采取孤注一掷的对抗措施，来一个“鱼死网破”的话，那个“锦囊妙计”势必就要“付之东流”，运动就达不到“一举击破”之理想的效果！他能掉以轻心吗？只有先让他们“蒙在鼓里”，把他们稳住，待一切措施都布置停当之后，来一个突然袭击，投出“炮打司令部”这样一杖重磅炸弹，搞得他晕头转向措手不及，顿时丧失了“抵抗力”，那他只有眼巴巴的“束手就擒”的份了。可见，这个蓄谋已久的“谋略”实在是太高明，太深不可测了，没具备“雄才大略”和“韬光养晦”之人是绝对构思不出这样“高瞻远瞩”谋略来！你看啊，运动安排得如此“完美无缺”绝对是拍案叫绝，报刊上先被点名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刘少奇，他是一个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会议上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他还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接着就点出第二号“走资派”是邓小平，他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至于那些“彭罗陆杨”等一帮显赫人物就成为“黑干将”了。他们对那个在庐山会议上曾经向毛主席“发难”后来经过批斗罢官并已被必配西南“三线”的彭德怀自然不能“忘记”，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再度揪到北京来批斗，把他打倒在地，还要狠狠地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从井冈山起家又经过了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元勋，今天突然成了“革命的对象”的“落水狗”，这真可算是一件非同小可震撼人心的事件，没有非凡胆识魄力之人哪能会干得出如此的惊人之举？！这次运动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因为毛泽东的意图是要挖掉埋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要彻底地清除心腹之患。当然，他发现身边有这个“定时炸弹”非在一日之晨，而是由来已久的事了。这还得从苏共“二十大”说起，自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以后，他就多了一个心眼，他留心着周围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自从“八大”以后，党的政治路线做了调整，强调发展经济，淡化了阶级斗争。党章中还作了修改，强调了“集体领导”。刘少奇还提出了创新的理论，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对生活的日益增长需要的矛盾。他一直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苏联修正主义“全民党”的论调如出一辙，鉴于当时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内的现实情况，他不得不暂时采取“保留态度”。在他的头脑里，充满着斗争哲学，他历来认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只有始终保持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人，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才能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叫做事在人为嘛，也只有充满着斗争勇气的人，才能击败一切敌人取得彻底胜利，回忆他自己几十年来的斗争生涯，不正是这样吗？想当年，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反攻”开始之时，中央政治局（包括他自己）估计要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大致需要五年时间，但结果只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把国民党军队赶出了大陆，这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事在人为例子嘛。他此刻又十分怀念起战争年代那种叱咤风云的日子，他一挥手，就可以颐指气使地把千军万马奔赴战场上去撕杀，这是何等壮丽的画卷啊！朝鲜战争结束后全国就出现了和平局面，特别是“八大”以后，大家都主张齐心协力地去搞经济建设，不再强调阶级斗争，“死水一潭”的政治气氛就出现了，他对此是心存疑虑的，他认为长期下去，斗争意志就会消沉，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一下。就在此时，文艺界的一个著名人物胡风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十几万字的《意见书》，提出他自己对文艺的主张。这难道不是明明地向党中央提出挑战吗？他就觉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个胡风之所以如此忘乎所以敢对党中央“下战书”，难道不正是想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嘛，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这些知识分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了！于是他立时就给胡风一个“下马威”，通过《人民日报》几篇文章，就把胡风这帮人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肃反运动”，一下子就绷紧了政治形势，扭转了“死水一潭”的局面。次年，他又通过了“整风运动”搞了“反右派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引蛇出洞”，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那些知识分子一下子就老实规矩多了。在这两个政治运动以后，他自觉身上还很具魅力，过去战争年代的那种所向披靡的气势回来了，无往而不胜的精神面貌恢复了！他也就意气风发起来，认为这种呼风唤雨的神奇魅力绝不能让它消亡，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乘风破浪正当时，莫让飞舟失良机。他对目前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滞缓状况早就心怀不满，哪能长时间像“老牛拖车”那样地慢腾腾折腾，必须来一个彻底地扭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美帝国主义和苏修他们凭什么神气活现杀气腾腾？不就是靠着他们有发达的重工业，有先进的导弹飞机坦克？我们六亿多人口五百多万吨钢，这种落后的局面如不迅速改变，我们的腰板能硬得起来吗？时不待我，我不待人啊，何不趁机来一个大跃进，彻底改变“老牛拖车”的落后保守思想？更何况他心中早就有“乌托邦情结”，他就决定发动“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谁知，他所发动的这一系列的接二连三政治运动并没有遂他所愿，运动的结果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尽管运动的初期正是是按他所想象的那样，一声令下，呼风唤雨，地动山摇，全国立即出现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场面，全民炼铁，热气腾腾，各式各样的土高炉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大地上涌现，烟火袅袅，烽火遍野；“还是人民公社好”一句话既出，神州大地立即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今天是一个高级社为一个公社，明天马上就更换为一个乡为一个公社，后天又升格为一个县为一个公社了，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男女老少尽开颜……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近似神话般的“故事”一幕幕地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演出”，谁也不知道“故事情节”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最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运动就像像昙花一现似的出现了逆转，正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最后的结局更令人难以预料：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国发生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国民经济也面临崩溃的严峻局面……
当然，这个结果是完全出于他意料之外，也是与他发动这些的初衷相违背的。他本想国力迅速崛起，但结果不能崛起不说，反而大伤其元气。他内心里确实是不安的……这个严重后果当然会引起全党不少或明或暗的非议，这种“非议”必然要反映到党中央的高层领导中来，于是就有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说法”，就导致了毛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这也是爆发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这场运动的发生恐怕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迟早都要发生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
上述“思路”就是凌云通过了缜密的思索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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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有了全新的领悟以后，意气更加风发起来，觉得应该对“个人崇拜”作彻底的揭露，只有与它作坚决的斗争，才能有有效地遏制“极左路线”的蔓延。她已透彻的醒悟了，给中国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正是由“极左路线”造成的，而“极左路线”来自“个人崇拜”，如果“个人崇拜”的错误本质得不到彻底地揭露，那它就难以根除，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善良的老百姓就休想过一天的平静日子。只有让广大干部认清“个人崇拜”及其产物“极左路线”极其严重的危害性，才能渐渐地摆脱它的控制，最后与它划清界线，中国人民才能最后摆脱暗无天日的境地。诚然，她也很清醒地认识到，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达到目的的事情，但她并不气馁，世上要做好一件开创性的工作都是要经历千难万险的，甚至于要付出牺牲的代价，历代的志士仁人都是如此，我何惧之有？更何况，她完全可以料想到自己未来必然要遇到悲壮的结局，除非自己马上去变成为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这样也许能留住一条卑贱的苟且偷安的小命，我岂能放弃尊严，人不做却去当一条狗不成？这可不是我凌云的人格！她心如明镜似的想清楚了，反正是一个“死”字，有什么可怕的？人迟早要死，只不过早活在世上的时间长与短而已，与其当一只“哈巴狗”能多苟活几年倒不如保持尊严的做人则少活几年，这正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样，死在东洋鬼子屠刀下先烈们流芳百世，而那些卑躬屈膝、认贼作父的汉奸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其实，做人只要能想得开，多活与少活几年在漫长的历史来说只是一瞬间的事，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诚然，生命只有一次，能多活几年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是为了想多活几年去当遭人白眼的“哈巴狗”，倒不如少活几年，慷慨赴死，死得其所，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在生命尚存的日子里，一定要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这就必须要义无反顾地与“极左势力”作誓死的斗争！
就这样，她奋不顾身地投入这场斗争中去，决定给《人民日报》写信，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个人崇拜”的发展过程。
……如果说，在“反右派运动”在处理问题上虽然已经出现了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利，但要把右派判刑送进监狱时，还要经过一些表面上“法律形式”的手续，说明当时还有一些“法律意识”；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完全是无法无天、毫无顾忌的了。如果还要去按什么法律手续办事的话，他们怎能秉承“上司”的旨意的一句话就可以把拥有国家主席职位的刘少奇批斗乃至关押入狱？为了“革命方便”，他们就肆无忌惮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要把全国的一切法律法规乃至宪法统统地抛进了历史垃圾桶里去！因为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革命造反是压倒一切的！
纵观从“反右”到“文革”的“法律意识”演变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五七年“反右”时，领导层的法律观念已经是相当淡漠了，他们可以随时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权利而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手续，但这种淡漠还未到“毫不顾及”的地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就已经是完全“无法无天”，毫无法律观念可言了。这个过程与当时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的“思想变迁”是相吻合的。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几十年革命战争，从工农武装暴动失败到井冈山会师；从反围剿失败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历次的挫折中认识到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正确性，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他扭转了革命战争的形势，转危为安地摆脱了危险的处境，从而也使许多人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使他的身上罩上了一种神奇的色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在全党“唯我独尊”的地位与政治氛围，后来甚至作出了这样一条的“决定”，即“毛泽东在党中央拥有最后决定权”。从此，他的任何意见和观点都不容怀疑，更不容违背。正因为如此，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提交关于“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一些问题”的信件时，他就“龙颜大怒”，毫不顾及其他党委们的看法，一意孤行地把彭德怀等到人打成“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这种独断独行的做法更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毫不掩饰地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还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上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样一来，他自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刘少奇了。正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悲剧性的事件，中国人民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当然啰，这也是毛泽东自己的大悲剧！
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离奇而荒谬的“事件”的根源所在，也是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乃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一个必然的“结局”，那些在“反右”时代当上“反右英雄”的人们也许绝对不会想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竟也被一批一批地送上“祭坛”，他们所得到的“待遇”甚至比“右派”还要凄惨，他们有的人也许会反思，有的人也许会谶诲，个别的甚至会大彻大悟！但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至今尚未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以前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在为“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助纣为虐”，是在不自觉地当上了促使“极左思潮”一路狂飙、登峰造极的罪恶帮凶……
何芝萍看到凌云日以继夜地写东西，估摸她在写什么申诉信。她有点奇怪，凌云本来对她无所不谈，亲如姐姐，这次写东西却为什么对她守口如瓶，好像突然征收进来？她想打开这个疑团，就试探性地问凌云，你在写什么东西啊，弄得神秘兮兮的？
凌云略微迟疑了一会说，我在写一篇很长的东西，你还是不要介入进来为好，我不想连累你。
何芝萍顿时觉得有些奇怪，有这么严重吗？
于是，凌云就对她说出“庐山直面目”。她完全知道这将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她之所以不对何芝萍说出此事，完全是为了不想牵连她，绝对不是出于不信任她而对她“保密”。
何芝萍听后才醍醐灌顶地清醒，凌云确是一个百折不挠、令人敬佩的人。不过，她认为凌云这样做是太鲁莽了，她不但达不到她所想要的目的，反而将会给她不堪设想的后果，招致带来更加惨重的打击！当局是绝对不会放过“恶毒攻击”之人的，凌云这样“自找麻烦”的行动，除了给她自己带来惨祸以外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何芝萍考虑了许久，最后还是对凌云说出自己的想法，她不想凌云再次陷入不堪设想的灾祸。
凌云难道会没想到何芝萍估计到的这种后果？她已经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了，她感激地对何芝萍说，我当然明白你说的这些后果，更感激你对我的好心奉劝，但我绝不会因此而改变初衷，正因为我知道这事必定会招来惨祸，所以才决定对你“保密”的原因。你就不必为我担心了，我的决心已定，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是一个不久就要上“断头台”的人了，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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