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江满潮的家人现住有正屋的东首大房及相邻的大灶间。江满潮的妻子郑香菱，出自大户人家。她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名叫江云卿，老二名叫江云瑾。在解放那年，江云卿在高中读书，而江云瑾正好小学毕业。由于江家有上百亩的良田，也有黄鱼鲞加工厂和渔船，在土地改革时肯定要被评上地主成分，江满潮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逃往上海，隐姓埋名地在大都市里藏匿起来再说。他在逃往上海时，当然要携带了一些“金段”应付开支。江家殷实，江满潮虽然带走了一些金银，但家里还留着不少金银细软，可供家人的急需之用。根据土地改革的政策规定，对地主的家庭的土地及多余的房屋（除自己居住的以外）采取了要没收的政策，而对于地主家里的金银细软并没有规定要加以“没收处置”，所以，郑香菱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庆幸”，如果政府要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的话，那她的大儿子在外读书的费用就没有着落了，他自然就要面临失学。丈夫一旦被捕以后，她和小儿子母子俩都是“身无缚鸡之力”的人，能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如果没有这些“家底”的话，她真的不知道以后怎样过日子。她是一个有心计的人，她知道在共产党的天下，像她家这样的地主阶级的人只能是“夹着尾巴做人”，绝对不准丝毫显露出“阔气”的样子，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骄气”，只能够装穷、哭穷，在人面前摆出一付“可怜兮兮”的样子，也许才会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宽恕。所以，自从在江满潮离家“避难”以后，她就连头发都不梳理了，头发就像个“麻雀窝”似的，她有时还故意放上一些草屑，看上去有点儿像“癫婆”的模样，这与她以前的“阔太太”打扮自然有天壤之别，判若两人了。虽然瀛海村的村民们都不是属于一群“弱智”的人，当然看得出郑香菱是在故意“装蒜”，但他们觉得这个郑香菱现时确实算是一个“可怜”之人，也就不去揭穿她的“把戏”罢了。正因为郑香菱还是有相当的实力，所以在江云卿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F大学时，她就毫不犹豫地让老大江云卿及时地到上海F大学去报到，要使他尽快地离开这个属于“是非之地”的地主阶级的家庭，免得遭人白眼，做一个低三下四的人。老二江云瑾的命运就没有老大这么幸运了，在他初中毕业后就失学了。一来是当时县城里没有高中，要读高中就必须到离县城有一百多公里的宁江市去报考、求学，而且此时的“政策”已经十分强调“阶级出身”，一般的剥削阶级的子女在高中毕业后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考进大学了。精明的郑香菱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让江云瑾去考高中。她想，就算是老二在高中期间学习成绩好，即使在高中毕业后能百里挑一地考入大学，但在这三年的高中期间的经费支出却是需要一大笔啊，再加上他还要上大学去读书，那她的家里就有两个儿子在大城市里读书，那可是一笔不少的费用哪。虽然她目前还能拿得出这些钱，但这个影响就大了，她平时不是经常地在人家面前装穷、哭穷吗？这样一来，这岂不是等于自打了一个耳光？再说，丈夫已经在“肃反”时被逮捕，判刑后已发配在苏北改造，何时才能回家是无法预料的，大儿子已经在上海求学，如果再让老二也出外读书的话，只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家里守着，也实在是太寂寞了。此外，她深入地盘算了一下，“家底”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厚实了，因为上年在“缴公粮”时用去的“数目”又占去了一大笔。这是因为在土地改革之前的那一年，她家的土地虽然还没有被没收，但那些向江家租种的佃户们自然不会再来向江家缴田租了，因为地主已经成为“过街的老鼠”，只有挨斗、挨骂的份，佃户们难道还会这样“傻”吗？但是，这些田地当时在名义上还是属于江满潮家的，国家在当年对这些田地的征收公粮自然要由江满潮家来负责。于是乡政府就把“征收公粮”的“通知单”交到郑香菱的手上了，并限令她在几天之内必须如数上缴，否则就要当作违抗政府的法令，作为犯法来处置。郑香菱当时被吓破了胆，连忙把几块“金段”去“兑现”了。她对此能不心急如焚吗？江满潮已经“远走高飞”了，如果她也被共产党捉去坐牢的话，还有谁来照顾她的两个宝贝儿子？这岂不是真的要家破人亡了吗？所以，她仍然觉得，虽然损失了几块“金段”，“家底”严重受损，但还是“合算”的，花钱保平安嘛。只要能保住这个家庭就是万幸了。不过，从此她就更加“装穷”起来，好像家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花光了。她考虑到，虽然家里的金银细软还有一些，但如果再遇到此类“折腾”的话是经受不起的，除非遇到相当特殊情况的话，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去“动用”它了，因为现在是要靠劳动吃饭的天下了，如果把这些“家底”全部消耗殆尽的话，她自己今后怎么去过日子？凡事都要考虑周到、周全，多留一条后路就有多一次活命的机会，万一老头儿永远回不了家的话，她总不能把自己活活地饿死。“金银财宝”可是救命之物，如果家里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当初江满潮就无法逃到上海去隐匿，他待在家里的话，也就要像其他没有外逃的地主一样都被共产党拉出去枪毙了。由此可见啊，古人说的话没错，“铜钿银子好买命”哪，江满潮这条命就是用金条买来的嘛。老二由于年纪还轻，他不知道家中的底细，我现在还不能把这个家底如实地去告诉他，如果让他知道家里还有“家底”的话，他是一定闹着要像他哥哥那样去考高中，去考大学了，所以她决定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为好。于是，她就装得相当可怜的样子对老二说，云瑾哪，你已经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家的处境，你老爸遭难在外，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老大在上海读书，每年都需要不少的经费支出，已经弄得我焦头烂额了。家里当初确实有一些金银细软，你老爸在逃往上海时就带去了一些，后来在向乡政府“缴公粮”时又花去了不少，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再加上你哥在读高中、你读初中时又用去一些，剩下的这一点点东西总不能把它全部花光呀，你我还有两张嘴巴每天要吃哪，你说是吗？我虽然也希望你能像你哥哥那样地能去读高中、上大学，有一个好前途，可是现在家里实在是没有这个条件呀，你受了委屈，这真使我像刀割一样地难受……说着说着，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年轻的江云瑾知道母亲的说话的用意，他能体谅到母亲的苦衷，就同意母亲叫他放弃继续入学的决定。所以，他在初中毕业后就去跟着未能升入高中的同学们一道到“粮管所”去做了几个月的“助征”工作。几个月后，由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而被“粮管所”辞退了，不像其他的同学那样，顺利地转为正式的工作，他为此而伤透了心。他想，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啊，认命吧。
郑香菱身在农村，当然清楚做农民的艰辛，她是不会让这个宝贝儿子去受苦的。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终于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做木匠的侄子。这个侄子由于脑子灵活，又肯吃苦，所以成为乡里一个颇有名气的能工巧匠。她想让儿子跟他去学木匠，肯定会很快地学到木匠的技术，高师出名徒嘛，她相信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像样的木匠，虽然做木匠也是一门靠出力气的活儿，但总比当农民种田强啊。江云卿听从母亲的决定，内心里也觉得做木匠总比当农民好，虽然这也是一种出力的活计，但比起当农民的艰辛要好得多。他虽然年轻，但也知道下田要遭受日头晒、蚂蟥咬，特别是可怕的蚂蟥，它咬住腿脚后，要从腿脚上吸了很多的血，它浑身胖得像一只“小袋子”似的在腿上晃动着，多害怕啊。还有，像施肥呀、割稻呀、掏番薯呀等农活都是要挑重担的，我这样身轻、力薄的人哪能吃得消啊。为此，他从内心里感谢母亲对自己的关爱和体贴。他觉得，母爱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感情。
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他师傅（也是表兄）的严格要求和诚心的教诲下，很快地学会了木匠的基本手艺。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不知旦夕祸福，他猛不防在江满潮回家后偏偏会遇到实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他们的一家偏偏又会编在这个刘阿根的生产队里，而这个刘阿根偏偏是一个小心眼的人，竟然一定要江云瑾非要归队来参加生产队里的农业劳动不可，这真是造什么的孽啊！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犹如晴天的一声霹雳，对郑香菱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江云瑾此时已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了，对世事当然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些年来，他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处处被人瞧不起，比旧社会里被人称之为“坠民”的人还要低贱几等，有人甚至于在当着他的面用讥讽而篾视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地主尾巴”！多少年来年来，他已经被这样的羞辱羞得麻木不仁了，他只有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聊以自慰以外，就别无他法去求得心灵上的安宁。十年前令人恐怖一幕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他脑海里：那天，他的一个堂伯要拉到沙滩上去枪毙了，他和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怀着有点“好奇”的心情，跟随着那些全副武装的民兵们押着他的堂伯到沙滩上去执行枪决。他见到他的堂伯五花大绑地跪在沙滩上，他后面有两个民兵用枪口紧紧地挨着堂伯的脑袋，只见“砰”一声，他的堂伯就应声倒地，他的脑袋被“开了花”，鲜红的脑髓流出来在沙滩上染红了一大片……他当时感到万分的恐怖，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在此后的许多夜里一直做噩梦，总是梦见着“开了花的脑袋”。他想，幸亏他爸外逃，否则的话，他难道不也要像他的堂兄那样地被拉出去枪毙掉？比起他的堂伯家来，他家还是算幸运的了。人哪，只要生命还留着，一切的不幸总会是慢慢地过去的，并且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地被冲淡。几年来，他总是用他自己的家庭与堂伯的家庭去对比，总觉得自己家还算是幸运的，这样他才得到了一丝的安慰。
此刻，他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次“突变”，面对他父母亲俩人为此而发生争论以后，他渐渐地冷静起来，他又一次地运用了“阿Q”精神胜利法，假如我当初没有去学木匠的话，现在不是一样地在做农业吗？这有什么可以感到“痛心疾首”的？于是，他就奉劝母亲说，妈，你也不必太在意了，权当你当初没有把我送去学木匠吧，我现在难道不是与别人一样地在做农业吗？我是一个年轻人，会吃得起苦的，你放心吧。妈，做人哪一定有想开一点，特别是像我们家这样地主阶级家庭的人，做人本来就是应该比人低一等的，我现在做木匠活是比人家做农业要舒服了一点，这就肯定要遭到人家贫下中农妒忌的，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再说啦，万事都不能心急，心急喝不下热粥啊，让它冷下来，也许就会畅快地喝下去了。说完，他还向父母亲苦笑了一下。
江满潮和郑香菱听了儿子的话后，都觉得儿子说得有道理。况且，除了“冷一下”以外，他们实在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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