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杜先谋想不到社员竟会如此“疯狂”地“抢占”生产队的狭小的、另星的山地，他们经过锄草、翻地后就争先恐后地种上了番薯，把生产队的集体土地一下子地变成了个人自己的“百斤粮”基地。他不无懊恼地想，这些人实在是太狂妄了，他们完全是不把我这个当队长的放在眼里了，这不是明明白白地不把我当队长来看吗？这种侵犯集体土地的“无法无天”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心里火气呼地窜上来，真的想立即去喝令他们停止这种非法的行为，但当他想到社员们及自己家此时正受饥挨饿的凄苦情景时，心又软了下来。不过，他在气愤之余，又想到了“辩证法”，如果用“一分为二”观点去分析这件事，倒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这些狭小的、另星的小块山地本来就是生产队一件令人“皱眉头”的事。这些山地对于生产队来说，它犹如一块“鸡筋”，食之无味，丢之不舍。由于这些地块狭小，四周的野草长年累月地、疯狂地向地中央“发起进攻”。由于受到了野草的蚕食，所以这些地块自然就愈“种”愈“小”了，而且这些狭小地费工多、收益少，属于“广种薄收”的“概念”，广大社员们对于这些山地的耕种渐渐地失去了兴趣。久而久之，这些地块自然而然地处于“半荒”状态。正由于它们已经处于“半荒”状态，而此时又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社员们自然就“理所当然”地把它们当作“百斤粮”基地了。说来也奇怪，当这些狭小的山地变更“主人”后其“面貌”就立刻焕然一新，本来只能种下二百来株（约一分地）番薯的一小块山地，经“新主人”开发以后，四周的野草被铲除殆尽，地里面的高坎壁被削得光滑流离，面积一下子扩大了将近一倍，可以种下四百来株番薯了。原来这里还有一个相当质朴而又明了的“哲学”：生产队种这些狭小的山地时，野草向“人”进攻，而这些“人”出于“事不关已，高高挂起”，面对野草的“步步进逼”而无动于衷，所以野草自然就“得寸进尺”；“人”更换以后，这些山地的新主人就觉得这地虽然狭小，但全是自己的，就显得十分珍贵，实在来之不易啊，于是他就觉得在“自己的”的山地上劳作完全不像在生产队里劳动那样“事不关已”，而是觉得每一锄头掏下去都是属于自己的，那有不用心之理？所以“人”就主动地向野草进攻了。“被挨打者”变成了“进攻者”，这就是这些狭小山地发生“焕然一新”的根本原因。杜先谋不是一个傻子，自然懂得这个“哲学”，但他又是一个善于“窥测风向”的人，他觉得共产党之所以要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无非是要彻底封堵单干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才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知道，现在由于发生了“大饥荒”而导致民心不稳，共产党只好对侵占集体土地现象采取“张眼闭眼”的妥协策略，但却不能保证以后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以后他们就不会转变态度，要实施极为严厉的政策来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据他估计，共产党今后必然不容许农民无限制地扩大自留地种植的。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允许农民随意去种自留地的话，那谁还会死心塌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结果岂不是要发生两极分化了吗？这岂不是走“回头路”了吗？共产党是绝对不容许这样做的！现在由于是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了稳定民心，他们只能采用一个权宜之计罢了。于是，杜先谋又动起“谋略”来了，既然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今后就必然会酿成“大乱子”。我这个当生产队队长的现在没去制止社员侵占集体的土地，就必然难逃其责，至少是没有具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的思想，共产党必然对我产生不信任感，以后要出人头地就难了。如果现在我去制止社员们“侵占”生产队土地的话，我就要被社员们活活地咒骂死，最终要落得一个像“过街老鼠”似的，遭到 “人人喊打”的结局。当然，他是不会去做这样傻事的。不过，他也不会在今后被人抓着“辫子”，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条“辫子”甩到别人那里去，这个“别人”自然只能是现在担任大队长的陈柏青了。他应当向陈柏青那里去“汇报”这个问题。陈柏青如果表态说“随他去”的话，那这条“辫子”就交给他陈柏青了；如果他说“不行”的话，那他就要请陈柏青出来制止这种“非法”行为，这个“怨恶”自然就由他陈柏青去承担了。
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汇报以后，觉得这是“不屑一顾”的事情。在瀛海乡里，谁还不知道大家都在到处种植“百斤粮”、开辟“十边地”呢，这个杜先谋真是有点大惊小怪。他心里有数，生产队种这些狭小的山地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亏本生意”，已有一些生产队早就不要种它了，所以已经抛荒了不少。现在社员们饿怕了，让他们在已经抛荒了的山地上去多种一些番薯去充实一下口粮这到底有什么不好？这个杜先谋实在是太不体贴社员们的苦衷了。于是，他就对他说，这些山地不是已经被抛荒了吗？既然是已经抛荒了，让社员们去种一些番薯有什么问题啊？再说啦，现在不是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了吗？这些问题你当队长的完全可以去自己做主，用不着到大队里来请示、汇报的。
杜先谋觉得陈柏青这样回答他还没有“上钩”，于是又补充地问了一句，那么照你说，让社员们去种这些原来是属于生产队的狭小山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了？
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话后，觉得这个人“肚肠”里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不想与他多费周转。于是对他说，这里没有“什么关系”问题，而是在于你对社员们究竟“有没有好处”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你难道还不清楚？还要到我这里来“请示”？我想，你也许还有其他的目的吧？
陈柏青的这一句话，使得杜先谋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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