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柏青虽然“官复原职”，但他的心里却不能平静下来，真是感慨万千啊。人非草木，哪个人在遭受“冤屈”或“不公正的待遇”以后会保持心平气和？始终会平静如水地没有情绪？特别是在他遭受到被当作“白旗”拔了以后、甚至于差点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心里难道会好受吗？人可不是算盘里的算盘子，一天到晚由人摆弄着。算盘子习惯于由人摆弄，它倒是没有什么丝毫怨言可言，反而倒觉得浑身舒坦，愈受到摆弄愈会使它光滑流丽、光彩照人似的，因为它“奴性”十足，一旦没有人摆弄它，就意味着它将被人弃用或束之高阁，它自然就黯然失色了。陈柏青从来不是一个“算盘子”，也不想去成为是一个类似“算盘子”的人，因为他认为一个由人摆弄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他从来不受人摆弄，他一贯来有他的自主意识和精神，有他自己干工作的理念，这是他做人的原则，这也是他在“全民炼铁”时与茅朝财发生冲突的原因。他从来不放弃原则或拿原则去做交易，他觉得这是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当遵循的一个最起码的准则。他扪心自问，他作为党员，从入党的一刻起，他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组织的各项规定；他从担任瀛海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起，他就自始至终地、全心全意地思考着要如何地为社员群众谋福利，要千方百计地使广大社员群众能有饭吃，有衣穿，能过上平平稳稳的好日子。可谁会想到，就在他为党、为社员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工作的时候，在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保护群众利益的立场出发坚决抵制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倾向并与之作斗争的时候，他却被党组织当作“白旗”拔了！他无论如何地想不明白，他为了及时收割晚稻和种植冬种作物而抽调青壮年社员归队到底犯了哪条党纪？难道让哪些已经可以到手的晚稻烂在稻田里、不去抓季节地去种春花作物才算是“遵守党的纪律”？难道让本来应该种春花作物的耕地闲着、使社员群众在春上青黄不接时吃不上口粮而饿肚皮才算“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为什么明明是“劳民伤财”的“全民炼铁”却要“奉为圣火”？为什么坚持实事求是、一心为群众利益着想的人却要当作“白旗”拔掉？到底是我陈柏青错了呢还是哪些大大小小的茅朝财之类的人错了？他真的想不通这个问题。陈柏青想，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一心为群众利益着想，总应当是算“善事”吧，但却被当作“白旗”拔了；而茅朝财一意孤行地搞那些“劳民伤财”的举动总不能算是善事吧，但却受到上级鼓励和赞赏，这岂不是“善遭恶报”、“恶遭善报”了吗？真是人妖颠倒、阴阳倒置了，真是岂有此理！不过，凭他的直觉，这几年国内政治局面似乎有点“怪异”。他作为一个农民，当然揣测不出政治风云突变的原由，更无法通晓政治风云的动向。当他看到报上登载的“庐山会议”的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曾被毛主席称赞为“谁敢横马立刀，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由于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提了几条意见”就遭到猛烈的批判并被革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是不是也太“那个”了一点？他对照了自己，觉得自己这样的一个小小老百姓受到这一点小小的委屈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人家可是从井冈山上“反围剿”打起，一直打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陕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到赴朝鲜抗美援朝而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啊，就是因为说了“大跃进运动”有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几句话，就遭到狠狠的批斗并被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最终还被革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吗？他想到这里时，自己的这些小委屈也就算不了什么，他的心情也就很自然地“舒畅”了起来。当然，他也知道，瀛海村的社员群众倒是明辨是非的，他们都相信他陈柏青，他们从来不认为陈柏青是一面“白旗”，他们甚至在陈柏青被拔“白旗”时也没有对他产生过怀疑，在陈柏青遭受到如此的严峻时刻，他们照样没有对他投来过“异样”的目光，有的甚至还安慰他说，陈社长，你不必难过，我们社员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支称”，心里亮堂堂的。我们心中相当清楚，谁是“忠良”，谁是“奸佞”。每当陈柏青社长想到群众这些话时，他心里就舒坦起来。这就好了，有了群众这些话就够了。当初社员们之所以要推举我去当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就是因为他们信任我，相信我能为他们做一个“好当家”，能为他们的切身利益着想。现在社员群众理解我、信任我，希望我能再次地站出来为他们去工作，使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我能无动于衷而置之不理吗？否则的话，我将变成一头冷血动物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不能辜负社员群众对我的厚爱和殷切希望，我只有勇敢地去面对严峻的现实，并敢于挑重担，不怕险风恶浪，勇往直前地去迎接挑战，才是我陈柏青的唯一选择！
于是乎，他想通了，他就下决心重新挑起这付重担，不遗余力地去搞好大队的各项工作。
陈柏青这人有一个“坏脾气”，要嘛不允诺担任干部职务，一旦允诺了就一定要干出一个“样子”来，这是他做人的一个理念。他想，目前农村中的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本来嘛，在农村合作化以后，他曾经满怀信心地想过，通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农民们一定会共同富裕起来。谁知后来接二连三地搞“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结果不但没有富裕起来，反而被弄得连饭都没有吃，甚至于差一点儿被饿死。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一个结果。现在，他既然允诺了担任“大队长”这个职务，就得一定要去努力实现最起码的一个目标，这就是要切实解决社员的温饱问题。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一定要继续努力去实现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他深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决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可以轻松得到的，必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才能达到的，这期间还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决不会是一帆风顺，必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是他在近几年来风风雨雨经历所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于是就深入地分析了瀛海村所具备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处境，在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海边渔农村，只靠这平均只有几分田地的条件下，几十个劳力挤在狭隘的地块上劳作，要想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据他估计，在瀛海农业大队里，只要有一半的劳动力留在生产队里务农就足够了，只有把另外一半的劳动力“转移出去”，通过各种途径去搞多种经营才是提高社员收入的唯一的出路。完全可以设想，像目前这样的一个生产队里都拥有二三十个劳动力，如果让一半人“转移出去”的话，剩下的十多个劳动力完全可以把农业生产任务完成，这样一来，生产队的“劳动工值”就很自然地提高一倍。另外还有“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上交款补充到生产队里去，又可以把“劳动工值”提高了几角，大家的收入岂不是都提高了许多吗？这是一种多么诱人的前景啊！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紧靠着瀛海乡沙滩的浩瀚的东海。大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她对于人类是最慷慨的，只要你是一个勤劳之人，她就舍得赐予。在瀛海乡，根据“合作化”时的规定，在海上的“大渔业”生产（即用大型捕捞船、大型渔网、捕捞大鱼群鱼类如大黄鱼、带鱼、小黄鱼、目鱼的作业）是属于“渔业社”的，“农业社”只能搞些“小渔业”，即诸如沉网、流网、牵网等此类小型海上作业。陈柏青对于这些“副业”当然是认真地进行分析过，觉得这些“小渔业”虽然能“转移”不少劳动力，也能增加不少收入，但要对他们这些“分散的”、“个体式”的作业单位（人数最多的牵网作业一般地只需要五六个人，而沉网、流网等作业的船上只有三四个人）管理起来，确实存在不少的难度。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要求这些作业单位的社员把他们捕来的“鱼货”全部如数上交到大队，看来有不少的困难。根据“渔业社”几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他们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偷鱼私分”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势不可挡之势。渔业大队与农业大队情况不同。在渔业队里，参加捕捞作业的人占到全大队人员的绝对优势，是一个“大群体”，而捕鱼作业又是单一的捕捞形式，而且船型大小和作业方式又大致上相同，大家都是在同一的季节里、同一的洋面上作业，对于业已发生的“偷鱼私分”现象在各渔船之间彼此都“心照不宣”，而且都“乐此不疲”，“你偷我也偷，不偷白不偷”，大家都“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之间利害关系不大，只是对于处于“小数人”地位的后勤人员和大队干部们构成一点“利益上的不平等”而已，使他们这个“小群体”带来一些“无形的损失”，但是又奈何他们不得，因为“小群体”得罪不起“大群体”啊。而农业大队与他们的情况就不一样，大多数社员在田地上劳作，他们是“大群体”，参加这些副业生产的人只是一个“小群体”，如果“大群体”的人听到、或发现“小群体”人员“偷鱼私分”得到“特殊利益”的话，这个“大群体”是绝对不容许那些“小群体”无法无天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像渔业队那样“小群体奈何不得大群体”这样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妥协”现象，这种“有你无我”的利害冲突是水火不相容的，也是不可调和的。其结果肯定将出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那样的对立，最终将导致副业组织解体，不欢而散，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之说，而是确有其先例的，邻村就发生过这样类似的事件。陈柏青为此也进行过深思熟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绝妙良计”只能采取“包产到船（组）”的办法，实行“超产奖励、赔产扣工”的条例，这样一来，副业人员出海有积极性，农业人员务农也安心，只要“包产定额”经过各个生产队的农、副业双方之间充分协商，定额适当，农副业人员彼此之间肯定会心平气和、相安无事。
目标既然已经确定，就不应该再发生任何的犹豫，陈柏青下决心这样去做。不过，陈柏青心里清楚，要实施这个目标，没有生产队和社员同意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的政策是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只要是生产队不同意的“东西”，大队就无权跨越，即使你认为是一种“完美无缺”的事物，但到头来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任何“筹划”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为了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筹划”，要把这个“意图”转化为生产队长们的“意图”，就必须要召开一次生产队长会议，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给生产队队长们，让他们通过讨论、酝酿能理解自己的“意图”了，然后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再做出一个大家彼此之间都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意见来。这样，队长们就可以把这个统一的意见带到各生产队里去，让社员们去讨论。如果这样的意见能得到普遍赞同的话，那么这个“筹划”才能够真正地去实施。否则的话，无论你把自己的“筹划”吹得天花乱坠，其最后的结局恐怕也是枉然。
四
陈柏青在生产队长会议上提出“大队统一搞副业”的“设想”在生产队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几乎“炸开了锅”，持反对的意见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有，支持的人却不多。这多少是有点出于陈柏青的意料之外。他心里有点儿想不明白，他真心实意地为社员们想方设法，一心要想使生产队提高收入，好让社员们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些队长们却不买他的账，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本来嘛，这些生产队长对于他的意见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如今怎么突然会不听他的话了？这到底是他自己变了呢还是这些队长们变了？但他又不能对队长们发起火来，因为他知道发火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如果他发起火来，不但起不到任何“威力”作用，反而会引起这些队长们的更大程度上的不满。于是乎，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听取他们的各种意见。他想，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自己提出来“筹划”的话，这其中必然有其原因的。强扭的瓜不甜，他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生产队，他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更何况这反正是大家的事情，我何必与他们因为意见相左而争得面红耳赤呢？否则的话，人家恐怕会误会我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似的。如果我的想法确实对社员有利，生产队长们迟早也会认识到这一点，我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吧。他想到这里，心里就自然地觉得舒畅了。
第三生产队队长刘阿根是最强烈反对放社员出去搞副业的人。他认为，生产队如果放这些人去搞副业，无疑是等于让这些人出去“发财”，而我们这些留在队里种田的人，头是太阳晒，脚下蚂蟥叮，流血流汗地种起来的稻谷去“供养”他们里家人，这难道不算是给他们当“长工”了不是？他出去发财，我们在队里受苦，这不算“剥削”算什么？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让我们过去这些曾经受过剥削的人当家作主，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再去遭受他们的“二遍”苦？我一千个不答应！
还有一些队长们认为，出外搞副业的人要到海上去冒风冒浪的，他们会把在风浪中挣来的钱顺顺当当地交给生产队？他们有这么好的思想吗？他们就难道不欢喜在岸上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而欢喜到海上去冒风险？除了给他们有相当大的好处，他们是绝对不会出去的，究竟要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才会去？这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是吧？
陈柏青听了这些队长们的话后，觉得是有些道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过了，只要大家能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其原则是既不要让出外的人感到“吃亏”，又要使务农的人觉得“合算”这样一个“标准”才行。他认为这些队长提出的意见是十分中肯，是抱着解决问题出发的，不像刘阿根提出的问题那样，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生产队里的分工不同怎么可以说成是“长工”受“剥削”了呢？他很了解刘阿根这个人的思想，你想用一番话说服他是枉费心机的，所以他还是先不说为妙，因为说了也是白说。
刘阿根在解放前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的长工，确实是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解放后，他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在土地改革时分到了田地和房屋，心里乐滋滋的。农业合作化后，他当了生产队的小队长。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他的思想无疑地打上了“一大二公”的“吃大锅饭”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于过去受剥削的憎恨，所以也就难怪他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思想意识：有活大家干，空了大家息；有饭就一道吃饱，没粮就一起挨饿。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极端平均主义的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认为，只有“像人民公社化”这样的社会才算是真正的公正。“大家在一块儿劳动，一块儿吃饭”才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是“不平等”，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剥削行为”！他对于在解放前过的那种受人使唤的低贱身分一直耿耿于怀；对照现在，他当了生产队长，手下有二十多个人可以受他“使唤”，自然就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其实，此前的小队长身分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派工”权，他可以派张三去割晚稻，派李四去种小麦，仅此而已。自从实施“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他不但有“派工”权，而且还有“经济”权了。生产队里也有了会计和出纳，队里的一切开支必须在经过他同意才可支付。这样一来，他真的有点像“当家人”的样子了，心里面就有美滋滋的感觉，他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他现在还在当长工被人使唤呢。他能让队里的人出去搞副业吗？绝对不能！从队里走出去一个人，他就少了对一个人的“使唤”权，而且还要供养这些人的口粮，这岂不是要被这些人“剥削”了吗？他能同意这些人出去吗？他才没有这样傻呢！
也有的队长认为，出海去捕鱼的人要起早摸黑不说，还有可能会遇到海上的不测风险，他们如果得不到相当多的好处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去的，这个上交到队里的“标准”确是相当难定的。要知道，那些要出外搞副业的人一般都是比较“活络”的人，他们对于“吃亏生意”是绝对不会去做的，他们可以在表面上同意定得“多交一些”，而在暗地里会动脑筋来“弥补”，也就是私自搞“偷鱼”的勾当，你怎么能“套”得住他们？依我看哪，还不如大家在田里一道受苦算了，何必去多费这些心思呢？要“死”一道“死”，要“活”就一道“活”，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让少数人去发财，还不如大家在一起受穷算了，免得费心吧。
第五生产队队长齐夫良面对会议上众说纷纭和一筹莫展的气氛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复员军人。由于他做事干脆利落，又会刻苦、卖力，思想活跃而不滑头，所以社员们对他都十分赞赏，不久就当上了第五生产队的队长。他认为，根据我们大队目前人多地少的状况，如果不去搞副业的话就永远休想摆脱贫困。在如何对待副业人员出外的问题上不能采取“捏紧了怕捏死，放宽了怕逃走”的态度，当干部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宰相肚皮”是干不成任何事业的。依我看，搞副业不一定要统一到大队里去搞，这要看哪种副业的性质或特点来决定，如果需要人数众多的副业则要由大队去搞；而那些只需要三五个人去搞的副业就应当由生产队自己去搞就行了。比如渔业大队这样需要许多人去上班的密集型的“织网厂”，就要由大队去办，至于像出海去搞沉网、流网之类只需三四个人就行的捕鱼作业，则完全可以让生产队自己去搞。现在党中央为什么要实施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我想主要是防止因队型过大，使社员们“看不见，模不着”而发生“窝工”和“吃大锅饭”等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病。大队集中去搞副业虽然有他的好处，但也有其弊病，会引起大家“担心”，容易产生顾虑。你把生产队的人抽到大队里去搞副业，就很自然地发生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生产队的社员就难免产生一些顾虑，要打消这种顾虑的最好办法就是让生产队自己去搞，生产队自己搞副业，就“看得见，摸得着”了。至于如何防止“偷鱼”问题，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像陈社长提出来的采用“定额管理”的办法。他们出海捕的鱼多了，就让他们去得到好处，岸上的人不要“眼红”；他们出海捕的鱼少了，他们就得“赔产”扣分，他们自认“晦气”。我们应当明白，人家出海捕鱼经常是起早摸黑的，我们能管得住他们吗？只能用“包产”的办法，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要嘛就别让人家出外去搞副业，大家“捆死”在一起算了。
齐夫良的这一席话真的使陈柏青茅塞顿开，像一股清风迎面吹来，顿时感到一阵清醒。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思想确实有问题，老是被一种“习惯思维”控制着，如果不及时地破除这种守旧的思想，大队的工作就迈不开步子。于是，他诚恳地接受了齐夫良的批评，欣然采用了齐夫良的意见。
于是，大家又根据齐夫良提出的意见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
杜先谋则没有提出不同意让社员出外去搞副业的意见，但在会上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性质”相当尖锐，竟使陈柏青一时有点“难住”了。
杜先谋尽量装得心平气和的样子，口气也并不严厉，似乎还有点“商量”的口吻，他很平静地问陈柏青：“陈社长，你刚才提出的要到海上去搞副业的问题，我想好是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恐怕没有考虑到，你想通过‘包产’的办法来管理副业，这种做法岂不是提倡‘搞单干’了吗？这样的做法等于是鼓励让少数人去发财，大多数人受穷，这岂不是搞“两极分化”、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杜先谋之所以要在会上提出这些使陈柏青“遭到尴尬”的问题，就是有意地刁难陈柏青，不想使他的“如意算盘”一帆风顺地取得成功。他用心平气和和语气说话，是在于他想蒙蔽陈柏青和在会上的生产队长们，我杜先谋并不是有意在会上“捣蛋”，他只不过是对陈柏青提个醒而已，以免他今后“重犯”错误。他不会轻易地忘掉被人赶下台的怨恨，因为他费尽了心机好不容易地才坐上了队长这把“交椅”结果还是被人推了下去，正当他“出人头地、意气风发”之际，想不到这个队长的“头衔”又被陈柏青“捞”了回去，他仅仅当了几个月的“短命队长”，连这个“队长”的“滋味”都还没有“尝够”就被近赶下台去，他能甘心吗？现在如果让陈柏青“官复原职”以后就顺顺当当地使整个大队富裕起来，社员们自然都会笑逐颜开的拥护他，那陈柏青的这把队长的交椅肯定是稳如泰山了，我杜先谋不是将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吗？他能不想出办法来刁难他吗？
陈柏青觉得，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是经常的，也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各生产队社员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人家能不考虑周全吗？但杜先谋提出的问题确实使他有点“惊讶”，他究竟是故意“无事生非”故意制造事端来“捉弄”他呢还是由于因“政见分歧”而存心与他“争辩”？他瞬间还分辨不清杜先谋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心态”，所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究竟用怎样的言语去回答他，所以他只能是笑嘻嘻地回答杜先谋，有这么严重吗？
此时正值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时期。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强调“阶级斗争”，但有关这个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精神的文件并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农村干部并不知道党中央有关“强调阶级斗争”的动向，对“单干”之类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认识还不敏感，并没有此后那样地对“阶级斗争”有“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当时参加大队会议的生产队队长们对杜先谋提出的“资本主义动向”问题没有引起什么重视，而此时的杜先谋也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他只不过是脑袋比别人“敏感”了一点而已，凭着他灵敏的嗅觉会在“关键时刻”时“突发奇想”，会搜肠刮肚地想出别人所不能想出的问题而已，如果他此时得知“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要强调“阶级斗争”的话，他是绝对不会放过陈柏青的“资本主义倾向”的严重政治问题，而且是紧紧地抓住不放，把他置身于死地而后快！
由于陈柏青提出的通过搞副业致富的路子确实是符合绝大多数社员的利益，所以会议最终都同意要去搞一些副业生产，藉以提高生产队的收入。至于用什么方式去搞什么样的副业，还得由各生产队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自主地决定。大队则应该去多动动脑筋，想方设法地去搞一些像渔业大队“织网厂”那样的“简易工厂”，能吸收大量空闲的妇女们去上班挣钱，这样一来，社员们的家庭就有“另化钱”用了，帮社员们解除了一个后顾之忧。至于杜先谋的提出的“意见”，由于当时还没有传达上级关于“阶级斗争”的精神，所以大多数的生产队长们都认为杜先谋是在“小事大做，无事生非”，都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所以他的这条“意见”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后来，还有几个队长提出来，既然“小渔业”生产可以去搞，开办“砖瓦厂”之类的“小型作场”也完全可以尝试，这里有大量泥涂可以取泥，山上又有大量木柴可以当作燃料，而砖瓦又不愁销路。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手工业之类行业也同样可以去搞。农业队里有不少人具有木工匠、泥瓦匠、修船工匠等行业的特长，把那些社员都放出去，用“按月交钱、按钱计工”的办法实施，这样又可以增加队里的不少收入。这条意见最后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通过。
这样一来，农副业确实可以说是“搞活了”，社员也就有了生活改善的希望，陈柏青的心里自然十分欣喜。不过，他仍然十分清醒地想到，要搞这些副业，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地实施起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甚至于还有许多现在不可能预计到的一些严重的挑战，他相信自己，他今后一定不会在困难或挑战面前退缩，因为他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已经下决心“背水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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