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只求一饱
一
凡是没有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岁月的人是无法体验到“饥饿”的真正滋味和它深刻的特殊含义。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国王要到寺庙里去进香，事毕，他接见寺庙里的住持，忽然心血来潮地问他说，你认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这个住持回答说：“好吃不过饥”。国王听了这个住持说“好吃不过鸡”，自然就心中大怒，这个和尚实在是太狂妄了，怎么在陛下面前竟敢说起“鸡”好吃来了？莫非他平常就压根儿地没有吃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吃荤和尚？陛下怎么能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于是就叫随从处罚打了他三十大板。住持连喊“冤枉”。几番折腾后，才弄清楚这个住持说的是“饥”而不是“鸡”。国王听后才知道原是一场误会，于是就饶恕了他。其实啊，这个和尚说的话相当富有哲理，人只有到了真正“饥”的时候，才会饥不择食，才会觉得任何食物都香甜可口，什么东西都“好吃”。
瀛海村的村民们由于经历了这次的大饥荒，才真正地体验到“饥饿”的真实滋味！以前，他们虽然都听到过祖辈们说的在大饥荒挨饿时的难受和苦涩，但这些“听说”与现在的“实际感受”却是无法相比拟的。“听说”犹如从“头顶”上飞过的东西，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就渐渐地淡漠了；而“实际感受”却是像一粒砂子掉进了“眼袋里”，阵阵疼痛不说，使你睁不开眼睛，看不清东西，还要终日流淌眼泪，倍受痛楚，简直像妖魔鬼怪跟着你一样。此时的瀛海村民，对遭受饥荒时的挨饿恐惧就像魔鬼的阴影一样形影不离地跟着你，使你无法摆脱。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饥饿恐怖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体验到这种感受的。
在瀛海村的村民里，受到这次饥荒最深刻感受的莫过于胡友泉了。他全家共有八口人，他们夫妻俩和六个女儿。当大饥荒袭来时，他家所承受的“饥饿感”恐怕比村里的任何人家都要严重得多。这不难理解，六个女儿的六张口每天都像依附在“燕巢”边的“幼燕的嘴巴”那样张开着，等待着“母燕”嘴上“衔的小虫”那样的等待着食物，真是嗷嗷待哺啊。世上的母爱最仁慈，哪个母亲会只顾着自己而忍心让孩子们挨饿呢？此时的胡友泉的两个大女儿已经有十多岁了，她们稍稍地懂得了一些“礼让”，而另外的四个女儿就没有这样的“天赋”了，所以她们就自然比她们的两个姐姐要多得到一些食物。这样，在“熬受”了一段“忍饥挨饿”时期以后，胡友泉的老伴和他的两个大女儿就得了“浮肿病”，如果没有陈柏青“窝藏”在猪场里的番丝以及在秋收冬种时抢种下去的春花作物接济的话，胡友泉的老伴和他的两个大女儿就不单单地停留在“浮肿病”的“阶段”，肯定要严重地“恶化”，最后必定是要饿死无疑了。所以，在胡友泉的心里，大饥荒的阴影比村子里的任何人重，遭受饥饿的切肤之痛比村子里的任何人都要强烈。说来也奇怪，在经历过大饥荒以后的胡友泉，他的“思想”似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当然，村子里的人也都有像他这样的变化，只不过没有像胡友泉那样强烈罢了。胡友泉的欲望和追求在“一夜之间”似乎变得极其简单而单纯：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其他的一切就都不在乎了。比如对于身上穿的衣服和裤子破了没关系，加上一个补丁就行，有什么难看不难看的。古人说得好，温饱知礼仪，既然现在没有了温饱，那还要去知什么礼仪啊！对于穿衣，此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老大穿后给老二，老二穿后给老三，破了就贴上一个补丁”。现在不要说“三年”，“五年、六年”又怎么样？现在这世道就根本没有人去注意“礼仪”和“形象”了；至于说屋顶上发生了漏水也没关系，大不了用几个面盆接着，只要房顶不会塌陷下来就行；门窗破损了也就将就一点吧，大一点的洞就钉上一块木板，把它遮掩一下就可以了，较小的破洞或门缝“扩大”了就用报纸糊着，只要能抵御寒风侵扰就行。至于对于其他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就更加不会去奢望了。而且，对于口粮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想“挑肥拣瘦”，想多吃一些诸如大米此类的细粮，现在根本就不存在这些想法了，不管是什么粗粮、杂粮，只要喉咙能咽得下，肚皮能填得饱就行。其实，这种简单的“想法”只不过是存在头脑里的“意识”，与“现实”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不过，他们的头脑里当时是确实这样简单和单纯，只要能满足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能吃饱”的欲望就一切都满足了。但是，胡友泉就压根儿地没有去想过，如果他当时“妄想”除了“吃饱”以外还想能得到一些其他的“欲望”的话，他能得到吗？那么，事实将回答他，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幸亏他当时没有这样的“空想”。比如，当时发给老百姓的布票每个人只有一尺七寸，这点可怜的布票连为衣服打补丁用的还不够宽裕，怎么能想去增添一件新衣服呢？再说啦，社员们当时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得到二三角钱的报酬，而且还要等到年终结算时才能兑现，到那时，扣除队里分到的口粮钱以外就所剩无几了，这当然只是对家庭人口负担较轻的人而言，而对于像胡友泉这样的家庭来说，在队里就只能是“倒挂户”了。这“倒挂户”是不可能从队里分到什么现金的，不但分不到现金，而且还要把倒挂的金额如数交到队里的财会处，否则的话，其他能到现金的社员就无法得到他们应得的现金报酬了，队里的分红自然就不能兑现，胡友泉如不及时交出现金的话，他就要成为“众矢之的”，遭受别人背后的责骂。所以，胡友泉就根本没有具备去做一件衣服所需的棉布的购买力。至于屋顶漏了，破烂的门窗抵御不住入侵的寒风，要想去翻修房屋或修理门窗的话，那可是属于“天方夜谭”的事情了。所以，直到几年以后，村民们通过千方百计地开荒种地，收获到的杂粮基本上能填饱“肚皮”以后，胡友泉和其他社员一样，他们的“思想”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那种“只求一饱”的“意识”淡漠了，“忘本”了，要想把孩子们穿得稍为光滑一点，住房的屋顶和门窗也想翻修一下，不让那些大小脸盆像摆阵似的到处接漏水；想把寒风抵御在门窗之外，免受挨冻之苦。这些本来是生活中最起码的、也可算是最低标准的需求，然而，他们到此时才发觉，那些“日思夜想”的这个最起码的需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是绝对地办不到的，这种“想法”只能存在头脑里的一种“奢望”。他们到这时才猛然醒悟，幸亏当时挨饿时的想法单纯、简单，别无他求，安分守己、只求一饱，忘却了“饿”外事，人也就变得“麻木不仁”起来，也就感觉不到身边的有什么“不足”；如今吃饱了，就“忘本”了，人就变得“贪婪”起来，要想得到那些本来就“不切实际”的“奢望”，其结果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失落感”，这难道不是由于“痴心妄想”所带来的不必要的“自找麻烦”吗？人啊，真是一种复杂的、也是自己会作践自己的高级动物！
处于极端饥饿状态的村民们这时似乎都醒悟了，要使自己的肚皮能填得饱，只有依靠自己去动手才能改变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世上没有神仙，也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救自己。前几年，“天堂”似乎已经懵懵懂懂地“进去”过了，可是没在“天堂”里“享受”多时就从“天堂”里滑落下来，跌落进了“地狱”，差一点被饿死，这正应验了古老的一句谶语：天堂未见，地狱先现。看来啊，这世上的“救世主”并不存在，正如像《国际歌》中所说的那样，世上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类要获得解放就只能依靠自己。于是，他们都自发地、蜂拥地上山开荒，尽可能地多种一些番薯等作物，充足自备的口粮，才能在发生饥荒时不会弄得失足者，不至于饿瘪肚皮。如不去开荒种地，即使挨得过今年，也无法逃得过明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哪，耽误了种植夏粮作物的季节，今冬明春肯定要饿死无疑！这时，在瀛海村的山坡上出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奇观：男女老少齐上阵，漫山遍野垦荒地。长满茅草地的生荒地垦完了，人们又拥向那些队里曾经种植过的、后来因为地块面积太小，大伙人拥挤在一起干农活不方便而最后被抛荒了的另星小地。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蚕食”集体土地的一种“违法”行为，而是由于他们实在是因为“饿得发昏”而“忘乎所以”了。过去不是有人说“穷则思变”吗？而他们此刻这种的“违法行为”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饿则思变”的结果。鉴于此时是处于一个“非常特殊时期”，队里没有干部会站出来干涉这些“侵犯集体土地”的“违法行为”。再说啦，由于饥荒发生，社员们再也不到队里去上工，各人都忙于到处寻找草根树皮解决“肚皮问题”，还有谁会有心思去顾及那些早已抛荒了的、面积都不到一分的小地块集体土地呢。
二
鉴于全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饥荒，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为了及时地扭转局面，派了几个具有一定份量身分的人参与工作组，分头到各地去深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过了不久，党中央就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这些来自党政军高层干部以及全国基层的县委书记、县长们聚集在首都。他们在会议期间，“两干壹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干部对此前发生的“五风”所带来的后果普遍地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在大会上“出气”。中央对来自基层的干部们十分关心，尽管当时的粮食形势十分严峻，全国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饥荒，口粮严重短缺，但还是供给参加会议者“两干壹稀”，即早上稀饭，中晚两顿干饭，晚上还安排他们“看戏”。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会上说，全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严峻的局面，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他后来还提出，农村要积极开展“百斤粮”、“十边地”地活路政策，只有放开手脚让农民在闲置的土地以及在河边、塘边、岸边、屋边等“十边地”上去多种农作物，能实现自备粮百斤以上的话，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的粮食困难局面。
有了刘少奇这样的“民心”政策，瀛海村上山开荒种地的行动就像久经干旱而遇到了“及时雨”一样，他们不再担心此举属于“犯法”的行为，甚至于还有点意气风发的感觉。
此后，瀛海村的境况渐渐地发生变化，虽然还有不少人家仍然是“菜瓜半年粮”，或是“半肚番丝半肚饭”的，但像前几年那样整天处于饥肠辘辘的可悲状况已经从根本上有了改变。
昨晚一夜泥泞路，醒来仍然浑身软。
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自然都不会忘记老社长陈柏青这个大恩人。如果没有他在“大办钢铁”时敢于对抗茅朝财，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果断地召回队里的青壮年参加秋收冬种，并想办法把一万多斤的番丝借口“发展畜牧业”而“窝藏”在养猪场里，使全体社员们能在食堂解散以后能分到这些“来之不易”的救命的口粮，以及那些在秋收冬种时节抢种下去的麦子、蚕豆、马铃薯等春花作物，才使大家渡过这个可怕的饥荒。假如没有陈柏青为了广大社员们的切身利益而不顾自身的安危地去对抗当时红得发紫的茅朝财，又敢于“谋划”那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去对付新任队长杜先谋的话，我们能渡过这个可怕的饥荒吗？其他周边的村子由于没有像陈柏青这样敢于“顶天立地”式的社长，故没有及时地组织社员参加秋收冬种，致使秋粮作物遭受损失，春花作物也没有及时种下，致使在后来发生饥荒时，他们就“措手不及”了。这些村子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饿死人的悲惨事件。
“七千人大会”以后，随着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逐步落实，农村“一大二公”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或调整。首先是公社的规模大大地缩小了，从原来以“一个县”或“半个县”范围为一个公社调整为以“一个乡”为一个公社的范围，当然再也不称“乡政府”了，自然仍叫“公社管理委员会”，“乡党委”当然也叫“公社党委会”。“大队”的范围自然就相应缩小，一般地以原来的一个村或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一个大队，原来称为“生产小队”其中“划”去了一个“小”字，改为“生产队”，并且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政策性”的改变，中央明确规定，今后要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再以生产大队（即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了。此时的“大队”主要任务是负责把党的政策贯彻到各个生产队去，并对各生产队进行管理的机构，不再具备全大队的“统一分配权”，但仍然保留集体积累和财产，并统一负责组织全大队的山林和副业生产。参加大队搞副业人员，根据“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在各生产队中抽调，年终的副业收益在提取一定比例积累归大队后全部按“人头”划拨给各个生产队，投入到生产队的年终分配之中，使各生产队的社员提高收入水平。此时的生产队具有像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样的“拥有了生产的自主权和分配权”。如此一改，可以明显地看出，高层已经意识到此前实行的“一大二公”、“越大越好”的弊端，下决心把“基本核算单位”从“几千个人口”、甚至于“几万个人口”一下子缩小到“几十个人口”的规模，使农民们对干活以及分配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藉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有效地改变因生产组织过于庞大而造成的窝工现象，以及“劳动勤懒”与“所得报酬”脱节所造成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改变目前这种令人难堪的局面。
胡友泉是一个头脑有点机智灵活、但又是一个守本分的农民，他虽然无法理解或猜测那些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国家大事”的“演变”或“动向”，但对于本乡本村的“是是非非”却看得十分清澈，在他的心里就像明镜似的清楚。他从来不会在村民面前说出他自己的“政见”，但他对于发生在他面前的种种“政治运动”却十分明了。比如“大跃进运动”，他认为这是一个“天花乱坠”的“春梦”，而“全民炼铁”则是“劳民伤财”的一个“闹剧”。他觉得，既然是“春梦”，它就迟早总会有一天要“破灭”的；那个“闹剧”也一样，最终也逃脱不了“散场”的命运。不过，他对于“人民公社运动”却十分拥护，也曾寄托过极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于农村里办起了“公共食堂”特别有好感，觉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远水解了近渴”，他举起双手拥护。这也难怪，任何人的思想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他家人口多又缺少劳动力，在队里是一个有名的“倒挂户”。在每年年终时，一般人家都有现金分红，而他家却要把“倒挂”的钱交到大队里的财会室后才能在队里如数地分到口粮，这真的使他为难，到处东借西贷的，这日子真的不好过啊。如今有了公共食堂了，并且是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政策，这真是世上的大好事啊，他能不去双手赞成吗？谁知，他绝对地想不到这个“好事”竟会像彩虹一样迅速地“烟消云散”，反而招来了一场令人恐慌的大饥荒，全家人差一点儿被全部饿死！他痛定思痛，觉得只有像陈柏青这样的干部站出来当大队的队长，我们广大社员才会放心。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在村民面前“大造舆论”，应该让老社长陈柏青站出来领导我们，来担任我们的大队长，我们社员才放心。由于广大村民和社员都有与胡友泉同样的想法，再加上公社党委对陈柏青也有极好的印象，又由于此时的“政治气候”又有了改变，于是，陈柏青也就“顺理成章”地“官复原职”了。由于杜先谋的“劣迹”渐渐地在村民中败露，他自知在群众面前已无威信可言，社员们也都不买他的账，硬是要“占着毛坑不拉粪”的话，也不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就“知趣而又无奈”地把“队印”交还给陈柏青，匆匆地结束了一任“短命队长”。不过，他还是当了第一生产队的队长，也算是“官复原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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