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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青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所担心的问题最终还是发生了，不过，他对此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原先以为，那些登载在报纸上关于“三家村”什么的热闹争论是属于知识分子及国家干部们的事，与我们这些农村里的大队干部无关。后来随着运动的迅猛发展，他倒是担心过，当时的政治空气有点像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奏时期的“大放大鸣”，党中央会不会也会像五七年那样地接着来一场“反右派运动”？他之所以会这样去想问题，倒不在于是害怕“反右派运动”，像他这样的农村干部有什么“右派”可反？他有当右派分子的条件吗？他是担心“反右派运动”以后又要接着搞“反右倾运动”，“右派”与“右倾”是紧密相联系的，他在“反右倾运动”中摔过跟头的，而且还被当作“白旗”拔掉，还差点儿被开除党籍，这样胆战心惊的大事他能忘却吗？他能不心有余悸吗？只要政治上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会神经过敏起来，就要担心自己要被“运动”当作“替罪羊”。他觉得吃点苦头倒不在乎，名声要紧哪。做人嘛，总是应当要清清白白一生，不能沾上污点，一旦沾上了污点，即使是被冤枉的，或者说是被陷害的，那就很难洗刷清楚，即使后来真相大白，你也是被搞得昏头转向土头灰脸狼狈不堪的了。就说自己在1958年犯的“右倾”错误吧，他到现在还搞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难道坚持实事求是为社员利益着想而反对浮夸风是错的吗？难道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资只搞出一点儿毫用处的“铁渣”来值得吗？难道搞得老百姓饿得死去活来这样的人就一点也没有责任？直到现在，他在心底里还是一直想不通：把一心为群众谋福利的人说成是犯了“右倾”，而那些把群众搞得死去活来的人反倒是坚定的“左派”。按他们的说法，左派当然是拥护革命的，而右倾则是阻挠革命的，也就是说，为群众利益着想的人是反对革命了？这样的说法怎能解释得通共产党人革命就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这样的道理吗？虽然，他想归想，嘴巴当然是不能这样说出来的，否则就又要大难临头了，他才不这样傻呢。虽然，公社党委后来还是恢复他的大队长职务，但对于他此前的所谓的“右倾错误”却从无提及，他还是不明不白地背着这口“黑锅”。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政治运动是恐惧的，确有点像惊弓之鸟，这能怪他这样多疑吗？凡是遭受过“切肤之痛”的人，他是不会轻易忘掉这个“疤痕”的。古人说得好，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他在这些年来，确有把“草绳”当作“草蛇”来提防的惊恐心理。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他看到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了。他真的有点不理解，那些造反派竟然把他在“大饥荒”时提出的“三自一包”、“百斤粮”这些“救命措施”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了，这岂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如果当时没有这些正确的政策，我们农民哪能顺利地度过这些困难的年月？他们这些人良心长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越来越不理解了。当然，他不了解中央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也不知政治斗争的残酷及深奥，当然就无法理解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他只不过根据自己在农村里的实际情况所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又使他不得不想起了一九五八年对彭德怀的批判，他在报纸上看到，彭德怀的错误是在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大跃进”“大办钢铁”有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这样就说他是反对毛主席，搞“反党集团”，结果被猛烈的批斗不说，还被革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从此打入了“冷宫”。虽然过了几年以后，事实证明彭德怀所说的话都是对的，但却没有他纠错，更谈不上他“官复原职”。而且，现在又把他揪出来批斗了，说他一贯来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想起来真的感到寒心哪。他由此而忽然想到了老人们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伴君如伴虎。他看过不少古书，知道一些古代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历史故事，诸如未央宫刘邦诛韩信，朱元璋“炮打功臣楼”等，他想，这些历史古典与当今社会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啊，无论是历史或是现实，有许多是是非非都是说不清楚的。看来啊，还是那个张良最清醒、最聪明，他在刘邦坐定天下之时就“一走了之”，隐姓埋名地去当个平头百姓，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虽然生活是清苦了一点，倒也不必再去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做官虽然荣华富贵，但弄不好连老命都要赔进去，何必呢。当然，话要说回来，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谋皇篡位的事件，大名鼎鼎的曹操就是靠“挟天子以令诸侯”执掌大权的，比起血淋淋的宫廷政变要“文明”一些。你说，有过这些教训，当上了皇帝的人能不加以提防吗？在苏联老大哥那里，那个赫鲁晓夫掌权以后不是也大反斯大林吗？这样说起来，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得不提防啊。他想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我怎么会去想这些国家大事呢？我们当老百姓的，何必要去考虑这些问题？还是多多地去关心关心自己吧。于是，他自然就免不了地要想到目前到处在揪“走资派”的形势。这个揪“走资派”的运动是从中央开始的，后来到省地市，再后来就揪到县委书记了，那么到底会不会揪到我们农村大队干部的身上来？像我这样的农村大队干部究竟算不算是“走资派”？如果也要算上“走资派”的话，那我岂不是又要倒霉了？ 又要面临被人打倒了？又要身败名裂了？那实在是太可怕了！他此时忽然又后悔起来，想当初不该再去接任这个倒霉的大队长职务，如果当初下决心做一个平头百姓的话，今天就不用再担心这些风风雨雨了。平心而论，他从担任高级社的社长起，一直就为社员群众谋福利的，总是想让社员们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他当初同意复职，不也是为了这一点吗？自从发生了“大饥荒”以后，群众的苦楚他了然于心，他能对群众死活不管吗，更何况当时许许多多社员都希望他能站出来再担任大队长，正因为这一点，他才定下决心再当一任，而且，他还力排众议地担当了风险，办起了大队砖瓦厂，同时又鼓励社员出外去搞副业挣钱，又坚定不移地支持周志林办“废麻厂”，接着又支持他转办“纺织厂”。正因为有这一切大胆的措施，才使瀛海农业大队目前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社员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难道这一切又错了吗？他又一次地反省了自己。他反省后觉得，社会上的事情错综复杂的，有些事情并不是群众认为是对的就对了，甚至连绝大多数人都说对也没用，如前几年“大跃进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不都是认为是错了吗？哪为什么还要去狠狠地批判彭德怀？还要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他不就是说了几句对“大跃进”的批评意见吗，结果竟把他同反革命分子一样看待，这真是太可怕了，怎么能这样去对待自己的同志？他想到这里，心里就自然觉得寒心，像彭德怀这样的老帅，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开国元勋，他曾经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在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些年月都立过赫赫战功，与敌人作过殊死的搏斗，这是家喻户晓的事实，怎么能仅仅说几句批评的话就把他打入了冷宫，这实在是太残酷无情了。他想，这些曾经立过汗马功劳的人都不能放过，天大的功劳都一笔勾销了，连告老还乡过平静日子这样的要求都不允许，非要把他搞得批倒批臭不可，这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他对照自己这样芝麻大的一点苦劳能算得什么呢？人家把你打成“右倾分子”，你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他想到这里，自然就心灰意冷了起来。他记得自己在小时候，他父亲常常对他说过，做人不能过分地看重名利，名利如同浮云哪。他现在想起来，越来越觉得父亲的话真是金言玉语啊。名利这东西确实不能过于地去追求的，自己在这几年来的起落浮沉不是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吗？名利确实就像浮云一样，时刻可能被风驱赶，绝不可能安逸地停留在天空中。这正像天空中的彩虹一样，虽然绚丽多彩，但也只不过是瞬间的奇光异彩而已。既然名利像浮云一样，那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名利场”本身就是招祸的是非之地，只有离开是非之地，才是避祸消灾的最佳良策。在目前这样处于“火药桶”状态的时势，迟早会有人到大队来夺权，须知，大队里要想出人头地当领导的人多得很，我应该认清形势，再也不要与这些人去争高低了，让人家去当这个大队长吧。我还是稳心地去做一个普通社员为好，这样，就可以过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再也不用担心人家会算计你。离开大队，我就到周志林那里去说一声，叫他给我安排在仓库里当个保管员总可以吧，这点面子我想周志林总会给的。我脱离了“名利场”，就再也不会卷入到是是非非的旋涡中去，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会犯什么“右倾错误”，我就可以清清静静地去过安稳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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