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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海小学此时也热闹非常，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在校园里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了，以童高翔为首等一帮年轻教师成立了一个“风雷激兵团”，就大刀阔斧地向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宣战，以气吞山河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首先，他们掀翻了古老的“大瀛海道院”的石牌坊，接着又砸碎了学校里一间教室内刻在石碑上的孔子像（原来属于大庙，后来划归给小学当教室），紧接着，他们又砸烂了赵孟俯（应为“兆页”字）的字碑，顿时搞得人心惶惶。这还不算，更令人可怕的还是他们公开鼓动小学生向一位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报务员工作的女教师挥拳、扇耳光，把她抠打得脸青鼻肿，嘴角边鲜血直流，还不时地高呼口号：“打倒狗特务！”。这位女教师在遭受这样无故的凌辱后只悻悻而无奈地退出教室。但这群小学生还是不肯放过她，一直跟随她后面向她撒砂子，有的甚至向她丢小石块……就在此时，齐夫良因有事到学校里来，刚好走过这里，看到小学生竟敢采取这样极其野蛮的行为辱打他们的教师，不禁惊愕万分，这些小学生怎么敢这样无法无天？于是他就义愤填膺地向小学生大喝一声：不准这样胡来！这群小学生认识齐夫良，因为他是驻校的“贫下中农代表”，他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亮过相。这群富有造反精神的小学生此时根本就不把这个“代表”放在眼里，他们只听从老师的话，对一切“反动派”都已恨之入骨，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们一定要用“专政”的手段去对付敌人。他们群情激昂地高喊着口号：打倒狗特务！坚决反对包庇坏人！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引来了不少学生和教师围观。齐夫良真的感到吃惊了，这些小学生怎么会狂妄到如此的地步？如果没有教师在背后的鼓动，他们敢这样胆大妄为的吗？齐夫良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当然不会畏惧这些小学生喊的“坚决反对包庇坏人”口号，也更不会因这些口号而退缩，他凛然正气地大声反问面前的小学生：“她是特务，你们有证据了吗？对于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可不能随随便便。”他知道这位女教师曾经在旧军队里担任过几个月的普通报务员工作，后来因有亲戚介绍到学校里来教书就马上离开了军队。
“她在旧军队里担任过报务员难道不算是特务吗？”这些小学生胸有成竹地回敬齐夫良，毫不示弱，脸无愧色。
“在旧社会里担任过伪职只是个历史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特务。如果你们发现她有问题的话，你们完全可以向老师或者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反映。在没有结论之前，她还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绝不能用这样野蛮的手段去对付她，你们这样做法是违反校规的。”
……
最后还是由一位学校里的一位老师站出来劝解才停歇了这场风波。
齐夫良是这所小学的“贫下中农驻校代表”。在文革之初，毛主席曾发过一个指示，说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于是公社党委就要求各个大队派出一个贫下中农来，组成一个工作组去进驻小学。陈柏青对全大队所有的生产队长进行了摸底盘查，觉得只有五队的齐夫良最合适，因为他为人正派，又有一些文化程度，处理事务能力强。他的生产队搞得又比较出色，在公社里也有一点小名气，于是就派他作为瀛海农业大队的进驻学校的代表。“贫下中农代表”进驻以后，大家推选齐夫良为小组长。齐夫良这人的禀性耿直，认为自己既然担任了驻校代表，就应当要做一些实际工作，在后来的实际工作过程中，他对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及改进工作的意见，想不到因此而得罪了几个教师，其中之一就是童高翔。自从“包庇女教师”事件发生以后，童高翔就聚集了对他不满的一些人，经过一番策划，把齐夫良“包庇女教师”上纲上线地定性为“对文化大革命公开挑衅”的行为，是彻头彻尾“镇压学生革命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应该把他赶出学校！霎时间，学校里到处贴满了齐夫良“镇压学生革命行动”的大字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面临着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公社党委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只能顺应时势，被迫把“贫下中农驻校代表”都撤出了学校，童高翔这帮人自然欢天喜地地弹冠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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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谋觉得童高翔这人不简单，他的“风雷激兵团”造反声势越来越猛烈，竟胆敢把“贫下中农驻校代表”赶出学校，这种大无畏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于是，他就联想到他是否可以去请这个高手童高翔来为他写大字报。如果他能帮忙的话，那大字报的火力就非同一般，肯定能把陈柏青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他想到这里，心里就不禁兴奋不已。他分析研究了一下，觉得自己肯定能请得动童高翔，因为他与齐夫良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完全可以利用他对齐夫良的仇恨迁怒到陈柏青的身上，因为齐夫良是陈柏青的得意门生，而且他这个“贫下中农代表”也正是陈柏青委派他才当上的，没有陈柏青，哪有齐夫良？在“驻校”的问题上陈柏青是脱不了干系的。他杜先谋巧舌如簧，只要稍稍地费一番口舌，童高翔就很快地会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同一个战壕，同心协力地对陈柏青展开猛烈的进攻。对，时不宜迟，机不再来，我应当立即马上行动起来！
经过杜先谋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述说，童高翔竟有点儿被他打动了。童高翔虽然不很了解杜先谋的具体情况，但也知道他确实是一个生产队长，是一个贫下中农。他虽然有点儿看不惯贫下中农，特别是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进驻学校以后，竟指手画脚对他们老师说了不少不三不四的“指导意见”，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派进来的话，他早就提出异议了，这些弄不懂“地球到底是圆的还是方的”这样的人竟然还要来管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到最后，这些人不是卷起铺盖滚蛋了吗？你们这些大老粗能与我们知识分子较量吗？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当然，童高翔的脑袋十分灵敏，他深谙政治形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形势中，一切都必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事，否则的话，你就会招致粉身碎骨的下场，在不太长的“革命造反”实践中，他也深刻地体会到知识分子的身单力薄，只能在校园的小圈子范围里活动，造成一些影响，到社会上去就无能为力了。这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或者像毛主席曾说过那样，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相结合就一事无成。他现在确实相当需要有一支农民的力量来支持，否则的话他就搞不出大的名堂来。此前，他不是没有想过，仅仅把齐夫良这小子赶出了学校是太便宜了他，只有把他彻底地批倒批臭才能消解他心头之恨。但最终由于不能及，他奈何不得齐夫良，他为此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杜先谋找上门来求助于我，真是天助我也！于是，他就想利用杜先谋这一支兵马，有两股力量汇合在一起就足足可以与齐夫良抗衡了。于是，他就下决心与杜先谋联合起来，组成一支“教师农民联军”，先把齐夫良的后台陈柏青打倒，再去清算齐夫良的“欠账”。就这样，童高翔与杜先谋一起谋划起来，如何把陈柏青这个“走资派”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把他批倒批臭……
杜先谋有了童高翔这个高参，他为首的“向东兵团”真是如虎添翼，造反声势势不可挡，呈现出形势一片大好，陈柏青这个“走资派”的画皮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成了“向东兵团”的“囊中之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街头巷尾到处议论着陈柏青看来又要被打倒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态。此时此刻，杜先谋真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他在内心里，真的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使他才有机会翻身，使他有机会打倒他这个冤家对头陈柏青，使他再有机会在瀛海乡里风光一时，做人为啥？不就是能出人头地，风风光光地过日子，不就是能够得到来自村民钦慕的眼光？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再也不必到田间去头朝泥土背朝天的遭受苦涩的滋味了，他可以颐指气使地对各生产队发号施令，他可以坐在大队办公室里运筹帷幄，调动各支人马。
杜先谋张贴的这几张大字报犹如晴天霹雳一样炸响了整个瀛海村，威力十分巨大，很快地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原先十分平静的瀛海农业大队一下子急浪翻滚，波涛汹涌！社员们都争先恐后地看着大字报，他们不满地嘟囔着：这个杜先谋的“向东兵团”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陈柏青当年叫我们多种“十边地”、“百斤粮”也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真他妈是胡说八道！如果当年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到处去扩大种植“十边地”和“百斤粮”的话，那我们的农业大队里的不少人恐怕早就饿死了；啊呀老兄，你难道还看不明白，杜先谋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哪。杜先谋如果不挖空心思地把陈柏青说得一无是处的话，他能把他打倒吗？陈柏青没打倒，他哪想当上大队长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又要向陈柏青夺权了；看来啊，我们这些社员又没有好日子过了。村子里的这些农民不会像做干部的那样韬略，他们是心里想什么嘴巴就说什么，都是口无遮栏的，他们不怕什么人抓他们的“辫子”，他们头上光光的，根本没有什么“辫子”可抓。
齐夫良也在人群中看大字报，他觉得十分奇怪，顿时疑惑骤起：这张大字报的书法虽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写得歪歪斜斜的，但其语言锋芒毕露，针对性强，在字里行间所渗透出来的政治溴觉极为灵敏，这样的文章不是一般人所能写得出来的，不要说是杜先谋，就是号称为秀才的大队会计也写不出这样水平的文章来。大字报的具名是“向东兵团”，也就是杜先谋领导的五六个人，除了杜先谋认识几个不多的字外，其他的同伙简直都是文盲，他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吗？看来，他们肯定是约请了一个“高手”为他出谋出策，并由他来执笔撰写。为了掩人耳目，大字报则由杜先谋自己誊写，所以字体就如此歪歪斜斜的了。那么，这个“高手”会是谁呢？他一直揣摩不出来。就在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纺织厂厂长周志林，他也在他背后看着大字报。周志林是他的少年朋友，两人长大以后一直保持着友情，彼此之间无话不谈，从不掩饰各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大有感触吧”周志林笑嘻嘻地对他说。
齐夫良并没有马上回话，只是轻轻地拉着他的手从大字报栏前走了出来。他们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后，齐夫良才轻轻地对周志林说，你不觉得奇怪吗，杜先谋哪能写出这样锋芒毕露又针对性十足的文章来？当然不能，周志林回答他说，问题还不仅仅是请人代写大字报，恐怕还有其他的目的。依我看啊，这里面还可能包含着一个更大的不可告人的阴谋！他们简要地谈了各自的想法后，觉得不能小看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面临着的紧迫问题。于是，周志林就邀请齐夫良到他厂里的办公室去，那里比较清静，没有人会来打扰。于是，齐夫良就跟随着他到纺织厂去。他们在办公室里整整地讨论了一个多钟头，经过翻来覆去地推敲以后，他们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高手就是童高翔，童高翔与杜先谋同流合污了。这样的结论当然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完全是根据一系列此前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杜先谋一直对他失去了大队长的宝座耿耿于怀，现在适逢这样造反夺权时刻，他自然就要站出来“以求一逞”，不过，他深知自己能耐不足，必须要寻找“高手”帮忙；而童高翔一心要报齐夫良的“一箭之仇”，无奈自己的兵团力量单薄，无法扳倒齐夫良而苦恼，如果有社会上的贫下中农一股力量充实到他的兵团中他，他的兵团也就会刮目相看了，他就可以所向披靡地去征服自己的敌人了。他见到杜先谋主动前来投靠，他能不去充分地加以利用吗？就这样，这两个“难兄难弟”就互相投桃报李，纠集到一起了。
齐夫良坦诚地对周志林说，我倒是不怕童高翔来报复，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贫下中农，清白一身，现在还兼任民兵连长，掌握着几十条枪杆子，他童高翔就是有再大的本领也奈何我不得，他能凭空捏造出罪状来把我抓到监牢里去？让他去痴心妄想吧。我倒是有点担心陈大队长，他的矛头不就是正对着他吗？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红卫兵抓的就是“当权派”，从中央到地方，凡是当权的人不是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吗？在这种特定的形势下，陈大队长可能是有“辫子”可抓的，你说，哪个当权的人在工作中会不犯一点错误或者不出一点偏差的？只要你有一点“偏差”被他们抓住了，他们就要大做文章，大造舆论，把你往“走资派”方向推，只要能扣上“走资派”的帽子，他们就可以夺权了。你说对吗？更何况，陈大队长在“大跃进”时曾被扣上过“右倾分子”，也被当作“白旗”拔掉，有这样的“前科”他能摆脱开杜先谋他们的周旋吗？再加上他们手中持有毛主席的钦定的“尚方宝剑”，到处可以挥动揪“走资派”的大旗，你就是有再大本事也无法去抗拒他们造反的锋芒，这就是我目前最大的心头之患。
周志林虽然也有像齐夫良这样的一些想法，但他却无法像齐夫良那样有板有眼地说出这样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他只是相当担心，如果让杜先谋的阴谋得逞，他肯定就会登上大队长这个宝座。他想当大队长就是为了他自己风光一时，绝不会去考虑如何提高社员的生活，他只会考虑自己大队长位置如何能坐得稳，绝不会去顾及社员群众的死活。这样一来，我们社员又要过苦日子了，他上台以后还会允许有特长的人出外去搞副业生产挣钱吗？前几年为了度荒而扩大种植的零星半荒地恐怕也保不住了，他肯定会把这一切对社员有利的事情会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志林，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对付他，趁着他现在还没有动手之前就站出来去阻止他，我们要不要同陈大队长去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齐夫良考虑了一下后说，依我看，我们现在还是不同陈大队长去商量此事为宜，因为这样一来就容易被杜先谋抓到了“辫子”，污蔑我们同“走资派”一起谋划对造反派“反攻”，这样一来，我们反倒是说不清楚了。我想，他们既然可以造反，我们难道就不可以造反？我们是标准的贫下中农，历史比他们这些人清白得多，我们完全可以用“造反对付造反”的策略，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听到说走书的人曾经这样说过，这种策略是相当高明的。他说了这句话后，不禁奸笑了起来。
对，你说得完全对！周志林听了齐夫良的话后就像眼前的迷雾突然散去，顷刻之间就展现出一片清晰的情景。他充满信心地说，杜先谋的底细我十分清楚，他在“大跃进”时弄虚作假，大搞浮夸风，把别的田块中的晚稻连根带泥地移植到一块田里去，说是实现了“亩产万斤粮”，后来这些移植过去的晚稻都枯萎烂成一片，他为了把这“惨象”尽快地在群众面前消失，又挖空心思地在黑夜里放火把它烧掉，还嫁祸于人，害得杨正道吃了冤枉官司，平白无故地去蹲了半个月拘留所，他的这些把柄都在我手中，我们到时候就像“半路里杀出一个程咬金”那样，叫他防不胜防，打得他昏头转向、落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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