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陈柏青在生产队长会议上提出“大队统一搞副业”的“设想”在生产队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几乎“炸开了锅”，持反对的意见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有，支持的人却不多。这多少是有点出于陈柏青的意料之外。他心里有点儿想不明白，他真心实意地为社员们想方设法，一心要想使生产队提高收入，好让社员们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些队长们却不买他的账，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本来嘛，这些生产队长对于他的意见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如今怎么突然会不听他的话了？这到底是他自己变了呢还是这些队长们变了？但他又不能对队长们发起火来，因为他知道发火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如果他发起火来，不但起不到任何“威力”作用，反而会引起这些队长们的更大程度上的不满。于是乎，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听取他们的各种意见。他想，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自己提出来“筹划”的话，这其中必然有其原因的。强扭的瓜不甜，他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生产队，他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更何况这反正是大家的事情，我何必与他们因为意见相左而争得面红耳赤呢？否则的话，人家恐怕会误会我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似的。如果我的想法确实对社员有利，生产队长们迟早也会认识到这一点，我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吧。他想到这里，心里就自然地觉得舒畅了。
第三生产队队长刘阿根是最强烈反对放社员出去搞副业的人。他认为，生产队如果放这些人去搞副业，无疑是等于让这些人出去“发财”，而我们这些留在队里种田的人，头是太阳晒，脚下蚂蟥叮，流血流汗地种起来的稻谷去“供养”他们里家人，这难道不算是给他们当“长工”了不是？他出去发财，我们在队里受苦，这不算“剥削”算什么？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让我们过去这些曾经受过剥削的人当家作主，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再去遭受他们的“二遍”苦？我一千个不答应！
还有一些队长们认为，出外搞副业的人要到海上去冒风冒浪的，他们会把在风浪中挣来的钱顺顺当当地交给生产队？他们有这么好的思想吗？他们就难道不欢喜在岸上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而欢喜到海上去冒风险？除了给他们有相当大的好处，他们是绝对不会出去的，究竟要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才会去？这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是吧？
陈柏青听了这些队长们的话后，觉得是有些道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过了，只要大家能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其原则是既不要让出外的人感到“吃亏”，又要使务农的人觉得“合算”这样一个“标准”才行。他认为这些队长提出的意见是十分中肯，是抱着解决问题出发的，不像刘阿根提出的问题那样，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生产队里的分工不同怎么可以说成是“长工”受“剥削”了呢？他很了解刘阿根这个人的思想，你想用一番话说服他是枉费心机的，所以他还是先不说为妙，因为说了也是白说。
刘阿根在解放前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的长工，确实是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解放后，他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在土地改革时分到了田地和房屋，心里乐滋滋的。农业合作化后，他当了生产队的小队长。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他的思想无疑地打上了“一大二公”的“吃大锅饭”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于过去受剥削的憎恨，所以也就难怪他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思想意识：有活大家干，空了大家息；有饭就一道吃饱，没粮就一起挨饿。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极端平均主义的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认为，只有“像人民公社化”这样的社会才算是真正的公正。“大家在一块儿劳动，一块儿吃饭”才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是“不平等”，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剥削行为”！他对于在解放前过的那种受人使唤的低贱身分一直耿耿于怀；对照现在，他当了生产队长，手下有二十多个人可以受他“使唤”，自然就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其实，此前的小队长身分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派工”权，他可以派张三去割晚稻，派李四去种小麦，仅此而已。自从实施“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他不但有“派工”权，而且还有“经济”权了。生产队里也有了会计和出纳，队里的一切开支必须在经过他同意才可支付。这样一来，他真的有点像“当家人”的样子了，心里面就有美滋滋的感觉，他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他现在还在当长工被人使唤呢。他能让队里的人出去搞副业吗？绝对不能！从队里走出去一个人，他就少了对一个人的“使唤”权，而且还要供养这些人的口粮，这岂不是要被这些人“剥削”了吗？他能同意这些人出去吗？他才没有这样傻呢！
也有的队长认为，出海去捕鱼的人要起早摸黑不说，还有可能会遇到海上的不测风险，他们如果得不到相当多的好处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去的，这个上交到队里的“标准”确是相当难定的。要知道，那些要出外搞副业的人一般都是比较“活络”的人，他们对于“吃亏生意”是绝对不会去做的，他们可以在表面上同意定得“多交一些”，而在暗地里会动脑筋来“弥补”，也就是私自搞“偷鱼”的勾当，你怎么能“套”得住他们？依我看哪，还不如大家在田里一道受苦算了，何必去多费这些心思呢？要“死”一道“死”，要“活”就一道“活”，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让少数人去发财，还不如大家在一起受穷算了，免得费心吧。
第五生产队队长齐夫良面对会议上众说纷纭和一筹莫展的气氛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复员军人。由于他做事干脆利落，又会刻苦、卖力，思想活跃而不滑头，所以社员们对他都十分赞赏，不久就当上了第五生产队的队长。他认为，根据我们大队目前人多地少的状况，如果不去搞副业的话就永远休想摆脱贫困。在如何对待副业人员出外的问题上不能采取“捏紧了怕捏死，放宽了怕逃走”的态度，当干部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宰相肚皮”是干不成任何事业的。依我看，搞副业不一定要统一到大队里去搞，这要看哪种副业的性质或特点来决定，如果需要人数众多的副业则要由大队去搞；而那些只需要三五个人去搞的副业就应当由生产队自己去搞就行了。比如渔业大队这样需要许多人去上班的密集型的“织网厂”，就要由大队去办，至于像出海去搞沉网、流网之类只需三四个人就行的捕鱼作业，则完全可以让生产队自己去搞。现在党中央为什么要实施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我想主要是防止因队型过大，使社员们“看不见，模不着”而发生“窝工”和“吃大锅饭”等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病。大队集中去搞副业虽然有他的好处，但也有其弊病，会引起大家“担心”，容易产生顾虑。你把生产队的人抽到大队里去搞副业，就很自然地发生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生产队的社员就难免产生一些顾虑，要打消这种顾虑的最好办法就是让生产队自己去搞，生产队自己搞副业，就“看得见，摸得着”了。至于如何防止“偷鱼”问题，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像陈社长提出来的采用“定额管理”的办法。他们出海捕的鱼多了，就让他们去得到好处，岸上的人不要“眼红”；他们出海捕的鱼少了，他们就得“赔产”扣分，他们自认“晦气”。我们应当明白，人家出海捕鱼经常是起早摸黑的，我们能管得住他们吗？只能用“包产”的办法，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要嘛就别让人家出外去搞副业，大家“捆死”在一起算了。
齐夫良的这一席话真的使陈柏青茅塞顿开，像一股清风迎面吹来，顿时感到一阵清醒。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思想确实有问题，老是被一种“习惯思维”控制着，如果不及时地破除这种守旧的思想，大队的工作就迈不开步子。于是，他诚恳地接受了齐夫良的批评，欣然采用了齐夫良的意见。
于是，大家又根据齐夫良提出的意见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
杜先谋则没有提出不同意让社员出外去搞副业的意见，但在会上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性质”相当尖锐，竟使陈柏青一时有点“难住”了。
杜先谋尽量装得心平气和的样子，口气也并不严厉，似乎还有点“商量”的口吻，他很平静地问陈柏青：“陈社长，你刚才提出的要到海上去搞副业的问题，我想好是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恐怕没有考虑到，你想通过‘包产’的办法来管理副业，这种做法岂不是提倡‘搞单干’了吗？这样的做法等于是鼓励让少数人去发财，大多数人受穷，这岂不是搞“两极分化”、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杜先谋之所以要在会上提出这些使陈柏青“遭到尴尬”的问题，就是有意地刁难陈柏青，不想使他的“如意算盘”一帆风顺地取得成功。他用心平气和和语气说话，是在于他想蒙蔽陈柏青和在会上的生产队长们，我杜先谋并不是有意在会上“捣蛋”，他只不过是对陈柏青提个醒而已，以免他今后“重犯”错误。他不会轻易地忘掉被人赶下台的怨恨，因为他费尽了心机好不容易地才坐上了队长这把“交椅”结果还是被人推了下去，正当他“出人头地、意气风发”之际，想不到这个队长的“头衔”又被陈柏青“捞”了回去，他仅仅当了几个月的“短命队长”，连这个“队长”的“滋味”都还没有“尝够”就被近赶下台去，他能甘心吗？现在如果让陈柏青“官复原职”以后就顺顺当当地使整个大队富裕起来，社员们自然都会笑逐颜开的拥护他，那陈柏青的这把队长的交椅肯定是稳如泰山了，我杜先谋不是将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吗？他能不想出办法来刁难他吗？
陈柏青觉得，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是经常的，也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各生产队社员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人家能不考虑周全吗？但杜先谋提出的问题确实使他有点“惊讶”，他究竟是故意“无事生非”故意制造事端来“捉弄”他呢还是由于因“政见分歧”而存心与他“争辩”？他瞬间还分辨不清杜先谋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心态”，所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究竟用怎样的言语去回答他，所以他只能是笑嘻嘻地回答杜先谋，有这么严重吗？
此时正值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时期。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强调“阶级斗争”，但有关这个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精神的文件并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农村干部并不知道党中央有关“强调阶级斗争”的动向，对“单干”之类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认识还不敏感，并没有此后那样地对“阶级斗争”有“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当时参加大队会议的生产队队长们对杜先谋提出的“资本主义动向”问题没有引起什么重视，而此时的杜先谋也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他只不过是脑袋比别人“敏感”了一点而已，凭着他灵敏的嗅觉会在“关键时刻”时“突发奇想”，会搜肠刮肚地想出别人所不能想出的问题而已，如果他此时得知“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要强调“阶级斗争”的话，他是绝对不会放过陈柏青的“资本主义倾向”的严重政治问题，而且是紧紧地抓住不放，把他置身于死地而后快！
由于陈柏青提出的通过搞副业致富的路子确实是符合绝大多数社员的利益，所以会议最终都同意要去搞一些副业生产，藉以提高生产队的收入。至于用什么方式去搞什么样的副业，还得由各生产队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自主地决定。大队则应该去多动动脑筋，想方设法地去搞一些像渔业大队“织网厂”那样的“简易工厂”，能吸收大量空闲的妇女们去上班挣钱，这样一来，社员们的家庭就有“另化钱”用了，帮社员们解除了一个后顾之忧。至于杜先谋的提出的“意见”，由于当时还没有传达上级关于“阶级斗争”的精神，所以大多数的生产队长们都认为杜先谋是在“小事大做，无事生非”，都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所以他的这条“意见”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后来，还有几个队长提出来，既然“小渔业”生产可以去搞，开办“砖瓦厂”之类的“小型作场”也完全可以尝试，这里有大量泥涂可以取泥，山上又有大量木柴可以当作燃料，而砖瓦又不愁销路。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手工业之类行业也同样可以去搞。农业队里有不少人具有木工匠、泥瓦匠、修船工匠等行业的特长，把那些社员都放出去，用“按月交钱、按钱计工”的办法实施，这样又可以增加队里的不少收入。这条意见最后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通过。
这样一来，农副业确实可以说是“搞活了”，社员也就有了生活改善的希望，陈柏青的心里自然十分欣喜。不过，他仍然十分清醒地想到，要搞这些副业，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地实施起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甚至于还有许多现在不可能预计到的一些严重的挑战，他相信自己，他今后一定不会在困难或挑战面前退缩，因为他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已经下决心“背水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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