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陈柏青虽然“官复原职”，但他的心里却不能平静下来，真是感慨万千啊。人非草木，哪个人在遭受“冤屈”或“不公正的待遇”以后会保持心平气和？始终会平静如水地没有情绪？特别是在他遭受到被当作“白旗”拔了以后、甚至于差点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心里难道会好受吗？人可不是算盘里的算盘子，一天到晚由人摆弄着。算盘子习惯于由人摆弄，它倒是没有什么丝毫怨言可言，反而倒觉得浑身舒坦，愈受到摆弄愈会使它光滑流丽、光彩照人似的，因为它“奴性”十足，一旦没有人摆弄它，就意味着它将被人弃用或束之高阁，它自然就黯然失色了。陈柏青从来不是一个“算盘子”，也不想去成为是一个类似“算盘子”的人，因为他认为一个由人摆弄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他从来不受人摆弄，他一贯来有他的自主意识和精神，有他自己干工作的理念，这是他做人的原则，这也是他在“全民炼铁”时与茅朝财发生冲突的原因。他从来不放弃原则或拿原则去做交易，他觉得这是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当遵循的一个最起码的准则。他扪心自问，他作为党员，从入党的一刻起，他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组织的各项规定；他从担任瀛海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起，他就自始至终地、全心全意地思考着要如何地为社员群众谋福利，要千方百计地使广大社员群众能有饭吃，有衣穿，能过上平平稳稳的好日子。可谁会想到，就在他为党、为社员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工作的时候，在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保护群众利益的立场出发坚决抵制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倾向并与之作斗争的时候，他却被党组织当作“白旗”拔了！他无论如何地想不明白，他为了及时收割晚稻和种植冬种作物而抽调青壮年社员归队到底犯了哪条党纪？难道让哪些已经可以到手的晚稻烂在稻田里、不去抓季节地去种春花作物才算是“遵守党的纪律”？难道让本来应该种春花作物的耕地闲着、使社员群众在春上青黄不接时吃不上口粮而饿肚皮才算“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为什么明明是“劳民伤财”的“全民炼铁”却要“奉为圣火”？为什么坚持实事求是、一心为群众利益着想的人却要当作“白旗”拔掉？到底是我陈柏青错了呢还是哪些大大小小的茅朝财之类的人错了？他真的想不通这个问题。陈柏青想，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一心为群众利益着想，总应当是算“善事”吧，但却被当作“白旗”拔了；而茅朝财一意孤行地搞那些“劳民伤财”的举动总不能算是善事吧，但却受到上级鼓励和赞赏，这岂不是“善遭恶报”、“恶遭善报”了吗？真是人妖颠倒、阴阳倒置了，真是岂有此理！不过，凭他的直觉，这几年国内政治局面似乎有点“怪异”。他作为一个农民，当然揣测不出政治风云突变的原由，更无法通晓政治风云的动向。当他看到报上登载的“庐山会议”的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曾被毛主席称赞为“谁敢横马立刀，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由于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提了几条意见”就遭到猛烈的批判并被革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是不是也太“那个”了一点？他对照了自己，觉得自己这样的一个小小老百姓受到这一点小小的委屈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人家可是从井冈山上“反围剿”打起，一直打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陕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到赴朝鲜抗美援朝而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啊，就是因为说了“大跃进运动”有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几句话，就遭到狠狠的批斗并被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最终还被革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吗？他想到这里时，自己的这些小委屈也就算不了什么，他的心情也就很自然地“舒畅”了起来。当然，他也知道，瀛海村的社员群众倒是明辨是非的，他们都相信他陈柏青，他们从来不认为陈柏青是一面“白旗”，他们甚至在陈柏青被拔“白旗”时也没有对他产生过怀疑，在陈柏青遭受到如此的严峻时刻，他们照样没有对他投来过“异样”的目光，有的甚至还安慰他说，陈社长，你不必难过，我们社员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支称”，心里亮堂堂的。我们心中相当清楚，谁是“忠良”，谁是“奸佞”。每当陈柏青社长想到群众这些话时，他心里就舒坦起来。这就好了，有了群众这些话就够了。当初社员们之所以要推举我去当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就是因为他们信任我，相信我能为他们做一个“好当家”，能为他们的切身利益着想。现在社员群众理解我、信任我，希望我能再次地站出来为他们去工作，使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我能无动于衷而置之不理吗？否则的话，我将变成一头冷血动物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不能辜负社员群众对我的厚爱和殷切希望，我只有勇敢地去面对严峻的现实，并敢于挑重担，不怕险风恶浪，勇往直前地去迎接挑战，才是我陈柏青的唯一选择！
于是乎，他想通了，他就下决心重新挑起这付重担，不遗余力地去搞好大队的各项工作。
陈柏青这人有一个“坏脾气”，要嘛不允诺担任干部职务，一旦允诺了就一定要干出一个“样子”来，这是他做人的一个理念。他想，目前农村中的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本来嘛，在农村合作化以后，他曾经满怀信心地想过，通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农民们一定会共同富裕起来。谁知后来接二连三地搞“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结果不但没有富裕起来，反而被弄得连饭都没有吃，甚至于差一点儿被饿死。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一个结果。现在，他既然允诺了担任“大队长”这个职务，就得一定要去努力实现最起码的一个目标，这就是要切实解决社员的温饱问题。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一定要继续努力去实现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他深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决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可以轻松得到的，必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才能达到的，这期间还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决不会是一帆风顺，必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是他在近几年来风风雨雨经历所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于是就深入地分析了瀛海村所具备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处境，在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海边渔农村，只靠这平均只有几分田地的条件下，几十个劳力挤在狭隘的地块上劳作，要想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据他估计，在瀛海农业大队里，只要有一半的劳动力留在生产队里务农就足够了，只有把另外一半的劳动力“转移出去”，通过各种途径去搞多种经营才是提高社员收入的唯一的出路。完全可以设想，像目前这样的一个生产队里都拥有二三十个劳动力，如果让一半人“转移出去”的话，剩下的十多个劳动力完全可以把农业生产任务完成，这样一来，生产队的“劳动工值”就很自然地提高一倍。另外还有“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上交款补充到生产队里去，又可以把“劳动工值”提高了几角，大家的收入岂不是都提高了许多吗？这是一种多么诱人的前景啊！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紧靠着瀛海乡沙滩的浩瀚的东海。大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她对于人类是最慷慨的，只要你是一个勤劳之人，她就舍得赐予。在瀛海乡，根据“合作化”时的规定，在海上的“大渔业”生产（即用大型捕捞船、大型渔网、捕捞大鱼群鱼类如大黄鱼、带鱼、小黄鱼、目鱼的作业）是属于“渔业社”的，“农业社”只能搞些“小渔业”，即诸如沉网、流网、牵网等此类小型海上作业。陈柏青对于这些“副业”当然是认真地进行分析过，觉得这些“小渔业”虽然能“转移”不少劳动力，也能增加不少收入，但要对他们这些“分散的”、“个体式”的作业单位（人数最多的牵网作业一般地只需要五六个人，而沉网、流网等作业的船上只有三四个人）管理起来，确实存在不少的难度。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要求这些作业单位的社员把他们捕来的“鱼货”全部如数上交到大队，看来有不少的困难。根据“渔业社”几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他们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偷鱼私分”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势不可挡之势。渔业大队与农业大队情况不同。在渔业队里，参加捕捞作业的人占到全大队人员的绝对优势，是一个“大群体”，而捕鱼作业又是单一的捕捞形式，而且船型大小和作业方式又大致上相同，大家都是在同一的季节里、同一的洋面上作业，对于业已发生的“偷鱼私分”现象在各渔船之间彼此都“心照不宣”，而且都“乐此不疲”，“你偷我也偷，不偷白不偷”，大家都“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之间利害关系不大，只是对于处于“小数人”地位的后勤人员和大队干部们构成一点“利益上的不平等”而已，使他们这个“小群体”带来一些“无形的损失”，但是又奈何他们不得，因为“小群体”得罪不起“大群体”啊。而农业大队与他们的情况就不一样，大多数社员在田地上劳作，他们是“大群体”，参加这些副业生产的人只是一个“小群体”，如果“大群体”的人听到、或发现“小群体”人员“偷鱼私分”得到“特殊利益”的话，这个“大群体”是绝对不容许那些“小群体”无法无天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像渔业队那样“小群体奈何不得大群体”这样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妥协”现象，这种“有你无我”的利害冲突是水火不相容的，也是不可调和的。其结果肯定将出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那样的对立，最终将导致副业组织解体，不欢而散，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之说，而是确有其先例的，邻村就发生过这样类似的事件。陈柏青为此也进行过深思熟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绝妙良计”只能采取“包产到船（组）”的办法，实行“超产奖励、赔产扣工”的条例，这样一来，副业人员出海有积极性，农业人员务农也安心，只要“包产定额”经过各个生产队的农、副业双方之间充分协商，定额适当，农副业人员彼此之间肯定会心平气和、相安无事。
目标既然已经确定，就不应该再发生任何的犹豫，陈柏青下决心这样去做。不过，陈柏青心里清楚，要实施这个目标，没有生产队和社员同意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的政策是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只要是生产队不同意的“东西”，大队就无权跨越，即使你认为是一种“完美无缺”的事物，但到头来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任何“筹划”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为了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筹划”，要把这个“意图”转化为生产队长们的“意图”，就必须要召开一次生产队长会议，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给生产队队长们，让他们通过讨论、酝酿能理解自己的“意图”了，然后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再做出一个大家彼此之间都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意见来。这样，队长们就可以把这个统一的意见带到各生产队里去，让社员们去讨论。如果这样的意见能得到普遍赞同的话，那么这个“筹划”才能够真正地去实施。否则的话，无论你把自己的“筹划”吹得天花乱坠，其最后的结局恐怕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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