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冬去春来又一年。在这个春天，瀛海乡和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粮食形势是愈来愈吃紧了。特别是那些在热衷于大搞“土高炉炼铁”而“忘却”了秋收冬种的生产队，情况就更加糟糕。他们在无情的寒潮盖天铺地席卷而来时，他们才想起晚稻尚未收割，番薯尚未去掏，结果只匆匆忙忙地收割了谷粒已经损失不少的晚稻，紧接着的一场大冰雪就把来不及收进的番薯给冻结了。农民们都知道，被冰冻过的番薯就无法烧饭吃了，因为它涩口难咽不说，无论你把它在锅里煮了多少时候，你照样无法煮透它，结果是嚼不糊，咽不下，不能当饭吃，这些没有掏进来的番薯就这样地白白地给糟蹋了，在粮食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本来完全可以收进来的口粮就这样被“土高炉”摧残了。这些队的食堂面临无米下锅，只好把食堂解散了事。其他的食堂虽然还是硬撑着，但社员们从食堂里领出来的粥，稀得简直能“照清人面”来，喝下了这些粥，没过了两个时辰就饥肠辘辘，他们哪有力气去干农活啊……
瀛海队里由于有陈柏青对抗茅朝财在土高炉炼铁场上的“胡作非为”做法，把队里的青壮年抽回来参加秋收冬种，粮食情况自然比一般队要好一些，但处境亦并不好了多少。大家知道，公共食堂是惯于“大手大脚”的，没有人为这么众多的人的口粮去精打细算，更说不上为这么众多的人去关前顾后的，大家都是“吃了算”的，不像以前各家各户自己烧饭吃时那样，每一升米都是要“算着吃”的，月初要考虑到月底，秋后要谋划到春上，农民最怕的是饿肚子，他们在粮食问题上是绝对不掉以轻心的。在农村的公共食堂里，“大手大脚”自不必说了，由于疏于管理，大大小小的“漏洞”就难以避免，难怪食堂里的粮食像“六月里的河水”一样容易蒸发……
杜先谋当上队长后不久就面临着“食堂危机”，确有点“临危受命”之感。不过，这是仅仅是人家的感觉而已，他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感受。对他来说，这是“随遇而安”，他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历来认为，好年景过好日子，坏年头挨晦气，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与他当队长的有什么关系？老百姓的命运好坏完全听天由命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所以他虽然目前有队长之职，却没有替社员们担心之忧。他对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没有丝毫的忧虑，甚至还感到有点乐意，如果没有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能当上队长吗？
杜先谋能登上“队长”（相当于前几年的社长）这个“宝座”，主要是由于茅朝财的力荐，他自己的心里当然清楚，这是他近几年来紧跟茅朝财的“回报”。自从开展“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办钢铁运动”以来，他是一步紧跟着一步走过来的，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自从瀛海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在梦想着能像陈柏青那样地出人头地，既风光，又掌权，赢得人人羡慕，这可是他人生最大的追求啊，可是眼前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在瀛海村里，没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陈柏青，无论是乡政府领导对他的印象和信任，或者是他在群众的威信，都是无与伦比的。正因为如此，他当时能当上一个生产（小）队长，也算是不错了，如果没有陈柏青的有意提拔，他恐怕连这个小队长都当不上呢。不过，他从来不会满足于像“绿头苍蝇”似的这个小小生产队长的职务，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以求一逞”，以出众的“表现”去引起领导的重视，也让社员刮目相看，为今后平步青云创造条件。他相信，只要他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并能日复一日地不气馁，总会有一天能实现他的宏图。本来嘛，在去年“大跃进运动”要搞“万斤亩产”的时候，他以为是机会来了，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显身手好时机，此时正巧陈柏青“不识事务”，竟然对“大跃进运动”毫不理解，他看不清形势，顽固不化，因循守旧，裹足不前，始终认为水稻亩产一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不肯跟着上面“跃进”，以致使农业大跃进会议的小组讨论会陷入了僵局，使茅朝财对他大为不满，形成严重的对立，如果不是他杜先谋去化解危机，竭力“劝导”他“放下思想包袱”的话，他当初就过不了这个“万斤关”。杜先谋当初确实是要想大干一番的。他头脑活络，善于奇思妙想，能解决矛盾，也能出歪点子。在当时全国遍地流行“浮夸风”的氛围下，他动出超万斤的“示范田”其实也不算是稀罕之作，不过在偏僻的瀛海乡来说，倒也可算是惊人而大胆的“创举”。他当时想，要搞这个“示范田”必须要经过陈柏青的同意，只有陈柏青同意了，这项工作才能畅通无阻，此外还有一个好处，“示范田”搞出色了是他杜先谋的功劳，如果搞砸了，他陈柏青也难以推卸责任，因为这是经过他同意的。这样做是一个“百利而无一弊”的方略。通过这个“创举”他就可以“闻名于县”了，这样的“轰动效应”一方面会给瀛海生产合作社带来了“辉煌的业绩”，另一方面也为他自己“功不可没”了。他这个功劳，陈柏青是无论如何争不去的。他的“杰作”上报以后，他当初就“飘飘然”了好几天。可是，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也可能是他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差了，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机遇怎么会变成“麻雀捉不到，反而蚀掉一把米”的“亏本生意”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明明是已经处在灌浆后期的晚稻，而且是连根带泥移植过去的，可没过了几天，这些晚稻怎么就会发生了枯萎？而且一下子变成了臭气熏天的烂草滩？他本来还想通过“嫁祸于人”的策略来摆脱困境，但结果又弄巧成拙，差点儿连自己都搭进去，如果不是陈柏青对他还讲点“义气”的话，他真的要倒霉了……
他对陈柏青的感情是复杂的。陈柏青对他既有过“栽培之恩”，又有过“义气之举”，这些他都记在心上，但他心中也是十分明白，要实现他自己的“宏图”，陈柏青是他“前进道路”上最大的一只拦路虎。只要陈柏青没犯下大错误，他的社长位置就矗立不倒，任何人都无法撼动他，他杜先谋也就实现不了“社长”梦！当然，坚忍不拔的杜先谋是决不会就此而丧失信心的，他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只要有机会，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机会，他也是不会轻易地放过，一定要“充分地加以运用”。就拿“端锅事件”来说吧，茅朝财叫他到家家户户的家里去端锅，拿来用作土高炉的炼铁材料。他本来完全可以不与陈柏青商量，因为这是茅朝财叫他去做的，就当时的形势来说，茅朝财的地位要比陈柏青的地位高得多，但他出于“瞻前顾后的考虑”，觉得还是先到陈柏青那里去“请示”一下后再去行动为妥。当然，他这样做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尊重”陈柏青的一种姿态，而是出于另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用意”，因为“端锅”这件事本身是“冒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是一件“招恶”的差使，他难道会让自己独自一个人去承担这个“恶果”？他是这样傻的人吗？他请示了陈柏青，如果他同意了，以后如果社员骂起来的话，他就可以把陈柏青推到人前去作为档箭牌，那是陈柏青叫我去做的，我有啥办法？如果他当时不同意他到社员家里去端锅，那他就可以到茅朝财那里去汇报，说是陈柏青不同意他到社员家里去端锅，他作为他的下级，他只能听从他的命令，无法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招恶”了。这样一来，茅朝财与陈柏青之间的关系必然就要恶化，而且必然要发生冲突，这正是他杜先谋所求之不得的事啊。冲突的结果无论是谁胜谁败，或者是两败俱伤，他杜先谋都不会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茅朝财的胜算最大，陈柏青哪里是茅朝财的对手？只要是陈柏青落败了，他队长就自然当不成，他杜先谋就有了“出头之日”，他就有可能时来运转地坐上了这个队长的宝座了！再说啦，如果陈柏青同意茅朝财的意见，他今后就没有“招恶”的后顾之忧了，就算茅朝财以后拍拍屁股走人，社员为“端锅的事”而出现的“怨言”也“怨”不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奉命行事”的，一切责任都会由陈柏青扛着了。事后的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可见啊，脑袋长在头上是给人使用的，千万别让它空着。依我看，平庸之人与能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善不善于“使用”脑袋。要想从平庸之人转变为能人，就应该经常地、甚至于要挖空心思地去多动脑筋，要使脑袋经常处于运转状态，脑袋多动了自然就会灵活起来，久而久之，平庸的人就能够变成能人了。他回想自己，在这几年来也可算是一个会善于“使用”脑袋的人，正因为他善于使用脑子，所以他的脑袋就比别人灵光得多，比自己以前灵光得多，否则的话，他会算得上瀛海村里的一个“顶呱呱”的人吗？他认为，陈柏青在瀛海乡里可算得上是一个能人，正因为他是一个能人，所以乡政府干部和瀛海村的村民们才会拥戴他当瀛海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在陈柏青被“拔白旗”以后，他接过陈柏青的“大印”而当上了“队长”，这说明他也是一个能人了。他想，他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能人，能梦寐以求地实现了“队长梦”，这难道不是由于自己无时不刻地在动脑子吗？他想到这里，不禁有点自鸣得意地飘飘然起来。其实，他现在还有许多雄心壮志，他知道当上队长以后肯定会面临着许多问题，甚至会有许多棘手的问题等待他去处理，他还必须继续不断地去多“使用脑子”，面对挑战，他必须出奇制胜地去战胜它；面临难题，他必须有奇思妙想去对付。这样，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平步青云地获得升迁……
此刻，他确实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去处理存放在养猪场仓库里的番丝的问题。他知道，现在有许多的社员心里也都清楚，这上万斤的番丝放在养猪场里，名义是要“发展畜牧业”，其实是陈柏青为全社社员及他们的家人有意留着的“后备粮”。他心里当然也清楚，现在家家户户的家里都已经没有一粒粮食贮备了，一旦公共食堂解散以后，他们都将面临着饥荒，他们只有靠着挖野菜去过日子了。他心里当然也十分清楚，单靠去挖野菜是过不了日子的，总得有一些杂粮混合才能过日子。正由于陈柏青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他在秋收冬种时就“谋略”到这个关系到社员们“生死攸关”的问题。于是，他就冒着可能会被人控告“企图瞒产私分”罪名，执意抱着“宁愿下地狱，也要把番丝‘留’起来”的一片赤胆忠心才留下这份“后备粮”的。说真的，他对于陈柏青这种这片“痴心”倒真的有点敬佩。不过，他认为陈柏青这种“痴心”其实是“十分愚蠢”的，古人说得好，“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他杜先谋可不会像陈柏青那样傻呢。杜先谋不是不想到向上级那里去反映这个情况，只是因为一来是没有掌握到陈柏青“企图瞒产私分”的证据，他是以“发展畜牧业”的名义把番丝放到养猪场里去的，他没有公开说过是给社员们当“后备粮”，现在还抓不到他的“辫子”，所以就不能行动；另外，他也考虑到这些番丝确实关系到全队社员及家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也包括他自己的全家人“性命”的大问题，他如果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去反映这个情况，结果就肯定要冒犯了全村的村民，使自己变成了“秦桧式”的人物，恐怕要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这也是他相当担心的一个问题。他心中十分清楚，农村里的公共食堂都面临着缺粮的困境，肯定难以持久，解散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且已经有不少的食堂已经解散了。有些队干部之所以不解散食堂，一来是觉得这是不光彩的事，自己的面子过不去，二来是害怕犯错误，没有上级下命令，他们怎敢自己下结论去解散食堂？而公社里的干部们又都不肯或不敢去正视这个现实问题，谁也不愿意去做下令解散食堂的“始作俑者”，谁都害怕由此而可能会带来的“难以预料后果”的风险，所以此时的局面比较混杂，负责食堂的领导干部像一批“无头苍蝇”，到处是乱哄哄的，此时，食堂解散了没有人会来追究，食堂不解散呢也无人来支持你，自然弄得大家混沌一片。杜先谋充分意识到，一旦食堂真的解散（这是肯定的），而社员的家里面却拿不出一粒粮食可供吃的，那势必就要发生饥荒了。从他的记忆里，爷爷曾经告诉过他饥荒年月的可怕惨状，在那一年里，瀛海乡就饿死了几十个人哪！这实在太可怕了。正是由于他害怕以后真的发生饿死人的事件，这才使他不敢贸然去“揭发”陈柏青“企图瞒产私分”的原因。
面对这样的局面，杜先谋真是骑虎难下。他不想看到在自己当队长的位上解散食堂，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要继续把食堂办下去，又面临着无粮下锅的困境。他不久前好不容易捞到的这个“队长”的职务，如果因为是解散了食堂，上级对他产生了不好印象的话，那他这个队长还能当得长久吗？这可是关系他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啊，他不能为此掉以轻心。所以他对于食堂究竟要马上解散或是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他忽然想起放在养猪场里的这一万多斤番丝，如果能把这些番丝中一半拿到食堂去的话，就可以解决了食堂目前的燃眉之急了，但要把这些番丝取出来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不要说陈柏青肯定对此不会“坐视不管”，就是养猪场里的周志林和杨正道这两员“大将”挡在门前，他就感到“心惊胆颤”！古人说得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因为自己曾经做过亏心事，所以他就害怕鬼敲门了。自从上次“示范田”事件以后，他在暗地里放出“杨正道放火”的流言渐渐地已被人有所察觉，这些猜疑自然会传到杨正道那里去的。也许杨正道确实是听到了这些话，所以他有好几次曾经指桑骂槐地骂他是“畜生”。他深知自己理亏，不得不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策略，于是他就低着头匆匆忙忙地离开这“是非之地”。后来，他又听到群众在议论，听说养猪场里的周志林在放火那天晚上看到过这个纵火者的人影，但他没有说出来这个人究竟是谁，于是社员都在议论纷纷。他听后立马离开议论的人群，心里砰砰地跳个不停。“示范田”离养猪场不远，要到这块“示范田”去，就必须要经过养猪场边的这一条大路，他那天去的时候，正是从养猪场边的大路上去的，虽然是在半夜里，但被周志林看到是完全可能的，否则的话，哪会有这样的“空穴来风”？他仔细地深思了一下，陈柏青早就“预谋”到我可能要当上队长，他为了防止我动番丝的脑筋，故意事先安排好这两员“大将”来对付我，如此看来，这个陈柏青确实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物啊，我必须要小心谨慎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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