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不平凡的春天
“国际多事之秋”刚刚结束，我们国家又面临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1957年三月，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其内容就是著名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祥尽而精辟地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由来，以及它的性质、正确处理的方法等等。他还论述了如果处理方法不好，有可能向敌我性质转变。此外，他还辩证地分析了“出了坏事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在文艺政策方面，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方针，同时也提出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等。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他号召党内外人士要勇敢地向党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积极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应当说，当时毛主席是真诚地希望通过整风来改善我们党的作风，藉以克服党内业已存在的种种不良风气，对于提高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战斗力来说无疑是有益的。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加入向党提意见的热潮中去。各级党报也大量发表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当时比较突出的有：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即十个副总理都是中共党员，竟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此外还有钱伟长、华罗庚、费孝通、章乃器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一系列的建议或批评意见的言论。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等首都高等院校首次出现了“大字报”，内容当然是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随后，“大鸣大放”、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向全国漫延；许多全国闻名的报刊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发表比较大胆的通讯，批评某些党组织的官僚主义，如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在文艺刊物上也刊登了一些内容颇具独创、风格有鲜明色彩的小说，如王蒙的中篇小说“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和刘绍棠的短篇小说“西苑草”、流沙河的组诗“草木篇”等，简直使人眼花缭乱。这样一来，难免在一些党组织的干部头脑里发生错觉，“他们是否借整风运动向党提意见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
诚然，在整风运动中，无论是在座谈会上或是在大字报里向党提意见的人，还是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文艺评论文章参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除了绝大多数是响应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法尽”的号召而发表意见以外，但确有少数几个仇恨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借机向党发动进攻（附注：据事后统计，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共有57万人。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经重新审查后认定除了12人外都属于“错划”而“改正”了。而在这12人中，还有在海外的二人在接到“改正”通知后表示不必“改正”，要把这顶“右派帽子”作“历史纪念”。可见，当时的真右派分子只有10人，这个“严重扩大化”的比例为五十七万分之十）。问题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哪些属于“香花”，哪些属于“毒草”，一时真假难以辨别。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局势面前，自然会警动了毛泽东。他联系到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他不能不提高警惕啊！防止阶级敌人颠覆社会主义是他的神圣职责，他们这些人现在不是已经在兴风作浪吗？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一个“雄才大略”的“谋略”迅速形成，他开始在胸中运筹帷幄了：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见“毛泽东选集”笫五卷P.424，下同）。接着，他还写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P.428）；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P.432）；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写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接着他又写道：“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不于回击，------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P.436]；他又写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P.437）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他又说：“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P.444）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笫十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点名批评了曾经著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而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女作家丁玲和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说“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P.487），把反右矛头直指文艺界高层人士。（附注：丁玲、冯雪峰都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就这样，由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他自己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法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一下子变成为阶级斗争性质的反右派运动了。
见到周总理
1957年春天，我见到了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春天的西湖，柳丝翠绿，婀娜多姿的形态显得更加妩媚可爱。湖边的山峦上的杜鹃花竞相地在争艳斗妍，红彤彤地把群山打扮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在这个充满生机盎然的时刻，她迎来了一个远方的、尊贵的客人---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谁都知道，这样高级别的苏联国家元首来访问杭州，中央肯定有一位高层领导倍同前来，只不过事前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前一天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通过杭州市公安局通知全市各单位（我校在内）派人参加会议，布置次日有关安全保卫工作。
笫二天清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全校师生就在操场上集合，首先听取学校领导传达罗瑞卿部长有关做好保卫工作的几个注意事项。根据杭州市公安局布置任务，从杭州笕桥机场到西湖边的杭州饭店的二十多公里的沿途街道上，要安排在街道两旁各边由三排人组成的两道“屏障”，既是夹道欢迎的队伍，又是安全保卫工作的队员。学校领导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项安全保卫工作，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准插进任何外单位的人，否则就要追究责任。我们学校师生分配在“楼外楼”前面的地段，在早上六点钟光景，我们就步行赶到目的地。我们当时的心情相当激动，急待着伏罗希洛夫和不知哪位陪同前来的中央首长一道莅临，到时我们可以目睹他们的风采了。
我们一直等了三个多钟头，还不见贵宾的影踪。其间有几次听到前方有些响动，我们以为贵宾们来了，顿时就兴奋起来，自发地欢呼起来，谁知是一场误会，原来是一辆检查安全工作布置情况的工作人员来沿途视察，使我们过早地空高兴一场。
直到上午十点钟光景，贵宾的队伍终于来了。前面爆发出的一阵阵欢呼声告诉我们，贵宾的队伍就在不远的前方，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刚好是一个转弯处，不能直接看到贵宾，保卫工作的纪律又不允许我们移动位置，我们只好也跟着前面的欢呼声一道高声地欢呼起来。没有多久，一辆敞顶汽车缓缓地向我们驶来，只见车上有三个摄影师，提着手中的摄影机朝着后面紧跟而来的笫二辆贵宾车录象。我猛然看到在贵宾车上站着一个熟悉的面容，这难道不是周恩来总理吗？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们看到在贵宾车上，伏罗希洛夫面色红润，满面春风地站在中间，笑容可掬地、频频向我们欢迎他的队伍挥手致意。左右两旁站着周总理和沙文汉省长，因为近在咫尺，对这三位首长都看得十分清楚。总理有两道浓黑的眉毛，乌黑而明亮的大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也不时地挥手向我们致意。沙文汉省长身材瘦长，比伏罗希洛夫几乎长出一个头，他也显得十分精神。虽然车开得很慢，但他们还是很快地过去了，我总感到有点可惜，如果车开得再慢点该多好。接下来的均是轿车，我们从轿车窗口完全可以看到车内坐着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有贺龙、彭真以及不认识的中央首长。有人统计过，车队中总共有八十八辆轿车，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等车队过去后，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蜂拥到杭州饭店去，杭州饭店前面的广场上已经被欢呼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了。
过了好久，周总理和彭真陪同伏罗希洛夫走到二层的阳台上。伏罗希洛夫看到这么多的群众欢迎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随后，周总理向我们挥手，并用浓重的北京口音大声对我们说：“请你们让开一条路，让我们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到西湖去游览。”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杭州饭店门口通往苏堤之间让开一条通道，为数众多的维持秩序的警察用力地阻挡两旁的像潮水一般涌来涌去的人群。周总理和一个警卫人员扶着伏罗希洛夫从门口出来了，此时，我挤在人群中，伸长着脖子、踮着脚尖也无法看到从人群通道中走出来的周总理和伏老他们。在周总理和伏老他们下船以后，我们才在苏堤上才看到周总理和伏罗希洛夫以及陪同人员站在游船的甲板上眺望西湖的美丽的风景。
这一天，由于我们一直处于极端兴奋之中，早就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选团代表
我是在1956年6月28日被正式批准入团的。当我看到在学校布告栏上贴着由杭州市团委签发的“关于批准张为礼同志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通知”的时候，激动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自从初中二年级提出入团申请起，我一直为此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故而未能如愿。在历经了四年以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我怎能不热泪盈眶？当然，这与我四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自从初中时姚华雄老师给我指出了骄傲自满的缺点以后，我一直牢记心头。自从进入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以后，我也一直相当谨慎，决不能再让这个缺点冒出来。由于我入学后一贯积极参加各项思想教育活动，学习成绩又十分突出，思想亦比较活跃，团支部经常邀请我参加团内活动。学校团委副书记褚河随对我很熟悉，还找我谈过话。后来团委根据我特长，叫我担任“水电青年”（学校团委的黑板报园地）编委兼出版组长，具体负责黑板报的出版工作。由于我工作完成得较好，所以就很快批准我加入青年团。1957年的夏天，学校共青团（这时已经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举行代表大会，会上要选出学校团委新一届团委委员以及出席杭州市团代会的代表。每个团支部要选出四个代表，我竟荣幸地被当选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班里的CHR同学当时是学校团委委员，此人在同学中印象不是很好。他的学习成绩一般，善于迎合领导。由于褚河随与他极为密切，关系非同一般，这个团委委员的职务就是褚河随给他的，班内同学对此都有微词。当时团代表的名额是每个支部四名，而候选人名额也是四名，而且还是上面指定的，CHR和团支书刘在刚自然在其中。当时有许多同志提出来，要增加一个名额，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选择的余地。支部经请示后同意，于是大家就推举我为候选人。在选举前，团支书传达学校团委的意见：CHR同志是团委推荐的人选，希望大家在选举的时候，要考虑团委的意见。选举结果，CHR勉强当选，我的选票比CHR多，自然被当选了。事后，有许多同志向我提出，我们推选你为代表，你就要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发表意见，认为CHR这样表现并不突出的人不宜当学校团委委员。当时我为人正直，而且欢喜打抱不平，所以同学们很信任我。谁知，我为当选这个团代表日后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真是“福为祸所倚”啊！这个“祸”是在学校团代会上闯下的。
在团代会的前几天，共青团杭州市委安排了一次参观活动。在杭州市的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每个团支部派出四个代表，由团杭州市委书记周芝山同志亲自带队去笕桥机场的某空军基地，观看驻杭某部的飞行表现。当刘在刚通知我这个消息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那天上午，我们首先是乘校车到城站，然后再坐火车去飞机场的。在火车的车厢内，都是高校和中专的学生，歌声此起彼伏，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我们在笕桥车站下车后，就步行到笕桥机场。在机场门口，我们集合在一起听取团杭州市委书记周芝山同志讲话。他简单扼要地讲了拥军爱民的意义后，就告诉大家参观机场的注意事项。接着，我们就排队进入机场。由于我是笫一次看到飞机场，真是有点恍惚如梦的感觉，我被如此广阔无垠、一眼望不到头的机场惊叹不已。我看到在机场上停着一排排苏制米格飞机整齐地排列着，有几排还罩着淡绿色的衣罩，只有一排未罩，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更显得威武雄壮，我真为如此骄健的雄鹰而感到骄傲！热情的空军地勤人员，让我们分批地登上飞机的弦窗边，参观驾驶仓内的驾驶员座椅、操作系统和数不清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仪表，我看得目不暇接------
在参观米格飞机后，我们集合在一个指定的地点，观看由张滋大尉驾机作飞行表现。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张滋大尉的英雄事迹，那是在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有一架来自台湾的国民党飞机，趁着夜色侵入杭州地区上空。我笫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防空警报，令人恐怖的呜---呜---警报声使我和同学们当时都感到十分紧张。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我们就听到了二声响彻云霄的炮声，随后就解除了防空警报。笫二天上午，我们就得到了消息，某空军部队的张滋大尉只打二炮就把国民党飞机打了下来，机上七名驾驶人员都在飞机坠毁时毙命。此刻，当我亲眼看到这位空军飞行英雄和他的僚机飞行员各自登上雄鹰时，心情真是说不出的崇敬和激动！当指挥台上发出三颗信号弹后，这二只雄鹰顿时腾空而起，直射蓝空，迅速就看不到飞机的影踪------我们翘首以待望、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不一会，这二只雄鹰又飞回我们的头顶，时而俯冲、时而直升、时而翻滚，接着又表现一个难度相当大而又十分惊险的飞行动作---螺旋飞行，我们看了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学校团代会开始了，这是我们青年团员的一件大事，我这个出版组长也为此忙碌了好几天。会前我们就知道，杭州市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不久后也将召开，团杭州市委书记周芝山同志的代表名额要落实到我校的团代会上产生，他肯定要莅临我们团代会，所以这次团代会就显得特别隆重，而且具有一点神秘色彩。
我怀着欣喜而激动的心情参加这次大会，但也带着有点忐忑不安的情绪进入会场，因为有许多同志交托我一个任务：我在大会发言时，要代表他们反映班内（支部内）对CHR的看法，让代表们在选举时参考。我当时确有些犹豫不决，但由于我当时年轻无知，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只认为同志们相信我，选我团代表，我就应当代表他们反映意见，何况在大会上发言，对一个同志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竟然神使鬼差地走上台去发言，把当时同志们的意见在大会上讲了，我根本就没有料到我的发言竟会得到一阵热烈的掌声。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褚河随（他主持会议）在大会作总结时，竟隐约地提到刚才我的发言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顿时使我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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