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主义改造
迈向社会主义
党中央在1953年提出了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在农村就进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把原来的农业互助组改变成为宽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又把低级社改为高级社。次年，国家又对城市的私营企业、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赎卖”政策，资本家可以向企业领取“定息”。这样，城市又几乎同时也进入了社会主义高潮。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为了庆祝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杭州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群众庆祝活动，会后还进行了群众大游行。大会的主席台设立在湖滨路与平海路的交叉口，我们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集合地点是在延安路的龙翔桥附近。我记得当时有些女同学还化了妆，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在街道两旁，我看到原来的私营商店的店名扁额前面均加上“公私合营”字样，私营企业的厂名牌子，也同样在厂名上面加上“公私合营”字样，在牌子的上方还用大红绸布扎着，显得分外耀眼。我们全校一千多名学生，是步行十多里后到达目的地的，走到龙翔桥，太阳还没有上山。此时正值隆冬，气温在零度左右。刚到时，由于急于赶路，不但不觉寒冷，反而把棉袄都脱了。在等了一个钟点以后，大家穿上了棉袄还觉得寒冷，特别是那几位化了装的、衣服穿得又比较少的女同学，几乎被冻得浑身发抖，只好用不断的跳动来取暖。大会一直等到上午九点钟才开始。会后即开始大游行，当我们走过主席台时，才看到主席台上站着沙文汉省长等省、市领导人，他们不时地向我们挥手，表示对受检阅的队伍致敬。游行结束后，我们又步行回校，在到达校门口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此刻，虽然我们都感到饥肠辘辘，但我们的精神都相当饱满、情绪极为兴奋，因为日夜梦想的社会主义终于实现了------
按照总路线规定，这个“社会主义改造”是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十年、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期），但现在却在二、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样一个突飞猛进的速度，难道不令人高兴吗？这时，有一件事使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这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当时的各级党报作过大张旗鼓地宣传过的。这就是“人力车（黄包车）放进博物馆”的特大新闻。从此，在杭州市的历史上再也见不到人力车了。
其实，当时的杭州市的交通工具还十分落后，人力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因为宣布了“公私合营”而在一夜之间突然提高了，像汽车之类等先进的、现代化的工具会从地上冒出来，何况，人力车具有它自身的特点是汽车无法代替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它，反而有诸多的不便。突然少了它，当时又没有条件拥有汽车之类现代工具代替它，反而只能靠肩膀或者用步行去代替它。这与当时提出这个“别出心裁”的“始作俑者”的愿望相反，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想不到在两年后我也为此付出“代价”。1958年春天，我因在反右派运动中打成反党分子而被学校当局强迫退学。那天晚上，我挑着百把斤的行李（书籍、衣被等）站在米市巷公共汽车站等车，但由于公共汽车不许带着行李的人上车，而人力车又进了“博物馆”，我只好挑着百把斤的行李，走了二十多里的路程才总算到了城站。我感到精疲力竭，躺倒在火车站内的木椅上休息。我想，如果当时人力车没有进“博物馆”，我就不用吃这个苦头了。不过，我马上警觉到：如果我坐了人力车，那不是叫一个工人拉我这个“反党分子”，我岂不是又一次“压迫”工人阶级了吗（尽管我也付了钱）？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严重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要改造好自己，需要处处当心，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好逸恶劳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这当然是后话。
历史常常会跟人开玩笑，在二十多年以后，共产党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人力车（三轮车）也在城市里的小巷、里弄来往穿梭。有的老外不愿意坐汽车，反倒喜欢坐人力三轮车游览西湖，觉得别有一番情趣。众所周知，其结果，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后退，反而成倍地发展；拉车工人不但没有受到压迫，而是扬眉吐气地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回顾历史，那些希望中国在一夜之间就能跨进社会主义的人，是不是惟意志论、形而上学、急躁冒进在他们的头脑里作怪？这些思想与后来的“大跃进”中号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人民公社运动”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否有天然的联系？------
国际多事之秋
1956年的秋天，在国际发生了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重大事件。不管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都因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出现了一系列的巨大震荡。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了笫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举世闻名的“秘密报告”，苏共中央在报告中无情地揭露了斯大林严重践踏法制行为以及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杀害正直的共产党员（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和无辜的善良公民。斯大林将当时地位仅次于他的重要领袖布哈林处死，并要他永世不得翻身（布哈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被苏共中央平反）。斯大林的‘大清洗’行动，无疑地在苏联历史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当时苏共“二十大”用绝密的方式进行，但外国的情报机构运用了一切手段还是搞到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我国“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该社论是经过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用相当长的篇幅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但却比较简略地提及关于斯大林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搞个人崇拜等行为等具体内容。尽管当时老百姓知道的消息极其有限，但对于这个此前崇拜为类似“神明”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也竟会犯如此“严重错误”而震惊，他的严重错误被称为“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无疑是一贴清醒剂。这对于当时已经开始露头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事件，同样地也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掀起了强烈的震荡，从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性重大事件---“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些事件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迫不及待地动用了形形色色的情报机构参与这些事件之中，煽动民众情绪，推波助澜地掀起一股规模空前的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无论在国内、国外，或者是在党内、党外，凡是有独立叫思考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只存在一种“苏联模式”、在共产党内的领导体制只有“斯大林模式”开始提出质疑。而且，苏联在斯大林的武断、专横的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也不可能有进行调整和改革，其存在的许多弊端就暴露出来。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新的思考了------。从回顾历史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党当时在吸取“苏共二十大”严肃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教训的基础上，真正提倡党内民主，杜绝党内的“家长式统治”，并在制度上加以的严格限制，这样就也许不会在此后出现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宣扬对领袖的“个人迷信”的现象，也绝不会出现认定个人意见绝对正确、而不容有丝毫批评、修改等违反实事求是的“神话”，以至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开国元老---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活活迫害致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沉重教训！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斯大林杀害布哈林与“四人帮”迫害（致死）刘少奇真是“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是直接处死，另一个是在监狱里磨死罢了。纵观历史教训，我们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大痼疾是“个人崇拜”及由此产生的“家长式统治”，在党内缺乏民主传统，错误的做法无法纠正，正确的意见不予以采纳，党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错误，以致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共产党产生误解，疏远了人民对我们共产党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的最大悲剧。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此是深感痛心疾首的。
1956年6月28日，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波兹南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并发生了流血事件。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平息了这次骚乱，此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改选了党中央领导，选举哥穆尔卡为笫一书记。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爆发了反对拉科西[匈共笫一书记]的示威游行，而且规模迅速扩大，没有几天时间就演变成全国性的暴乱，把国家的军队和公安部队打入“下水管道”内，使党组织、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状态。形形色色的反共组织都蠢蠢欲动，他们拥戴一个叫纳吉的人出来成立一个“匈牙利政府”。形势十分严峻，挽救匈牙利国家的命运刻不容缓！根据“华沙条约”驻守在匈牙利境内的苏联军队坦克终于出动了，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纳吉反革集团颠覆匈牙利国家政权的阴谋。与此同时，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迅速地恢复了全国的社会秩序（后来我在内部参考资料“读报手册”中看到，正当匈牙利局势处在紧急关头之时，赫鲁晓夫还在犹豫不决，在与中共高层密商后才决定出兵，根据约定，中共派周恩来乘苏军飞机在枪声密集的布达佩斯机场降落，然后乘坐苏军坦克进入市区，协助卡达尔组建人民政府）。纳吉逃往罗马尼亚，一年后被引渡回国枪决。
这两次重大事件的发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无疑地也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场“大地震”，受到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匈牙利事件平息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就发生了分裂，不少欧洲的共产党与苏共（当时国际共运领导者）发生对抗，公开声明退出国际共运组织。据当时的报纸报导，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有不少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纷纷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军队出兵干涉匈牙利内政，并表示立刻退出共产党组织------
此外，在1956年10月29日晚，以色列在英、法唆使下，以“保障苏伊士运河畅通”为由侵入埃及领土西奈半岛，埃及人民奋起反抗，战争阴云密布，世界形势十分紧张。最后在全世界舆论和苏联的警告下，以、英、法被迫宣布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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