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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凌云又结识了黄原，那是通过一个王峥介绍认识的。
黄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排长，曾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过战功，后来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被转业了。在新单位工作了一年多后就碰上了反右派运动，由于该单位无法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划右派指标”，领导就把他“凑数”划上去了，他对领导这种荒谬做法极度不满，竭力反抗，最终导致被判刑并送往苏北劳动改造。在劳改农场里，他受尽折磨，历尽艰险，但最使他令人难忘的还是在1961年的“非常时期”里的遭遇，那时全国都发生了大饥荒，劳改农场里当然也不例外，甚至比社会上更甚，饿死人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一天内竟有数起发生。看到那些死去人的极其痛苦而怨恨的面容时，真的使人感慨万端。当时场里的领导就分配他去参加这个特殊的工作：埋葬饿死的同类。这些饿殍当然需要去及时处理，尸体绝对不能放得太久，连续不断的死亡会使尸体成堆，更加会加剧恐怖气氛，这自然应该竭力避免的。那时候埋葬这些尸体，不要说没用棺材，就连一块用来包裹尸体的白布都没有，说得难听一点，甚至连死狗的命运还不如。当时他们就用一根竹杠和两根绳子草率地去处理那些饿殍，用一根绳子套住死者的头颈，再用另一根绳子扎住脚梗，然后用竹杠套进两根绳头的圈儿抬起就往野外去埋葬。由于抬这些死者的“同类”当时也都是饿得死去活来的人，哪有力气去挖深的土坑，只要泥土能掩盖住尸体就行，入土为安嘛。有时死人多了，他们也不会用“一人一坑”的办法地去处理，而是多人合葬一坑，因陋就简地解决问题，这样既省力又简便，倒也十分符合当时大力提倡的“多快好省”方针，这样做法自然没有人会提出“异议”。这些可怜的死鬼在世时受尽了磨难，谁知他们在死后亦得不到安宁，就在他们入土后的当天夜里又被当地的苏北“老乡”从土坑里翻挖出来，剥掉他们的衣裤后再草草地埋回到土坑里去。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极端野蛮与无耻的残忍行为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不齿风气啊……
黄原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凌云。凌云听了这些令人吃惊的话后真的感到万分惊异，如果不是黄原亲口告诉她这些事，她肯定不会轻易地相信，世上哪有这般不可思议的“奇事”？这种稀奇古怪的“奇事”竟然会发生在我们古朴的中国的大地上，真可谓是一种奇耻大辱啊！她此时头脑里忽然跳出“穷凶极恶”这个成语。也许，人一旦陷入了“穷极”的境地也许就容易诱发“凶恶”的不端行为，人间不是有“逼上梁山”这样一句话吗？一个人走上了偷盗抢的道路，除了本人素质以外，外界的环境也是一个“形成结果”的重要的因素。完全可以设想，人一旦到了饿得无法忍受时，他就会去失去理智和良知，也会丧失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会干出那些平时不愿干或不敢干的蛮横无理的不端行为来。那些平时也许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行为，但到了“非常时期”时，它就会显得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她在此前到过中原的某个省就发生过“饥民争食人肉”的事件。“吃人肉”（指刚死了的人的肉）当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完全可以设想，人如果不是到了极端的饥饿状态而实在无法忍受时，他们会去吃死了人的肉吗？难道他们不怕报应？就农村的传统观念来说，对死人历来是相当“敬畏”的，一般来说，人们若遇见尸体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他们哪有胆量敢去吃这些“避之不及”的东西？没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那些苏北的老乡之所以敢去抢剥死人的衣服，也是由于他们穷到了极端的状态的缘故，才至于去做出那样不齿的行为来。从高端上来分析，社会上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其罪恶的根源是在于贫困。应当说，解放后，全国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几年的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各项生产恢复得很快，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社会也出现了空前的安宁，年轻的共和国显示出勃勃生机。谁知，就在我们国家取得了这些较大成就的同时，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与民心相背的政治运动，如果没有那些“反右派”、“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折腾，原来已经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是绝对不会发生逆转的。诚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层面上或在经济发展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失误总是难免的，只要在发现后改过来就行，不会酿成重大祸害，但自从开展了“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以后，全党全国就出现了一种政治高压态势：决不允许出现不同“声音”，个人臆想、主观决断、一意孤行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百花齐放骤然变成了万马齐喑，毛泽东的一切言论或指示都奉若神明，“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比封建王朝里的圣旨还神圣百倍，以至于在“大跃进”中所发生的一切极其荒唐的浮夸行为都当成是“伟大的创举”，乃至后来事实上已经证明“大跃进”确是荒唐之举、而且给老百姓带来严重的灾难时，那些狂热的、愚昧的人们还是在一鼓作气的继续吹捧，而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也只能紧闭其嘴，不敢也不能把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社会已经被严重扭曲到如此畸形地步，人们照样还是地忍受着。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哪还会不发生极端荒谬的事端？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都变成了泡影时，老百姓所面对的是天堂未见地狱先现，不要说“一天”并没有等于“二十年”，而结果是一步退到了解放前！就是到了如此困境时，老百姓还是不敢诉说，更不敢违抗，他们只能逆来顺受、听之忍之。这样看来，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其最终的恶果就可想而知了！中国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全国性的极端严重的大饥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并漫延开来的。照例说，这样严重性质的全国性大饥荒在当时是绝对不该发生的，因为这此时根本就没有遭遇过什么大面积的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本不具备发生大饥荒的条件，但结果还是会发生了！那些“唯我独尊”的领导人心里当然也清楚，他们自知理亏但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就只好挖空心思地去掩盖事实真相，把这个“责任”推给“大自然”，大言不惭地说大饥荒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这个一推了之的手法其实是黔驴技穷的表现，人们的心里都清楚，只不过不能或不愿说出来罢了，这种令人可笑、自欺欺人的说法只能堂而皇之的登载在报刊上，并不能使老百姓服服帖帖地相信。其实，老百姓的心中也完全清楚，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能掩盖真正的事实，这场大饥荒完全是由于“人祸”的结果！如果不是连续不断的“折腾”，会造成那样可怕的结果吗？他们心里完全清楚，那个真正的罪恶之源是搞政治运动的结果，那些搞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其实，此时的凌云不知道，当时确有不少中共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众所周知，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戏称是“神仙会”，原本是打算要纠正一些“偏左”的倾向，当然只允许涉及一些“皮毛”，进行一些不痛不痒式的检查了事，而不准去触及“本质”，也算是对“大跃进运动”中所发生的浮夸风做出一个“交代”。谁知那个心地耿直的彭德怀觉得这样的做法简直与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区别，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于是就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肯定了近来一系列政治运动成绩的同时，还说“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种表现。谁知这一下触发了“龙颜大怒”，毛泽东就发动了对彭德怀“反党右倾错误”的批判，甚至还莫须有地说他在搞“反党俱乐部”。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享有绝对的威望，一声令下就会“地动山摇”，于是立即就掀起了一场声讨彭德怀严重罪行的高潮。在会上，有不少人跃跃欲试地起身要对彭德怀拳打脚踢，如果不是被周恩来立时喝令阻止的话，彭德怀恐怕是要被打得死去活来、体无完肤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盲从与奴化思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还是老天有眼，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现天现报”了——全国暴发了空前的大饥荒，这真是报应啊！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有些头脑清醒的中共高层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去考虑发生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毛泽东在现实的强大压力下，也对他自己不得不做一些“小范围”有限的反省。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央决定召开了有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一下此前工作上的教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凭着党性和良心在大会上公开说了这场灾难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这样的话无疑是触及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当时虽然只好“忍气吞声”，但他是绝对不会认输甘休的。仅仅是过了四年时间，他就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刘少奇，把他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然后使他命丧狱中。这就是刘少奇为了说这样一句真话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当然，这是后话。
凌云当时想，面对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荒谬的事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制止或扭转，就很难说今后还会发生更加难以想象的、为荒谬的做法，当务之急就是要用事实去揭露此前的一系列的错误，要使广大干部和人民去认识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提醒干部和人民，只有我们共同起来反抗这种的做法，才能有效地避免今后更大的祸害。她想，目前到底有多少人能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也许，有些人虽是看到了、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却不敢去面对这个现实，因为他们被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把他们吓坏了！当然，也有更多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头脑被麻痹了，或者说是被奴化了。看来啊，要唤醒那些愚昧、奴化的人们清醒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现在再不去唤醒那些被“愚化”了的人们，任其发展下去是相当可怕的，今后还有更加意想不到的、极端荒谬的事端会接踵而来，到那时，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更加严重得不堪设想了。这使她想起了庄春园。这个英勇无畏的庄春园是她的学习榜样，我们国家只有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庄春园式的人物，我们中国才能得救！
凌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黄原。黄原完全同意凌云的观点，也赞同她的做法。于是，他们就认真地探讨起当今社会首先应如何去解救陷入“极左”思潮的办法，觉得只有揭穿“极左”的错误本质，才能认识到它严重危害性其极其后果，这样才能有效地逐步摆脱“极左”思潮。为此，必须要成立一个组织，通过组织才能开展活动。他们商定，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并决定立即起草《盟章》，拟定《政治纲领》。同时，他们觉得要学习庄春园他们的做法，首先要撰写一篇揭露“极左”错误倾向的宣传资料，从目前面临的“大饥荒”着手，着重解剖“大跃进”、“浮夸风”、“公社化运动”是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并对它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这个基础上，再为彭德怀所遭受的冤屈鸣不平。这样一来，就自然地增加了对“极左”的重大杀伤力，既达到“为民请命”又颂扬正义鞭挞错误之目的。他们把宣传资料题目定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把这个资料油印后，向有关部门投送或散发，这样做最能得到群众的赞同、理解和支持，最能有效地揭露极左错误的严重危害性。
于是，他们就这样地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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