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上)
凌云到了R大学以后，她的“监督劳动”身份自然也跟随她而去，这种身份在当时是无法改变的，她当然也在R大学新闻系的图书馆里劳动，整天地做些整理、收集资料，打扫卫生等杂务劳动。另外，当局还安排她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因为她此时既不是学生，更不是教师，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一个“另类职工”了。既然是职工，自然就不能再与学生们住在一起，当然也不能让她享有与其他职工同样的待遇，但供她睡眠的地方总还得要安排的，所以她就有了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小间。其实，这间房间是楼梯的底层，原来是摆放拖把、扫帚之类杂物用的，现在却“升格”为“职工宿舍”了。凌云当然不会去计较这些，有了这个小天地，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可以休息，可以睡眠，也可以海阔天空地去思考，去探索，这就够了。她此刻对生活难道还有什么奢望吗？
她初到R大学时，自然会想起她此前结识的令系铃，因为她是R大学的新闻系研究生，说不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会意外地邂逅相遇，因为R大学的规模并没有像北苑大学那样大，学生也没有像北苑大学那么多，但这种“期望”却一直没有发生。其实，她也并不急切地希望想见到她，说不定相遇会给她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不碰见为好。再说啦，就是相遇的话，她们难道还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心吗？还能说出各人自己的心里话吗？这种相遇不相倾的会见其实也多大意思。她当然不敢去向陌生人去打听令系铃的有关消息，免得人家疑虑或如临大敌似的，根本就没有过这个必要。她初来乍到，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她不会去这样鲁莽从事。不过，这个“意愿”还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得到了。那天，她在校内的一条大道上行走时，正遇到路旁有一对男女学生在切切私语，虽然声音很轻，但还是被她听清楚了：令系铃被秘密逮捕了。这个意外听到的消息当时确实令她一怔，原来她也遭到章天迅同样的命运，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看不到她的人影。
她在来R大学之前，也已经得知章天迅被秘密逮捕的消息，她当时真为章天迅担心，不知他在逮捕以后会遭遇到怎样的严厉的惩罚？要被判刑是肯定的，五年还是十年？更叫她揪心的还可能要被押到大西北的荒漠里去劳改，整天与大沙漠打交道，其悲惨的情景可想而知，说不定连生命都还要搭上。这真是太可怕了！她想，今天的右派犹如放在肉墩上的“肉板”那样，是任人宰割的。章天迅和令系铃已经被人“宰割”了。令系铃遭“秘密逮捕”完全在“情理”之中。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右派，与她的“知名度”相比，章天迅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像章天迅这样“无名之辈”都遭“秘密逮捕”了，难道令系铃这样的“大右派”哪还有不捕之理？事实上，肯定还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王天迅、李系铃等右派可能早就被关进看守所里去了，只不过是大家不知道罢了。这些秘而不宣的“革命行动”之所以后来被人慢慢地得知，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其实，人们原先并不知道有人被“秘密逮捕”，只不过是大家看到某个右派突然不见了，而且此后就无缘无故地从此“失踪”。此时，那些头脑灵活的人才想到此人可能是被“秘密逮捕”了，否则的话，这个右派为啥好端端的会突然不见踪影了呢？而且在这种猜测出现以后，当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且也没有任何辟谣之举，难道还不是最清楚不过的吗？只不过是没有公开承认罢了。当局是有意把大家“蒙在鼓里”的。
这时，凌云心中凄风苦雨，顷刻之间，悲痛与愤恨塞满了心胸，一阵郁闷引起了一阵难以抑制的咳嗽，她连忙拿出手帕来蒙住嘴巴，不让咳嗽声四散，引起人家注意，但还是被资料室的黄主任听到了。
；图书馆的黄副主任是一个女干部，是一个热情而细微的人，她听到凌云激烈的咳嗽声就连忙走到凌云的身边，特别是当她看到了凌云的手帕上有几点鲜红的血迹，就知道凌云的咳嗽不同于一般人普通的咳嗽，显然是有病在身，于是就以十分体贴的口吻问她，是不是患病了？凌云连忙分辨说，没有，没有啊。
黄副主任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她，哪手帕上为什么还有血迹呢？
凌云回答说，那可能是咳嗽得过于激烈的缘故吧，为了使她相信，凌云还故意装出一丝笑容。
小凌啊，身体可是最宝贵的东西，你年纪还轻，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哪，你一定最要好好地爱护啊，还是到学校的医务室去看一下吧。说后，她也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
此时，凌云真是感慨万千。黄副主任怎么会对我如此关心与体贴？我可是一个右派啊？她作为一个干部，怎么连这点最起码的“政治觉悟”都没有？难道会把目前最引以注目的“阶级界线”都忘记了？她会如此糊涂吗？我看不像，她不像是一个懵里懵懂、糊里糊涂之人，虽然她与她相处的时间很短。那么，怎样去解释这种反常的现象呢？她会不会是一个“笑里藏刀”式的人物？“友善”的背后是否“包藏祸心”？以麻痹你的警觉为先，而诱导你对她的真情，从而暴露出内心的“反党言行”？她想想也不像，伪装的面具里装不出真实的神情，从她的目光里看不出她虚伪的掩饰。她深入地思考了许久，觉得她是真实的关心自己，并不是“装腔作势”，这与此前的罗副主任一样，如果没有他的力争，她就不可能安排到图书馆资料室里来“监督劳动”，如果安排到别地去劳动的话，肯定就比这里劳动要艰辛得多。为此，她内心里感激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她为此还进行了一种“设想”，人都是有千差万别的，即使对同一个事物也有截然相反的不同的认识或看法，正因为如此，才有今日的“右派”与“左派”之分。就在这些“右派”与“左派”当中，也不尽完全相同的，“左派”里面有“激进派”，也有“务实派”，甚至于还有“虚伪派”。在“右派”里面，当局不是又把他们划分为“极右”与“中右”的区别吗？可见啊，在人这个群体里，是包含着“三教九流”不同类别的群体，各式各样的类别是应有尽有的。干部也是一个人的群体，当然也是有千差万别，只要你去深入地观察一下，他们之中确是有相当大的差别，有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毫无保留地、残酷无情地执行“阶级斗争”的法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右派”往死里整，把领袖的一句话“与人斗，其乐无穷”奉为圭臬，也作为工作上必须遵循的“圣旨”。他们以批斗人作为生活中的乐趣，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人的“尊严”和“人性与仁慈”，把现代社会普遍遵循的尊严、仁慈和人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左派干部”都是这样的，有的人就不一样，他们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到历来都应遵循的做人原则，还是要保留着做人还应有的良心和良知，在处置“右派”时，还保留着一些人的“温情”，像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就是属于这一个群体。他们在处置“右派”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情况的人。他们对待自己就是采用这样的态度。他们这样做也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想法而“一意孤行”的，上级不是也非常明确地说过吗，“右派”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性质虽然是属于“敌我性质”，但要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既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右派”，那我们就不能一律采用“置于死地”的办法去对待“右派”。但“激进派”就并非如此，他们在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为了自己“万无一失”，都要去执行“宁左勿右”的方针，这种做法，几乎与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准漏网一个”方针如出一辙，在“肃反运动”是这样，在“反右运动”也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表明他们对党忠心耿耿的。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级对各个单位都下达反右“指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控制数是百分之五），如果在运动中达不到上面下达的指标，那就一定要设法如数地补上去，否则要追究责任，直到完成“指标”数为止。正因为如此，许多单位进行了多次的“补划”工作后才“完成”了“任务”。照例说，一个单位完成了“达标数”就应当是大功告成了，但“激进派”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贞不二，就用“超额完成”来显示“成绩卓著”。北苑大学就是这样，按当时下达的“指标”只有五百个就够了，但他们却能划上了近一千人（包括教职员）。他们宁可“超产”，绝不能“歉收”，因为在政治运动中，只能是争“先进”，不能当“后进”。这就是当时“左派”中的“激进派”的逻辑。在执行处理“右派”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不是不知道按政策要对“右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就是不把“右派”当作人看待，在他们的眼里，“右派”既然是属于“敌我性质”，那就不应该把他们当人看待，完全用不着对“人”的待遇去对待这些“右派”！他们深知，他们的做法虽然“偏离”了一些上级的“方针”，但领导是绝对不会指责他们的，如果他们的做法向“右”偏离“的话，那肯定要追究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凌云有幸得到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的“照顾”，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荣幸的。所以，她在资料室里工作比较安心，甚至于还有一点儿“庆幸”。
甘霖作为R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另一个被“监督劳动者”到图书馆资料室报到。他此前还是一个学生会干部，由于他犯上了“包庇”令系铃的“错误”而被打入“另册”的。出事那天，是由他主持左、右两派学生的辩论会的，会上的发言次序是按事先报名排定的，在轮到令系铃发言时，她手里拿着一卷资料跃上讲台，摆出一付要与“左派”辩论到底的架势来。“左派”学生知道她手中拿的是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如果让这个“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大庭广众中“泄露”出来的话，无疑是等于“放毒”，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不允许她的“阴谋”得逞。于是，就派出三个虎背熊腰的学生上台阻止她发言，并强行动手要夺走她手中的这份资料。令系铃不甘示弱，于是就在台上推搡起来。甘霖看不惯这种强暴行为，就劝解这三个学生，希望他们不要采用暴力行为。不言而喻，甘霖竟敢在大会上公开“庇护”令系铃，就必然要自尝恶果，学校立即采取严厉措施，撤销他的学生会秘书长职务，并从此把他划入了“另类”。R大学的“反右指标”远远没有过落实，与上级的要求还相差“一大截”，已经划了两百个“右派”仅仅是完成了上级分配下来“四百个指标”中的一半，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再“矮中取长”地去寻找“目标”。于是乎，甘霖就恰到好处地为学校领导“分忧解愁”，顺理成章地“垫补”到这个尚未完成的“两百个”行列中去了……
黄副主任看到甘霖来报到，就与他谈了一会儿政策方面的事，也嘱咐他今后要注意的事项。她自然就想到了凌云，加上面前的这个甘霖，她的图书馆里就有了两个“监督劳动者”。她想，这样也好，多了这两个工作上的“帮手”，今后无论是整理材料或是搜集资料都会“高效”得多。她听说过凌云是北苑大学里著名的才女，甘霖又是一个本校的学生会干部，对这两个“下属”如果“使用”得当，工作起来肯定会使她省力、省心得多了。她忽然想起凌云的身体不好，于是就对甘霖说，你是一个男同志，身体又很强壮，应该要多关心、多照顾身边的女同志，我看到凌云经常咳嗽，身体又很单薄，你就当作兄长那样地多关照她一下。甘霖已经听说过凌云的情况，黄副主任刚才也对凌云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于是他就对黄主任说，一定，一定。
从此，凌云就与甘霖一起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劳动改造”了。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也该应。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阅国民党的旧报纸，收集资料，写卡片，以供图书馆编写中共报刊史提供资料。
这一段时期以来，凌云感到比较清静，不像在北苑大学时那样经常要受到“干扰”，无法安静地生活。现在，她的工作又相对比较轻松，外界又没有对她施加什么压力，黄副主任对她也比较“放松”，没有对她过多的“管束”，所以她内心里就感到有点儿“舒畅”起来，再加上她有了这间近六平方米的独立空间，在夜深人静之际，她可在头脑里自由驰骋，飞翔翩跹。她出于对章天迅的思念，怀念的灵感油然而至，很快地就构思成了一首名叫《呼唤》的诗，后来还为这首诗谱曲，于是就成了歌曲：
《呼唤》
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您，
窗外是夜，
怒吼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的心哪，
飞出去寻找您……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为什么我找不到您？
您是被放逐到辽阔的荒原，
还是被埋在冰冷的狱底？
兄弟！兄弟！
我的心灵为您流血，
我的呼声追寻着您！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此后，她对赋诗的兴趣愈来愈浓，因为她在心胸里，有多少悲愤与苦楚需要倾诉，有多少被压抑的情感需要喷发，她多么希冀缪斯能净化人的心灵，让人性中仁慈与博爱在心灵中滋长，让邪恶与残暴遭到贬抑，不使它蔓延成灾，让那些处在万劫不复的苦难人群摆脱苦海。诚然，她和她的同类虽然面临着极端艰难卓绝的困苦之中，但她深信，曙光一定会在黑暗的终结随之而来。此时，她胸中的感情潮流汹涌澎湃起来，诗的灵感顷刻而至，于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犹如黄河壶口的瀑布，一泻而成：
《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罗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口慢一口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烈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涂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罗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罗米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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