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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出院后倒是并没有“享受”到与章天迅同样的、终日有人“陪伴”的待遇，相对来说，她还是比较“自由”的，但如果要到校外去还是要请假，经批准以后方可出外。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事要到校外去，连校内都懒得走动。有空闲时间就看些书，她不再到大字报栏去浏览，因为那里全是反击右派的陈词滥调，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反正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那也就“死猪不怕热水烫”了。此时，她明显地感觉到校内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根本性的变化，政治空气已明显地“一边倒”，那些自命为“左派”的人们以压倒一切地控制着校内的局势，再也不会出现“两派针锋相对激烈争吵”这样的场面了。许多原来与她熟悉的同学，显然不再与她亲切友好，都开始对她冷清清的，有的甚至对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远远地见到她，就赶紧转身绕开了。凌云想，这恐怕就是叫“世态炎凉”吧。其实，她也很理解他们的难处，当时如果不与右派划清界线的话，那就要受到批评指责，甚至有可能被找去谈话，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世上还有哪样傻的人吗？所以她倒是并不介意那些胆小怕事的同学，而是深切地体会到“政治”这种“神灵”实在厉害，它已经像天上的“神明”那样在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监视着“芸芸众生”。闻啸声等几个知心朋友当然是不会去加入到他们这些人的行列之中，她们还是像过去一样，毫无二致地对她一往情深，像没有发生过“反右”运动似的。这真使她感到欣慰。
秋天，新的学期开始了。北苑大学与全国各地一样，照例地刚开学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秋天的这场“整风运动”与上半年的“整风运动”不一样，虽然同样都称是“整风运动”，但无论其“初衷”还是“部署”都有极大的差异。如果说，上半年的这场“整风运动”的初衷确实是想通过整风运动能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利于今后的工作，但后来由于有些人提的意见过于激烈而刺痛了某些干部的神经，也有些人由于异想天开，毫不留情地去切中时弊，击中要害，招致某些高层的恼怒与忌恨，致使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人是想乘整风之机向共产党发动“恶毒攻击”，甚至推测他们是有意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故此，一场好端端的、原本应该是“和风细雨”方式进行的整风运动却转而变成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而秋天的这场“整风运动”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展开的，正因为由于上半年的这场整风运动而暴露出来的国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并时时刻刻地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那可是一种极大的政治阴患，如不及时地深挖出这些“阶级敌人”，肯定后患无穷。于是乎，党的高层就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整风运动”，其目的就是通过“引蛇出洞”或“钓鱼”的方式，把那些深藏的阶级敌人“引出洞来”或“上钩”，从而“一网打尽”。这种做法明明是“阴谋”，却大言不惭地说是“阳谋”。在开始了两个星期的“大放大鸣”之后，紧接着就由各大党报立即发表了由邓小平总书记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在全国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要分四个阶段，分别为大放大鸣、反击右派、边整边改、学习总结等。这显然是一套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战术。当时，除了首都北京及个别省会城市在上半年开展过“反右运动”以外，其他的地方都还没有“正规”地开展过“反右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大学生们虽然在报纸上看到过反右运动的强大而严厉的声势，但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政治运动，也就不可能亲身地感受到这个“阳谋”的厉害。所以在“大放大鸣”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虽因曾看到或听到过上半年的“反右运动”的威严而感到顾虑重重，故不敢在大放大鸣的这个阶段中发表意见，但经领导一再劝说下，还是觉得应当“感恩戴德”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或意见。这样一来，等到“第二阶段”的“反击右派”时就后悔已晚了，这些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右派分子”了。
由于北苑大学在上半年已经经历了暴风骤雨式“反右”运动，在开校后的“大放大鸣”这个阶段，对北苑大学来说，显然是属于“重复性质”而不足为奇了，但还是不能“跳越而过”，还应当“补课”。在“补课”中确有几个“替死鬼”加入到“右派”的队伍中来。最有代表性的有个叫是李立的学生，他是一个班长，系领导再三动员他们班要向上级提意见，他就动员班里的同学应该打破顾虑，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勇敢地向党组织提意见。当时同学们都顾虑重重不敢发表意见，有个同学就说，你是一班之长，还是你代表我们去说几句算了。于是，他就代表班内的同学去发表了几条普普通通的意见。谁知，就是因为这几条意见，他后来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分子”。这样的事例，也可算是“天方夜谭”了。
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反右斗争”阶段以后，北苑大学就又“热闹”起来了，“反右”自然要各纵深发展，继续开展“划、批、斗”，不获全胜，决不休兵！对于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自然就成为“过街老鼠”，都处在“人人喊打”的局面。这些“过街老鼠”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只有老老实实接受被挨批挨斗的“职责”，没有丝毫申辩、抗诉的权利。这时的右派分子，已经没有过任何公民的权利可言，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不要说是一般的右派学生，就是连那些曾经被尊为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教授，一旦被划上了“右派”以后，他们的名誉、地位甚至于连人身自由也都随之消失，一切羞辱都不能幸免，他们甚至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被赶到实验室里去做扫地、洗试管等杂务工作。而对于那些右派的学生，甚至被派去做打扫厕所卫生等工作。可以毫夸张地说，此时的“右派分子”，真的比牲畜都还不如，他们此时做人已毫无人格可言了。
章天迅对于这半年多来的“批判生涯”已近“习惯”，几乎可以说是“麻木不仁”了。他想，他们还能对我怎样？难道还会把把我逮捕法办、判刑？我看总还不至于吧，就算右派有“罪”也仅仅是言论上的“罪”，言论上的“罪”可判刑吗？这有法律根据吗？所以，他在此时似乎还有一种“盲目乐观”的心理。不过，他觉得凌云好像比他要悲观一点，或者说是警觉一点。他记得，在暑假时，他收到了凌云来自江海市家里的一封信（她在暑假时回家了），她在信中还作了这样的一首诗：
醉下成欢愁依旧，
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
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
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
梦回冷泪湿薄袖
（注：本诗系林昭的诗作）。
他反复地咀嚼了她的这首诗，觉得凌云对未来的形势估计得十分严峻，并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到底凌云是太过敏、太悲观了还是自己过于麻木了？难道我们这些“右派分子”遭到如此非人的待遇还不够。还要遭到更严厉的惩罚？他们真的会那么残忍地对待我们？如果果真如此，那我们真的要大难临头，真的要进地狱了……
一阵秋风一阵紧，树上的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一地，冬天即将来临了。凌云已渐渐地省悟到，更艰难的处境和严峻的考验将很快地降临，那些以“左派”自居的领导者是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他们已经视我们为“敌人”了，那就必然会用更加严厉、更加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对此，她觉得应当有所提防，有所准备，免得到灾难临头时惊慌失措，毫无思想准备。我们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时才不会手忙脚乱。近来，一直没有与章天迅碰面，不知道他的想法如何，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对，最近一定要去找到他，交换一下彼此之间的看法和对未来的估计没有坏处。
这天晚上，他们在寂静的燕湖边的林荫道上边走边谈。凌云根据目前的对“右派”越来越严厉、而且是步步进逼的动向，她就推测到未来对“右派”的处置肯定会极其残酷无情的，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章天迅听了凌云缜密的分析后才体验到她深遂的洞察力，觉得她的估计千真万确，对照他自己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的情绪，他在心底里佩服凌云。
凌云对章天迅说，为了作好最坏的打算，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以免在灾难临头时措手不及。我们今后碰面交谈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少，而且也会越来越困难，我们应该把各人的家庭通讯地址互相记住，以便在“不测事件”发生后找不到联系对方的地点，对吗？章天迅觉得还是凌云考虑得周到，觉得应当做好这种准备，以防万一。于是，凌云就要章天迅牢记住她的两个家庭地址。一个是她故居的地址，苏南市乔司巷15号，另一个是她父亲（工作处）的住地，江海市茂名南路159弄11号。她母亲来往于在这两地居住。章天迅也告诉她老家的住地。他们不能过久地在此停留，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分手告别，互祝晚安。
谁知，就在两天后，他们真的失去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这天下午，章天迅接到一个通知，叫他立即到燕楼二楼的办公室去一下。他当即奉命前往。他此时浑然不知，等待他的却是遭到“秘密逮捕”，并立即秘密地押往看守所。不久，他就被判了八年徒刑，并立即送往劳改营地改造。
凌云虽然暂时还没够上遭逮捕的“条件”，但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由于有一个姓罗的系主任力争说，凌云正在患病咯血，何况身体又这样地单薄，我们怎么能把她送到繁重体力劳动的地方去改造？这岂不是要断送她的生命吗？我们总得讲一点人性吧？于是，也就只好改为到“资料室”里去做杂务劳动。后来，由于凌云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并入R大学的新闻系，凌云也就随迁到R大学的新闻系去了。
从此，凌云和章天迅就天各一方，音讯中断，彼此之间毫不知情对方究竟“飘落”在何处，遭受到何种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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