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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校内开展攻势凌厉的“反右”以后，凌云陷入了万分苦恼之中。她已经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还是无法厘清目前会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共产党不是一直在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吗？人家不提，他们硬磨软劝地要你提意见，人家提了，也许是意见提得重了，你们就受不下这口气了，就突然翻脸反咬一口地说人家是“向党进攻”了？当初你们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吗？现在怎么不守信用了？你们怎么能学起过去国民党那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老百姓了？想当初，在1949年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你们是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号召并协助在香港的、或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人士都聚集到北平来，商讨建国大计，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拟建“共同纲领”（代理临时宪法作用），你们那时对待民主党派是那么地谦虚谨慎，是那样地真诚，确实使民主党派人士感动，他们当时也真心地拥护共产党。凌云想到这里，就想起那令人记忆犹新的著名延安“窑洞对”。那是在1945年7月1日，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作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当时黄炎培问毛泽东，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如何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就极为豪爽地回答他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让人民负担起监督政府的责任，政府才不敢松懈，才可避免人亡政息。毛泽东当时说的话多好啊，多英明啊。他是那样地谦虚，那么地真诚，使民主党派感激涕零。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才会得到众多的民主党派的真诚拥护，才能团结全国的民主力量，才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推翻了不可一世的、貌似强大的、独裁的国民党政权。当时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都相信，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一定会给人民民主的权利的。因为共产党的领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革命胜利以后，如果不给人民以民主，政权就不能永远地巩固，他们也曾经许诺过，他们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一定会使人民当家作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政权永立于不败之地，才不至于会像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那样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最终都会人亡政息，难逃改朝换代这样的历史规律。谁也没有过想到，仅仅是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毛泽东竟把这一切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看，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他们是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而去参加座谈会的，会议的主持人殷切地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谁知，就在他们发表意见后没几天，竟被扣上了“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等罪名，世上哪有如此“天方夜谭式”的无稽之谈？！这岂不是比“唐•吉珂德迎战风车”还要可笑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事先曾经有过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家可是作为客人应邀出席座谈会发言的，就算是言过其实或者有偏激的地方，你也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呀，怎么能一下子翻过脸来，说人家是“猖狂进攻”并扣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罪名呢？这难道不是明明在事先设置陷阱吗？在设置好了陷阱以后就开始布置诱导“猎物”进入陷阱，这难道不是天大的阴谋吗？他们在“猎物”进入了他们设置的陷阱以后，还大言不惭地反咬一口说，你们是早就策划向共产党进攻了，现在不过是原形毕露！这就是他们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目空一切所搞的“反右派斗争”的全部方略。想当初，在筹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拟订“共同纲领”时，章伯钧等人可都是“座上宾”，时隔八年之后，就把他们当作“猎物”了，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寒心啊。现在已经是十分明显，他们不仅要枪打“出头鸟”，还要把一切曾经提过所谓偏激意见的人统统地一网打尽，置人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把这种“引蛇出洞”的策略还要说成是“阳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做法能称作是阳谋吗？他们这种做法，只能是违背自己当初庄严的承诺吗？世上哪有这样的执政者？他们连最起码的政治道德都丧失殆尽了！
在“反右”以前，她一直认为自己在这几个月来经历可以称得上“传奇式”的，是她一生最值得记忆、最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她曾经是那样激情地、忘我般的投入，心里充满着兴奋与豪迈。她甚至想，她和学社的社友们章天迅、谭英华和杨路平他们所做的一切可算是一个丰碑式的行动。她无论如何想不到，也绝对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怎么会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呢？他们是堂堂正正地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而参加大放大鸣的行动的，这怎么能说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了？她心里十分清楚，到目前为止，校内的“反右”的矛头直指章天迅、谭英华和杨路平，她还没有被指名道姓地遭到批判，这主要是由于她没有像章天迅、谭英华和杨路平他们那样大胆地、毫无顾忌写大字报，毫不留情地揭露“三害”，相对而言，她对大放大鸣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缘故。周起隆的心里当然十分清楚，她与章天迅他们完全是“一路货色”，他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想当初在反胡风的“肃反运动”时，她可说是一张白纸，但周起隆还是没有放过她，对她平白无故地搞突击式的审查。今天她却真的是有“罪证”了，他会放过她吗？现在之所以不指名道姓地批判她，完全是出于另外一种的算计而已。她之所以没像章天迅、杨路平他们那样的大胆地行动不是出于她胆小怕事，而是由于她自己的特殊经历，是出于另外的考虑。此刻，当社友们正处在四面围攻之中，甚至有可能进地狱的时候，她能眼睁睁地看着社友他们陷入了极端险恶的境地时隔岸观火？她能置社友们于不顾，闭着眼睛躲藏到阴暗角落里去侥幸地逃避灾祸？这可不是我凌云做人的原则。其实她心里也明白，她即使想这样做也是避免不了灾祸的，躲得过初一也是躲不过十五，周起隆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她，任何侥幸的心理最终也是枉然，还是去面对现实吧，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毫无顾忌地、勇敢地站出去，与社友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与周起隆他们作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抗争，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尊严，不怕任何惩罚，敢于担当，敢做敢为，这才是她唯一的选择，也是她做人最起码的道德！
她在公告栏上得知，今晚要在大餐厅里召开批判大会，校党委组织了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等三个系合在一起，举行跨系批判大会，批判对象是章天迅。他们之所以要开展这样声势浩大的批判会，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想通过批判大会，能一举压垮章天迅，一举摧毁所谓“章天迅反党集团”，急于取得反右的阶段性胜利。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她绝对不能看着自己的莫逆之交朋友凄风苦雨地、孤零零地独自一人遭受磨难，她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面对险恶的处境，与章天迅站在一起共同抵御犹如“万箭齐射”般的批判，共同分担他的重压与创伤。她此时的心中已做好“下地狱”的准备，她决定豁出去了，即使遭到万劫不复她也决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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