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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社》决定要举办一次辩论会，这个意见最先是由章天迅提出来的。他认为，北苑大学的“大放大鸣”、“大字报”运动目前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左右两派观点的交锋也愈来愈激烈，几乎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诚然，就目前双方的阵势来看，还是以右派占优势，特别是双方人数对比上右派还处于“压倒优势”。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保持优势的地位相当脆弱，能否长久地保持下去就很难说了。因为这种优势的产生正是由于党号召整风而发，如果没有党中央公开鼓励人们向党组织提意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人们能这样大胆地站出来提意见吗？敢提出如此激烈、尖锐的批评？正因为党中央有这个明确的态度，大家才敢于写大字报，才敢于勇敢地揭露出社会上存在的弊端？他自己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在大放大鸣初期，那些“左派”是一直保持沉默态度的，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党中央主动提出来的，他们自然不好对此说三道四，他们作为“紧跟派”怎能与党中央唱对台戏呢？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鸣放的意见愈来愈大胆，许多社会上业已存在的弊端都被揭露出来，这不但触及到社会体制的问题，而且也触及到他们这些人的自身利益的问题了，他们能袖手旁观吗？能麻木不仁地等着他们到自己的头上来拉屎吗？能无动于衷地束手待毙吗？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绝对无法容忍的问题，他们只有站出来反击，才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当然，他们不会说出自己的内心世界，绝对不会说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才站出来反击的，他们只能冠冕堂皇地说，右派的言论已经发展到攻击共产党、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地步了，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大家都清楚，那些历来自诩为“紧跟共产党走”的人，坚称自己是“捍卫党的利益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的人，他们此刻如果不站出来反驳“右派言论”，这还能体现出他们对党的赤胆忠心吗？虽然，到现在为止，党中央还没有公开表态要“收”的意思，但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对党的“忠诚”，他们还是刻意要走在“形势”的前面（他们坚信党中央迟早一定会采取这样步骤的），因为他们深知“宁左勿右”是党组织历来默认的原则，也是他们必须遵循的、永远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这些人的头脑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怪胎”，这是与党的某些领导者历来所坚持的主张有关，他们认为：“左方面的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而右方面的错误则是政治立场问题”。它的发生、演变以至后来成为“准则”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许多人不知道（只有亲身经历过的老干部才清楚），远在井冈山时期的“打AB团”到后来在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有数以千计的、无辜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被“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的屠杀了。而国民党在解放前对共产党人所采取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惨绝人寰的做法，大家都能在现代史或在报纸上可以偶尔看到。这两者既有相似又有区别。在相似之处是：一个是滥杀无辜；一个是草菅人命；区别则在于国民党用这种滥杀无辜的手段是用来对付他们的敌人；而当时共产党“打AB团”和“抢救运动”的党内极左派用这种草菅人命的办法中用来对付革命队伍内部自己的同志。用滥杀无辜的手段来对付敌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用草菅人命的残忍手段来对付自己队伍里的同志却是极为罕见的。虽然后来事实证明当初所遭受冤屈的人都是被冤枉的，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公开的纠正，因而就根本谈不上对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的认真批判，也就更不能彻底清算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推行这种做法的人还长期来一直得到重用，丝毫没有受到过任何政治上的损害。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对搞“政治迫害”一直来都是有恃无恐的。在前几年的“肃反运动”中，难怪他们又变本加厉地搞“人人过关”的做法，弄得“草木皆兵”似的，几乎把学校变成了一座“集中营”，有不少的教授因为受不起这样的冤屈而走上了“绝路”。事后也证明，当初的这场“肃反运动”也是搞过头了，扩大化了，后来也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仍然没有去追究搞这些“极端做法”人的责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应付过去了。正因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尝到了这个甜头，他们会轻易地放弃“宁左勿右”的“准则”吗？他们才不会这样傻呢！现在形势十分明显，我们如果不加大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不去揭露这些人的丑恶面目，他们就更加会得意忘形起来，到时候肯定会向我们反攻倒算，这显然对我们自己所不愿看到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极端重要的现实，我们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一定要继续持续地保持勇于战斗的精神，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就在他思考这些问题之际，他忽然想到了R大学的令系铃，她是目前首都大学里相当有名气的人，她的思想观念新锐，发表了许多出人意外的观点和言论，对“三害”的攻击力极强。如果能邀她来我校发表演说，并参加辩论的话，那肯定能鼓动我校同学们的士气，也能使大量处于观望状态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从而壮大了我们的力量。就目前双方势力来看，那些自称“左派”的人在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一些学校的团委或学生会里的骨干，或者是与学校党委成员关系相当密切的人。他们这些人的人数虽少，但能量却很大，他们都拥有相当的权力，我们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章天迅心里十分清楚，我们如不鼓动更多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的话，我们就不能拥有真正的绝对优势。没有真正的绝对优势，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战胜“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照样还是要到处盛行，他们甚至还要反击我们。到那时，我们就被动了。为此，我们一定要造成强大的声势，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精神，要敢于同他们展开辩论，要有勇气和信心去战胜他们！要战胜他们，不但要组织动员自己学校力量，还要设法去借用外校的力量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他于是就想到了令系铃。令系铃是当前相当引人注目之人，她的思想处于“前沿”，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观点和言论，从而一鸣惊人，如能邀请到她我们学校来演说并参加辩论的话，肯定将振奋我校学生的精神，这无疑对我们是相当有利的。于是，他就决定马上召开联系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他的这个想法。
在联系会上，大家听了章凌云章天迅的意见后，都觉得有必要邀请令系铃到我们学校来发表演说，只是凌云神情凝重，没有马上表态说出自己的想法。章天迅看到凌云似乎有顾虑，就对凌云说：“凌云，你的意见如何？”
凌云稍稍迟疑了一会后就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她说，我也觉得令系铃是一个敢于直言、敢于冲锋陷阵的勇敢青年，她发表了许多吃惊、羡慕、敬佩、高妙的言论，她的观点极为前导，而且令人耳目一新，我真的相当敬慕她。不过，我觉得她的有些言论似乎有点过激，对我国当代领导人也敢公开地指责。譬如，她认为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金科玉律，只适用于一时一地，不是放之四海皆可用的法宝。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他在“讲话”中的某些条条框框就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大可不必全部遵循这个“讲话”的精神，等等。依我看，公开地、指名道姓地说毛主席讲话有问题，在现在来说是不适宜的。胡风还没有明目张胆地公开说毛主席的不是，只是对文艺的方针方面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结果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当然啰，令系铃讲话产生了问题，要她自己去负责任的，但我们作为演讲会的组织者，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总要尽量考虑到前因后果，尽量不要被人抓住“辫子”，这些敏感的话我看还是不说为好。邀请令系铃到我校来发表演说当然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对我们今后的大放大鸣肯定会有一个促进作用，但对于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我们也要充分地考虑。所以，我的意见是，既要放心大胆地去邀请她来演说，又希望她在演说时尽量少说或不说这些极为敏感的话。我别的想法倒没有，只是有这么一个偏见而已。
大家听了凌云的发言后，也觉得有些道理，只是杨路平不理解凌云的想法，觉得她实在有点杞人忧天，并笑嘻嘻地说：“凌云，你胆子怎么愈来愈小了？”
章天迅倒是觉得凌云说的想法有一些道理，可以作为参考。其实，我们希望令系铃不说这些极为敏感的话也无关于大局，特别是有关评论毛主席的“讲话”，我也认为现在还是不说为宜。因为毛主席是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对领袖说三道四总是有些不妥，弄不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来，现在有许多人巴不得我们会犯错误，这样一来，他们就有“辫子”可抓了，我们还是小心一些吧。
大家的意见终于统一起来。最后大家决定派杨路平和谭英华俩人去R大学与令系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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