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冬天的雪，说来就来，刚才还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顷刻间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成团成团的鹅毛大雪来，不到一个多时辰就把山坡、屋顶及大街小巷的地上都被覆盖得严严实实，当人们在街巷上走过时就留下了二三寸深的脚印。村子里的小孩子们见到这样大的鹅毛大雪都感到十分新奇，也颇觉有趣，他们就兴高采烈地约了自己的伙伴们玩起“雪仗”来，不多时，他们彼此间的帽子上、衣服上都沾满了雪花，有的孩子甚至于连衣领里都灌进了雪团，但他们还是不觉得有任何寒冷感觉，他们还继续地你追我赶，乐此不疲地大打其“雪仗”……
在这大雪纷飞的冬日里，村民们自然也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了，于是就揍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各种感兴趣的话题。瀛海农业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社员们自然也都聚在一起聊天，看到人家五队分红时社员们都分到了不少的现钱，他们都是笑容满面地在准备买年货去了。而咱们呢？除了几个光棍汉能找几块钱以外，其他的人几乎都是唉声叹气的。有不少户人家由于人口较多、负担重，不但分不到现金，而且还倒挂生产队里的口粮钱。这些“倒挂户”如果不及时地把欠款交到生产队里去的话，那队里劳动力较多、负担相对较轻的社员也就甭想“兑现”到分红的现金了。这些“倒挂户”正准备“砸锅卖铁”地想办法或到亲朋好友那里借款，把口粮欠款去交了，免得人家说“闲话”，人家辛辛苦苦地一年做到头也是盼着这些钱用的，做人嘛总是要将心比心的。这些欠款的社员就没有心思、其实也根本没有能力去买年货了。那些队里负担较轻的人，就是像刘阿根队长自己这样光棍一条的人，由于队里的劳动工值低，他们所能分到的现钱其实也并不多，只够偿还一年来因日常生活所需而向小店里所赊下的欠账，余留下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只够应付未来日子的酱、盐之类的必需之用，根本就没有什么多余钱可去购买年货之类的“奢侈品”。不过，听他的邻居说，他还是咬咬牙地去买了一斤猪肉。刘阿根只身一个，没有任何负担都这样了，那其他的大多数社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的了。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三队的社员们自然就聚在一起大发牢骚。这种牢骚发的真不是时候，它正像一个火把投到了一堆干柴上，这堆“干柴”在顷刻之间就如熊熊大火似的燃烧了起来……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三队的社员们的情绪就像火上加油般地群情激昂起来，他们都纷纷“控诉”刘阿根的“罪状”，如果不是他把社员都捆绑生产队里的话，难道还会出现目前这样的困境吗？如果能允许有些门路的人出外去搞副业挣钱的话，他们自己能在挣到钱后留下一些活路钱不说，队里也能收到他们上交到队里来的钱，咱队的工值自然就会提高了许多，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地处在全大队里垫底的位置。这样一来，不要说出外的人能挣到“外快”，而那些留在生产队里务农的人自然也会有钱可分了，这岂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就是由于这个刘阿根，鬼迷心窍地竟然会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死脑筋来，害得咱们穷得跟“讨饭人”差不多了。沈宝海看到社员们如此愤慨，觉得此时此刻正是一个把刘阿根“拉下马”绝佳良机，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就很难相逢了。他觉得做任何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去领头，去带领大家的行动，否则就会空谈一阵就过去了。现在，大家的目标一致了，只要能有一个人站出来带头，大家都会蜂拥而来的，此刻真是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宝贵时机，他必需不计个人利害关系，勇敢地站出来带领大家到大队去反映这个问题，更何况这也不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更不是一个什么“阴谋夺权”的勾当。凭心而论，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想要去当队长的，这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于是，他就鼓动大家到大队长陈柏青那里去反映情况。大家听后，都觉得沈宝海说得对，于是众多的社员们就蜂拥般地拥向瀛海农业大队的办公室去了。
陈柏青看到这么多的人怒气冲冲地冲到大队办公室来，以为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祸患，不觉有点暗暗地吃惊。但听了他们诉说了刘阿根队长的情况后才放下心来，恍然大悟地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而且是一个亟待要解决的问题。他内心里的短时紧张也就烟消云散。三队的社员们在陈柏青的面前都争先恐后地、怒气冲冲地提出要求：我们大家都一致要求把刘阿根这个队长职务撤掉！让关心群众、体贴群众的人站出来担任队长。
当时对于生产队长的任命不需要经过什么“法定程序”，一般地都是由大队长来指定适合的人选，即根据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哪个人比较适合就叫哪个人来担任，只要不出现大多数人都站出来反对的情况就可以决定了。当然，指定当队长的人一般地都是在贫下中农中选择，而且以过去曾当过长工的人为优先考虑，因为这些人都热爱共产党，政治觉悟高，对于农业生产又都相当熟悉，而且身体力行，肯吃苦耐劳，能带领全队社员搞好农业生产，这在当时的农村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惯例。
沈宝海情绪激动地对陈柏青说，我们要求把刘阿根的这个队长撤了，并不是决意要同他过不去，他这人的思想实在是太死板、太固执了。我们想出外去赚点辛苦钱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情啊。陈社长，我们辛辛苦苦地在生产队里劳动了一年，没分到一块钱，叫我们怎样过日子啊？我前几天对他说，让我去养蛏子吧，我一定会把养蛏子赚来的钱按规定如数地交到生产队里来的，这对大家不是都有好处吗？谁知被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说我是想去发财，别白日做梦，还说什么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有饭就大家吃，没饭吃就大家勒紧裤带。你看这算什么话啊？毛主席难道这样说过吗？谁都知道，扒蛏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它比做农业活要辛苦得多，这样的苦活能发财吗？我之所以想出去干这样的行当，实在也是出于无奈，我这人也就这么一点本事，没有什么挣钱的路途可走啊。
徐林祥是一个不大善于说话的老实人，他实在是被生活的窘迫得无路可走了，看到沈宝海这样大胆地对陈柏青说，他想，他自己也是一个贫下中农，他怕什么？于是他也就步沈宝海的后尘，壮大胆子对陈柏青说，扒蛏子是苦差使，烧石灰也不是一个叫人羡慕的行业，谁喜欢去“吃”石灰粉啊？我父亲在五十岁还不到就到黄泉路上去了，去捧这样的饭碗真是万般无奈啊。说到这里，徐林祥的眼眶里就潮湿起来，一滴泪珠就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紧接着，又有许多善于“下小海”的人也都群情激昂地对陈柏青说，我们“下小海”的人，摇着小船，冒着风浪出海到海岛上去铲簇、掸紫菜，干这行当辛苦不说，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啊，去年我们村里不是有三个铲簇的人被“爬岩浪”卷到海里去了吗？他们连尸首都捞不着！家破人亡的多伤心啊，陈社长，你想想看，我们谁难道会喜欢去干这样存在危险的行当吗？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事啊。我们瀛海村人铲簇已经不知铲了几百个年头了，你看见有几个人发财了？我们实在是由于生活上的窘迫，没有其他挣钱的路子才去这个行当的，我们只不过是想搞一点零花钱用用而已，干这样的活难道可算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了啊？
陈柏青倾听了社员们的意见后，十分同情大家的困难，他知道，刘阿根这个人的心胸太狭窄，自己没有什么赚钱的本领，他就不想让别人去赚钱，这是一种小人之见。他当了队长有这样的做法，真是有点儿蛮横无理，当生产队长，哪能这样去对付社员的。他不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都围在生产队里干活，其结果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三十多个人都拥挤在生产队里三十多亩的田里劳作，用三十多人去干那十五个人的话，虽然干活自然是轻松了，但结果当然是“三十多个人吃十五个人的饭”，那后果当然是要出现“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只能落得一个“半饥半饱”的结局了。常言道，出几分力，就会有几分的收获。土地爷是最公正的，他绝对不肯无缘无故地赐予给别人的，他向来对懒汉无情。他心中有数，他们三队今年的收入还不到五队齐夫良他们的三分之一，这就难怪社员们要站出来骂鼻子了，他们还能安心地在队里劳动吗？他们在无奈之下自然就要“造反”了。世上哪个人不想干轻松的活，想偷懒的人世世代代都有，这也并不奇怪，但“轻松”和“偷懒”的结果肯定会要受到“惩罚”的，其后果必将“自食苦果”，此刻，三队的社员们已经尝到“苦果”的滋味了。作为凡人，他们不可能像神仙那样地不食“烟火”，凡人过日子是离不开要花钱的，要花钱就必须要去挣钱，要挣钱就得要去费力气，费的力气越多得到的钱自然就会越多，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最起码的常识。看来，三队的社员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想撤换队长的目的无非是想允许他们一个有挣钱的机会，而不是故意给刘阿根制造麻烦，这个要求其实也并不过分，这也是被生活所迫出来的，他能不支持他们吗？坦率地说，他早就看不惯刘阿根这样的做法了，作为农村干部，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要为群众能过上好日子，而刘阿根这样的做法却反而会给社员带来困难的处境。鉴于目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他不能过多地去干涉生产队长的工作，所以对于刘阿根也不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不过他相当担忧三队社员的处境。他只能等待时机。他虽然没有学过什么哲学，但他却懂得“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道理，如果三队的社员们甘心情愿地跟着刘阿根过这样清苦日子的话，他当然也不好说什么的了。现在，看来社员们“觉悟”到这一点，他就责任去关切他们了，否则的话，他就对不起自己的这个大队长的职务了，他必须有所“动作”，“内因”如果得不到“外因”的配合，“内因”最终要得到“熄灭”的命运。此刻，他看到三队的社员们都充满着群情激昂的样子，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有所“动作”了，如果不趁这个极好的机会去撤掉刘阿根的队长职务的话，以后就很难再遇到这样的良机了。他已经下定了这个决心。但他考虑到刘阿根撤换了以后究竟让谁来当生产队长才合适呢？他在脑子里把三队所有的社员中仔细地搜寻了一遍，觉得这三队能出外搞副业的人多，而适合于当队长的人却较少，很难找到一个能吃苦耐劳、安心于农业又不妒忌别人赚钱这样比较理想的人选。不过，他觉得当生产队长的人不一定要十全十美的人，只要大家都必须同意就行。生产队长只不过是一队之长而已，手下只管二三十个人，只要他能带头劳动，熟悉农业生产就可以了。当然，他必须是贫下中农，如果不是贫下中农的话，他即使能力相当强也还是不行的，还是先让社员们自己去酝酿酝酿再说，万一不行的话，就派别队的人进去。接着他在各个队里搜索一番，觉得蒋应良是个合适的人选。不过，蒋应良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当干部的人，要他去做生产队长倒是要费一番口舌的。不过，他相信并有把握做好他的思想工作，因为蒋应良一贯来对他是相当尊重和信任的。于是，他就对面前的社员们说，既然大家都有这样强烈的愿望，那我就去跟刘阿根说一声，叫他去召集全体生产队的社员开会，我当然也是要来参加你们会议的。你们在会上都可以发表现在你们所说的那样的意见，让刘阿根来听一听社员们的意见不是没有好处的，好吗？至于是不是要撤换生产队长，还是要由大多数社员的意见来决定。
大家听了陈柏青的话后，都齐声地说：“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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