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茅朝财将陈柏青搞的“反党材料”送交“大队”（乡政府）以后并没有受到十分重视，虽然在表面上来说，乡政府的干部们对茅朝财的“政治热情”是肯定的，但事后却始终不见有任何动静，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看不见对陈柏青采取任何惩罚的措施。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此时的乡政府干部对土高炉炼铁已经有点“感冒”，确实不想去处理陈柏青。他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全民炼铁”的折腾以后，虽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却得不到任何的有效回报，除了那次把铁锅碎片倒入土高炉熔化后流出来的“铁不像铁、渣不像渣”的东西以外，其他的结果就都是流出来一些“铁屎”了，在乡政府干部的心里都有“苦水”，但都不敢“倒出来”，他们对“大办钢铁运动”所产生的后果已经普遍存在着“怀疑态度”，白白地损耗了这么多的物资不说，还严重在耽误了秋收冬种工作，这必将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虽然他们没有在嘴上说出来，但在心里面却是像明镜似的清楚。茅朝财向他们提交了陈柏青的“反党材料”，要他们去处理陈柏青，他们能伤天害理地去处分陈柏青吗？陈柏青作为队长，在秋收冬种的大忙季节里，他要从炼铁场上抽回自己队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去参加秋收冬种工作完全是一件名正言顺的事，他何罪之有？这怎能怪罪于他？他这样为队里处心积虑地为秋收冬种焦虑、打算，要不是在这种“非常时期”的话，他还应当受到表扬呢！他们虽然在嘴上都没有说出同情陈柏青的话，但他们都不愿意在行动上去处理陈柏青，所以一直故意地拖延不办。茅朝财当然也不是一个傻瓜，他在心中明白，这些乡干部平时对陈柏青相当器重，他们是不愿意去处理陈柏青，有意要包庇陈柏青的。他心中有数，正是由于他们这些人对陈柏青十分青睐，他们的政治嗅觉就愚钝了，看不清陈柏青用伪装来掩盖反党思想的实质，竟然对这样严重的“反党行为”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这实在是不能容忍的！茅朝财对此感到十分气愤，他难道会容忍这种现象吗？不！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现象！他也绝对不会从此罢休，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陈柏青这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胡作非为下去而不受到任何党纪处分，这对于党正在进行的各项政治运动将会带来极大的损害。于是，他就又搞了一份同样的“反党材料”，直接送交到“公社”（县政府）里去。他想，乡政府干部既然要包庇他，他就到县里去反映，县里的干部政治觉悟高，党性原则强，他们是绝对不会像乡政府干部那样去包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柏青的。
茅朝财这样“一来二去”的提交“材料”，显然耽误了不少的时间，但茅朝财的精力最终并没有白费，“公社”（即当初的县委）干部在接到茅朝财的“材料”后，经过了一番研究，觉得陈柏青作为一个队长，要抽调队里的青壮年队员回队参加秋收冬种工作，虽然影响了炼铁工作，但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误，但目前面临着“大办钢铁运动”压倒一切的这种形势背景下，他们对茅朝财的“材料”不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也不能去“包庇”陈柏青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要处理他是肯定的，但不能太过分，更何况他并不是一个国家干部，他只是一个农民，一个农村里的普通小干部，如果给他戴上一顶“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显然是不妥当的。此时正值开展“拔白旗”之际，于是就把陈柏青当作“白旗”拔掉算了。不过，这项工作只能交给“大队”（乡政府）去做才合适，县里只能对县管干部采取惩罚措施，像陈柏青这样农民身份的人还没有“资格”。所以，“大队”接到“公社”的通知精神后，这已经是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时间的拖延，对于陈柏青来说是多么地重要，使陈柏青有充裕的时间来全面完成秋收冬种的任务而不受到干扰，更重要的是使他最终完成了心中最牵挂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番丝送到养猪场的仓库中去安放妥当。陈柏青的心中有数，他与茅朝财对着干不会有好结果，而且肯定还要受到党纪处分，他已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拔白旗”处分对陈柏青来说，虽是一件“相当尴尬”的事，但与“能如期完成秋收冬种”和“安置好番丝”这两项最重要的“心事”相比较，显然还是后者重要得多。如果在没有完成这两个重要任务之前就被“拔白旗”的话，那他就要“怨恨终身”了。现在，他虽然被当作“白旗”拔了，但他却已经较圆满地完成了这两项重要工作，那他就无所遗憾了。再说啦，他从当社长起的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要受这么多的“窝囊气”，他对现在这个“队长”头衔已经无所留恋了，所以他反而感到有点“庆幸”。这个“拔白旗”处罚比他所预料中的处罚要轻得多，他原来以为是要给他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哪。他知道，“拔白旗”只不过是一种即兴的、临时性的“撤职”处置办法，不算是“严厉的党纪处分”，一旦“时过境迁”以后，就不算什么政治上的“大污点”了。而如果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话，那麻烦就大了，他为此要背上一生的“黑锅”，这可是重大的党纪处分，是档案上挖不去的“大污点”啊。
此刻，他并不计较这个处罚，对他来说，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想办法确保那些已经收进到猪场仓库里的番丝是否能安稳地“藏”得住，能否在食堂解散以后顺利地分到队员的手中？这是他现在最最牵挂的。自从开办农村公共食堂以后，社里收割上来的粮食就不再分配给社员，而是分批地划拨给食堂。他把收上来的番丝没有送到队里的仓库里（送到队里的仓库以后就甭想拿出来，只能直接划拨给食堂），而是放进养猪场的仓库里去，其目的无非是想“暂时地保留”，最终目的是要在村民们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能及时地分给村民们，藉以渡过可怕的饥荒。他也知道，他这“图谋”如果被人“揭穿”的话，就有可能被人扣上“企图瞒产私分”的大帽子，此举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如果有人向上级去控告的话，这可是一条大罪名啊，他不能不有所防备。为了这个可能出现的问题，他真是绞尽脑汁，最终想出了一个“模棱两可、难以捉摸”之计，他以“向养猪场提供充足饲料，积极恢复并扩大养猪业”的名义，把番丝送进养猪场里去，这样自然就名正言顺了，即使脑袋灵活的人能估算到他真正的意图，但由于没有掌握到充分的证据那也是奈何他不得的。他想，“发展畜牧业，扩大养猪场”是前几年党的一个号召，与“大办钢铁”、“大办粮食”一道提出来的，他现在重提这个口号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也还是说得过去的，谁敢对党的号召说三道四的？党的号召难道会过期作废的吗？虽然自去年以来，由于粮食和饲料都发生紧缺，猪场里的生猪数已大大地减小，从最兴旺时的一百多头减到目前的四五头，确实是到了衰落至极的地步。这四五头猪中除了两头母猪在外，其他三头猪在过年时恐怕也将难逃全部被宰的命运。猪场里只留两头母猪，这个养猪场实在也是有点“徒有虚名”了。他记得，当初在兴办养猪场的时候，他曾有过一番雄心壮志的，一口气兴建了十多间房子，调集了十多个社员到养猪场里来当饲养员，并安排周志林这个曾在朝鲜战场上负伤的志愿军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来担任养猪场的场长，由于他和全体场员努力，也可算是人畜两旺啊，当时确实也是红火了一阵子的。但是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哪，不到一年多的功夫，由于粮食和饲料都发生紧缺，最后败落到目前这样的凄凉境地。此时，他重提“扩大养猪场”这个口号的目的倒不是真的要谋求猪场再次旺盛起来，在目前这样粮食、饲料奇缺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要这样去做的话，那他陈柏青真的是“不识时务”或者说他的“头脑”有问题了。他重提“扩大养猪场”意在借用“明修栈道”之名，实为“暗渡陈仓”做准备。陈柏青觉得只有接过“发展畜牧业”这个口号，才能掩人耳目地把番丝藏进养猪场找到合理的“口实”。这样的做法，虽然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像“鬼把戏”，但他想除此以外实在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他除了摆这个“空城计”以外，他已经是无计可施了。目前的养猪场里只剩下了这四五头猪，所以他完全不用担心这些番丝被当作饲料喂猪。再说，目前猪场里只剩下周志林一个人了，而周志林又是他的“亲信”，对他的话没有不听的。周志林为人诚实，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只要对他说明这个“天机”，他肯定不会向别人透露这个“机密”的，他完全可以放心。不过，要使上万斤的番丝放在猪场里“按兵不动”，而且要让它不受“侵害”，仅仅靠周志林一个人恐怕是不够的，还得要派进去一个非常得力的“大将”与周志林共同“把守”，才能使人放心，在目前粮食这样紧张的情况下，谁能保证没有人对它不动“脑筋”？特别是在我陈柏青被撤职以后（他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新任的队长如果要动用这些番丝，周志林怎能保得住？他估计杜先谋最可能接替他担任队长，因为此人在搞“万斤亩产”时就表现得出奇地积极，在“大办钢铁运动”时又紧紧地跟着茅朝财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地“积极”，其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他想了一下，要想有效地与杜先谋作“对抗”，只有杨正道才能担此重任。对，现在应立即将杨正道调进养猪场来当饲养员，与周志林做搭档，共同“制约”杜先谋，因为他与杜先谋早存“芥蒂”，而且是杜先谋心中最忌讳的一个人。他给杨正道道明此举的用意，他一定会欣然地接受。自从上次把他从拘留所里救出来以后，杨正道对陈柏青是感恩不尽的。他曾在社员面前说过，只要他陈柏青一声令下，就是叫我去赴汤蹈火我也将在所不惜！有杨正道这样的人与周志林配合把守这个“阵地”，就不必担心番丝的命运“生变”了。要知道，现在这个局势真是叫人难以预料的，他不能不有所准备。他知道自己得罪了茅朝财，把队里的青壮年调出炼铁场来参加队里的秋收冬种，茅朝财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茅朝财曾经公开地、暴跳如雷地在众人面前发过誓，一定要与陈柏青算账！他这人说到做到，他肯定要向上级控告他“破坏”土高炉炼铁的“严重错误”。上级领导在目前这样的情况形势下，肯定会支持他的“正当理由”，说不定明天就会把我撤职，我还是多留一个心眼好，尽早地做出决定，以防不测。
果然，没过了几天，陈柏青就被“拔白旗”了。
接任队长的人果然不出他所料，正是杜先谋。杜先谋这个人头脑灵活，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如果办起正事来，他肯定比别人强；一旦这个灵活的头脑用在歪门邪道上去，其结果的破坏作用就没法与一般人可比的了。就说“示范田”这件事吧。他想搞万斤亩产的“示范田”的目的就是想“一鸣惊人”，然后“一举成名”。可是他绝对没有估计到“示范田”里的晚稻后来会出现枯萎霉烂，这使他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倒成为社员们的“众矢之的”，成了饭后茶余闲话的“笑柄”。他绞尽脑汁，决定放火烧了这块丢人现眼的“示范田”，好让它在村人面前彻底消失。这还不算，他还在暗地里放出流言，说这火是杨正道放的，用嫁祸于人的策略来达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从这个事例中，就可以充分说明杜先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陈柏青知道，杜先谋想当“队长”是早就梦寐以求的事，现在他终于实现了。所以，他最担心的是“番丝的命运”，杜先谋肯定不会对此“安下好心”。不过，幸亏他早就有所“预谋”，安排杨正道到猪场里去，这个杜先谋对杨正道还是有点“顾忌”的，因为杨正道是全村有名的“剌头”，人人都怕他三分、敬他三分的，更何况杜先谋有过“火烧示范田”的劣迹，面对杨正道他心中肯定有鬼，遇事总不得不“退避三分”。据他估计，他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举，对杜先谋来说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却无法把我陈柏青“发展畜牧业”说成是“企图瞒产私分”，他能拿出证据来吗？他能把群众的“猜测”说成是我陈柏青的意图吗？他只能在自己的肚子里“打官司”，却不能对我的“发展畜牧业”说三道四！再说啦，杜先谋是一个极精明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我陈柏青的“图”全是为了全村人所“谋”，他如果真的去控告我“企图瞒产私分”的话，那等于是“断了全体社员及家人的后路”，一旦饥荒真的发生，那他杜先谋会不被社员活活地打死才怪，他敢去冒这个风险？他估计杜先谋不会这样鲁莽地、不计后果地去做这种的傻事。
另外，猪场里的周志林是一个“掌握”杜先谋“放火”证据的人，就在杨正道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以后，周志林就曾暗暗地对我说过，“示范田”的放火者是杜先谋。我当时问他说，你有证据吗？他反问我，我是乱说话的人吗？他告诉陈柏青说，那天半夜里他尿急了，就下床走出来去解手，刚走到门外时，正好看到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从场外的路边闪过，我仔细一瞧，原来是杜先谋。请你不要怀疑我的眼力，我这个在朝鲜战场上当过侦察兵的人，超人的眼力就是在那里练就的。过了没多时，我就看到“示范田”里起了火光。你说，这火难道不是他放的吗？我当时还埋怨他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他迟疑了一会，慢慢地说，当初你是社长，他是生产队长，而这个“示范田”又是经过你同意搞的，如果把这事说出来的话，我担心会不会牵连到你，再说啦，在这半夜三更的时辰里，万一我看错了人面，这岂不是要被人家反咬一口吗？当时又没有第二个人在场作证，谁能证明我所说的完全准确无误？我觉得多一事还是少一事好，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向你说起过此事。陈柏青觉得周志林说得也在理。现在看来，他当初怀疑杜先谋自己放的火确实也没有猜错。不管如何，周志林有此“证据”掌握在手显然不是坏事，在一定的场合下，只要周志林“威胁”杜先谋几句，就一定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他杜先谋必然会感到“心惊胆寒”，他肯定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周志林作对了。看来啊，猪场里有杨正道和周志林这两个人把守着，番丝的安全系数就会提高了。
在番丝送到猪场那天，在陈柏青的“导演”下，陈柏青和周志林还上演了一出“双簧”戏，故意在众多的社员面前施放了一个故弄玄虚的“烟幕弹”。周志林问陈柏青：“陈社长，现在粮食这样紧缺，你还要准备扩大养猪场？这上万斤的优质番丝喂猪，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你看啊，我们现在食堂里吃的都是番薯粥，以后也是要吃番丝粥的，如果让猪也吃这样好的番丝，岂不是与我们人吃的东西没有啥区别了吗？”
陈柏青笑嘻嘻地回答他说，我是一个支部书记，又是一个老社长，我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吗？党组织提出要“大办畜牧业”，我怎么能不闻不问呢。当然，如果今后遇到了我们社员都没得吃了的时候，当然还是人吃要紧啰，这些番丝就难道不可以给社员们吃吗？你要知道，这番丝可是死的，而我们人却是活的啊！能给社员多留一条‘后路’不好吗？他这样的说法，虽然没有在众多的社员面前“挑明”了“一旦公共食堂解散以后，这些番丝就是留给全体社员和家人们当作‘后路’用的”，但社员们如果去深入地寻思一下，就不难猜测出陈柏青胸中确实有这样的“图谋”。这就是陈柏青的良苦用心。虽说这个“图谋”有点“隐晦”，也有点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但这却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年代里，谁都不能预示未来的“命运”，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受别人的暗算。只要能让社员们的心里有“底”，使他们知道这些番丝放在这里，就是为了社员们多一条“后路”就好了。现在猪场里有杨正道这样一个虎背熊腰的“大将”与周志林一道守卫着，只要今后大家都齐心协力，大家都支持周志林和杨正道，就不会出什么意外了，一旦有人要把这些番丝“移作他用”，他们就会捍卫自己的“命根子”站出来干预，阻止这种叛逆的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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