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陈柏青原先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万斤畈”示范田里的晚稻都是从其他的稻田里移植过来的，由于当时都处在灌浆阶段，尚未完全成熟，经过这般“折腾”以后，水稻的根系必然要受到严重的损伤，它不可能继续在示范田里去继续完成、而尚未完成的灌浆成熟过程，它像遭受劫难般的打击以后就开始慢慢地枯萎了。先是从水稻叶面上的颜色改变开始，从青黄色渐渐地变成了淡白色，接着晚稻的茎秆就像患软骨病似的渐渐地倒伏坍塌下去了……
杨正道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古人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要欺世盗名的人，必然要受到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杜先谋当初搞这个“万斤畈”示范田的时候，他对此早就提出过异议，但杜先谋对他的意见不屑一顾，而且还给他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要反对大跃进运动吗？杨正道一贯来是一个争强好胜不服输的人，对于他来说，与人争辩是一件相当开心的事，他是全村里有名的“刺头”，连社长陈柏青都忌讳他几分的。今天杜先谋扣了他一顶“大帽子”，社员们都以为有“好戏”看了，杨正道肯定不会从此罢休，肯定要与杜先谋争个高低。但杨正道沉静了片刻后却从此没有开口，只是狠狠地瞪了杜先谋一眼就再也没说什么了，连一个屁都没有放。这倒使社员们奇怪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杨正道也会有服输的时刻？其实，杨正道此刻的心里十分明白，同村里的任何人、包括社长陈柏青对着干都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但绝对不能与共产党对着干，与共产党对着干就肯定要“遭殃”，特别是在政治运动的风口上，千万不能去碰，千万不能去做“出头椽子”，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他此刻至所以不与杜先谋去争高低，倒不是他害怕杜先谋，而是他害怕共产党，共产党是绝对得罪不起的，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去年上半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后来席卷到全国各地，县里的许多干部在“大放大鸣”时只不过是说了几句比较正直的话，后来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还立刻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了。据说，在这些人中，有的还是老革命呢，可见啊，共产党搞起运动来是“翻脸不认人”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平头百姓，那能去对共产党搞的政治运动去说三道四？我可不能去做这个“替死鬼”。杜先谋这个“刁鳗”巴不得我与他对抗，以便给我扣上一顶“反对大跃进运动”的大帽子，抓到了“辫子”就可以“杀鸡给猴看”了，我可不上当呢！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杨正道可是个可屈可伸的人，我才不去当傻瓜呢！他看到目前这个大跃进运动，声势是这样地浩大，是任何力量抵挡不住的，我千万不能去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我还是忍受一下，先把这口气放到肚子里再说。不过，他相信这样荒唐的事情决不会有好结果，我们等着瞧吧！
当杨正道看到这个“万斤畈”示范田里真的出现了他当初所预料的情况时，他即时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甚至于有点儿舒畅感，像憋闷了多时突然间可以顺畅地、大口地通气的感觉，当然，他在心情舒畅的同时，也有点儿痛心。他作为种田人，当他眼看着示范田里的晚稻倒伏发霉而造成颗粒无收的局面是万分惋惜的，如果没有杜先谋“折腾”它，它原本是金黄灿灿的、颗粒饱满的稻谷啊，而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片倒伏在地的一片惨白色的稻秆和干涩、壳瘪的稻谷的“干草”了，这与冬季山上的“干枯的茅草”简直没有什么两样，杜先谋把好端端的稻谷给糟蹋了，能不痛心疾首吗？在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面前，我杨正道如果还是忍气吞声的话，那村里面就可能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了。更何况，在杜先谋那天要搞示范田时的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他还记忆犹新，对他那种不屑的态度自然还耿耿于怀，他岂能让杜先谋继续再神气活现下去而受不到任何的指责？这太便宜他了吧？再说啦，杜先谋犯了这样大的“罪孽”而没有受到一点“惩罚”的话，他今后可能更加会气势嚣张进来，还会变本加厉地去搞那些劳民伤财和欺世盗名的勾当，这不但太便宜他不说，今后还会给合作社里带来更大的损失。此刻，他胸中忽然燃起了一团怒火，他该是给杜先谋一个“脸色”看的时候了！于是，他就考虑用什么办法去对付他为最有效。他深入地想了想，“大跃进运动”是绝对碰不得的，否则就会受人以柄，被人抓住了“辫子”就“难脱干系”，只有把矛头对准“追查晚稻损失责任”，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杜先谋等人也根本就抓不到我的“辫子”了。另外，我还是先到社里去向陈柏青反映这个情况为好，向领导反映情况无论如何是不会错的，陈柏青听到这样的情况后，难道他敢明目张胆地去包庇杜先谋？或者敢故意闭着眼睛不去看一下现实？还是让陈柏青去处理杜先谋吧，这要比我自己直接去同杜先谋大动干戈更省力、更有效，也更为聪明。诚然，他也知道这件事不是陈柏青主张去搞的，他也没有亲自参与过示范田的行动，但陈柏青作为社长，社里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他无论如何推卸不了责任的，而且陈柏青肯定要为“晚稻损失”而“教训一顿”杜先谋的。这样一来，我杨正道就可以站在“圈外”看好戏了，不用唇枪舌剑，也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看到杜先谋倒霉了！这样的妙棋，我为何不去走一走？
谁知，就在此时，陈柏青同几个社里的干部正向着他身处的示范田边走来。这下可好了，他就不必再到社里去反映情况了，现在陈柏青不请自到，而且亲自在这种“惨状”面前，他还有什么话好说？他倒要看一看，他陈柏青对眼前的这种糟蹋晚稻的事件到底会持什么样的态度？他能睁眼说瞎话吗？他能找出什么理由来替杜先谋推卸责任吗？
当陈柏青走到样板田的面前，看到眼前的这块样板田上的晚稻已经完全干枯并倒伏在地，而其周围的田块却是金黄灿烂的稻穗迎风摇曳着，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这不禁使他感叹万千。如果不搞“万斤亩产”的示范田，这些晚稻就不会被“移植”到这块“示范田”里来，它们也肯定会像这些周边的金黄色的稻穗一样，展示着一片欢乐的气氛。而现在，它们却遭到人为的灾难，得到如此的凄惨下场，这其中不是也有他自己的一分责任吗？陈柏青确实为此而感到痛心疾首。不过，他扪心自问，他在心底里却真的没有过想要搞这样“示范田”的想法，那完全都是“大跃进运动”逼出来的啊！对于这块田，叫它“样板田”也好，称它为“示范田”也罢，它不但没有起到任何的“样板”或“示范”作用，反而带来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个示范田虽然是杜先谋提出来要搞的，但事先曾经请示过他，他虽然没有同意他去搞，但他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而且默认了他去搞，这样看来，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何况杜先谋对此的初衷也是为了响应党的“大跃进运动”的号召，想搞出一个“示范田”来证明确实能实现“万斤亩产”而已，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来。应当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只不过想在“万斤亩产”的“轰动”上能“锦上添花”，却想不到会来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当然，在他的内心里，确可能有一点想出“风头”、做一次“红人”的企图，从而也许能得到了一些“论功行赏”的好处，仅仅如此而已。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是绝不能把这个责任完全地推到杜先谋身上，否则的话，会使跟随他的干部们感到寒心，他今后的工作就无法得到社里干部们的支持。再说啦，杜先谋对他并无恶意，特别是在他面临着困境的时候，他在想方设法地帮助他摆脱困境，而他自己却为此而被“泼”上了“一身泥”，他如果抹着良心，不去分担责任，反而对他“投井下石”的话，这岂不是有违于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了吗？
正当陈柏青陷入尴尬境地之际，杨正道不失时机地走到陈柏青的面前，对他不无揶揄地说，陈社长，你们的这块“万斤畈”示范田也实在是太不争气了吧？本来嘛，杜先谋可以到县里去论功行赏了，当然还少不了你这个做社长的一分功劳罗！
陈柏青早就预料到杨正道会对他说“风凉话”，所以他装着没有听见的样子，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他知道这个“刺头”的脾气，你如果马上“回敬”他的话，他肯定会加倍地、不遗余力地与你争辩不休，直到你弄得筋疲力尽为止；如果你能让他三分，让他占了“上风”，他反倒会“宽裕”一点。当干部的人就应该是学会“宰相肚里好撑船”，尽量息事宁人。
杨正道见陈柏青没有回答他的话，知道他心虚，没有理由来反驳他，但他不会因此而罢休，他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对陈柏青说，陈社长啊，这块示范田的这个样子实在是太难看了，你们是要想“示”什么样的“范”啊？是想要让人看到“万斤亩产”的样板田泡汤？还是故意要让村民们多看看杜先谋队长的“杰作”？依我看啊，要是有意让人们看到“万斤亩产”泡汤的话，这可是“破坏大跃进运动”的罪名哪，如果你是有意要让社员们多看看杜队长“杰作”的话，你作为社长也恐怕是不光彩的呀！特别是在这样的大路旁边，人人看了都会摇头，村里的人看到了，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大家的心里都清楚；但如果被外村人看了，那结果就不一样了，他们肯定会把这情况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的，多难听啊！你这个当社长的人可丢不下这张脸啊。你说，我的话对吗？
陈柏青被杨正道的话说得红一块、白一块的，但又不好发作，只能忍气吞声，谁叫你的“辫子”被杨正道抓到了，只要是被他抓到了“辫子”，他就不会轻易地放过你。
杨正道看到陈柏青还是“按兵不动”，觉得这个当社长的人就是与社员不一样，如果是一般社员的话，听了他这样“激将法”的话，肯定会火冒三丈地跳起来了，陈柏青真是太有涵养了。他对此还不死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煽动起来，于是又笑嘻嘻地对陈柏青说，陈社长啊，你怎么能对社员的话当作耳边风呢？无论我说的话对不对，准得有一个态度嘛，你们当干部的不是常常听到过毛主席的教导吗，对于群众的批评意见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难道我说的话有错吗？
陈柏青知道，杨正道对此是绝对不肯轻易放过他的，尽管你三默其口也不行，他一定要找出更多的话题来“激将”你，直到你开口为止。看来啊，自己不表示一个态度是不行的。再说啦，他杨正道提出这样的批评也是应该的，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你不去承认也是不行的，群众肯定不会原谅的，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才是正理。于是，陈柏青就抱着十分诚恳的态度对杨正道说，老杨，在搞示范田这件事上，我们当干部的确实难逃责任，今后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杨正道听到陈柏青竟会这样快的承认错误，而且会说出这样诚恳的话，实在是感到有点意外，他一下子对陈柏青产生了好感。其实，他此举并不是针对陈柏青的，而是针对杜先谋，这样一来，他反而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于是乎，他也学着陈柏青的诚恳态度对陈柏青说，其实啊，陈社长，我完全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而是杜先谋的责任。他作为生产队长，当初在搞示范田的时候，我就提出过意见，这样做法肯定要损伤晚稻根系的，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反倒还要扣我一顶“反对大跃进运动”的帽子，你说他这种做法对不对？他为了自己能“论功行赏”，竟会干出这样既可笑又劳民伤财的事情来，他为什么不站出来向社员承认错误，并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当社长的有什么责任？我看你完全不必为他这样的人去背“黑锅”了！
陈柏青觉得杜先谋确实有责任，但现在不能将这个责任推给他，只有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才会更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把责任推到杜先谋的身上，必然要牵扯到“大跃进运动”上去，这样对大家都不利，甚至对杨正道也不利。于是，他又一次对杨正道说，老杨啊，你不是不清楚，政治运动一来，难怪会出一些偏差的，依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反正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你也就不要再穷追不休了，好吗？如果你一定追查杜先谋的责任，这肯定会把这个问题扯到“大跃进运动”中去，这样一来，结果会搞得大家都不得安宁，你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吗？
杨正道听了陈柏青的话后，觉得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共产党领导下，凡是牵涉到政治运动中去的问题就复杂了，还是适可而止为好，再说，陈柏青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真的是够诚恳了，但他总是觉得，这样大的“事件”让陈柏青说了这样几句话，杜先谋的“严重错误”就被马上一笔勾销了，他心里面总是像有一根鱼刺梗塞在喉咙里那样难过。于是，他就极不甘心地对陈柏青说：“我是可以‘算了’的，社员群众难道也都会‘算了’吗？只要是这块示范田里的‘无法收割’的晚稻照样还在这里“躺着”的话，村子里的人以及在这里路过的外村人都是不会‘算了’的。除非你们用一把火把这一片‘茅草’烧掉，才能把这个丢人现眼的‘杰作’消除！”说完后，杨正道才悻悻离开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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