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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纺织机械运到工厂以后，孙华林等三位师傅就立即紧张地投入了安装工作。为了加快安装进度，厂里除了江云瑾等五六个职工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投入外，周志林还约请了渔业大队的队办厂的三位钳工师傅参加到厂里的安装工作。由于孙师傅他们尽心尽力地投入，以及江云瑾等人的齐心协力，安装工作不但进度快，而且质量好，完全符合机械规程上的标准。机器安装工作完成后，周志林就叫胡秀明她们十多个在宁江市纺织厂培训职工回厂，在孙师傅他们的指导下，就立即投入了试生产……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而又梦寐以求的机遇，江云瑾能不竭尽全力地投入到这个他梦牵魂绕的事业中去吗？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车间里总还有江云瑾忙碌的身影……
常言道：真情换真诚，高师出良徒。在短短一个多月的试生产期间，“灵山瀛海纺织厂”就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批崭新的、合格的“低级棉布”新产品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全厂职工都笑逐颜开，村民们都奔走相告。陈柏青此刻的心情就像“熨番薯”一样地热气腾腾，他情不自禁地对聚在他面前社员们说：“看来啊，我们瀛海农业大队社员的紧日子快要到头了，我们手头上能有点零用钱可打发油盐酱之类开支也有盼头了！”
灵山县百货公司闻讯派员到“灵山瀛海纺织厂”来实地考察“低级棉布”的质量，经检验后质量完全合格，决定该厂的产品全部由他们包销。这一喜讯更鼓舞了全厂的职工，当然也使全体农业大队的社员们欣喜万分！
不久，“灵山瀛海纺织厂”根据生产需要，决定再招收几十名瀛海农业大队的社员子女进厂上班。被招收的这些姑娘们欣喜万分地跨进了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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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青近来心情舒畅，额角上皱纹似乎也淡出了。他感到很欣慰，因为纺织厂的形势发展得令人鼓舞，随着县百货公司对棉布订货的不断地加码，纺织厂也就审时度势地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于是就一批又一批地吸收新职工进厂。随着新职工的大批涌入，形势逼着纺织厂扩大厂房，增添机器设备，真是一片新气象啊。这样一来，瀛海大队的社员子女大多数就成为纺织厂的职工了，他们笑逐颜开，满面春风，连走路的脚步声都噔、噔地重多了。另外，大队里的大队办砖瓦厂由于推行“计件工分”，砖瓦工们的生产劲头更足了，生产效率就大幅度提高，这样一来，砖瓦工的个人收入与砖瓦厂积累也就同步上升，结果就很自然带来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那些到海里去从事“打小网”副业的、以及在海涂上放养蛏子的社员们也不甘落后，千方百计地开动脑筋，像八仙过海似的各显神通，竭尽全力地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增加收入，在整个农业大队里形成了一个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的良好格局。作为大队长的陈柏青，他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吗？他在此时此刻真的感到意气风发啊！他心里就这样地盘算着，只要“上面”在这几年里不要再发动大的政治运动，让我们农村好好地休养生息几年，能让我们去安安稳稳地发展生产，我们的瀛海农业大队肯定就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大队的经济实力就会空前的雄厚，社员收入也就会大大地水平提高，我们大队的社员就不再遭受贫穷的折磨，前些年这样的窘迫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
陈柏青对政治运动之所以会这样担忧和惊恐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他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浮夸风”、“瞎指挥”、“刮五风”等运动中尝够了苦头，给他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并被“拔白旗”倒也不必说了，而给农村造成的严重损失及后果实在是太惨重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绝对不会轻易忘记的。虽然时过境迁，他还是心有余悸。他常常不无遗憾地想，如果没有此前这些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话，我们辛辛苦苦缔造起来的、已经初具经济实力的高级农业社怎么会一下子地破败到如此的地步？这种“人祸”比“天灾”还可怕！就拿一九五六年那次最可怕的“81台灾”来说吧，那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台风给瀛海乡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它把沙滩上的一排排黄鱼鲞加工厂摧毁成一片瓦砾废墟，也把水稻田灌成为一片汪洋，甚至还把十多艘渔船冲到塘岸里的水稻田里去。不管是渔业队还是在农业队，损失都是极其严重的。就是这样大的损失，经过了两年时间的“修补”就把这道深深的“裂痕”抚平了。而这几场“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还不见“还头”，这条“裂痕”还在“渗血”。所以，在陈柏青的脑子里，政治运动比历史上最厉害的“81台风”还可怕！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的折腾，他们农业大队的社员恐怕早就不愁吃穿了，哪还会过着“菜瓜半年粮”、“衣裳全补丁”跟乞丐差不多的穷困潦倒的日子呢？幸好，自从中央颁发“十六条”以后，政策比较符合我们农民的心愿，所以才有了农村今天的复苏。可是，谁能保证今后就再也不会发生政治运动了呢？他想到这里，就蓦然想起自去年以来，“党报”好像又“热闹”起来了，那个叫姚文元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大块头”文章“海瑞罢官”以后，各种报纸似乎都亦步亦趋地跟着响应，后来竟连篇累牍地跟随着“揍热闹”。特别是在最近，报纸上又好像出现了“新花样”，大量刊登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文章，就像“煮开了锅”似的。他虽然不大清楚被报纸上点名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但觉得这几个家伙好像也是比较有名的文人，可能曾经写过几篇“反动性质”的文章，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目标。至于已经红起来的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当然也不大清楚。不过他能估摸出，这个姚文元肯定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否则的话，他就写不出如此长篇的大文章来，即使能写出来，也得不到这么多人的响应，也许可能有一定的大背景。陈柏青是一个农民，他对形势能做出这样的估计应当说是很不简单了。他是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脑袋瓜也比较灵活，再加上他有经常看报纸的条件和习惯，所以他能洞察到一些政治动向，也善于分析一些政治性问题。不过，由于他阅历有限，要搞懂“燕山夜话”这类文章的内涵不容易。他想，按照现在这样的声势，党中央很可能又要搞一场政治运动了，会不会又要搞一次像五七年那样的“反右派运动”？按目前这阵势，同1957年“大放大鸣”时差不多。陈柏青对于在十来年前发生的这场政治运动还是记忆犹新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更好地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向党组织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改正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也许是“大放大鸣”中有人提的意见太尖锐了，运动突然间就改变了方向，说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顿时，全国风起云涌地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许多敢于大胆提意见的人，一下子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次运动虽然没有在农村里开展，陈柏青置身于运动之外，但他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他现在并不担心批判“三家村”会导致了变成为“反右派运动”，也不关心这场运动会使那些人倒霉，而是担心在这个政治运动之后又接着要搞“大跃进”之类的政治运动。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我们农村又要遭殃了，他为此真的有点担忧。不过，话要说回来，他不在乎什么“海瑞罢官”呀、“三家村”呀这些批判文章，这些都是属于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的事情，至少目前与我们农民无关。既然无关，我就不必去关心它了，还是去多多关心与自己密切有关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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