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整风运动（下）
我是一个在学校首批被点名批判的人，究其原因，是与褚河随有关。褚河随此时已经成为学校的大红人，在杭州市团代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团代会的代表，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回校后正遇整风运动，由于他是校长柳宗影的心腹，所以就成为全校的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掌握全校在整风运动中的“生杀”大权。我在团代会上的发言，使他在周芝山面前出了洋相，他自然不会放过我的。据说，当时在杭州市的中等专业学校中，对学生搞“反右”的学校不多，一般只搞正面教育，教师当然除外。我校在杭州市是搞运动的重点，所以又是个例外，把我们当作高等学校的学生一样，被列入了反右对象。大概是由于我在团代会上的发言引起团杭州市委书记的注意，所以工作组（小组长是团杭州市委里抽调来的）一进校就把我列为搞运动的重点。所以，我就这样作为“重点的重点”而列入首批被打击的“靶心”是“当之无愧”的。
在“反击右派”阶段之初，许多同学同情我的遭遇，而且还安慰我不必十分担忧，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嘛。然而经过几天的批判以后，原来同情我的一些同学都转向了，站到我的对立面那边去了，只有施耀世、吕木根、李孝义仍然站在我一边。这时，刘在刚又找我谈话，他的谈话态度与上次明显不同，上次他要我向党提意见时态度十分亲切，装着很关心的样子；这次却板着面孔对我十分严厉：“据我们了解，你和施耀世、吕木根、李孝义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隐瞒着，你现在向组织交代还来得及，否则就后果自负了。”他的口气明显带着威胁成份。我当即明确的告诉他，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他听后就威胁道：“现在我代表组织向你宣布，从现在起，你再也不能与他们三人谈起今天我与你谈话的内容，如果你违反纪律，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施耀世出于关心我，看到我满腹心事的样子，就找我谈心。我鉴于刘在刚对我的压力，婉转地推开了，我是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后来，刘在刚在批判会上说：“张为礼的本事真大，能把大多数的同学拉到自己的周围。经过大批判以后，使同学们擦亮了眼睛，明确了方向，张为礼现在孤立了。”对于同学们的“转向”我是完全理解的，如果他们此刻还不“觉悟”，他们自己就也要“倒霉”，但有的抹着良心去捏造事实来污蔑我、攻击我，表现自己“觉悟”提高、与我划清界线的人，倒使我不能理解，难道做人就没有良心可言了？
在一次班内批判会上，与我同桌的姚力散同学狠狠地批判我说：“张为礼的反对共产党、破坏工农联盟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去年的一个课间休息时，他曾对我说过‘镰刀屈服在锒头之下’，意思是说工人压迫农民，可见你用心何其恶也！”
我听后大吃一惊，姚力散平时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为什么竟会说出这样凭空捏造、可以置我于死地的恶毒语言？我在万分惊愕中忽然想到确有一次与他说过类似的话，那是在我与他在开玩笑时，我用双手把他压倒在地，并说：“你屈服了吗？”姚力散是个倔强的人，尽管他身瘦力薄，无力还手，但他绝无屈服之意。于是我也就放手算了，并笑着对他说：“看来，用大刀和斧头是难以屈服的”。我当初的说这句话无非是想借用文学语言来比喻“用武力是难以屈服的”的意思，谁知这句文学语言被他曲解，而且其中把“斧头”听作为“锒头”，把“大刀”听作为“镰刀”，这岂不是要命的事吗？我当初绝对想不到这个玩笑在一年之后，他竟会在这种场合下拿出来当作炮弹来攻击我。这岂不是说，我真的有怀有对工农联盟的恶毒用心吗？于是我就把当时的情况向同学解释，但是，他们是绝不相信我的解释，反而齐口同心地说；“张为礼，你只有坦白地承认错误，深刻检讨，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在这种异口同声的、群情激昂的大批判情势下，我深知解释完全是多余的。我终于明白，只要是核心小组定下调子，你好歹都得承认。我发觉自己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于是，我就十分痛心地、违背自己良心地作了这样检讨：“由于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党不满，恶意攻击工农联盟。我愿意接受同学们对我的批判，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由于我横下了一条心，抱着“好歹一切都承认”的态度，所以就免除了许多“自找麻烦”的事端。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核心小组对我的批判只停留在班内进行而没有升格。不像有的同学在班内批判不承认错误，就放到整个年级大会上去批斗、乃至放到全校大会上去斗争，态度不好的当场就宣布开除处分，有个别的还送去劳动教养，何苦呢？
核心小组宣布我“罪状”是吓人的：
1 攻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宣扬“侯选人要多于当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论调；
2 破坏工农联盟，挑拨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故意宣扬“农民生活水平大大低于工人”等论调；
3 挑拨中苏关系，企图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宣扬什么“学习苏联经验要因地制宜”等谬论；
4 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挑拨工农关系，说什么“镰刀屈服在锒头之下”的谬论；
5 向同学们推荐右派分子刘绍棠的小说“西苑草”，有意向同学们散布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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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错误，除了细小问题不算，具有重大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总共有十多条。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但此时已身不由己，只有听天由命了。
一天晚上，学校工作组组长找我谈话。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张为礼，你自己的严重错误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你是一个处在悬崖边缘的人，我们稍微推一下，你就会跌落万丈深渊，我们拉一把你就会脱险。现在是看你的态度了。你只有进一步深刻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才有你的出路，否则你就会自绝于人民。”
“我知道”我简短地回答她。
于是，她交给我一叠纸，带我到一间房间里写交代材料。为防止意外，她安排一个同学陪着我。此外，她还带来一包饼干，供我夜里充饥。看来，这个夜晚是不同寻常的，也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个不眠之夜！
这一夜，我一直写到天亮，一共写了二十多张纸，其中有不少是用泪水写成的。我心里十分明白，一条通向“地狱”的路已经为我铺好，不走也得走。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到现在为止，我对党、对毛主席一直怀着深厚感情的，从无有过丝毫的怀疑。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能到这里来读书吗？我究竟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至于在大字报上写了这些意见，也都是在刘在刚的“启发”下、怀着帮助党整风才发表的，这难道也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就对CHR的批评（在团代会上发言）而言，我也是根据实际存在情况提出的，不存在人身攻击、或污蔑之词，何况多数同志（同学）有同感，即使是表达方式（在团代会上发言批评）不对，我想也是符合团章规定的，这难道也算是反党？当时CHR还不是共产党员，何谓反党之有？这真是有口难辩啊！------回想自己当初想跳出家门，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此刻看来已化为乌有，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接着，刘在刚在班里宣布我十多条“罪状”，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当时在中专学生中不给予“右派分子”称呼，只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性质相同），而且还有搞“小集团”趋向。我默默地听着他的宣布，毫无表情地、木然地坐着，因为心里已作好最坏打算的思想准备。
没过几天，局势又突然发生了“骤变”，我在一份“通报”上看到本班左光叶同学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坚决击碎以张为礼为首的‘四人反党小集团’！”我看后大吃一惊。此前不是已经有了“有搞小集团趋向”的结论了吗，现在为什么又突然发生变故了？这简直像“变脸”一般！
我又面临一次严厉的批判。其实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只不过把“有小集团趋向”改为“反党小集团”罢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知心朋友”与“反党集团”是同名词，这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是“死猪不怕热水烫”了。
此后不久，我和施耀世被开除团藉，吕木根、李孝义则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在支部大会上被处分的还有两个人被开除团藉，一个人留团察看。这样，在我们一个支部（也是一个班）40多个团员中就有四个被开除团藉，一个被留团察看，二个严重警告，政治斗争之残酷性可见一斑。要知道，我们这些被处分的人，都还是不谙世事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啊。
我从大字报上得知，机315班的王之水同学因在大字报上写过“西游记”连篇小说，是“利用‘孙悟空下凡’揭示‘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另外，还有那个写了“愤怒的烈火/冲破了黑暗/在漫天的恐怖下/爆发了”的向继珍，被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至于在教师队伍中的“反击右派”斗争，比在学生更可怕、更激烈，右派分子的名单有二十多个，还有一个极右分子。学校的党委会委员、团委书记，因为与褚河随不和，自然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当时最为轰动的“新闻”是祁宗英和她的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分子。祁宗英她俩是比我高两届的同学，她们俩是全校闻名的甲级优秀学生，她[他]们在毕业时，被留校作为边进修、边教书的青年教师，想不到竟会遭此恶运。还有一个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赵伯鹿老师也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就自然不能再上讲台，祁宗英的工作是整天刻腊纸，她的爱人则去基建工地上当小工，赵伯鹿老师是在一个化学实验室里洗玻璃试管。我们这些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则每人负责打扫一只厕所，这项工作当然要在课余时间进行。（附注：在1995年，我在一本由杭州同学送来的校友通讯录中得知，祁宗英平反后在浙江省电力职工大学担任教师。至于赵伯鹿老师的命运就惨了，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1976年春，在他下放的肖山的农村牧牛时含冤离开人世。这个消息是从一个同学来信中告诉我的。）
这个运动在社会上是同步进行的。在杭州市，以省长沙文汉为首的四人“反党集团”也被揪了出来，同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更糟的是沙文汉的夫人、省委宣传部长陈修良也被打成“极右分子”。在北京，文坛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家也纷纷加入右派分子的行列，如刘宾雁、刘绍棠、王蒙、流沙河------
“反击右派”是在边上课、边批判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批判开始时，由于压力很大，上课时思想常常要走神。后来反正准备“听天由命”、“随他去”，对处分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就索性安心听课，读好最后一堂课。所以在学期结束时，我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得5分，只有政治得3分（不及格）。作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政治课自然就不及格了。那些在“反击右派”运动中表现相当积极的人，由于他们的主要的精力放到“如何整人”中去了，所以他们的成绩都不好。对于我得到这样的成绩，刘在刚他们自然不买账。他在会上说：“张为礼的政治课得3分，别的功课虽然都得5分，但有什么用呢？他等于都得0分！因为我们不指望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去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严寒的冬季终于在度日如年的、昼夜不安的状态中过去，学校当局还没有对我处理。放寒假了，我自然无心、也没有脸皮回家。在寒假里，我与同学一起参加“除四害”捕老鼠活动，就是到郊外的田野上去找鼠洞，然后再用锄头挖掘，把老鼠捉出来。有一次是在晚饭后出发的，步行到留下镇，大家都拿着手电筒找鼠洞的。十多个同学忙了一夜，弄得精疲力竭，才捕捉到十来只老鼠。半夜时的夜餐还是在谭根贵家吃的。说来也奇怪，我在这些活动中，把思想负担全忘了。虽然也感到吃力，但却觉得相当轻松，我巴不得天天过着这样的日子。
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按规定进入“边整边改”的笫三阶段。这期间主要是写一些“思想汇报”，反映自己的思想动态，每天一次，把书面材料交给刘在刚。这时期，我们学生要轮流去半山的杭州钢铁厂参加义务劳动，具体工作是把河船里的焦炭搬运上岸。我为了表示“改造”的决心，我挑的重量比一般同学几乎多一倍。力气虽然多用了一些，但心里倒觉得很舒畅。后来又参加过农村里帮助农民掏地劳动，我同样干得满头大汗，手掌上还长出几个血泡。通过这些艰苦的劳动实践，使我的“思想汇报”材料的内容倒充实了。据说，有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同学，由于他“思路狭窄”，对于每天要写的“思想汇报”而感到十分苦恼，因为每天的“上课---批判---打扫厕所”的生活三步曲是千篇一律的，所以他搜肠刮肚、挖空心思地写出的“思想汇报”还是大同小异，他为此常常遭到核心小组长的训斥。我与他不同，由于我爱好文学，写作的“功底”自然较好，略施“雕虫小技”就能在“思想汇报”中“妙笔生花”来，所以我就没有这方面的苦恼。
一天中午，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四起，紧接着雷电隆隆，霎时间一场倾盆大雨瓢泼而来。下课后，我们就打着伞冒雨到“五爱堂”去吃中饭。当我刚刚走到“五爱堂”门口时，就看到众多的同学们撑着伞聚集在大门口，都仰着头地观看在门口上面贴着一张十分显眼的、墨汁未干的大字报：张为礼是一匹“害群之马”，必须清除出我们的队伍！署名的是“部分学生”。我看后大惊失色，顿时觉得恍惚如梦，脚都站立不稳了。我在隐约中听到有人说：“喏，张为礼就是这个人。”一种不可告人的羞愧感袭击我全身，本能地把雨伞放低些遮住面孔，以免得众夫所指------
笫二天，我就接到一张到学校办公室去办理“申请退学”的手续的通知。我顿时醒悟，我的学生生涯就到此结束了。我有气无力地走到办公大楼内的办公室，看到有四个人也正在办理退学手续。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他就是全校闻名的机315班的楼岳中同学。我最先认识他是在全校批斗大会上的批判他时候，他在大会上宣读的检讨书，简直是一篇文笔优美、文句流畅、语音抑扬顿挫的绝妙散文，当时有些同学听了低头捂嘴窃窃私笑。对于他的名气我早有所闻，他的文学作品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他是省文联的一个培养对象，他在暑假里还随同文联创作人员一道去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去体验生活。这个很有文学才华的青年人，看来要遭到与我同样的命运了。我按照上面规定的内容写了“退学申请书”，办公人员就将已经填写好的一张证书交给我。我拿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电力工业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退学证明书/退字笫39号/学生张为礼现年21岁，浙江省象山县人，在本校建筑机器与设备专业笫五学期肄业。兹因该生申请退学回家生产劳动，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予以退学，除报请电力工业部教育司备案外，特发给退学证明书以资证明此证/校长柳宗英（化名）/公元1958年4月25日/电力工业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印）。他随后又给我二张东西，我看到一张是“学生毕业成绩报告单”，另一张是“毕业生品德评语表”。我拿了这三张东西就离开了办公室，径直往寝室走去。在路上，我十分留恋环顾一下美丽的校园。别了，我亲爱的母校，您哺育了我三年，使我学到了许多许多东西：有科学知识，有做人的道德品质，也有做人的哲理。但我没有报答您对我的一片恩情，却辜负了您对我的培养。在离开您的时候，应当是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而我现在却是“回家参加生产劳动”，我痛心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班主任张丹老师找我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必过分悲观。我想党是不会抛弃你的。你回家以后，只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还是有前途的。------”
我知道这是张老师安慰我的话。除了这些，他还能讲什么呢？我曾经是张老师的得意门生，自从出了政治问题以后，他是爱莫能助了。他在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找我作语重心长的谈话，他已经尽了作为一个老师的责任了。
“我一定按照您的话去做---”我含着泪哽咽地说不下去。
“你现在不必马上就离开学校，可以再等几天，也还可以再去上几堂课。”张老师还这样嘱咐我。我向张老师深深地掬了一躬后，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接着刘在刚又找我说，如果身上没有钱，可以到学校总务科去借，路上总得要化钱的。我说不用了。
我当时确实没有马上离开学校。我觉得在离开学校之前，我还应当到钱江大桥上去看一看，我对这座与我同龄的大桥相当有感情。我在大桥上漫步，望着雄伟的六和塔，望着滔滔的钱塘江，使我不禁想到辛弃疾的诗句：郁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种忧郁、伤感的情绪突然在瞬间冒出来，我竟然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我真想纵身一跳了此一生！但人毕竟是留恋生命的，我马上又犹豫了。我想，我如果在这里自寻短见，家中的父母亲及十分爱我的二个姐姐在得知消息后，岂不是使他（她）们太伤心了吗？于是，我决定立即离开这里，转道往火车站去买回家的火车票，然后再回学校去。
我最后一次走进教室，主要是把书本全部拿出来。同学用惊奇的目光对着我，我平静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听语文课老师讲的由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写的“真正的人”这一堂课。在还没有下课的时候，我就把书本收拾好，无声地离开了教室。再见了，同学们------
我是在天黑以后才离开学校的，因为我不希望看到众多的鄙视的目光盯着我离开学校。我挑着百把斤行李，趁着夜色走到米市巷，等着公共汽车上车去城站。可是公共汽车像故意与我过不去似的，一辆辆都不肯打停下来让我上车。后来我猛然省悟到公共汽车是不准带着行李的人上车的，于是我只好挑着沉重的行李上路了。大概天公也会捉弄倒霉之人，忽然间飘来了一阵倾盆大雨，使我防不及防。我不能让行李淋湿（里面有书籍和衣被），就钻进一家商店的屋檐下避雨。天晴以后，我又继续赶路。我就这样停停歇歇地走了二个多钟头才到达城站的。这个夜晚，我是在城站内的长椅上过夜的------
（此文根据《逝去的岁月》删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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