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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篇十多万字的“缴文”写好，她知道，囚犯是没有权利寄封口的信件，平时如果要给家里写信也只能写明信片，信上内容一目了然，现在要想把这厚厚一叠、共有十多万字的信件用“封口方式”去寄给《人民日报》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即使把它封了口也无济于事，狱方肯定要把它拆封检查，严格审查信中内容，绝不允许囚犯有“恶毒攻击”之类“恶性案件”出现。这些，她早有思想准备，实际上，她的“信件”是否能寄到《人民日报》无关紧要，只要有人看到她写的内容，这些人肯定会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或明或暗的把信中的内容“扩散”到“一定范围”。须知，只要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就不容易轻易的消失。她深信自己，她的思想和观点是代表广大干部和人民所向往的“真理所在”，不管狱中的干部（也是社会上的干部）在表面上都表现得很“左”，好像都很拥护“极左”思潮的各项政策，但在思想深处就不一定很“左”，完全有可能是貌合神离的，他们难道会看不到社会上所发生的惨状及种种荒谬的现实？他们心里不清楚这些“惨状”正是由于“极左”势力所造成的？他们对“极左”势力所造成的这样后果能不痛恨？只不过是由于现实的“强大压力”不敢说出心中的不满罢了。只要她自己所写的东西能打动人，具有“说服力”，就肯定会有人把它传播到社会上去。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把她的信件扣在监狱里也没啥关系，留在监狱里也肯定有人看到它的内容，既然看到，就有人会把留在脑子里，就有可能带到“外面”去，至少，看到的狱警心中明白，凌云绝不是一个能屈服的人。这样，她的目的就自然达到了。于是，她就把“信件”交给狱方，不管他们能不能把她的“信件”寄给《人民日报》，这不是她“力所能及”的事，此后也是“听天由命”的份了……
她交出信件后，就如释重负地感到释然，不管它“结局”如何，这正如拉弓没有回头箭一样，箭既然已经射出，她似乎听到它发出“呼呼”的声音，它正在向既定的目标射去，就等待结果吧！
何芝萍目睹凌云这一切，就像看到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他明知前进的道路上布满着地雷，但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去！此时何芝萍忽然想到一首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看来啊，凌云真的是踏上“不归之路”了。她明知凌云这样做法无疑是“鸡蛋碰碌碡”，必将遭到粉身碎骨的结果，但她却无力挽救她，因为凌云的执着是无法改变的，她何尝不想“截”住她，可是她知道这都是徒劳的，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走向“地雷阵”，她除了对她充满敬佩之情之外，只能是默默地祈祷她能绕过“地雷”，侥幸地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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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半年光景的“平静”日子，狱方一直没有来打扰凌云。此时的凌云和何芝萍心中都有数，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当局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凌云的，暂时的“平静”只是表明他们还在“磨刀霍霍”！
果然不出所料，在一天深夜，狱警带走了凌云。何芝萍见到凌云被带走，就感到很恐惧，他们会不会将凌云带去秘密杀害？这在当时的“非常时期”是完全有可能的，她顿时就吓出一身冷汗来！但平静下来后仔细一想，这不像是带去处决，如果要把她拉去枪毙的话，必然要五花大绑的，再说，看狱警的脸色也不像是去“执行枪决”的神色，他们的脸色虽然也像平时那样的严厉，并没有“凶煞神”般的目光，看样子是唤去传讯的。想到这里，她才略为放心下来，但愿如此吧。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凌云被带回“笼子”，何芝萍见到凌云回来，一夥悬着的心才落地，她连忙问凌云：“他们刚才带你去传讯？对你施刑了没有啊？”
凌云冷笑了一声说，他们对我还有哪种刑罚没用过？他们知道在我身上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后就不再施用了。
“那么他们到底讯问些什么呢？”何芝萍又问了一句。
凌云还是用极其平静的口气回答她说，我看他们真的是黔驴技穷了，明知道我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人，何必还希望我‘回心转意’呢？他们其实是一群愚蠢不过的蠢货，除了会挖空心思地动出各种脑筋整人的办法以外，他们什么都不会。我既然写了这样锋芒毕露的、极其尖锐的揭露‘个人崇拜’危害性内容的信件，难道还指望“极左”当局能赦免我吗？这些人实在是太可笑了！何大姐，你也知道，我早就铁了心了。我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被他们逼出来的，这叫做“逼上梁山”嘛。自“反右运动”以来，我就看穿他们那群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成甘为暴政下的奴才，每当我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只要一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的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青年知识群体之血泪的惨淡与悲凉的年份。如果说，在此前处于暴政下的知识界还或多或少允许一些正气流露的话，那么在此后的年代、特别在“文革”开始以后，不要说民主、自由与人权，就连国家的法律甚至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都毫不顾及，只按“圣旨”办事，社会上一切赖以生存的必要法规、民约、。民俗几乎都被摧残得荡然无存，连历来提倡的善良纯朴的传统美德都遭到谴责而消失殆尽，更别说做人应该有良心与良知了。如果说，在“反右”前后时期的“阶级斗争”还有一些“条条框框”可以遵循的话，那在“文革”以后简直完全是“无法无天”的了，一切以“圣旨”为准，凡是与“领袖”意见相左的人就统统要被划入打倒之列，其肆无忌惮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你有多大的功勋，只要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就不必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把你置于死地，刘少奇的悲惨遭遇就是最好的见证。至于一般干部，不管你对共产党有多忠诚，也不管你对老百姓有多爱护，只要你曾经忠实地执行过刘少奇的政策，那你就是“黑帮”，就是刘少奇的“走狗”，都是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要被打倒。像陈光祖这样对党忠诚严于律已又爱惜百姓的干部，就因为他为了老百姓能肚子填饱，推行“百斤粮”“十边地”政策，那自然就是“刘少奇的走狗”了，他们能放过他吗？当然是非要置他之死地不可了，其惨痛结局难道不令人深醒吗？你也可扪心自问一下，你曾在哪里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不放过你？难道不仅仅是由于你与陈光祖站在一起吗？善良的人们，你们如果还没看清这些人的本质，还能企盼他们能“认识错误”的话，那你们真是太天真、太幼稚了！如果我们到现在还不清醒，还是那样昏昏沉沉地不明事理，任其宰割，任其收拾，直到斩尽杀绝为止？其实，他们这些人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的行为已经与“法西斯”没有任何区别，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有之过而无不及诚然”！历史上的有识之士，都具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大无畏精神的。生命固然极其可贵的，但当出现国家、人民遭受苦难时，岂能只去珍惜生命，而不敢去舍生取义？我们今天就遇到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作为一个觉悟者，他只能顾及自己的生命而不去与这万恶的势力作誓死的斗争？人迟早难免一死，与其屈辱地求生，不如痛快淋漓地去揭露其罪恶舍生取义！这样死得其所，这样的归宿也正是我“求”得其所！
凌云这一席酣畅淋漓的话，顿时使何芝萍醍醐灌顶般的清醒，她从内心里敬佩凌云，觉得是她给自己上了一堂极其严谨而生动“人生政治课”，真是“听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凌云已不再是当年与她一道参加土改工作时期的初出茅庐的人了，她经历了风雨人生历程后，已经是一个大彻大悟的“觉悟者”，她的思想，她的精神，都已到达了高度的升华！她对照自己，她不但没资格当她的“大姐”，就连当她的“战友”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心服口服地做她的学生了。她所思维的空间与哲理是她以前所没有接触过的，她从来没有像凌云那样“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正因为她“站得高”，所以就“望得远”，这犹如在夜空中突然闪耀一道无比光亮的“闪电”，使她看清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把黑暗中的群魔乱舞者显现出他们本来的面目，把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她清醒地想到，如果有更多的人都像凌云那样与“极左”势力作誓死的斗争，正义的力量就会逐渐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极左”路线就迟早会被广大的干部所唾弃！她自然就想到她一贯来极其尊重的、经历磨练的陈光祖，他简直无法与凌云相比。陈光祖是她敬佩的领导，也是她莫逆知交的朋友，她对他甚至可以说有点崇拜。她想，如果陈光祖当初具备凌云那般“洞察风云”的话，他就就不至于会选择自杀这条“懦弱”的路，而会变得坚强不屈起来，也许以后会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他的自杀，不但给造反派扣上一顶“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更主要的还是他从此丧失了与“极左势力”作誓死斗争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光祖的自杀行为确是一种“懦弱”的行为。
此时，凌云正拿出一件破旧衬衫，然后咬破手指，鲜红的血随即流出，她在衬衫上写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八个大字，极其庄严地对何芝萍说：“他们将会很快地判处我死刑，这是他们心虚害怕真理的表现，死，对于我来说早就不足惧了。我深信，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他们，最终必将逃脱不了历史的宣判！”
在血书笔迹凉干后，凌云就交给何芝萍保管，说以后有机会再交给她的母亲。何芝萍接过血书，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痛楚。她知道凌云心里像明镜似的清楚，她从审讯中已经知道他们的态度，他们将在不久会杀害她，她必需早作准备，以免到时措手不及，做好了后事安排，她就可从容就义。不过，何芝萍还是能希望凌云这个“估计”是出于“神经过敏”，她就对凌云说，你这是出于“以防万一”吧？他们是不是对你“宣告”什么了？
凌云不无遗憾地说，我何尝不想能多活几年，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揭露“极左”的罪恶行径，只可惜这样的机会没有了。
何芝萍听了凌云这样的话后，心里真是心如刀绞般的难受，眼看着这样豆蔻年华的青春生命就要遭到无故的残杀，真是令人心碎！她只能用平静的口气问：“你对母亲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凌云也平静地对何芝萍说：“母亲是一个通明事理的人，她早就知道我会遭到这样的结果，我对她所要说的话，早就说过了，你就只要把血书交给她就行了。”
这一夜，无论是凌云还是何芝萍，都难以辗转入眠……
1968年4月29日早晨，天色阴霾，虽然已到晚春的季节，但还是有点冷瘦瘦的感觉。凌云这几天咳嗽得很厉害，身上也有点发烧，虽然已到了起床的时刻，但她还躺在地板上（“笼子”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何芝萍看到她还没起床，就去摸了摸她的额头，几乎吓了一跳，她身上热度起码有四十度了，于是就对凌云说，你发热得这样了，怎么不与我说一声，去领点药片来？凌云凄婉地说，就不必了吧，我是一个“引将就木”的人了，还吞服什么药片？多此一举呀。再说，他们也不一定会配药给我。就在此时，只见二个狱警陪同四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杀气腾腾地冲到“笼子”门口来，他们立即打开“笼子”的铁锁，发出急促的叮铃铛朗的刺耳声。他们见到凌云还躺在地板上没有起床就大声喝令：“380号，凌云赶快起床！你死到临头了，还要装病赖床，能避得过去吗？！”
听到这来势汹汹的威慑性喝令，何芝萍这才意识到“风头不对”，看到突然闯进来的这六个狱警和公安人员中有一个还拿着一串细绳，是否要来绑缚凌云的/凌云难道真的是要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她顿时脸色骤变，吓出一身冷汗来，一阵极度的痛楚涌上心头，泪水像泉水般涌了出来。
凌云见状，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已到，她就骨碌起身，严声色厉地对冲进来的警员说：“谁装病了？你们可马上叫医生来量量我的体温！我怕死了吗？我告诉你们，我早就准备好了！我现在衣服都还未穿，你们就冲进来‘执行公务’，难道你们想耍流氓？真是欺人太甚！”
何芝萍也立刻清醒过来，立即冲到公安人员面前愤怒地抗议：“你们对一个正患着重病的人都不放过，真是太没人性了！退一步说，就算你们要‘执行公务’，总也得要等女犯人穿好衣服才行啊，怎么能这样毛手毛脚地闯进来？你们太不成体统了！出去，出去，等她衣服穿好了再说！”何芝萍深知“执行死刑命令”是不可违抗与延缓的，但对于他们这种横蛮无理的做法一定要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争回一个尊严也好。
这帮警员一时被凌云和何芝萍的“喝令”吓得没有了主意，呆若木鸡般地站着，因为当时政策在对待“男女问题”上是极端严厉的，稍有不慎就要犯错误。稍后，他们就只好服服帖帖地退到“笼子”外面去等着。
凌云迅速穿好衣服，并理了理头发。她在这生死别离之际，多么想与何芝萍紧紧地拥抱，但她考虑到恐怕祸及于她，一贯来就装出一副“关系不亲”的模样，免得狱方对何大姐与自己有什么“
瓜葛”，这样对何大姐来说是有好处的。此时，她只能前去与何芝萍紧紧地握手：“保重——”，然后就极其镇静地对外面的公安人员大声地说：“你们可以进来了！”
这帮警员这才气呼呼地冲进“笼子”里来，其中为首的一个严正地对凌云宣布：“根据‘江中刑（一）字第16号判决书’判处凌云死刑并立即执行命令，现在验明正身……”
事毕，就对凌云五花大绑起来。凌云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她凝神看着何芝萍，千言万语从眼神中向传给何芝萍：大姐，永别了……
四个狱警杀气腾腾、气急败坏地把凌云拖出“笼”外……
何芝萍目送着凌云被公安人员推着离去，心如刀绞般地难受。
这是根据1967年底江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凌云以“反革命罪”提出公诉，然后按江海市中级法院以“江中刑（一）字第16号判决书”判决凌云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命令而采取的行动。
这年，凌云年仅35岁，一个风华正茂、豆蔻年华的青年人就这样地被“极左”势力残酷地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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