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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梅接到监狱方关于凌云被判二十年徒刑的通知后心如刀绞，有如撕心裂肺般的痛楚。尽管她对此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对于判二十年这样的重判还是始料不及的。凌云犯上什么样的重罪了，咋能判处如此重刑的呢？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难道可与杀人越货的罪恶去相提并论？他们怎能这样随心所欲地重判人家呢？这世道真的就不讲法律、不讲公理了？尽管，她对这样的判决不可接受，但她也知道，在目前不讲法治的社会，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即使遭受更大的冤屈，把她判处死刑的话，也是无处申诉的。
自从凌云第二次被捕后，她心里就清楚，自己女儿的悲惨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了，而且，更大不幸黄祸恐怕也会接踵而至，祸不单行嘛。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凌云被捕后的第二天早晨，老伴凌书达在浦江边徘徊了一阵子以后就纵身一跳，投江自杀了！她知道，凌书达对生活未来的希望已经丧失殆尽，他原来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在凌云的身上，一旦这个寄托化为乌有，他自然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只能走上“一了百了”自我解脱的道路。这也难怪，纵观他一生的境遇，这样的“最后选择”虽然存在一点“偶然性”，但却有其“必然性”。本来嘛，他在青年时期确有一番雄心壮志和革命热情的。在大革命年代，他早就投身于革命，参加北伐战争，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他从来没有畏缩过；在险恶的政治搏斗中，他也没有放弃过信仰，从没在大是大非面前动摇和犹豫不决过，就在“四•一二”政变后，他愤然辞去了县长的职务，以抗议国民党对他舅弟（共产党员）的残杀。照例说，凭他这段人生经历，他应该算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划到敌人的阵营里去的，但后来的历史进程却令人费解，在肃反后期，共产党干部竟然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她真的难以理解，给凌书达戴上这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究竟有什么依据，凭着怎样的条件？难道像这样可以致人于死地的政治大问题可以如此草率从事？抑或是凭着某些人的心血来潮就可以随心所欲赐予的吗？这些问题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更使凌书达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这些人实在太狂蛮无理了，竟然不准许凌书达在自己一手所创办起来的工厂里工作，非要把他赶出工厂门外不可。他在无奈之下只得在里弄里以糊纸盒为业，藉以糊口。对此，他只能在心里想想，天下哪有这样蛮不讲理的政策？真是欺人太甚了！他只能忍气吞声，不能表示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又要大难临头了。就徐冬梅自己本人而言，她还总算是荣幸的。她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她自己的城府不算太低，胸中存有一点韬略，牢记“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古训的话，那就肯定会在五七年“出事”，她也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大放大鸣”期间肯定会跟着大家一起向党组织“提意见”，结果自然会被“引蛇出洞”，像女儿一样地被划为“右派分子”，肯定要遭到“口诛笔伐”，并打入了地狱，落入了一劫不复的命运。这样一来，我们全家岂不是要被“一锅端”了。尽管如此，她的家庭还是濒临家破人亡的命运，一个阴阳相隔，只能在梦里重逢；一个陷身囹囹，阴森森的高墙阻断了母女俩相聚衷肠的梦想！
凌书达亡命于江中，凌云陷身入囹囹，他们家遭受到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孽啊？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不满还是一贯来与中国共产党作对？真是天晓得呀，她只能面对苍天：这是我们的罪过吗？
每当她想起女儿孤零零地在狱中受折磨、遭欺凌，心里就会像刀割一样地难受，特别是在这样大饥荒后的年月，社会上还处于“菜瓜半年粮”的状态之中，那在监狱里服刑的人的艰难处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哪有一顿吃饱的可能？外面的人尽管终日饥肠辘辘，还可以到山上或田间里去挖草根树皮充饥，关在监狱“笼子”里的人，能有什么办法？最多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了。哪个做母亲的会不牵挂自己的女儿？不怜惜自己女儿的悲惨处境？她早就想去探望她的女儿了，但由于狱方一直来不准她去探监，她只能望眼欲穿地等着准许她去探望的这一天。在接到狱方通知允许她去探望的时刻起，她就立即行动起来，抓紧着手准备一些女儿平时欢喜吃的食品，巴不得立即就飞到蓝桥监狱去探望日日夜夜牵挂在心头的女儿，女儿现在的身体究竟是怎样了？是否是面黄肌瘦得如柴棒一根了？
嗨，我可怜的女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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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金木得知徐冬梅来监狱探监的消息，使他有点“捞到一根稻草”的感觉，正如像“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到全不费功夫”说的那样幸运，于是就立刻派人去把徐冬梅叫到办公室来约谈。近来，他为凌云的顽抗态度颇费周转，既恼怒又无计可施，大有精疲力尽之感，他已使出浑身解数，但结果还是无济于事，任何残酷的惩罚措施都不能在凌云身上产生效果，他真的觉得很奇怪，这个人的身体莫非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看来啊，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花岗岩脑袋确实没法化解，她是死心塌地与共产党誓死对抗到底了。面对这种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的人，能有什么办法？你总不能在没判死刑之前就将她活活地折磨死。他虽然拥有对她施以酷刑的权力，但他却没有对她置于死地的权利。这是“条例”所不允许的。万一发生这样违规的事件，上级追查起来，他是难脱干系的，对于这一点，他倒是十分清醒的。他心里很清楚，对她施以酷刑，其目的无非是要使她尝一尝无产阶级铁拳的滋味，迫使她屈服，迫使她认罪。只有她认罪服罪了，他才是胜利者，他才有领功受赏的机会，他才有向人夸耀他自己“业绩”的资格。他如果连这样一个黄毛丫头都制服不了，岂不被人背后揶揄当作笑柄，甚至于留下了茶余饭后调笑的材料，他能甘心这样就此作罢吗？不能，当然绝对不能！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去扭转这个局面，一定要使凌云的态度软化，最终要让她认罪，但是他却动不出能使凌云的态度软化的良计与妙策来。就在此时，他忽然听说徐冬梅来探监了，这才使他猛省到徐冬梅是他的一根救命稻草，徐冬梅也许可能使他绝处逢生，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想，世上最疼女儿的是莫过于母亲了，只要使徐冬梅看到凌云目前的处境，她肯定会感到痛心不已的，她能不顾自己的女儿掉入深渊而无动于衷？只要她看清女儿与狱方对抗的严重后果，她自然就会立即去劝导女儿转变态度，幡然悔悟。母亲劝导女儿的效果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他深信，只有徐冬梅才能使凌云回心转意。所以，徐冬梅是促使凌云态度发生根本改变的一个重要法码。
不一会，公安人员就把徐冬梅带到鲍金木的办公室里来。
鲍金木见到徐冬梅走进办公室，就摆出一副客气的样子，还对她露出了平时不易看到的笑嘻嘻面容。他对徐冬梅说，你是一名人民教师，是一个教育学生的人，当然更有责任和义务教管好自己的女儿。你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党对犯错误以及犯罪的人都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只要他们能认识错误或罪行，下决心痛改前非，党和政府就会给他们改正错误或重新做人的机会。犯错误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不去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犯了罪也并不可怕，既然已经犯了，哪有什么办法？重要的是要去深刻地反省自己为什么会犯罪？认识到犯罪的根源以后就要下决心痛改前非，绝对不能坚持错误立场。如果坚持错误立场并顽固地与政府对抗，那必然是死路一条！你的女儿就是这样一个顽固不化分子。她不但不认识自己的罪行，甚至于还要与我们对抗，她这样做的后果是走自相毁灭的道路！你是凌云的母亲，当然关心自己女儿的命运，她这样年纪轻轻的就走上毁灭的道路真是有点可惜哪。所以，我们特地通知你来看望凌云，也算是我们尽到了责任，也是我们最后挽救凌云的举动。至于能不能挽救她，当然是要由她自己来决定了。犯错误或犯罪的本身并不可怕，因为每个人都有糊涂的时候，难免一时犯错，可怕的是犯错以后仍然还要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不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不认识错误就当然也谈不上悔改，这才是最危险的！党的政策相当清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是犯人的唯一出路，也是党的一贯政策。对于这些，我也不想多说了，你心里自然清楚得很，是吗？现在的问题是你的女儿凌云自从被关进监狱以后就一直顽固不化，从不去认识思考自己过去为什么会犯错误，为什么最终会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走上与人民为敌的犯罪道路。她不思悔改不说，还要坚持过去的反动立场，态度极为嚣张，她这样做会有好结果吗？你做母亲的自然要关心自己女儿的命运，你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在这条极端错误的道路上继续滑下去？所以啊，我今天叫你来到这里，就是想同你好好地谈一谈，我们有共同挽救凌云的责任嘛。鲍金木在徐冬梅面前竭力总装出一副与人为善菩萨心肠的样子来。
徐冬梅听到鲍金木这段有点像“推心置腹”的表白，竭力表现出“关切”凌云的样子，似乎显得相当滑稽，这使她想到了“黄鼠狼向鸡拜年”那个揶揄式的寓言。她心里想，像他这样历来是“左得出奇”的人物怎么可能会对凌云动起恻隐之心来？这岂非是太阳从西边上山了，抑或是河水倒流了不成？她对于像鲍金木这种人一贯来的虚伪面目和伎俩早就烂熟于心了。他此刻为什么会对凌云“关心”起来？这其中肯定有不简单的隐秘，这种“关切”肯定绝不是他“庐山真面目”。看来啊，凌云目前在狱中的处境极为不妙。她深知女儿的性格极为倔强，历来不屈从于人的，她一旦决定了自己的思维定向以后，就连父母亲都奈何不了她。比如在她高中毕业时，当她下决心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去参加土改工作时，她就毅然放弃了报考大学，不听任何人劝告，我劝告她几句，她竟然要与我断绝母女关系；当反右派的风暴在北苑大学猛烈燃烧之时，许多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她却竟然不顾险恶的环境，竟敢在批判章天迅大会上公开站出来为章天迅辩护，结果导致引火烧身！天下哪还有这样一意孤行倔强的人？本来嘛，她完全有可能避开这场漩涡的，因为此前没有参加过大放大鸣活动，也没有写过什么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但由于她这次引人注目的举动，她的厄运自然就难以逃脱的了。她一旦认定了的事，任何法力都不可拉回。可以设想，在监狱里服刑的人，只有服服帖帖听从管教的、有点乖巧的人才能幸免皮肉之苦，而像凌云这样碰壁不回头的人，哪会有“好果子”吃？哪个狱警会迁就你？由此看来，凌云在狱中遭到残酷的折磨是在所难免的了。从鲍金木这样令人生疑的态度来看，凌云完全可能是遇到“不测”了。她莫非是在遭到迫害后奋力誓死抗争？是不是由于她顽强抗争导致他们施加更残忍的手段？如果真的出现这样可怕局面的话，那凌云的命运就肯定悲惨了！狱方当然是不肯从此罢休的，当他们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肯定要千方百计地动出办法来制服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鲍金木也许想打出一张“母女牌”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恐怕就是鲍金木的“良苦用心”所在。鲍金木伪善地表示对凌云的“关切”，其实就是“黄鼠狼向鸡拜年”，他为什么会在一个犯人的家属面前表现出“低三下四”的态度？这不正是想演一曲“黄鼠狼向鸡拜年”的滑稽戏吗？她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付鲍金木？直来直往当然不行，因为鲍金木是得罪不起的，凌云的命根子现在掌握在他的手中，得罪了鲍金木就等于加害于凌云，她绝对不能去干这样愚蠢的事；对他表示一下“感谢关怀”之类言词当然也不行，这种卑躬屈膝之举不但会更使他更加得意忘形起来，还会被他暗中狞笑：你徐冬梅真是傻瓜一个！她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保持沉默。沉默是金。此刻，既不能顺遂他的指使，按照他的指示去开“顺风船”，也不能对他硬顶，导致他采取更恶劣的手段，加害于凌云，一切要等到搞清凌云在狱中的确凿情况后再见机行事。自己刚才的判断只是根据自己的分析而作出的一些推测而已，凌云目前的处境究竟怎样只有在见到凌云后才能知道。她现在不能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去盲目行事，我不能拿凌云的命运去下赌注。
对于凌云，徐冬梅是有一些想法的，虽然她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很优秀的，她的道德和品质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但她总觉得凌云的思想过于偏激，思考问题也不够缜密，视野也不够开阔，对人世间普遍存在的“你虞我诈”认识不足，轻信有余，防卫不足，这种书呆子式的人哪会不吃亏？特别是当政治运动来临之际，她哪能逃过劫难？须知，一个人生活在世上的能力极其有限，你很难适应世事的变化莫测，在纷繁莫测的世事面前，你只能顺应潮流，尽力避免自己掉入“陷阱”。“中庸之道”是防止“走偏”的妙药良方，可凌云不但不欣赏它，甚至还嘲笑它，对那些“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的明哲保身等“防身要术”也嗤之以鼻，像她这样“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在险恶的政治运动来临之际能不大祸临头吗？嗨，真是前世作孽啊！她真的为女儿想不明白，你也不是吃“政治饭”的人，更不是一个政治工作者，你要去涉足那些诡秘的政治漩涡做甚？作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你的任务就是读好自己的书，精通自己所学的专业，准备将来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干出一番事业来。不管国家出现什么样的“政治风波”，就让那些“政治工作者”或“热衷于政治的人”去博弈，去纷争，我们应该尽量采取回避的态度，愈远离它愈好，愈远离就愈加安全！应当说，凌云的城府不浅，对政治运动的风云变幻应该有一定洞察力的，但由于她性格过于偏执，再加上以自己的君子之道去度别人的行为总则，哪有不掉入陷阱的？她的思维方法太单纯太简单了。你一心一意地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对共产党表示出一片忠心，共产党就能永远地把你记在心上？永远不会忘记你对党的忠诚？也能原谅你的“过失”？更不会做出“恩将仇报”的忘恩负义的举动？可是共产党的干部们对你如何？他们没有把你打成右派分子？他们因为你曾经对党忠诚而宽恕了你？在后来回家养病的日子里，你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它为什么还要逮捕你入狱？在假释你以后，为什么还要再次逮捕你，并判你二十年的徒刑？所有的这一切，难道还不够叫你令人深醒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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