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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出台以后，它就接连不断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此时人们才注意到，《人民日报》在此前的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有过一篇社论，这次倒是“厚积薄发”了，人们似乎才猛省到这其中的“奥秘”了。6月9日的社论是“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6月10日的社论是“工人说话了”；6月14日的社论是“是不是立场问题”；同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直到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附带说一句，在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以后，平头百姓才得知这篇批判《文汇报》的文章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编者按’”都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如果说，“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运动”号角的话，那么以后的十来篇社论就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推向了一个“小高潮”。此时此刻，成千上万蒙在鼓里的“右派分子”此时才开始醒悟到，原来《人民日报》在此前一直缄默不言，现在突然来一个像连珠炮式的发动反击，原来共产党是暗藏着玄机，也是韬略。这是既欲擒故纵、又引蛇出洞的一种策略。但毛泽东在此时却说，他搞的不是阴谋，是阳谋。
随着《人民日报》的社论连续不断的发表，全国大小报纸都跟随着其后争先恐后地、连篇累牍地一致刊登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群情激昂声讨他们妄图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罪行。在当时的报刊上，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民主党派，特别是民主同盟中的头面的和重量级的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由于当时正在狠批《文汇报》，而浦熙修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再加上她与罗隆基有一种“特殊关系”，于是也就顺便把她“推到”一个“热门人物”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要把章、罗、储、浦乖人作为打击右派的头号目标呢？这还得从当年的年初的政治源头说起。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强调要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种政策与方针对于自由民主观点根深蒂固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来说，无疑是注入了一剂“兴奋剂”，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就跃跃欲试起来，他们认为，既然毛泽东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然他愿意“长期监督，互相共存”，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实现民主与自由夙愿的大好时机，他们自然都想乘机搞出一些“名堂”来。
章伯钧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又是中央人民政府里的交通部长。他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他就想把当时作为民盟机关报的《光明日报》率先成为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阵地。他认为，《光明日报》既是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同时也是属于民主党派的报纸，那自然就要增加民主党派方面的新闻，要反映民主党派方面的观点和意见。关于办报的宗旨问题，他强调指出，应当遵照他在解放前办的《中华论坛》发刊词上所说的那样，“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想生活之崇高的表现。”他为了贯彻这种办报的宗旨，就自然要去物色一个得力的干将，于是就想到了储安平。
储安平是报界的著名人士。他在解放初期担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在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他在1954年起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又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于储安平有这样的资历，章伯钧就觉得他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就他去做《光明日报》总编辑。为了能执行独立办报的宗旨，还果断地决定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储安平的办报观点自然与章伯钧是一致的，储安平认为，办报的宗旨无非是代表普通老百姓说话，要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里公开说，我们办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揭露、再揭露，至于如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那是共产党和政府的事情。
罗隆基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高校任教。解放后，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任中央人民政府森林工业部部长，也是《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浦熙修在解放前就是一个著名记者，当时被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由于她勇敢地、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高层的腐败而被逮捕，坐了七十天班房。后来在周恩来、罗隆基的全力营救下出狱。在新中国成立后，她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委员，也是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她还三赴朝鲜前线采访。在《文汇报》复刊后，她就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1957年4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由于处于执政党地位，有许多同志就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一部分人甚至形成了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还说，本次整风运动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和风细雨……
这样一来，那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就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纷纷在各种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高谈阔论地述说他们自己的主张；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都争先恐后地向共产党进言，如何地要发扬民主，扩大自由，都毫无顾虑地揭露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危害……
5月21日，章伯钧在李维汉亲自主持的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讲了几十分钟，他主要谈了“政治设计院“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提的意见无非是希望共产党能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
5月22日，罗隆基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他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要检查在“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和偏差，还在会上公开鼓励大家都来申诉冤枉和委曲！
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称：“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现象，而且与中央有很大关系。”他还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央高层）却没有人敢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最后，他总结说，这个“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所在，也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的发言真是掷地有声，石破天惊，震撼了整个朝野（据说，毛泽东听说此言后也为之一震）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大报均以醒目的标题，并以显著的位置全文刊登储安平的发言。
……
随着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一声号响，全国各地就立即投入到声势浩大并空前的“反右派运动”中去，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齐头并进，口诛笔伐，向右派猛烈开火！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愤怒声讨“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党天下”这“三大反动理论”的反动本质，充分揭露其妄想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企图，坚决击退这些忘我之心不死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神州大地满天阴云密布，迅雷阵阵，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雷震荡风雷激！那些原来道貌岸然、令人尊敬的政府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那些养尊处优、具有崇高声望的教授、社会学家、作家、诗人、科学家在顷刻之间就变成了牛鬼蛇神，从小会揭露，到大会批斗，他们的政治权利与人身自由全部被剥夺，人的尊严也丧失殆尽，像“过街的老鼠”那样，遭到“人人的喊打”，有的还被逮捕判刑，打入了“人间地狱”……
照例说，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是应中央统战部的邀请来参加座谈会而发言的，而且当权者在事先也作了这样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算是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得确实是偏激了，或者说是全错了，那也应当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那怎么能一下子突然翻脸不认“账”了呢？这可是人家在会上当着邀请者的面说的话，而不是在暗地里搞煽风点火的阴谋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到底是谁践踏了宪法？到底是谁把神圣的宪法变成了一纸形式主义的装饰品？
历史常常会给人开玩笑。在事隔二十多年以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公开承认“反右派运动”确是被“严重扩大化”了，并宣布对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之众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予以“改正”，并适当安排工作。为什么是“严重扩大化”呢，因为还有零点零零壹的人（据说只有十来个人）得不到“改正”，所以还不能说“反右派运动”完全搞错了，而只是“严重扩大化”。那几个当时号称全国“头号”及最大的右派分子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就属于不予“改正”之列。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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