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同心筑梦——夕阳亦火红
我在小学时就有过想当一名工程师梦想，那时思想单纯，总以为只要努力读书，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在初中读书时就相当努力，刻苦钻研，成绩相当突出，名列前茅。1955年，我顺利地考入部属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建筑与机械设备专业。谁知，就在我踌躇满志地朝着实现梦想步步迈进之时，竟会遭遇到一次突变——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我被“引蛇出洞”，无端地被打成“反党分子”。次年5月，我被勒令退学，回乡劳动，从天堂打入地地狱。从此，这个本来完全可以实现的“工程师梦”自然被彻底地破灭了。当时，不要说美梦，就连最起码的公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思想沉沦，心灰意冷，对生活都丧失了信心。
经过了几年的迷茫之后，想不到竟会出现了一个转机。那是由于当时的生产队长看到队里的水稻遭爱虫害而严重减产，他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到书店里去买几本植保方面的书来，要掌握杀虫知识，担任植保员工作，如果把害虫消灭了，社员是不会忘记你的。于是，我就遵照他的吩咐，通过学习实践，很快地掌握了病虫害的技术，准确地算出了施农药的“火候”期（即害虫的幼龄期），所以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得到了社员们赞扬。此后，我又成为大队植保员、公社植保员，连公社书记都鼓励我。在“胜利”的鼓舞下，我竟异想天开地以植保为内容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几经修改，最终得到编辑部和认可，邀请我到杭州市的富阳去参加笔会，在几个“偶然因素”的聚合下，我的处女作《植保姑娘》在《杭州文艺》（1976年第二期）上发表。这次意外的惊喜，无疑地为我开创了一个“作家梦”。
历史的风云变幻莫测，1978年，中央发了个“78‘55’号文件”，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应得到“改正”，我自然也不例外，78年12月，我接到县委“改正”的通知，次年7月就安置在水电局工作，80年10月又调入县电力公司。我进公司后不久，领导派我去参加由省电力局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用电监察培训班”。学习回来后就着手开始建立起用电监察制度，此前，用电监察工作在公司里是一项空白。考虑到当时的企业的电工队伍十分混杂，素质低下，这对于企业还是对电力部门的管理工作都很不利，于是，就通过办培训、考试及发证工作，使企业电工素质就有了明显的改观。另外，又建立起定期监察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能有效地避免公司不必要的损失。有一天，大徐供电站站长老陈向我反映，造纸厂的电度表好像出了问题，近几个月来走得特别慢。于是我就立即带着仪器赶赴造纸厂，这家造纸厂是我县当时的工业大户，年用电量有近三十万度，在全县年用电量只有一千万度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我走进高配车间后，就打开高压计量柜，开始测量电表电压桩头的电压，发现AB相电压为100V，属正常；而AC相和BC相却只有67V，说明C相出了问题。于是就叫电工操作高配间停电，经检查，果然发现C相高压熔丝已断，其结果造成计量表计失准，流失了大量电量。萁应补的电量应按公式 K≡（1。732×COSφ）÷COS（30°-φ）计算，计算结果是33780度电。这补回的电度对于年用电量只有一千万度的公司来说，真是一笔不少的数字啊。经与厂方说明及论证后，他们也觉得电表确有问题，于是就很爽气地补回了33780度的电费。
1990年，我获得了工程师职称，但此时我已经调任农电总站站长，工作上主要是一些行政管理工作，工程师称号已经是徒有虚名了。我真正地干起工程师的行当，那是在我退休以后，一家轻工机械厂邀请我去设计“机械手”的配套电气线路，以及“无压力输瓶机”的自动电气线路。我在这家厂里学会了电脑操作后，我就向厂长提出辞职，回家去搞长篇小说的创作了。2000年，我开始潜心于创作，化了两年时间，写了20万字的《逝去的岁月》，不久就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写了一篇中篇小说《文殇》，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华夏作家网杯》文学大奖赛优秀奖；2004年又开始写了长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完成了25万字的长篇《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后又写了一部25万字的《凋零》，目前正在出版社的稿审之中。正是由于一些阴差阳错的因素，我走上文学之路而实现了“作家梦”。2013年12月，我获准加入了《浙江省作家协会》。
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 张为礼 写于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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