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之死能否拯救华西村？

吴仁宝之死能否拯救华西村？

——期待中国“小朝鲜”的解放  

    
      一个村干部去世的新闻，成为各大网站新闻头条。刚刚当选的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排在其后面。从新闻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是不会这样的，我从来不看这两个“伪媒体”，所以，只是猜测。
      网易是我喜欢的新闻网站，从该网站的首页可以看出其“有态度的新闻”：
   

      对于华西村，我始终持否定态度。
      当我们赞美美国、批评朝鲜的时候，总有人说“你去过朝鲜吗？你就批评人家？”没有去过就不能评论？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华西村，我还真去过。1995年，我就去了华西村。吴仁宝很得意地在台上用方言演讲，旁边坐一女翻译，说一句，译一句。那次台下坐着的那些人中间，至少有3人已经荣升为国家领导人级别了。那次，我写了文章，严厉批判华西村。结果是文章夭折，我受到领导的批评。
      2011年，我发了文章《华西村：交出自由，给你金钱》，对华西村的种种丑陋，进行了总结：华西村就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都属于典型的穷鬼后遗症。
      1、衡量标准：金钱至上。实在是穷怕了，所以，金钱成了衡量你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准。
      2、赚钱途径：猫论。既然国家层面能不论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那华西村当然可以只要能赚钱，其他都可以不管。知识产权，剽窃就行；矿产资源，拼命开采；道德准则，坍塌去吧……
      3、财富的分配：上头赏赐。你有车有房有钱，但不由你支配。房屋是统一盖的，家具是统一买的，你晚上走进别人家都会顺利上床。车辆是统一采购的，一出行就像一群没有区别的蚂蚁。你的钱，只能自己掌握一点零花用，其他必须存在村首长那里，由他支配。美国一位政治学家说过：“能给你一切的政府，更有可能抢走你的一切”。  
      4、权力传递：以吴仁宝的生殖基因为标准。据说现在吴仁宝家族22人掌握华西村的财富。想一想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
      5、宣传：妖魔化的是自己。现在我们知道了，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都是被那些所谓宣传工作者刻意妖魔化的，实际上，那些人的原形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地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的吴仁宝家族是真的，完全可以照搬当年妖魔化地主的那些描述。   
      6、人的自由：梦里可能有。在华西村，任何敢质疑吴仁宝家族的行为，都会被压制，并且是依法压制，用国家公器收拾你。   
      
      我把华西村比喻为中国的“小朝鲜”：统治阶级控制一切资源，区别是朝鲜让人饿肚子，华西村让人能吃饱饭，并且还赏赐汽车洋房。注意，是赏赐。
      总结华西村村民的生存状态：出卖你的自由，与统治阶级交换金钱。
      从狗洞里钻过来吧，放弃你的什么尊严、权利、自由，我给你金钱。当然，那些钱其实也是你为统治阶级赚来的。
      很多中国人愿意做这种“出卖自由换取金钱”的交易。而我，是坚决不愿意的。不是我有多么崇高，仅仅是我会算账而已——什么票子房子，都是狗屁。人生最高追求是自由。我才不舍得用自由这个贵重物品与那些廉价货做交换。傻子们不懂，他们愿意交换。   
      与朝鲜一样，华西村统治集团实行家族世袭。吴仁宝早就把统治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吴协恩。当然，他的孙女做了江阴市副市长（估计与电力李女士一样，也是“能力之外的因素是零”吧），算是朝廷有人撑腰。
      华西村吴家与朝鲜金家的区别是：朝鲜金家靠暴力维持，华西村吴家则以资产控制为借口，披上了合法外衣，让被统治者更难反抗。      

      2011年底的时候，我问：大邱庄倒了，南街村垮了，华西村的末日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已经迎来了突尼斯的解放，埃及的解放，利比亚的解放，也门的解放，正在期待叙利亚的解放。小小的华西村，又能阻止什么呢？
      中国人有死者为尊的传统，所以，我不想谴责吴仁宝本人了。但要谴责他建立的“政经合一”体制。你吴家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可以做21世纪的胡雪岩，但你吴家不能利用政权牟利，利用政权压榨乡民。
      吴仁宝之死无法立刻拯救华西村。但根据威权递减原理，吴协恩对华西村的统治应该是弱于吴仁宝。华西村民的反抗迟早会起来。华西村解放的可能性增大了。
      我们要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爱与恨，这才是人而不是狗的生活。
                                         [来源：王思想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2365959.html）]
                       

华西村是中国探索农村自治的试验地，离不开大环境而独善其身。

“能给你一切的政府，更有可能抢走你的一切” ，精辟。

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各种探索和努力，也需要各种声音。路过，看看。

当肚里无食的时候只想填饱肚子，当肚子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就有了思想上的追求，吴王解决了村民的肚子，却束缚着村民着脑袋。总有一天，吴家政权也会被取代的。

已经开始反抗了

有失必有得。。。当你获得了物质满足的时候 却失去了精神的追求

难两全,华西村本来就是改革发展的试验田,谁能保证种出来的果实又大又甜的?也许大是大了,但是不甜,也许甜是甜了但是不大.相信以后经过再改良后,那果实会又大又甜.写这篇文章的人还是有些偏激的.

中国是“政治”宣染社会。唱得比说得还好，这是不争的现实。
祖国需要什么，就有什么样的“人材”。
当国家需要石油，就有“铁人”；当许多国民的肚子彻闹“空城计”，有“陈云贵”式“英模”；当国家向航母事业发展，有人倒下，又是一个“时代英雄”……

有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滴

关于华西村，我离得很近，也比较了解。
从个人感受，我也是不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生活，但并非如这个作者说的，完全失去自由，而是在经济上被完全控制。
但是，反过来说，没有当初的这个集权模式，也没有华西村这个经济体的今天。一个农村镇的经济和管理模式是好还是不好，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判断。

我在华西村的见闻

      
      1998年10月24日，我在《法制文萃报》看到一则短消息“中国最小的纳税人”，报道了4岁男孩灯娃主动交税的新闻。那年9月底，毛阿敏偷税曝光，各媒体正爆炒此事，纳税成为全民关注焦点，恰巧这时突然冒出一个主动纳税的4岁孩童，引起我的关注，放下报纸去找总编辑，请缨前去采访。  
      次日乘快车南下，当日到达灯娃居住地江阴市。路上联系我报在江阴市的作者小F，我说灯娃一家住在暨阳山庄，我打算住在那里，方便采访。小F告诉我，暨阳山庄是个高档处所，富人撒钱之处，建议我住到他家附近的宾馆，OK，下午我就住进他家附近的普通旅馆了。这家旅馆不仅便宜，且简约清净，二楼几间客房只有我和另外两三位客人，小F的妻子在楼下开了间理发馆，当晚热情的女主人安排我在她的店里理了发。  
      之前与小F只有稿件方面的往来，见面一聊才知道，小F原来是华西村领头人吴仁宝的前任秘书，他竞聘此职后，举家从京城迁往江阴定居。没料到很快就失望了，一腔报国热情被裹挟着怪味的现实击得粉碎，勉为其难不足两年就辞职了。当时，华西村早已名满华夏，既然近在咫尺，我自然想去看看，就与小F商定采访灯娃中抽空去华西村一游。小F爽快地说“华西村我门清，届时为你当向导”。第三天一早，我俩就奔华西村而去，小F带我在村里转了半天时间。  
      15年后回忆那天在华西村的见闻，大体如下：吴仁宝书记，是在华西村大礼堂见到的，当时他正坐在台上给半礼堂的游客讲话，由于口音太重，他身旁有一名年轻的女孩子给他当翻译，说一两句就翻译一次。我听了没多一会儿，对那些口号式的段子毫无兴趣，屁股没坐热就示意小F离开了。吴书记讲的那些话，华西村巷头巷尾、路两旁到处竖立着他的语录牌，上面就是书记大人的这些“豪言壮语”，我联想起文革毛语录满天飞的况味，惹人反感。  
      华西村心脏地带，建有一座宝塔式的高层大厦，里里外外极尽一个村长所能地排场奢华，外面镶嵌着琉璃瓦，大堂摆放着大瓷瓶，悬挂着五彩绘画和三流书法作品等装饰物。大约是在9层的某一间办公室里，小F向我介绍一位30多岁的女士，她是华西村团支部书记、村委会委员之一、吴仁宝的女儿。握手的时候，吴团支书一双冰凉的小手吓了我一跳，女人手凉不足奇，但那是我握过的最凉的一只小手。比手更凉的是屋主人的态度，以致我在团支书办公室只呆了很短时间。她听小F说我是团中央直属报刊的记者后，上下打量了我好久，我向她提了两个问题，“华西村现在有多少团员啊？有几所小学校？”她口中“哦、哦”两下，再没有一点声音。随即，不知何故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埋下头一个劲地收拾起办公桌最底层的东西，拿出来又放进去，再取出来……见此情景，我和小F面面相觑，立即识趣地告辞，她这才把头抬起来，默默无言地招手以示告别。走出团支书办公室，我心想：或许吴女士同她父亲一样，也是一口吴侬软语，不会讲普通话，故而回避我的提问，没关系啦。  
      华西村的别墅群，和招贴画上的一模一样，整齐划一的红顶小楼、四方小院，有的小院里停放着一辆家用小轿车。别墅区里的街道横平竖直，到处可见成群结队的参观访问团、学习取经团的游客，不时传来游客们“啧啧啧”的羡慕声，却见不到别墅的主人——华西村村民。我打趣地对小F说：“干嘛不把小楼建成各式各样、错落有致呢，这天黑后回来要是数不清数，不会走错门儿吗。”小F看我并不十分欣赏这片闻名遐迩的别墅，就提议带我去看村办工厂，“好啊，村民是不是都在厂子里上班呢？难怪这里见不到人。”我说。“哪啊，华西村原住民都是拥有股份、坐享其成的富人，用不着做工，八成都在家打牌、垒城墙呢，工厂里干活的都是外地人。”  
      我参观了三座工厂，记得是电器元件厂、玩具厂和袜厂，工厂的规模还算可以，厂房里工人都在流水线上低头赶任务，我走马观花转了三家工厂。离开生产袜子的工厂前，正好路过小卖部，出售该厂的羊毛袜和一些等外品，我想买几双羊毛袜回去送给老爸老妈，一看价格每双袜子标价都在数十元，手感硬硬的，残次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心想：你们仗着华西村的名声，定价真够霸道的。  
      接着，我想去拜访华西村小学校和养老院，小F拦着不让我去，说“算了算了，你看了肯定不满意。”我一看时间不早了，中午还得赶往暨阳山庄，客随主便那就回吧。回程中，小F把近两届华西村村委会委员组成情况讲给我听，原来村委会每个说话算话的人，都与老书记有着或血缘或感情的脉络，特色鲜明，无愧中华第一村。第二天下午，我又抽空赶往与华西村毗邻的另一个村庄的小学校和江阴市气派豪华的办公大楼，团市委书记答应我报的新增发行数，让我高兴了好一会儿。邻村小学的报道，我回来后发在《中国儿童报》头版和四版各一篇，弥补了原定要发的《小小纳税人》的空缺。  
      那次我在江阴总共两天半，三访暨阳山庄，摸清了4岁的小灯娃“打破吉尼斯记录”和“纳税”的前因后果，揭开了灯娃一家三口在毫无经济来源的前提下“主动纳税”的真相。离开江阴前，我劝止了正赶往暨阳山庄采访灯娃的央视报道小组一行人，他们听了我采访到的细节后，半路上决定放弃这个选题，改道采访别的新闻线索去了。我原打算发在报纸头条的主意也改了，回程中将采访记写为《四龄童纳税，当真？》一文和照片送到《中国新闻报》，发在当期四版上。这篇文章和照片，随后被编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内幕》第一辑中。新华社女记者见到我的这篇文章，与我通了两次电话，在我的说服下，她最终勉强决定不报道儿童纳税，却执意前往欲“深度报道”暨阳山庄资助天才儿童打破吉尼斯纪录……  
      哎，让我说啥好呢，这么多年来众多报道，里面参杂过多少水分，天知道啊！近日，华西村的吴仁宝老书记走了，他生前统领村庄的秘密，其实只要一把钥匙就能破解，只需公开华西村委会各位委员们与村支书之间的关系，就全明白了。

         [ 链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4800113.html

敝人认为，吴仁宝是一位忠诚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
吴仁宝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华西村把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现实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选录之五(2011-08-29 11:29:47)转载

▼标签： 社会主义 圣西门 穷困 著书 实业制度 资本也分红 实业家委员会
一 圣西门

关于社会主义者，即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却想要改善下层阶级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改革者，应从活动于十九世纪的圣西门谈起。

法国人昂利·圣西门（1760—1825）与他的同胞、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巴贝夫是同年出生的，布朗基、卡贝、德萨米的活动则均在圣西门之后。

与圣西门一起在二十世纪初影响甚大的社会主义者是法国人傅立叶及英国人欧文。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称他们三个人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其所以把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欧文也包括在这里，是因为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他们所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经常包括着共产主义。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不仅超过这三个人之前的各位社会主义者，而且超过他们之后的卡贝与德萨米。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56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对这三个人给予高度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三个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主要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83页）至于这三个人的具体观点，我们还得进行一番分析。

昂利·圣西门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这个家庭是查理大帝的后裔。圣西门自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百科全书派的著名学者达兰贝尔也曾担任过他的家庭教师。他自小就十分聪明，且又胸怀大志。他从十五岁起就安排他的仆人每天清晨用下面的话来叫醒他：“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您！”圣西门在十七岁时按照贵族的习惯，进入军队，当了一名少尉。于1779年作为法国的志愿军，远渡重洋去美国参加美国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战争。他英勇作战，数次负伤，军阶不断提升。但他却于回国后离开了本来颇有前途的军界。他后来曾说：“我的天职根本不是当一个军人，我应从事一种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活动。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这就是我为自己规定的目的。从此我就完全献身于这一目的，并为此贡献出了我的一生。”（《圣西门选集》第一卷146、147页）

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圣西门积极拥护革命，努力宣传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并放弃贵族爵位，把自己的名字由“圣西门伯爵”改为“公民包诺姆”（包诺姆即老百姓、庄稼人的意思）。然而后来他还是被革命政府关入了监狱，大约只因为他过去是贵族的缘故。起初，有人告诉他，说要逮捕他，于是他藏匿了起来；但是，后来他听说，革命政府把一个帮他潜逃的人逮捕了，于是他便去投案自首，被关入监狱。后来他曾说，他遭到了“罗伯斯比尔执政时期一切正直的人所受到的那种迫害”。他被关了十个月左右，患了重病，直到1794年热月罗伯斯比尔垮台后，才得以出狱。

圣西门家族的财产在法国大革命中遭受到了严重损失。也由于圣西门厌恶革命的破坏，他在被关押的前后几年间，利用一个外国人的资金，二人合伙由他经营去做投机生意。他做生意的一个更具体的目的是积累一笔钱展开他科学研究的计划。生意做得很顺利，圣西门在做生意的同时便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他与各门科学的教授交往，款待他们，资助他们，为的就是学习知识。后来他还举办沙龙活动，邀请各界学者聚会畅谈，研究学问。后来与他合伙做生意的那个德国人与他分手，只给他分得二十分之一的钱。很快他就把这笔钱花光了。到1802年，他穷得不但无钱出版自己的著作，而且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有一个时期，他不得不给一家当铺去当抄写员，每天为人家工作九小时，晚上回来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从事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他常常只能把他的著作用手抄写出几十份，寄送给一些学术机构和知名学者；但往往是任何反响也没有。但这一切仍动摇不了他的信心，连咯血的重病也没有使他停止过工作。1805年，圣西门偶然遇见了他过去的仆人迪亚尔，慷慨的老仆人把他的老主人接到自己的家里，负担起了他的生活。圣西门用迪亚尔的钱，出版了《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这部新著。他只印了一百册，分送给许多学者；但像以前以后的许多情形一样，没有得到什么反应。1810年，老仆人迪亚尔死了，圣西门又陷入极端贫困之中。虽然他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但他的精神却日益昂扬，1813年，圣西门写成《人类科学概论》和《论万有引力》两部著作，他把这两部著作誊写了几份，分赠给一些权威学者，征询他们的看法，并希望与他们合作。然而，结果仍是毫无反应。

直到1814年，他的《论欧洲社会的改组》一书才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此后，他逐渐有了一些朋友和追随者，他的学生中包括后来有名的哲学家孔德，还有历史学家梯也里。到他1825年去世前，他的思想在社会上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他去逝后，他的一些弟子还继续在宣传他的学说。

就圣西门对社会与人类的事业的无限热诚以及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不屈奋斗的精神来说，他的人格，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圣西门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他认为这种变化只是逐渐地演化，而不会突变。他把人类精神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阶段。以后，他的学生孔德发展出实证哲学的理论。圣西门把人类整个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开化初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解体的过渡时期或叫做新封建社会、实业制度。新封建制度指他当时新处的时代，实业制度是他设计的未来的理想时代。他认为各种社会制度都只有相对的、历史的意义，没有什么永恒的、绝对的东西。他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教育、道德和科学进步，总之是理性推动社会的发展。

圣西门也看到了社会上各阶级的斗争，看到经济所有制在一种社会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圣西门提出过一个判断社会制度是否优良的标准，是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的。圣西门说：

“优良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首先，它要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可能来满足他们的最切身的需求；其次，在这个社会制度中，要使内心修养高尚的最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获得较高的地位，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再次，这种社会制度要把人数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最后，这种社会制度要鼓励劳动，因而促进重大的发明，导致文明和科学的重大进步。”（见《圣西门选集》第三卷附录214页）

圣西门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之中的社会，“稍有知识的人现在都承认，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同上书第一卷254页）圣西门活动的主要时期，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执政的时期以及接下来波旁王朝复辟的时期。圣西门把整个社会的人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生产者阶级，一个是非生产者阶级。他所说的生产者（有时也叫实业家）包括农民、工厂主及工人、商人，有时还包括银行家；他所说的非生产阶级指当时的宫廷官吏、贵族、僧侣等。有时他还独立列出一个学者（包括艺术家）阶级。圣西门认为，学者及艺术家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当时的法国社会贵族、僧侣、宫廷官员掌管权力，这一点是圣西门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在旧时代，领主参加管理农业经济，是有效率的，合理的；而现在，只有工厂主才有管理企业的卓越才能。由于企业主有管好企业的才能，所以社会的公共财产、国家事务，也应该由他们去管理。“生产者阶级最有能力管理行政，只有他们对这种工作具有真正的才能。”（同上书第二卷21页）记得马克思曾批评资本主义的政府是“资产阶级委员会”，其实圣西门正是主张由资产阶级管理国家事务的。圣西门完整的思想是：

“应当把精神权力交给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他们所联合的艺术家。农场主和工厂主应当联合商人主要负责领导世俗权力。”（同上书16页）

总之，圣西门是要让有实际知识的人来领导社会事务，他认为，如此，就“可以把社会组织得直接为大多数人造福。”（同上书同页）

圣西门把他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称作实业制度。他并未说过消灭私有制，他只是主张清除各类游手好闲、对促进生产无益的人，而由实业家来领导社会。他认为，这样，社会的生产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都会大为改善。他又把他的实业制度称作协作制，实质上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他把编制、审查和实行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各项计划列在最高行政之内，按他的设计，科学院负责编制设计，然后由实业家委员会进行审查，最后交由银行家去执行。他的弟子们更重视银行的工作，将银行的工作当作社会的经济组织工作的典型模式。（参见《圣西门学说释义》136、137页）

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将圣西门认作社会主义者，但也有的研究者持不同观点。苏联学者维·彼·沃尔金曾说：“按照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不能把圣西门的社会体系看作社会主义体系。圣西门在他的理想社会里仍保留了私有制、企业主阶级、工人阶级和企业主利润。圣西门从来没有说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即使是局部的公有化也没有提到过。实业体系有一些特点使它很象国家资本主义。”（见《圣西门选集》第三卷附录236页）还有一位伏尔德良特也认为，“圣西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有科学根据的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不是想要改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想要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又有一位学者说圣西门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早期预言者”。（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卷160页）

在此，我们须再次提醒一下，社会主义一词有三种不同的用法，三种不用的含义。第一种，即普列汉诺夫定义的那种为提高下层阶级福利和促进社会和平、和谐而改革社会的一切方案。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常有的将主张消灭私有制和主张保留私有制的人都包括在内的称呼，实际上把包括共产主义、甚至把最典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也称社会主义。第三种，马克思主义者又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之后但只能实行按劳分配而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社会叫做社会主义。按第三种含义，圣西门显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按第一种含义，圣西门则算是社会主义者。第一种含义即普列汉诺夫的定义，正是针对圣西门这些人而规定的。

那么，圣西门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又被人认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有科学根据的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呢？说实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很难绝对严格地相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公有制，与资本主义好区分；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不取消私有制，所以和资本主义难于严格区分。主张资本主义的人，他也会主张提高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人主张尽量让工人贫苦；他们也主张社会和谐，不会有人主张整天与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那么，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没有区别了吗？区别肯定是有的。我认为，那些主要致力于使工人等贫苦劳动者免除剥削，设计各种合作组织（如合作工场、消费与交换的合作机构）以对抗资本主义的主张，便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往后我们会提及几个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几个弟子也已接近这种社会主义，而偏偏圣西门本人不是这种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将圣西门当作社会主义者，大约这样的理解已是当时人们较普遍的习惯。马克思恩格斯看重圣西门的大约主要是以下两点。第一，是计划经济的思想。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圣西门预言了废除国家的思想。圣西门曾说过：“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圣西门选集》第一卷169页）恩格斯由这句话便认为，在圣西门上述说法中，“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00页）

刚才已提过，圣西门的几个弟子倒可算是社会主义者。巴扎尔、安凡丹等人在《圣西门学说释义》中提出过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思想，也提出了著名的“按才能计报酬，按功效定才能”的分配原则。这个原则有时又表述为“个人的地位将取决于他们的能力，个人的报酬将取决于他们的工效。”这个原则可以看做是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有时他们又认为资本家的利润就是他们的工资。圣西门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是《新基督教》，他的弟子巴扎尔、安凡丹则公开把圣西门的学说发展成为宗教。他们制定了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编写了名为《新书》的新圣经。他们有统一的教会制服，还办过共吃共饮的教会食堂。安凡丹不仅主张婚姻自由，甚至公开宣扬性交自由。可知这个社会主义流派，最终也走上了邪路。

圣西门设计实业制度，是为了消除当时社会的诸多弊病，促进社会和谐，以防止革命的发生。圣西门厌恶革命与阶级斗争；他主张他的理想社会只想通过和平的宣传来实现。他常寄希望于有权的大人物采纳他的建议，他不断地向劳动者、向企业家发出呼吁，甚至也向执政的君主呼吁。

圣西门对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不好的印象，直接是从法国大革命得来的。他在他的第一篇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就对下层阶级的群众呼吁说：

“请你们注意，有财产的人虽然在人数上比你们少得多，但他们的文化却比你们高。为了共同的福利，应该按照文化程度来分配权势。请你们看一看法国的情况，你们的同志在那里进行统治的时候，却给法国造成了饥荒。”（《圣西门选集》第一卷19页）

他在《人类科学概论》中说：

“法国革命是在百科全书出版后不多几年开始的。下层群众像沉渣一样浮了上来，愚昧无知的阶级掌握了整个政权，但是由于他们无能，结果在富裕中造成了饥荒。”（同上书85页）

在另一处他针对法国大革命说道：

“我们的革命变成了流血的、可怕的和惨无人道的革命”，“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同上书181页）

圣西门还指出，“要么平等，要么死亡”这样的战斗口号，是一句“带点血腥味的蠢话”。他还要求革命“少造点孽，多积点德”。（同上书182页）

在研究法国革命的责任时，圣西门说：

“有一个主要错误，即相信新体系应该奠基在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学说之上。”（同上书254页）

圣西门所说的形而上学家，就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作家”，实际上也就是为革命制造自由、平等、人权等等理论原则的知识分子。我推想，大约就包括讲出“人生而平等”这句名言的卢梭这类人。“人生而平等”，的确是一条形而上学的原则。这样的原则如果像柏拉图的理念一样神圣、绝对的话，那么，现实世界就必须绝对地适应、服从这个理念；这样，为了平等这条神圣的原则的贯彻执行，我们就得“要么平等，要么死亡”，就得拿起武器，一天也不等待、不歇息地战斗下去。

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现实的人生，是不是按照某种形而上学的先定的原则而建造出来的？

即便是，某一位文人或者思想家说出的某一句话，是否就是当初世界出现、人类社会形成时所依据的原则？

愿世人深思。

最后再说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者感兴趣的圣西门的计划经济思想，以后将要提到的工场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早在马克思之前曾有过一段值得注意的评论。当时的一家报纸《商业报》在评论勃朗的主张时说道：“当国家成为唯一的制造商并独自负担供应私人消费需要时，它将用什么方法来销售产品、寻找国内外的销售市场呢？”勃朗回答道：

“如果这些非难一点也没有指错的话，那么，无疑地这些非难是十分严重的。当然，如果国家成为工业企业主并且负责供应私人消费需要，那么肯定它就要在这一巨大任务的重担下失败。再进一步说：假如国家能这样做，那么，这样一个制度的结果所能造成的就会是暴政，就会是在公益的假面具下对于个人所施行的强暴，就会是丧失一切自由，最后，就会是普遍的窒息。但是，难道我们提出了类似这样的东西吗？这种非难如果对圣西门主义提出，还能成立。”（勃朗《劳动组织》110页）

在该书的122页，勃朗还指出：

“在圣西门学说中，政权就是一切，政权行使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政权从自身取得那种可以对社会实施强制的权利，以后就随意支配社会，把才能分成等级。政权分配职务，领导一切人的劳动，进行财富的分配。在圣西门的学说里，国家就是工业的教皇。”

“在圣西门的学说中，社会的动能完全消失在政权的职能之下。”

莫非路易·勃朗还在1839年（远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九年之前），就已预感到后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应该怎样看这个问题？

如果把整个华西村看成是一个企业集团，一个由家族控股的股份化企业集团，很多争议就会消失。

另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东部出现的乡镇企业，本来出现几种有显著区别的不同类型的模式，比较典型的，苏南地区多以集体经济的形式出现，而在浙江则有温州与义乌的私有企业模式，有的地方则为个体企业式。而像萧山航民村的乡镇企业，最初是集体经济形式出现，最后也基本上也都是变成家族控股企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