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为礼先生长篇小说《柳暗花明又一村》更新至55

五

第三生产队队长刘阿根遵照大队长陈柏青的指示，召集全体社员开会，他就压根儿地没有想到大多数社员们都会站出来对他“造反”。当陈柏青要他去召集全队社员开会时，他当时没有问及他究竟是要开什么样内容的会议，他觉得大队长亲自出马来参加生产队的会议，总是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要向社员传达，他就不必多问了，直到他说了一个开场白后，那个平时不大会做“出头椽子”的沈宝海就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社员们紧接着就跟着他争先恐后地开始“控诉”了他不允许社员们出外去搞副业的错误做法，还有那个平时胆子很小而从来不敢说话的徐林祥竟也站起来说他的不是了，这真的使他有点“防不胜防”啊。他绝对地没想到社员们竟会这样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地、大胆地提出要“革掉”他生产队长这个职务，那些平时看来对他似乎都相当听话的社员怎么也一下子会对他翻脸了呢？真是人心难测、人心难防啊，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哪！在他的印象里，只有对地主分子进行批斗会的时候才会出现现在这样声势的“声讨”，他怎么啦？社员们怎么能把他当成地主分子一样的人了？诚然，他不准社员出外去搞副业，导致了年底生产队的劳动工值在全大队中最低，拉了一个“龙尾巴”，他对此是有责任的，但就此难道就可以把他当成阶级敌人了？真是乱弹琴！陈柏青面对这些社员们对我的种种非难，他没有站出来为我辩护，而眼睁睁地看着社员们对我“批判”，莫非是他鼓动社员们起来反对我？尽管他在社员会上对我的队长工作还是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当然也指出了我不准社员出外去搞副业是一个“偏差”，如果没有这个“偏差”的话，社员们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他觉得陈柏青对他这样的评价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他没有反驳他的理由。不过，他对这些社员的态度真是有点想不通。有不少人当初对他提出不准出外去搞副业的意见不是都很拥护的吗？正因为有这些人的拥护才能最后决定了的，如果大家当初都像现在这样站出来反对的话，我难道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来？他心中有数，这些人都像他一样，一不会去下小海，无论是铲簇或掸紫菜都不敢去，因为这些行当辛苦不说而还要冒风险；二不会去养蛏子，因为养蛏子也要去冒风险，担心养下去的蛏子苗被大浪卷走，小鸡逮不着反而要蚀掉一把米，不划算；三也不会去开办烧石灰之类的作坊，下不起这个本钱不说，也怕石灰呛入肺内，担心做短命鬼。总之，这些人像自己一样，既没有赚钱的本领，又妒忌别人出去挣钱，看到人家去赚钱了自己就会“眼红”，最好大家都一样穷，心里才会“舒服”，所以都希望大家都留在生产队里劳动，似乎都有这种“要穷嘛就大家一起穷”的心理。现在倒好，看到人家五队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他们的劳动工值高了，人家手里有钱了，就把罪孽都归到我一个人的头上来了，想起来这些人真是有点可恶，他觉得有点上了这些人当的感觉。他想，他当不当这个生产队长倒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这口气难咽。队长当好了好像是应该的，当差了就是你队长一个人的责任，难道当队长的人就该是做“垫板”的？当个生产队长无非是一个月有两工工分的补贴，一年到头也不过是有十来块钱的补贴费，这有啥了不起的！更何况这十来块钱也不是白拿的。大家心中都明白，当队长的人干活时每次都要带头，生产队里最苦的、最累的、最脏的活总是先要推到当队长的身上，只有你带头去干了，他们才会跟着上来，这些苦活、累活、脏活好像规定是要当队长的人先去担当似的，这十来块钱的补贴拿得容易吗？我以后不当队长了，也就不受这些窝囊气了！他想到这里，心情也就平静了许多。不过，他心里还有好一肚子的气，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也是有其根据的，共产党历来都是强调不允许个人发财的，说如果有人手中的钞票多了就会富起来，个别人富起来就必然要产生两极分化，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是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了，像我这样的人那岂不是又要给人家去当长工了吗？再说，公社干部们不是天天在会上说“穷光荣”吗？我们穷了一点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大家穷在一块儿也是心平气和的，总是比有的人当地主而有的人却当了长工要好得多。他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前几年“大饥荒”的年月里，大家不都说过“只要肚皮能吃饱，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了”这样的话吗，难道现在统统的忘记了？现在手头上是紧了一点，但肚皮总还是吃饱了的。可见人哪总是要“忘本”的，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山要比那山高，永无止境的，可见人是最没有良心的东西！他看到现在有这么多的社员反对他，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的，实在觉得有点儿悲凉。陈柏青是明显地站在反对他这帮社员一边的，看来他这个生产队长肯定是当不成了。他觉得陈柏青这人确有点古怪，你当大队长的人总是要靠我们这些当生产队长的人来支持你，你何必要与我们这些当生产队长的人过不去呢？我这个生产队长也是你当初给我当的，你撤了我的队长的职务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别人上来当队长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话。再说啦，你的主张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你前几年不是也犯过“右倾错误”被上级撤职过了吗？你能保证今后永远不会犯错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走着瞧吧！
陈柏青看了看刘阿根的脸色，知道他心里有气，但他觉得此时如不根据社员们的意见，及时地把三队的队长更换掉的话是有违于民心的，他必须下决心撤销刘阿根的队长职务，不管他有多大怨气，也只好随他去了。当干部哪有不招惹人怨恨的，只要自己做得正，就不管这些了。
根据绝大多数社员的意见，陈柏青决定宣布改选生产队的队长，叫大家酝酿让谁来当队长比较合适。在改选队长之前，陈柏青还是对刘阿根在当队长期间能带头苦干、任劳任怨的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任何一个人在工作是出了偏差总是难免的，只要能吸取教训就行，希望刘阿根同志能继续保持这种好的精神，支持新队长工作。
他说的这些话对于此刻的刘阿根来说，就如同“大风吹过山”一样，绝对地灌不进耳朵里去。
社员们酝酿了许久，还是决定不了队长的人选，因为提出来的人选都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一致拥护。后来有人提出让沈宝强来当队长，他年轻力壮，又到外面去见过世面，脑筋亦灵活，当个生产队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此项提议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为有许多社员在心里都不希望沈宝强出来当队长，怕他会站在出外搞副业的人这一边，这样一来自然对于做农业的人来说是不利的，所以他们都希望能让一个既能公正、又是保护做农业人利益的人出来当队长。会上出现了暂时的沉默。片刻后，沈宝海站起来坚决地反对沈宝强当队长，他说他的弟弟不适合当生产队长，他也坚决不同意沈宝强当队长，但他却没有说出什么理由，只是一味地说不妥当。沈宝海当时是这样想的，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提议要求撤换刘阿根当队长的人，如果让他的弟弟出来当队长的话，这岂不是要让人家怀疑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际上是想搞“谋王篡位”这样勾心斗角的阴谋。再说啦，他对他自己的弟弟是最了解不过的，他弟弟脑筋虽然是灵活点，但他干活却是怕苦怕累的，这样的人不适合当生产队长，即使现在让他当上了，最终又可能把生产队搞垮，社员们的收入仍然不会提高，我们三队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这样的结果对于他弟弟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且还将留下了一个坏名气，这个队长是绝对当不得的。他不管弟弟有什么想法，作为哥哥不但要为弟弟负责，而且还要为他的家族负责。
沈宝强看到哥哥这样强烈地反对他出来当队长并没有感到反感，他完全懂得哥哥不同意让他出来当队长的意图，虽然他们此前并没有作过任何沟通，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他理解哥哥此刻的处境。他知道哥哥不是一个多事之人，他之所以要站出来公开地反对刘阿根当队长着实是出于无奈，如果不是生活所迫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他理所当然地要支持他哥哥的行动，也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撤换刘阿根这个队长，否则大家就都甭想出外去搞副业，也就没有指望过好日子。至于要他来当生产队长这个问题他倒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所以当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时，他确实感到有点奇怪。在他的心里，生产队长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干部。按照过去的说法，县令也就是当今的县长，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已，最小的官职是九品，那就是公社主任（或乡长）的级别了。由此可见，连大队长都算不上是“当官”的人了，顶多只能捞个“粉末官”了，那生产队长算什么呢？恐怕就要算是“尘埃官”了！难道我会去想当这样的“尘埃官”不成？这太小看我了吧！更何况，一旦当上了生产队长的话，不但要样样带头，时时吃苦不说，而且还不能到外面去赚钱了，我可没有那样傻呢，做人哪，只有能赚到钱才算是真本事，自己能过得滋润不说，别人也会另眼相看，与当“尘埃官”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了。一个有真本事的人，都不稀罕去当那个“受气队长”的。所以，他对于有人提出来要他当队长的意见就采取了一笑置之的态度，没有说出过一句话。
陈柏青完全看得出大多数社员的内心想法，也觉得沈宝强不宜当队长。他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当然通晓三队的情况，他确实觉得三队里确实没有适当的人选，于是他早就有了把蒋应良抽调到三队来当队长的计划。此刻，他只能把这个计划摆出来，征求社员们意见，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他就准备这样去做了，好在他此前已经做通了蒋应良的思想工作。蒋应良最终对陈柏青说，既然你这样看重我，如果三队的社员们都拥护的话，我就听你的。当陈柏青把自己这个想法说出来时，绝大多数人听后都同意陈柏青的意见，都拥护蒋应良到三队来当队长。对于蒋应良的为人，大家心里都有数，他是一个勤劳忠厚本分、肚量又大的人，他当过长工，对农业生产样样在行，如果他愿意来当队长的话，当然是最适合不过了。
由于大家都同意陈柏青的意见，三队推选生产队长的事就这样地决定了下来。
第二天，陈柏青就带着蒋应良来到三队，与全队社员见面。有几个社员希望蒋应良在会上说几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蒋应良是一个不善于说话的人，一时竟涨红着脸地不知所措。陈柏青就鼓励他说，你站起来说几句嘛。蒋应良在无奈之下只好站了起来，我这人是不大会说话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次要不是陈社长“捉住”我不放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来三队当这个队长的。我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笨头笨脑的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要我多用点力气的话倒还是行的。如果你们非要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就说这样一句老话：做人、做人就得要去“做”（指劳动），如果你不会“做”的话，那还要做什么人啊？另外，我们大家聚在一个队里劳动，遇事要和和气气的，不要红头梗脸的。我们来自各家各户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难免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就是从同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三兄四弟也不会是一个脾气的，是吗？比如有的人胆子大得很，他会拿起刀来会杀猪，可是我就不行，连要我去杀一只温顺的羊都没有胆子；再比如有你们中不少人喜欢撑船出海，顶着风，迎着浪都是拿手好戏，可我就不行，一踏上船我就要头晕，船身一摇摆我就要呕吐，吐得肚子里的肝肠肚肺都要呕出来似的，比生病还难受。所以啊，我对人家出海能挣到大钱就不眼红，更不会妒忌，因为自己没这个本事嘛，像我这样的旱鸭子只适合于在田、地上干活。生产队里有三十多个人，各人有各人的特长，我们不能去强求一律地要他们去做什么，要让人家去发挥各自的专长，这是不是像干部们在会上常常说的那个“各尽所能”啊？他说着不禁笑了起来。他停了一会又接着说，古人说得好，三兄四弟一条心，后山黄土变黄金，只要我们大家心齐了，我们的生产队就会搞好，对吗？不过，话得要说回来，你们出外去搞副业的人，也要多多地体谅我们做农业的人，上面日头晒，下面蚂蟥叮，种出来的稻谷不容易啊。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的人辛勤的劳动，你们就没得饭吃，你就是有再好的本事也是没有力气去挣钱了，对吗？好了，我就只能说这些了。说后，他就红着脸地坐了下去。
想不到蒋应良这几句实实在在的话竟会得到了社员们的一阵喝彩声。随后，陈柏青就叫蒋应良主持生产队会议，讨论并落实了关于社员出外搞副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让留队的社员安心，让出外赚钱的人放心。

六

日月荏苒，眨眼间就三年过去了。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瀛海乡悄然地发生了变化，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有了明显的改变，映入眼帘的不再是此前那样的一片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连人们的目光都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呆滞，而是灵活自如并丰富多彩，欢声笑语代替愁眉苦脸，满脸菜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红润带有光彩的脸色。
陈柏青的面容在这几年来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他的眉宇间又增添了数条深深的皱纹，鬓角间也增添了不少的白发，比前几年来显得苍老多了。不过，他此前的那种精神抖擞的神态却没有丝毫的变化，目光还是像此前那样的矍铄，那样地炯炯有神，社员们欣慰地看到他几年来一直都凝聚着严峻的脸色开始露出欣喜的笑容了。这几年来，他不但与周志林一起谋划着“麻纺厂”的快速发展，还办起了一个大队砖瓦厂。因为他觉得在瀛海村的海湾江边有大量的沉淀的海泥可以利用，各个生产队里又有许多的富裕劳动力，而村子里尚有一个破破烂烂的砖瓦窑空着，只要稍加修理就可使用，而烧砖瓦窑的燃料又不用发愁，四周的山上到处都是柴草，我为什么不去“草船借箭”呢？于是，大队的砖瓦厂就这样很快地办起来了。此后的三四年里，大队的砖瓦厂不但为大队积累了几万元的资金，还为各生产队增加了不少的收入。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瀛海乡的各个农村、渔村的干部都开始热衷于开展多种经营，谋划着能挣钱的路子。那些头脑活络的人自然就纷纷出去搞副业、办作坊，开拓了多种经营的路子，各种各样的副业生产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瀛海乡的大地上出现了。
春夏汛是瀛海乡捕捞大黄鱼的季节，是各地捕捞船队大显身手的时机，不仅是本县的渔民，就是远在浙南的温州地区以及福建省沿海地区的渔民也都要到毗邻瀛海乡的洋面上来捕鱼，碧波浩瀚的洋面真是热闹极了，是千帆竞发、万舟驰骋、星罗棋布，在整个洋面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千姿百态的渔船，其场面可用“沸腾”两字来形容。每当洋面发现上有大鱼群在海底游动时，大小渔船都会争先恐后地赶往鱼群的在方去，并赶紧快速地选择好“网地”下网，稍慢一点就抢不到可下网的“网地”了，真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搔痒”啊。出手慢的渔船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上万斤、甚至是几万斤的大黄鱼被围进出手快的渔船的渔网里去了！
上述这种极其热闹非凡的情景只会发生在春夏汛的时段，夏汛过后的秋汛没有这么热闹的场面了。此时的洋面上冷冷清清，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渔船三三两两地分布在空旷的海洋上，此时已到了捕鱼的淡季，那些只善于捕捞大鱼群的较大的渔船都“拆网”而“停潮”，而且都把渔船放进港湾去“疗养”，辛劳半年的渔民们手头里都有了一些钱，就都心安理得地寻找适合于自己的各种休闲方式去了。每逢此时，农业大队里那些从事于“打小网”的人就适逢其时地到海洋上去接替渔业大队的捕捞队到海洋里去大显神威了。其实，就在秋汛到来之前，那些要准备“打小网”作业的人早就不失时机地修理好小渔船，整理好各种各样的渔网，等待着秋汛的降临，他们就不慌不忙地“粉墨登场”了。这种“打小网”的作业在当地叫做“流网”，这种“流网”作业可分为不少类别，主要是根据其网眼的大小、网具的长度、宽度及它们的浮标、沉锤的种类不同，又可分为“米鱼网”、“鳓鱼网”、“捕蟹网”等，他们用这些网具就可以捕到他们自己所要求得到的米鱼、鲳鱼、鳓鱼、鲨鱼、梭子蟹等种类海鲜。这类流网作业虽然捕获量不高，但这些捕获到的鱼、蟹等海鲜的经济价值却很高，在市场上可以卖到较高的价钱，再加上这种作业一般都只有三四个人作业，参与分配的人少了，他们分到手的钱自然就多了，经济效益就相当的不错，这就相当有利于农业大队出外搞副业这个群体，他们除了上交生产队的款项以外，尚有余钱可留在自己的手里派各种用处，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
在秋汛的海洋里，洋面上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以农业大队为主的各种小渔船的天下了。在碧波万顷的浩瀚洋面上，银白色的海鸥无忧无虑地在海面上空翱翔，它们有时贴近海面滑翔，有时故意在渔船的桅杆上绕圈，与渔民们嬉闹，快乐而娇媚地向船上的渔民发出“吆、吆”的悦耳的叫声。渔民们自然十分喜爱这些银白色的海鸥，但他们不称它们为海鸥，而是按照当在的习惯叫它们为“海猫”。这些小船在渔网放出去以后就相当地空闲，只要用眼睛望一下渔网的浮标在什么位置就行，让小船和渔网“随波逐流”就行，在没有到收网的时刻，他们就闲暇得很。每当这时，他们看到海鸥前来与他们嬉闹时，他们就会向它们寻起“开心”来，他们不无乐趣地、戏谑地问海鸥：海猫，你老婆要不要？海鸥当然会很自然地回答他们：吆（要），吆（要），吆（要）。渔民们听后都会怡然自乐地说，这些海猫的脸皮真厚啊，竟会在这么多的人面前说出要老婆这样大言不惭的话来，好不害噪的啊！
这种快乐而欢畅的情景，真可谓是一个和谐的海洋世界了……
在平坦而广阔的海涂里，养蛏子的农民们有的“陷入”蛏子塘的“洞沟”里，弯着腰在“扒蛏子”，有的则拿着“蛏扒”在整理蛏子塘，加高蛏子塘的界畦，防止各家的蛏子塘的界限混淆不清而发生纠纷。有的人在海涂里捉望潮，拾泥螺，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近海边的礁石上，有不少人在挖佛手、拾辣螺、撬牡蛎；而远离海岸线的外海岛屿的礁石上，也有不少人在铲簇、掸紫菜，到处都有忙碌的身影……
在古老的瀛海村的街市上，出现了许多新的营业门面，有箍桶店、木器店、制鞋店；在大街小巷里，开办起木匠业、竹篾业、缆绳业等手工作坊。在这古朴的渔、农村的大地上，到处都焕发出春天般的气息……
此前已经破烂不堪、断墙垣壁、杂草丛生的砖瓦厂、石灰窑也纷纷地修复起来，重新砌起来的烟囱又冒出青灰色的滚滚浓烟……
这还不算，还有那前所未有的、具有开天辟地式的新面貌、新事物也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由“废麻厂”起家的“瀛海麻纺厂”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它的生产规模已经扩大了好几倍，该厂生产的麻袋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县土产公司已经为他们厂包销产品，销路十分通畅，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原来畜牧场的十多间房子早就不够用了，旁边又盖起十多间简易的新厂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农业大队的妇女意气风发地“摇身一变”，顿时变成了“麻纺厂”的职工了。瀛海村的妇女之间产生了一个新名词：上班。每当她们口中说出“上班”二字时，她们的心中就会有一种空前未有的自豪感。还有一个更令人鼓舞的消息接踵而来，“瀛海麻纺厂”正在筹建“低级棉纺织厂”，这种跨越式的步伐不能不使人感到鼓舞……
另外，手工业社里几个头脑灵活的人还办起了一个“电气开关厂”，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搞来的一台冲床，正嘭、嘭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七

说起“瀛海麻纺厂”筹办“低级棉纺织厂”之事，不能不提到厂里的木器制造工兼保全工的江云谨，这个“创意”最初是他在他哥哥的启发下产生的，如果没有他哥哥的指点和帮助是绝对不可能找到这样的门路。他的哥哥江云卿从上海F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在省纺织工业局里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工程师了。去年过年的时候，江云卿回家探亲。江云卿自从去上海读书以后因家庭成分不好怕被人歧视所以就一直没有回过家。兄弟二人相隔千里地多年没有见面，江云瑾自然十分想念哥哥，虽然平时有书信来往，但毕竟是“鸿雁传书，意犹未尽”，现在终于有了团聚的机会，俩人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了。除了叙说兄弟情谊外，江云瑾还想哥哥能帮助他解决在工厂里“技术革新”上遇到的一些难题。他是一个从“纺织系”毕业的大学生，对于纺织机械可说是行里巴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能不感到兴奋吗？他魂牵梦绕地想工厂的产品能“更上一层楼”，只要这样，他才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他想，他的哥哥是一个工程师，学识高，见识多，他所遇到的这些难题对于他哥哥来说肯定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于是乎，他就向哥哥提出，希望他能到“麻纺厂”去参观一下，帮助他解决一些有关“技术革新”上的问题。
江云卿对于弟弟提出来的问题当然是热情支持的，他早就在家信中听说他在厂里干得不错，而且还得到了厂里的领导和车间里的好评。作为哥哥，对于自己的弟弟能得到别人的赞扬当然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特别是在目前的这样十分注重阶级出身的情况下能得到这样的好评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于是他就相当高兴地与江云瑾一起去了“麻纺厂”，不过，为了不影响厂里的工作，江云卿决定在晚上到厂里去。
江云卿跟随着弟弟进入车间后仔细地观看了车间里的纺线机和织布机，又认真地听了他弟弟对这些器械制造过程的介绍，不禁对他的弟弟“肃然起敬”起来，内心里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不容易。诚然，这些所谓“机器”其实是与七八百年前宋代时的织布作坊里的器械没有本质是的区别，其最大的一个“革新”还是弟弟通过反复研究、实践后才把纺线机的人力驱动更换上了电力驱动，使生产的效力大幅度地提高。弟弟能做出这样的“革新”实在是相当不错的了。按照弟弟的想法，他是想让织布机也要换上电力来驱动，但他经过了不知多少个昼夜的冥思苦想也没有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来，这也是他希望他哥哥能帮助他解决的初衷。江云卿能不竭尽全力地帮助解决弟弟的难题吗？当然不能，作为哥哥，特别是在经历了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兄弟关系，他确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去诚心诚意地帮助他的弟弟。他想，如果当初母亲选择他而不是他的弟弟在家劳动（这是天经地义的）的话，那他的弟弟就可以去读大学了。那末，弟弟当初所遭受到的“折磨和苦难”则完全由他来承担了。可想而知，他们兄弟俩人目前的所担当的角色岂不是要互相调换了？他想到这里，内心里就涌现出一种不可抑制的愧疚，是他的弟弟代替他经受了此前的种种辛酸和苦难，这也是他长期以来觉得自己有愧于弟弟的一块“心病”，是他的弟弟“顶替”了他本应属于他遭受的苦难……
江云瑾看出哥哥的面容似乎有点儿异样，于是便问哥哥，哥，你咋啦，脸色有点儿难看，哪里不舒服啊？
没有啊。江云卿连忙回答，脸面立刻装出一丝笑容来，显然有点儿做作。接着，江云卿就回答了弟弟提出来的关于如何改造织布机由电力来驱动的问题。江云卿对于这个“技术革新”问题其实不用多加考虑就完全了然于心，这种“革新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织布机不像纺线机那样是作“旋转运动”的，“旋转运动”用电动机来带动就十分方便，而织布机是作“往复运动”的，而且那个“木梭子”是靠两只手来做“传递往来”的，如果要用电力驱动那就再也不能用手来做“传递”，而是要用相应的“机构”来完成，而如果仍用这样的“木结构”器具来做到“革新”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不是说“往复运动”就不能用电力来驱动，现代的织布机难道不是用电力来驱动的吗？问题是“木结构”这样的极其原始而简陋的器械是无法通过“改造”而达到目的的，他向弟弟详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江云卿下了一个江云瑾所不愿意听到的结论。
江云瑾听到哥哥的结论后，心里就产生一种茫然的感觉，难道这织布机真的就不能“改造”了？他不觉用痴迷的眼光望着哥哥，似乎是还要向他求助似的。当然，他完全相信哥哥的判断能力，也不怀疑哥哥会对他的要求采取冷漠的态度，但他在这霎时间还似乎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此时，周志林厂长正好走进车间里来，笑容可掬地对江云卿说，江工程师能够光临我们这样简陋的小厂，我们真是感到莫大的荣幸啊！并同时对江云瑾说，你咋不对我打一个招呼，如果刚才不是胡秀明立即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话，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呢，我没有在厂里迎候江工程师，实在是太失礼了。其实，周志林对江云卿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们同住在一个村，而他们俩人的年纪又相差不大，小时候又常常在一起玩耍，虽然江云卿后来到学校里去读书了，但彼此之间的印象还是相当深刻的。周志林之所以如此看重江云卿是有他打算的。他从这几年的办厂的经验中已经深刻地体会到“技术”的重要性，没有技术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无法把产品的质量搞上去，而厂内的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品的质量又不好的话，那这个厂是迟早要关门的。他知道江云卿是一个从纺织系毕业的大学生，而且是一个工程师了，他肯定具有一套平常人所没有的纺织技术，这样的人能到我们厂里来是求之不得的，对于这样一个“踏破铁鞋无处寻”的人竟然会主动“送”上门来，我哪能不去表示一下“敬意”之礼？更何况，他虽然出身于地主阶级，但他已经不是村民们日常所说的“地主尾巴”那样的身份了。他现在是一个工程师，而且在国家的单位里工作，应该算是一个国家干部了，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问题”的了，我热情接待他，完全不用担心被人家扣上“丧失阶级立场”的帽子。现在，他知道江云瑾在织布机更换电力驱动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江云卿是这方面和专家，他到这里来肯定是帮助他弟弟来解决厂里这个疑难问题的。他来帮助他弟弟的问题难道不是等于帮助厂里的问题吗？他哪能不来热情接待之理？他十分明白更换电力驱动的意义，江云瑾上次在更换“纺线机”的电力驱动以后，不但使纺线的速度大大地加快，还使质量有大幅度的提高了，这样的一次“革新”使“麻纺厂”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技术”对于工厂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江云卿见到周志林如此客气，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说：“志林哥，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你这样称呼我真的使我有点不习惯啊，我到厂里来看一看，主要是出于弟弟的要求，是想商量一下能否解决织布机的技术革新问题，这样的小事难道还要惊动你厂长不成？”
经过一番客套后，江云卿就向周志林说明了织布机不能“改造”的原因。周志林听后觉得江云卿说得有道理，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当然相信江工程师的，这是我们“一厢情愿”而已，世上哪有单靠想象就一定能办成的事呢，你给我们指出了这个问题，免得我们以后少走弯路了，这同样也要感谢你的嘛。
江云卿听了周志林这样申明大义的话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心里觉得这个周厂长为人真的不错，他弟弟能遇到这样好的厂长真是荣幸啊。此刻，他的内心里真的想能报答一下面前这个为人真诚而厚道的周厂长，才能对得起他对自己弟弟的关怀和对他自己的尊重，他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他的弟弟“走投无路”的神态，如果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帮助“麻纺厂”更上一层楼的话，那是他此时此刻的最大的希望。他经过这样的实地考察后觉得，“麻纺厂”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果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可见农民之中确有不少聪明能干之人。不过，要靠目前这样的极其简陋的器具要再想“更上一层楼”就难了，这正如十八世纪欧洲的状况一样，如果没有“蒸汽机时代”的工业革命就不能使欧洲发生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工业剧变，“麻纺厂”只有进行一场“更新换代”才能闯出一番新的天地来。他忽然想到了他经常要去联系工作的宁江市纺织厂，该厂目前正在进行“技术革新”，要把原来的“低级棉纺织”生产线淘汰掉，换成稍为高档一点的纺织品生产线。所谓“低级棉”是指质量很差的棉花，它们只能够纺出像“10支纱”、“6支纱”这样的低级棉纱，不能纺出“12支纱”及以上的棉纱来。这种低级棉纱只能纺织成低级棉布，只能供“低端”产品使用，所以其价格低，利润薄，没有什么发展前景可言。为此，宁江市纺织厂现在正打算把一部分纺织低级棉的机械更新为实高档一些的纺织机械，那些淘汰掉的机械准备低价出售。他想到这里，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一个骤然而至的、新的思路突然在江云卿的脑子里出现，他想，这些比较陈旧的纺织机并没有到报废的程度，对于要作为纺织低级棉纱织品的工厂来说完全是可以使用的，而且还比较合算，特别是对于资金比较困难而购不起新设备的厂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如果“麻纺厂”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话，这个“低级棉”项目是最妥当不过了，而且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另外，宁江市距离瀛海乡只有一百多公里，而且还有公路班车通行，来去比较方便。宁江市是一个工业比较发达、商业相当繁荣的城市，在全国颇有名气，有“无宁不成市”之说。特别在纺织业方面，宁江市有相当浓厚的实力，位于它市东郊的“和丰纱厂”就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纱厂，与上海市的中型纱厂不相上下。由此可见，宁江市的纺织工业的实力是可想而知了。对于一心要搞纺织工业的人，能到这样的城市里的工厂去多见识、多交流肯定能使人开阔眼界，也能增强经济头脑，这对于今后的本行工作是不无益处，也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他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给周志林介绍关于“低级棉纺织”的设想，不知他们对此有无兴趣、以及厂里究竟有没有购买这些机械的实力。
江云卿经过一番的考虑后，终于试探性地向周志林和弟弟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周志林根本没想到江云卿会突然提出这样令他吃惊而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问题，要办这样一个具有“现代式”的棉纺织厂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啊，他们能胜任吗？这里毕竟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呀，他用不无惊异的目光望着江云卿，似乎是说：我们这样能行吗？江云瑾也同样地觉得有些茫茫然，他几乎是与周志林同样的目光看着他的哥哥：你总不会是在“捉弄”我们吧？
江云卿看到他们两人惊异的目光就知道他们的心思，这也难怪，对于他们这样从无见识过“现代式”工厂的人来说，要去办这样“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产生的惊恐心理是不足为奇的。江云卿实地考察了这里以后，他心里完全有数，有了他们此前办“麻纺厂”这个经历和基础，他们已经完全有条件去办这个具有“现代式”的“低级棉纺织厂”了。不过，他担心的不是他们没有纺织技术，而是购置这些机械的资金，他们的大队和工厂（他知道“麻纺厂”是一个“队办厂”）到底有没有购买这些机械的实力，因为这毕竟至少需要一笔十来万的资金啊，这确是他最担心的问题。至于纺织技术问题是不大的，他可以帮助他们派出职工到宁江市纺织厂里去培训，因为他与该厂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关系较好，他出面去沟通一下问题是不大的。其实，“麻纺”与“棉纺”在“纺织的原理”上来说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处于“阶段上”的差异而已，并不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这正如一个小孩开始学走路一样，都必须先经过“学走”这样一个的“初级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起跑”的“后续阶段”。当然，他们如果没有经过办“麻纺厂”的这个阶段，现在突然要办起这样的棉纺厂来是要困难得多了，甚至于要走很多的弯路。对于你们目前这样资金还比较困难的单位来说，如果先办起“低级棉纺织厂”的话，在筹建时就会顺畅得多，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就相对地比较小，容易办得成功。在经历了“低级棉纺织”这个阶段以后，通过技术上和资金上的积累，再去普通的棉纺织厂就会方便得多了。江云卿为了使他们能清楚地明白这个问题，他就对周志林和江云瑾十分详细地解释了这方面的有关问题，尽量消除他们的疑虑。
周志林和江云瑾听了江云卿的解释后，才像“大梦初醒”似的恍然大悟了。不过，周志林仍然还担心着职工能否具有这个“应变能力”，他也就直率地向江云卿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江云卿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周志林，可以先抽出一些少数骨干到宁江市纺织厂里去培训，学成后回厂来再带动其他职工，用“母鸡孵蛋”的方法将会很快地就会带出一大批纺织工人出来。江云卿说，其实你们职工已初步具备了纺织方面的知识，学起来并不十分困难，你们放心好了，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周志林听了江云卿的这一番话后，才真的放下心来。他此时此刻才真正地意识到，这个“低级棉纺织厂”来得正是时候，这正如像“及时雨”一样地给他消除了一块“心病”。这一段时期以来，他一直牵挂着“废麻”的原料问题。随着“麻纺厂”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本乡的废缆绳早就已经被他们收购光了，从去年以来，他们厂的废缆绳都是由杨正道设法到相邻的沿海地区去寻觅收购来的，有一部分则是通过县土产公司从别地购入。看来，这废缆绳的来源已经是愈来愈枯竭了。原料上的供不应求就必将使工厂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发展前景也就自然暗淡，如不用时地开动脑筋，这必然要带来十分被动的局面，如果现在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这不就解决了他们目前所面临着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了吗？正是这个站在他面前的江云卿，不但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还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因为服此刻已经明白到，只要“低级棉纺织”能办得成功，在积累了技术和资金后就走向“中级棉纺织”了。这就是说，他们厂在经过努力奋斗几年以后，就可能迈入正规的棉纺织厂了，这能不使他高兴吗？这难道不正是他所魂牵梦绕的、梦寐以求的梦想吗？他能不从内心里感激江云卿吗？于是乎，他就笑嘻嘻地对江云卿说，资金问题恐怕不会很大，我们厂这几年来已经有了好几万的利润积累，再加上我们大队这几年来办的砖瓦厂收入也很好，已经有了不少的集体积累了，这两个积累加起来就可以拼凑到七八万元了，如果我们再去向信用社贷款几万元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不过，要动用这样的大的数字当然必须要经过陈社长同意才可办到。明天我就去向他汇报，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我们这个方案的，因为我知道他是巴不得“麻纺厂”早日能插上一个翅膀向上飞呢！

八

陈柏青和周志林在处理好与宁江市纺织厂的有关事宜之后，“低级棉纺织厂”的筹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首先是要解决工厂的厂房问题。周志林对此早有“预谋”，他想把西门外毗邻“麻纺厂”的“校场宫”（庙宇）作为“低级棉纺织厂”的厂房。这座已被废弃多年的、空闲的庙宇建筑面积有一千多平方米，稍加整修即可使用，而且与“麻纺厂”只有一路之隔，这对于未来的“低级棉纺织厂”与“麻纺厂”实施“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办法是最好不过了。两个厂的距离如果相距的话，管理起来就相当不便。更何况，目前的农业大队和“麻纺厂”尚无新建厂房的经济实力，这种“借鸡生蛋”的“图谋”实在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此事经过陈柏青的竭力相助，才最终说服了公社常委，同意让他们“借用”几年。另外，派到宁江市纺织厂去培训人员的计划也如期实现，学习纺织、织布的十多名参加培训的人员由胡秀明带队，江云瑾则是派去学习有关纺织机械技术的，他要作为未来的纺织、织造车间的机械维修工（保全工）使用。就在这筹备工作处于热火朝天之时，想不到公社党委王如坤书记打电话给陈柏青，叫他立即到公社去一下，他有件重要事情要同他商量。陈柏青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莫非是有关“低级棉纺织厂”上马之事？他已经听到了有关恶意诽谤有关“低级棉纺织厂”的风言风语了。于是他就问王书记：“你是要查问我关于‘低级棉厂’的事情吗？”
“你要问我这些干什么？你是否‘做贼’心虚了？我看你还是先别疑神疑鬼的好，你来了我就自然会告诉你的。”王如坤故意向他“卖关”。
原来，自从周志林向他汇报了关于江云卿向他们提出来办“低级棉纺织厂”的建议以后，他就兴奋不已地表示了大力支持。不过，他对此还是比较慎重从事的。他认为对于要启用如此大数目的资金，要办如此规模的工厂就必须要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才行。首先，我们必须要派人亲自到宁江市纺织厂去实地看一下，江云卿所说的情况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完全真实，他们厂换下来的这些机器究竟能不能使用，在价格上能否优惠一些，厂方能不能真的会接受我们厂职工的培训任务，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一定要搞清楚的，而且只有我们亲自到实地去考察了才能完全搞清楚，才能确保无误。我们积累的这些钱都是全大队社员们的血汗钱，丝毫不能马虎。更何况，江云卿自从离开村子到上海去读书已经有许多年了，对于他后来的情况我们是一无所知地一点也不了解，我们不能单单只凭着他的一面之词就确定下来去实施。我们干部做任何事情，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之前，就不能盲目地轻信人家。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摸清他所说的是否完全是真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我们之所以这样去做，不是不相信江云卿，而是为了对全大队的社员负责任，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工作能脚踏实地，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来，我们以后就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了，你说对吗？
周志林听了陈柏青的话后，觉得很有道理，做事情就一定要学习他这样认真负责、毫不马虎的精神。周志林完全同意陈柏青的意见。此后，周志林就把陈柏青大队长想要到宁江市去实地看一下的想法告诉了江云卿。江云卿欣然表示同意。并说，这样的大事当然是要你们双方当面商定的，我只不过是作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而已。江云卿还对周志林说，这件事到现在为止还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想而已，还没有与宁江市纺织厂去联系过，他们是否会同意我这个意见尚需要他们厂方讨论后才能决定的。不过，我与他们厂的关系不错，他们既然要想把这些旧设备出卖掉，就得要去寻找买主；而你们想买办“低级棉纺织厂”就得去买这些机器。一个要卖，一个要买，我这个“牵线搭桥”的人不是做了一件“成人之美”的事了吗？我想问题是不会很大的。既然你们的这个意向，我回去以后就先往宁江市纺织厂去一趟，与他们洽商一下，他们如果同意的话，我就会马上通知你们的。周志林听后感到十分高兴，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大约过了十多天，江云卿回讯说，宁江市纺织厂已经同意他这个“牵线搭桥”人的意见，你们马上就可以派出几个人来厂方商定有关事宜。于是，陈柏青就与周志林、江云瑾一起，亲自到宁江市纺织厂去了一趟，并最后达成了“意向书”……
就在“低级棉纺织厂”筹办工作处在如火如荼之际，猛不防村子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那天，杨正道从外面采购废缆绳回村时看到了有许多人聚集在巷道口不知说些什么，他就走过去看看，到底是谈论什么事情。正当他走近人群时，他就看到杜先谋对大家说：“周志林这样摸‘六株头’（指种田）出身的人，搞搞废麻厂还可以，现在怎么会想出来要去办什么纺织厂了？他连纺织厂的影子都没有看见过，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哎，杜队长，还是你见识广，你给我们说说看，什么叫做‘低级棉’啊？”一个社员问杜先谋。
杜先谋不无讥讽地解释说：“人家好的东西会让给你吗？真是白日做梦！啥叫‘低级棉’？只要听听它的名字不就知道了吗？凡是叫做低级的东西还会是好的东西吗？所谓‘低级棉’就是用最差的棉花去纺成最差的棉纱，而最后做成最差的棉布。这种棉布就是给我去做‘上山袜’都还嫌它太差！”
“那末周志林他们还要去做它干什么？这不是白白地浪费资金和劳力吗？”这个社员仍然有点不大明白地问杜先谋。
杜先谋显然有点神气起来，他阴阳怪气地说：“谁知道周志林要去办这样没有出息的工厂？我看他真是活见鬼了。他这种人连纺织厂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过的人竟想出来要去什么‘低级棉纺织厂’，这难道不令人可笑吗？他完全不懂纺织技术，所以他只好低三下四地去拜‘地主尾巴’江云卿为师，这样的做法岂不是认贼作父吗？他的鼻子就自然只好由‘地主尾巴’牵着走了。”
“江云卿是江满潮这个地主分子的儿子，他家的田地、房屋在土地改革时被没收了，他父亲江满潮也被抓去坐牢，还押到苏北去劳动改造了好几年，他对共产党难道会不憎恨？他这样的人还会存心来帮助我们贫下中农办工厂？真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吧？”刘阿根听了不禁气愤地说。
“如果江云卿帮他把好机器买来办厂的话那倒也罢了，可是那个江云卿偏偏把人家准备要丢掉的那些破破烂烂的废机器去买来给周志林，周志林竟然还把它当宝贝似的，这真是活见鬼！”杜先谋故意装得愤愤不平地说。
“听说陈柏青也把大队的四五万资金投进去了？难道陈柏青这样精明的人怎么也会这样昏头昏脑起来？”听得有点入神的一个社员有点怀疑地问杜先谋。
“他这个支部书记是怎么当的？他的阶级觉悟到哪里去了？他竟也会相信‘地主尾巴’的鬼话？真是喝迷魂汤了吧！”另一个社员也不无奇怪地产生了疑问，自发地加入到这样的议论中去。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右倾分子嘛！”
“陈柏青把大队里这一大笔的钱去买这些废铜烂铁，这不是糟蹋我们社员们的血汗钱吗？他难道不想当大队长了？”
……
杨正道听了真是火冒三丈！这个杜先谋真是太不像话了！他竟会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样有意挑拨离间的话来。他本想上前去与他争辩个清楚，但他想到自己一张嘴巴恐怕说不过这个混账东西，反而会坏了大事，于是只好忍耐下来，还是立即先到厂里去，把这个情况马上反映给周志林为好。于是，他就立离开此地，径直往“麻纺厂”走去。
周志林听了杨正道反映后，自然感到十分气愤，觉得这个杜先谋真是狗逮老鼠——多管闲事，他难道吃了饭没事干了？我们办“低级棉纺织厂”关你什么屁事啊！你要如此地无事生非究竟是要为了啥？于是就怒气冲冲地把杜先谋的这些风言风语统统地告诉给陈柏青。陈柏青听后寻思了一下，觉得这个杜先谋实在是阴险得很，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阴暗的心理。他看到我们大队以及麻纺厂的工作有了起色，他自然就会觉得难受，因为他想重返大队长的宝座就没有指望了，他能不狗急跳墙吗？他经过一番考虑后，觉得他没有什么群众基础，没有太多的人会相信他的一派胡言乱语的。于是，他对周志林说，你先别去介意他散布的这些流言，像他这样的人在社员群众散布流言不会起多大作用，一条泥鳅能在阴沟里掀起大浪来吗？我们目前还是要脚踏实地地把主要精力抓好这个厂的筹备工作，其他的事情先都放在一边。只要我们把厂办好了，这些谣言也就会不攻自破、烟消云散了！
尽管如此，陈柏青对于这些恶意诽谤和恶毒攻击自然也是愤然于心的，这个阴险的杜先谋有意想把水搞混，想妖言惑众，藉以增添我们办厂的难度，扩大我们办厂的阻力。他为了达到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村民间制造了这些谣言的同时，还不择手段地告到公社常委王书记那里去了，这人真是太卑劣了。难怪他带着点气嘟嘟的神色走进了王如坤书记的办公室。
王如坤看到陈柏青难看的神色，就知道他心里不高兴。于是他就笑眯眯地对陈柏青说，你心里头有点儿不高兴，是吧？来，坐下来再说。
陈柏青坦坦荡荡地对王如坤说，我老陈做事向来都是正大光明，从来都不会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狗屁事体，对于那些专门喜欢在暗地里吹阴风、点鬼火的人从来不屑一顾，是非曲直群众自有公论，我怕什么？你找我来到底是否关于‘低级棉’之事？陈柏青说话一贯来喜欢直来直去，即使对王如坤也是如此，因为他对王如坤是知根知底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他对王如坤一直相当信任和尊重，在反右倾时，如果没有他竭力“庇护”的话，他肯定还要吃更大的亏，后来也不可能马上恢复他支部书记以及大队长的职务。他对此一直牢记在心头。
王如坤与陈柏青打交道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了，他熟知陈柏青的脾气，也深深地了解陈柏青的为人。他记得在“反右倾”的时候，他蒙受了如此大的委曲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还是千方百计地为群众着想，尽量使社员们减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带来的灾难，尽力地降低饱受饥饿折磨的程度。他如果不是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里而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话，就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他对此深信不疑。他觉得，陈柏青这种高度党性原则始终是他自己的学习的榜样，他绝不怀疑陈柏青会“丧失”阶级立场，也从来不相信陈柏青会糊里糊涂地、轻易地会轻信上当受骗，所以当他听到村里关于“低级棉”的这些流言时，他并不相信陈柏青会如此昏庸，但他觉得，陈柏青如果凭着意气办事，把精力放到与杜先谋的“较量”上去而分散了筹办工作的精力，那恰恰就是中了杜先谋的圈套。因为像“办厂”这样的事情，不说靠“辩驳”所能说明问题的，只有通过“实践”的结果才能证明事实的真相。也就是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快落实各项筹备工作，尽快地把“低级棉厂”办起来，用事实来反驳杜先谋的恶意歪曲，这才是正确的选择。须知，世上有些事情是一时说不清楚的。比如说，这些购来的旧机械确是宁江市纺织厂被作为“淘汰”下来的设备，究竟是不是能够继续使用这只有在投产以后才能证明，现在即使你磨破嘴皮也还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江云卿确实是一个从地主阶级家庭里出身的人，他是不是真心地想为家乡出一点力，这要等到“低级棉”办成功以后才能切实地证明，你现在即使把他描绘成像唐僧那样的人，人家也不会来轻信你所说的。当然，有些人出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江云卿产生一些“看法”目前难以避免、也是无法加以指责的，只能通过以后的实践去加以澄清，现在任何“劝说”不但徒劳无益的，反而会加深人们的疑虑。王如坤认为，要真正有效地揭穿、粉碎这些“低级棉”的流言只能是通过“办厂实践”来实现，而且是唯一的手段。他作为公社的常委书记，不能不重视这个重大的问题，他虽然也了解其中一些情况，但觉得有必要“介入”这个“低级棉事件”的必要，一定要使陈柏青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他找陈柏青到公社来谈心的初衷。诚然，杜先谋确实没有直接到他这里来反映过此类“议论”，倒是他通过公社里别的干部“间接传送”过来的。他在瀛海乡工作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对于一些有点“名气”的生产队干部，譬如像杜先谋这样的人，在“大办钢铁”时种种表现他是很清楚的。对于这样的人，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与他去争辩是什么用的，只有通过“事实胜于雄辩”的办法才能真正地战胜他。
王如坤对陈柏青说了上述透彻的理由以后，他还颇有风趣地对陈柏青说，看来啊，你、周志林和江云卿已经上了“同一艘船”，你们现在只有同心协力地发扬风雨同舟的精神才能使这条船能与风浪搏斗。你们只有咬紧牙关，奋力拼搏，才能顺利地把这艘船驶向胜利的彼岸。你必须意识到，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只有下决心尽一切努力把“低级棉纺织厂”办好了，就是“摆事实”，然后才能“讲道理”，才能有效地击穿这些人的流言，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解救”你们自己，否则的话，你和江云卿就成了“系在一条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谁也别想逃脱！
陈柏青听了王如坤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话后真的感动不已，他真的心服口服了。人家毕竟是公社的党委书记，政治水平就要比他高得多。王如坤书记说得对，他一定要竭尽全力地支持周志林搞好这个“低级棉纺织厂”，而且是要使它尽快地上马。他已经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新厂上马”之役必将是一场“背水之战”！

九

周志林接到在宁江市纺织厂里正在培训的江云瑾的电话后真是兴奋不已。江云瑾告诉他说，为解决办厂之初面临着的缺乏经验和技术的问题，他哥哥江云卿又一次来到了宁江市纺织厂，与厂方领导做了通融工作，殷切地希望厂方能抽调几个有经验的师傅来支持、帮助毫无办厂经验的我们厂，厂方领导经协商后同意江云卿提出的意见，他们觉得确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我们厂，因为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协作关系，这也是符合党历来所倡导的“巩固工农联盟”和“城乡互相支援”政策，所以就应当尽力地来帮助我们这个农村的“队办厂”。为了能使新建的纺织厂顺利进行安装机器并使它们顺利地投产，决定派一个即将退休的孙师傅和二个刚刚退休的师傅到我们厂里来“蹲点”支援，帮助我们工厂的机器安装工作以及指导新工人的纺织操作技术。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三位师傅的退休工资仍由宁江市纺织厂支付，瀛海厂方面不必支付他们的工资，只负责照顾好他们的日常生活就行。如果厂方有条件的话，当然也可以发几元生活补贴费，弥补他们在外的劳累。与此同时，宁江市纺织厂也准备把转让给我厂的纺织机械马上运出，便于三位师傅到达后即可进行安装工作。另外，江云卿还建议我们那个暂用的“低级棉纺织厂”厂名改掉，因为这个厂名不但“不雅”，而且不利于今后“转产”，因为“低级棉”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几年以后必定是要向“中档棉”过渡的，所以还是使用“灵山瀛海纺织厂”为宜。周志林听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下好了，我几个月来一直牵肠挂肚的一件大心事总算解决了，这就像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到了地，他放心了。他能不担心吗？他们这样从来没有见识过“棉纺”的人，对于棉花纺织技术真是一窍不通，能白手起家地办起“棉纺厂”来？他心中可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啊！现在好了，有宁江市纺织厂的鼎力相助，我们办这个棉纺厂就脚踏实地了。江云卿给我们改的这个厂名也得好，我们这些土包子就想不到这一点。他觉得，此时应该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向陈柏青禀告，听听他的指示和关照十分重要。
陈柏青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后当然也极其兴奋。不过，他此刻清醒地认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关键所在是在于机器安装得好不好，棉纱不能顺利地试制出来，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在于就这三位师傅对我们的态度。他们用心了，安装机器工作以及以后的投产就肯定会顺畅起来，如果他们对我们三心二意的话，那我们此前所花费的心血都将会前功尽弃了，所以我们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他庄重地对周志林说，你首先要做好对这三位师傅的接待工作，不得有任何的疏忽或怠慢，必须要做到面面俱到、万无一失。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三位师傅正是我们目前急需而难求的“将”啊，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我们就难以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正是我们所踏破铁鞋无处觅的“活宝”啊。你是一厂之主，这些事情我想你是心中有数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去圆满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协助解决的话，你就及时地告诉我，我将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周志林听后点头称道，觉得陈柏青真是一个站得高，望得远，想得细的人，他有这样的好领导做后盾是他的荣幸，他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他心里就有一种踏实感。接待这三位师傅的工作可以说是“第一炮”，这第一炮打响了，以后的工作就会顺畅地开展起来。于是，他就立即开始考虑急需处理的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知道，这三位师傅都是已经退休的人了，工作经验虽然比较丰富，但体力肯定不如常人，这就更加需要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入微的照料，使他们在这里工作就像自己家里一样地舒适，他们才会全心全意地为我们厂服务。只有他们安心工作，这安装工作的质量才会有保证。他去过宁江纺织厂，考察过他们厂里的车间，这些纺织机器都是相当精细的，不像我们“麻纺厂”车间里的木质器械那样粗糙而笨重，几公分的误差不算问题，可这些纺织机械不行，它们不能有丝毫误差。这些机器只有安装得准确无误，我们厂的纺纱和织布车间才会顺利地投产，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才能达到标准。所以，我一定要先抓好招待工作。他自然就想到，我们瀛海乡是一个沿海边的偏僻山区，离灵山县城有十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中间还有一条山岭阻隔着，至今还没通公路。他们乘车到达县城后就得下车，然后要步行十多公里的山路后才能到达我们的瀛海乡。要他们这样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去步行十多公里路程，而且是还要翻山越岭的，这是一件多么疲劳的差事啊。更何况，他们城市里人连上班都是乘公共汽车去的，从不走长路，如果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走这么多的山路，他们能吃得消吗？人心可是肉长的，我怎能忍心让他们汗流浃背地去遭受这样的劳累呢？再说，人家可不是走亲访友来的，那是前来帮助我们厂里来安装机器和担任职工的技术指导工作来当师傅的，我们岂能用这样的冷漠态度去对待他们吗？当然不能！这不是应有的待客之道。我们只有用真情才能去换取人家的真诚。对，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地想出办法来绝不能让他们徒步去翻山越岭。不让他们步行就得乘车，没有通公路就自然谈不上乘车了。其实，即使当时瀛海乡通了公路，也是不可能用汽车去把他们接到这里来的，因为那是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汽车可是极其稀罕之物，连灵山县汽车站里也一共只有三四辆燃烧木头的“木炭车”。这种“木炭车”是由于当时汽油严重缺乏而造成的，为了汽车站能经常运转，汽车站就想出了把原来燃烧汽油的汽车改成为“木炭车”。改装后的汽车背后固定着一个像锅炉似的“燃烧炉”，它是依靠炉内木头的不完善燃烧而产生的一氧化碳代替汽油的，所以汽车的马力就下降，在上坡时就显得马力不足，无法爬坡，车上的乘客都不得不下车来自己步行不说，而且还要帮着去推汽车，否则的话，汽车就无法爬上坡去。等汽车爬到坡顶后乘客们才能重新上车，这真是一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可见那时的人们思想是如何的纯朴啊。要是如今的话，乘客不但不会下车帮你推车不说，他们还要向你提出抗议，甚至要求赔偿损失，侵害了他们的消费者利益呢！话再说回来，当时通往宁江市的班车就是用这样的汽车，一天只有一个往返班次。现在的人也许想象不到，此时连县政府里都没有一部小车的，县政府拥有了一部帆布吉普车，那还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村里的大多数人连汽车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过，更不用说是乘汽车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周志林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了过去的“高轿”。看来只有让这三位师傅去坐“高轿”，才能免除这劳累之苦。
这种“高轿”在解放前曾有过普遍地使用，那是有钱人雇佣“轿夫”作为代步之用的工具。“高轿”是解放前的一种交通工具，它是用一种特制的藤椅，藤椅的扶手旁边缚上两根四五公尺长的竹杠，两根竹杠的顶端再固定着两根短扁担，这就成了“高轿”。抬“高轿”的轿夫就是用肩膀扛着这两根“扁担”就可以抬着“高轿”走路了。由于这两根长长的竹杠很柔软，抬起来轿子会有软泛泛的摆动，这就像小孩子坐在摇篮里那样地舒服。“高轿”的顶部上还有一套轻巧的构架，可以用来罩上帏幕和门帘。这样一来，坐在轿子里的人可以在“封闭”的轿子里安静地闭目养神了，真是像神仙似的舒适。当然，那时候只有是有钱人才能有这种享受。解放后，地主打倒了，有钱人没了，再也没有人去坐这样的“高轿”了。其实，即使当时有几个钱的人，也不敢去坐“高轿”，因为当时的人们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大家都普遍地认为这种“人抬着人”的把戏是一种“人压迫人”的行为，人哪还会有那样的虎胆去压迫人呀，所以这种“高轿”也就束之高阁了。由此看来，现在要去寻找三顶“高轿”来恐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周志林忽然想到了杨正道，他这人结交广泛，消息灵通，路子宽广，过去当过轿夫的人他都相当熟悉，只有他才能把束之高阁的“高轿”找出来。于是，周志林就马上向杨正道布置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杨正道听后笑嘻嘻地说，既然这事关系重大，那我也只好当作“军令状”去奉命行事了。他就二话没说地放出浑身解数去寻找“高轿”的藏身之地去了……
周志林处理好这件头等大事以后，觉得还有一些其他的招待工作要做，人家到我们这样偏僻的海边来，一定要让他们吃得好，睡得香，不能给他们留下一个冷冰冰的感觉，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过，他认为食宿问题不像“交通问题”那样难弄，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只不过要花几块钱而已，花这样几个小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不能吝啬。我们这里海鲜多，都是一些土特产，用这些价廉物美的海鲜去招待城市里来的人是最适合不过了。比如像黄鱼、鳓鱼、鲳鱼，还有那些蛏子、簇、靴脚、辣螺等这些东西，在我们海边的原产地是相当便宜的，而且伸手可得。这些海货的味道都十分鲜美，这可是他们城市里的人平常所吃不到的东西，像“簇”和“靴脚”这样的东西，他们可能连看都没有看到过，更不要说是能吃上这些东西了。他们如能尝到这些从来没有吃到过这样新鲜的海鲜一定会感到满意的。住宿问题也不大，只要把房间打扫得整洁一些就可以了，他们城里人都是十分讲究卫生的。
他安排这些工作以后，又到陈柏青那里去汇报了一次。陈柏青听后对周志林的周到安排感到十分满意，并说，想不到你在这样短时间里就把招待工作布置得如此周密、如此妥善，这“第一仗”哪看来是有希望取得胜利啰。
周志林受到陈柏青的赞扬后自然很高兴，不过他心里还有一点顾虑，就是使用“高轿”会不会引起人家说是一种“低三下四”的谄媚行为，他想听听陈柏青的意见。陈柏青听了笑眯眯地说，这怎么会呢？我们去抬的是六十多岁的老年人，而不是像解放前地主那样的有钱人，他们是前来帮助我们安装机器的工人老大哥，又是给我们厂来带徒弟的老师傅，我们尊师爱老的行为合情合理，这还会有什么不妥？你尽管放心去做好了，以后如果有人对此说三道四的话，那你就说是我叫你去做的好了。至于哪些“乌鸦嘴”是堵不住的，让他去说好了，这些人会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你就别去介意它。我们做事如果都“前怕虎后怕狼”的话，那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周志林听了觉得也是，心里就踏实起来。最后，他还对陈柏青说：“那天你也来陪客吧。”
陈柏青笑嘻嘻地说：“我就不必参加了，有你这个厂长奉陪就行，陪客的人多了不好。我们对客人固然要出手大方，态度热情，但我们对自己却要注意节俭，少一些陪客就能节约几个钱下来也好去用于招待客人，你说对吗？”
周志林听了陈柏青的话后就不再客气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极其纯朴，当干部的人都是十分节俭的，农村干部到县里去开会，都是自己带着“冷饭包”去的，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招待餐”之类的待遇，县区里的干部到乡下去工作，有时需要住宿的话，也是都在农民家里搭伙，除了要交出三四两粮票外还要付三角饭菜费，这是铁定的规矩，所以周志林听到陈柏青这样的话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其实，陈柏青的这些话他也是早就想到了。这三位师傅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厂里，接风洗尘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一种礼节，今后的日常用餐当然就不必去陪他们了。他对此也早就有了打算，他特地安排好了一个小食堂，菜肴当然还是要比较好的，因为这里的海鲜多，价格又十分便宜，又是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一定要使他们吃得满意……

十

杨正道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弄到了三顶“高轿”，但这三顶轿子都已经没有帏幕和门帘，两根竹杠也被蛀虫蛀得像“蟹壳”似的，绝对不能再使用了。他觉得，没有帏幕无关紧要，因为此时已经是阳春三月的天气，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完全可以不必用这些帏幕去遮挡了。这三位师傅坐在轿子里可以观看四周的春天的景色，也许能使这三个师傅会更加开心。不过，这二根竹杠是马虎不得的，因为是关系到安全问题，所以必需要换上新毛竹做成的竹杠。再说，换上这新的竹杠，柔软性就更好，抬起来会更加富于弹性，坐在轿子里会觉得特别地舒服，三位师傅们坐在轿子里的心情也自然就会更加舒畅起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莫不都是为了他们的心情能舒畅起来吗？
杨正道对工作向来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虽然是决定在今天下午出发，但他在上午就把这三顶“高轿”放在“麻纺厂”面前，抬轿的六个人也都已经落实好了。这六个人都是厂里人，其中还包括他自己一个。这些人是杨正道从厂里搞搬运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个个都是虎背熊腰，力大如牛，抬“高轿”里的一个老人肯定会疾走如飞，即使翻山越岭也不会感到十分吃力的。他为了保证按时完成任务，就叫其他的五个弟兄必需在十一点钟之前去吃午饭，十一点半之前一定要在厂门口集合，十二点就要出发到县汽车站等候师傅。其实，他们出发到县汽车站里去是完全不需要这么早去的，因为江云瑾事先来通知说，他和三位师傅乘座的车班开车时间是在中午十二点钟，到达这里的汽车站大约是在下午四点左右。这里离县城只有十多公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会走到了，也就是说，在一点多出发还绰绰有余。但杨正道却不是这么想，要去等人家就必需要早一点去，万一人家早到了呢，我们就接不着他们，这岂不是要耽误大事。虽然，他也知道这三位师傅是由江云瑾陪同而来的，但江云瑾却不知道周志林用“高轿”来抬这三位师傅。我们如果迟到一点，那江云瑾出站后就看不到我们这些人了，他说不定就会带着师傅们离开车站步行而来，那我们与他们就碰不着了，这岂不是要让周志林厂长这个圆满的计划落空了？这样一来，这三位师傅就肯定要在路上走得筋疲力尽，这岂不是要耽误了大事了吗？所以啊，我们宁可要早一点去在汽车站的前面等着他们到来才会保证万无一失。
周志林的想法竟与杨正道如出一辙，他也觉得应当早一点去稳妥，防止万一“脱节”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就在十二点钟左右就出发了。他们在县汽车站后整整地等了一个多钟头后才见到江云瑾和三位师傅的车班到站。
孙华林是一个即将退休的机修老师傅，是宁江市纺织厂派到“灵山瀛海纺织厂”来帮助安装机器及担任新职工技术指导工作的三人小组负责人，也是江云瑾在这里培训期间的师傅，由于江云瑾勤恳、好学、聪颖，孙师傅对江云瑾的印象很好，师徒俩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感情上亲密无间。一个尊师，一个爱徒，彼此之间关系十分融洽，简直与父子没有两样。另外的二个师傅，姓曾的师傅是原来是在纺织车间里的，姓李的师傅则是在织布车间里的，这样的配置是完全根据瀛海厂方面的需要出发考虑的，无论是即将开始的安装工作还是投产以后的试生产期间，车间里极其需要这样的三个师傅。
江云瑾见到了周志林他们真是高兴极了，他连忙向周志林介绍这三位师傅，同时也向三位师傅介绍周厂长等人。当孙师傅看到有三顶“高轿”时，他不禁觉得有点好奇和疑虑，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可从来没有看到过。不过，他看到这个藤椅两旁还有两根竹杠，就想到这很可能是一种可以坐人的轿子。于是就有点好奇地问周厂长，这东西是派做啥用场的？
周志林就笑嘻嘻地对孙师傅说，这里县城到我们的瀛海乡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没有公路相通，所以我们就无法坐汽车去了。在这十多公里的路当中，还有一座很高的山岭啊，你们都已经是六十多岁或者是将要到放十岁的人了，要走这么多的路程，而且还要翻山越岭的，你们怎么能吃得消啊！所以我们就得请你们坐这种“高轿”去了。你们放心好了，坐进这种“高轿”里就像摇篮里一样地舒服。
孙师傅听了才恍然大悟，这轿子原来是让他们享受的一种交通工具，这使他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们三个人都是工人阶级，怎么能让农民兄弟去抬他们呢？这岂是太不成体统了吗？于是他连忙对周志林说，周厂长，这不行，你们的心思我们领了，但我们不能坐这种轿子。你看我们三个人的身体不都是很硬朗吗，走这样十多公里的路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你们就放心好了。曾师傅和李师傅也都不约而同地赞同孙师傅的意见，都说他们走十多公里的路完全没问题。
这样一来，可真的把周志林难住了，他当然不能因此而前功尽弃，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扭转这个局面。幸亏他脑子灵活，急中生智地捞到一句话来“搪塞”孙师傅，你们城市里不是也用黄包车（人力车）来代步的吗？这黄包车与“高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一个是用人拉，一个是用人抬罢了。这主要是由于你们城市里到处是大马路，所以就用黄包车，而我们这里乡下不但没有大马路，甚至于连一条平滑的大路都没有，所以就无法用黄包车而只能用这种“高轿”啰。孙师傅，你说是吗？可见啊，在你们城市里坐黄包车，到我们这里乡下来坐“高轿”是完全一样的。
杨正道虽然是一个粗人，但他完全听得出孙师傅他们不愿坐“高轿”一来是因为担心抬轿的人太辛苦，二来是怕让农民兄弟抬他们工人老大哥影响不好。为了消除孙师傅他们的思想顾虑，就拍拍胸脯地对孙师傅他们说，孙师傅，你是担心我们这几个兄弟抬轿吃力是吗？你看看我们的身体，都像黄牛似的，老实同你说吧，我们这几个人经常上山去砍柴，要担着一百六七十斤的柴把从高山上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挑下来，这同现在抬着那只有百十斤重的“高轿”来说，简直是像“小生读书”一样地轻松，你信不信？让我们试试看就晓得了，说着他就拉着孙师傅，一定要他坐到“高轿”里去，但孙师傅无论如何不肯“就范”。
最后，还是江云瑾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先让三位师傅们走一阵子再说，他们的身体还比较硬朗，反正前面是一段平路，走起来也是不会感到太吃力的，等到爬山坡时再让他们去坐“高轿”也不迟。再说啦，他们城市里的人看不到田野的风光，让他们观赏一下景色，呼吸一会儿农村的新鲜空气，对于他们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孙师傅你说对吗？孙师傅听了江云瑾的话后觉得极是，欣然同意了江云瑾的意见。周志林看到孙师傅他们坚决不肯坐“高轿”的态度，又觉得江云瑾的意见也很有道理。于是也就听从了他的意见，他们这一行人就一字排开，由江云瑾在前面引路，周志林在中间陪着孙师傅他们说话。杨正道等人抬的三顶轿子断后，向着瀛海乡的方向走去……
他们在一路上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当孙师傅他们看到了田野上一片片金黄灿烂的油菜花时，不禁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农村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走过了一片广阔的油菜花区域，又出现了一片紫苜蓿的田野，那紫色的、像满天繁星似的紫苜蓿花朵又展现了另一番的美丽的景色，真叫人美不胜收、目不暇接啊，孙师傅的愉悦心情很快地感染了曾师傅和李师傅，他们脸上也显露出心旷神怡的色彩。当走到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时，只见到有一群小孩子们正在唱山歌：
油菜开花遍地金
草籽（苜蓿）开花满天星
碗豆开花香喷喷
蚕豆开花黑亮芯
……
孙师傅他们听了这些山歌后真是笑逐颜开、心花怒放，他们觉得，面前这些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可真的比城市里的公园还美啊。就这样，他们这一行人就不知不觉地走了五六公里的路程。他们走完了这一段平路后，一座大山就不客气地横在他们的面前。眼前，只见有一条沿着蜿蜒的山势迤逦而上用石子弹起来的山路。孙师傅望着眼前这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心里不觉有点惊异和新鲜，他是一个快六十岁的人了，可从来没有看到过崇山峻岭和这样蜿蜒曲折的山路，更使他惊异的是呈现在他面前的山坡上开放着各色各样五颜六色的、鲜艳夺目的奇花异草，有红如朝霞一片的映山红，有葱白如雪的泡泡花，在葱郁青翠的衬托下显得分外地妖娆，真是宛若仙境啊，他此刻的心情能不舒坦吗？他想，此番他们三人的瀛海之差真是不虚此行的了。
此时，江云瑾看到师傅的欣喜脸色就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师傅们坐进轿子里去，但孙师傅看到这种美不胜收的景色却意犹未尽，不肯“就范”，他确实被这样美丽的景色陶醉了。周志林觉得，硬是要拉他们进去是不妥的，也只好让他们再走一会儿再说。在他们这三位师傅中，特别是曾师傅和李师傅，他们二人年纪比较大，都已经年过花甲了，年岁不饶人哪，他们走了这十多里的路程后，再加上爬了一会儿山坡，体力就感到不支，脸上自然显露出疲乏的神色，呼吸开始喘急起来，这个“表象”很快地被机灵的江云瑾捕捉到了，他就抓到了这个“火候”时刻，非要三位师傅坐进轿子去不可。孙师傅此刻也看到曾、李两个人确有点吃不消的样子，也就不再勉强了，觉得让他们二个人累坏了，不但要影响到他们今后的身体健康，而且还要影响瀛海纺织厂里的工作，这岂不是因小失大吗？于是只好听从了江云瑾和周志林的意见，就顺从地坐进了“高轿”……

十一

周志林、孙师傅他们这一行人到达瀛海乡时，天空上已经是有点淡淡的暮色了。由于周志林事先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早就为孙师傅他们“接风洗尘”的晚餐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在“麻纺厂”里特地改装的小食堂里，正在忙碌着各种菜肴的烹调及冷盘的调理。为尽量使他们日常生活方便起见，今后他们三位师傅的日常用餐也就在这个小食堂里了。在周志林、江云瑾带孙师傅他们进入食堂时，只见桌子上已经摆满了各色海鲜，有鲜红的梭子蟹，嫩黄的蛏子，淡绿的“靴脚”（佛手）等贝壳类海鲜，也有淡黄的“望潮”、灰白的“弹涂”，还有那金光闪闪的大黄鱼和银白锃亮的鳓鱼等时鲜鱼类，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叫人真的禁不住要流出馋液来。这些满桌的海鲜菜肴全是本地的海岛特产，其实没有花多少钱，有好多贝壳类海鲜还是周志林叫本厂内有擅长下海的职工特地到海岛上去采挖来的，既省下了钱，又能保证刚采挖来的贝壳海鲜肉质鲜美无比，这真是一举两得的美事。
江云瑾在路上就考虑到，周厂长肯定要叫他上桌陪客吃饭的，因为他与这三位师傅最熟悉，而他与孙师傅又是师徒关系，与情与理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他觉得自己不是干部，家庭出身又是地主阶级，他如果上桌陪客的话就必然要招来有些人的非议之言，做人总应当有点自知之明。诚然，他不去陪师傅吃饭是有点不成体统甚至是有点失礼的行为，三位师傅特别是孙师傅难免会产生一些疑虑和想法，但这也一种迫不得已的事情啊。不过，他觉得还有一种可以弥补的办法，就是回家后赶快吃点东西就回到厂里来给孙师傅他们来一个“桌外陪客”，如帮忙端菜盘子呀，给师傅们夹菜呀，介绍海鲜的吃法呀，等等，这样一来，餐桌上的气氛肯定会活跃起来了，我这不就达到如期的目的了吗？所以当周志林后来叫他不要回家去吃饭时，他就暗暗地向周志林说明了这些不去上桌陪客的理由。周志林见江云瑾的态度十分坚决，也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也只好同意他的意见了。
孙师傅上桌吃饭时，才发觉江云瑾已经不在屋子里。他觉得有些奇异，江云瑾刚才还在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人影了呢？于是，他就问周志林，江云瑾到哪里去啦，他怎么不来陪我们吃饭？周志林被孙师傅问得有点被动，脸孔也有点红了起来，幸亏是在晚上屋子里灯光不太亮，人们也无法看到他的脸色。周志林只好想出了一个借口，说江云瑾因家中有事，他得马上回家一趟，等会儿他会来的。他是徒弟，你们是师傅，我们就不必等他了。大家的肚子一定是饿坏了，那我们就先吃起来再说吧。于是，大家就纷纷入席了。
三位师傅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多的花色海鲜，有的如“靴脚”、“簇”之类贝壳海鲜不要说叫不出它们的名称，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到过的，当然也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的吃法，虽然他们都想尝一尝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鲜味，但因怕出洋相而不敢下筷。周志林看到他们有些奇异的神色，就对桌子上的海鲜介绍起来。他指着“望潮”问道：“孙师傅，你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孙师傅有点迟缓地回答说：“好像有点像章鱼。不过，仔细地看看又不像，章鱼没有这样小，是吧？”
周志林笑嘻嘻地说：“章鱼游在海洋里，它却是钻在泥涂里，它们完全不同。“望潮”是因为钻在海涂里，它只有在潮水涨上来了才可以游出洞来寻找食物，所以它就巴不得潮水能早一点涨上来，所以就叫它为‘望潮’。你可别看它个子小，它的味道可比章鱼要好吃得多了，故此它的价格要比章鱼要贵三倍呢。”说后，他就叫家先尝一尝这“望潮”的滋味。
于是，孙师傅他们各人就先后地夹起一只“望潮”来吃，吃后才感慨地说，这“望潮”柔韧而又松脆，润滑而又不油腻，真是太好吃了。
周志林看到孙师傅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接着说，其实，要把“望潮”做得如此柔韧而松脆，还要靠炊事员的一番“功夫”，当活着的“望潮”拿到厨房后，炊事员就把它在坚硬的石板地里用力掷几百多下后才可下锅，否则的话，它的味道就不会如此地松脆。孙师傅听了就瞪大着眼睛、微笑地看着周志林说，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接着他们又尝了大黄鱼和鳓鱼，觉得自己的嘴巴好像被“烊”了一样，都不禁赞叹地说，我们活了这一大把的年纪，可从来还没尝到过这样鲜美的鲜鱼啊。
周志林见到孙师傅他们吃得如此津津有味自然十分高兴，就问孙师傅说，你猜一下，这样新鲜的大黄鱼、鳓鱼在这里要卖多少钱一斤？孙师傅听了摇了摇头，他估计不出要多少钱一斤。周志林笑嘻嘻地告诉他，大黄鱼只有一角五分钱一斤，鳓鱼也只有一角八分。孙师傅听了大为惊异地说，怎么会这么便宜？周志林双告诉他，这还不是最便宜和价格，如果在渔汛时到渔船上直接去买的话，大黄鱼只要一角三分钱一斤，鳓鱼也只要一角六分钱就够了，因为当时水产公司对它们的收购价只有一角四和一角六分一斤啊，他们在船上把鱼卖了就不必付税款，少几分钱合算。孙师傅听了不禁相当羡慕地说，你们海边人真有口福啊。
周志林不胜感慨地说，你说我们海边人有口福不错，但我们也不是要想吃就能吃的，我们农民目前做一天的收入只有四五角钱，除了口粮钱以外就没有几块钱了，哪有钱去买这些新鲜鱼吃啊！所以啊，我们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下决心办一个村办工厂来，好让家里的女儿们到工厂里去上班，这样一来，家里就能增加收入，我们的生活也就会改善。几年前，我们大队办起了一个“麻纺厂”，已经收到了这样的效果。现在，我们又要办纺织厂，我相信在你们的纺织厂以及你们三位师傅的帮助下，我们这个纺织厂肯定会马到成功，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姑娘被吸收到我们的厂里来做工，社员们也都将会富裕起来，孙师傅你说对吗？
孙师傅听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是，那是。
“簇”和“靴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孙华林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香味，他禁不住这种特殊香味的诱惑，他想尝试一下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滋味，但他看到这样硬壳不知怎样的吃法也就不敢轻易下手。这个俗名叫做“靴脚”是从海岛上的岩礁缝隙中挖来的，它的上半部颜色鲜艳、壳体坚硬，像一双合着掌的“阿弥陀佛”佛手，所以有的地方也称它为“佛手”；而它的下半部却是麻黑色，柔软而坚韧，像靴子的“筒体”，所以就叫它为“靴脚”了。它上半部在“双手合拢”处有一条细缝，其实是它对的“嘴巴”，不过紧闭得十分严密，不易挖开，而下半部的“筒体”却是十分坚韧，就是用牙齿去咬也不易破壁，对于从来没有吃过“靴脚”的人来说确是感到无从下手。这就是孙师傅想吃而又不敢吃的苦衷。就在这时候，江云瑾刚巧跨进门来。孙华林见到他徒弟进来，就自然感到相当高兴，就故意装着有点生气的样子对江云瑾说：“小江，你怎么一声不响地、偷偷地溜到家里吃饭去了，是不是有点没礼貌啦，哪有徒弟不陪师傅吃饭的？”
江云瑾笑嘻嘻从容地回答说：“禀告师傅，我们这里风俗有这样一条规矩，当徒弟的不能上桌陪师傅吃饭，只能为师傅倒酒、端菜、盛饭的。我回来时肚子确实是饿坏了，那只好先斩后奏地跑到家里先去吃饭，然后再来给师傅们倒酒、盛饭，谅必师傅们是会谅解的，是吧？不过，我确是有点失礼了。”
孙华林知道江云瑾是故意编造“慌言”，知道他是出于“避嫌”的原因而“逃避”陪客的，不过，他确是不知道他是地主家庭出身这一条信息。周志林虽然知道江云瑾不来上桌陪客的心思，但他也不会去道破这个原因，于是就巧妙地为江云瑾打掩护：“云瑾，你赶快将功补过吧，给师傅们倒酒夹菜！”
那时的喝酒风气不像现在那么张狂，都是随随便便地能喝多少就喝多少，相当随便，江云瑾知道孙师傅不大会喝酒，也就不准备向师傅们敬酒，还是让他们多吃一些海鲜实惠。他看到桌子上多数菜盆上都动过了，唯有这碗“靴脚”未动，于是就对孙师傅他们介绍起来。这“靴脚”的味道在桌子上所有的海鲜中是算最鲜美的，这东西上部像佛手，下部像靴筒，其实啊，在这“佛手”里面的黑色肉体是不大好吃的，好吃的部位是在“筒子”里的白色肉体。说着他就夹来一个“靴脚”，并用手捏住它下部的“靴筒”，然后用牙齿朝“佛手”纵的方向轻轻地咬了一下，拿出来就看到这佛手已经裂开了口，接着他就用手指扒开“佛手”，就看到了上部的黑色肉体和下部的白色肉体。他强调说，你们千万别把它朝着横向去咬，否则的话，那你们的牙齿恐怕就要遭殃了。于是，孙师傅他们就很快地学会了这个吃法，在尝到了“靴脚”这种特有的鲜味后都齐声地赞赏不已……

十二

在纺织机械运到工厂以后，孙华林等三位师傅就立即紧张地投入了安装工作。为了加快安装进度，厂里除了江云瑾等五六个职工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投入外，周志林还约请了渔业大队的队办厂的三位钳工师傅参加到厂里的安装工作。由于孙师傅他们尽心尽力地投入，以及江云瑾等人的齐心协力，安装工作不但进度快，而且质量好，完全符合机械规程上的标准。机器安装工作完成后，周志林就叫胡秀明她们十多个在宁江市纺织厂培训职工回厂，在孙师傅他们的指导下，就立即投入了试生产……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而又梦寐以求的机遇，江云瑾能不竭尽全力地投入到这个他梦牵魂绕的事业中去吗？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车间里总还有江云瑾忙碌的身影……
常言道：真情换真诚，高师出良徒。在短短一个多月的试生产期间，“灵山瀛海纺织厂”就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批崭新的、合格的“低级棉布”新产品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全厂职工都笑逐颜开，村民们都奔走相告。陈柏青此刻的心情就像“熨番薯”一样地热气腾腾，他情不自禁地对聚在他面前社员们说：“看来啊，我们瀛海农业大队社员的紧日子快要到头了，我们手头上能有点零用钱可打发油盐酱之类开支也有盼头了！”
灵山县百货公司闻讯派员到“灵山瀛海纺织厂”来实地考察“低级棉布”的质量，经检验后质量完全合格，决定该厂的产品全部由他们包销。这一喜讯更鼓舞了全厂的职工，当然也使全体农业大队的社员们欣喜万分！
不久，“灵山瀛海纺织厂”根据生产需要，决定再招收几十名瀛海农业大队的社员子女进厂上班。被招收的这些姑娘们欣喜万分地跨进了纺织厂……


第六章        情意绵绵

一

一年多以后，“灵山瀛海纺织厂”已初具规模，厂内的管理工作也逐渐正规起来。当然啰，在这期间，纺织车间里虽然遇到一些磕磕碰碰的“麻烦事”，这些“麻烦事”有的来自机械方面原因，有的来自原料方面原因，发生这样一些的“麻烦”并不奇怪，厂里买来的纺织机械是“二手货”，多发生一些机械故障是难免的；纺织原料是“低级棉”，这种棉花的质量肯定不如“优质棉”，纤维的弹性和韧性肯定要差得多，在纺织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车间里有孙华林等三位师傅的悉心照料，最终后都是顺利地解决了，并没有给厂里带来损失。其实啊，对于一个刚建厂不久的车间来说，各种各样的“难题”总是会层出不穷地冒出来，有时甚至于会弄得你焦头烂额也并不奇怪，从辩证法的观点上来说，出现这些“难题”也有其好处，这正是给厂里的、车间里的管理人员、挡车工都是一次极好的实践过程和“练兵”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或机会，他们就不能从实践中较快地掌握到这些“难题”的解决办法，自己也无法在技术上得到提高。不是吗？正是有了这样过程中，周志林从无到有地懂得了不少有关纺织厂里的管理常识，胡秀明、江云瑾等一批青年骨干也从这些工作实践中懂得并掌握了不少解决“难题”的本领，使他们有了很大在长进。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练兵”的机会，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既不可缺少又求之不得，否则的话，他们就不能这样很快地成长和成熟起来。当然啰，江云瑾在技术上的快速进步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江云卿为了使自己的弟弟能更快地掌握纺织知识和纺织技术，他就给弟弟寄来了几本比较通俗的纺织及纺织机械方面的书籍，这使他在钻研纺织及纺织机械的知识时如虎添翼，再加上那个对江云瑾有深厚情谊的孙华林师傅，他的诲人不倦的、毫不保留的传授，他就有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自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纺织车间里的“天之骄子”了！
随着生产和管理上的需要，周志林考虑到在纺织车间里需要设立一个车间主任的职位，他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了陈柏青的意见后，决定叫胡秀明担任车间主任。胡秀明是最早进“麻纺厂”麻纺车间的职工之一，也可算是厂里的“元老”了。她从进厂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同事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胡秀明所具备的这些良好素质都是她今后能担当起车间里领导工作所必需的。再则，她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家庭，又是第一批被派到宁江市纺织厂去培训的人员，回厂以后就很自然地担当起车间里的“领头羊”作用。所以，让她来担任纺织车间的车间主任是一件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事情。
江云瑾在车间里虽然没有像胡秀明那样拥有一个车间主任的头衔，但他在挡车工的心目中却享有与胡秀明同样的威望，可以这样来描述，他是一个不是“车间主任”的“车间主任”。因为车间里的挡车工，他们是一天也离不开江云瑾的，如果他一旦因故短暂离开车间，这些挡车工们的心里就会有一种“慌兮兮”的感觉……
“灵山瀛海纺织厂”是一个瀛海农业大队的“队办厂”，顾名思义，既然是队办厂，厂里的职工自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大队社员的子女。由于大家都是本村人，彼此之间当然也都是知根知底的，对于一年多之前发生的江云瑾与胡秀明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他们俩母亲为此而发生了一场的“风波”，大家都是十分清楚、而且是记忆犹新，因为这是一件瀛海村里家喻户晓的“事件”。当然，村民们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恋爱”及他们俩父母之间的“争吵”的态度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门当户对说”，二是“婚姻自由说”，由于这两派人持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自然就有不同的理由，他们争得不可开交，争得唾沫四溅，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到后来，由于这些是属于“事不关己”的别人家逸事，不久也就“高高挂起”了。随着时过境迁，大家对此就渐渐地淡漠下去了。不过，对于本厂里的职工来说，他们同在车间里干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特别是看到他们两人还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们就会在暗地里猜疑起来，他们俩到底还有没有保持着恋爱关系？有些细心的人还发现，胡秀明对江云瑾的眼神总是含情脉脉的，有时总是要没事找事地借故去同江云瑾“搭讪”，这完全可以看得出，她对江云瑾还是相当有“意思”的；而江云瑾呢，他虽然不大主动地与胡秀明接近，但每当他与胡秀明相遇时，他脸上总会莞尔一笑，虽然“稍纵即逝”，但也可以看得出，他对胡秀明也是相当称心的，只不过是他没有像胡秀明那样敢于大大方方地显露出来罢了。还有一个使他们觉得蹊跷的是他们俩虽然都已过结婚年龄，但都拒绝与别人“相亲”，似乎都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这是不是一种“默契”？由此看来，他们两个人可能还是藕断丝连、一往情深，如果没有他们俩的母亲竭力反对的话，他们肯定是“鸳鸯一对”地早就成为“眷属”了。
其实，同伙们的猜测完全是准确的，对于此事，正是胡秀明感到最苦闷、而且是不能发泄出来而只能藏在心底里的一件大心事，世上还有哪个妙龄少女不怀春？更何况，她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了，这在当时可是算得上“大龄”青年了，因为解放后公布的“新婚姻法”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二十、女十八的，所以当时大多数青年人在刚到二十岁就都结婚了，胡秀明能不必急吗？在这个问题上，她对于母亲的蛮横态度是有点怨气的。解放这么多年了，她的封建思想怎么还是这样的严重？现在党和政府提倡男女婚姻自由，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她为什么还是这样顽固地坚持过去的那种父母包办婚姻？但她又不能过多地埋怨她母亲，因为她觉得不能伤害母亲，母亲养活她们六个女儿实在是不容易，她在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含辛茹苦地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特别在几年前的大饥荒的年月，她总是自己挨饿，尽量让女儿们稍微能多吃一点，结果自己得了“浮肿病”而差一点送掉了性命，所以她只能让自己忍受着而不能“爆发”出来。尽管如此，她在心底里还是一直爱着江云瑾，她总觉得江云瑾是一个她心目中“如意郎君”。在她看来，江云瑾与村里的一般青年不同，他有文化，有涵养，从不说粗话，举止文质彬彬，与当时农村里的青年确实有点不一样，这就是她“称心如意”的重要原因。当然，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村子里是被称作为“地主尾巴”，要遭人歧视这是事实，但她没有像人家那样地去歧视他，相反地，他还十分同情他。她想，江云瑾对于他自己出身不好有什么过错？投胎能由他自己去选择的吗？更何况，政府对于地主分子和家属也是有所区别的，“地主尾巴”这个叫法是有人“玩小聪明”故意“制造”出来的，不是政府对地主子女正式的称谓。我想要嫁的人是江云瑾，而不是嫁给他的地主家庭，我就不怕因此而被人也叫上“地主尾巴”，如果人敢这样叫我的话，我就要扇他耳光！她为此而想到江云瑾，他样样都好，就是太软弱了一点，待人接物都过于胆小，过于谨慎，缺少男子汉气概。她从心底里为他抱屈，你又不是地主分子，何必要这样地低三下四的呢？胡秀明有这个天真的想法说起来也是难免的，她作为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她不可能理解江云瑾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自卑心理，他能像她那样地把腰板直起来做人吗？他何尝不想能像她那样地与别人站在同样的一个“高度”说话，这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胡秀明没有做过“地主尾巴”，她怎么能体会得到做“地主尾巴”的苦衷呀！胡秀明是一个执着的姑娘，她对江云瑾一往情深，决不想去移情别恋。她要跨过横在她面前的母亲这一道“坎”，她只能采取“拖”的策略，她对于任何前来向她“说亲”的媒人一概拒绝，摆出一付决不嫁人的态势！

二

冯兰英对于女儿的心思当然是清楚的，她拒绝“亲事”的目的就是非江云瑾不嫁，但她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对付自己的女儿，她只能暗暗地流泪。女儿长大了，听不进母亲的话，不理会母亲的好心好意，你苦口婆心地说也没用。这些年轻的人哪里会领会到这世上的甜酸苦辣啊，等到你吃到苦头的时候才会想起母亲的一片良苦用心了，到那时候你可是已经后悔莫及的了。她为此而又怨恨起郑香菱这个冤家对头来了。冯兰英对富贵人家早就有一种“仇富”的心态，因为她家穷，日子过得极为艰难，三间茅屋抵挡不住风雨，一日三餐难以为继，看到富贵人家终年吃鱼吃肉、穿红戴绿的，心里就很自然地憎恨他们。照例说，经过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他们的土地财产也被没收了，她“仇富”心态应该要消失了，但她由于另外的一个原因，又使她的“仇富”心态死灰复燃了起来。在她家从江满潮地主家分到三间厢房以后，她的确曾高兴过一阵子，因为她家再也不住那遮蔽不住风雨的茅屋了，住进这三间亮堂堂的厢房简直是算进天堂了，虽然挤了一点，但再也不必担忧那风雨交加的天气了，此时的她当然心情舒畅，笑脸常开。但没过了多时，当她看到隔壁邻居的郑香菱这个地主分子还是住着宽敞的大房大灶间，而她家却住着这厢房之类的偏房，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她以前从来没有走进过江满潮（郑香菱）家，自然就不知道他家的房屋结构，现在作为他空的邻居，自然就很快地了解了情况，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家的大房足足有三丈深，中间用板壁分隔开前房与后房，前房是作为主人的房间，自然就要大一些，而后房则要略小一些，她暗暗地用脚步量了一下，这间后房要比我们家的厢房还大，那更不要说前房了，他们住得真是舒服啊。而那间大灶间就更气派得多，可以放得下四张大圆桌摆酒席的。她暗暗地想，这么宽敞的房子，只住三个人（她的大儿子在大学读书肯定是不会回家了），而我们家大大小小共有八口人都挤在一间房内，与他家相比真是相差太大。我们家的三间厢房还不及他家的一间大灶间的面积，还说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当家作主了，怎么还比不上这地主人家呢？这难道是公平的吗？这样的做法，岂不是仍然让地主人家占上风了吗？我们还算翻身吗？霎时间，冯兰英就产生了对郑香菱的妒忌心理，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阴暗起来。不过，此时陪在她身旁的郑香菱倒是没有发觉这一点，她也不可能察觉到这一点……
为此，她就一直就把这怨气发在郑香菱的身上，有时还如梦呓似的常常在家中唠叨。她丈夫胡友泉听得多了自然就烦恼起来，他用不屑的口吻她说，你这人实在是太小鸡肚肠了吧，我们没有拿出过一个铜板就白白地住进了这三间厢房，你还不满意？人家住大房大灶间也是按照共产党土改政策留给她家的，你还啰哩啰嗦地说什么？这可是他们自己家的房屋呀，人家住自己的房子与你有相干？我们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应当是感到满足了，比起那原来的茅屋不知是要好了多少倍啊，你这人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冯兰英对于丈夫这样的“教训”自然不满意，就反驳他说，他们是地主，他们这些房子都是靠剥削而来的，这些剥削阶级倒可以住这么大的房子，而我们贫下中农就为什么要住这样小的房子？
胡友泉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生气地说，做人嘛，总得要讲一点良心。地主阶级剥削过劳动人民不错，但他们的这些家产最初也是靠勤俭节约起家的。我的前辈如果也留给我几亩薄田和几间老屋的话，我们也就会安逸多了。当然啰，我也应当责怪自己无能，没有挣钱的一技之长，否则的话，我们生活也不至于会这样拮据了。
冯兰英听了胡友泉如此丧失阶级立场的混账话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地驳斥道：“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怎么为地主阶级说起话来了？”
胡友泉自然也不示弱：“我哪里丧失阶级立场了？这是实事求是嘛。你不要老是盯着人家住大房大灶间，你应该知道，人家有这么大一个院子的房子都被分掉了，只留给他们住这么两间房子也不算什么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的房屋也不是抢来、盗来的，也都是他们的前辈通过自己的积蓄而造起来的，让他们住自己的两间房难道还有什么过分？再说，做地主的人家就是因为有了这些财产而才犯罪的，因而受到了批斗、管制、坐牢，有的还要被枪毙，他江满潮不就是因为这些财产而被判刑的吗？他还被押到苏北去劳改了这么多年，直到前几年才回来。其实，做地主的人也是怪可怜的。”
冯兰英觉得胡友泉说得愈来愈不像话了，他怎么竟会同情地主分子起来，于是她就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个贫下中农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怎么竟同情起地主分子来了？共产党如果不把这些人判刑、枪毙的话，他们会顺顺当当地把田契、房契交出来？我们能住进这三间房子？你这人怎么连这样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再说啦，这些地主分子过去都是冬穿绸缎夏穿纱、又吃鱼肉又吃虾的，他们享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叫这些人吃点苦头也是活该！”
胡友泉觉得与冯兰英这样脾气的人再争下去也是白搭的，还是主动“休战”为妥。于是，他扭身就走到外面去了……
冯兰英由于对郑香菱有一肚子的气，就很自然地不愿与她家结为亲戚，更何况她家是地主阶级，她会同意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郑香菱这样的地主的儿子吗？这真好比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再说，如果让女儿嫁给江云瑾的话，这岂不是要使自己的女儿变成“地主尾巴”的“尾巴”了吗？她当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她看到女儿现在已经有二十三岁了，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恐怕要成为一个“老大姑娘”了，这是她近来时时刻刻所牵挂的一块心病。她想，她的女儿已经不是当年衣衫褴褛的小丫头了，而是一个“灵山瀛海纺织厂”的车间主任了，她在村子里也可算是一个顶呱呱的人了，再加上她这几年来每天在厂里上班，长得更加白嫩，更加妩媚漂亮，还有哪个后生看到不喜欢的？她想到这里，一股按捺不住的欣喜就漫上了心头。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时，有一个村里著名的、外号叫“王媒婆”的人探头探脑地走进了冯兰英的家。
冯兰英见到王媒婆登门就知道她是来做介绍人的。她是一个村里有名的“义务媒婆”，专门喜欢给人做介绍。据她自己说，给人做媒就等于修行，是一桩相当好的善事，善事做多了，下世就不会做苦命人了。冯兰英因为心中正想有人给她的女儿做介绍，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她就笑容可掬地对她说，王家阿姐，你坐，你坐，说着就连忙给她端了凳子。王媒婆确实是想给胡秀明来做介绍人的，因为村里有一户儿子在上海渔轮公司工作的人家托她到冯兰英家来向胡秀明求婚。她寒暄了几句以后就赞夸起来：“你家胡秀明真是愈来愈长得漂亮了，是全村里的大美人哪！常言道，好鞍配好马嘛，你家这样标致的女儿就等着如意郎君登门求婚吧。”
冯兰英向来喜欢听人奉承的话，她此刻的心里就热呼呼、甜滋滋起来，脸上自然也笑逐颜开，王家阿姐，人家托你做介绍的人一定很多，有我家胡秀明的如意郎君吗？当然啰，不像样的人家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王媒婆本来就是登门做介绍来的，见到冯兰英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就故意卖起关子来，我手头上要想娶姑娘的人家当然是有一大串啰，有条件好的，也有条件差的，条件好的人家他就要“箩筐里拣花”似的选择人家；条件差的人家就不要求什么，只要看得过去就行。像你家胡秀明那样的条件自然就要配条件好的这一类，你说对吗？
冯兰英觉得王媒婆的话极为符合她的心意，心里自然乐开了花，脸上充满着笑容说，王家阿姐，你就说给我听听看，有没有与我家胡秀明相称的人家？王媒婆看到她急躁的神色就知道她急于想把自己的女儿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于是她就胸有成竹地说，最近确是有一户条件相当好的人家托我做介绍，想娶一个聪明漂亮、十分出众的姑娘做媳妇，不知你家的胡秀明是不是符合他家的要求。他家的儿子是在上海渔轮公司工作的，算得上是一个顶呱呱的单位。在瀛海乡，村民们都把在上海渔轮公司工作的青年叫做为“打渔轮的”。她又接着说，你也知道，如果哪个姑娘被“打渔轮的”看中了的话，那她就等于是进“天堂”了。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海渔轮公司到瀛海村来招收十多个青年渔民到公司的捕捞队里，待遇十分优越，月工资再加上出海补贴什么的，加起来有一百多元，比当时一般的“工作同志”工资要高出好几倍哪，所以被“打渔轮的”看中的姑娘简直是像过去被“选妃”选中一样地喜出望外了！几年以后，村子里最出色的姑娘几乎都被这些“打渔轮的”挑选光了。冯兰英一听到是“打渔轮的”要找对象，就迫不急待地问王媒婆，哪户人家呀，你快说出来给我听听嘛。
王媒婆知道冯兰英心急如焚，就卖起关子来：“你急啥啊，你知道有多少姑娘在争夺‘打渔轮的’的后生哪，你家的胡秀明虽然条件还好，但他还不一定会看中你呢！”
在冯兰英一再要求下，王媒婆才说出对方的人家，但她故意慢吞吞地说，如果你家喜欢的话那我就去说说看，不知人家喜欢不喜欢，到时我会给你回个信的，你就安安静静地在家里等候消息吧。
第二天，王媒婆就笑嘻嘻地到冯兰英家来“说亲”，想不到，当她跨进了冯兰英家门时，竟看到冯兰英竟坐在屋前发闷，神情极为懊丧，甚至于有点儿恍惚，她怎么啦？她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她的女儿胡秀明决绝地不同意这门亲事，她决不嫁给那个“打渔轮的”，而且胡秀明还说，就是县长的儿子来求婚，她也决不稀罕！这就怪了，她连“打渔轮的”都不嫁，她要嫁给谁啊？冯兰英一提起这件事，真是气愤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脸色也一下子地煞白了。这也难怪，想当初，她上次与郑香菱吵架时，她骂江云瑾看相胡秀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尽管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但他们两家的悬殊的差异是明显摆着的，所以她有居高临下的态势；这一次是完全不同了，她家与“打渔轮的”结亲虽属门当户对，但优势还是在于“打渔轮的”人家，巴不得能快速地决定下来，担心被别人抢去，她自然笑逐颜开了，谁知她女儿竟然会坚决地拒绝这门亲事，这真好比遇上了一个晴天大霹雳呀！她的头脑难道发神经了不成？其实，她心里也十分明白，胡秀明之所以拒绝这个“打渔轮的”，是在于她一门心思地爱着江云瑾。冯兰英真的钻她肚里不进，江云瑾这样的地主尾巴有什么值得可爱上的？江云瑾若与那个“打渔轮的”相比，真是天与地的差别哪！她怎么会愚蠢到这样的地步？！更可恶的还是在于她不能再向郑香菱发难了，因为拒绝这门亲事的是她自己的女儿，完全与江云瑾或郑香菱无关，她拿不出理由来指责郑香菱啊。更糟糕的是，王媒婆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肯定要把这事说开去，而且还会把她女儿与江云瑾的事牵涉进去，肯定要把这件事弄得沸沸扬扬的，使她没脸见人了，因为人家肯定会有这样的说法：看来啊，胡秀明与江云瑾找对象，江云瑾不算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胡秀明也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胡秀明爱江云瑾是“七仙女下凡遇董永”，她俩相爱完全是两厢情愿的事，鸳鸯一对嘛。她对此还能说三道四吗？照她这样的性格，本来肯定是要大发脾气的，但此时的女儿已经不是从前的黄毛丫头了，她现在可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也算是瀛海村里的一个“大红人”了，她哪还能对“大红人”发脾气吗？江云瑾虽然还是一个“地主尾巴”，但已不是像从前那样地被人瞧不起的人了，他在厂里虽然没当车间主任，但职工们对他都十分尊重，大家都称他为“江师傅”什么的，周厂长也相当器重他，他已经不再是像从前那样遭人奚落，任人欺负的了。冯兰英想到这些，她只能忍气吞声了。冯兰英对王媒婆说，由于她女儿坚决地拒绝这门婚事，她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她说了这话后便低下头去，显得一脸的无奈。王媒婆听后感到大吃一惊，在瀛海乡里，哪有不同意嫁给“打渔轮的”？这真的可算是一件奇闻！奇闻不奇闻倒是与她无关，问题在于她下不了这个台，她如何去回复那个“打渔轮的”？于是她就十分气愤地责问冯兰英，你原来已经说定了的事情现在怎么又变卦了？你得要想清楚，人家可是一块“香饽饽”啊，有多少家的姑娘抢都抢不着啊，莫非你女儿的脑子有毛病了？这倒好，你叫我如何去回复人家呀？她此时忽然想起去年冯兰英与郑香菱争吵这件事来，知道胡秀明与江云瑾相爱，所以才使胡秀明坚决地拒绝“打渔轮的”这门亲事。于是，她恍然大悟地对冯兰英说，喔，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你女儿早就与江云瑾在找对象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我呀？你这不是存心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地要做“一脚踏两船”的狗屁事体吗？你这样的做法难道就不怕遭人家唾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介绍人，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倒霉的狗屁事体！
冯兰英自知理亏，只能忍受王媒婆的讥讽与挖苦，强压着自己受委屈。每当她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她总是要占人家“上风”的，这次却破例地表现得十分软弱，她哪能受得了王媒婆这种辛辣的揶揄以及像火炮式的“排泄”，因为她此时实在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之力了……

三

江云瑾已经到了二十四岁的年龄，在当时的情况来说也应该是算一个“老后生”了，郑香菱对于自己的儿子婚事当然是牵肠挂肚的，这夥牵挂的心总是一直在悬着似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冯兰英倒可以说是同病相怜的。她已经有三四次托人做介绍了，但她儿子总是一味闭嘴而不哼出一声，而且扭头就走，真是气死人啊。她心里明白，他是在想着胡秀明，等着胡秀明。这个呆儿子，我们是地主人家，怎么能与贫下中农的人家结亲呢？就是胡秀明一心地喜欢你，那个冯兰英会同意吗？退一步说，就算这件婚事在胡秀明的坚持下最后还是决定了，但冯兰英会甘心吗？她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不要说你们的小日子难过，就是连我这个“亲家姆”也不得安宁了。无论是过去或现在，结亲都是要讲门当户对的，成分不好的人家只能与成分不好的人家结亲，也可看作是“臭味相投”，“臭”对“臭”的，大家就不会嫌对方“臭”，彼此之间没有你高我低的差别，也就不会发生龃龉。这没有什么不好，这也是认命，其实，这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啊。
江云瑾虽然觉得母亲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心里十分清楚，他与胡秀明虽然都彼此相爱，但因家庭出身的差异以及她母亲的竭力反对才导致了爱情的悲剧性，看来，他们的悲欢离合式的恋情是不可能圆满成功的。他深知，胡秀明是一直地在深深地爱着他，而他自己虽然没有在交往中或在行动上与她配合，但他在心底里却也是深深地爱着她的，如果单单是出于他们之间家庭出身的严重差异，而她的父母却没有竭力反对的话，那末，这个婚姻的“落差”也许还可以慢慢地消除。现在的问题是，冯兰英的反对态度极其坚决，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而且还为此与郑香菱激烈地争吵了一场。真是好事不出门，丑事行千里，一下子成为村子里一条家喻户晓、众说纷纭的大“新闻”，弄得他简直抬不起头来，无法去面对这个尴尬而难堪的“事件”。再说，他也不忍心因为婚姻而牵连到胡秀明，使她平白无故地蒙受了做“地主尾巴”这样的耻辱，害得她遭人歧视，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说，他自己是“身不由已”地陷入了这个“丑恶”的家庭，这是无法挽回的历史，而她却完全是可以避免这个“祸患”的，只要他们俩不结下这段恋情就可以了。他有好一阵子，为这件事而心灰意懒、万念俱灰。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他母亲的意见，去找一个同样家庭出身的姑娘结婚不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了吗？但他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思考以后，他觉得这样去做不妥，因为他完全看得出，胡秀明是明显地有一个“非他不嫁”的执着姿态，特别是在办起了“灵山瀛海纺织厂”以后，由于他们俩更加有紧密接触的机会，导致她的这个执着的态度更加明显了。他是完全能感受得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毫不顾及她的感情而与别人去找对象结婚的话，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太伤害了她这夥纯洁的心灵了吗？我可绝对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负心汉！所以他绝对不能这样去做。他想，他只能再等待几年，宁可戴上“老后生”（大龄青年）这样的“帽子”也在所不惜，他只有等到她对此“绝望”了，最终在她母亲的胁迫下答应出嫁给他人后，他才能割断这条“情丝”，再去另找对象也不迟。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伴侣，他可以在心里说，我算是对得起你了……
由于郑香菱与冯兰英相邻而居，对于王媒婆前来“提亲”的事自然是一清二楚的，再加上冯兰英是一个喜欢大肆宣扬的人，觉得有上海渔轮公司工作的人到她家来求亲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她觉得自己的脸面就像一条彩虹那样的绚丽多彩，于是当天就向邻居说开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她的女儿胡秀明竟然毫不顾及她的面子，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门亲事，弄得她下不了台，她一下子蔫了。郑香菱看到冯兰英为此而颓丧而懊恼的样子，真是感到幸灾乐祸，还暗暗地捂住嘴巴，偷偷地笑着乐呢。她心里想，这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蜈蚣独怕田沿螺”，冯兰英这个泼妇，她今天也会有倒霉的日子！不过，她也完全能估摸得出胡秀明之所以决绝地拒绝了这门亲事，是由于她一直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江云瑾，看来啊她是非江云瑾不嫁了。由此看来，胡秀明确实不是一个嫌贫爱富、见异思迁的好姑娘，对此，她不禁对胡秀明产生一丝敬意，如果我们家不是一个地主家庭，如果她没有这样一个泼辣的母亲的话，那她与自己的儿子的亲事确是算得上是天赐良缘了。哎，这真是一桩可叹的姻缘啊。她之所以反对这门亲事，不是在于胡秀明本人的原因，而是顾虑冯兰英的耍泼和刁难所给她家带来的烦恼，如果这门亲事结上的话，她一家人就甭想过安宁的日子了。
江云瑾自然也知道这件事。他当然不会像他母亲那样地感到幸灾乐祸，觉得胡秀明真的是一个不俗之人，可见她的爱情观是多么纯洁而忠贞。对此，他觉得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个的心上人是十分荣幸的。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姑娘对“打渔轮的”都是趋之若鹜的，如果有这些人前来“说亲”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怎么会拒绝“打渔轮的”前来“求亲”的呢？但胡秀明却是确凿地这样做了，这个举动对于瀛海乡来说可真是不同凡响啊。他心中有数，胡秀明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要保住她与自己的爱情，她决心要上演新版《梁祝》、并新编了“抗婚”的情节，其目的是最清楚不过了，因为她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祝英台”，坚决抗拒“祝员外”（冯兰英）的“父母之命”，坚定地反对封建传统陋俗，义无反顾地拒绝“马文才”这样的“纨绔子弟”，勇敢地捍卫婚姻自主的愿望。她知道，她只有这样勇敢地站出来，才可避免继续上演“哭坟”及“化蝶”这二场“悲情戏”。江云瑾想，由于胡秀明对传统习俗的破天荒式的“挑战”，在古老的瀛海村里已经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看来，她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由于胡秀明的“挑战”，那场在传统戏中经典式的“楼台会”这一场自然不会在新版《梁祝》中出现，那种令人凄凉、悲戚、伤感的情节就不会在人们的心里缭绕。然而，胡秀明却执意要上演一场“崭新”的“楼台会”，这是江云瑾所没有预料到的。

        四胡秀明执意要上演一场“崭新”的“楼台会”，是出于她不能再忍受她与江云瑾之间的爱情长期来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像死水一潭似的沉寂，没有一点儿生气勃勃的气息和活力，长此下去，爱情就要枯萎，这是她极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她必须要有一个决断。再说，她和他都已经进入了“老姑娘”、“老后生”的阶段，如果再耽搁下去的话，后果是真的不堪设想了，要么立即定了下来，要么一刀两断算了，她就是想凭借“楼台会”来激起一阵波澜，要在爱情的湖面上掀起了一片绚丽多彩的浪花来，促使江云瑾立刻振作精神，与她一道披荆斩棘地去共创未来。当然，她也想借此在村子里“亮相”，好让村民们都知晓，她与江云瑾的恋爱已成不可改变的事实。她设计的“楼台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就是要开诚公布地、坦率地向江云瑾提出自己对他的“钟情”，他必须来一个“决断”，一定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这事决定下来，绝不能再继续拖泥带水地“混下去”，免得耽误了彼此的青春年华。这就是她要上演“楼台会”的目的。当然啰，演这场“折子戏”绝不会是旧版《梁祝》中那样的“楼台会”，是新版《梁祝》中的“楼台会”，也就是说，是“此楼台会”，不是“彼楼台会”。在“此楼台会”里绝对不会出现“祝英台”那样“凄凄切切”地哀怨“梁山伯”为什么不及时地来向“小九妹”求婚，从而让“马文才”抢先钻了空子，致使酿成爱情的悲剧。她要作为“祝英台”在这次“楼台会”中要向“梁山伯”（江云瑾）表明，她之所以断然拒绝“马文才”（“打渔轮的”）的求亲，就是为了一定要许配你这个“梁山伯”（江云瑾）！她还将要诚挚地力劝江云瑾，下决心把头脑中的自卑与怯懦统统清除掉，要把挺胸直背地做人，不能让男子汉的身影消失掉。你本人又不是“四类分子”，不是专政、管制的对象，你怕什么？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相爱，别人管得着吗？你大可不必去理会这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只要我们能挺住的话，这些议论就会慢慢地烟消云散。至于她母亲的僵化态度，你也大可不必地与她计较，让她去啰嗉好了，装着没听见、没看见，她迟早会慢慢转变的。她一旦看到我们“木已成舟”，她还能怎么样？我毕竟是她的亲生女儿嘛，她难道会与亲生的女儿永远地断绝关系？除非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胡秀明设计了这场“楼台会”确实化费了不少心血的，也经过了不少时间的推敲以后才最后决定下来的。当时最使她难以决定的还是关于约会地点的选择，如果约会的地点选择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事情的成败。她想，“楼台会”的地点自然要选择清静一些的地方，她要向江云瑾倾吐衷肠的“肺腑之言”自然不能让别人听到，在人来人往的烦杂的地方肯定不行；而选择过于偏僻的山坳角落里也不行，清静虽然是清静了，但如果万一被人家看到的话，恐怕就要引起怀疑，以为我们俩企图想搞“野合”了。在当时，这种“野合”行为是属于“严重违法乱纪的流氓行为”，她可不敢去冒这样大的风险，她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否则的话就要败坏他们两人的名声，以致造成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是不知道当时的社会风尚，两个恋人在一起幽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怎么能算得上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那时候人们的思想为什么还会如此的封建，如此禁锢？他们也不可能想到，在经过了四五十年以后的今天，现在“这种行为”之所以变得“普遍性”，是由于那以后二十多年才发生的时局“开放”结果，再加上那些“先驱者”的“屡屡”尝试，最终应验了那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哲言。但是，在半个世纪前的六十年代，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确实是这样“禁锢”的，当时对于“婚前的性行为”都认为一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即使双方都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当时的绝大多数青年人都不敢偷吃“禁果”，都不敢跨越这一道“警戒线”。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叛逆者”总还是有的，即使在如此“高压气氛”下，也还是有极个别“敢吃螃蟹”的“先驱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所以也就有“野合”事件发生，尽管是极为稀罕的。既然有了这种“新生事物”的出现，虽然这些“秘事”都是搞得鬼鬼祟祟的，也就是说，他们为了避人耳目，就到山坳角落里、或者在沙滩边角的悬岩空洞里去“野合”，但结果总是逃不出“要使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这一条“铁律”，人们对于这样的“新闻”自然特别兴趣，谈起来就津津乐道，趣味性就特别浓厚，很快地就成为村民们的茶余饭后的“趣闻”了。所以，每当有人看到两个青年男女在偏僻角落里相聚的话，就认为他们是想要鬼鬼祟祟地搞“野合”了。胡秀明是一个十分正派的姑娘，她当然不会去冒这个“授人以柄”的风险。那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最适合呢，当然是既要清静一点、又不要去很偏僻的地方。她想，还是同江云瑾商定此事后再去决定约会的地点也不迟。胡秀明下定了这个决心以后，她就坚定地迈出了这一步。尽管如此，胡秀明真正地要向江云瑾敞开心扉时，心又突突地跳动起来，哪个少女的心不是幼嫩的？哪个少女不都是怕羞的？更何况是胡秀明主动地向江云瑾挑明，而不是男方向女方表白，按当时的风俗，一般地都是由男方主动向女方求爱的，哪有女方主动向男方示爱的？所以当她想到自己这行动有点“破格”时，脸庞上不禁涨红起来，这促使她不得不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不得不进行了一番思考。她十分地清楚，现在对于他们俩来说，局面是明摆着的：他求她，像是隔了一座山那样地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他不可能、也不敢对她表白内心的感情；她求他，却是像只隔了一层纱帘，只要她举手一撩，就可把纱帘揭开，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与江云瑾作“零距离”的接触。所以，这个“任务”只能由她来担任，也是她义无反顾的责任。他们“梦想成真”的障碍是在于“阶级地位”的悬殊差别，而不是出自他们本人的原因，对于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矛盾完全可以把它置之不理。于是乎，她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在快下班的时候，她就轻轻溜进了江云瑾的机修间，只见江云瑾正在全神贯注地在修理一台电动机。大概是这台电动机的线圈被烧坏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崭新的漆包线绕组嵌进电动机定子的凹槽里，他压根儿地不知道胡秀明已经站在了他的背后。她看到他聚精会神的工作状态，心里不觉产生一丝敬意，他工作态度严谨、敬业，而且还是一个多面手，他当了车间里的保全工，要负责这么多的机器保养应该是比较忙的，但他还抽空拜师傅学会了电工技术，又兼职当起电工来。他真的是做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所以他在厂里上班时总是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的时间。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哪个领导、哪个职工不喜欢他呢？她想着，想着，觉得他越发可爱了，她相信自己的眼光，选择他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生活伴侣肯定是错不了。她屏住呼吸地站在他背后一分多钟后，他竟然还毫无觉察。她想，江云瑾真可算是一个奇人，干起活来就专心致志地不顾一切了。由于离下班时间不多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于是就收起嘴唇呈“0”字状就后向他的后颈部缓缓地吹了一口气。江云瑾的感触和嗅觉的神经系统是极其敏感的，在他的后颈部受到了像微风般轻轻的触动的同时，鼻子也似乎嗅到了一种特殊的、几乎是沁人心脾的一种神奇香味，于是就猛然地抬起头来，当他看到胡秀明笑眯眯地站在他背后时，他不禁有些惊喜和痴呆，随后就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还胡秀明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屋子里清静得很，胡秀明就鼓起勇气对江云瑾说：“下班以后，你就在这里等我一下吧，我有事情要与你商量。”她说完这句话后，心里又禁不住怦怦地跳得急促起来，脸色一片微红。由于胡秀明来得很突然，江云瑾一时弄不明白胡秀明会有什么要事与他商量，而且还一定要放在下班以后。他脑子里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没动心思去揣测胡秀明的心思和意图，所以就有点发愣地问胡秀明：“你有事情现在就可以对我说嘛，为啥非要等到下班以后再说不可？”胡秀明觉得江云瑾这人真如一只“呆头鹅”，干起活来全神贯注，对姑娘家的心思却一点儿都不动脑筋，全是像一个傻瓜似的，人家姑娘家对男人说话难道可以赤裸裸地说出来的吗？这人怎么连一点弯曲的肚肠都没有？她面对这样的“傻瓜”真是莫衷一是。看来啊，江云瑾这人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连姑娘家这样一点儿的暗示都领会不出。于是，她只好在脸色上装出愠色：“你这人真是有点稀里糊涂又稀奇古怪，我没事难道会来打扰你吗？你怎么连这样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了？连听我说几句话的耐心都没有了？”江云瑾看到胡秀明脸上呈现的愠色，才反省到自己的头脑过于简单，思绪也太粗浅了，只会那样直来直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善于细心地倾听人家的意见，也不善于揣摩人家的心思，特别是对自己有这样“特殊感情”的胡秀明也竟会采用这样粗鲁的态度，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猛然醒悟的他，此时此刻才想起了在几天前发生了的、引起过全村轰动的一场“风波”，这就是“打渔轮的”向胡秀明“求亲”遭到严厉拒绝的“事件”。他当时还为此而在心里激起过阵阵波涛，而且从心底里敬佩她那种“不为富贵所动”的“纯洁无瑕”心灵，他当时就能很清楚地猜测到她“拒亲”的目的是在于她仍然地执着地爱着自己，他还为此而感到兴奋不已。面对这样真情的姑娘，他怎么能用“不屑”的态度去对待她？那真的是太不应该了。更何况，她恐怕也是为了“此事”来与我共同商量，今后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嗨，我这人怎么会这样的愚蠢，如此地糊涂？她看到我这样糊涂的人怎么会不感到气愤，难怪她的脸上会不露出愠色来？我这人真该死！他顿时觉得自己无地自容，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她，于是立刻就露出笑脸，真情地向胡秀明抱歉：“对不起，我这人真是太愚蠢、太糊涂了，怎么一点也不领会你的心思呢？真该死！我现在承认错了还不行吗？好了，多多益善，多多益善，我在下班后在这里等你就是了。”胡秀明听了他这样的真诚的话后，心情才舒畅起来，觉得面前这个憨厚而直率的江云瑾真的有点难以理喻，一会儿阴沉沉、冷冰冰的，一会儿就雨过天晴、春暖花开的了。这人哪，真是叫人又好气又好笑，那好，你就在这里等我吧，我要等人们都下班了以后再来。在整个车间里“人去楼空”以后，胡秀明才来到江云瑾的机修间。此时，江云瑾的心里已经有数，胡秀明很可能是来与他共同决定他俩婚姻大事的。此时的他，胸中就像翻江倒海一样，汹涌澎湃，急浪翻滚似的。多少年来，他和胡秀明的关系一直是时隐时现，若即若离，胡秀明对于江云瑾来说，犹如镜中花、水中月那样地不可捉摸，不可触及。诚然，他知道她是一直在深深地爱着他，特别是在他进了“麻纺厂”以后，这种感触就更加明显了。但他深深地懂得，他与她之间有着一座高山阻隔着，他是无论如何跨越不过去的，这正如《梁祝》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他们两人虽然相爱，但只能以悲剧告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祝英台只能许配给马文才，而不可能许配给梁山伯，现在也一样，由于门不当，户不对，他与胡秀明即使是互相都热切地相爱，最终是不能走到一起的。所以，他有自知之明，他不应有非份之想，他只能在心底里暗暗地爱着她，仅此而已。特别在冯兰英与他母亲发生了这场严重的争吵以后，他对此事就更加灰心丧气了。谁知，她胡秀明偏偏要一意孤行地不改初衷，执着地坚守着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天底下哪会有她这样的奇特而痴情的姑娘？她不爱富贵爱清贫，竟然会拒绝那个对于大多数姑娘来说都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美事”，却偏偏一门心思地去爱着被社会上瞧不起的“地主尾巴”，这难道不是一个常人所难以理解事情吗？对于这一切，江云瑾当然是看得极其清楚的，他之所以不敢在公开的场合表示自己的“爱意”，就是由于他自己觉得不应当有这样的“非份之想”，而同时又不想看到她受到伤害，他不忍心自己所爱的人遭到像他那样受欺负的命运。此刻，胡秀明真的可能要向他“摊牌”了，他如何面对她？他能不激动不已动吗？果然不出江云瑾所料，胡秀明向江云瑾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她还说，她要与他推心置腹地倾吐衷肠，而且也要他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把这个多年来一直拖着的问题作一个决断。要解决这样终身大事，当然就需要一些时间商讨，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场所才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江云瑾听了她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后，就像阴霾的天空顿时被一阵风驱散，明媚的春光立即带来了一片温暖，多少年来一直笼罩在心头的阴云霎时消失了，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幸福的人，有这样一个真诚善良的姑娘爱着他，难道不是他最值得庆幸的事吗？他此时此刻，心里滚动着一团融融的暖流，真是心花怒放，情不自禁。他领悟胡秀明的用意，对她提出的约会地点进行了一番全方位的比较，根据“既要清静又不能太偏僻，既不能被人打扰又要能让旁人看得到”这样的条件，觉得只有村外的海边沙滩最合适。此时已值初秋的时季，渔汛的旺季已经结束，众多的渔船都停泊到港湾里去了，沙滩上也就冷静得多了。虽然也有一些打流网之类的渔民仍在海上作业，但毕竟是属于零零星星的小船，数量有限，人也不多，而且都是三三两两地回港，不会引来成群结队的鱼贩，沙滩上也就不会出现了像渔汛时那样人声鼎沸般的热闹景象，这样的沙滩环境不正符合胡秀明所设想的“条件”吗？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这个由胡秀明设计的“楼台会”就在海边的沙滩上“演出”。

五

这是一个初秋的夜晚。村外的沙滩上海风习习，涛声隐隐，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秋风送爽，空气清醒，犹如蓬莱仙境，确是青年人谈情说爱的理想场所，即使是最没有浪漫主义细胞的人恐怕也会想象得到，一对恋人在这样一个令人神往的初秋夜晚，优雅而舒适地坐在柔软的沙滩上，面对着湛蓝海面上的潋滟波浪，在皎洁如水的月光下情投意合地卿卿我我，有如此温馨的气氛，有这样富有诗情画意的环境，怎么会不令人陶醉、令人神往呢……
也许，有人会提出置疑，用这样的“描写手法”似乎有点“貂续狐尾”之嫌疑，过于刻意地“理想化”了，江云瑾和胡秀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青年，怎么能把他们“提升”到当时只有城市里知识分子才有的那种“情趣”？那时候的农村青年难道会想得出要用这样的环境、用这种方式去谈情说爱的吗？这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具备这样的一种时髦的情趣，这是不是太牵强附会了？不错，那时候的情况确实是如此。当时的农村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经济贫困，思想观念陈旧，封建残余意识还严重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他们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像城市里的人们那样具有比较现代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虽然，当时也有个别“先驱者”通过自由恋爱找对象的，但毕竟数目不多，大多数青年人还是通过介绍人的介绍而成亲的，都属于“先结婚后恋爱”这种“经典模式”。这样的人怎么会具备这样的“诗情画意”和“浪漫主义”的“细胞”？用这样方式的“谈情说爱”，只有在城市里才会发生。不过，我们可不能忘记，江云瑾和胡秀明虽然都是农村青年，但他们都曾经到宁江市纺织厂里去培训过，他们在那个现代化的大城市里生活了大半个年头哩。他们在这段培训的时间里，自然有过不少的星期天，他们就会与厂里熟悉的青年职工们一起到公园里去游玩，或一起到大街上去溜达，他们与那些城市里年轻人结伴游公园、逛商店，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那些城市里青年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就很自然地“转移”到江云瑾和胡秀明的身上来了，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更何况，江云瑾本来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的青年人（这在当时来说可比当今的硕士生还稀少），再加上他从小就喜欢阅读文艺小说，头脑里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也就不足为奇。再说，千百年来，瀛海人与沙滩一直来都有一种相濡以沫的鱼水之情，不论男女老少，他们对沙滩都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特别是在盛夏酷暑炎热的夜晚，每晚都有众多村民会到沙滩上来纳凉，有的人甚至还会携带着凉席到沙滩上来睡个凉爽觉。在这海边的沙滩上，凉爽的海风会给劳累了一天的村民们赐凉送爽，消除疲劳，这可真是“不用花钱的空调享受”啊。这种情结和享受，除了瀛海村民们有这种特殊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以外，外地人是难以想象也难以体会得到的。由此看来，江云瑾和胡秀明把沙滩作为他们俩“楼台会”的地点自然是一件十分平常之事，而且也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了。
说起瀛海乡这个像“哈达”一样圣洁而神奇的沙滩，就有必要插叙一下有过千年历史的瀛海村。她是一个古老的渔村，在唐朝以前就有人在这里以渔、耕为生，繁衍生息。在这里，曾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神奇传说和有史可鉴的人文故事，遥远的传说或无据可查的史料就不必去费口舌了，就当时还在村子里保留着的古迹或者在现代史上留有“文墨”的“史实”就有不少。比如说，地处沙滩边上的古城墙的南门旁边，就矗立着一座古老的门楼式的石制牌坊，其横匾上刻有“大瀛海道院”五个遒劲的大字，牌坊背后是一座古朴的庙宇，村民们都习惯叫它为“大庙”。在这座古老的庙宇里，有三进辉煌的大殿，各进的大殿里都各有特色的、形态各异的菩萨塑像，有大肚子和善笑脸的弥勒佛，有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有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等等。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在一间后殿的墙壁上嵌着一座石碑，碑上刻有中国历史上相当有名的大书法家赵孟俯（应为“兆页”字，该字在“汉字简化”时消失，用“俯”字取而代之）书写的飘逸而遒劲的书法碑文。由于赵孟俯的书法负有盛名，故有慕名而来络绎不绝的人前来观摩，有不少人还进行拓碑，专心致志地在碑上“拷贝”复制字帖。只可惜的是，这座经历了六七百年历史沧桑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瀛海小学的“造反派”砸得粉身碎骨、荡然无存了。当然，这是后话。除了这样极其珍贵的文物和史实以外，还有现代的著名的革命诗人白莽（殷夫）曾涉足这里的沙滩，并留下了他的足迹以及他感发而作的“十里黄沙”的赞颂的诗篇……
由此可见，这个当时已经称之为镇（公社化以前）的这个古老的渔村曾经是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以及深邃的文化底蕴，而这沙滩正是瀛海村镇的辉煌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化身！
这条像“哈达”一样圣洁的沙滩呈“眉毛”形，有点像“下弦的弯月”，南北走向，足足有一千多米长。她呈淡黄色的丰满的身躯，坦荡而潇洒，洁净而松软，那些形体均匀而晶莹的石英砂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湛蓝色的、波光粼粼的大海自始至终地守卫在她的身旁，就像一对情意绵绵的情侣终身厮守，永不分离，不管是春光明媚还是秋风送爽，不管是暴风骤雨还是风雪交加，她们总是无怨无悔地相偎相依，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相得益彰！
其实，这条千米沙滩对这个古老的渔村瀛海村镇来说，它是一座永不风化、永不褪色的丰碑，又是瀛海村镇的保护神！只要你到过这里，看到它雄伟的身影以及与它相关联的“龙盘虎据”之态势，你就会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恰如其分，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它一千多米长的雄伟身驱像一条巨大的“沙龙”横卧在东海之滨，成了瀛海村古城墙的天然屏障，而这座在明朝就建筑起来的古城墙的东城墙本身就是筑在它的“沙垅”之上。每当海上的超强台风侵袭之时，风起云涌，狂风怒涛，犹如万头雄狮咆哮地扑来，大有要一口吞没瀛海村镇之势！然而，这帮貌似强悍凶恶的狂涛在“沙龙”上的城墙面前掀起了几阵十多丈的浪涌以外就败下阵来，最终只能发出几声感叹后狼狈地退回东海而去。如果没有这条巨龙抵挡，瀛海村肯定就会在历史的沧桑中湮没了，那还有后来的辉煌的历史哪。
在瀛海村镇，它雄伟而奇特的“风姿”远远不止这一条沙滩，与它形成的“犄角之势”的是背后的跃龙山。这条雄伟的跃龙山一路逶迤而来直奔东海，与沙龙形成了“双龙抢珠”的架势。说起来也真的有点儿奇怪，就在这双龙的龙头前面不远之处，恰好有一块形如馒头形状的大礁石，这难道不是双龙所要抢的“宝珠”吗？于是人们就很自然地叫它为“珠礁”了。此外，这个跃龙山的龙头之处是悬崖峭壁，瀛海人叫它为“天打岩”，这地方是瀛海村镇通往灵山县城的必经之路，也可以说是一个“咽喉”。这个悬崖峭壁东面有从东海而来的惊涛骇浪，南面是金光闪闪的宽广沙滩，景观令人赞叹。瀛海人为了少受爬山岭的疲劳之苦，他们就在这悬崖边上开凿出一条一米多宽的栈道，接通了从“跃龙颈背”上跨过去的通往县城的卵石子路，人们就可以从沙滩上通过栈道通往县城，既省力又可观看到这道美丽的风景。就在这“天打岩”的悬崖峭壁下，还有着一大奇景，每当外地人在这条栈道上走过时，对崖下奇特的景色就会驻足观看而流连忘返。因为这里有几块光滑流连的、奇形怪状的巨大悬岩，这几块悬岩在众多圆滑的、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怪石如众星捧月般的衬托之下组成了一幅幅无比壮丽的神话般的幻景，完全可以与海南岛三亚“天涯海角”的岩石群体相媲美。在这个群体中，有一块几百吨重的巨石极像一头“大海鼋”翘首以待地爬上海岸来，瀛海人称它为“海鼋下蛋”；还有一块同样巨大的礁石很像一顶“宰相帽”，满潮的时候有上半部露出水面，落潮以后则露出“峥嵘”，整个“宰相帽”就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你的面前。瀛海人叫它为“宰相落帽”。悬崖上树林郁郁葱葱青翠欲滴，栖息在林中的黄莺黄鹂啼声清脆悦耳美妙动听；悬崖下海涛拍岸掀起阵阵白色浪花，呈现出一片银光闪烁绚丽多彩的画卷；成群结队的海鸥在波光粼粼的湛蓝色的海面上互相追逐，在一道道海浪里时隐时现，美不胜收。只可惜啊，这些像蓬莱仙境般美丽的、天造地设鬼斧神工般的奇异美景在后来不可思议的年月中荡然无存了……
江云瑾和胡秀明的约会地点选择在沙滩上中段叫“中沙门”的地方，因为这里比较符合胡秀明提出的“设想条件”，既不偏僻又不热闹，虽然偶尔会有人从这里走过，但他们一般地都不会在此驻足停留。沙滩的北部地段离村庄太远，又有那些许多神奇的奇岩空洞，早就听说过有人在“大海鼋”下的空洞里搞过“野合”，像这些僻静的地方，他们当然是不能去的，去了就必然要引起人家的猜疑。沙滩的南端是港湾的入口处，夜晚归来的流网船要经常在这里停靠，这就会吸引许多渔贩子在此地等候，三五成群的，有时候甚至于会人声鼎沸。所以，那里也不是他们倾吐衷肠的理想场所。他们在开始时用散步的方式边走边谈，后来觉得还是坐在沙滩上坐下来比较舒适，于是他们就在沙滩中段柔软而洁净的沙滩上坐了下来。当然，他们坐下来以后谈绝对不会像如今恋人那样紧挨着，甚至会搂搂抱抱的，他们不会，他们虽然并排地坐在一起，而且也是肩并肩的，但两个肩膀之间至少还有几十公分的间隔。就算这样的“保守”方式，这在当时的瀛海镇来说也可算是“破天荒”的“超前”的举动了，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到宁江市纺织厂去参加培训，耳濡目染地学来一些“城市时髦”的话，他们的头脑是绝对不会如此“开放”的，肯定没有勇气去这样大胆地在沙滩上“亮相”，在瀛海镇的历史上开创了这样前所未有的“创举”。在这样富有诗情画意的沙滩上谈情说爱，当然是称心如意、情意绵绵，更何况他们两人此时已经是处于瓜熟蒂落的时刻，他们自然就不需多费口舌，一步“跨越”就水到渠成、马到成功了。不过，话虽是这么说，江云瑾还是有点担忧冯兰英的态度，他早就尝到领教过她的泼辣劲了，她难道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地、平心静气地接受他们的成亲事实？她难道会不站出来竭力阻挠他们的婚姻？她难道会突然回心转意，慈心大发地同意她女儿提出的意见？这一连串的心中疑团还不断地萦绕在他的心头。胡秀明看到江云瑾对此顾虑重重，当然也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思，不过她认为他确实有点儿“迂腐”。她突然想出一个相当有“创意”的“主意”来，故意试探一下他的胆略和勇气，她笑眯眯地、有点儿害羞地对他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来一个先斩后奏！”
江云瑾一时没弄懂胡秀明的意思，疑惑地问道：“咋样的先斩后奏？”说完后，他睁大眼睛地望着胡秀明。
胡秀明望着江云瑾这只“呆头鹅”，真的觉得有点好笑，连这样简单的意思都领会不出，那她就只好“点明”开导他了：“‘先斩后奏’就是要‘生米煮成熟饭’，我母亲看到‘木已成舟’了她还能不同意吗？你这个人啊，真是白白地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亏你还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连这样的意思都领会不到！”
经胡秀明这么一说，江云瑾才领悟她“先斩后奏”的“含义”，她是要他们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迫不得已地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去造成一个“木已成舟”的事实，逼她母亲“就范”。这恐怕算是一个“聪明的绝招”，但却是一个“低俗”的行为，会留下了一个坏名声，江云瑾觉得自己不能去干这样“无赖”、“不齿”的行为。他如果真的这样去做的话，他父母亲肯定要严厉地斥责他，周围的乡亲们从此对他也不会有好形象了。于是，他低着头对胡秀明说：“这样的先斩后奏做法做不得，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能去做。再说，用这样逼你母亲就范的办法即使我们如愿以偿，你叫我今后怎样去面对你的母亲？还是再慢慢地想办法吧，只要我们态度坚定，你母亲的想法迟早一天总会改变的，你说是吗？”
胡秀明听了江云瑾的这一番话后，真的感慨万千，看来啊，江云瑾还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虽然胆量太小了点，也缺乏点男子汉的气概，但他内心里的思想品质倒也值得称道，纯朴得有点可爱。其实，她自己的婚姻大事早就胸有成竹，她完全有自主的把握，她母亲最终是奈何不得她的。不久前，那个“打渔轮的”前来求亲被她一口拒绝了，她母亲不也是只能忍气吞声而毫无办法了吗？由此可见，她的婚姻大事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她现在之所以向江云瑾提出“先斩后奏”的问题，无非是想借此来“吓唬”他一下，或者说是想“戏弄”地测试他一下有无“贼胆”而已，想不到他这人倒还是规规矩矩的。对于这样“偷吃禁果”的事件，村里也曾有发生，一般都是由男的首先提出要求，而女的一般地不会草率地答应，如果是女的首先提出来，那男的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什么后果问题。现在看来，江云瑾确实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她当然不会为此而感到“扫兴”，相反的还觉得自己很庆幸，她拥有这样一个诚实的“意中人”，就更加证明她以前的执着追求是完全是值得的。
就在此时，他们俩看到周志林和杨正道正向他们坐的地方走过来。
这天晚上，周志林和杨正道也正好到沙滩上来买鱼，他们要想买一条透心亮的米鱼和几斤鲜活的梭子蟹，好让厂里的孙师傅他们尝尝鲜。纺织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样快、这么大的成果，与孙师傅他们三位师傅的竭尽全力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必须时时刻刻地把他们记在心上。他们来的时候就看到江云瑾和胡秀明坐在沙滩上，知道他们是在谈恋爱，也就不去打扰他们，悄悄地从他们的身后边走过去了。热恋中的江云瑾和胡秀明，在谈得如此倾心的情景下，对于身后走过的人当然是毫无察觉的。在一个多钟头以后，周志林和杨正道在沙滩的最南端叫“沙龙尾巴”的地方买到了新鲜鱼、蟹以后就准备回村去了，这自然就要经过江云瑾和胡秀明坐着的叫“中沙门”的地方。这时已经是快到十点光景的了，周志林看到他们俩还谈得兴味盎然，他本不想去干扰他们，准备悄悄从他们的身旁走过去，但这次却被江云瑾和胡秀明发现了，于是他们俩就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江云瑾和胡秀明看到他们走到跟前就连忙站起来，胡秀明不打自招地、当然也有点羞答答地对周志林说，我和江云瑾在这里商量关于我们自己的事。胡秀明觉得不必再隐瞒她与江云瑾恋爱的事，索性借此机会在厂长面前亮相一下，造成“既定”的“局面”正是她的“预谋”。江云瑾则没有像胡秀明那样大方，显得有点局促不安，脸上也显露出难为情的神色。
“什么时候吃糖啊？”周志林笑嘻嘻地问他们。
“快啦！”胡秀明直爽地回答。
周志林和杨正道当然是知道他们俩早就在谈恋爱，只不过由于双方母亲的强烈反对，他们才被迫处于“地下状态”，但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对此当然也不会感到惊奇。而且，就在今天下午，周志林在下班时还看到过胡秀明走到江云瑾的机修间里去，还知道他们在屋子里轻轻地谈了好些时间，不过，他当时确实没有估计到，他们竟然会有如此大的胆量，到众目睽睽的沙滩上来谈恋爱，他觉得自己似乎是有点小看胡秀明的魄力了。他对于冯兰英的横蛮态度以及她那种过分地鄙视地主子女的思想是不认同的，像她这样把家庭出身作为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是不应该的，更何况江云瑾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青年人。他觉得胡秀明与江云瑾找对象很有眼光，除了他家庭出身不好这一点以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他们俩是完全般配。所以，他对他们俩的恋爱是相当支持。他记得，他还曾经偷偷地对江云瑾说过，你要赶快下决心对胡秀明求亲啊，我看得出，她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啊。可当时的江云瑾满面羞愧，红着脸地他说，我怎能与她相配呢？他当时找不出什么更适当的言语去进一步地去鼓动他，也只好作罢了。此刻，他看到胡秀明和江云瑾有如此的勇气和胆量十分敬佩，同时也很赞赏，他相信他们一定会成功。他此刻忽然想到，现在已经快到十点钟的时间，这在农村来说已经是算很晚了，如果他们俩再继续在这里谈下去的话，恐怕会引起人家说三道四的，很难听的话会从这些人的口里“制造”出来。这对他们是不利的，特别是处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还是叫他们早一点儿回家为妥。当然啰，他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对于年轻人处在这样的时刻都是巴不得多谈一刻是一刻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但他们如果再继续这样谈下去的话，那些“好事之徒”就肯定会制造出许多流言蜚语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到那时也就懊悔莫及了。于是，他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就对江云瑾和胡秀明说，你们谈得差不多了吧，时间也不早了，还是同我们一起回去吧。
江云瑾和胡秀明自然都领会周志林的用心和好意，就异口同声地对他说，好的，我们也准备要回去了，就算还有什么话要谈的话，明天也可以再谈吗，反正我们天天在一起。
于是，他们四个人就一起离开了沙滩，慢慢地向村里走去。
由胡秀明精心设计的这场“楼台会”就此谢幕。然而，接踵而来的却是一场轩然大波……

六

胡秀明想借“此”在村里亮相一下，可在村民中（实际上是给她母亲）造成了一个她与江云瑾关系“木已成舟”的印象，这个目标倒是实现了，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这正如拉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许多“魔鬼”也乘机放了出来。那天晚上，有不少的村民到过沙滩上去买鲜鱼或去干其他什么事情的，这些人自然都看到江云瑾与胡秀明坐在沙滩上谈恋爱，对于这样的“破天荒”的“新鲜事”自然都会感到特别兴趣，有的人当时就在沙滩上兴味盎然地窃窃私语起来，因为这毕竟是新生事物嘛。要知道，凡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开来，这个“新生事物”在第二天就像春风一样地吹遍了整个瀛海村，很快地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新闻。其实这并不奇怪，在当时这样极端缺乏文化生活现状的农村来说，传播这样带有点“刺激性”的“新闻”也算是一种“调味品”，用它来调剂一下处于极端枯燥乏味状态下的生活也都是大家所需要的。这就像在沉闷寂静的死水湖上突然吹来了一阵风，湖面上就立刻会掀起一片涟漪来，湖面就不再是死气沉沉，马上就会显得生气勃勃起来。人嘛，总是想有点儿活气的，哪会喜欢终日都沉闷得像死水一潭似的，除非是在前几年的“大饥荒年代”，常年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真是叫你高兴也高兴不起来。这恐怕是此类“新闻”之所以会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传播者中的绝大多数人中并没有抱着恶意诽谤当事人的初衷，而仅仅是觉得“有趣”而已。这样看来，像胡秀明和江云瑾在沙滩上所发生这样的“新闻”引起了全村的“轰动”就不足为奇的了。更何况，这样类似的“新闻”早就在村子里发生过，传播过，一点也不比这次“逊色”，因为早就有过“出格”的后生与姑娘在偏僻的地方发生幽会、“野合”事件，这些偷偷摸摸的行动虽然都很隐蔽，但总是防不胜防，最后总是会被人窥见的。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这就必然要被当作特大的“新闻”被纷纷扬扬地传播开来，并乐此不疲地越传越精彩，越传越生动离奇，人们也就愈加谈论得津津有味。众所周知，在这些故事的传播过程中，都往往会添油加醋地加入了一些传播者自己的“创作意向”，使得故事情节更加美妙而生动，听起来也就更加引人入胜、回味无穷。这次对江云瑾和胡秀明的“故事”也是这样，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像作家写小说那样地巧妙构思出不少的离奇的“故事情节”来，渗入到他们在沙滩上谈情说爱的“情节”之中，甚至还加进了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情节”来，使故事发展到一个令人叫绝的“高潮”，说什么他们在刚开始时确是在沙滩上坐着谈的，后来觉得坐着谈不够“意思”，就站起来边走边谈。由于沙滩的南面行人比较多，他们就往北走，一直走到沙滩最北面的“天打岩”附近，最后就索性鬼鬼祟祟地钻进到“大海鼋”下的空洞里去了……由于他们描述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又离奇曲折，比施耐庵描写《水浒传》中的人物还生动，所以也就更加引人入胜，使这个故事更加富有神奇的色彩了……
在村子里出现了如此“轰动新闻”当然是胡秀明所无法预料的，虽然她“亮相”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亮相”的程度实在是“跨越”得太大、太离奇了。也许，胡秀明的思维方式确实太天真烂漫，也过于简单而单纯了一点，她对由此而来的“后果”估计不足，人家难道会按照你所设计的“套路”上去亦步亦趋地“行进”吗？须知，别人家的头脑可都是一台十分复杂奥妙的“机器”，他们只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转动”，他们看到了你们这样的“新鲜事”后，难道不会骤发灵感？会不像从前那样奇思妙想地编出故事情节来？这个“新闻”流传的最初几天，胡秀明和江云瑾以及他们的家人当然是听不到的，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没过了几天，这个消息就很快地传到了他们的家里。最早听到这个“新闻消息”的是胡秀明的小妹胡招弟。她此时已经是纺织厂里的职工了。那天，车间里的一个小姐妹把她拉到车间的角落里，轻声地对她说：“你有没有听到过关于你姐和江云瑾两人的传闻啊？”
她有点莫名其妙地，不无惊奇地瞪着眼睛问她的小姐妹：“什么传闻啊？弄得神秘兮兮的！”
“你真的是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她的小姐妹再一次地拷问她。
“是真的不知道啊。”她认真地回答她的小姐妹。
于是，那个小姐妹就把有关胡秀明与江云瑾两人被外面传得纷纷扬扬的“绯闻”如实地告诉她。这下子，她真的惊呆了。她不但怒气冲天，还心急如焚，到底是哪个坏蛋竟会造出如此恶毒的谣言来，这叫我姐今后怎么做人？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人家？她稍稍镇定了以后，就立即去找她的姐姐。她慢慢地走进车间以后，就暗暗地把她姐姐胡秀明拉到车间外面的一个角落里，把她所听到的“消息”全盘地告诉她，并轻轻地问胡秀明，你到底有没有做过像外面所说的那种事？如果妈妈知道了，她会不暴跳如雷！
胡秀明平心静气地听完她妹妹的叙述后，虽然觉得有点意外，倒也并不觉得惊奇，脸上没有显露出任何惶恐之状。她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既然要在沙滩上“亮相”，就难免会出一些流言蜚语，这是不足为怪的。不过，她对于这些传播者竟会无中生有地捏造出她与江云瑾到“大海鼋”下面的空洞里去“野合”这样的“绯闻”倒是意想不到的。这些人的头脑真的是灵巧得太过分了，他们怎么能捕风捉影地编出如此离奇的“情节”来？这也太离谱了吧。她想，既然已经“放”出来了，那就随它去吧，你急了也没用，你难道能把人家的嘴巴蒙住不成？古人说得好：“千虚”难敌“一实”。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她忽然想到，那天晚上幸亏周厂长叫她和江云瑾同他们一起回村，否则的话也真是说不清楚了。有周厂长和杨正道这两人一道身临其境，就不怕澄不清事实，这种捕风捉影的谣言终究会像兔子的尾巴一样，长不了！不过，她实在也并没有过分地担心这样的谣言，此时的她已经不是几年前的小丫头了，她经过这么多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磨练和见识，她已经渐渐地成熟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凡是遇到有点棘手的事情就会惊惶失措，找不着北似的。现在，她不管遇到什么事，就会冷静地去对待，并学会分析研究，深入思考，弄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再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她觉得，面对这样的“绯闻”，她完全不必手足无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它不会给她和江云瑾带来很大的麻烦，最多不过是在村民中增添了一些饭后茶余的“谈料”而已。如果是造谣说她与别的男人去搞“野合”的话，那就麻烦了。这样，她就无法面对江云瑾的怀疑，就是跳到河里去也洗不清了。她想，她与江云瑾现在已经共同决定了他们这门婚事，也就是说，她迟早是江云瑾的人了，即使与他真的发生了“野合”，也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不过是发生在“婚前”与“婚后”的一个“时间差”而已，完全不存在“忠贞与否”的问题。另外，还可以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的“谣言”，反倒会促使她母亲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因为她与江云瑾的关系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她还能再扭转这种“木已成舟”的局面吗？摆在她面前的这个“既定事实”，她除了默认以外就别无选择，也是无计可施的了。看来啊，不管她对江云瑾有多少的鄙视心理，也只能眼巴巴地承认我们的这桩婚事了。对于这件事，可以套用干部们常常在会上说的一句话：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难道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她对此还感到有点“庆幸”呢。喔，对啰，我还得把这个“新闻”立即去告诉江云瑾，他现在可能还蒙在鼓里呢，如果没有作好思想准备的话，一旦突然听到这个“新闻”以，肯定要手忙脚乱的。
胡招弟在下班回到家以后，就立刻把这个在外面已经传得纷纷扬扬的“新闻”禀报给她母亲。冯兰英听后大惊失色，身不由已地摊倒在椅子里……
照例说，冯兰英听到这样的谣言后肯定要暴跳如雷，咒骂传播者不得好死，甚至于还会迁怒到郑香菱的身上，败坏了她女儿的名声。这次，她面对这个恶毒的谣言却表现出十分低调，她默默无闻地沉闷了好些时候才问起胡招弟：“你问过你大姐没有，她是否确实与江云瑾一道到沙滩上去过？”
胡招弟如实地回答：“大姐说，前天晚上是她约江云瑾一道到沙滩上去的，他们坐在沙滩上谈了一个多钟头。”
“她真的是约这个地主尾巴到沙滩上去过？她真是活见鬼了！这岂不是自找麻烦吗，难怪人家会编造出如此难听的话来！”冯兰英不禁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不过，大姐告诉过我，她和云瑾哥到沙滩后就一直坐在中沙门那里，直到后来与周厂长和杨正道一道回村的，根本就没去过‘大海鼋’那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谣言。”胡招弟气嘟嘟地说，“我相信大姐说的话，她和云瑾哥不是这样下流的人。”
“嗨，只要他们两个人确实是在沙滩上谈恋爱，人家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要去‘大海鼋’那里，这哪里会说得清啊。这种谣言一旦传播开就臭名远扬了，村里面还有哪个后生要娶你呀？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冯兰英又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苦恼地陷入了沉思。
“妈，我看你就不必为大姐担心了，她与云瑾哥一直很好，这次又去了沙滩上去谈恋爱，看来他们的事恐怕是十有九成了。大姐连‘打渔轮的’都不要，这难道不是她一心要许给云瑾哥吗？你就成全他们吧。再说，云瑾哥是厂里大家都称赞的好青年，大姐与他是很相配的嘛。”胡招弟趁机为他们当说客。她与江云瑾是邻居又是同厂里的职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耳闻目睹地觉得江云瑾确实是一个好青年，大姐选择江云瑾作为对象就是有眼光。
冯兰英是一个泼辣而精明的人，她心里面始终装有一个“小算盘”，善于对每一件事的利弊得失盘算得清清楚楚，她从来不会去做“麻雀抓不着，反蚀一把米”这样不合算的“生意”。她想，此刻的女儿已不是前几年的小丫头了，对她发号施令已经不灵了，她现在是不会再听我的，上次“打渔轮的”前来求亲遭拒一事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我左右不了她；而江云瑾呢，他也不是以前那样的地主尾巴了，他现在是纺织厂里算得上一个“大红人”，是周厂长的得力助手，也是厂里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看来啊，她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俩亲密地在一起也奈何不得他们了。她没有资格再像上次那样地去寻衅辱骂郑香菱，因为这次是自己的女儿主动去找她儿子到沙滩上去的，她怎么能迁怒于她啊？我如果再去怪罪于她，我不但得不到别人的支持，反而还要遭人家白眼，受人耻笑，她只能自己暗暗地受委曲了。另外，她审时度势地想了想，她此刻对谣言也不宜进行反击，更不能到外面去“耍泼骂街”，这就像“在被窝里放屁——越抖越臭，越掀越扩散”！看来啊，她这次真的是没辙了……

七

在农村，晚饭后是谈论各种传闻的最佳时段。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街头巷口，东扎一堆、西凑一群地欢聚一堂，互相传播着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藉以缓解一天来的疲劳，当然也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富有传统性的“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谈论时，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像“西门庆偷情潘金莲”、“时迁飞檐走壁窃珍宝”之类古代风流或传奇的故事；像“大饥荒时期饿得发窘的众生相”、“某某男女在夜晚鬼鬼祟祟地到‘大海鼋’下空洞里野合”之类现代的凄凉或风流等故事。每当这时候，他们就能找得一个难得的“兴奋点”，他们就会被刺激得群情激昂起来，就更加会饶有兴味地聚精会神地倾听那些口若悬河的传播者说的那些传世警语或胡言乱语或花言巧语或耸人听闻的惊恐之语。王媒婆是村里的一个著名“喇叭筒”，她自从得到胡秀明和江云瑾这个“新闻”后，就如获珍宝一样地兴奋起来。最近一段时期，她对胡秀明“不识好歹”之举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有了这样美妙的“绯闻”她会放过吗？她只有报了上次这个“一箭之仇”心里才会感到释然。于是，她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义务宣传员”来了。由于她巧舌如簧，再加上她善于绘声绘色地描绘各种“行为举止”能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所以每当她“上演节目”时就特别能吸引众多的人群。她今天讲的“新闻”内容当然是有关胡秀明与江云瑾在“大海鼋”下“野合”的情境，这样富有“兴奋点”的“绯闻”能不引起众人的极大兴趣吗？她津津乐道地、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如何急不可待地脱下衣衫和裤子，两人如何赤裸裸地、如胶似漆地缠绕在一起……
周志林和杨正道这时刚好从这里走过，看到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聚精会神饶有兴趣地听着王媒婆“说走书”，不禁感到有点新奇，就驻足在人群的旁边想听一听究竟是在说什么样的新闻。谁知听了几句就知道是她在说江云瑾与胡秀明的“绯闻”，看她正在津津乐道地用极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挑逗着围在她周围的男女老少，藉以引起村民们对“绯闻”巨大兴趣，在更大的范围里扩散胡秀明和江云瑾的“野合”事件，以达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周志林和杨正道听了顿生怒气，这个王媒婆怎么能这样信口雌黄无中生有地造谣惑众？这岂不是要严重地败坏胡秀明和江云瑾的名声？杨正道对如此混账的话义愤填膺，没与周志林商量就喝令王媒婆：“放你娘的狗屁！我问你，你亲眼看到江云瑾和胡秀明在‘大海鼋’下的空洞里‘野合’了吗？”
王媒婆被这突然其来的喝令声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杨正道在对她喝令，他还瞪大着眼盯着她，像要把她吃了似的，她不禁吓出一身冷汗来。这个杨正道是全村闻名的“刺头”，连生产队长都怕他三分。他不但长得虎背熊腰有公牛般的力气，而且是一个“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人物，谁得罪了他就没有好果子吃，如果惹罪于他就肯定要吃亏的。王媒婆毕竟是一个久经沙场与三教九流打过交道的人，她顷刻间来了一个变脸术，笑容可掬地讨好杨正道说，我是在同村民们讲笑话寻开心哪，这些新闻也都是从人家那里听来的呀。
“这样败坏人家的谣言难道可以在众人面前乱说乱道的吗？”杨正道声色俱厉地质问王媒婆。
“我也是听来的嘛。”王媒婆悻悻地说，故意装出一副无故的可怜相来，想得到一些人的同情。
“你既然是听来的，那好，你与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把你从哪里听来的说给派出所同志听。”杨正道说着就用粗壮的手去拉她。她见状不妙就像泥鳅一样地从人群里溜出去了。其实杨正道也是故意吓唬她一下的，如果真的要抓住她的话，她能逃得掉吗？他也早就知道村子里在传播了这样的“新闻”，她只不过是在其中添油加醋一些罢了。
周志林觉得这样的“新闻”传播对江云瑾和胡秀明极为不利，于是就趁机对聚集在面前的村民们说，大家千万别相信这些谣言，江云瑾和胡秀明在那天确实是去过沙滩上谈恋爱，青年人嘛，在沙滩上谈谈恋爱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那天，恰好我与杨正道一道到沙滩上去买鱼，看到他们俩坐在中沙门上谈心。一个多钟头以后，我们从沙龙尾巴买到鲜鱼后回来时经过中沙门还看到他们俩在原地方坐着，他们看到我们走到他们身边就站起来，然后就与我们一道回村，根本就没有到“大海鼋”那里去过，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谣言，你们千万别相信这些谣言。
村民们知道周志林是一个正经诚实之人，杨正道这人虽然粗鲁了一些，但也从不说假话，村民们自然十分相信他们的话。村民们之所以喜欢听王媒婆“说新闻”只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些兴趣而已，并不是相信她所说的话。现在听了周志林的解释后才真相大白，都觉得再也不能去轻信这些有损于青年人名声的谣言了……

就这样，这场风波渐渐地平息下去了，虽然村民们不再相信江云瑾和胡秀明到“大海鼋”下去“野合”过，但他们俩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却成了铁一般的事实。这场风波真的是起了一个歪打正着的效果，反倒加速成全了江云瑾和胡秀明的这门婚事。冯兰英从心底里觉得自己对这门亲事的掌控权已“大势已去”，反正是“木已成舟”了，她还能把自己的女儿再去许配给别人吗？人家再也不会来给她做媒了。她此刻倒是十分清醒，她再坚持反对这门婚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还是成全他们吧，反正江云瑾也算不上一个蹩脚的年轻人。
江云瑾和胡秀明终成眷属。

第七章        史无前例

一

陈柏青近来心情舒畅，额角上皱纹似乎也淡出了。他感到很欣慰，因为纺织厂的形势发展得令人鼓舞，随着县百货公司对棉布订货的不断地加码，纺织厂也就审时度势地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于是就一批又一批地吸收新职工进厂。随着新职工的大批涌入，形势逼着纺织厂扩大厂房，增添机器设备，真是一片新气象啊。这样一来，瀛海大队的社员子女大多数就成为纺织厂的职工了，他们笑逐颜开，满面春风，连走路的脚步声都噔、噔地重多了。另外，大队里的大队办砖瓦厂由于推行“计件工分”，砖瓦工们的生产劲头更足了，生产效率就大幅度提高，这样一来，砖瓦工的个人收入与砖瓦厂积累也就同步上升，结果就很自然带来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那些到海里去从事“打小网”副业的、以及在海涂上放养蛏子的社员们也不甘落后，千方百计地开动脑筋，像八仙过海似的各显神通，竭尽全力地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增加收入，在整个农业大队里形成了一个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的良好格局。作为大队长的陈柏青，他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吗？他在此时此刻真的感到意气风发啊！他心里就这样地盘算着，只要“上面”在这几年里不要再发动大的政治运动，让我们农村好好地休养生息几年，能让我们去安安稳稳地发展生产，我们的瀛海农业大队肯定就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大队的经济实力就会空前的雄厚，社员收入也就会大大地水平提高，我们大队的社员就不再遭受贫穷的折磨，前些年这样的窘迫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
陈柏青对政治运动之所以会这样担忧和惊恐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他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浮夸风”、“瞎指挥”、“刮五风”等运动中尝够了苦头，给他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并被“拔白旗”倒也不必说了，而给农村造成的严重损失及后果实在是太惨重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绝对不会轻易忘记的。虽然时过境迁，他还是心有余悸。他常常不无遗憾地想，如果没有此前这些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话，我们辛辛苦苦缔造起来的、已经初具经济实力的高级农业社怎么会一下子地破败到如此的地步？这种“人祸”比“天灾”还可怕！就拿一九五六年那次最可怕的“81台灾”来说吧，那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台风给瀛海乡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它把沙滩上的一排排黄鱼鲞加工厂摧毁成一片瓦砾废墟，也把水稻田灌成为一片汪洋，甚至还把十多艘渔船冲到塘岸里的水稻田里去。不管是渔业队还是在农业队，损失都是极其严重的。就是这样大的损失，经过了两年时间的“修补”就把这道深深的“裂痕”抚平了。而这几场“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还不见“还头”，这条“裂痕”还在“渗血”。所以，在陈柏青的脑子里，政治运动比历史上最厉害的“81台风”还可怕！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的折腾，他们农业大队的社员恐怕早就不愁吃穿了，哪还会过着“菜瓜半年粮”、“衣裳全补丁”跟乞丐差不多的穷困潦倒的日子呢？幸好，自从中央颁发“十六条”以后，政策比较符合我们农民的心愿，所以才有了农村今天的复苏。可是，谁能保证今后就再也不会发生政治运动了呢？他想到这里，就蓦然想起自去年以来，“党报”好像又“热闹”起来了，那个叫姚文元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大块头”文章“海瑞罢官”以后，各种报纸似乎都亦步亦趋地跟着响应，后来竟连篇累牍地跟随着“揍热闹”。特别是在最近，报纸上又好像出现了“新花样”，大量刊登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文章，就像“煮开了锅”似的。他虽然不大清楚被报纸上点名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但觉得这几个家伙好像也是比较有名的文人，可能曾经写过几篇“反动性质”的文章，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目标。至于已经红起来的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当然也不大清楚。不过他能估摸出，这个姚文元肯定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否则的话，他就写不出如此长篇的大文章来，即使能写出来，也得不到这么多人的响应，也许可能有一定的大背景。陈柏青是一个农民，他对形势能做出这样的估计应当说是很不简单了。他是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脑袋瓜也比较灵活，再加上他有经常看报纸的条件和习惯，所以他能洞察到一些政治动向，也善于分析一些政治性问题。不过，由于他阅历有限，要搞懂“燕山夜话”这类文章的内涵不容易。他想，按照现在这样的声势，党中央很可能又要搞一场政治运动了，会不会又要搞一次像五七年那样的“反右派运动”？按目前这阵势，同1957年“大放大鸣”时差不多。陈柏青对于在十来年前发生的这场政治运动还是记忆犹新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更好地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向党组织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改正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也许是“大放大鸣”中有人提的意见太尖锐了，运动突然间就改变了方向，说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顿时，全国风起云涌地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许多敢于大胆提意见的人，一下子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次运动虽然没有在农村里开展，陈柏青置身于运动之外，但他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他现在并不担心批判“三家村”会导致了变成为“反右派运动”，也不关心这场运动会使那些人倒霉，而是担心在这个政治运动之后又接着要搞“大跃进”之类的政治运动。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我们农村又要遭殃了，他为此真的有点担忧。不过，话要说回来，他不在乎什么“海瑞罢官”呀、“三家村”呀这些批判文章，这些都是属于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的事情，至少目前与我们农民无关。既然无关，我就不必去关心它了，还是去多多关心与自己密切有关的事情吧。

二

沈宝强是一个头脑活络的人，凡是头脑活络的人都不会安心在农村里老老实实地当农民，因为当农民实在是太苦了。他们天天早出晚归，不是脸孔对地背朝天地弯腰曲背，就是一副农活重担压在身，一年做到头还只够付个口粮钱，你说能安得下心来吗？本来嘛，沈宝强完全可以不必到农业生产队里去当农民，他可以跟随着他大哥沈宝海到海涂里去养蛏子，收入也是不错的。但他觉得养蛏子这行当实在是太辛苦了，他真的害怕“扒蛏子”这种累得几乎要折断腰的苦活。他吃不起这份苦。就在他不愿当农民的时刻，他有幸遇到了一次机会，长岗煤矿到瀛海乡的农村里来招收下矿井采煤的矿工。他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就这样，他摇身一变地成为了一个长岗煤矿的一名矿工。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到矿井下去采煤是一项具有危险性的工种，而且也是苦和累的活，但他是一个善于算计的人，当农民怎么能与当矿工相比较呢？首先，当矿工的人就是工人阶级了。在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可是一个领导阶级，属于领导阶级的人能吃亏吗？当了工人就享有许许多多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生活绝对有保障，这与农民是无法比拟的。下矿井固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的事故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总不至于偏偏会落到我的头上吧。再说啦，一个人总不会一辈子地永远当下矿井的矿工吧？上井工作的机会还总是有的。如果有朝一日能改变工种的话，那我就有出头之日了。他当初就是抱着这种希望而去的。两年以后，正当他做着改变工种“美梦”的时候，却碰上了一次厄运。那天，他正在矿井下作业，突然发生了一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矿井里发生了瓦斯爆炸！整个矿山天崩地裂地颤抖起来，矿井内顿时一片漆黑，他连想都来不及想就被爆炸所产生的气浪击昏了……
当他醒来时，他已经是躺在矿山医院的病床上了。他苏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还活着，这是最最要紧的，也是最值得庆幸的。生命对人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还只是个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呀，一切还只能算是开头，只要生命还在，就什么都会有的，其他的东西就不必去计较。他本能地伸了一下手臂和腿脚，觉得还灵活如初，虽然腿脚的皮上有一些疼痛的感觉，那肯定是被石块擦伤的，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些都不碍事。如果缺腿断臂的话，那就麻烦了，他这一世人就完了。他觉得自己大难不死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他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现在可以说是他做第二世人了，这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吗？他看了看同室里的几个难友，有的用纱布绑着大腿，有的是绑着手臂的，看上去好像还是明显短了一截似的，那肯定是被截肢了，这是多么不幸的悲惨结局啊！看到他们如此可怜的惨状，他就觉得自己是十分荣幸的。不过，当他看到躺在他旁边的这几个缺腿断臂的难友，他就立刻想起了那令人恐怖的爆炸瞬间……
平时，病房里是静悄悄的，但有时会突然地爆发出一声极其惊恐的喊声。不知有多少次，沈宝强在梦里老是重演着矿井里瓦斯爆炸时的可怕恐怖场面，他就情不自禁地就拼命地大喊“快跑！快跑！”，惊恐的喊声就是这样突然爆发出来的，这样的恐怖喊声自然就惊醒了旁边的几位难友，吓得他们浑身发抖，脸色惨白。他们本来就是心有余悸的人，这种“连锁反应”给大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像阴魂不散的冤魂，时时刻刻地笼罩在病房的上空……
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地看到从矿井里抬出来的弟兄们的黑乎乎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以及家属们看到自己的亲属的遗体时发出痛不欲生的、撕心裂肺的嚎哭声，但他却能完全想象得到这种悲惨场面。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些一直与他生死相依的兄弟们在那爆炸的瞬间就阴阳分隔了，那是多么可怕啊，他能不心惊胆颤，能不惶惶不可终日吗？他痛定思痛，觉得生命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福利待遇再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再高，如果失去了生命，那些福利待遇难道都不是烟消云散了吗？不是统统地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所以，这些身外之物与生命比起来，那都是微不足道的。最终，他还是下决心向煤矿辞别，下决心回到他曾经发誓要跳出这个“泥潭”的故土里去当农民。农民虽然苦了点，但生命有保障，做人还是相当牢靠的。这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命啊！
就这样，他又回到了故乡。不过，他并没有到去生产队里去当农民，他在家先休息一下再说，需要全方位地思考未来的生活坐标走向，观察等待一下，看看能不能等到一个好机会，说不定我时来运转，刚好碰到有较好单位来招工的话，那真是要谢天谢地了。他深知，要去寻找一个好的工作单位不容易，而要到生产队里去当农民就一点儿也不用发愁，因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到生产队里去，甚至连劳动改造刑满释放的犯人都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地、随时随地地到生产队里去当农民，我还要去担心它甚么？只有在什么门路都没有希望了，他再到生产队里去也还不迟啊，沈宝强心里就这样地盘算着，等待着。
说起来，沈宝强的运气确实真的不错，这在他耐心等待之时，恰好遇到乡邮电所要招收二名临时工，担任乡间山路的投递邮件工作。沈宝强就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最终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俨然地成了一名邮电所里的临时工。就在沈宝强在邮电所里工作了大半年以后，全国就风起云涌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首都北京燃烧起来的。北京具有外省各地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消息灵通不说，还有“高人”直接指点，所以这场大火首先在北京大学点燃起来。一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进驻北大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云云。不久，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誉为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北大的普通不过的人瞬间就跃升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得发紫的人物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也就随之而在全国燃烧开来了……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造反派”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取得了第一场的胜利。彭、罗、陆、杨是何许人也？彭是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罗是罗瑞卿，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陆是陆定一，党中央宣传部长；杨是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些老革命历来认为是属于“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怎么一下子会变成了“反党集团”了呢？这样惊天动地事件能不使全国人民傻眼吗？造反派甚至还把中共中央的宣传部说成了“阎王殿”，老百姓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咋一位事啦？其实，不要说老百姓，就是党中央里的高层领导人还蒙在鼓里呢，他们对于发生在眼前的这些眼花缭乱的事情真是感到深奥莫测，犹如缭绕在山腰间的一团团翻滚着的迷雾哪。紧接着，几百万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蜂拥地拥进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百万红卫兵为之欢欣鼓舞，“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全国就立即就变成了“一锅沸腾的粥”！紧接着，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红卫兵揪出来了，说他党内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场熊熊大火很快地蔓延到大江南北的农村地区，像春风野火，像海啸狂涛，像雄狮咆哮，怒不可挡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势如破竹地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暴露出光天化日之下……
真是乱世出英雄啊！
在当时的农村来说，沈宝强是属于头脑灵活、见识颇广的人，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翻天覆地式的政治运动却还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对出现在他面前的这种天花乱坠般的、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他真的感到有些吃惊，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在还是共产党当政的情况下怎么会一下子动乱到如此的地步？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他既感到新奇，又有些幸灾乐祸，觉得那些当官的人实在是太舒适、太高高在上了，这些人吃一点苦头也是活该，吃了点苦头以后也许今后会收敛一些，让这些人尝尝群众的厉害就不会像此前那般的张狂了！关于上面发动了这场运动究竟是要达到什么样目的，他当然是茫然一片，心里面一点也不清楚，直到北京揪出了刘少奇，县里的红卫兵揪出以县委书记为首的“走资派”以后，他才初见端倪。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要彻底铲除他不信任的人，从中央的刘少奇一直到基层的县委书记。他忽然极度地兴奋起来，他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他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恐怕就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错过了这道门，前面就没有别家店了，他能放弃这样一次的好机会吗？也许，目前的形势是给他一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才能的大舞台！他灵机一动，就计上心来。古人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搔痒。如果下手不快被别人抢先的话，那就捞不到最好的“油水”了。这使他想起了沿海边时有发生的“捞天财”。“捞天财”其实是发“难”财，就是指一艘船在海上被暴风巨浪吞没后，在漂泊过程中最终被粉身碎骨地解体，随后就散落地漂浮在海面上。这时，当有人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消息时，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迅速地到这个海域去捞这些散落在海面上的船板等物，这就叫“捞天财”。“捞天财”也算是沿海边的“发小财”的机会，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机遇，得到这样机遇的人，首先是要消息灵通，第二是要动作迅速，稍稍迟钝了一步就什么也捞不到了。活络抢先的人能捞到值钱的船梁之类构件，动作缓慢的人就只能是捞一些不值钱的甲板之类木板，而落在后面的拖尾巴的人，恐怕是连一根毛竹撑篙都捞不到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现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不正是像面临“捞天财”那样的情况吗？谁的消息灵，谁的动作快，谁就抢得了先机，把当权的“走资派”把下马，自己就可以占据了他这个位置，如果落在人家的后头，那就什么也捞不到了。于是，他说干就干，马上就约几个邮电所里要好的人，立即宣布成立“卫东兵团”。他是兵团的发起人，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卫东兵团”司令。“卫东兵团”成立后就立即开展革命行动，首先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公社党委书记王如坤，他是瀛海公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此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抢夺了这个“走资派”的权。沈宝强干得有条有理，有章有法，当然也出手不凡。王如坤看清了时势，只得乖乖地交出公社的大印。沈宝强夺得大印后就趾高气扬地立即勒令王如坤戴上一顶“长长帽”，在这顶长长帽上写了“党内走资派王如坤”这几个黑体大字，黑体字外面还用红笔画上了八个大红圈，就把王如坤跌跌撞撞地押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
对于这样出其不意而极具轰动效应的事件，瀛海乡的村民们能不感到傻眼吗？以前都是把地主分子押到大街去游街示众的，现在怎么换上了共产党的党委书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啊？难道天下真的要大乱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