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为礼先生长篇小说《柳暗花明又一村》更新至55

自   序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不要哀伤，也不能消沉，更不必绝望。只要你心中捂着希望，生活的道路就不会永远地暗淡下去。你应该知道，是迷雾就不会永久地笼罩在天空，即使是雾霾罩顶，天昏地暗，也绝对不会持之以恒，它总归迟早地烟消云散。一旦迷雾消失，那明媚的阳光就会照耀到每一个角落。到那时，你就会沐浴到温暖的阳光，享受到人间的温暖。自然，那些与你形影不离的阴影也将被驱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诚然，那些曾经笼罩在你身上的阴影肯定会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也许是刻骨铭心的，我自己就有过这样深刻的体验。我们在驱赶阴影的同时，不能将这些“刻骨铭心”的“阴影”彻底“忘掉”（不同于耿耿于怀），应当把它留作“记忆”，让它作为“历史”供后人借鉴，明示这些教训大有裨益，让我们的后代万万不可“重蹈覆辙”！
在那令人难忘的一九五七年，由于我落入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圈套，突然间，把我一个正在杭州读书的青年学生“变成”了群起而攻之的一条“毒蛇”。次年五月，就把我从“天堂”（杭州）打入了“地狱”（回乡务农）。那个被世上称之为天堂的杭州是我当时倾心的求学之地，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就被她冷酷无情地驱赶了出来。还是家乡人好啊，故乡的乡民们看着我从小长大，都是知根知底的，十分清楚我的底细，他们自然就没有对我“敬而远之”，他们容纳了我。还是故乡好啊。
谁知，就在我返乡务农之际，故乡也开始陷入了一连串的“左祸”之中。看来啊，我这人真的有点“不干净”，何止是“不干净”，简直是一粒“灾星”！否则的话，灾难为什么老是伴随着我？抑或是我老是跟随着灾难？我想，我前世到底犯下了多大的罪孽啊？
我真的想不明白，就在我的前脚刚刚踏进故土之际，那“大跃进运动”、“大办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食堂化运动”就跟随着我的后脚接踵而至……
这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阳谋”的继续，因为自从“反右派运动”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对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提出异议了，无论“乌托邦式”的“美梦”编造得如何离奇，全国人民都只能遵循，而且也必须遵循……。这些“浮夸”和“异想天开”的本身就是“肥皂泡”，它理所当然地比“海市蜃楼”还消失得快，其结果不但使全国的老百姓劳民伤财，同时也给国家经济实力消耗殆尽，最后导致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全国“大饥荒”，最后还得由无故的广大农村老百姓来“埋单”……
多少年来，那些我亲身经历过的、极端荒谬而愚蠢的“左祸”有过切肤之痛，但我也只能把它默默无闻地留在脑子里，因为我此前已经有过前车之鉴的惨痛教训。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那些“左祸”所造成的惨境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像电影屏幕那样清晰地展现出来。
众所周知，当时的农民对生活上需求是很低很低的，只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特别在“大饥荒”发生以后的岁月里，那些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农民头脑里只有一个期望：如果有朝一日肚皮能填饱、衣着能遮丑御寒的话，他们做人就满足了。后来，由于有了“菜瓜半年粮”的办法，肚皮总算是填饱了，但在衣穿的问题上还是摆脱不了“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状态（每人每年只发一尺七寸布票）；他们在生产队里辛辛苦苦地劳动了一天，只有二三角钱的收入，到年终也只有勉强地支付口粮钱，还有不少的社员连支付口粮钱也不够，这就成了“倒挂户”。他们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在他们的心中，自始至终地有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除了肚子能吃饱、身上能有衣穿以外，最好手头上也能有几个买酱油、米醋之类的另花钱。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其低下的“梦想”还是一直实现不了，因为“折腾”连绵不断、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他们的这个“梦想”就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但是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还是那样地执着……
由于我与他们“同舟共济”，对于他们心里有这样的“梦想”有深刻的感受，其实当时的我也何尝不是有与他们这样同样的“梦想”呢？
说到梦想，倒是有千奇百怪的。有的“梦想”本来就属于胡思乱想，像白天做梦似的，它当然就不可能实现，如在“大跃进”的年代，那些编造“神话”者就大肆吹嘘水稻亩产已经达到一万斤，甚至于还有十三万斤这样的大“卫星”。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他们自然就异想天开地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光了，他们竟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来。于是乎，他们就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还豪情满怀地提出了“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社会”！历史是无情的，“异想天开”最终受到了历史性的惩罚，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在全国农村蔓延。只可惜，受到直接惩罚的不是他们这些“乌托邦者”，而是广大农村里无辜的农民，是那些忠诚老实的农民为他们这些乌托邦者“埋单”，这就导致了全国有几百万可怜的无辜农民成了饿殍……
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这些“神话”真觉得是太荒唐太可笑了。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国举世闻名的“杂交稻之父”袁隆平经过了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培育出来的杂交稻也只不过是一千多公斤的亩产而已，这在目前全世界来说也是算得上“顶级水平”的。而早在五十年前的一九五八年，那些头脑发热者竟说水稻亩产已经达到了几万斤，甚至十三万斤。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些人的头脑怎么会利令智昏地发昏到如此天花乱坠的地步？！
我亲身经历了这些令人难忘的年月，目睹了这些由“左祸”所带来的“折腾”给乡民们造成如此深重的灾难。我的乡民们是世界上最纯朴的人，尽管一次次的“折腾”给他们带来了如此的深重的灾难，但他们却没有抱怨过政府，只是默默无闻地忍受着煎熬。他们对生活也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们一直在默默地祈求未来的日子能吃饱穿暖，手头上能有几个另花钱。仅此而已。他们的“梦想”并非好高骛远地企望能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而仅仅希望有朝一日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其实，在农村里想能过上“丰衣足食”算不上什么痴心妄想，也不是高不可攀的目标。一个普通的农民，只要他能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而且脑袋灵活好使，在没有遇到什么灾难性的特殊情况下，他是完全能实现这样目标的。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目标，他们虽然勤劳，但一直未能如愿，如果没有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他们的这个“目标”恐怕一直只能是一个梦想。
这些活生生的、电影屏幕式的“片断”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滚，我一直就想把他们为实现这个“梦想”而百折不挠、执着的奋斗精神表达出来。这就是我要写《漫漫梦想路》的初衷。
按照原来的写作设想，《漫漫梦想路》应分上、下两部，写好了“上部”自然是意犹未尽，还应当续写“下部”。可就在此时，我忽然想到此前写的三个中篇《风月》和《情变》（已在网络上发表、流传）不正是可作为它的“下部”吗？虽然这二个中篇中的人物及故事情节与《漫漫梦想路》没有关联，但这几个中篇的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恰恰是与《漫漫梦想路》一脉相承，特别是这二篇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时代风貌”与《漫漫梦想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完全具备成为一个“小说链”。于是，我就进行了“移花接木”手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此产生。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来投入到另外题材的创作中去了。

                                               张为礼  写于  2009年12月

柳暗花明又一村

目录
漫漫梦想路
1．第一章  狂热的风                 P 1~16
2．第二章  “一步登天”梦           P16~35
3．第三章  只求一饱                 P35~47
4．第四章  柳暗花明                 P47~65
5．第五章  梦想脱贫                 P65~92  
6．第六章  情意绵绵                 P92~108
7．第七章  史无前例                 P108~123

风月                        P123~135

情变                        P148~161



内容提要：

《漫漫梦想路》时代背景是从1958年开始。那时，“大跃进”如火如荼在全国蔓延。瀛海乡召开“学习班”，要求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都要报上水稻亩产万斤以上。陈柏青对这种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亩产指标迟迟在不表态，所以就在学习班上坐冷板凳，报上指标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陈柏青等几个人留在会议室里继续“检查自己的保守思想”。杜先谋是一个生产队长，他闻讯后就到学习班去“解救”陈柏青，动员他“解放思想”，否则就不能走出“学习班”。陈柏青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上报了“万斤亩产”；在后来的“大办钢铁运动”中时，他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举措，思想上也有抵触，特别是在秋收冬种时刻还是不顾农活紧迫而仍然还要大搞“土高炉”，他觉得实在是太忘乎所以了。他不顾压力，召回部分社员参加秋收冬种工作……这样，他就“理所当然”被打成“右倾分子”，最后被当作“白旗”拔掉，投机钻营的杜先谋登上了大队长的宝座。尽管如此，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想尽办法使社员群众渡过“大饥荒”的灾难……
周志林是一个负过伤的复员军人，在“大饥荒”以后的极端困难时期，他想以“变废为宝”地办“废麻厂”，为社员增加一些收入。他在陈柏青的支持下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他还利用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江云瑾的一技之长，对“废麻厂”进行了不少的技术革新，使生产有了明显的提高。后来，他还主动地邀请江云瑾的哥哥江云卿（纺织工程师）对“废麻厂”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演变成为“纺织厂”，但却招来了许多有流言蜚语……
“废麻厂”职工胡秀明深深地爱上了江云瑾，但由于她母亲冯兰英坚决反对她与“地主尾巴”江云瑾成亲，故意寻衅江云瑾的母亲地主婆郑香菱，想藉以打击江云瑾对她女儿的“幻想”。胡秀明只得在无奈中等待。由于江云卿的热情支持，“废麻厂”最终顺利地升格为“纺织厂”，并很快地投产……
由于江云瑾在工作中能刻苦钻研，在厂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厂内职工的一致好评。胡秀明工作积极肯干，也成为了纺织车间的车间主任。她痴心不改地一直爱着江云瑾，主动地向江云瑾求爱，他们最终战胜了重重困难，如愿以偿地与江云瑾终成眷属……
“大饥荒”后的干部群众痛定思痛，都觉得陈柏青当初并没有什么过错，希望他出来工作。同时，由于杜先谋的劣迹渐渐暴露，群众都纷纷要求他下台。陈柏青临危受命，又担当起大队长的重任。他一往无前地、执着地为群众利益着想，坚决执行恢复农业生产政策，竭尽全力地为提高社员的生活而大胆地开创了新局面。在他的领导下，各种副业生产很快地恢复起来了，大队面貌一新。就在大队欣欣向荣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陈柏青又面临了一场危机。杜先谋不失时机地成立“向东”兵团造反，诬陷陈柏青是农业大队的“走资派”，妄图夺权……
在不同的年代里，都有它不同的社会特征，不同的风貌。《风月》中的陈翠香在当时被严重扭曲的社会生活里坚守自己的本分，以宽厚和真挚的感情对待曾经迷失过的男友周华青，可就在她爱着周华青之时，她的后母杏花却要把她嫁给她的外甥外号叫“二百五”的梁柏武，当然被她拒绝,并得到父亲陈大林的支持。但梁柏武不死心，千方百计地动出脑筋来陷害陈大林父女和周华青，在他的阴谋得逞后还企图强奸陈翠香，遭到陈翠香的顽强抵抗。她最终战胜了梁柏武，得到了自己圆满的爱情。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农村的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在经济繁荣的同时，社会上的风气也起了变化，正如有人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情变》中的王一波与周玉兰为创业曾经共同艰苦奋斗过，但在发迹以后，王一波与林美姣发生了婚外情，周玉兰当然不会让林美姣来鸠占雀巢，她根据蛛丝马迹的线索终于抓到了证据，从而揭穿了王一波的抵赖，但王一波破釜沉舟，决定与周玉兰离婚，导致了他们家庭的破裂。

第一章  狂热的风

一

陈柏青被一大群社员包围着，有的社员甚至于把手指头直指到他的鼻尖上，他们怒气冲冲地质问他：
“陈柏青，我看你恐怕是着魔了，你怎么能上报一万斤的水稻亩产？”
“你不是向来提倡要实事求是吗？现在你怎么一下子被冲昏了头！不要说亩产一万斤，就是八百斤也是实现不了的，你的牛皮也实在是吹得太大了！”
“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几年不是一直是四百斤上下的亩产吗？连‘农业发展纲要’里要求的八百斤都实现不了，怎么一下子提高到一万斤啊，你真是活见鬼！”
……
陈柏青面对众多社员们此起彼落的、声讨式的责问声浪真是有口难辩，社员们的话句句实在，而且是没有什么恶意。他扪心自问，他难道不知道一万斤的亩产是一个“弥天大慌”吗？他至所以会上报如此荒谬绝伦的亩产数确实是出于无奈，而且是在被迫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出的，他此刻真是哑巴吃黄连——自尝的苦味自得知……
这时，有一个体型消瘦、个子不高的社员挤到陈柏青面前。此人叫胡友泉，是社里的一个有名的“俏皮大王”。他此刻的脸上不像其他社员那样含着怒气，反而有点嬉皮笑脸地对陈柏青说，陈社长，听说你上报了水稻亩产一万斤，好啊，这下子我们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了！他忽而又转过身来对社员们说，我看你们这些人呀真是不识好歹！为啥还要对陈社长发泄不满呀？亩产高了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向国家多上交公粮，多卖余粮，陈社长和我们社员大家岂不是都光彩了吗；亩产高了，社里的粮食自然就多了，我们的口粮难道不也就多了吗？我们就再也不用发愁在明年上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闹粮荒了；余粮多卖了，社里自然就富了，年终分红当然也多了，分红多了，我们口袋当然也就鼓了起来，过年时不但可以去多割几斤猪肉，还可以给儿子女儿们添新衣服了，孩子们在过新年时就不必再去穿破旧的衣服了，他们在大年初一到亲戚家里去拜岁的时候，自然就会笑容满面，兴高采烈地跳跳蹦蹦起来，脸上也光彩了不是？还有，我们的陈社长在上级面前再也不用愁眉不振了，他脸面自然就有亮光了！面对这样的好事，你们为什么还不高兴，还要去责问我们的陈社长呢？你们这些人呀真是太“不识好歹”了！
一个熊背虎腰的彪形大汉突然冲到陈柏青面前，此人是村民中有名的“刺头”杨正道，绰号叫“鹅头颈”，他对那些常用盛气凌人的态度待人以及有点霸道的村干部特别“不买账”。他为人仗义执言，看不惯仗势欺人的行为，所以经常打“抱不平”；但他又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就算是一点小事也与人争辩得面红耳赤，不决出雌雄决不肯罢休的人。他与人争辩时，往往要伸着脖子而且用眼睛乜斜对方，这副神气确实有点像骄傲的大白鹅在攻击对方时那种藐视对方的模样，所以才有“鹅头颈”这个外号。此时，杨正道二话没说地就把胡友泉像一只鸡似的一把甩开，并没好气地对他说，谁还有心思让你开玩笑！紧接着，他就瞪着凶神恶煞的眼神对陈柏青说，一亩田能产出一万斤稻谷来，你真是信口开河啊，除非你有孙悟空的本事！你这个当社长的就不去仔细地算一算，一万斤稻谷，在一亩田上能铺得多少的厚度啊？你就是去刮掉二寸厚的泥土都不足一万斤呢！真是扯蛋，你上报亩产一万斤，比我们目前的实际产量要高出二十多倍！你发昏了没有啊？你上报这样高的亩产后，领导以为我们的口粮吃不光了，国家就难道不增加我们卖余粮的指标吗？不要说再增加二十倍，就是增加二三倍卖余粮的指标，我看我们社员的口粮就没得分了，我问你，你这样做是不是不想给社员们分口粮了不是？叫我们大家去喝西北风啊？！
不知哪个社员带头喊了一声：“陈柏青这样夸报亩产完全是为了冒功，像书上所说的张士贵一样奸臣，对这样一个不顾社员死活的人，完全可以说他是一夥灾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之人，我们大家来揍他一顿，叫他来尝一尝群众拳头的滋味，去体验一下吹牛皮做冒功者的下场！好不好？”
“对！”，“对！”，“对！大家来狠狠地揍他一顿！”说着，众多的社员纷纷捏起拳头像雨点般地落在陈柏青的头顶上……
众人的呐喊声和雨点般的拳头把陈柏青从噩梦中拉回到现实，他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地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来！真他妈见鬼，我陈柏青怎么一下子变成祸国殃民的奸臣了？平时对我尊重有加的社员们为什么竟突然会翻脸不认人了？使我这个当社长的竟像一只过街老鼠那样地遭受到被人人喊打的局面？这个强烈的反差使他不能不猛省到发生在几天前的“亩产万斤”的事件来……

二

一九五八年是个天翻地覆的、“发疯”的年头，有些人疯狂得简直叫人眼花缭乱。当“大跃进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陈柏青是满怀喜悦和兴奋异常地响应这个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的伟大号召，但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他开始感到这个“大跃进运动”有点不可思念了，而且是愈来愈离谱了，特别是当他看到墙上到处都写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象不出目标，没有实现不了的指标”之类口号时，他真的有点迷惑不解起来，如今这个年代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西游记”里神话似的离奇了？凭着他不算太长的种田经历，他深深地知道，田里生长农作物的产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能像你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那样就可以无限制地提高的。尽然，土地是能感恩的，你如能对它多用一点力气，多用一点本钱，它就能多报答你一点，但到了一定限度以后，你即使再多费力气、再去多用本钱也是枉费心机的，否则的话，几千年来，农业作物的产量总是大致上这样呢，如果能无限制地提高的话，农民为什么还要去多种几亩田地呢？那他们只要种一亩田就可以了吗？他们把用在五亩或者是十亩田地上的精力化在一亩上不就能得到五亩或者是十亩田地的收获了，这岂不更省心省力吗？而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一种妄想。他忽然想到前几年前上级发布的《农业发展纲要》里的水稻产量目标是八百斤，这倒是比较现实的，虽然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达到，但这毕竟是可以实现的，而不像他现在报纸上所看到的那样，某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亩产已经达到了三万多斤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一看，还真的是三万斤哪！这怎么可能呢？《纲要》不是明明规定是八百斤吗？怎么一下子比《纲要》翻了近四十多倍了，这真是不可思念的事情！他们真的难道有孙悟空般的本领？就在此时，社里的会计突然来通知他说，乡政府叫他马上到县里去开会。他听后就不敢怠慢，立马就动身到县里去报到。
这是一次县农业生产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当陈柏青走进会场时，就看到会场的主席台前挂着一幅醒目的横幅：敢说敢想，大干快上，力争水稻产量翻十番，实现全县大跃进！他一看心中就明白，这是一次农业生产大跃进会议。在会上，县领导先作了动员报告，讲了全国的大跃进形势一片大好，我们要树立起雄心壮志，努力赶超兄弟县，苏联老大哥已经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我们也要放“卫星”，这个“卫星”就是要把水稻产量翻十番！当陈柏青听到这位领导说出水稻产量要翻十番时，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会后，接下去是分组讨论，以乡为单位成立讨论小组，讨论如何落实县里下达的产量指标。瀛海乡的讨论小组长是茅朝财。说起这个茅朝财，这是瀛海乡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在瀛海乡土地改革时，他是县里派下来的土地改革工作队的一个队员。他的思想出奇地激进，在土改后期分配地主房子的时候，他就提出要把地主分子一律“扫地出门”，也就是把地主分子统统地赶出他们原来居住的大院，分另外二间小屋给他们这些地主分子居住就算不错了，因为他们的房子本来就是从贫下中农那里剥削来的，如果还让这些人住在原来的房子的话，这不是太便宜了他们这些人？但当时的土改政策有规定，除了恶霸地主或者地主家的大院需要被征用作公用以外，一般地不“扫地出门”，分配给他们原住的一间大房和相邻的灶间，其他的房子则要被没收，然后分配给贫雇农。由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还发了一阵子牢骚。他在瀛海乡工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为人及工作风格都被村民们熟知了。由于他对工作有一个虎头蛇尾的毛病以及一些其他的特点，所以村民们根据他姓名的谐音就给他起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外号，叫“茅草柴”。众所周知，茅草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只要遇到一点火星就会立刻燃烧起来，而且会马上燃烧得精光，变成一滩薄薄的、冷冰冰的青灰，留不下一丝余热。只要有一阵微风吹过，它就很快地被风吹得一干二净，瞬息间就消失在漫空之中；而其他的木柴的特性就不一样，要把它点火燃烧起来并不像茅草柴那么容易，但一旦点燃以后，就不容易扑灭，而且很耐燃，不像茅草柴那样一旦燃起来就马上烧光，而且，在它燃烧完毕以后，还留下了一堆火红的炭火而继续长久地保持着火热的温度，可供其他用途。用茅草柴的特性来形容茅朝财的脾气是最适合不过了，再加上茅朝财的名字谐音恰好与茅草柴相近，于是就使村里幽默风趣的胡友泉产生了灵感，给茅朝财起了这个恰如其分的、惟妙惟肖的外号。茅朝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领导惟命是从。他常常向群众说，凡是当领导的人就高明，否则他为什么会当上领导？因此我们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对于领导布置的任务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对于领导从来都是“惟命是从”、“忠心耿耿”，执行起来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他从来没有怀疑过领导会有什么不准确的思想，也从来没有通过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和分析一下领导的意图，凡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工作和指示，他从来就遵照执行，从来不去考虑一下此项工作或者指示是否适合本地实情或民情，完成任务过程中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他只会照本宣科、照办不误就是。陈柏青当然知道茅朝财的这种脾气，对于县里叫他来担任瀛海乡讨论小组的组长，特别是在遇到现在这样的局面，他只好暗暗叫苦了，他早就领略过茅朝财在工作上的招数，凡是他说出了的事情，任何人就甭想改变他，不管你有什么正确的理由，他都听不进去，除了给你带上一顶大帽子以外，你就别想得到任何东西。他想，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他想，在座的社长也并非都是傻瓜，难道都会盲目地听从茅朝财的摆布？会上报一万斤和亩产？
茅朝财看到小组里的人到齐以后，就开始高谈阔论起来，这次大跃进运动来得真是太及时了、太英明了，这说明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多么伟大、多么英明！如果不搞大跃进运动，我们怎能赶得上美、英帝国主义？怎么能说东风压倒西风！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因为领导已经在大会上说过了，现在还是要把领导布置给我们的任务如何去落实要紧。依我看哪，水稻亩产万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昨天在报上看到人家已经达到三万多斤的亩产了！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到？我看哪，主要是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所以啊，要落实县里给我们的指标，首先要解决我们的保守思想问题。你们不妨来想一想，我们目前种的田，还有一半是间作稻（早稻与晚稻间作地种在一起，这是一种传统的种植方法），连作稻（田里在初夏时先种早稻，在早稻收割后再种晚稻，这是当时一种水稻增产措施的一次重要变革）只有一半左右，如果都种上了连作稻的话，我看产量就马上会提高了许多，这不是还有许多潜力可以挖掘吗？再说，我们目前连作水稻种植的密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还可以提高几倍。现在田里的种植密度是6×8（寸），有的甚至于是6×10，真是太稀了，这样种法能长出多少枝稻穗来？如果把它改成为5×3或者是5×2，那么稻穗一下子就会增加了五六倍，稻穗增加了五六倍，产量不就增加了五六倍吗？这样简单的算法我想大家都懂。还有，如果我们能把肥料也增加它五六倍的话，那产量不就一下子可以增加十多倍了吗？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们难道会不懂？此外，还有种子啊、土壤啊等因素也可以去多动脑筋，我们不是有一个农业“八字宪法”吗？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这八个字如果都去做到的话，那岂不是一下子可以增加二十倍、甚至于四十倍了吗？所以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他说完了这段话后，看了看组里的社长们都瞪着一双大眼看着他。会场里极静，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他觉得有点飘飘然和自豪感，他想，这些社长大概是被他的这一番宏论折服了。
接着就开始讨论。社长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一万斤，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千万不能乱说一通的。茅朝财见到社长们不发言，开始有点不安起来，这些人怎么一下子变成哑巴了？这样死气沉沉的场面一直僵持了个把钟头，这使茅朝财耐不住火了，他知道这些人是故意在耍赖，是要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明明地要与他过不去，这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大跃进运动吗？难道这些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不成？如果他不对这些人来一个“下马威”的话，他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他今后还能怎样地去开展工作？于是，他忽然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一声雷击般的震耳欲聋声震撼了整个会场，社长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击声大吃一惊，被惊吓出一身冷汗来。茅朝财板起面孔怒气冲冲地对着大家：“我看你们这些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你们以为自己闭起嘴巴来就可以顺利过关了？我就奈何不得你们了？休想做梦！我老实地告诉你们吧，领导已经发出指示了，凡是没有按照领导规定上报水稻亩产万斤指标的，你们就甭想走出会场一步！谁上报了，谁就可以回家；没有上报的人就只能继续开会，直到你报出指标为止，否则，你就甭想回家！
陈柏青听了茅朝财的话后，他心中已经有数，看来啊，要开好这个会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何时才能结束会议回家看来只有天知道了。他在内心里想，万斤指标是无论如何不能上报的，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怎么能信口开河呢？他明明知道茅朝财刚才的讲话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种田哪有这种算法的？秧苗密度增加几倍稻谷就可以增加几倍，那么在秧田里的秧苗就不必拔了，让它在秧田里生长起来，这样的密度不就可以达到产量一万多斤了吗？这真是无稽之谈！再说肥料也不是愈多愈好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稻苗不但不会长得强壮起来，反而会倒伏烂掉，结果适得其反，会造成夥粒无收的局面！县领导叫这种人来当小组长，我们这些社长真是要倒霉了！他是一个聪明人，他从来不去说那些说了等于白说的话，他明明知道茅朝财的话是荒谬绝伦，但他不能与他争论，即使争论了也不会有好结果，除了给你一项大帽子外，什么也甭想得到，还是少说为佳，反正大家不是也都没有表态吗？还是再看看茅朝财到底会变出什么样的戏法来！
在座的人当然不是铁板一块的，死心眼的人有，头脑灵活看风使舵的人也有，这些人的心里完全明白，如果不按照茅朝财的话（其实也是县领导的话）去做，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再说啦，报纸上所说的三万斤产量肯定也是弄虚作假的，他们不过是编造谎言去骗骗领导而已，世上绝对不可能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既然人家都在编造谎言，我们为何不能去向人家学习？你骗我，我骗你的，有何不可？还是聪明一点吧，否则，这条冷板凳要坐到何时才能结束！于是乎，有几个站起来发言了，他们要上报六千斤亩产的指标。
茅朝财终于见到有人站出来上报产量指标了，他真是有点喜出望外，脸上怒气立马就消失了。他想，人哪，真是有点作贱，好话总是听不进去，强压一下不就乖乖他就范了？真是！他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笑。不过，他对于能听得进他话的人还是欢迎的，他立即鼓励这个站起来表态的人说，你报出的六千斤这个数是不是还太保守了一点？你看人家可是已经实现了三万斤、五万斤的，你是不是能再挖挖潜力，把产量再提高一点呢？那个站出来表态的人想，既然都是骗人的东西，再增加几千斤有啥关系？反正六千斤是骗，一万斤也是骗，那就骗他一个干脆利索，于是他就上报了一万斤。茅朝财听到一万斤这个数字，觉得还是可以了，于是就向大家表扬了他一下，希望大家能向他学习。不一会，又有好几个人站出来表态，都上报了一万斤，有的甚至上报了一万二千斤！这样一来，茅朝财可真的乐开了怀。
小组会的形势发展急转直下，茅朝财真是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向县领导交代了。有一大半人都表态了，剩下来的人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大不了再来几个软硬兼施的办法，看你们这些老保守还能坚持多久？
由于有一大半人离开了会场，只剩下十多个人了，会场上显得有些冷冷清清起来，陈柏青真的有点焦头烂额之感。他感到顾虑重重，既然明明知道这个“万斤亩产”是绝对不可实现的，他为什么还要去参加上演这样荒唐可笑的闹剧呢？他知道，这些荒唐的戏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你骗我，我骗你的，大家嘻嘻哈哈地热闹一阵子就过去了，问题是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则是难以估量的，他对于工作向来总是瞻前顾后的，不计后果的工作迟早要倒霉，现在如果报上了一万斤亩产的话，今后如果上级动了真格，要来落实这谎报上去的产量，要按照这个指标来计算卖食粮的定额，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到那时，你就是把社员的口粮统统地卖光了还不能填满这个“窟窿”呢！一旦果真如此，那他陈柏青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了！古话说，民以食为天哪，老百姓如果连饭都没得吃了，他们会放过你这个罪魁祸首吗？到那时，你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心里清楚，这几年来，由于各地卖余粮的指标一直定得太高，致使社员的口粮普遍不足，在每年上春的青黄不接的时候，社员们都要到田里去割些“草籽”（当作绿肥的紫苜蓿）来充饥，现在如果要再减少口粮的话，那就势必要发生饿死人的惨痛事件了，我这个当社长的，如何向村民交代？如何对得起历代祖宗？我能去做这些罪大恶极的事情吗？做人嘛，总得起码有一点做人的良心。他想到这里，他就下决心闭起嘴巴来，我不说，你茅朝难道会用铁棒把我的嘴巴敲开来？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柏青的想法错了，他不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错误地估计了茅朝财所拥有的坚强后代的实力，他最后还是败在茅朝财的手下。
在夜幕渐渐地降下来之前，会场里已经只剩下陈柏青等三四个人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的心中都彼此明白，如果不想去走那些离开会场的社长们同样的“路”，他们都只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这里坐冷板凳，而且不知会坐到何时才会结束！陈柏青想，看来啊，只有报出万斤亩产了，茅朝财才肯罢休。陈柏青郁闷万分，世上哪有这种奇事？特别使他想不通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怎么竟会发生这样的荒谬绝论的离奇怪事？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啊？就在这时，他看到他社里的第一生产队队长叫杜先谋的人走了进来，他顿时生疑，杜先谋到这里来做什么？莫非他为自己而来？就在他疑惑之时，陈柏青看见杜先谋走到茅朝财跟前，并俯首向茅朝财耳语了几句，茅朝财会心地对他点了点头，他就向陈柏青这边走过来，轻轻地对陈柏青说，你跟我到外面去一下好吗？我有要事向你汇报。陈柏青猜不透杜先谋到这里是否为了来“解救”他或者是有另外的什么社里的事情，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便向他多问，也只好起身跟着杜先谋走出会场。他作为社长，当然熟知杜先谋的脾性，此人工作能力强，活动能力也强，他是村子里有名脑筋活络之人，他有个外号：“刁鳗”（谋）。生长在海边的人都知道，鳗鱼是一种浑身的滑流离的鱼，极不容易被人用手捏得着的一种鱼类，而且，它的生命力极强，你即使用刀把它剖开肚皮后再挖去内脏，它仍然不会很快地死去，还会在洗水盆里游动许久。而“刁鳗”呢，它则是“鳗中之王”，它刁滑成性，机智灵活，老谋深算，能游刃有余地对付钓鱼者，它是绝不会轻易上钩的，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对于这种“刁鳗”也是无计可施。可见，人们给杜先谋起了这个“刁鳗”的外号，对于杜先谋的神通广大的本领是可见一斑了。
杜先谋对陈柏青轻轻地说，我们社员在外面早已听到了你们开会的情况，并且也知道了你在讨论会上遇到的尴尬，所以，我和社里的几个生产队长们商量了一阵后，都认为我们应当为陈社长分担忧愁，要想方设法地为陈社长排忧解难哪。陈社长，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一是一、二是二的人，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清楚，但你也不能老是这样地守本分，脑子要开窍一点，有时候过分地守本分是要吃亏的。你看看，目前是什么形势哪？是大跃进！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还能像过去那样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路吗？古人说过，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看人家都是聪明人，不都是按照上面的意图上报了万斤亩产了吗？他们都这样做了，你就为什么不能同他们一样地去做？你何必还要老是这样遵守规矩呢？你在这里坐冷板凳，我们当生产队长能不为你着急吗？其实，大家的心里谁不清楚？难道在一亩田里真的能生产出一万斤稻谷来吗？这只能是在“西游记”里的发生的神话！难道他们都有孙悟空般的本领？无非是你骗我，我骗你，彼此之间心领神会就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要如此较真？我看你呀，真是——
“依你说，我也要去报出这个数目字？”陈柏青疑惑地望着杜先谋。
“对啊，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劝你思想能开窍一点，不要再这样地坐着冷板凳，我们大家都不忍心啊，你就赶快按照上面的意图去上报万斤亩产吧。”杜先谋斩钉截铁地说。
“你这不是叫我去编造弥天大谎吗？我这个当社长的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群众？还能怎样地去开展工作？”
“我是叫你去说谎没错，但这是迫不得已的事，你也不想想，现在大家不是都在说谎吗？也不是仅仅是你一个人在说谎，有什么可担心的？现在啊，县长在说谎，市长在说谎，省长也在说谎，你一个小小的社长说点谎算得了什么？再说啦，现在这种说谎是形势逼人，算是一种被人逼出来的说谎！这有什么可耻而言？依我看哪，现在说谎不但不会丧失脸面，会说谎的人，他的脸上才有光呢！你不信？你看啊，现在哪个县长、市长和省长不在说谎，因为他们说谎了，他们就能当上红人；哪个不会说谎的人，他就要倒霉，一顶思想保守落后的大帽子就马上要戴到他的头上！谁会说谎，谁就有面子，谁不会说谎，谁就马上没有面子了！懂吗？我看你的顾虑也实在是太多了！”
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这一席话后如茅塞顿开，真是像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般。他想，杜先谋的话难道不是句句是真话。不过，他还是有点顾虑重重，如上报一万斤产量，要是上级来检查怎么办？你能拿出一个“万斤畈”来吗？没有“万斤畈”岂不是要“牛皮吹破”了？我怎么下得了台？还有，如果今后上级要按这个数来计算卖余粮怎么办？你这不是把自己赶鸭子上架吗？
杜先谋听了陈柏青的话后，不禁失声大笑起来，他想，世上哪有他这样的死心眼的人？陈柏青啊，陈柏青，你这个人呀，实在是太杞人忧天了！于是，杜先谋就一本正经地开导陈柏青说，上级如来检查“万斤畈”的话，我会想办法去对付他，完全不用你去操心，你相不相信，回去以后，我马上会给你造出一个“万斤畈”的“示范田”来，这个问题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你放心，绝对不会给你出洋相，你也不必担心“牛皮吹破”；至于卖余粮问题，我想你实在是太多虑了，谎报产量的又不是我们一个生产合作社，你怕啥？更何况这个“万斤产量”是他们自己吹出来的，也是他们逼出来的，他们会把自己过不去？你就尽管放心地回去睡大觉好了！
就这样，陈柏青总算同意了杜先谋的意见，无奈地走进了会场，准备上报一万斤亩产……

三

陈柏青出身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解放前，他家里有自家的三亩薄田，也向地主那里租来二亩土质较好的水田耕种，由于他父亲带领全家勤劳刻苦，生活还过得去，虽然没有像富农、地主人家那样富裕，但也不至于像贫雇农人家那样经常陷入上顿不接下顿这样的困境。当然，像他家那样的“下中农”与当时的“上中农”（也叫富裕中农）也有区别，“上中农”家的土地较多，不必到地主家里去租种田地，而且自家的土地的土质一般地比较好，家里的农具、耕牛也样样齐全，它与富农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土地的亩数相对较少，而且种田不雇长工，都是自己家里人参加劳动，没有剥削行为。他们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还稍有节余，所以这样的家庭就比较殷实。而“下中农”的家庭家里虽有几亩薄田，但尚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所以还要向地主家去租几亩田地耕种，以弥补自己家中土地的不足，所以生活上自然不能与“上中农”相比。这样就决定了土地改革时，“下中农”是党的依靠对象，而“上中农”则是团结对象了。尽管陈柏青的家庭虽然并不富裕，但他父亲倒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下决心要把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他父亲的心里很清楚，要想有出息，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所以尽管家里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他还是让陈柏青在小学里读完了四年的书。在小学里读完四年书，可算是初小毕业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也可算是“高学历”了。至于要在高小毕业（小学六年），那只有富农和地主家庭里才能承受得住的选择，如果要想进初中读书，那是只有较大的地主家庭才能迈进这个门槛。
陈柏青从小就天资聪颖，平时又善于勤学苦练，所以他虽然只有初小毕业，但他能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的“大书”，也具有能为村民们代写书信之类水平，这在当时农村里绝大多数人不识“一”字的情况下，他可算是村里的半个“秀才”了。由于他平常待人和气，又能热心地为村民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好事，所以他在村里的口碑很好。解放后，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由于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就很快地得到了土改工作队的好评，他于是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了。在土地改革后期，他也与其他的贫下中农一样地分到了田地，原来从地主家里租来的二亩土质肥厚的水田就归他家所有了。从今以后，他再也不必向地主家去交地租了，所有收获全归自己所有，为此，他心里总是热腾腾的，他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不言而喻，他此后的工作就更积极了，对于党的各种号召，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带头去响应，并踏踏实实地去干。一九五五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瀛海乡当然是与全国各地一样，要立即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陈柏青有过这么一段经历，他就很自然地被乡政府干部和工作组看中，都认为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头人，也是未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合适人选。就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头羊”的历史舞台。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要把千百年沿袭下来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传统习惯彻底改变，是谈何容易？众所周知，世上的人总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应有尽有：有人勤劳，有人懒惰；有的乐于助人，有的贪得无厌；有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有人阳奉阴违、偷鸡摸狗；有人力大如牛，挑二百多斤担子能疾走如飞，有的身体单薄，面黄肌瘦，挑一担粪桶都十分吃力，要弄得汗流浃背的。要把这些千差万别的人组织在一起劳动，能不产生矛盾吗？陈柏青在嘴上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的心里却是十分担忧的。再说，当时虽然经过了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但农民们的家境还是有千差万别的，大多数的贫雇农家里只有从地主家刚刚分到的几亩田地，许多生产工具不齐备，不要说耕牛，就连犁、耙等主要生产工具都不齐全；而富裕中农家里不但田地多，生产工具也应有尽有，犁、耙、水车不说，耕牛都油光水滑的，他们能同意把自己勤劳一生所积攒起来的这些财产白白地拿出来去让众家去共同享用？这些生产资料被“平调”不说，还要把那些千差万别的人统统地集中起来在一块儿劳动，实行按劳取酬、共同分配，这样翻天覆地似的变革怎能让那些农民接受得了？这样的变革能顺利进行吗？不要说一个村子里的人，就是一个家庭里的人也是不能长久地相聚下去，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分家，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风俗，谁也无法改变。现在要把一个村子里的异姓各族的人都要组织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能不吵架吗？陈柏青觉得这实在是太难了。为此，他几乎弄得焦头烂额，苦口婆心地劝解富裕中农们加入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对那些“思想顽固”、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们真是磨破了嘴皮，但还不能如愿以偿，他们还是不肯同意加入生产合作社。如果不是后来工作组驻村协助，天晓得能不能完成这一历史的创举。
工作组进村后，马上运用了一个“法宝”——阶级斗争。他们在大会上说，合作化是防止农村两极分化的唯一途径，那些不愿加入合作社的富裕中农，是妄想发家致富，有朝一日能当上地主，重新来剥削我们的贫下中农，还想过那种不劳而获、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们广大贫下中农难道还会允许他们再来剥削我们吗？还会让自己再吃二遍苦吗？我们能允许他们这些人的罪恶的企图得逞吗？我们当然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紧接着，工作组马上斗争了几个地主分子，揭露了地主分子妄想“复辟”的“阴谋破坏”活动，村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又像土改时那样紧张起来，那些原来不愿入社的人、特别是像富裕中农这类阶级的人顿时被吓倒了，马上就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因为地主分子的悲惨下场早已活生生地摆在他们的面前、并已深深烙在他们的心中。在土改中，相当一部分的地主分子被枪毙了，大部分的地主分子都被判刑，并送往内蒙或新疆去劳动改造，剩下的一部分及被枪毙和劳改的家属还在被管制监督劳动，每天还要向村里的治安干部汇报思想，出门还要向治安干部请假，经批准后才能出村，地主的子女被人叫“地主尾巴”，要夹着尾巴、低着头做人，这样的做人连做狗都不如，难道他们还敢去再步地主分子的后尘？让家产没收还要被人管制，去做那些永远抬不起头来的贱民？他们还胆敢再对抗下去吗？就这样，瀛海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就像“风卷残云”般地扫除了“顽固势力”，很快地实现合作化了。陈柏青也从中得到了某些启发，看来啊，阶级斗争这个武器倒是蛮灵光的，如果不去斗争地主分子，不使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那些不愿入社的人能马上改变态度吗？可见啊，在工作中不采取一些强制手段确实是不行的。不过，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事态表明，当时采用某些强制性措施较快实现合作化以后，并没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不久就出现了当初完全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他想了许多办法，也动了许多脑筋，还是无法调和、无法解决社里出现的矛盾。如普遍存在着的出勤不出力，如社员们“出工一条龙，回家一阵风”等现象，致使生产劳动的效力大大地下降。生产劳动的效力下降了，生产的效益还能上去吗？社员的收入还能提高吗？在合作化运动以前，每个农民在自己的田里干活都是汗流满面、用尽力气的，哪个人不想自己能有好收成？现在，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干活，你自己用力，别人不一定会用力，这样，你所多用的力气不一定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用的力气岂不是枉费心机了吗？所以，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多用力气了。这是陈柏青当初完全所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后来一直为此感到极为头痛的难题。他觉得，如果这样长久下去得不到扭转的话，社员的收入就不可能提高，他这个当社长的就难逃责任。他为了想克服这个矛盾，扭转这个局面，曾经试图运用过“阶级斗争”的法宝来警示一下某些偷懒的人，但却意外地得不到他预想的效果，因为他的“谋略”被杨正道的“策反”性质一番话在无形中消失了。杨正道对社员们煽动说，共产党在大会上、小会上都说是“穷光荣”，而且是“愈穷愈光荣”。大家都知道，除了天灾人祸以外，“懒”与“穷”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以啊，懒的人从来就不可能当成地主；只有那些勤劳又节俭的人才有可能做成地主！你们说，对吗？社员们听后都哈哈大笑。接着，杨正道又说，所以啊，你们就完全不必去担心，懒的人是绝对不会当成地主的！社员们听后都能领会杨正道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就这样，陈柏青的胸中的锦囊妙计全被杨正道的几句话彻底地“吹散了。陈柏青的心里明白，杨正道的话实在是十分在理，他纵然即使再斗争几个地主分子，在社员们的心目中，“偷懒”与“地主”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是无论如何挂不上“钩”的，于是乎，他只好放弃了这个原来以为可作为“灵丹妙药”的“阶级斗争”法宝，睁着眼看着社员们半休闲式的劳动方式而奈何不得，他对此实在是黔驴技穷了……
平心而论，他对于处理生产合作社里的事情还是一贯坚持秉公办事原则的，所以他在社里的威信很高，他说出的话，社员都能顺从地去执行；对于他对各种纠纷的处理意见，社员们也会服服帖帖地听从。想不到仅仅是过了三年的时间，在发生了大跃进运动以后，他竟会做起一个被社员们抠打的噩梦，社员们胆敢与他“对抗”了，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虽然只是一个梦，但也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他知道，其起因就是那个“万斤亩产”惹的祸。尽管“万斤亩产”的事后来由那个头脑活络的杜先谋为他摆脱了困境，但最后的结局恐怕还是很难说，他能不能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只有天知道！

四

瀛海乡瀛海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一生产队的“万斤畈”示范田的报道已经登上了“灵山日报”的头版头条，同时还登着一张“示范田”的照片，密密麻麻的稻穗上还坐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凡是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感到十分惊愕，世上难道有的会有水稻“亩产万斤”的奇事？你看，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竟能在稻穗上坐着而不会坍塌下去，这不仅仅说明了这些稻穗有多密，还说明稻桔杆有多坚硬，这是什么水稻品种啊？他们瀛海村人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灵山日报”是灵山县委的党机关报，这条消息和这张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确实具有轰动效应，不但使全县的大跃进的狂热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又能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证明水稻亩产一万斤确确实实是能够实现的，绝对不是什么凭空设想，你看看人家瀛海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田”的照片，密密层层的金黄色的稻穗上能坐上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没有万斤亩产这样的稻穗（杆）能挺得住一个小女孩的重力吗？这样一来，使那些“狂热派”弹冠相庆，更加欣喜若狂起来！
瀛海村的村民看到这张登在报纸上的照片后真是像打碎了一瓶“五味子”罐，什么的味儿都有，有欣喜若狂的，有嗤之以鼻的，有感到自豪的，也有感到可耻的，真是感慨万千啊！不过，尽管村民们对此项新生事物的看法和态度有如此差别，甚至于是南辕北辙，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不像县里的外村人那样对此感到神奇和懵懂，他们的心中都明白，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们不但都知道，而且有不少人还亲自参加制造杜先谋的“杰作”，他们把那些正在灌浆或者已经有点结实的晚稻丛株从许多别的田块上连根带土地拔起后运到了这块叫做“示范田”的田块中去、并把它们密密层层排列起来的，这样就成为了所谓的“示范田”。杜先谋完成这个“创举”后，还突发奇想地要让一个小女孩能坐到稻穗上去，要使人们更加相信这个“人间奇迹”的真实性，于是就在稻穗下面暗地里放上一条木凳，使这个小女孩坐在这条木凳上，犹如坐在稻穗上一样而露不出马脚来。在他的“杰作”完成了以后，他就向茅朝财汇报了“任务”完成的情况。于是，茅朝财就马上请来一个“灵山日报”的记者到现场来拍照，这个“人间奇迹”就这样地产生出来了！
杜先谋对此“创举”真是感到庆幸，他想不到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会给他带来了如此的荣耀和轰动，所以他就从内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欣喜，也有说不出的激动人心般的高兴。那个茅朝财当然就不必说了，他此刻的心情极端舒畅不说，他还踌躇满志地想进一步策划再上一个更大的台阶，要把水稻的亩产提升到五万斤，甚至于十万斤！人家不早就提出这样的口号了吗，“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看来啊。这个口号真是千真万确的！领导说的完全没错，只有想象不出的目标，没有实现不了的指标！他真的要感谢这个大跃进运动，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他茅朝财会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大红人？人们能会这般敬神似的看待他？他会如此地引起领导这般重视？说不定啊，他的仕途马上就可以平步青云了！
瀛海村的村头巷尾到处都聚集着男女老少的人群，他们都众说纷纭地、又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报上有关本村“示范田”的新闻。胡友泉是个喜欢看热闹的人，他当然在这些人群里发挥他特有风趣性话语，村民们也都喜欢与他闲谈，因为同他聊天能得到无限的乐趣。有个村民带着有点揶揄的口吻挑逗胡友泉说，友泉叔啊，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就是你家的女儿招弟吧？想不到你家的这个小囡竟会有这样好的运气，一夜之间就变成大红人了！看来啊，你友泉叔幸亏生出这个逗人可爱的女儿，瀛海村有这么多的女孩，为啥偏偏会选中你家的女儿呢？这不说明你家的招弟惹人喜爱吗？
胡友泉当时并没有主动地去要求参加“示范田”这样的一个“闹剧”，他参加了“示范田”的行动是生产队长杜先谋派他去的，他作为社员难道可以违抗队长的命令？他的女儿招弟坐到稻穗上去也不是胡友泉出的主意，更不是他主动推荐的，是这个杜队长出于一个“灵感”而临时突发奇想出来的，因为他的女儿刚好符合杜先谋“灵感”所需要这样的标准而顺理成章所决定的，因为孩子太大不行，稻穗（凳子）支撑不住不行；太小也不行，顶起码要能够自己在稻穗上坐着，既然要上报，应该要长得漂亮一点才行，根据这样的条件，杜先谋就很自然地想到了胡友泉的女儿。杜队长选择了他的女儿，他能对杜先谋的话说出一个“不”字吗？更何况这又不是什么坏事，也可算是一件体面的事哪，所以他就同意了。对于刚才村民的挑逗，他心中有数，他们并没有怀着什么恶意，他完全没有必要去与他们去争个高低，更何况，胡友泉是一个从来不与人争斗的人，即使在他内心里有反感的想法，他不但不会去反驳，反而会用一种相反的语言来对付，弄得你哭笑不得。现在，当人们嘲弄他的女儿招弟成为“新闻人物”时，他不但不与这些人去论理，反而用诙谐地借用干部的话来回答这个村民，我这不也是在“放卫星”嘛，你想想看，村里面难道还有谁像我这样地一连能生出六个女儿的吗？人们听了他话后不但没有产生反感，反而都大笑不止……
胡友泉年过不惑，一连生了六个女儿。在生出第五个女儿，也就是生出招弟的时候，他还是痴心不改，一定要生出一个儿子来为胡家传宗接代才肯罢休，所以他就初衷不改地与他老婆共同努力，勇往直前地、前赴后继地、而且也是义无反顾地一定要实现一个“生儿”梦。他为第五个女儿取名“招弟”，其目的就是想由此而“招”来一个“弟”啊，谁知老天爷真是太不“可怜天下父母心”了，第六个生出来的仍然出来一个女儿身！其实，胡友泉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尽人意的或者是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从来就不杞人忧天，也不会皱眉头，一笑而泰然处之，所以村民们就叫他为“无忧愁”。就在这第六个女儿出生以后，人家与他开玩笑了，“无忧愁”啊，你真是有恒心呀，真是不生出一个儿子来是决不罢休的。不过啊，老天爷也真的太不通人情了，你也当该是一个做岳父的“料”哪，“送子观音”就是不肯送给你一个儿子。他听后不但毫不计较，反而笑嘻嘻地说，这第六个女儿啊，其实不是我与老婆××生出来的，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节外生枝”，自从第五个女儿出生以后，我就没有再生小孩的兴趣了，所以也就没有与老婆同一头睡过。有一晚上，我似乎觉得老婆有点“那个意思”，她暗暗地对我“打招呼”了，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脚向她伸过去，用脚跟在她的肚子上磨了几下，谁知男人的精气竟会通过脚跟从她的肚脐孔里钻了进去，几个月后，她的肚子竟然会鼓凸了起来，你说奇怪不奇怪？村民听了他这样无与伦比的风趣幽默话后，都大笑不止。现在，当村民们此刻对他谈起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同样也来了兴趣。他说，我们瀛海村能出了这样大的新闻，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你想啊，如果没有这件事，谁还会知道我们这个小不点的村子？谁还会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现在好了，我们村的名声大振了，我也揩了点油，沾上了一点光，大家彼此彼此，“米西、米西”，他学了一句日本话，更使大家笑得合不拢嘴。

五

杜先谋执意要去搞“万斤畈”示范田是出于这样考虑：既然已经上报了“万斤亩产”，就不能空口说白话，应该有一个实际行动，否则的话就无法向茅朝财交代。再说，他如果把“万斤畈”示范田真的搞起来了，让人们来见识一下这样的“新生事物”，难道会有什么坏处？茅朝财见了肯定会喜出望外的，说不定啊，他会叫来报社记者，让全县人民来看到他的杰作，那他就一下子地成为一个全县的大红人了！从此，茅朝财肯定就对他会另眼相看了，说不定啊，今后社长这把“座椅”让他来坐也不一定。常言道，时势出英雄嘛，说不定啊，我们这个海边小山村里会出了一个“人物”来呢！如果真的像我预想那样的话，那我也算是没有枉费心机了！当然，他觉得此举必须要经过社长陈柏青的同意，因为要搞这个“示范田”就得要动用几十个劳动力不说，还要把许多田块中即将成熟的晚稻整株地、连根带泥地移植到一块“示范田”里去，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肯定要轰动一时，社员们也肯定会产生许多不同的想法，没有社长同意的话，他杜先谋就是有再大的本事恐怕也是招架不住的，如果有了陈柏青这把“上封宝剑”的话，那他的行动就会方便得多了，而且，如果今后出了一点麻烦的话，陈柏青就会顶住，他杜先谋就不必去背这个“黑锅”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向陈柏青汇报。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汇报以后，没有马上表态。他想，杜先谋的这种“搞法”显然是一种既是劳民伤财又是欺世盗名的行为，他怎么能支持这种想法呢？再说，现在要把尚未完全成熟的晚稻移到另一块田里去，弄伤了水稻的根系，日后恐怕就难以成熟了，这就要损失了许多的晚稻产量，麻雀捉不住，反倒蚀了一把米！以后怎么向社员交代？不过，他想到当时杜先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帮了他一把，他不好瞪起脸来训斥他，他只能用比较婉转口气对杜先谋说，这不是一种“瞒天过海”的行为吗？上级知道了怎么办？杜先谋听了陈柏青的话后，不禁失声大笑起来，陈社长啊，我看你真是像书呆子似的，他们硬要我们去搞“万斤亩产”难道不是“瞒天过海”？你真是太天真了！他们还巴不得我们去搞这种“瞒天过海”的“大跃进”呢，你放心，如果今后有人来追查这件事的话，就完全由我负责好了，我决不会把这件事推到你的身上！不过，如果有社员反对这种做法的话，那是要请你为我去说一下你同意过的就可以了，其他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陈柏青听了他这样说法以后，就不能再说什么了，他对此虽然没有表示支持，但也无法表示反对，只是默认了杜先谋的做法。他说，那你就这样去做吧。不过，当时在他的内心里真的是想不明白，像这样荒诞的事情，怎么竟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呢？他忽然联想到发生在秦朝的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赵高当时至所以竟敢指“鹿”为“马”，并且会让他的下级认可，这是因为当时下属的人都会“迎合”他，这种“迎合”的前提当然是“权”大无比；目前上演的那种极端荒谬的事件，难道不也是由于有相当多的人在“迎合”那些敢于“发疯”而“发狂”的人吗？他真的为此而感到寒心！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此时是绝对不能说出真实想法和态度来的，因为他深深知道，目前至所以会出现现在这样极端荒谬的形势，这决不是由于茅朝财等几个并没有掌握多少实权的人所能够左右得了的，只要稍微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就知道，在目前这样全国范围内都出现“发疯”似的局面，肯定是中央的权威人士在鼓动，在号召，有其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不是县里甚至不是省里的领导所能摆布得了的。县里的领导只不过是上级交代他们如何去完成任务而已，其中也许有不少人恐怕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只是出于无奈罢了，这就像他自己的那样，他能与同茅朝财去作对吗？他有这个能力吗？至于像茅朝财这样的人，他们只是听从县里的领导，最多的也只能是起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至于像合作社里的杜先谋，虽然他脑子活络一点，要是没有出现目前这样的形势，他是绝对想不出要搞“万斤畈”这样的“奇思妙想”来的，他至所以会担当起目前这样的角色，主要是由于他的虚荣心很强，想借此大出风头，想成为一个大“红人”而已。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他此刻已无力去抵制这个来势汹汹的“历史潮流”，如要去抵制，也只会是落得一个“以卵击石”的命运；如要顽抗，那肯定要遭遇到“粉身碎骨”的下场，我陈柏青可不是这样的一个傻瓜！再说啦，杜先谋此举也是出于无奈，只不过按照上面的意图去“发挥一下”罢了，这与茅朝财那种“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他毕竟是一个“救”他出“陷入困境”的人，如果没有杜先谋主动地站出来为他解围的话，他完全可能还要再坐几天冷板凳，最后还是不得不听从茅朝财的摆布。虽然，他在心底里完全不同意杜先谋去搞“万斤畈”示范田这样的做法，他这样做法，虽然是一种“既瞒上又骗下”、完全是一种欺世盗名的勾当，但他对杜先谋的做法也只能是采取看之忍之的态度而已。他读过“三国演义”，略微懂得一点“韬略”，对于目前这样的局面，他还是采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为妥，从“进一步”的层面上来说，杜先谋这样去做就可以用“实际行动”向上级领导交代；从“退一步”的层面上来讲，他陈柏青对这种荒唐的事情既没有出谋划策过，也没有去直接去参与过其中的行动，即使今后有什么“翻覆”的话，对他也不会有什么严重和后果，特别是全体社员的心里都十分清楚，这件事是完全是由杜先谋一个人精心设计并亲自出马而搞成的，他作为社长的责任只不过是没有出面去阻止罢了。他想，他自己这种做法虽然有点“阴险”，但他至所以要这样的做是完全出于无奈，这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情，他除了实施这种“高明”的策略外，他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六

陈柏青原先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万斤畈”示范田里的晚稻都是从其他的稻田里移植过来的，由于当时都处在灌浆阶段，尚未完全成熟，经过这般“折腾”以后，水稻的根系必然要受到严重的损伤，它不可能继续在示范田里去继续完成、而尚未完成的灌浆成熟过程，它像遭受劫难般的打击以后就开始慢慢地枯萎了。先是从水稻叶面上的颜色改变开始，从青黄色渐渐地变成了淡白色，接着晚稻的茎秆就像患软骨病似的渐渐地倒伏坍塌下去了……
杨正道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古人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要欺世盗名的人，必然要受到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杜先谋当初搞这个“万斤畈”示范田的时候，他对此早就提出过异议，但杜先谋对他的意见不屑一顾，而且还给他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要反对大跃进运动吗？杨正道一贯来是一个争强好胜不服输的人，对于他来说，与人争辩是一件相当开心的事，他是全村里有名的“刺头”，连社长陈柏青都忌讳他几分的。今天杜先谋扣了他一顶“大帽子”，社员们都以为有“好戏”看了，杨正道肯定不会从此罢休，肯定要与杜先谋争个高低。但杨正道沉静了片刻后却从此没有开口，只是狠狠地瞪了杜先谋一眼就再也没说什么了，连一个屁都没有放。这倒使社员们奇怪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杨正道也会有服输的时刻？其实，杨正道此刻的心里十分明白，同村里的任何人、包括社长陈柏青对着干都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但绝对不能与共产党对着干，与共产党对着干就肯定要“遭殃”，特别是在政治运动的风口上，千万不能去碰，千万不能去做“出头椽子”，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他此刻至所以不与杜先谋去争高低，倒不是他害怕杜先谋，而是他害怕共产党，共产党是绝对得罪不起的，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去年上半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后来席卷到全国各地，县里的许多干部在“大放大鸣”时只不过是说了几句比较正直的话，后来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还立刻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了。据说，在这些人中，有的还是老革命呢，可见啊，共产党搞起运动来是“翻脸不认人”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平头百姓，那能去对共产党搞的政治运动去说三道四？我可不能去做这个“替死鬼”。杜先谋这个“刁鳗”巴不得我与他对抗，以便给我扣上一顶“反对大跃进运动”的大帽子，抓到了“辫子”就可以“杀鸡给猴看”了，我可不上当呢！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杨正道可是个可屈可伸的人，我才不去当傻瓜呢！他看到目前这个大跃进运动，声势是这样地浩大，是任何力量抵挡不住的，我千万不能去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我还是忍受一下，先把这口气放到肚子里再说。不过，他相信这样荒唐的事情决不会有好结果，我们等着瞧吧！
当杨正道看到这个“万斤畈”示范田里真的出现了他当初所预料的情况时，他即时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甚至于有点儿舒畅感，像憋闷了多时突然间可以顺畅地、大口地通气的感觉，当然，他在心情舒畅的同时，也有点儿痛心。他作为种田人，当他眼看着示范田里的晚稻倒伏发霉而造成颗粒无收的局面是万分惋惜的，如果没有杜先谋“折腾”它，它原本是金黄灿灿的、颗粒饱满的稻谷啊，而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片倒伏在地的一片惨白色的稻秆和干涩、壳瘪的稻谷的“干草”了，这与冬季山上的“干枯的茅草”简直没有什么两样，杜先谋把好端端的稻谷给糟蹋了，能不痛心疾首吗？在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面前，我杨正道如果还是忍气吞声的话，那村里面就可能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了。更何况，在杜先谋那天要搞示范田时的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他还记忆犹新，对他那种不屑的态度自然还耿耿于怀，他岂能让杜先谋继续再神气活现下去而受不到任何的指责？这太便宜他了吧？再说啦，杜先谋犯了这样大的“罪孽”而没有受到一点“惩罚”的话，他今后可能更加会气势嚣张进来，还会变本加厉地去搞那些劳民伤财和欺世盗名的勾当，这不但太便宜他不说，今后还会给合作社里带来更大的损失。此刻，他胸中忽然燃起了一团怒火，他该是给杜先谋一个“脸色”看的时候了！于是，他就考虑用什么办法去对付他为最有效。他深入地想了想，“大跃进运动”是绝对碰不得的，否则就会受人以柄，被人抓住了“辫子”就“难脱干系”，只有把矛头对准“追查晚稻损失责任”，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杜先谋等人也根本就抓不到我的“辫子”了。另外，我还是先到社里去向陈柏青反映这个情况为好，向领导反映情况无论如何是不会错的，陈柏青听到这样的情况后，难道他敢明目张胆地去包庇杜先谋？或者敢故意闭着眼睛不去看一下现实？还是让陈柏青去处理杜先谋吧，这要比我自己直接去同杜先谋大动干戈更省力、更有效，也更为聪明。诚然，他也知道这件事不是陈柏青主张去搞的，他也没有亲自参与过示范田的行动，但陈柏青作为社长，社里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他无论如何推卸不了责任的，而且陈柏青肯定要为“晚稻损失”而“教训一顿”杜先谋的。这样一来，我杨正道就可以站在“圈外”看好戏了，不用唇枪舌剑，也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看到杜先谋倒霉了！这样的妙棋，我为何不去走一走？
谁知，就在此时，陈柏青同几个社里的干部正向着他身处的示范田边走来。这下可好了，他就不必再到社里去反映情况了，现在陈柏青不请自到，而且亲自在这种“惨状”面前，他还有什么话好说？他倒要看一看，他陈柏青对眼前的这种糟蹋晚稻的事件到底会持什么样的态度？他能睁眼说瞎话吗？他能找出什么理由来替杜先谋推卸责任吗？
当陈柏青走到样板田的面前，看到眼前的这块样板田上的晚稻已经完全干枯并倒伏在地，而其周围的田块却是金黄灿烂的稻穗迎风摇曳着，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这不禁使他感叹万千。如果不搞“万斤亩产”的示范田，这些晚稻就不会被“移植”到这块“示范田”里来，它们也肯定会像这些周边的金黄色的稻穗一样，展示着一片欢乐的气氛。而现在，它们却遭到人为的灾难，得到如此的凄惨下场，这其中不是也有他自己的一分责任吗？陈柏青确实为此而感到痛心疾首。不过，他扪心自问，他在心底里却真的没有过想要搞这样“示范田”的想法，那完全都是“大跃进运动”逼出来的啊！对于这块田，叫它“样板田”也好，称它为“示范田”也罢，它不但没有起到任何的“样板”或“示范”作用，反而带来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个示范田虽然是杜先谋提出来要搞的，但事先曾经请示过他，他虽然没有同意他去搞，但他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而且默认了他去搞，这样看来，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何况杜先谋对此的初衷也是为了响应党的“大跃进运动”的号召，想搞出一个“示范田”来证明确实能实现“万斤亩产”而已，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来。应当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只不过想在“万斤亩产”的“轰动”上能“锦上添花”，却想不到会来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当然，在他的内心里，确可能有一点想出“风头”、做一次“红人”的企图，从而也许能得到了一些“论功行赏”的好处，仅仅如此而已。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是绝不能把这个责任完全地推到杜先谋身上，否则的话，会使跟随他的干部们感到寒心，他今后的工作就无法得到社里干部们的支持。再说啦，杜先谋对他并无恶意，特别是在他面临着困境的时候，他在想方设法地帮助他摆脱困境，而他自己却为此而被“泼”上了“一身泥”，他如果抹着良心，不去分担责任，反而对他“投井下石”的话，这岂不是有违于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了吗？
正当陈柏青陷入尴尬境地之际，杨正道不失时机地走到陈柏青的面前，对他不无揶揄地说，陈社长，你们的这块“万斤畈”示范田也实在是太不争气了吧？本来嘛，杜先谋可以到县里去论功行赏了，当然还少不了你这个做社长的一分功劳罗！
陈柏青早就预料到杨正道会对他说“风凉话”，所以他装着没有听见的样子，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他知道这个“刺头”的脾气，你如果马上“回敬”他的话，他肯定会加倍地、不遗余力地与你争辩不休，直到你弄得筋疲力尽为止；如果你能让他三分，让他占了“上风”，他反倒会“宽裕”一点。当干部的人就应该是学会“宰相肚里好撑船”，尽量息事宁人。
杨正道见陈柏青没有回答他的话，知道他心虚，没有理由来反驳他，但他不会因此而罢休，他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对陈柏青说，陈社长啊，这块示范田的这个样子实在是太难看了，你们是要想“示”什么样的“范”啊？是想要让人看到“万斤亩产”的样板田泡汤？还是故意要让村民们多看看杜先谋队长的“杰作”？依我看啊，要是有意让人们看到“万斤亩产”泡汤的话，这可是“破坏大跃进运动”的罪名哪，如果你是有意要让社员们多看看杜队长“杰作”的话，你作为社长也恐怕是不光彩的呀！特别是在这样的大路旁边，人人看了都会摇头，村里的人看到了，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大家的心里都清楚；但如果被外村人看了，那结果就不一样了，他们肯定会把这情况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的，多难听啊！你这个当社长的人可丢不下这张脸啊。你说，我的话对吗？
陈柏青被杨正道的话说得红一块、白一块的，但又不好发作，只能忍气吞声，谁叫你的“辫子”被杨正道抓到了，只要是被他抓到了“辫子”，他就不会轻易地放过你。
杨正道看到陈柏青还是“按兵不动”，觉得这个当社长的人就是与社员不一样，如果是一般社员的话，听了他这样“激将法”的话，肯定会火冒三丈地跳起来了，陈柏青真是太有涵养了。他对此还不死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煽动起来，于是又笑嘻嘻地对陈柏青说，陈社长啊，你怎么能对社员的话当作耳边风呢？无论我说的话对不对，准得有一个态度嘛，你们当干部的不是常常听到过毛主席的教导吗，对于群众的批评意见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难道我说的话有错吗？
陈柏青知道，杨正道对此是绝对不肯轻易放过他的，尽管你三默其口也不行，他一定要找出更多的话题来“激将”你，直到你开口为止。看来啊，自己不表示一个态度是不行的。再说啦，他杨正道提出这样的批评也是应该的，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你不去承认也是不行的，群众肯定不会原谅的，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才是正理。于是，陈柏青就抱着十分诚恳的态度对杨正道说，老杨，在搞示范田这件事上，我们当干部的确实难逃责任，今后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杨正道听到陈柏青竟会这样快的承认错误，而且会说出这样诚恳的话，实在是感到有点意外，他一下子对陈柏青产生了好感。其实，他此举并不是针对陈柏青的，而是针对杜先谋，这样一来，他反而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于是乎，他也学着陈柏青的诚恳态度对陈柏青说，其实啊，陈社长，我完全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而是杜先谋的责任。他作为生产队长，当初在搞示范田的时候，我就提出过意见，这样做法肯定要损伤晚稻根系的，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反倒还要扣我一顶“反对大跃进运动”的帽子，你说他这种做法对不对？他为了自己能“论功行赏”，竟会干出这样既可笑又劳民伤财的事情来，他为什么不站出来向社员承认错误，并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当社长的有什么责任？我看你完全不必为他这样的人去背“黑锅”了！
陈柏青觉得杜先谋确实有责任，但现在不能将这个责任推给他，只有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才会更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把责任推到杜先谋的身上，必然要牵扯到“大跃进运动”上去，这样对大家都不利，甚至对杨正道也不利。于是，他又一次对杨正道说，老杨啊，你不是不清楚，政治运动一来，难怪会出一些偏差的，依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反正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你也就不要再穷追不休了，好吗？如果你一定追查杜先谋的责任，这肯定会把这个问题扯到“大跃进运动”中去，这样一来，结果会搞得大家都不得安宁，你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吗？
杨正道听了陈柏青的话后，觉得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共产党领导下，凡是牵涉到政治运动中去的问题就复杂了，还是适可而止为好，再说，陈柏青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真的是够诚恳了，但他总是觉得，这样大的“事件”让陈柏青说了这样几句话，杜先谋的“严重错误”就被马上一笔勾销了，他心里面总是像有一根鱼刺梗塞在喉咙里那样难过。于是，他就极不甘心地对陈柏青说：“我是可以‘算了’的，社员群众难道也都会‘算了’吗？只要是这块示范田里的‘无法收割’的晚稻照样还在这里“躺着”的话，村子里的人以及在这里路过的外村人都是不会‘算了’的。除非你们用一把火把这一片‘茅草’烧掉，才能把这个丢人现眼的‘杰作’消除！”说完后，杨正道才悻悻离开而去……

七

自从瀛海乡的瀛海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田上的晚稻发生了全面枯萎并倒伏在地以后，杜先谋心急如焚，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当初以为，已经处于灌浆阶段的晚稻如果连根带泥地移植以后，肯定会继续成熟，不会发生多大的问题，谁知偏偏出了事，他确实估计不到会出现这样的难堪局面。
那天，陈柏青决定带几个生产队干部一道到示范田里去深入地探讨一下，决定如何解决出现的问题。陈柏青没有叫他一道去，他完全理解杜先谋的心情，不想使他为难。其实，陈柏青自己也是出于无奈才领着几个社里的干部一道到示范田里去的，因为这件事已经在村里闹得纷纷扬扬了，许多难以入耳的话都听到了，如再不去处理这件事就无法向社员交代了。谁知，那天正当陈柏青他们到达示范田时，偏偏会遇上了早在那里等候着的杨正道。杨正道是个能“无风能掀起浪”的人，是村里有名的“刺头”，也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他虽然不是村里的什么干部，但他对村里发生比较重大的事件都要发表看法，而且评头品足。与他有关的事，他要发表看法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但与他毫无关系的事，他也要站出来过问，有时往往把事情搅得“浑浊不堪”，难以收场。在村里，若是有人想要欺侮“弱势群体”，他就会站出来“拔刀相助”，为弱者“打抱不平”，为被欺凌者说话；若是“强势群体”要想侵占别人的利益，他也要站出来干涉，阻止“强食弱肉”的行为。所以在村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有“侠义心肠”的人物。此时的陈柏青看到杨正道站在示范田边就知道他“来者不善”，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件事的，所以他在心里就暗暗地叫苦，知道这个杨正道今天来到这里肯定是要“大做文章”了。谁知他后来经他一番解释后，倒还是能识大体的，竟没有再做出什么“大动作”来，只是发了几句牢骚话后就离开了，虽然他完全看得出他此时阴沉沉的脸色，知道他心情是相当郁闷的。当然，他心里也十分清楚，杨正道的矛头是针对着杜先谋，而不是针对他陈柏青的，那天如果杜先谋也在场的话，恐怕就不会如此的“风平浪静”和“相安无事”了，如果让这两个“冤家”路窄相逢，必然就会唇枪舌剑、刀光剑影地大动干戈一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其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事后，杜先谋当然听到了这件事，而且也完全知晓杨正道今后绝对也不会从此罢休，会轻易地放过他的，他必需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苦苦地寻思着，究竟用怎样的策略才能有效地去对付杨正道，最后，他觉得还是采用“以攻为守”才是“上上之策”。因为他想到杨正道那天对陈柏青说过的“除非你们用一把火把这一片‘茅草’烧掉”这句话，就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觉得，杨正道说出了这句话真是“失漏了天机”，给他一次绝处逢生的良机！对，只有用“一把火”把示范田里的干枯倒伏晚稻烧掉了，才会使他彻底摆脱困境，而且还可以别出心裁地从中“嫁祸于人”，设法去诱导社员怀疑是杨正道放的火，他早就有意想破坏“大跃进运动”；另外，他说了要把“茅草烧掉”，不就是要把“茅朝财”烧死才解恨？如果把这话去告诉茅朝财，并加以“添油加醋”的话，茅朝财肯定会大发雷霆，并对杨正道恨之入骨，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得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了！既可以彻底地抹去这个丢人现眼的“包袱”，让它在社员的眼前消失，又可以把这把火“引”到杨正道的身上去燃烧，把他烧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似的……

几天以后，这块被称为“样板”的示范田果然在半夜三更时被人放火烧了！次日，村里就隐隐约约地传出了这可能是杨正道放的火，因为他看不惯大跃进运动；又说，杨正道有意把枯萎的晚稻比作是“茅草柴”，他烧掉了“茅草柴”就是烧掉“茅朝财”。等等。就在这些流言蜚语传出没几天，杨正道果然被县里公安局拘留了，罪名是“竟敢放火烧掉大跃进的示范田，极其恶毒地破坏大跃进运动”。那天，县里的公安人员正是茅朝财亲自带领而来，而且没有对社长陈柏青打过一声招呼就径直到杨正道的家中去，色声俱厉地对杨正道宣布：“你被拘留了”！然后就马上拿出手铐来把杨正道的双手铐住。然而，杨正道并没有大惊失色，有点不屑地问公安人员：“我放火把示范田烧了？你们拿出证据来！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地乱抓人？你们简直是一种胡来的行为！”
茅朝财狠狠地训斥杨正道：“我们胡来？你自己干过的事还不清楚？对于你这样的破坏分子，我们就是要用专政的手段！”
杨正道并不买他的账，怒吼般地责问茅朝财：“你们在没有掌握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乱抓人，简直是太无法无天了，真是可笑之极！我是破坏分子？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带上这顶‘破坏分子’的帽子？”
“你反对大跃进运动难道不是破坏分子是什么分子？”茅朝财涨红着脖子喊。茅朝财完全知道杨正道的脾气，他是一个愈争辩愈开心的人，你如果再继续与他争下去的话，就会中了他的圈套。再说，他也不允许杨正道在他面前“无理取闹”，被社员们看了还成什么体统？于是他就对公安人员说：“我们对这种破坏分子不能讲什么道理，把他捉拿归案就是了！他要说话，就让他到牢房里去说吧！”
于是，公安人员就二话没说地立即把杨正道带走。这时，村里的巷道口已经汇集了许多群众，他们对于这样突发的事件当然感到相当好奇，特别是公安局要拘留杨正道这样的消息，就更加觉得好奇。他们知道，杨正道这人“小毛病”常有，而“大法”却从来不犯，他经常要“冒犯”村里的干部，但他却从来不会去欺负普通老百姓，他这样的人怎么会犯法啊？不过，自从那天“示范田”里的晚稻在半夜里被人放火烧掉以后，村子里就冒出来不少谣传，但大家都不相信这样的谣言，都认为杨正道这人绝对不会去干这样的见不得人的事，因为他历来“明人不做暗事”，对人对事向来都是光明磊落的。他常常与一些人、特别是村里的干部意见相左，就是争得“天昏地黑”也决不出雌雄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去搞那些暗箭伤人的事情。再说啦，杨正道为什么要去放这把火？把示范田的晚稻放火烧了对杨正道到底有什么好处？他是这样愚蠢的人吗？现在怎么把这样的谣言居然当真了？这真是不可置信的事情！
杨正道见人们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时，就笑嘻嘻地对村民说，你们不必为我担心，他们完全是一种胡来的行为。我倒要看看他们，怎样拿出我放火的证据来！你们放心好了，我杨正道无事不怕鬼敲门，过不了几天，我一定会大模大样地回到村子里来，你们等着瞧吧！……

八

自从杨正道被拘留以后，陈柏青的心胸里就像有一块石头塞着那样地难受，但他的心里，就像明镜似的清澈，杨正道是绝对不会到示范田里去放火的，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也不会有要把茅朝财“烧死”的想法，他对茅朝财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不管任何人，他如要去做一件会惊动人心的大事，就必定是有其利害关系或者是有其深刻的渊源。“示范田”不是他杨正道搞的，出了问题他杨正道一点责任也没有，他为什么要把它烧掉？他巴不得让它长时间地留着给人多看看，对他来说，村干部能“出丑”是他一件开心的事情，他难道不希望这样的开心事能保留更长的时间？把示范田里的枯萎晚稻烧掉，其实也是把杜先谋和村干部的“丑事”烧掉，这只有对杜先谋有利，对村干部有利，杨正道难道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吗？至于他与茅朝财也没有什么恩怨的，只是他对茅朝财的有些做法看不惯而已，其实我自己也对茅朝财有点看不惯，看不惯难道就要想把他“烧死”？这真是乱弹琴！杨正道这人平时确有点不大“循规蹈矩”的毛病，但他决不会去干那种“阴谋”性质的勾当，关于这点他是完全清楚。他记得那天杨正道确实对他说过“除非你们用一把火把那一片‘茅草’烧掉”这样的话，但他当时是作为“揶揄”的口气而发的，绝对不是他自己要去这样去做的意思，而他当时话中的“茅草”确是比喻已经枯萎的晚稻，而决不是影射茅朝财的意思，此后有人故意把杨正道说的“茅草”说成“茅草柴”，并影射茅朝财，并且此后居然会“挑起”茅朝财对此的愤恨，而促使茅朝财去“运动”县里的公安局，并以此用来作为拘留杨正道的“罪名”，这说明了有人是在故意制造事端，从中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觉得这个问题相当蹊跷，也值得推敲。其实，在发生了示范田放火事件及以后村里马上就放出谣言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杜先谋这人在搞阴谋诡计，除了杜先谋，村里就没有第二个人会策划出这样的计谋来。当然，他当时尽管怀疑是杜先谋干的事，但他还是不想把这件事去捅破，因为如果这样去做的话，不但会伤害到杜先谋，最终还会伤害到自己，更何况他还没有掌握到什么有力的证据，仅仅是一种猜想而已，他有必要去调查这个事件吗？除非他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再说，他在内心世界里也巴不得让这块“示范田”里的枯萎的晚稻放火烧掉，这样丢人现眼的东西消失了对大家都没有坏处，只要不把这事牵涉到别人就行，直到杨正道被县公安局拘留的事件发生了以后，他心里才发生了强烈的震撼！他作为一社之长，而且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难道能让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杨正道去承担这个不白之冤？他有责任去搞清这个事实的真相，否则的话，他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当然，他也完全知道，要搞清这个事件，阻力是相当大的，甚至于还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茅朝财已经插手这件事，要澄清事实就必然要牵涉到茅朝财，而且也当然会牵涉到“大跃进运动”，这样一来，问题就肯定要复杂化了。他所面对的问题是极为棘手的，但他也不能抹着自己的良心，不能眼看着一个无故的村民去蒙受这个不白之冤！究竟如何办？陈柏青绞尽了脑汁！在他的思路中，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在摘清楚这件事的时候，最好不要触及到杜先谋，而且也尽量避免与茅朝财发生不必要的纠葛，只要能找到充分的证据使杨正道摆脱这个“放火事件”的罪名就行，既然杨正道确实没有放过火，他自然就没有了这个罪名，公安局就自然而然地会把他放出来。至于究竟到底是哪个人放的火，这并不重要，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追根溯源，如果真的把“放火者”（他怀疑是杜先谋）挖出来，对大家没有任何好处。
真是天不绝无路之人。第二天，一个村民向他报告，明确地告诉他，杨正道确实是受了冤枉的，在示范田被放火的那天夜里，他和杨正道同时在一个朋友家里帮忙，整个晚上都没有离开过那里，因为那个朋友家里正在造房子。
陈柏青听到这个消息后如获珍宝，猛然振奋起来，瞪着大眼睛问他：“真的？”
“当然是真的，对于这样的大事，我难道会说谎吗？”
“你敢与我一道到县里的公安局去一趟，去证明那天杨正道确实是在朋友的家里？”
“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实事求是嘛，更何况还有许多人都能证明杨正道确实是在那个朋友的家里的，这完全可以去调查一下嘛。”
就这样，陈柏青与这个村民一道到县里的公安局去反映这个确凿的情况。公安局得到这个旁证材料后，立即通过调查证实了这个旁证确凿无疑，杨正道就自然没有了这个事件的作案时间，他放火的罪名就无法成立，杨正道自然地就被放了出来，在临走时，看守所的所长还当面向杨正道道歉。
次日，杨正道真的大模大样地回到了瀛海村，当村民们看到杨正道回到村庄的巷道口时，许多村民蜂拥而至，把他围得水泄不通……
至于那个“纵火案”，由于没有人继续去追究，自然就成了一个“悬案”。

第二章  “一步登天”梦

一

夕阳西沉，西边的天幕上呈现着一片桔红色的色彩，然后渐渐地转向灰暗，最终与整个天穹的色彩保持了一致。深蓝色的天穹上有无数个星星在眨眼，闪闪地发光。月亮还没有上山，现在天穹上还是星星的世界，显然，由于天空里没有明亮的月亮这位“大姐”，就显得有点清淡，有点寂静。
这时，大地上的热气腾腾、热火朝天的场面恰好与天上的冷冷清清的寂静相反，在瀛海村西郊外的、原来是称作为“乱葬场”（此时的乱坟都已经被铲平）空地上的“土高炉”成群地排列在一起，在这百十亩方圆的热土上，到处是火光冲天，人声鼎沸，他们是在“要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的鼓舞下，没日没夜地在“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在每座“土高炉”的周围都围绕着忙碌的人群，有的忙碌地在加料或开炉，有的在使劲地拉着风箱，有人站在高处声嘶力竭地吆喝着，喊叫着，并不时地挥动着手臂，声音都嘶哑了。在“土高炉”边拉风箱的人则个个都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尽管是到了晚秋的夜晚，但还是弄得大汗淋漓……
这就是一九五九年在中国的极不寻常的年代里所呈现出的极不寻常的“奇观”。也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恐怕是都未曾出现过的、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历史景观”。当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要发扬“敢说敢想，敢做敢为”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开展一个“全民炼铁”运动。此后，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里就立刻出现了神话般的“奇迹”：历来习惯于听从“上谕”的忠厚纯朴的农民，在接到“谕旨”后就立刻放下了手中的锄头，在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就拿着泥水工匠的砖瓦刀具砌起“土高炉”来（此前曾派人到外地去参观一下），接着就捏起钢钎，顷刻之间“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炼铁工人”，你说，这难道不是可以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中国式的“奇迹”吗？当时，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要迅速地达到“超英、赶美”的目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自一九五六年以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是五六年的“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及以后连下去的肃反运动，紧接着是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及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接下来又是五九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运动”，这一连串盖天铺地式的政治运动，简直把这个古老而年轻的中国搞得昏头转向。从“心有灵犀”而肩负重任的上层官员，到“万事均听使唤”的芸芸众生，无不都有一种既感到新奇而又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陈柏青虽然算不上一个共产党的正式国家干部，但也算是共产党员中的一员，而且还有担任着一个村（社）的党支部书记职务，不管怎么说，他也可算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基层干部，或者说是共产党组织最末端的一个村级干部。对于他这样的身分，当时就没有机会去参加像“反胡风集团”运动以及“反右派运动”，而且上级党组织也绝对不需要让他这样身分的村级干部去参加属于知识分子范围内或国家干部级别的诸如“反胡风”和“反右派”这样的政治运动，他居身于“局外人”的位置像“看好戏”那样百无聊赖地观察运动的风云变幻以及在运动后期那种像“耍猴子戏”那样地对待在“运动”中挨整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除了判刑送劳改农场改造以外，还有不少是送到农村中来参加劳动，并加入到“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队伍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严厉监督。他面对当时这种做法，嘴上虽然没说，但心里总是有点想不通，这些知识分子和干部没有做过“谋皇篡位”或“犯上作乱”等坏事，只不过是说了几句“话”或提了几条“意见”，怎么就会一下子被打入“地狱”了呢？这真的有点叫人寒心哪！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以后连续发生政治运动持有谨慎从事的态度。在后来紧接着发生的、接二连三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运动”，他就不能置身于度外了，因为对于这几个运动来说，农村和农民是这个运动的主体，离开了农村和农民，这样的运动就无法搞起。在“大跃进运动”中，他已经被搞得他焦头烂额、心有余悸了，再接着的“全民炼铁”运动，确实把他搞得心力交瘁了，更使陈柏青想不到的还是农村要立刻实施农民都要在“大食堂”里吃饭，各家各户都不准在自己的家里开灶煮饭，都要集中到一个大院子里去吃饭，每天像办大喜事似的，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报纸上还连篇累牍宣传说，我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他真的有点想不通，他记得在几年前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其中就说到过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大大地缩短了？他还极其焦虑地担心这个“大食堂”，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吃饭，而且这样大手大脚地铺张，哪里有这么多的粮食可供大伙儿吃的啊？这样下去，就连后山的黄泥变成了粮食也是要被吃光的，如果有朝一日食堂里的粮食都吃光了，到食堂揭不开锅的时候，他怎么去向社员们交代啊？！他真的极其担心，这样下去，饥荒就必定难以避免，饿死人的惨剧恐怕迟早要发生！
然而当时的大多数社员并不都是像陈柏青这样想的，他们不但没有像陈柏青这样的担心，他们都是兴高采烈的，他们都乐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巴不得共产主义能这样地迅速到来。对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口号，他们根本不会去认真地思考，也没有“理论基础”去思考这样深奥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凡是毛主席说的就不会错，我们跟着走就是了，更何况眼前连吃饭都不要钱了，你还要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哪，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对于这样的好事就自然要热烈地拥护！村里的胡友泉自然高兴得简直合不拢嘴，想想自己生了六个女儿，今后就不用再愁闷负担过重了，家里不用煮饭，大家都可以到大院子里去吃饭，这是自从“盘古王分天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在每天下工以后，他就带领着妻子和女儿们到食堂去吃饭，就像去吃喜酒一样地高兴。提起吃喜酒，他是深有体会的，真所谓是“喜酒好吃，人情钱难揍”。每次当亲戚朋友来叫他吃喜酒时，他就要愁眉苦脸了，哪里去揍“人情钱”啊？但不想办法去借钱来是绝对不行的，古话说：“人情抵于债，饭锅拿去卖”。现在，他每天吃“喜酒”，但每天不用去送“人情钱”，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他想，这社会主义，不，现在应该叫共产主义，可真是好啊！前几年干部们在会上不是早就这样说过，“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架桥梁”。现在可好，连社会主义这座“桥梁”都不必架了，直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真是想不到的啊。难怪他迅速地编出了一句顺口溜，从心底里来赞美这场运动：“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由于这句顺口溜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当时的这个“时代风貌”，所以就很快地在村内外流传开来……

二

在“土高炉”刚开始在全县遍地开花的时候，县里提供了一点焦炭和铁矿石的“样品”，是作为“观摩”性质的，只能是起一点“示范作用”，此后就再也没有提供焦炭和铁矿石的能力了。实际上县里也是确实拿不出焦炭和铁矿石来提供给各乡镇的土高炉，就连他们自己直接搞的“土高炉”所需要的焦炭和铁矿石都没法从上面的渠道得到了。“无米下锅”是当时土高炉遇到的普遍现象，但“大办钢铁运动”是绝对不能因此而停顿下来，否则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一定要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能使这个热火朝天的土高炉继续保持熊熊烈火。其实，瀛海乡“土高炉”出现的没有焦炭和铁矿石的情况与全县各地都一样，他们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和“解放思想”这个“法宝”去解决炼铁所遇到的问题，好在当时的中国基层干部和农民都“特别能战斗”，他们在“解放思想”的鼓舞下，都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对于以前从未有过的或者从未干过的事情都“无所畏惧”，而且是一定要干出一个“样子”来的，你看那些炼铁的“土高炉”，那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现在不是照样砌起来了吗？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既然农民“摇身一变”可以成为炼铁工人，那他们为什么不能成为“地质队勘察人员”？他们难道就肯定找不到铁矿石？焦炭可以炼铁，木头就难道不能炼铁？凡是会燃烧的东西都可以代替焦炭，“事在人为”嘛！
茅朝财此时身负重任，是瀛海大队“全民炼铁”的总指挥。在这里要附带说一句，自从去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起先是一个乡为一个公社的，后来觉得“人民公社”的性质既然是“一大二公”，那一个乡的范围实在是太小了，于是乎就把一个区或几个区、甚至于一个县组成为一个“公社”，这样，原来的“乡”自然就变成为“公社”的一个“大队”了。不过几年的“折腾”，觉得公社的范围太大了，管理起来确实不便，于是又作了调整，最后还是以一个“乡”的范围作为一个“公社”，那么，一个村或农业社就自然成为一个“大队”了，当然这是后话。
在领导者看来，茅朝财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他能“理解的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能去坚决执行”，所以领导对他极为信任。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确是有点“敢上刀山，敢下火海”的精神。在“土高炉”面临的焦炭和铁矿石“断餐”问题时，他这个总指挥果然“临危不惧”，通过“解放思想”和“发动群众”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从县里送来的那些铁矿石看到，铁矿石是呈红褐色的，也就是说，凡是带有红褐色的石头就肯定含有铁的成分，就可以用来炼铁。于是在他的一声令下，一大拨农民就立即变成了“地质队员”，分赴各地去寻找“铁矿”。在这些“地质队员”出发前，他就对他们说，我们不能迷信权威，否则就一事无成。我们大家不都是看到过县里送下来的铁矿石吗？那些带有红褐色的石头就是铁矿石，凡是带有红褐红色的石头就都含有铁的成分，我们平常看到的铁锈不也是带有红褐色的吗？可见啊，只要找到了带有红褐色的石头，我们就找到了铁矿石。这些铁矿石既然含有铁成分，那它就一定可以炼出铁来的。你们可以到山上或者也可以到海边去深入地寻找，那里肯定会有带红褐色的石头，那就是铁矿石了。
十多个“地质队员”出发了，其中就有杨正道。杨正道本来是在炼铁场上拉风箱的，由于他身强力壮，担当拉风箱的工作确实是合适的。当时由于没有鼓风机，土高炉在炼铁时需要“送风”才能提高炉内的温度，才能炼出铁水来，所以此时土法上马，只能靠风箱去代替鼓风机了。问题是杨正道实在太不安分守己，经常要发牢骚话，有的还寻机借题发挥，故意在茅朝财面前说些“刺话”，有意无意地刺激他，故意使他难受。由于土高炉内装的不是铁矿石，燃料也不是焦炭，自然炼不出铁水来。每当土高炉出炉时，流出来一滩“石屎”时，他就不阴不阳地讽刺说，我们的土高炉为什么总是流出来这些“尿”不像“尿”、“屎”不像“屎”的东西？依我看哪，这土高炉可能是得了“消化不良症”，或者是这土高炉的“屁眼”长得不对，否则的话，我们用了这么多的力气，烧了这么多的木头，还为什么流不出铁水来？这些“刺话”当然使茅朝财这个当总指挥的听了十分难受，但又不好发作，因为土高炉不争气，确实没有炼出铁水来，他只得忍受着。此刻要成立“地质队”，他就借机派他去充当“地质队员”了，让这个“刺头”远离是非之地就少了麻烦，至少可以免听到他的“刺话”之虞。
“地质队”出发后，首先是面临着究竟到哪里去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有铁矿石，不但这些“地质队员”心中无数，就是作为总指挥的茅朝财也心中无数，他并没有说明叫他们这些人应该先到哪里去，只是说到山上去或者到海边去都可以。就在这样一筹莫展之时，杨正道笑眯眯地说，其实到那里去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找不到真正的铁矿石，我们只不过出来交差就行。你们不妨想想看，我们这些人究竟哪个懂得什么是铁矿石？或者说在哪里有铁矿？我看就不要太认真了，马马虎虎出去走一趟就行。你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像你我这样的人居然能找到铁矿石的话，国家为什么要化了这么多的钱去办什么矿业学院、培养地质队员干什么？叫我们这些人去寻找铁矿本来就是一种胡来的行为，我们就大可不必去认真对待。再说啦，我们目前这样的土高炉，就是真正的铁矿石投进去也是炼不出铁水来，如果用木头可以代替焦炭的话，国家的大高炉难道就不会去用木头来代替焦炭？世上难道只有茅朝财一个人聪明？喔，不多说了，多说了恐怕又要被茅朝财抓辫子，我们这些人活该是要白费力气，公社活该是要浪费这么多的燃料和其他物资，不知这样的劳民伤财的土高炉还要运行到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大家不去想他就是了。有个队员问杨正道，那么你说我们现在究竟到哪里去为好？杨正道考虑了一下说，依我看啊，还是到海边去寻找一下吧。海边风景好，空气好，我这几天拉风箱实在是太吃力了，到海边去溜一溜真是好调养一下精神。再说啦，如果我们的运气好一点的话，真的会找到红褐色石头，就算是大功告成了，管它是不是铁矿石呢，反正到头来还是干那种劳民伤财的事情。如果我们找到了铁矿石，就可以让茅朝财派人来“采矿”。我们地处海边，用船来运矿石就省力多了，如果到山上去的话，就是找到铁矿石，难道不是还要由我们这些人用肩挑重担的方法来担任运输任务？挑重担是一种多辛苦的差事啊，我们何必去自讨苦吃？对！对！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同意杨正道的主意，于是大家就兴高采烈地到海边去了。
果然，这帮“地质队员”出发后的第二天就找到“铁矿”，他们马上就派人去报告了茅朝财。茅草朝财在得到了找到“铁矿”的大好消息后，真是欣喜若狂，他就立即派去十多个石匠去当“矿工”，立即到那里去开采“铁矿”，随后又派出几只船和一拨人马去当“运输大队”的任务，把“铁矿石”迅速地运到炼铁场来。就这样，茅朝财轻而易举解决了铁矿石这样的难题。至于这些“铁矿石”在“土高炉”里能不能炼出铁来，他认为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在于“土高炉”的运行绝对不能停顿下来，否则就要被追查责任，只要是在炼铁场上仍然是一片“火光冲天”，只要土高炉还在运行，那说明“大办钢铁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地在运行，他茅朝财的工作当然是“可圈可点”，这才是目前最最关键的问题。为了解决燃料问题，他又下令几十个农民上山去砍伐树木，同时又派出一拨人马去拆庙宇，把庙宇里的那些大梁、小梁、柱子、椽子统统地拆下来解决燃眉之急。这两个看起来是十分棘手的难题，可一到茅朝财的手上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尽管茅朝财的革命热情如此高涨，但“土高炉”还是炼不出铁水来，这不能不算是茅朝财所面临着的一个大问题。他们拿不出“生铁”来去向上级领导那里去“献宝、报喜”，总归是茅朝财的一大缺憾，如果土高炉里有朝一日真的能流出“铁水”来的话，他茅朝财就不会被人看成是一个“窝囊废”了，他立刻就会趾高气扬起来，他是多么想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他果然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条“先进经验”突然间传传送进茅朝财的耳朵里：有一个“同病相邻”的兄弟“大队”，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十分“奇妙而有效”的“办法”，解决了令人头痛的“高炉里炼不出铁水来”问题，他们的办法是把家家户户的灶头上的铁锅都端出来，砸碎后投入到土高炉里去，最终是炼出“铁水”来了。“炼铁”成功后，他们就兴高采烈敲起锣鼓，端着“铁块”到公社“献宝、报喜”去了。这条“先进经验”真的是来得太及时、太奇妙了，这条奇妙而及时的消息就像电波般的速度传送到各个公社。这个“始作俑者”的“灵感”实在是太富于奇思妙想了，他正是看到当时家家户户都在大食堂里吃饭，灶头上的铁锅反正空着没用了，拿出来作为“废物利用”，难道这不是一种“两全其美”的结局吗？
茅朝财得到这个消息后，当然是如获至宝，于是就立即行动起来……

三

陈柏青对于茅朝财在“大办钢铁”中的各种“胡作非为”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但他却无力抵制他这种狂妄而近似乎荒唐的做法，甚至连想要与他争辩几句都不可能，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茅朝财的所作所为正是代表当时的政治运动方向，任何针对他的言论也就是针对当时的政治运动的言论，对他不满就是对运动的不满，这就是他不敢去与他争辩的原因。他觉得，他此刻不能有任何的轻率行为，否则就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他十分清醒，他如果勇敢地站出来去揭示茅朝财那些劳民伤财的胡作非为的行为，不但得不到上级的支持，反而会招来一顿极其严厉的批评！甚至于还要扣上你一顶“严重右倾思想”的帽子，这是何苦呢？他陈柏青是不会去当这样的傻瓜。所以，他近来一想到这个问题时，在思想上就感到极为苦闷。他真的搞不明白，像目前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办钢铁运动”，国家领导人的初衷原本是想要快速地提高全国的钢铁产量，但结果却变成了一种劳民伤财、误国误民的怪事，而且在发生了这样长的时间以后还得不到纠正，还要如火如荼地、热火朝天地继续开展下去，一点也没有显示出要停下来的迹象。完全可以预料，这种狂妄的做法已经、而且还将继续造成极为沉重的后果，给国民经济必将带来不可挽回损失，也同时会给老百姓带来一场灾难！难道毛主席他老人家真的没有丝毫察觉？抑或是被他周围的奸佞之臣完全蒙蔽了？头脑稍稍有点清醒的人都知道，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炼铁完全是一场“瞎胡闹”！国家多少的宝贵资源在这样的瞎折腾中被毫无意义地被糟蹋了，他实在为此而深深地感到痛惜！他是一个农民，虽然不熟悉炼铁行业，但他也知道炼铁是一定要用铁矿石和焦炭这两个必需的材料，还要加上通晓炼铁的技术才能够炼出铁水来的，否则就一事无成。现在，像茅草朝财这样完全不懂炼铁技术的人，居然要担当起统帅全“大队”（即公社化以前的“乡”）的炼铁大军这样的重任，这难道不是“乱弹琴”吗？如果他能稍为谦逊一点，能听取群众一些中肯意见的话，那问题也不至于会搞得如此的“离奇”来，不知他怎么会想得出来，竟然要那些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铁矿石的农民去寻找铁矿石，这岂不是天大地笑话？铁矿石是有这样好找的吗？否则的话，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去培养地质勘察队员干什么？他还有一个同样“离奇”的想法，没有焦炭也同样可以炼出铁来，用木头或其他燃料来代替焦炭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可以用木头当作焦炭去炼铁的话，难道国营大炼铁厂的技术员们会想不到这些“技术”？世上就难道只有你茅朝财聪明？你茅朝财是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炼铁是咋一会事的人，你难道真的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生来就比炼铁厂的技术员们高出一筹？每当他想到，茅朝财现在拥有可以“无法无天”乱发命令，可以“别出心裁”地、“天花乱坠”地乱横冲直撞而不受任何阻挠乱搞一通，这种现象的出现，到底是算怎么一会事啊？他眼看着山上这么多的树木，被茅朝财的一声令下就可以通行无阻地、肆无忌惮地被砍伐，并付之一炬，去作那些无谓的牺牲。这些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木材，现在却付之东流，真的是感到痛心疾首！那些树木是他们瀛海乡历代乡民们化了百十年的心血而培育起来的，而今天却作为“陪葬物”而化为一缕青烟！他能不感到痛心吗？现在，茅朝财砍光了这些树林以后，为了要继续“大炼钢铁”而筹划燃料，就只好派人去拆庙宇了，把那些庙宇中的梁、柱、椽统统地当作土高炉炼铁的燃料，这简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诚然，在解放后不久，瀛海乡确实也发生过把庙宇当作小学教室的事情，但那时也只是把菩萨迁移到别处存放，并没有发生“拆庙毁佛”的现象。再说，由于当时政府下决心要扫除文盲，提倡学龄儿童都要入学读书，而当时的经济条件又差，拿不出钱来去给小学盖房子，于是就只好采用了这个“权宜之计”，这也算是由于教室一时无法满足需要而采取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而且这也是完全为老百姓着想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这与现在那样胡来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更使他可脑的是，他作为一个农村干部，面对这种无法无天行为，竟然只能保持一种“无动于衷”的姿态，眼睁睁地看着茅朝财这种狂妄做法而无计可施，只能是看之忍之，这是一种何等的残酷现实啊？！
令人烦恼的事情还不只这一起，尚有许多难题摆在他的面前，如迫在眉睫的秋收冬种问题。几个月来，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劳力都被派到“炼铁场”上去了，剩下的老残病弱社员能担当起这个繁重的秋收冬种的重任吗？收割晚稻和掏番薯都是重活，种植大小麦、碗豆、蚕豆和马铃薯也不是轻松的农活，而这些秋收冬种农活不但关系到全体社员的一年生计，而且是关系到他们的吃饭问题，他能掉以轻心吗？秋收冬种不是一般性农活，有严格的季节性，一旦错过了这个时机就是机不再来的，其结果就是让稻谷落在田里，让番薯烂在山上，而种不下春粮作物，就耽误了一个季节，明年就再看不到大小麦及其他春花作物了，丧失了这一切，就意味着全队的半年口粮没有了着落，这是一件多揪心的事啊！他必需要立即叫杜先谋来商量一下，一定要想办法抽出青壮年劳力来投入到秋收冬种的农活中去。杜先谋是他派到炼铁场上去担任“小组长”的。
真是“提起曹操，曹操就到”，杜先谋此时正从外面走进队部来，杜先谋是为了茅朝财要他到家家户户那里去端铁锅的事而到队部来的，他觉得这是关系到家家户户的大事，他必需要来同陈柏青商量一下该怎么办才好。自从成立公社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改成为“生产队”，“社部”自然就成了“队部”。不过在两年以后，合作社又改为了“大队”，当然这是后话。他对陈柏青说，茅朝财要他把家家户户的铁锅都端出来，敲碎后放到土高炉里去“炼铁”，其目的当然是想拿出炼铁的“成果”来。他感到这是关系到每个社员家里的大事，于是就向陈柏青请示一下，这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像茅朝财说的那样一定要把每家每户的铁锅统统都拿出去？
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请示以后，觉得杜先谋这个人在发生了“示范田被火烧”的事件以后，他的工作态度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做起事来比以前慎重多了。陈柏青在杨正道被公安局释放以后，并没有去继续追查杜先谋的“作案”，而是采取了“放他一马”的策略，他当时主要是考虑到杜先谋的这个“作案”本身并没有对社里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只不过他从中想“嫁祸于人”的“谋略”实在是太阴险了。当然，他也理解他至所以会出此“下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想通过搞“示范田”而出名的图谋却变成了“沉重十字架”，他想很快地摆脱它，于是就动出了这个“谋略”，其结果就应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话了，所以他最后还是原谅了他，不对他追究了。不过，他在“人前人后”从来没有说起过关于杜先谋的“放火嫌疑”，甚至也没有在私下里对杜先谋挑明过此事，不过在有些场合中，他还是对杜先谋“道是无意却有意”地暗示过几次，使杜先谋心中有数，他陈柏青也不是“蒙在鼓里”，只是出于某种考虑而不把这件事“挑明”罢了。当然 ，杜先谋也不是一个“愚不可及”之人，他对此是完全心领神会的，他虽然也没有对陈柏青“坦白”过此事的原委，但每当陈柏青对他有意“暗示”时，他的脸色总是红红的，对陈柏青显得毕恭毕敬，十分谦逊，表示诚恳地接受，彼此之间心领神会，而且在以后在工作上确实也是相当慎重，不再贪利冒功、吹毛求疵了。陈柏青看到杜先谋确实有点悔悟的样子，觉得再穷追不放也就没有啥意思了，所以此后对杜先谋也就宽容了。今天杜先谋向他请示“铁锅”问题，他就对杜先谋说，依我看，凡做事都必须要留有一个余地，不能做得过绝。当初在办公共食堂的时候，觉得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吃饭了，家里就不再开火了。谁知在食堂里吃了不到一个月，食堂里就拿不出小菜来，只供给饭而不供给菜了，大家只好又在家里烧菜了，看来每家还是离不开锅啊。你现在如果把人家的铁锅都端光的话，你叫人家用什么去烧小菜啊？再说，等几个月后春节到了，过年过节的，人家总得要烧几个过年菜的，你如果把人家家里的铁锅都拿光了，你叫人家怎么过年啊？还有，过年时总归是有客人来的，没有铁锅你叫人家怎么去招待客人？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担心的问题，你总还记得吧，在农村公共食堂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这一下子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了，于是就“放开肚皮吃饱饭”，一天吃三顿“干饭”，在“放开”了一个月后，才知这样地吃下去的话，社里的粮食只能吃几个月，以后就要“后继无粮”了，于是只好改为三顿“稠粥”了；在食堂里吃饭的“打饭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起先是“随吃随打”，不久就变为“定量供给”了，天下哪能有“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好事啊！现在连“稠粥”都难以维持下去了，眼看就要改为“稀粥”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还担心就连“稀粥”都维持不了的。如果这次误过了秋收冬种季节的话，我想这“稀粥”是绝对吃不上的！依我看啊，谁能保证这公共食堂能永远地吃下去？你想想看，有哪么多的粮食可以给大家吃的吗？此前，在各家各户自己开灶吃饭的时候，都是靠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到上春时口粮不够仍然还要靠吃野菜充饥哪，而现在大伙人在公共食堂里吃饭，谁还能去精打细算的？如果像先前的那样地“放开肚皮吃饭”的话，天上会掉下粮食来吗？有谁能当得住这个家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我们可没有人家茅朝财那样的好福气，他是国家干部，是一个“吃皇粮”的人，无论是遇到水灾旱灾或者是天灾人祸什么的，他都不用发愁，他照样可以高枕无忧地生活。如果在工作上取得了成绩，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领功受赏；如果在工作上出了偏差，群众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他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自己受不到一点损伤。我们可没有这样的好福气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食堂里的粮食吃光啦，我们这些人就肯定要饿肚子了，到时候谁能来救我们啊，我想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的粮食来救济全国这么多的农民啊！我是天天为这事发愁啊！话再说回来，关于铁锅问题，你现在不把家家户户的铁锅拿出来是不行的，茅朝财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不过，你可以把每家都留下一口或两口铁锅总还是可以的，他茅朝财哪里会算得清楚？你就看着办吧。老杜啊，以后遇事都要通过自己的脑子多多地想一想，我们当干部的人都要为社员的利益着想，不能光为自己的利害关系去打小算盘，你说对吗？杜先谋听后连忙点头称是，他说，他一定按照陈社长的意思去办。
陈柏青想到他正要与杜先谋商量关于现在要立即抽回本队的青壮年劳力来去投入到队里的秋收冬种中去的问题时就对杜先谋说，你看啊，现在绝大多数的青壮年们都被召到炼铁场上去了，只剩下那些老的、残的、病的、女的，就靠他们这些人，难道能把队里的这么多的晚稻都收割进来？能把山上这么多的番薯都掏下来？能把队里的大小麦和其他春花作物都种下去？我是每天在发愁哪！如果收不进这些粮食，如果种不下春花作物，我们今冬明春吃什么啊？如果老是这样下去的话，你们在炼铁场上把大批树木和庙宇拆下来的木头平白无故地烧了，只是化作一片黑烟升上天空而没有任何结果不说，而我们队里正是由于被叫去炼铁而缺少劳力，导致晚稻、番薯收不进来，春花作物种不下去，眼睁睁地看着稻谷烂在稻田里，番薯烂在山地上，春花种子留在仓库里种不下去，这是多揪心的事啊。正是由于这些粮食收不进来，春花作物种不下去，明年春上发生了饥荒，饿死了人，这难道不是太冤枉了吗？！
杜先谋听了陈柏青要抽回青壮年劳力去参加秋收冬种农活觉得有点为难，他想茅朝财肯定是不会答应的，他知道茅朝财的为人，在茅朝财看来，“大办钢铁”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任何工作都要让路。他不管你稻谷和番薯这些“芝麻绿豆小事”，烂不烂掉这些稻谷和番薯，以及种下种不下春花作物对中心任务来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可管不得你这么多的。所以，在杜先谋的心里此刻尽管不想去违抗陈柏青，但鉴于当前的处境，茅朝财是他在“炼铁场”上的“顶头上司”，没有茅朝财的许可，他是不能把队里的青壮年劳力调离“炼铁场”的，他脸上显露出为难的神色。陈柏青看到了杜先谋有为难的样子，知道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没有胆量敢违抗茅朝财，他也做不到宁可牺牲自己的名利去为队里谋利益，他理解他的难处，也体谅他作为一个小小的“组长”不可能为了“队里利益”去冒犯目前红得发紫的茅朝财。不过，此事是关系到全队队员的“生死攸关”问题，他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于是他就对杜先谋说，抽调队员这件事是一定要办的，我作为队长，不但有责任要把队员们辛辛苦苦种下去的作物都收上来，而且还要为全队男女老少的吃饭问题负责，古人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嘛，我这个当队长的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呀，如果稍作犹豫就会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收获季节，势必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将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当然，我出于这样的考虑不只是为了全队人免受挨饿，也是为了包括我自己全家人在内所有人在明年发生春荒时不至于被饿死，当然也包括你的全家人在内。老杜啊，人活在世上，生命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失去了生命，其他任何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你说是吧？不要说现在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去炼铁，花了国家和老百姓这么多的宝贵财富，至今还尚没有炼出任何像样的、真正的“铁水”出来不说，就算是以后能真正地炼出“铁水”来，如果我们人都饿死了，我们还要这些“铁水”干什么？不过，话要说回来，我此举也不想为难你，也不想你与我去共同分担这个责任。我要把这么多的队员抽回来，如要经过茅朝财同意是绝对行不通的，他肯定不会答应。所以，我们只能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在他发现了这么多的人被抽调出去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把这些人拉回去了。不过，他必然要把这口气出到你的身上，斥责你为什么没经过他的批准就把这些劳力抽调出去？你不必担心，你已经把这事完全考虑周到了，当他责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回答他说，陈柏青是我们的生产队长，队员能不听他的话吗？他要把队里的队员抽去参加秋收冬种农活，我能有什么办法？再说啦，他是在昨天晚上就把这个任务布置好了，他亲自出马，主动地到每个队员家里去，叫他们在明天早上就不要再到炼铁场上去了，一律去参加秋收冬种工作。我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晚上会这样地去布置任务，我是在今天早上到这里上工以后，才发现这么多人没到这里来上工才感到有点奇怪。于是就问几个知情人后才知道发生这件事的，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啊？你这样一说，他茅朝财就无计可施了，他也没有任何理由再来批评你，你也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当然，我知道茅朝财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他必然要把“这笔账”记到我的头上来。这没有关系，我早已准备好了。你也知道，自从“大跃进运动”要我上报“万斤亩产”以来，这个“窝囊气”我已经受够了，我与他之间的争辩是不可避免的，我怕他什么？大不了把我这个队长割了，我对这个队长已经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因为我再也不想再把这个“窝囊气”再忍受下去了。只要能把这次秋收冬种工作做完，我已经心安理得了。我这样做法，你总可以打消顾虑了吧？
杜先谋听了陈柏青这样推心置腹的话后，心中深有感触，他对陈柏青这种为了队员们的切身利益而敢于牺牲自己的这种可贵精神深深地感动，他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他觉得，陈柏青既然把话说到这样的份上了，我难道还有什么好推托的吗？再说，他陈柏青这样做也是为了全队队员的吃饭问题，也是包括他自己全家人在内的所有全队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能三心二意地对待他吗？于是他就表示听从陈柏青的意见，同意陈柏青这样的安排……

四

这里还有一个“拆庙事件”需要补充，那是在陈柏青决定有在“炼铁场”里去抽调劳力到队里去参加收冬种农活之前的一个“小插曲”。
那天，胡友泉等一拨人被茅朝财派去拆关帝庙，接着还要去拆龙王庙。此前，茅朝财已经派人拆了几座不起眼的破庙、小庙，在那些破庙、小庙都被拆光了以后，茅朝财只好把眼睛盯在关帝庙和龙王庙了。关帝庙和龙王庙是瀛海乡里规模最大而且是最负有盛名的两座庙宇，也是在全乡老百姓心中最神圣的两座庙宇。茅朝财在瀛海乡里混了这么多年时间，当然知道这些“乡情”，但他为了要完成上级派下来的“大办钢铁”的任务，只能不顾及这些“乡情”，痛下决心要去拆掉这两座庙宇，否则的话，土高炉的燃料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他就无法向上级交代，他当然就顾不得老百姓们崇拜的“关圣帝”和“龙王爷”的心理了。如果说，社员群众被茅朝财派去拆那些不起眼的破庙和小庙时没有什么大的思想顾虑的话，而现在要派他们去拆关帝庙和龙王庙时，那思想上就顾虑重重了，因为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里，关公老爷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威武而神圣不可侵犯的；而龙王爷呢，则是海边渔民的保护神，他们能把平时最崇拜的神明的“藏身之处”去拆掉？他们能不怕被神明惩罚？瀛海乡是一个渔农业混杂的沿海地区，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农民、哪个是渔民，都是“亦渔亦农”的村民，每个人都离不开大海。在1955年开展合作化时，乡政府把瀛海村划分为“瀛海乡渔业生产合作社”和“瀛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的划分标准是以“主业”为前提的，把以出海捕获“大鱼”（指大、小黄鱼和带鱼等形成鱼群的鱼类）为主的渔民划入“渔业社”，并把这些渔船和鱼网也划归给“渔业社”；其他的村民除了专业手工业者外统统划归为“农业社”，原来的农田和旱地自然都给农业合作社就不必说了，还规定在近海捕捉“小鱼”（指鲻鱼、黄姑鱼及虾孱、马鲛等）的作业划归给“农业社”，并把捕捉“小鱼”的小船和网具（主要是沉网、牵网、张网等）也划归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农业社的副业生产。渔农业虽然分了家，但渔业社里的人在渔汛结束时还是要到山坡上去种番薯；而农业社里的人自然也要去搞副业，到海上去捕鱼、捕虾的，所以，即使在合作化以后，瀛海乡的村民们还是属于“亦渔亦农”人员。在解放前，每当渔汛降临时，全乡的劳力几乎都投入渔业及渔业有关的行业中去；渔汛结束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则都去搞农业种植活计，藉以增加收入，滋润生活。当每年的渔汛到来之际，瀛海乡就热闹非常，海边的沙滩上排列着各式各样的渔船，有本地的，更多的则是外来的，整个海面几乎是沸腾起来了。瀛海人有的出海捕鱼，有的在鱼鲞加工厂里或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加工鱼鲞，一切生计几乎都与“大海”有关，他们能不崇拜龙王爷吗？每当渔汛开始之时，渔民们，或者说是全乡的老百姓都要到龙王庙里去祈求龙王爷保佑他们。他们祈求海上不发生风暴，渔民们能平安地回港，同时也祈求龙王爷能够“慷慨解囊”，打开“渔仓之门”，豪爽地放出各种鱼类来，使渔民们满载而归，这样一来，他们一年的生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现在，这个无法无天的茅朝财竟敢要在“关圣帝”和“龙王爷”的头上动刀，这怎么了得？他们能听茅朝财的话吗？他们能去把威风凛凛的关公老爷和龙王爷推倒并还要拆掉他们的“藏身之处”吗？这可是违犯天理的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呀！当然，社员群众还有一种千百年来就形成相信佛教的敬神传统，冒犯神明肯定是要受到惩罚的，他们难道不想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了？他们敢去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吗？
胡友泉是一个十分相信佛教的人。他的老婆、母亲和祖母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从小就跟随着祖母、母亲到庙里去烧香敬神，从小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他能不敬畏神明吗？所以当茅朝财派他去拆关帝庙时，他心里就立即感到十分惊恐，他能去干这种与神明对抗的傻事吗？他在惊恐之余，很快地就想出了一个能避免“大难临头”的妙计，他要在刚跨进关帝庙的门槛之时，就要立即装出一副“被神明惩罚”的“样子”来，这样，他的同伴们都看到我已经受到惩罚，就立刻会觉得神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你敢对神明动手，就要立即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望而生畏，不敢动手拆庙了……
那天，当胡友泉刚刚跨进关帝庙的门槛时，只见他“啊哟”一声就翻倒在地，同伴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怪事感到极为惊奇，马上围拢在胡友泉的身旁，并把他拉扶起来。此时，他们只见胡友泉的脸色煞白、全身发抖、大汗淋漓，还时不时以发生痉挛，嘴角边还流出泡沫状的白色涎水来，大家看后都显得十分惊恐，霎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一时竟拿不定主意。这时，忽然有一人似乎感悟到什么，他说，噢，对了，我们到这里来拆庙，这岂不是冒犯关公老爷了吗？如不赶快悔悟，立即停止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我看就要大难临头了。现在，赶快去拿些香来对关老爷许愿，祈求他原谅我们的过失行为，祈求他赦免胡友泉，因为这并不是他自己想胡作非为，而是受茅朝财的派遣而来的，也是出于无奈啊。他这个意见很快地得到了众人的响应，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群妇女匆匆忙忙地对关老爷烧起香来……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左右，胡友泉果然渐渐地恢复了清醒，脸色也有点红润起来，同伴们才放下了这夥悬着的心，而且都为他感到高兴。他们都说，关老爷果然大恩大德，不计较子民们的一时懵懂。于是，他和他的同伴们就立即从关帝庙里迅速地“撤离”。就这样，关帝庙免遭了一次可怕的浩劫，同时也使这一拨人免除了遭受神明惩罚的恐惧心理，大家都为此而感到庆幸。当然，这些人再也不到炼铁场上去了，怕茅朝财再派他们到这里来拆庙，就径直就回家去了。第二天，正好是遇到陈柏青要把队里的青壮年劳力抽回来去参加秋收冬种农活，所以，这些人就理所当然地加入到秋收冬种的行列中去了。

五

“拆庙事件”和陈柏青召回青壮年队员“归队参加秋收冬种”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几乎使炼铁场上的土高炉陷入了停顿的困境，茅朝财心急如焚，暴跳如雷，他知道这是陈柏青在暗地里与他作对，想破坏“大办钢铁运动”，这使他对陈柏青恨得咬牙切齿。在他看来，“拆庙事件”和“抽回队里青壮年”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他就觉得相当蹊跷，这两件事决不是孤立的，肯定有人从中谋划、从中呼应的，这个人必定是陈柏青无疑，别人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权力。这个陈柏青，自从开展“大跃进运动”以来，他一直是抱着与运动对抗的态度。他真的想不明白，像陈柏青这样一个农村干部，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他所拥有的“权名利”样样都是共产党给他的，那他却为什么还不听共产党的话，竟然还要对抗共产党发动的政治运动？照例说，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难道他就不明白对抗政治运动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这样去做的结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下陈柏青的“毛病”后，就不难地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陈柏青出身于中农，中农在土地改革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群体，这些人绝对没有贫农、雇农那样的革命坚定性，一旦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影响，他们就会对革命发生动摇，甚至于走到革命的对立面上去。所以，陈柏青现在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他联想到不久前召开的“庐山会议”，像开国元勋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都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陈柏青变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不足为奇了！他对右倾分子极为痛恨，他真的想把陈柏青“一棍子打死”才解恨！但他此刻却没有拥有这样的权力。他知道，要处理陈柏青，只有现在的“大队”（原来的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因为他是一个原来担任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人，现在还是一个党支部书记，在村里的影响又相当大，要打倒这样的人，不是他这个炼铁场上“总指挥”所能够决定得了的。不过，他决不会就此罢休，他绝不允许像陈柏青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留在党内，继续去搞那些破坏活动，使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也不允许这样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和小小的队长角色来公开挑战他的权威！他现在如果不去立即压倒陈柏青的话，他今后的工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他胸中的积怨如何消除得了？于是，他就决定马上到“大队”去一下，亲自向领导去反映一下陈柏青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言行”……

陈柏青召回队里的青壮年劳力（包括拆庙回来的人员）投入到秋收冬种的农活以后，就雷厉风行地运转起来。他对此心急如焚,觉得确有其紧迫性，因为此时已经是到了晚秋的时刻，再不火速地行动起来就必然要遭受严重的损失。另外，他心中有数，茅朝财绝不会就此罢休，他目前这样红得发紫的人，岂能败在我陈柏青的手下而心甘情愿地认输？他深知是不可能的，他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其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加快秋收冬种的进度，最好能在他采取“报复”行动之前完成了这项工作。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话，他也就能“心无旁骛”了。他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首先把这些人全部地投入到抢收晚稻中去，因为收割晚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如不及时收割进来，北方的冷空气将毫不留情地把一些特别饱满的稻谷因互相刮擦而掉落到地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可是已经快到手的粮食啊，这是万万大意不得的。掏番薯与割晚稻相比，自然是次要一些，因为它长在土里，风吹不走它，雨冲不掉它，但也不能太拖延，因为它怕冻，如遇冰冻，番薯就要发生变质而发霉，无法当作口粮来吃。别小看这些番薯，它可是今后保命的东西啊。他考虑到要把番薯从山上搬下来是一件相当费力的农活，因为番薯产量高，一亩地能产二千多斤的，全队有几十亩地的番薯，要把几万斤番薯从山上搬运下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为了抢进度，他已胸有成竹地决定了，那些在附近山地上的番薯，掏下来以后就直接划拨给食堂，免得因中间环节的周转而浪费劳力；那些长在较远的山地上的番薯（是队里番薯中的大多数）就在山上就地刨成番丝（即番薯干），晒在山上的光滑的岩石上，待晒干后再把它们收下山来。番丝与番薯相比，重量就减轻了三四倍啊，搬运“番丝”比搬运“番薯”可轻松多了，不但减轻了劳动强度，还有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番薯堆放在仓库里极容易发生霉烂变质，而加工成番丝以后就便于贮藏了，在仓库里可以安心地放上一年也没有问题，所以以前社里把番薯分给社员后，社员们就把它们加工成番丝。现在番薯在山上就加工成番丝，这不是“两番生活一番做”了吗，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为了使这个想法能得到广大队员接受，于是他就开诚布公地征求了队员们的意见。队员们听了陈柏青的想法后，都觉得这个想法好，既省力又省心，大家都拥护这个决定。于是就决定这样去做了。
在陈柏青的心里，他此刻要把番薯在山上直接加工成番丝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想把“番丝”留作今后的“救命草”。为此，他要把从山上收下来的“番丝”不直接交到食堂里去，而是送到队里的养猪场仓库里“暂时放着”，而不是当作饲料去喂猪，以备“后用”。此时的猪场里只剩下四五头猪了，他完全不必担心饲养员会把这些暂时放在他们那里的“番丝”当作饮料去喂猪。当然，作为队里的猪场，只要他对饲养员有所交代，他自然会听陈柏青的话。根据他的分析，就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农村的公共食堂肯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它是迟早要解散的，如果现在不早作思想准备的话，到那时就被动了，他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起就担任社长的人，他就有责任为全社的人负责。也许，一般的社员现在恐怕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他是应该想到这些问题的，因为他是全队的领头人嘛。想当初，在办公共食堂的时候，在他的带领下，大家都响应党的号召，各家各户都兴高采烈地把家里的全部口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上交给食堂了，他们都认为是从此可以永远在食堂里吃饭，再也不必自己弄饭吃了，所以在他们的家里就没有必要再留下口粮。一年多来，情况出乎意料之外，从当初的“放开肚皮吃饱饭”到现在的“按照定量领稀饭”，今后啊，甚至于连“稀饭”都“领”不下去了，你叫村民们怎么过日子啊？如果食堂解散了，他们回家吃什么东西去？家里面不要说是米，就连米糠都拿不出来啊！他作为队里的领头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此刻，他应该就要考虑到这些完全有可能发生、而且必定要发生的事情。当然，他这样考虑也同时为了他自己的全家人着想，他不能不考虑全家人的性命啊。一旦公共食堂解散时，队员们家里没有一点粮食储备，那他们为了活命，只能四处去找野菜，到山上去挖“乌糯”（一种蕨类植物的根）来充饥度日了。到那时，谁能保证不饿死人？他想到这里，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他就是考虑到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才“迫”出这个“阴谋”来的，他决意要把这些“番丝”留着，到时可以分给队员们。有了这些杂粮，队员们也许能熬过这个可怕的饥荒。不过，他现在还不能把这个想法“公之于众”，因为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他如果说出“食堂可能不久就要解散”这样的话，一旦被茅朝财听到，他就会如获至宝那样地捞到“稻草”，狠狠地抓住不放，非置于他陈柏青的死地不可！茅朝财抓到了他陈柏青这样的货真价实的“辫子”以后，茅朝财就完全有条件把一系列的“帽子”、“棍子”漫天地、像瓢泼大雨似的泼在他陈柏青的身上，到那时，他真的是可惨了！他现在必须要谨慎从事，绝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可以让茅朝财钻空子机会的细小问题，他必须先在心中“韬略”一下再说……

六

茅朝财将陈柏青搞的“反党材料”送交“大队”（乡政府）以后并没有受到十分重视，虽然在表面上来说，乡政府的干部们对茅朝财的“政治热情”是肯定的，但事后却始终不见有任何动静，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看不见对陈柏青采取任何惩罚的措施。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此时的乡政府干部对土高炉炼铁已经有点“感冒”，确实不想去处理陈柏青。他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全民炼铁”的折腾以后，虽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却得不到任何的有效回报，除了那次把铁锅碎片倒入土高炉熔化后流出来的“铁不像铁、渣不像渣”的东西以外，其他的结果就都是流出来一些“铁屎”了，在乡政府干部的心里都有“苦水”，但都不敢“倒出来”，他们对“大办钢铁运动”所产生的后果已经普遍存在着“怀疑态度”，白白地损耗了这么多的物资不说，还严重在耽误了秋收冬种工作，这必将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虽然他们没有在嘴上说出来，但在心里面却是像明镜似的清楚。茅朝财向他们提交了陈柏青的“反党材料”，要他们去处理陈柏青，他们能伤天害理地去处分陈柏青吗？陈柏青作为队长，在秋收冬种的大忙季节里，他要从炼铁场上抽回自己队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去参加秋收冬种工作完全是一件名正言顺的事，他何罪之有？这怎能怪罪于他？他这样为队里处心积虑地为秋收冬种焦虑、打算，要不是在这种“非常时期”的话，他还应当受到表扬呢！他们虽然在嘴上都没有说出同情陈柏青的话，但他们都不愿意在行动上去处理陈柏青，所以一直故意地拖延不办。茅朝财当然也不是一个傻瓜，他在心中明白，这些乡干部平时对陈柏青相当器重，他们是不愿意去处理陈柏青，有意要包庇陈柏青的。他心中有数，正是由于他们这些人对陈柏青十分青睐，他们的政治嗅觉就愚钝了，看不清陈柏青用伪装来掩盖反党思想的实质，竟然对这样严重的“反党行为”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这实在是不能容忍的！茅朝财对此感到十分气愤，他难道会容忍这种现象吗？不！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现象！他也绝对不会从此罢休，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陈柏青这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胡作非为下去而不受到任何党纪处分，这对于党正在进行的各项政治运动将会带来极大的损害。于是，他就又搞了一份同样的“反党材料”，直接送交到“公社”（县政府）里去。他想，乡政府干部既然要包庇他，他就到县里去反映，县里的干部政治觉悟高，党性原则强，他们是绝对不会像乡政府干部那样去包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柏青的。
茅朝财这样“一来二去”的提交“材料”，显然耽误了不少的时间，但茅朝财的精力最终并没有白费，“公社”（即当初的县委）干部在接到茅朝财的“材料”后，经过了一番研究，觉得陈柏青作为一个队长，要抽调队里的青壮年队员回队参加秋收冬种工作，虽然影响了炼铁工作，但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误，但目前面临着“大办钢铁运动”压倒一切的这种形势背景下，他们对茅朝财的“材料”不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也不能去“包庇”陈柏青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要处理他是肯定的，但不能太过分，更何况他并不是一个国家干部，他只是一个农民，一个农村里的普通小干部，如果给他戴上一顶“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显然是不妥当的。此时正值开展“拔白旗”之际，于是就把陈柏青当作“白旗”拔掉算了。不过，这项工作只能交给“大队”（乡政府）去做才合适，县里只能对县管干部采取惩罚措施，像陈柏青这样农民身份的人还没有“资格”。所以，“大队”接到“公社”的通知精神后，这已经是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时间的拖延，对于陈柏青来说是多么地重要，使陈柏青有充裕的时间来全面完成秋收冬种的任务而不受到干扰，更重要的是使他最终完成了心中最牵挂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番丝送到养猪场的仓库中去安放妥当。陈柏青的心中有数，他与茅朝财对着干不会有好结果，而且肯定还要受到党纪处分，他已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拔白旗”处分对陈柏青来说，虽是一件“相当尴尬”的事，但与“能如期完成秋收冬种”和“安置好番丝”这两项最重要的“心事”相比较，显然还是后者重要得多。如果在没有完成这两个重要任务之前就被“拔白旗”的话，那他就要“怨恨终身”了。现在，他虽然被当作“白旗”拔了，但他却已经较圆满地完成了这两项重要工作，那他就无所遗憾了。再说啦，他从当社长起的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要受这么多的“窝囊气”，他对现在这个“队长”头衔已经无所留恋了，所以他反而感到有点“庆幸”。这个“拔白旗”处罚比他所预料中的处罚要轻得多，他原来以为是要给他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哪。他知道，“拔白旗”只不过是一种即兴的、临时性的“撤职”处置办法，不算是“严厉的党纪处分”，一旦“时过境迁”以后，就不算什么政治上的“大污点”了。而如果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话，那麻烦就大了，他为此要背上一生的“黑锅”，这可是重大的党纪处分，是档案上挖不去的“大污点”啊。
此刻，他并不计较这个处罚，对他来说，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想办法确保那些已经收进到猪场仓库里的番丝是否能安稳地“藏”得住，能否在食堂解散以后顺利地分到队员的手中？这是他现在最最牵挂的。自从开办农村公共食堂以后，社里收割上来的粮食就不再分配给社员，而是分批地划拨给食堂。他把收上来的番丝没有送到队里的仓库里（送到队里的仓库以后就甭想拿出来，只能直接划拨给食堂），而是放进养猪场的仓库里去，其目的无非是想“暂时地保留”，最终目的是要在村民们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能及时地分给村民们，藉以渡过可怕的饥荒。他也知道，他这“图谋”如果被人“揭穿”的话，就有可能被人扣上“企图瞒产私分”的大帽子，此举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如果有人向上级去控告的话，这可是一条大罪名啊，他不能不有所防备。为了这个可能出现的问题，他真是绞尽脑汁，最终想出了一个“模棱两可、难以捉摸”之计，他以“向养猪场提供充足饲料，积极恢复并扩大养猪业”的名义，把番丝送进养猪场里去，这样自然就名正言顺了，即使脑袋灵活的人能估算到他真正的意图，但由于没有掌握到充分的证据那也是奈何他不得的。他想，“发展畜牧业，扩大养猪场”是前几年党的一个号召，与“大办钢铁”、“大办粮食”一道提出来的，他现在重提这个口号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也还是说得过去的，谁敢对党的号召说三道四的？党的号召难道会过期作废的吗？虽然自去年以来，由于粮食和饲料都发生紧缺，猪场里的生猪数已大大地减小，从最兴旺时的一百多头减到目前的四五头，确实是到了衰落至极的地步。这四五头猪中除了两头母猪在外，其他三头猪在过年时恐怕也将难逃全部被宰的命运。猪场里只留两头母猪，这个养猪场实在也是有点“徒有虚名”了。他记得，当初在兴办养猪场的时候，他曾有过一番雄心壮志的，一口气兴建了十多间房子，调集了十多个社员到养猪场里来当饲养员，并安排周志林这个曾在朝鲜战场上负伤的志愿军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来担任养猪场的场长，由于他和全体场员努力，也可算是人畜两旺啊，当时确实也是红火了一阵子的。但是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哪，不到一年多的功夫，由于粮食和饲料都发生紧缺，最后败落到目前这样的凄凉境地。此时，他重提“扩大养猪场”这个口号的目的倒不是真的要谋求猪场再次旺盛起来，在目前这样粮食、饲料奇缺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要这样去做的话，那他陈柏青真的是“不识时务”或者说他的“头脑”有问题了。他重提“扩大养猪场”意在借用“明修栈道”之名，实为“暗渡陈仓”做准备。陈柏青觉得只有接过“发展畜牧业”这个口号，才能掩人耳目地把番丝藏进养猪场找到合理的“口实”。这样的做法，虽然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像“鬼把戏”，但他想除此以外实在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他除了摆这个“空城计”以外，他已经是无计可施了。目前的养猪场里只剩下了这四五头猪，所以他完全不用担心这些番丝被当作饲料喂猪。再说，目前猪场里只剩下周志林一个人了，而周志林又是他的“亲信”，对他的话没有不听的。周志林为人诚实，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只要对他说明这个“天机”，他肯定不会向别人透露这个“机密”的，他完全可以放心。不过，要使上万斤的番丝放在猪场里“按兵不动”，而且要让它不受“侵害”，仅仅靠周志林一个人恐怕是不够的，还得要派进去一个非常得力的“大将”与周志林共同“把守”，才能使人放心，在目前粮食这样紧张的情况下，谁能保证没有人对它不动“脑筋”？特别是在我陈柏青被撤职以后（他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新任的队长如果要动用这些番丝，周志林怎能保得住？他估计杜先谋最可能接替他担任队长，因为此人在搞“万斤亩产”时就表现得出奇地积极，在“大办钢铁运动”时又紧紧地跟着茅朝财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地“积极”，其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他想了一下，要想有效地与杜先谋作“对抗”，只有杨正道才能担此重任。对，现在应立即将杨正道调进养猪场来当饲养员，与周志林做搭档，共同“制约”杜先谋，因为他与杜先谋早存“芥蒂”，而且是杜先谋心中最忌讳的一个人。他给杨正道道明此举的用意，他一定会欣然地接受。自从上次把他从拘留所里救出来以后，杨正道对陈柏青是感恩不尽的。他曾在社员面前说过，只要他陈柏青一声令下，就是叫我去赴汤蹈火我也将在所不惜！有杨正道这样的人与周志林配合把守这个“阵地”，就不必担心番丝的命运“生变”了。要知道，现在这个局势真是叫人难以预料的，他不能不有所准备。他知道自己得罪了茅朝财，把队里的青壮年调出炼铁场来参加队里的秋收冬种，茅朝财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茅朝财曾经公开地、暴跳如雷地在众人面前发过誓，一定要与陈柏青算账！他这人说到做到，他肯定要向上级控告他“破坏”土高炉炼铁的“严重错误”。上级领导在目前这样的情况形势下，肯定会支持他的“正当理由”，说不定明天就会把我撤职，我还是多留一个心眼好，尽早地做出决定，以防不测。
果然，没过了几天，陈柏青就被“拔白旗”了。

接任队长的人果然不出他所料，正是杜先谋。杜先谋这个人头脑灵活，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如果办起正事来，他肯定比别人强；一旦这个灵活的头脑用在歪门邪道上去，其结果的破坏作用就没法与一般人可比的了。就说“示范田”这件事吧。他想搞万斤亩产的“示范田”的目的就是想“一鸣惊人”，然后“一举成名”。可是他绝对没有估计到“示范田”里的晚稻后来会出现枯萎霉烂，这使他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倒成为社员们的“众矢之的”，成了饭后茶余闲话的“笑柄”。他绞尽脑汁，决定放火烧了这块丢人现眼的“示范田”，好让它在村人面前彻底消失。这还不算，他还在暗地里放出流言，说这火是杨正道放的，用嫁祸于人的策略来达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从这个事例中，就可以充分说明杜先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陈柏青知道，杜先谋想当“队长”是早就梦寐以求的事，现在他终于实现了。所以，他最担心的是“番丝的命运”，杜先谋肯定不会对此“安下好心”。不过，幸亏他早就有所“预谋”，安排杨正道到猪场里去，这个杜先谋对杨正道还是有点“顾忌”的，因为杨正道是全村有名的“剌头”，人人都怕他三分、敬他三分的，更何况杜先谋有过“火烧示范田”的劣迹，面对杨正道他心中肯定有鬼，遇事总不得不“退避三分”。据他估计，他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举，对杜先谋来说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却无法把我陈柏青“发展畜牧业”说成是“企图瞒产私分”，他能拿出证据来吗？他能把群众的“猜测”说成是我陈柏青的意图吗？他只能在自己的肚子里“打官司”，却不能对我的“发展畜牧业”说三道四！再说啦，杜先谋是一个极精明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我陈柏青的“图”全是为了全村人所“谋”，他如果真的去控告我“企图瞒产私分”的话，那等于是“断了全体社员及家人的后路”，一旦饥荒真的发生，那他杜先谋会不被社员活活地打死才怪，他敢去冒这个风险？他估计杜先谋不会这样鲁莽地、不计后果地去做这种的傻事。
另外，猪场里的周志林是一个“掌握”杜先谋“放火”证据的人，就在杨正道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以后，周志林就曾暗暗地对我说过，“示范田”的放火者是杜先谋。我当时问他说，你有证据吗？他反问我，我是乱说话的人吗？他告诉陈柏青说，那天半夜里他尿急了，就下床走出来去解手，刚走到门外时，正好看到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从场外的路边闪过，我仔细一瞧，原来是杜先谋。请你不要怀疑我的眼力，我这个在朝鲜战场上当过侦察兵的人，超人的眼力就是在那里练就的。过了没多时，我就看到“示范田”里起了火光。你说，这火难道不是他放的吗？我当时还埋怨他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他迟疑了一会，慢慢地说，当初你是社长，他是生产队长，而这个“示范田”又是经过你同意搞的，如果把这事说出来的话，我担心会不会牵连到你，再说啦，在这半夜三更的时辰里，万一我看错了人面，这岂不是要被人家反咬一口吗？当时又没有第二个人在场作证，谁能证明我所说的完全准确无误？我觉得多一事还是少一事好，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向你说起过此事。陈柏青觉得周志林说得也在理。现在看来，他当初怀疑杜先谋自己放的火确实也没有猜错。不管如何，周志林有此“证据”掌握在手显然不是坏事，在一定的场合下，只要周志林“威胁”杜先谋几句，就一定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他杜先谋必然会感到“心惊胆寒”，他肯定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周志林作对了。看来啊，猪场里有杨正道和周志林这两个人把守着，番丝的安全系数就会提高了。
在番丝送到猪场那天，在陈柏青的“导演”下，陈柏青和周志林还上演了一出“双簧”戏，故意在众多的社员面前施放了一个故弄玄虚的“烟幕弹”。周志林问陈柏青：“陈社长，现在粮食这样紧缺，你还要准备扩大养猪场？这上万斤的优质番丝喂猪，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你看啊，我们现在食堂里吃的都是番薯粥，以后也是要吃番丝粥的，如果让猪也吃这样好的番丝，岂不是与我们人吃的东西没有啥区别了吗？”
陈柏青笑嘻嘻地回答他说，我是一个支部书记，又是一个老社长，我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吗？党组织提出要“大办畜牧业”，我怎么能不闻不问呢。当然，如果今后遇到了我们社员都没得吃了的时候，当然还是人吃要紧啰，这些番丝就难道不可以给社员们吃吗？你要知道，这番丝可是死的，而我们人却是活的啊！能给社员多留一条‘后路’不好吗？他这样的说法，虽然没有在众多的社员面前“挑明”了“一旦公共食堂解散以后，这些番丝就是留给全体社员和家人们当作‘后路’用的”，但社员们如果去深入地寻思一下，就不难猜测出陈柏青胸中确实有这样的“图谋”。这就是陈柏青的良苦用心。虽说这个“图谋”有点“隐晦”，也有点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但这却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年代里，谁都不能预示未来的“命运”，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受别人的暗算。只要能让社员们的心里有“底”，使他们知道这些番丝放在这里，就是为了社员们多一条“后路”就好了。现在猪场里有杨正道这样一个虎背熊腰的“大将”与周志林一道守卫着，只要今后大家都齐心协力，大家都支持周志林和杨正道，就不会出什么意外了，一旦有人要把这些番丝“移作他用”，他们就会捍卫自己的“命根子”站出来干预，阻止这种叛逆的行为发生……

七

冬去春来又一年。在这个春天，瀛海乡和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粮食形势是愈来愈吃紧了。特别是那些在热衷于大搞“土高炉炼铁”而“忘却”了秋收冬种的生产队，情况就更加糟糕。他们在无情的寒潮盖天铺地席卷而来时，他们才想起晚稻尚未收割，番薯尚未去掏，结果只匆匆忙忙地收割了谷粒已经损失不少的晚稻，紧接着的一场大冰雪就把来不及收进的番薯给冻结了。农民们都知道，被冰冻过的番薯就无法烧饭吃了，因为它涩口难咽不说，无论你把它在锅里煮了多少时候，你照样无法煮透它，结果是嚼不糊，咽不下，不能当饭吃，这些没有掏进来的番薯就这样地白白地给糟蹋了，在粮食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本来完全可以收进来的口粮就这样被“土高炉”摧残了。这些队的食堂面临无米下锅，只好把食堂解散了事。其他的食堂虽然还是硬撑着，但社员们从食堂里领出来的粥，稀得简直能“照清人面”来，喝下了这些粥，没过了两个时辰就饥肠辘辘，他们哪有力气去干农活啊……
瀛海队里由于有陈柏青对抗茅朝财在土高炉炼铁场上的“胡作非为”做法，把队里的青壮年抽回来参加秋收冬种，粮食情况自然比一般队要好一些，但处境亦并不好了多少。大家知道，公共食堂是惯于“大手大脚”的，没有人为这么众多的人的口粮去精打细算，更说不上为这么众多的人去关前顾后的，大家都是“吃了算”的，不像以前各家各户自己烧饭吃时那样，每一升米都是要“算着吃”的，月初要考虑到月底，秋后要谋划到春上，农民最怕的是饿肚子，他们在粮食问题上是绝对不掉以轻心的。在农村的公共食堂里，“大手大脚”自不必说了，由于疏于管理，大大小小的“漏洞”就难以避免，难怪食堂里的粮食像“六月里的河水”一样容易蒸发……
杜先谋当上队长后不久就面临着“食堂危机”，确有点“临危受命”之感。不过，这是仅仅是人家的感觉而已，他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感受。对他来说，这是“随遇而安”，他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历来认为，好年景过好日子，坏年头挨晦气，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与他当队长的有什么关系？老百姓的命运好坏完全听天由命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所以他虽然目前有队长之职，却没有替社员们担心之忧。他对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没有丝毫的忧虑，甚至还感到有点乐意，如果没有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能当上队长吗？
杜先谋能登上“队长”（相当于前几年的社长）这个“宝座”，主要是由于茅朝财的力荐，他自己的心里当然清楚，这是他近几年来紧跟茅朝财的“回报”。自从开展“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办钢铁运动”以来，他是一步紧跟着一步走过来的，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自从瀛海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在梦想着能像陈柏青那样地出人头地，既风光，又掌权，赢得人人羡慕，这可是他人生最大的追求啊，可是眼前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在瀛海村里，没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陈柏青，无论是乡政府领导对他的印象和信任，或者是他在群众的威信，都是无与伦比的。正因为如此，他当时能当上一个生产（小）队长，也算是不错了，如果没有陈柏青的有意提拔，他恐怕连这个小队长都当不上呢。不过，他从来不会满足于像“绿头苍蝇”似的这个小小生产队长的职务，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以求一逞”，以出众的“表现”去引起领导的重视，也让社员刮目相看，为今后平步青云创造条件。他相信，只要他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并能日复一日地不气馁，总会有一天能实现他的宏图。本来嘛，在去年“大跃进运动”要搞“万斤亩产”的时候，他以为是机会来了，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显身手好时机，此时正巧陈柏青“不识事务”，竟然对“大跃进运动”毫不理解，他看不清形势，顽固不化，因循守旧，裹足不前，始终认为水稻亩产一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不肯跟着上面“跃进”，以致使农业大跃进会议的小组讨论会陷入了僵局，使茅朝财对他大为不满，形成严重的对立，如果不是他杜先谋去化解危机，竭力“劝导”他“放下思想包袱”的话，他当初就过不了这个“万斤关”。杜先谋当初确实是要想大干一番的。他头脑活络，善于奇思妙想，能解决矛盾，也能出歪点子。在当时全国遍地流行“浮夸风”的氛围下，他动出超万斤的“示范田”其实也不算是稀罕之作，不过在偏僻的瀛海乡来说，倒也可算是惊人而大胆的“创举”。他当时想，要搞这个“示范田”必须要经过陈柏青的同意，只有陈柏青同意了，这项工作才能畅通无阻，此外还有一个好处，“示范田”搞出色了是他杜先谋的功劳，如果搞砸了，他陈柏青也难以推卸责任，因为这是经过他同意的。这样做是一个“百利而无一弊”的方略。通过这个“创举”他就可以“闻名于县”了，这样的“轰动效应”一方面会给瀛海生产合作社带来了“辉煌的业绩”，另一方面也为他自己“功不可没”了。他这个功劳，陈柏青是无论如何争不去的。他的“杰作”上报以后，他当初就“飘飘然”了好几天。可是，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也可能是他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差了，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机遇怎么会变成“麻雀捉不到，反而蚀掉一把米”的“亏本生意”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明明是已经处在灌浆后期的晚稻，而且是连根带泥移植过去的，可没过了几天，这些晚稻怎么就会发生了枯萎？而且一下子变成了臭气熏天的烂草滩？他本来还想通过“嫁祸于人”的策略来摆脱困境，但结果又弄巧成拙，差点儿连自己都搭进去，如果不是陈柏青对他还讲点“义气”的话，他真的要倒霉了……
他对陈柏青的感情是复杂的。陈柏青对他既有过“栽培之恩”，又有过“义气之举”，这些他都记在心上，但他心中也是十分明白，要实现他自己的“宏图”，陈柏青是他“前进道路”上最大的一只拦路虎。只要陈柏青没犯下大错误，他的社长位置就矗立不倒，任何人都无法撼动他，他杜先谋也就实现不了“社长”梦！当然，坚忍不拔的杜先谋是决不会就此而丧失信心的，他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只要有机会，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机会，他也是不会轻易地放过，一定要“充分地加以运用”。就拿“端锅事件”来说吧，茅朝财叫他到家家户户的家里去端锅，拿来用作土高炉的炼铁材料。他本来完全可以不与陈柏青商量，因为这是茅朝财叫他去做的，就当时的形势来说，茅朝财的地位要比陈柏青的地位高得多，但他出于“瞻前顾后的考虑”，觉得还是先到陈柏青那里去“请示”一下后再去行动为妥。当然，他这样做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尊重”陈柏青的一种姿态，而是出于另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用意”，因为“端锅”这件事本身是“冒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是一件“招恶”的差使，他难道会让自己独自一个人去承担这个“恶果”？他是这样傻的人吗？他请示了陈柏青，如果他同意了，以后如果社员骂起来的话，他就可以把陈柏青推到人前去作为档箭牌，那是陈柏青叫我去做的，我有啥办法？如果他当时不同意他到社员家里去端锅，那他就可以到茅朝财那里去汇报，说是陈柏青不同意他到社员家里去端锅，他作为他的下级，他只能听从他的命令，无法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招恶”了。这样一来，茅朝财与陈柏青之间的关系必然就要恶化，而且必然要发生冲突，这正是他杜先谋所求之不得的事啊。冲突的结果无论是谁胜谁败，或者是两败俱伤，他杜先谋都不会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茅朝财的胜算最大，陈柏青哪里是茅朝财的对手？只要是陈柏青落败了，他队长就自然当不成，他杜先谋就有了“出头之日”，他就有可能时来运转地坐上了这个队长的宝座了！再说啦，如果陈柏青同意茅朝财的意见，他今后就没有“招恶”的后顾之忧了，就算茅朝财以后拍拍屁股走人，社员为“端锅的事”而出现的“怨言”也“怨”不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奉命行事”的，一切责任都会由陈柏青扛着了。事后的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可见啊，脑袋长在头上是给人使用的，千万别让它空着。依我看，平庸之人与能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善不善于“使用”脑袋。要想从平庸之人转变为能人，就应该经常地、甚至于要挖空心思地去多动脑筋，要使脑袋经常处于运转状态，脑袋多动了自然就会灵活起来，久而久之，平庸的人就能够变成能人了。他回想自己，在这几年来也可算是一个会善于“使用”脑袋的人，正因为他善于使用脑子，所以他的脑袋就比别人灵光得多，比自己以前灵光得多，否则的话，他会算得上瀛海村里的一个“顶呱呱”的人吗？他认为，陈柏青在瀛海乡里可算得上是一个能人，正因为他是一个能人，所以乡政府干部和瀛海村的村民们才会拥戴他当瀛海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在陈柏青被“拔白旗”以后，他接过陈柏青的“大印”而当上了“队长”，这说明他也是一个能人了。他想，他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能人，能梦寐以求地实现了“队长梦”，这难道不是由于自己无时不刻地在动脑子吗？他想到这里，不禁有点自鸣得意地飘飘然起来。其实，他现在还有许多雄心壮志，他知道当上队长以后肯定会面临着许多问题，甚至会有许多棘手的问题等待他去处理，他还必须继续不断地去多“使用脑子”，面对挑战，他必须出奇制胜地去战胜它；面临难题，他必须有奇思妙想去对付。这样，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平步青云地获得升迁……
此刻，他确实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去处理存放在养猪场仓库里的番丝的问题。他知道，现在有许多的社员心里也都清楚，这上万斤的番丝放在养猪场里，名义是要“发展畜牧业”，其实是陈柏青为全社社员及他们的家人有意留着的“后备粮”。他心里当然也清楚，现在家家户户的家里都已经没有一粒粮食贮备了，一旦公共食堂解散以后，他们都将面临着饥荒，他们只有靠着挖野菜去过日子了。他心里当然也十分清楚，单靠去挖野菜是过不了日子的，总得有一些杂粮混合才能过日子。正由于陈柏青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他在秋收冬种时就“谋略”到这个关系到社员们“生死攸关”的问题。于是，他就冒着可能会被人控告“企图瞒产私分”罪名，执意抱着“宁愿下地狱，也要把番丝‘留’起来”的一片赤胆忠心才留下这份“后备粮”的。说真的，他对于陈柏青这种这片“痴心”倒真的有点敬佩。不过，他认为陈柏青这种“痴心”其实是“十分愚蠢”的，古人说得好，“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他杜先谋可不会像陈柏青那样傻呢。杜先谋不是不想到向上级那里去反映这个情况，只是因为一来是没有掌握到陈柏青“企图瞒产私分”的证据，他是以“发展畜牧业”的名义把番丝放到养猪场里去的，他没有公开说过是给社员们当“后备粮”，现在还抓不到他的“辫子”，所以就不能行动；另外，他也考虑到这些番丝确实关系到全队社员及家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也包括他自己的全家人“性命”的大问题，他如果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去反映这个情况，结果就肯定要冒犯了全村的村民，使自己变成了“秦桧式”的人物，恐怕要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这也是他相当担心的一个问题。他心中十分清楚，农村里的公共食堂都面临着缺粮的困境，肯定难以持久，解散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且已经有不少的食堂已经解散了。有些队干部之所以不解散食堂，一来是觉得这是不光彩的事，自己的面子过不去，二来是害怕犯错误，没有上级下命令，他们怎敢自己下结论去解散食堂？而公社里的干部们又都不肯或不敢去正视这个现实问题，谁也不愿意去做下令解散食堂的“始作俑者”，谁都害怕由此而可能会带来的“难以预料后果”的风险，所以此时的局面比较混杂，负责食堂的领导干部像一批“无头苍蝇”，到处是乱哄哄的，此时，食堂解散了没有人会来追究，食堂不解散呢也无人来支持你，自然弄得大家混沌一片。杜先谋充分意识到，一旦食堂真的解散（这是肯定的），而社员的家里面却拿不出一粒粮食可供吃的，那势必就要发生饥荒了。从他的记忆里，爷爷曾经告诉过他饥荒年月的可怕惨状，在那一年里，瀛海乡就饿死了几十个人哪！这实在太可怕了。正是由于他害怕以后真的发生饿死人的事件，这才使他不敢贸然去“揭发”陈柏青“企图瞒产私分”的原因。
面对这样的局面，杜先谋真是骑虎难下。他不想看到在自己当队长的位上解散食堂，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要继续把食堂办下去，又面临着无粮下锅的困境。他不久前好不容易捞到的这个“队长”的职务，如果因为是解散了食堂，上级对他产生了不好印象的话，那他这个队长还能当得长久吗？这可是关系他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啊，他不能为此掉以轻心。所以他对于食堂究竟要马上解散或是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他忽然想起放在养猪场里的这一万多斤番丝，如果能把这些番丝中一半拿到食堂去的话，就可以解决了食堂目前的燃眉之急了，但要把这些番丝取出来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不要说陈柏青肯定对此不会“坐视不管”，就是养猪场里的周志林和杨正道这两员“大将”挡在门前，他就感到“心惊胆颤”！古人说得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因为自己曾经做过亏心事，所以他就害怕鬼敲门了。自从上次“示范田”事件以后，他在暗地里放出“杨正道放火”的流言渐渐地已被人有所察觉，这些猜疑自然会传到杨正道那里去的。也许杨正道确实是听到了这些话，所以他有好几次曾经指桑骂槐地骂他是“畜生”。他深知自己理亏，不得不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策略，于是他就低着头匆匆忙忙地离开这“是非之地”。后来，他又听到群众在议论，听说养猪场里的周志林在放火那天晚上看到过这个纵火者的人影，但他没有说出来这个人究竟是谁，于是社员都在议论纷纷。他听后立马离开议论的人群，心里砰砰地跳个不停。“示范田”离养猪场不远，要到这块“示范田”去，就必须要经过养猪场边的这一条大路，他那天去的时候，正是从养猪场边的大路上去的，虽然是在半夜里，但被周志林看到是完全可能的，否则的话，哪会有这样的“空穴来风”？他仔细地深思了一下，陈柏青早就“预谋”到我可能要当上队长，他为了防止我动番丝的脑筋，故意事先安排好这两员“大将”来对付我，如此看来，这个陈柏青确实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物啊，我必须要小心谨慎地行事……

八

周志林和杨正道按照陈柏青的托付，下决心一定保住放进养猪场里“保管”的这一万多斤的番丝，这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啊，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俩人这几天来甚至都不敢离开猪场一步，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他们知道，杜先谋这小子自从接替陈柏青当上队长以后，肯定不会安好心，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地动出脑筋来提取这些番丝的。他们完全知道杜先谋的心思，他是不甘心在他自己的队长任上把食堂解散，这有失于他的面子，在目前食堂面临着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他会忘掉这样一笔大数字的番丝吗？他们两人按照陈柏青的“策略”安排，即“以手中掌握的‘王牌’搞吓阻，没有必要与杜先谋去发生正面冲突。搞‘吓阻’意在‘敲山震虎’，‘震虎’的目的是在保住番丝。”他们深入地商讨具体的做法，如何有效地吓阻杜先谋，使他的图谋中途夭折，藉以保住番丝。果然不出所料，就在他们俩商量好对付杜先谋的时候，杜先谋独自一人慢吞吞地到猪场来了。周志林和杨正道眼睛顿时一亮，真是说起曹操，曹操就到。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等候你大驾光临呢。
根据事先商量好的“部署”，周志林和杨正道要在杜先谋刚到猪场之时，在将到未到之际就要开始上演“开场白”，并要使他能听得到他们之间的“谈话”，而他们又要装着此时并没有发觉杜先谋的到来的样子。周志林就与杨正道一起就不失时机地演出这出“双簧戏”：
“哎，老周哪，你说你在那天半夜里清清楚楚地看到有个人偷偷摸摸地到‘万斤亩产示范田’去放火，那你为什么不向陈社长报告，害得我多坐了几天冤枉牢房”杨正道故意大声地说。
“当时啊，我确实看清楚了这个人是谁。你想啊，我这个在朝鲜当过志愿军侦察兵的人能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吗？不过，我当时确实有点顾虑，因为这个人与我们的陈社长是上下级关系，我能到陈社长那里去向他报告吗？你也知道，这‘示范田’是经过陈社长同意搞起来的，烧掉这块丢人现眼的烂稻草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不过，后来有人造谣说是你放的火，并把你拘留了，我才觉得这是有人在搞阴谋，所以后来我就到他那里去反映这个情况。”周志林也大声地回答杨正道的提问，故意提高声音能使站在不远处的杜先谋听得清楚。
“你现在总可以告诉我这个人究竟是谁了。”
“你真是一个性急的人哪，我迟早会告诉你的嘛。”
“我告诉你啊，我也掌握到不少证据，已经有三个人向我透露了，杜先谋曾经偷偷地分别向他们说，是杨正道在‘示范田’里放火。看来啊，原来是这个‘刁鳗’造谣，企图嫁祸于我！”
……
杜先谋听到周志林和杨正道谈的正是关于“示范田”放火之事，而且听到周志林说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放火者的面孔，这不是正是我自己吗？杨正道也说他已经掌握了他放出谣言的证据，看来确实有点麻烦。他想，那天去“示范田”放火正是从养猪场的路边走过去的，他完全相信周志林的眼力，也完全知道周志林是一个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的人，从来不参与制造“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但他又是一个“棉里藏针”的人，只要他放出话来，就一定百折不回的，所以他说出的话有相当的份量。由此看来，不但放火行动被发觉，而嫁祸于人的图谋也已暴露无遗，他顿时惊慌起来，他想转身回去，免得出现不必要的尴尬。就在他要转身回去之际，周志林忽然大声喊叫：“老杜啊，你怎么刚刚走到我们的门口就又要转身啦？来啊，到猪场里来坐坐嘛，我们正想听听你关于如何发展畜牧业的意见呢。”
杜先谋听到周志林的“邀请”后，自然不能再转身就走了，他只得硬着头皮走到周志林他们面前。
杜先谋在来此之前是经过一番踌躇的。他想从养猪场那里取出其中一半的番丝来解食堂所急。他不是不想全部取出，而是不敢全部取出，这是他考虑到做事都不能太绝，如果过分地“刺激”陈柏青肯定会招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一半嘛，大家“彼此彼此”就不必为此“大动肝火”了。问题是他觉得杨正道和周志林这两个人很难对付，但他又不能因为难对付就选择了放弃。他是一个不善于放弃的人。他觉得，轻易地放弃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的选择，选择放弃是一种逃避的行为，他是一个没有作为的人吗？他认为他从来不是，所以他要选择“坚守”，要选择“面对”。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队长了，也就是相当于当初的社长了，周志林和杨正道现在都是我的下属，我是他们的现任领导，我说出的话，他们能不听吗？他想到这里，不禁又有点飘飘然起来。谁知刚到这里以后，才发觉周志林和杨正道的手里正捏着他“放火、造谣把柄”的人，他们一旦把真相说出来，我岂不是要完蛋了吗？面对周志林的“邀请”，他只能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却是突突地跳个不停，极为忐忑不安。
杨正道早就恨不得杜先谋能早一天来到养猪场来，他每天几乎都是在摩拳擦掌似的等待着杜先谋的光临。现在这个“朝思暮想”的人终于来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恨不得自己捏紧拳头狠狠地向杜先谋的头上打去。不过，杨正道这人还是有点克制力的，他不能辜负陈柏青对他的恩惠，自然也不能违背陈社长的嘱托，他只能按照陈社长的“策略”办事。陈社长不止一次地谆谆地劝告过他，对杜先谋切不可鲁莽行事，不能凭自己的“一时之快”，砸坏了大事，结果会断送了关系到全村人的“命根子”。对付他的方法只能与周志林一起商量，如何运用你们手中掌握的“王牌”巧妙地用“吓阻”去对付杜先谋，以达到“敲山震虎”之目的，这才是上策。绝对不能用“直来直去”的办法与杜先谋发生冲突。所以，他又把已经捏紧了的拳头放松，会意地看了看周志林，示意他先开口对付杜先谋。于是，周志林就向杜先谋发出了“邀请”。
周志林见到杜先谋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向他们走来。于是周志林就对他说：“杜队长，你这样的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到我们臭兮兮的养猪场里来啊？”
杜先谋回答说，我怎么能算得上是一个大忙人呢，只不过是一个队长嘛。他闭口不谈准备到猪场来的事，更不敢提及关于番丝的问题，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杨正道气嘟嘟地对杜先谋说，你不来的话，我正好还要去找你呢！
杜先谋由于有“亏心事”在身，对杨正道确有点羞赧，听到他说要找他，顿时又忐忑不安起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杨正道没好气地说，我没事会找你吗？现在你当队长了，你就要给队员办事。我这个当队员的曾经吃了冤枉官司，在拘留所里关了好几天，罪名你当然知道，说我是“示范田”放火的纵火者，如果没有陈社长“举证”到公安局里去的话，我能这么好好地放出来吗？现在你当队长了，你就应当把这个官司了结掉，一定要把这个真正的放火者查出来！
“这个——”杜先谋猛不防杨正道会突然地提出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只得含含糊糊地说，“这个事件已过去快半年的时间了，要查清这个问题恐怕有点困难。”
“当初如果没有你在暗地里散布谣言的话，茅朝财会来找我的麻烦？”杨正道义正词严对他说。
“你怎么能这样血口喷人？你亲耳听到我与谁说了吗？”杜先谋涨红了脸，口气也重了起来。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不能示弱，否则的话，杨正道会步步进逼。
“我当然有证据在手才敢说你造谣。你难道没有对人说过这话？现在一定要我把证人说出来给你听？”李正道当然也毫不示弱。
毕竟是自己做过亏心事的，在这节骨眼上杜先谋还是“软”了下来。不过，他还得要辩解几句：“当时大家都是彼此之间说来说去的，我就是说过这话，也是与大家一样，是听到了这个流言以后传来传去，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你倒说得轻巧，如果把有人说你是‘示范田’的放火者，你会有什么感觉？我看你一定会暴跳如雷！”
周志林觉得这样多争下去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就把他们的话题接过来：“依我看啊，要查清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只要你能表示一个态度要去查就可以了。”周志林不动声色地对杜先谋说。
杜先谋见到周志林也站出来说话就觉得心慌，因为刚才听到他明明白白地说，他在那天晚上清楚地看到“放火者”从这里走到“示范田”里去的，他只是没有把我这个名字说出来罢了。如果我现在再得罪他的话，周志林就肯定要把这事公开出来，那我的纵火行为就要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他的面孔顿时红了起来。他不敢在他们面前表态，只好沉默不语。
杨正道觉得此时已到了“火候”，就不失时机地对周志林说，哎，老周，你不是说在那天夜里清楚地看清那个放火者的面孔了吗？你现在就在老杜面前把这个人说出来，好让他去查实啊，也好让我早一天洗清这条“罪名”哪，好让全村的村民们都能看清这个纵火者面貌！
杜先谋在这两个人类似上演“逼宫戏”的严酷事实面前，几乎被吓得全身颤抖，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额角上还渗出细细的汗珠。周志林看到杜先谋如此失态，知道他的精神已经“崩溃”，脆弱得不堪一击，谅他也不敢再在番丝的问题上来纠缠了。看来啊，他们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于是就十分“体谅”地对杜先谋说：“老杜啊，你怎么一下子面色变得如此惨白，身体一定感到不舒服了吧？赶快到我们的猪场里面去休息一下好吗？
杜先谋听到周志林说出如此“体贴”他的话，心里一片感激。他当然不会到猪场里面去休息，巴不得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就对周志林说，我刚才突然地感到一阵昏晕，大概是昨晚没睡好。不要紧的，这样的小毛病到家里去休息一下就好了。说着他就夹着尾巴地溜之大吉……
从此，杜先谋再也不敢再动放在猪场里番丝的脑筋了。
瀛海村的食堂由于得不到粮食的补充，不久后就解散了。
放在猪场里的番丝最终自然分给全队的队员。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救命的番丝，以及在冬种时抢种下去的春花作物使瀛海村的村民度过了此后发生的可怕饥荒，虽然有十几个村民得了浮肿病，但还没有像其他村那样地发生了饿死人的恐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