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为礼先生长篇小说《柳暗花明又一村》更新至55

第三章        只求一饱

一

凡是没有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岁月的人是无法体验到“饥饿”的真正滋味和它深刻的特殊含义。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国王要到寺庙里去进香，事毕，他接见寺庙里的住持，忽然心血来潮地问他说，你认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这个住持回答说：“好吃不过饥”。国王听了这个住持说“好吃不过鸡”，自然就心中大怒，这个和尚实在是太狂妄了，怎么在陛下面前竟敢说起“鸡”好吃来了？莫非他平常就压根儿地没有吃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吃荤和尚？陛下怎么能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于是就叫随从处罚打了他三十大板。住持连喊“冤枉”。几番折腾后，才弄清楚这个住持说的是“饥”而不是“鸡”。国王听后才知道原是一场误会，于是就饶恕了他。其实啊，这个和尚说的话相当富有哲理，人只有到了真正“饥”的时候，才会饥不择食，才会觉得任何食物都香甜可口，什么东西都“好吃”。
瀛海村的村民们由于经历了这次的大饥荒，才真正地体验到“饥饿”的真实滋味！以前，他们虽然都听到过祖辈们说的在大饥荒挨饿时的难受和苦涩，但这些“听说”与现在的“实际感受”却是无法相比拟的。“听说”犹如从“头顶”上飞过的东西，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就渐渐地淡漠了；而“实际感受”却是像一粒砂子掉进了“眼袋里”，阵阵疼痛不说，使你睁不开眼睛，看不清东西，还要终日流淌眼泪，倍受痛楚，简直像妖魔鬼怪跟着你一样。此时的瀛海村民，对遭受饥荒时的挨饿恐惧就像魔鬼的阴影一样形影不离地跟着你，使你无法摆脱。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饥饿恐怖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体验到这种感受的。
在瀛海村的村民里，受到这次饥荒最深刻感受的莫过于胡友泉了。他全家共有八口人，他们夫妻俩和六个女儿。当大饥荒袭来时，他家所承受的“饥饿感”恐怕比村里的任何人家都要严重得多。这不难理解，六个女儿的六张口每天都像依附在“燕巢”边的“幼燕的嘴巴”那样张开着，等待着“母燕”嘴上“衔的小虫”那样的等待着食物，真是嗷嗷待哺啊。世上的母爱最仁慈，哪个母亲会只顾着自己而忍心让孩子们挨饿呢？此时的胡友泉的两个大女儿已经有十多岁了，她们稍稍地懂得了一些“礼让”，而另外的四个女儿就没有这样的“天赋”了，所以她们就自然比她们的两个姐姐要多得到一些食物。这样，在“熬受”了一段“忍饥挨饿”时期以后，胡友泉的老伴和他的两个大女儿就得了“浮肿病”，如果没有陈柏青“窝藏”在猪场里的番丝以及在秋收冬种时抢种下去的春花作物接济的话，胡友泉的老伴和他的两个大女儿就不单单地停留在“浮肿病”的“阶段”，肯定要严重地“恶化”，最后必定是要饿死无疑了。所以，在胡友泉的心里，大饥荒的阴影比村子里的任何人重，遭受饥饿的切肤之痛比村子里的任何人都要强烈。说来也奇怪，在经历过大饥荒以后的胡友泉，他的“思想”似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当然，村子里的人也都有像他这样的变化，只不过没有像胡友泉那样强烈罢了。胡友泉的欲望和追求在“一夜之间”似乎变得极其简单而单纯：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其他的一切就都不在乎了。比如对于身上穿的衣服和裤子破了没关系，加上一个补丁就行，有什么难看不难看的。古人说得好，温饱知礼仪，既然现在没有了温饱，那还要去知什么礼仪啊！对于穿衣，此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老大穿后给老二，老二穿后给老三，破了就贴上一个补丁”。现在不要说“三年”，“五年、六年”又怎么样？现在这世道就根本没有人去注意“礼仪”和“形象”了；至于说屋顶上发生了漏水也没关系，大不了用几个面盆接着，只要房顶不会塌陷下来就行；门窗破损了也就将就一点吧，大一点的洞就钉上一块木板，把它遮掩一下就可以了，较小的破洞或门缝“扩大”了就用报纸糊着，只要能抵御寒风侵扰就行。至于对于其他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就更加不会去奢望了。而且，对于口粮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想“挑肥拣瘦”，想多吃一些诸如大米此类的细粮，现在根本就不存在这些想法了，不管是什么粗粮、杂粮，只要喉咙能咽得下，肚皮能填得饱就行。其实，这种简单的“想法”只不过是存在头脑里的“意识”，与“现实”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不过，他们的头脑里当时是确实这样简单和单纯，只要能满足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能吃饱”的欲望就一切都满足了。但是，胡友泉就压根儿地没有去想过，如果他当时“妄想”除了“吃饱”以外还想能得到一些其他的“欲望”的话，他能得到吗？那么，事实将回答他，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幸亏他当时没有这样的“空想”。比如，当时发给老百姓的布票每个人只有一尺七寸，这点可怜的布票连为衣服打补丁用的还不够宽裕，怎么能想去增添一件新衣服呢？再说啦，社员们当时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得到二三角钱的报酬，而且还要等到年终结算时才能兑现，到那时，扣除队里分到的口粮钱以外就所剩无几了，这当然只是对家庭人口负担较轻的人而言，而对于像胡友泉这样的家庭来说，在队里就只能是“倒挂户”了。这“倒挂户”是不可能从队里分到什么现金的，不但分不到现金，而且还要把倒挂的金额如数交到队里的财会处，否则的话，其他能到现金的社员就无法得到他们应得的现金报酬了，队里的分红自然就不能兑现，胡友泉如不及时交出现金的话，他就要成为“众矢之的”，遭受别人背后的责骂。所以，胡友泉就根本没有具备去做一件衣服所需的棉布的购买力。至于屋顶漏了，破烂的门窗抵御不住入侵的寒风，要想去翻修房屋或修理门窗的话，那可是属于“天方夜谭”的事情了。所以，直到几年以后，村民们通过千方百计地开荒种地，收获到的杂粮基本上能填饱“肚皮”以后，胡友泉和其他社员一样，他们的“思想”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那种“只求一饱”的“意识”淡漠了，“忘本”了，要想把孩子们穿得稍为光滑一点，住房的屋顶和门窗也想翻修一下，不让那些大小脸盆像摆阵似的到处接漏水；想把寒风抵御在门窗之外，免受挨冻之苦。这些本来是生活中最起码的、也可算是最低标准的需求，然而，他们到此时才发觉，那些“日思夜想”的这个最起码的需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是绝对地办不到的，这种“想法”只能存在头脑里的一种“奢望”。他们到这时才猛然醒悟，幸亏当时挨饿时的想法单纯、简单，别无他求，安分守己、只求一饱，忘却了“饿”外事，人也就变得“麻木不仁”起来，也就感觉不到身边的有什么“不足”；如今吃饱了，就“忘本”了，人就变得“贪婪”起来，要想得到那些本来就“不切实际”的“奢望”，其结果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失落感”，这难道不是由于“痴心妄想”所带来的不必要的“自找麻烦”吗？人啊，真是一种复杂的、也是自己会作践自己的高级动物！
处于极端饥饿状态的村民们这时似乎都醒悟了，要使自己的肚皮能填得饱，只有依靠自己去动手才能改变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世上没有神仙，也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救自己。前几年，“天堂”似乎已经懵懵懂懂地“进去”过了，可是没在“天堂”里“享受”多时就从“天堂”里滑落下来，跌落进了“地狱”，差一点被饿死，这正应验了古老的一句谶语：天堂未见，地狱先现。看来啊，这世上的“救世主”并不存在，正如像《国际歌》中所说的那样，世上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类要获得解放就只能依靠自己。于是，他们都自发地、蜂拥地上山开荒，尽可能地多种一些番薯等作物，充足自备的口粮，才能在发生饥荒时不会弄得失足者，不至于饿瘪肚皮。如不去开荒种地，即使挨得过今年，也无法逃得过明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哪，耽误了种植夏粮作物的季节，今冬明春肯定要饿死无疑！这时，在瀛海村的山坡上出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奇观：男女老少齐上阵，漫山遍野垦荒地。长满茅草地的生荒地垦完了，人们又拥向那些队里曾经种植过的、后来因为地块面积太小，大伙人拥挤在一起干农活不方便而最后被抛荒了的另星小地。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蚕食”集体土地的一种“违法”行为，而是由于他们实在是因为“饿得发昏”而“忘乎所以”了。过去不是有人说“穷则思变”吗？而他们此刻这种的“违法行为”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饿则思变”的结果。鉴于此时是处于一个“非常特殊时期”，队里没有干部会站出来干涉这些“侵犯集体土地”的“违法行为”。再说啦，由于饥荒发生，社员们再也不到队里去上工，各人都忙于到处寻找草根树皮解决“肚皮问题”，还有谁会有心思去顾及那些早已抛荒了的、面积都不到一分的小地块集体土地呢。

二

鉴于全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饥荒，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为了及时地扭转局面，派了几个具有一定份量身分的人参与工作组，分头到各地去深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过了不久，党中央就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这些来自党政军高层干部以及全国基层的县委书记、县长们聚集在首都。他们在会议期间，“两干壹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干部对此前发生的“五风”所带来的后果普遍地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在大会上“出气”。中央对来自基层的干部们十分关心，尽管当时的粮食形势十分严峻，全国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饥荒，口粮严重短缺，但还是供给参加会议者“两干壹稀”，即早上稀饭，中晚两顿干饭，晚上还安排他们“看戏”。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会上说，全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严峻的局面，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他后来还提出，农村要积极开展“百斤粮”、“十边地”地活路政策，只有放开手脚让农民在闲置的土地以及在河边、塘边、岸边、屋边等“十边地”上去多种农作物，能实现自备粮百斤以上的话，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的粮食困难局面。
有了刘少奇这样的“民心”政策，瀛海村上山开荒种地的行动就像久经干旱而遇到了“及时雨”一样，他们不再担心此举属于“犯法”的行为，甚至于还有点意气风发的感觉。
此后，瀛海村的境况渐渐地发生变化，虽然还有不少人家仍然是“菜瓜半年粮”，或是“半肚番丝半肚饭”的，但像前几年那样整天处于饥肠辘辘的可悲状况已经从根本上有了改变。
昨晚一夜泥泞路，醒来仍然浑身软。
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自然都不会忘记老社长陈柏青这个大恩人。如果没有他在“大办钢铁”时敢于对抗茅朝财，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果断地召回队里的青壮年参加秋收冬种，并想办法把一万多斤的番丝借口“发展畜牧业”而“窝藏”在养猪场里，使全体社员们能在食堂解散以后能分到这些“来之不易”的救命的口粮，以及那些在秋收冬种时节抢种下去的麦子、蚕豆、马铃薯等春花作物，才使大家渡过这个可怕的饥荒。假如没有陈柏青为了广大社员们的切身利益而不顾自身的安危地去对抗当时红得发紫的茅朝财，又敢于“谋划”那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去对付新任队长杜先谋的话，我们能渡过这个可怕的饥荒吗？其他周边的村子由于没有像陈柏青这样敢于“顶天立地”式的社长，故没有及时地组织社员参加秋收冬种，致使秋粮作物遭受损失，春花作物也没有及时种下，致使在后来发生饥荒时，他们就“措手不及”了。这些村子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饿死人的悲惨事件。
“七千人大会”以后，随着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逐步落实，农村“一大二公”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或调整。首先是公社的规模大大地缩小了，从原来以“一个县”或“半个县”范围为一个公社调整为以“一个乡”为一个公社的范围，当然再也不称“乡政府”了，自然仍叫“公社管理委员会”，“乡党委”当然也叫“公社党委会”。“大队”的范围自然就相应缩小，一般地以原来的一个村或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一个大队，原来称为“生产小队”其中“划”去了一个“小”字，改为“生产队”，并且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政策性”的改变，中央明确规定，今后要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再以生产大队（即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了。此时的“大队”主要任务是负责把党的政策贯彻到各个生产队去，并对各生产队进行管理的机构，不再具备全大队的“统一分配权”，但仍然保留集体积累和财产，并统一负责组织全大队的山林和副业生产。参加大队搞副业人员，根据“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在各生产队中抽调，年终的副业收益在提取一定比例积累归大队后全部按“人头”划拨给各个生产队，投入到生产队的年终分配之中，使各生产队的社员提高收入水平。此时的生产队具有像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样的“拥有了生产的自主权和分配权”。如此一改，可以明显地看出，高层已经意识到此前实行的“一大二公”、“越大越好”的弊端，下决心把“基本核算单位”从“几千个人口”、甚至于“几万个人口”一下子缩小到“几十个人口”的规模，使农民们对干活以及分配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藉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有效地改变因生产组织过于庞大而造成的窝工现象，以及“劳动勤懒”与“所得报酬”脱节所造成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改变目前这种令人难堪的局面。
胡友泉是一个头脑有点机智灵活、但又是一个守本分的农民，他虽然无法理解或猜测那些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国家大事”的“演变”或“动向”，但对于本乡本村的“是是非非”却看得十分清澈，在他的心里就像明镜似的清楚。他从来不会在村民面前说出他自己的“政见”，但他对于发生在他面前的种种“政治运动”却十分明了。比如“大跃进运动”，他认为这是一个“天花乱坠”的“春梦”，而“全民炼铁”则是“劳民伤财”的一个“闹剧”。他觉得，既然是“春梦”，它就迟早总会有一天要“破灭”的；那个“闹剧”也一样，最终也逃脱不了“散场”的命运。不过，他对于“人民公社运动”却十分拥护，也曾寄托过极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于农村里办起了“公共食堂”特别有好感，觉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远水解了近渴”，他举起双手拥护。这也难怪，任何人的思想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他家人口多又缺少劳动力，在队里是一个有名的“倒挂户”。在每年年终时，一般人家都有现金分红，而他家却要把“倒挂”的钱交到大队里的财会室后才能在队里如数地分到口粮，这真的使他为难，到处东借西贷的，这日子真的不好过啊。如今有了公共食堂了，并且是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政策，这真是世上的大好事啊，他能不去双手赞成吗？谁知，他绝对地想不到这个“好事”竟会像彩虹一样迅速地“烟消云散”，反而招来了一场令人恐慌的大饥荒，全家人差一点儿被全部饿死！他痛定思痛，觉得只有像陈柏青这样的干部站出来当大队的队长，我们广大社员才会放心。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在村民面前“大造舆论”，应该让老社长陈柏青站出来领导我们，来担任我们的大队长，我们社员才放心。由于广大村民和社员都有与胡友泉同样的想法，再加上公社党委对陈柏青也有极好的印象，又由于此时的“政治气候”又有了改变，于是，陈柏青也就“顺理成章”地“官复原职”了。由于杜先谋的“劣迹”渐渐地在村民中败露，他自知在群众面前已无威信可言，社员们也都不买他的账，硬是要“占着毛坑不拉粪”的话，也不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就“知趣而又无奈”地把“队印”交还给陈柏青，匆匆地结束了一任“短命队长”。不过，他还是当了第一生产队的队长，也算是“官复原职”了。

三

陈柏青虽然“官复原职”，但他的心里却不能平静下来，真是感慨万千啊。人非草木，哪个人在遭受“冤屈”或“不公正的待遇”以后会保持心平气和？始终会平静如水地没有情绪？特别是在他遭受到被当作“白旗”拔了以后、甚至于差点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心里难道会好受吗？人可不是算盘里的算盘子，一天到晚由人摆弄着。算盘子习惯于由人摆弄，它倒是没有什么丝毫怨言可言，反而倒觉得浑身舒坦，愈受到摆弄愈会使它光滑流丽、光彩照人似的，因为它“奴性”十足，一旦没有人摆弄它，就意味着它将被人弃用或束之高阁，它自然就黯然失色了。陈柏青从来不是一个“算盘子”，也不想去成为是一个类似“算盘子”的人，因为他认为一个由人摆弄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他从来不受人摆弄，他一贯来有他的自主意识和精神，有他自己干工作的理念，这是他做人的原则，这也是他在“全民炼铁”时与茅朝财发生冲突的原因。他从来不放弃原则或拿原则去做交易，他觉得这是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当遵循的一个最起码的准则。他扪心自问，他作为党员，从入党的一刻起，他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组织的各项规定；他从担任瀛海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起，他就自始至终地、全心全意地思考着要如何地为社员群众谋福利，要千方百计地使广大社员群众能有饭吃，有衣穿，能过上平平稳稳的好日子。可谁会想到，就在他为党、为社员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工作的时候，在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保护群众利益的立场出发坚决抵制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倾向并与之作斗争的时候，他却被党组织当作“白旗”拔了！他无论如何地想不明白，他为了及时收割晚稻和种植冬种作物而抽调青壮年社员归队到底犯了哪条党纪？难道让哪些已经可以到手的晚稻烂在稻田里、不去抓季节地去种春花作物才算是“遵守党的纪律”？难道让本来应该种春花作物的耕地闲着、使社员群众在春上青黄不接时吃不上口粮而饿肚皮才算“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为什么明明是“劳民伤财”的“全民炼铁”却要“奉为圣火”？为什么坚持实事求是、一心为群众利益着想的人却要当作“白旗”拔掉？到底是我陈柏青错了呢还是哪些大大小小的茅朝财之类的人错了？他真的想不通这个问题。陈柏青想，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一心为群众利益着想，总应当是算“善事”吧，但却被当作“白旗”拔了；而茅朝财一意孤行地搞那些“劳民伤财”的举动总不能算是善事吧，但却受到上级鼓励和赞赏，这岂不是“善遭恶报”、“恶遭善报”了吗？真是人妖颠倒、阴阳倒置了，真是岂有此理！不过，凭他的直觉，这几年国内政治局面似乎有点“怪异”。他作为一个农民，当然揣测不出政治风云突变的原由，更无法通晓政治风云的动向。当他看到报上登载的“庐山会议”的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曾被毛主席称赞为“谁敢横马立刀，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由于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提了几条意见”就遭到猛烈的批判并被革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是不是也太“那个”了一点？他对照了自己，觉得自己这样的一个小小老百姓受到这一点小小的委屈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人家可是从井冈山上“反围剿”打起，一直打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陕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到赴朝鲜抗美援朝而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啊，就是因为说了“大跃进运动”有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几句话，就遭到狠狠的批斗并被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最终还被革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吗？他想到这里时，自己的这些小委屈也就算不了什么，他的心情也就很自然地“舒畅”了起来。当然，他也知道，瀛海村的社员群众倒是明辨是非的，他们都相信他陈柏青，他们从来不认为陈柏青是一面“白旗”，他们甚至在陈柏青被拔“白旗”时也没有对他产生过怀疑，在陈柏青遭受到如此的严峻时刻，他们照样没有对他投来过“异样”的目光，有的甚至还安慰他说，陈社长，你不必难过，我们社员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支称”，心里亮堂堂的。我们心中相当清楚，谁是“忠良”，谁是“奸佞”。每当陈柏青社长想到群众这些话时，他心里就舒坦起来。这就好了，有了群众这些话就够了。当初社员们之所以要推举我去当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就是因为他们信任我，相信我能为他们做一个“好当家”，能为他们的切身利益着想。现在社员群众理解我、信任我，希望我能再次地站出来为他们去工作，使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我能无动于衷而置之不理吗？否则的话，我将变成一头冷血动物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不能辜负社员群众对我的厚爱和殷切希望，我只有勇敢地去面对严峻的现实，并敢于挑重担，不怕险风恶浪，勇往直前地去迎接挑战，才是我陈柏青的唯一选择！
于是乎，他想通了，他就下决心重新挑起这付重担，不遗余力地去搞好大队的各项工作。
陈柏青这人有一个“坏脾气”，要嘛不允诺担任干部职务，一旦允诺了就一定要干出一个“样子”来，这是他做人的一个理念。他想，目前农村中的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本来嘛，在农村合作化以后，他曾经满怀信心地想过，通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农民们一定会共同富裕起来。谁知后来接二连三地搞“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结果不但没有富裕起来，反而被弄得连饭都没有吃，甚至于差一点儿被饿死。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一个结果。现在，他既然允诺了担任“大队长”这个职务，就得一定要去努力实现最起码的一个目标，这就是要切实解决社员的温饱问题。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一定要继续努力去实现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他深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决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可以轻松得到的，必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才能达到的，这期间还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决不会是一帆风顺，必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是他在近几年来风风雨雨经历所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于是就深入地分析了瀛海村所具备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处境，在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海边渔农村，只靠这平均只有几分田地的条件下，几十个劳力挤在狭隘的地块上劳作，要想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据他估计，在瀛海农业大队里，只要有一半的劳动力留在生产队里务农就足够了，只有把另外一半的劳动力“转移出去”，通过各种途径去搞多种经营才是提高社员收入的唯一的出路。完全可以设想，像目前这样的一个生产队里都拥有二三十个劳动力，如果让一半人“转移出去”的话，剩下的十多个劳动力完全可以把农业生产任务完成，这样一来，生产队的“劳动工值”就很自然地提高一倍。另外还有“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上交款补充到生产队里去，又可以把“劳动工值”提高了几角，大家的收入岂不是都提高了许多吗？这是一种多么诱人的前景啊！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紧靠着瀛海乡沙滩的浩瀚的东海。大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她对于人类是最慷慨的，只要你是一个勤劳之人，她就舍得赐予。在瀛海乡，根据“合作化”时的规定，在海上的“大渔业”生产（即用大型捕捞船、大型渔网、捕捞大鱼群鱼类如大黄鱼、带鱼、小黄鱼、目鱼的作业）是属于“渔业社”的，“农业社”只能搞些“小渔业”，即诸如沉网、流网、牵网等此类小型海上作业。陈柏青对于这些“副业”当然是认真地进行分析过，觉得这些“小渔业”虽然能“转移”不少劳动力，也能增加不少收入，但要对他们这些“分散的”、“个体式”的作业单位（人数最多的牵网作业一般地只需要五六个人，而沉网、流网等作业的船上只有三四个人）管理起来，确实存在不少的难度。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要求这些作业单位的社员把他们捕来的“鱼货”全部如数上交到大队，看来有不少的困难。根据“渔业社”几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他们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偷鱼私分”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势不可挡之势。渔业大队与农业大队情况不同。在渔业队里，参加捕捞作业的人占到全大队人员的绝对优势，是一个“大群体”，而捕鱼作业又是单一的捕捞形式，而且船型大小和作业方式又大致上相同，大家都是在同一的季节里、同一的洋面上作业，对于业已发生的“偷鱼私分”现象在各渔船之间彼此都“心照不宣”，而且都“乐此不疲”，“你偷我也偷，不偷白不偷”，大家都“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之间利害关系不大，只是对于处于“小数人”地位的后勤人员和大队干部们构成一点“利益上的不平等”而已，使他们这个“小群体”带来一些“无形的损失”，但是又奈何他们不得，因为“小群体”得罪不起“大群体”啊。而农业大队与他们的情况就不一样，大多数社员在田地上劳作，他们是“大群体”，参加这些副业生产的人只是一个“小群体”，如果“大群体”的人听到、或发现“小群体”人员“偷鱼私分”得到“特殊利益”的话，这个“大群体”是绝对不容许那些“小群体”无法无天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像渔业队那样“小群体奈何不得大群体”这样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妥协”现象，这种“有你无我”的利害冲突是水火不相容的，也是不可调和的。其结果肯定将出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那样的对立，最终将导致副业组织解体，不欢而散，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之说，而是确有其先例的，邻村就发生过这样类似的事件。陈柏青为此也进行过深思熟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绝妙良计”只能采取“包产到船（组）”的办法，实行“超产奖励、赔产扣工”的条例，这样一来，副业人员出海有积极性，农业人员务农也安心，只要“包产定额”经过各个生产队的农、副业双方之间充分协商，定额适当，农副业人员彼此之间肯定会心平气和、相安无事。
目标既然已经确定，就不应该再发生任何的犹豫，陈柏青下决心这样去做。不过，陈柏青心里清楚，要实施这个目标，没有生产队和社员同意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的政策是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只要是生产队不同意的“东西”，大队就无权跨越，即使你认为是一种“完美无缺”的事物，但到头来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任何“筹划”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为了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筹划”，要把这个“意图”转化为生产队长们的“意图”，就必须要召开一次生产队长会议，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给生产队队长们，让他们通过讨论、酝酿能理解自己的“意图”了，然后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再做出一个大家彼此之间都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意见来。这样，队长们就可以把这个统一的意见带到各生产队里去，让社员们去讨论。如果这样的意见能得到普遍赞同的话，那么这个“筹划”才能够真正地去实施。否则的话，无论你把自己的“筹划”吹得天花乱坠，其最后的结局恐怕也是枉然。

四

陈柏青在生产队长会议上提出“大队统一搞副业”的“设想”在生产队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几乎“炸开了锅”，持反对的意见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有，支持的人却不多。这多少是有点出于陈柏青的意料之外。他心里有点儿想不明白，他真心实意地为社员们想方设法，一心要想使生产队提高收入，好让社员们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些队长们却不买他的账，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本来嘛，这些生产队长对于他的意见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如今怎么突然会不听他的话了？这到底是他自己变了呢还是这些队长们变了？但他又不能对队长们发起火来，因为他知道发火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如果他发起火来，不但起不到任何“威力”作用，反而会引起这些队长们的更大程度上的不满。于是乎，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听取他们的各种意见。他想，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自己提出来“筹划”的话，这其中必然有其原因的。强扭的瓜不甜，他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生产队，他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更何况这反正是大家的事情，我何必与他们因为意见相左而争得面红耳赤呢？否则的话，人家恐怕会误会我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似的。如果我的想法确实对社员有利，生产队长们迟早也会认识到这一点，我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吧。他想到这里，心里就自然地觉得舒畅了。
第三生产队队长刘阿根是最强烈反对放社员出去搞副业的人。他认为，生产队如果放这些人去搞副业，无疑是等于让这些人出去“发财”，而我们这些留在队里种田的人，头是太阳晒，脚下蚂蟥叮，流血流汗地种起来的稻谷去“供养”他们里家人，这难道不算是给他们当“长工”了不是？他出去发财，我们在队里受苦，这不算“剥削”算什么？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让我们过去这些曾经受过剥削的人当家作主，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再去遭受他们的“二遍”苦？我一千个不答应！
还有一些队长们认为，出外搞副业的人要到海上去冒风冒浪的，他们会把在风浪中挣来的钱顺顺当当地交给生产队？他们有这么好的思想吗？他们就难道不欢喜在岸上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而欢喜到海上去冒风险？除了给他们有相当大的好处，他们是绝对不会出去的，究竟要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才会去？这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是吧？
陈柏青听了这些队长们的话后，觉得是有些道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过了，只要大家能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其原则是既不要让出外的人感到“吃亏”，又要使务农的人觉得“合算”这样一个“标准”才行。他认为这些队长提出的意见是十分中肯，是抱着解决问题出发的，不像刘阿根提出的问题那样，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生产队里的分工不同怎么可以说成是“长工”受“剥削”了呢？他很了解刘阿根这个人的思想，你想用一番话说服他是枉费心机的，所以他还是先不说为妙，因为说了也是白说。
刘阿根在解放前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的长工，确实是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解放后，他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在土地改革时分到了田地和房屋，心里乐滋滋的。农业合作化后，他当了生产队的小队长。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他的思想无疑地打上了“一大二公”的“吃大锅饭”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于过去受剥削的憎恨，所以也就难怪他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思想意识：有活大家干，空了大家息；有饭就一道吃饱，没粮就一起挨饿。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极端平均主义的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认为，只有“像人民公社化”这样的社会才算是真正的公正。“大家在一块儿劳动，一块儿吃饭”才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是“不平等”，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剥削行为”！他对于在解放前过的那种受人使唤的低贱身分一直耿耿于怀；对照现在，他当了生产队长，手下有二十多个人可以受他“使唤”，自然就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其实，此前的小队长身分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派工”权，他可以派张三去割晚稻，派李四去种小麦，仅此而已。自从实施“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他不但有“派工”权，而且还有“经济”权了。生产队里也有了会计和出纳，队里的一切开支必须在经过他同意才可支付。这样一来，他真的有点像“当家人”的样子了，心里面就有美滋滋的感觉，他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他现在还在当长工被人使唤呢。他能让队里的人出去搞副业吗？绝对不能！从队里走出去一个人，他就少了对一个人的“使唤”权，而且还要供养这些人的口粮，这岂不是要被这些人“剥削”了吗？他能同意这些人出去吗？他才没有这样傻呢！
也有的队长认为，出海去捕鱼的人要起早摸黑不说，还有可能会遇到海上的不测风险，他们如果得不到相当多的好处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去的，这个上交到队里的“标准”确是相当难定的。要知道，那些要出外搞副业的人一般都是比较“活络”的人，他们对于“吃亏生意”是绝对不会去做的，他们可以在表面上同意定得“多交一些”，而在暗地里会动脑筋来“弥补”，也就是私自搞“偷鱼”的勾当，你怎么能“套”得住他们？依我看哪，还不如大家在田里一道受苦算了，何必去多费这些心思呢？要“死”一道“死”，要“活”就一道“活”，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让少数人去发财，还不如大家在一起受穷算了，免得费心吧。
第五生产队队长齐夫良面对会议上众说纷纭和一筹莫展的气氛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复员军人。由于他做事干脆利落，又会刻苦、卖力，思想活跃而不滑头，所以社员们对他都十分赞赏，不久就当上了第五生产队的队长。他认为，根据我们大队目前人多地少的状况，如果不去搞副业的话就永远休想摆脱贫困。在如何对待副业人员出外的问题上不能采取“捏紧了怕捏死，放宽了怕逃走”的态度，当干部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宰相肚皮”是干不成任何事业的。依我看，搞副业不一定要统一到大队里去搞，这要看哪种副业的性质或特点来决定，如果需要人数众多的副业则要由大队去搞；而那些只需要三五个人去搞的副业就应当由生产队自己去搞就行了。比如渔业大队这样需要许多人去上班的密集型的“织网厂”，就要由大队去办，至于像出海去搞沉网、流网之类只需三四个人就行的捕鱼作业，则完全可以让生产队自己去搞。现在党中央为什么要实施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我想主要是防止因队型过大，使社员们“看不见，模不着”而发生“窝工”和“吃大锅饭”等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病。大队集中去搞副业虽然有他的好处，但也有其弊病，会引起大家“担心”，容易产生顾虑。你把生产队的人抽到大队里去搞副业，就很自然地发生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生产队的社员就难免产生一些顾虑，要打消这种顾虑的最好办法就是让生产队自己去搞，生产队自己搞副业，就“看得见，摸得着”了。至于如何防止“偷鱼”问题，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像陈社长提出来的采用“定额管理”的办法。他们出海捕的鱼多了，就让他们去得到好处，岸上的人不要“眼红”；他们出海捕的鱼少了，他们就得“赔产”扣分，他们自认“晦气”。我们应当明白，人家出海捕鱼经常是起早摸黑的，我们能管得住他们吗？只能用“包产”的办法，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要嘛就别让人家出外去搞副业，大家“捆死”在一起算了。
齐夫良的这一席话真的使陈柏青茅塞顿开，像一股清风迎面吹来，顿时感到一阵清醒。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思想确实有问题，老是被一种“习惯思维”控制着，如果不及时地破除这种守旧的思想，大队的工作就迈不开步子。于是，他诚恳地接受了齐夫良的批评，欣然采用了齐夫良的意见。
于是，大家又根据齐夫良提出的意见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
杜先谋则没有提出不同意让社员出外去搞副业的意见，但在会上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性质”相当尖锐，竟使陈柏青一时有点“难住”了。
杜先谋尽量装得心平气和的样子，口气也并不严厉，似乎还有点“商量”的口吻，他很平静地问陈柏青：“陈社长，你刚才提出的要到海上去搞副业的问题，我想好是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恐怕没有考虑到，你想通过‘包产’的办法来管理副业，这种做法岂不是提倡‘搞单干’了吗？这样的做法等于是鼓励让少数人去发财，大多数人受穷，这岂不是搞“两极分化”、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杜先谋之所以要在会上提出这些使陈柏青“遭到尴尬”的问题，就是有意地刁难陈柏青，不想使他的“如意算盘”一帆风顺地取得成功。他用心平气和和语气说话，是在于他想蒙蔽陈柏青和在会上的生产队长们，我杜先谋并不是有意在会上“捣蛋”，他只不过是对陈柏青提个醒而已，以免他今后“重犯”错误。他不会轻易地忘掉被人赶下台的怨恨，因为他费尽了心机好不容易地才坐上了队长这把“交椅”结果还是被人推了下去，正当他“出人头地、意气风发”之际，想不到这个队长的“头衔”又被陈柏青“捞”了回去，他仅仅当了几个月的“短命队长”，连这个“队长”的“滋味”都还没有“尝够”就被近赶下台去，他能甘心吗？现在如果让陈柏青“官复原职”以后就顺顺当当地使整个大队富裕起来，社员们自然都会笑逐颜开的拥护他，那陈柏青的这把队长的交椅肯定是稳如泰山了，我杜先谋不是将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吗？他能不想出办法来刁难他吗？
陈柏青觉得，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是经常的，也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各生产队社员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人家能不考虑周全吗？但杜先谋提出的问题确实使他有点“惊讶”，他究竟是故意“无事生非”故意制造事端来“捉弄”他呢还是由于因“政见分歧”而存心与他“争辩”？他瞬间还分辨不清杜先谋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心态”，所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究竟用怎样的言语去回答他，所以他只能是笑嘻嘻地回答杜先谋，有这么严重吗？
此时正值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时期。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强调“阶级斗争”，但有关这个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精神的文件并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农村干部并不知道党中央有关“强调阶级斗争”的动向，对“单干”之类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认识还不敏感，并没有此后那样地对“阶级斗争”有“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当时参加大队会议的生产队队长们对杜先谋提出的“资本主义动向”问题没有引起什么重视，而此时的杜先谋也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他只不过是脑袋比别人“敏感”了一点而已，凭着他灵敏的嗅觉会在“关键时刻”时“突发奇想”，会搜肠刮肚地想出别人所不能想出的问题而已，如果他此时得知“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要强调“阶级斗争”的话，他是绝对不会放过陈柏青的“资本主义倾向”的严重政治问题，而且是紧紧地抓住不放，把他置身于死地而后快！
由于陈柏青提出的通过搞副业致富的路子确实是符合绝大多数社员的利益，所以会议最终都同意要去搞一些副业生产，藉以提高生产队的收入。至于用什么方式去搞什么样的副业，还得由各生产队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自主地决定。大队则应该去多动动脑筋，想方设法地去搞一些像渔业大队“织网厂”那样的“简易工厂”，能吸收大量空闲的妇女们去上班挣钱，这样一来，社员们的家庭就有“另化钱”用了，帮社员们解除了一个后顾之忧。至于杜先谋的提出的“意见”，由于当时还没有传达上级关于“阶级斗争”的精神，所以大多数的生产队长们都认为杜先谋是在“小事大做，无事生非”，都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所以他的这条“意见”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后来，还有几个队长提出来，既然“小渔业”生产可以去搞，开办“砖瓦厂”之类的“小型作场”也完全可以尝试，这里有大量泥涂可以取泥，山上又有大量木柴可以当作燃料，而砖瓦又不愁销路。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手工业之类行业也同样可以去搞。农业队里有不少人具有木工匠、泥瓦匠、修船工匠等行业的特长，把那些社员都放出去，用“按月交钱、按钱计工”的办法实施，这样又可以增加队里的不少收入。这条意见最后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通过。
这样一来，农副业确实可以说是“搞活了”，社员也就有了生活改善的希望，陈柏青的心里自然十分欣喜。不过，他仍然十分清醒地想到，要搞这些副业，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地实施起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甚至于还有许多现在不可能预计到的一些严重的挑战，他相信自己，他今后一定不会在困难或挑战面前退缩，因为他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已经下决心“背水一战”了！

五

陈柏青不会忘记周志林仍然“呆”在养猪场里，只是因为近来他工作十分繁忙，把周志林工作安排的事拖了下来。
周志林是一个烈士的儿子。他父亲在解放前是乡里“一呼百应”的人物。他父亲是瀛海乡渔会的会长，在百里方圆的沿海地区的渔民都知道他父亲的显赫名声，因为他是一位当时的渔民领袖，只要他一挥手，瀛海乡的渔民们就会蜂拥而来。在解放舟山群岛那年，他为解放军渡海作战的船上做老大，在国民党飞机的疯狂扫射下英勇牺牲。周志林当时正好十八岁，他怀着为父报仇的决心参加了解放军。不久，抗美援朝运动接踵而来，他的部队随即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的战场上，他英勇善战，在一次极其惨烈的战斗中负伤，一块弹片至今还留在他的屁股的肌体里，所以他的右脚有点跛。
陈柏青觉得周志林为人正直，有胆识、有能力，完全具备一个当大队干部的条件，当初之所以叫他去担任畜牧场的场长，主要是因为他刚刚复员，对他的情况还不大了解，而此时又正值掀起“大搞畜牧业”运动之时，需要立即派出一个“领军式的人物”去当场长，所以就叫他去了。现在的养猪场的规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如今养猪场里只剩下两只母猪，与当时拥有几百头的猪、羊、兔这样“三军”齐全的规模相比，确实是相当“寒酸”了。当时他手下有几十号人马，可以“称”得上一个“司令”，而今天他手下已空无一“兵”，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了。周志林早就向陈柏青提出过，把这两头母猪卖了算了，我这样的一个大男人仅仅是管着这两头猪，不说它队里不合算不说，我自己还觉得有点儿委曲。他觉得周志林的意见是对的，当然他也知道周志林并未完全说出他内心里“屈才的苦闷”，但他确实明白周志林的内心里的苦恼。他也觉得，让他这样一个人继续在猪场里当“猪倌”是不妥当的。如果说，当年派他到畜牧场去当“司令”确是形势的需要，而现在如果还硬要他继续干下去的话是实在没有道理了。养两头母猪只要由一个妇女去当饲养员就行，干吗非得一定要他留在猪场里当饲养员呢？他想，要嘛干脆把它们算了，叫他这样的人去担当一个妇女的角色，他会没有想法吗？对，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要去立即去解决，绝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他就急切地到猪场去与周志林商量一下有关安排他工作的事宜。当然，在安排他工作之前，需要征求一下他个人的意见。
当陈柏青无意地走过西门外的“土高炉遗址”时，不禁感慨万千。在这个令人伤感的“痛心之地”，当年浪费了多少宝贵财富啊，如果这些财富真的能产生效益的话那该多好啊。这么多的劳力，这么多的物资，由于“蛮干”，结果都“付诸东流”了！他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有点儿奇怪，那些“决策者”怎么连这样最简单的一个道理都不懂，砌起土高炉、办炼铁厂的目的就是要得到生铁，既然得不到生铁就自然要下决心“停止”了，但他们就是不肯“认输”，一意孤行地“硬撑”下去，结果当然避免不了劳民伤财，落得一个“头破血流”的下场。哎，他倏然从中得到启发，如果我们现时能“因地制宜”地利用一些“就地取材”的原料，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不必购置“机器设备”（因为大队没有购买机器的实力）就可以办起一个类似作坊式的“简易工厂”的话，就像渔业大队在城隍庙里办的“织网厂”那样，妇女们就凭着双手就可以上工赚钱，而且他们的产品的销路也不用发愁，（因为她们生产的网具都是渔业大队预先所订购的），这样的工厂路子真是符合因地制宜的方向，所以皆大欢喜。“织网厂”里的一个女工在一年的时间里可以赚到百来块工钱，抵得上我们农业大队社员的一年收入了，真是一件大好事啊。我们大队里有众多闲在家里无事可做的妇女，如果我们大队也办起了类似渔业大队“织网厂”那样工厂的话，我们农业大队的妇女们岂不是也有“用武之地”了吗？这就像渔业大队的“织网厂”里的女工那样，一年里如果也有百来块收入的话，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哪。妇女们如能挣钱，不但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生活，而且会提高妇女们的社会地位，真是“何乐而不为”啊！他想到这里，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对，我不妨借此机会与周志林去商量一下这个问题，周志林这人见识广，脑子也灵活，他虽然在朝鲜战场上受了伤，腿脚有点儿跛，走起路来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快捷如飞，但他一贯来坚持“身残志不残”，从来都有一付雄心壮志的气势，这是一种何等宝贵的精神啊。于是乎，他就加快脚步，径直往养猪场走去。
周志林见到陈柏青来到猪场，显得十分高兴，于是连忙端出一条凳子来给他坐，并笑嘻嘻地说，陈社长，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啦。
陈柏青坐定后，就对周志林谈了关于想给他另外安排工作的想法。
周志林听后相当感动，觉得陈柏青一直没有忘记他，只是由于前段时期的“政治运动”太多，打乱了他的工作部署，在他“复职”以后不久就考虑到他的工作安排问题，可见他这人是一个时时刻刻关心着他的好同志，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周志林认真地对陈柏青说，我一个人在这里侍候着两头母猪确实是感到有点儿“委屈”，不过我后来想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你也知道，我从部队里回来，没有具有什么特长或技术，而且腿脚还有点儿跛，能安排到什么合适的地方去工作呢？这不是给你造成麻烦了吗？说着，他的脸孔有点微微地红了起来。
陈柏青听了周志林的话后，觉得他说的全是实话，他这人从来不会“客套”，一是一、二是二的，所以更对他产生一种崇敬之情。陈柏青对周志林说，没有一个从娘胎里生出来就掌握技术的，技术或特长都是通过学习后才渐渐地掌握起来的。你是一块干部的料子，现在大队正准备搞多种经营，正需要管理干部啊，我想把你安排到大队里去工作是相当合适的。你知道，大队这样的一个“大摊子”，我一个人哪里忙得过来啊，我又不是“千手观音”，你说是吗？我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啊。随后，陈柏青又对他说起打算想筹办一个安排妇女劳作的“简易工厂”的想法，妇女们如不能到外面去挣钱，我们农业大队的社员就甭想真正地改善生活。
周志林听到陈柏青想要办“简易工厂”的想法，顿时感到十分兴奋，他惊奇地觉得，他们俩人怎么竟会想到“一块儿”上去了呢？在近段时期以来，他由于经常处于空闲之中，就经常想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其中也想到了办“简易工厂”的问题。他也是从渔业大队办“织网厂”中受到启发的。他觉得，在农村里办这样类似的工厂确是最恰当的，一是不要太多的投资（大队里拿不出钱来去投资），二是不需要工人具备什么特长或专业技术，而且不愁产品的销路和原料。只有让妇女们能上班挣钱，才能有效地改变目前我们农村中农民收入低的状况。当然，他也有一个“隐藏在内心里”的“私心杂念”：自己已经快到三十岁的人了，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或具有一种专业技术。要学习掌握一门专业技术一般都需要从当学徒开始的，而自己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早已越过了当学徒的年龄，要去走这条路子是不可能的了。到农业大队里去当一个普通农民当然是可以的，但由于自己负过伤，腿脚有点儿跛，不要说挑重担比不上别人，就是干一般农活也比不过人家。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如果到农业生产队里去干活的话，肯定是要遭人“瞧不起”的，他当然受不了这种“低三下四”的境况。要去务农是肯定不行的。那么，还有什么路可走呢？人活在世上，总得要具备一个“混饭吃”本领，要有一个稳定的行业或职业，这样才不必去担心“饭碗问题”，而且人家也会看得起你。这就是他想要去办一个“简易工厂”的重要原因。如果我能带头筹备办起一个作坊式的“简易工厂”的话，我就可以“优先”地从中掌握到一种专业技术，或者至少是具有一个“领头人”的身分，这就像隋朝末年“瓦岗山起义”中的程咬金一样，打下江山后没做成“万岁”至少也有一个“千岁”的地位。退一步说，有一个稳定的“行业”总是逃不了的。这样，自己也就有了一个“归宿”，不像现在像浮萍那样地“漂来浮去”的没有一个“落脚点”，长期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他就下决心顺着这条路子“摸索”下去，非要找到一个“落脚点”不可。他不相信，在我们瀛海乡里难道就没有可能办起一个能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的“工厂”来。他为此一直“挖空心思”地不知想了多少天，但还是没有找到可以“利用的资源”，他一直为此而苦恼着……
周志林与村民的人缘极好，他大概是由于身上有他父亲“遗传因子”的缘故，时刻不忘亲朋好友及周围村民的困苦处境，每当他看到亲戚及左邻右舍处于受饥挨饿、穷国潦倒的时候，他心里就觉得难受极了。胡友泉是他的姐夫，看到他家长年累月地为温饱所困扰时，心里十分难受，所以他就经常地为胡友泉家以及正在受苦的社员们着急，如果能想出一个“致富”的门路来，去稍稍地去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该多好啊。
有一天，他从海滩边走过，看到有许多的废弃的渔船上用过的缆绳成堆地垒放着，看来已有好几个年头了，风吹雨打的没有人“理采”它。它们之中有的是渔船弃用的旧锚缆，有手腕般粗；有的是渔船弃用的网纲绳，有大脚趾般粗细，这些缆绳当初都是用络麻为原料绞成的。众所周知，络麻是一种纤维材料，只不过它的质地没有像苎麻那样“细软”，所以不能像苎麻那样地可以直接纺线或做成麻布，它只能做缆绳之类工具。不过，它既然是一种纤维物质，就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如果能想办法把它们“转化”为“具有细软性”的话，那它就“大有用途”了。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一项“化废为宝”的创举了！他想到这里，顿时就兴奋起来。他忽然想到姥姥曾对他说起过，把旧缆绳“放”到河塘里去“腐烂”一阵子，然后再把它取出来，那些经过“腐烂”后的旧缆绳就会“烂脱”了一层皮，而变成了一种“柔软而韧性”的麻丝，不再像络麻原来具有的那种“硬性”了，这样就可以把它纺织成“麻线”，织成“粗麻布”，也能做成各式各样的“麻袋”，它用途可广泛哩。他为此而极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路子”了。这里海边的渔村都有大小小的渔船，自然也有相当多的废旧缆绳被弃用，这种原料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能把它“腐烂”成为具有“柔软而韧性”，就可以大大地派上用场了，譬如把它纺织成“细绳”，做成麻袋，那就是一种不愁销路的产品……
周志林把他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柏青。
陈柏青听后不禁喜出望外，想不到他这次到养猪场来竟会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真是“不虚此行”啊，这也应验了“踏破铁鞋无处寻，来到全不费功夫”这句话。他喜形于色地对周志林说，老周啊，我真的没想到“猪”场里竟会冒出一个像你这样的“诸葛亮”来啊？
他想，周志林想办“废麻厂”的设想绝对不是一种空穴来风的瞎想，完全是因地制宜而且脚踏实地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创举，他相信周志林一定能把这个目标实现的。
接着，周志林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陈柏青。他说，要把废缆绳变成麻袋其实不存在什么技术上的大难题，也无需用大量的资金去购买设备。把废缆绳投到河塘里去“腐烂”后成为“麻丝”的事人家早已做过，我们现在去做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只不过是我们自己需要通过实践能掌握好“腐烂”的时间罢了。因为“腐烂”的时间不够，“络麻”不能很好地变成“麻丝”；反之，如果“腐烂”的时间过长了，那“麻丝”就要变得“脆弱”，用它织成的麻布（也是麻袋）质量自然就要受到影响，不坚韧、不耐用。至于把“麻丝”纺成“麻线”，然后把“麻线”织成“麻布”，也并不困难，这个“过程”其实与农村中做“土布”的作坊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做土布的原料是棉花，而做麻布的原料是“麻丝”罢了。至于把麻布缝制成麻袋则更加不成问题了。在这个生产流程中所需要的设备，完全可以参照做土布作坊里的这些木器具。而这些木器具也不需要用大量资金去购置，只要准备好一些木材，请几个“能工巧匠”就完全可以仿制而成的。“厂房”是现成有的，目前这个空着的“畜牧场”有十多间房子完全可以临时使用，待“废麻厂”有了“眉毛”以后可再想其他办法借用“厂房”，比如我们也可以像渔业大队那样地借用城隍庙作为织网厂的，现在瀛海乡里有许多庙宇空着，我们不用愁借用不到厂房。我想，目前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先要把废缆绳“腐烂”成功，接下去的工作有你这个大队长撑腰就不困难了。未来的这个“废麻厂”也算是“队办工业”（当时称的“队办工业”也就是相当于后来称之为的“村办企业”）了，你当队长的自然就是这个厂的“当家人”罗。他还说，在“腐烂”没有成功之前，暂时先不要“声张”出去。至于这个“腐烂”废缆绳的场所可以放在养猪场前面的河塘里进行，你只要给我派来几个伙伴来就行。
陈柏青听后真是大为惊喜，想不到这个一贯内向而不善于言词的周志林做起事来竟会这样有条有理的，而且还说得这样面面俱到，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他不禁想道，这个“废麻厂”如果能办成起来，周志林就是一个理想的厂长人选了。
于是乎，他们就认真地讨论起筹办“废麻厂”的有关事项……

六

杜先谋想不到社员竟会如此“疯狂”地“抢占”生产队的狭小的、另星的山地，他们经过锄草、翻地后就争先恐后地种上了番薯，把生产队的集体土地一下子地变成了个人自己的“百斤粮”基地。他不无懊恼地想，这些人实在是太狂妄了，他们完全是不把我这个当队长的放在眼里了，这不是明明白白地不把我当队长来看吗？这种侵犯集体土地的“无法无天”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心里火气呼地窜上来，真的想立即去喝令他们停止这种非法的行为，但当他想到社员们及自己家此时正受饥挨饿的凄苦情景时，心又软了下来。不过，他在气愤之余，又想到了“辩证法”，如果用“一分为二”观点去分析这件事，倒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这些狭小的、另星的小块山地本来就是生产队一件令人“皱眉头”的事。这些山地对于生产队来说，它犹如一块“鸡筋”，食之无味，丢之不舍。由于这些地块狭小，四周的野草长年累月地、疯狂地向地中央“发起进攻”。由于受到了野草的蚕食，所以这些地块自然就愈“种”愈“小”了，而且这些狭小地费工多、收益少，属于“广种薄收”的“概念”，广大社员们对于这些山地的耕种渐渐地失去了兴趣。久而久之，这些地块自然而然地处于“半荒”状态。正由于它们已经处于“半荒”状态，而此时又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社员们自然就“理所当然”地把它们当作“百斤粮”基地了。说来也奇怪，当这些狭小的山地变更“主人”后其“面貌”就立刻焕然一新，本来只能种下二百来株（约一分地）番薯的一小块山地，经“新主人”开发以后，四周的野草被铲除殆尽，地里面的高坎壁被削得光滑流离，面积一下子扩大了将近一倍，可以种下四百来株番薯了。原来这里还有一个相当质朴而又明了的“哲学”：生产队种这些狭小的山地时，野草向“人”进攻，而这些“人”出于“事不关已，高高挂起”，面对野草的“步步进逼”而无动于衷，所以野草自然就“得寸进尺”；“人”更换以后，这些山地的新主人就觉得这地虽然狭小，但全是自己的，就显得十分珍贵，实在来之不易啊，于是他就觉得在“自己的”的山地上劳作完全不像在生产队里劳动那样“事不关已”，而是觉得每一锄头掏下去都是属于自己的，那有不用心之理？所以“人”就主动地向野草进攻了。“被挨打者”变成了“进攻者”，这就是这些狭小山地发生“焕然一新”的根本原因。杜先谋不是一个傻子，自然懂得这个“哲学”，但他又是一个善于“窥测风向”的人，他觉得共产党之所以要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无非是要彻底封堵单干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才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知道，现在由于发生了“大饥荒”而导致民心不稳，共产党只好对侵占集体土地现象采取“张眼闭眼”的妥协策略，但却不能保证以后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以后他们就不会转变态度，要实施极为严厉的政策来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据他估计，共产党今后必然不容许农民无限制地扩大自留地种植的。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允许农民随意去种自留地的话，那谁还会死心塌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结果岂不是要发生两极分化了吗？这岂不是走“回头路”了吗？共产党是绝对不容许这样做的！现在由于是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了稳定民心，他们只能采用一个权宜之计罢了。于是，杜先谋又动起“谋略”来了，既然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今后就必然会酿成“大乱子”。我这个当生产队队长的现在没去制止社员侵占集体的土地，就必然难逃其责，至少是没有具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的思想，共产党必然对我产生不信任感，以后要出人头地就难了。如果现在我去制止社员们“侵占”生产队土地的话，我就要被社员们活活地咒骂死，最终要落得一个像“过街老鼠”似的，遭到 “人人喊打”的结局。当然，他是不会去做这样傻事的。不过，他也不会在今后被人抓着“辫子”，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条“辫子”甩到别人那里去，这个“别人”自然只能是现在担任大队长的陈柏青了。他应当向陈柏青那里去“汇报”这个问题。陈柏青如果表态说“随他去”的话，那这条“辫子”就交给他陈柏青了；如果他说“不行”的话，那他就要请陈柏青出来制止这种“非法”行为，这个“怨恶”自然就由他陈柏青去承担了。
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汇报以后，觉得这是“不屑一顾”的事情。在瀛海乡里，谁还不知道大家都在到处种植“百斤粮”、开辟“十边地”呢，这个杜先谋真是有点大惊小怪。他心里有数，生产队种这些狭小的山地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亏本生意”，已有一些生产队早就不要种它了，所以已经抛荒了不少。现在社员们饿怕了，让他们在已经抛荒了的山地上去多种一些番薯去充实一下口粮这到底有什么不好？这个杜先谋实在是太不体贴社员们的苦衷了。于是，他就对他说，这些山地不是已经被抛荒了吗？既然是已经抛荒了，让社员们去种一些番薯有什么问题啊？再说啦，现在不是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了吗？这些问题你当队长的完全可以去自己做主，用不着到大队里来请示、汇报的。
杜先谋觉得陈柏青这样回答他还没有“上钩”，于是又补充地问了一句，那么照你说，让社员们去种这些原来是属于生产队的狭小山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了？
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话后，觉得这个人“肚肠”里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不想与他多费周转。于是对他说，这里没有“什么关系”问题，而是在于你对社员们究竟“有没有好处”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你难道还不清楚？还要到我这里来“请示”？我想，你也许还有其他的目的吧？
陈柏青的这一句话，使得杜先谋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第四章 柳暗花明

一

随着处暑气节的离去，盛夏酷暑的势头也就逐渐消退，那种闷热得汗流如雨、窒息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那种难受滋味恐怕是再也不会出现了，特别是在早晨、傍晚期间就特别显得凉爽起来，使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不过，在此前的大饥荒日月里，无论是哪种凉爽的气候里，人也是舒坦不起来的。自从早稻收割以后，人们的肚子总算才有了“饱”的感觉，脸上的菜色也渐渐地消失，变得红润了起来，这才会有真正的舒坦。
每当落日的余晖在西边山头上向人们挥手告别时，瀛海村的村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拿着凳子，摇着芭蕉扇到院落的天井中来乘凉。顿时，天井立刻就被来自院子里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们熙熙攘攘地坐满了。尽管酷暑已经在消退，但此时留在屋子里的酷暑余威还是赖在屋子里不肯轻易地撤走，如果你坐在屋子里的话，还是感觉到相当闷热的，这与天井里的凉爽相比，显然是有天壤之别，那谁还不喜欢坐到天井里来享受一下难得的凉爽，藉以消除一天中干活所带来的劳累呢。其实，坐到天井里来的好处还远远不仅仅只是享受到一阵难得的凉爽，还可以听到一些使你高兴得乐开了怀的趣闻、轶事，也可以听到一些引人入胜的奇妙的故事，其中有形形色色的、来自道听途说并经过加油加醋的男女风流逸事，以及各种各样的来自本地和外地、甚至远至地球上另一方的世界传播出来的有趣的新闻，再加上一些出自外村或本村的婆媳之间的纠葛和妯娌之间矛盾及由此而产生的勾心斗角纷争，还有某些风流家庭中的小叔与大嫂、姐夫与小姨之间的偷情的风流逸事，再加上传说中的诸如“田螺姑娘”、“狐狸精”等妖魔鬼怪荒诞神话，你听了能不感到兴趣盎然吗？每天都有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说料”，由于“说角”能把这些“说料”说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活灵活现，所以听者就引人入胜、痴心入迷了。有些“说角”会按照故事中的情节，像演员一样地表现出潇洒、超脱，或者是义愤填膺、豪情满怀，所以就很自然地感染了听者的情感，他们也就如痴如呆跟着“说角”的情绪“起落”，忽而潸然泪下、为之动容，忽而义愤填膺地急切拔刀相助似的。每当这些“故事”落幕，天井里的欢笑声、揶揄声、唏嘘声就不绝于耳，熙熙攘攘地混沌一片。浑然间，人们把残留在脑子里的一切苦闷、烦恼和忧愁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是瀛海乡里普遍存在着的这样一种“院落乘凉文化”。
江家大院是瀛海乡里“算得起”的一座大院落，这座院子原来是在土地改革时划为“工商地主”的江满潮的私宅，在土改后期被没收了，除了留起大房大灶间两间屋给江满潮家人居住以外，其他的所有房子全部分配给了贫下中农居住。
江满潮在解放前拥有一艘捕鱼的大渔船和网具，也开着一家大黄鱼鲞加工厂，又有二三十亩水田，家中还雇佣二个长工和一个牧牛的童工。他家的主要收入是在于渔船、渔网及大黄鱼鲞加工厂，农田中的收益对于他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瀛海乡里，江满潮可算得上一户顶呱呱的人家。在刚解放时，他由于害怕被共产党捉去枪毙，所以他就带着几粒“金段”逃往大都市上海，改名换姓地隐匿了下来，并混进一家“手套厂”里做挡车工，以为这样一来，共产党就发现不了他的真实身分。谁知在“肃反运动”开展后不久，他的狐狸尾巴就被露了出来，其结果当然是判了徒刑，然后送往苏北去劳动改造，十年后刑满释放回家。
江家这座大院“一正两横”，正屋朝南。正屋的中间是一间厅堂间，宽敞而明亮。厅堂间的东西两旁是两间大房，与它毗邻的是各自一间大灶间，面积足足有四十多平方米，除了可供给办大喜酒时给厨师烹饪用的一座大灶头、一口大水缸以外，还可以十分宽敞地排下三四张大圆桌供家人吃饭。正屋是两层的楼房，它两旁各有三间东、西厢房，其中西首三间厢房中的中间这间作为朝西大门的通道。东厢房和西厢房的南首外墙之间有一道四米高的围墙相联，它围成这个大天井的面积足足有百把平方米，全部用淡青色的“蛇蟠石”石板铺成，显得十分气派。朝西的大门用厚实的柚木制成，两扇大门上有一对对称的铁门杯，颇有点像猛兽的双眼注视着前方，显得十分威严，似乎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随着这座大院身分的改变，大门上的黑漆已经剥落，这对像猛兽眼睛似的大铁环在前几年的“大办钢铁”时被挖去作为炼铁的原料，早已不复存在。这对大门自从被挖走眼睛以后，就没有一丝生气了，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威严。
这座大院里已经住着十多户的人家，都是在土地改革时搬进来的，自然都是穷苦的贫下中农人家。按照土地改革的一般“规则”，地主家大院的东大房及毗邻的大灶间一般都留给原户主自己居住，厅堂西首的大房及毗邻的大灶间都分配给该家的原长工所有。如果地主家的大院被征用为政府机关所用则另当别论。江家大院的“分配模式”就是这样，江家的家人住在原来他们自己居住的东大房，西首的大房则分配给原来是他家的长工蒋应良所有。住在大院的十多户人家，他们之中有的喜欢趁早，有的习惯于摸黑，这座大门就很难关闭。为了大家彼此进出方便起见，这座大门后来就干脆不用了。其实，关不关大门对于院内的住户来说实在是没啥关系，因为农业合作化以后这几年社会极其安宁，盗贼近乎绝迹。再说啦，住在里面的这些穷困户家里实在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会引起小偷的兴趣，他们完全不必担心窃贼光临，正由于此，这道大门自然就失去了它原来的防卫作用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东面的山头上已经显露出乳白色的一个弧形的光环，月亮正在攀登青黛色的山头。清凉的夜风轻轻地从屋顶上漫游下来，在天井里渐渐散开，慢慢地驱赶那些仍然想赖在天井不走的残存热气，给在天井里乘凉的人带来了无比的凉爽和舒适。
在江家大院里，每天乘凉的人群都挤满了整个天井。他们有的用一块旧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架起一付简易板床，就可以在床上舒舒服服地躺着，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不时地在身上拍着，既可以拍打蚁子，又可以驱散热气，一拍两用；有的拿出几条板凳，放在板床旁边坐着，他们当然也都捏着扇子，不时地摇扇着。躺在板床上的人大多数是某一家的户主，是壮年人或是老年人；围坐在他旁边的自然是他的家人，以这样的“模式”组成一个“单元”，在天井里很有模范地排列在整个天井。这是多年来自然形成的“俗习”，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循规蹈矩而遵守不误。胡友泉家住在大院的东厢房，他的五女儿胡招弟是一个十分招人喜爱的十来岁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长有一双乌黑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头上有一对羊角辫。她走路时欢喜蹦蹦跳跳、摇头晃脑地，所以她头上的这对羊角辫就像货郎鼓上的两只打鼓槌，不时地在“打鼓”，更惹人喜爱。她还十分机灵，特别喜欢替人做一些力所能及小“差事”，这样一来，大院的人就更加欢喜她了。每当晚上乘凉时，她就会主动地拿着一只系着一条细绳的竹筒子到水井里去吊来井水，然后携来给大家解渴。那时候，村民们并没有像现在人那样的“卫生意识”，对于那些甘甜而冰凉的水井水，自然是世上最好的天然冷饮“饮料”了。说来也奇怪，那时候的村民们并没有像现在人那样娇贵，一旦喝下一些生水就会犯病，那时候的人啊，每天喝井水，照样不会拉肚子，所以当时的村民根本用不着担心晚上喝井水存在什么卫生不卫生的问题。由于刚从水井里提上来的水十分阴凉，比气温要低十来度，喝到肚子里去就会感到无比的凉爽，所以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喝胡招弟从水井里刚刚提来的井水。那时候农村里的人“孤陋寡闻”，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诸如“棒冰”这类冷饮东西。再说啦，后来即使在县城里看到了棒冰，他们也根本拿不出钱来去享受这些“奢侈品”，所以他们的心里就压根儿也不想享受这些“高级消费品”，因为他们当时连家中必须要买的酱油、食盐之类东西的都发生困难，他们哪会有这种奢望啊。不过，如果你认为当时他们的生活因为物质生活的极端贫乏而感到索然无味的话，或者你担心他们喝了井水而会马上生病的，那你真的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其实啊，当时的村民们的身体可没有像现代人哪般“娇贵”，他们身体的抵抗力强着呢，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喝了井水而生病的，而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乐趣也当然是大可不必，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活法”，他们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找到乐趣的。他们晚上在天井里乘凉时，既有可称谓是不折不扣的“免费的午餐”的胡招弟提供的“冷饮”，又有蒋应良为大家无偿提供的用点燃艾蒿来驱散蚊子而营造出一个安静的环境，你说，这些村民难道不会觉得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愉快、最舒心的时刻吗？他们大口大口地争着喝冰凉的井水，喝足以后就交谈那些发生在村内村外喜闻乐见的奇事怪闻，真是其乐融融的啊，这种特殊的乐趣是你现在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也是无法再去体验得到的。
住在大院西边大房的蒋应良是一个厚道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他在解放前当长工的时候，长年累月地起早摸黑地为江满潮家干活，从无半句怨言，尽管他身体疲乏，可是他的脸上总是露出一付笑眯眯的神情，从来没有表现出过苦闷或烦恼的样子。他也从来不计较老板给他薪酬的厚薄，也不参与横向的比较，始终保持一付知足的憨厚。事实上，江家也没有扣压过他的薪金，给他的薪酬标准也不会比别人家低多少。过年时，老板娘郑香菱出于他对江家的忠诚和卖力，总是要送给他一个额外的红包——“压岁钱”。每逢此时，他总是用颤抖着的双手去接这包“压岁钱”，表现出一付感激涕零的神色，甚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浑然不知这是他为江家付出辛勤劳动一年应该得到的回报，好像是郑香菱“恩赐”给他似的。其实，精明的郑香菱倒也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关爱”或“怜惜”之心，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她的一种“本分”。她觉得古人说的这句话有道理：敬重丈夫敬重屋，敬重长工敬重谷（稻谷）。你“敬重”长工一分，长工必将会回敬你三分，她深信“酒泼在地上是不会酸的”。在江家，一贯来是奉行男人（江满潮）“主外”，女人（郑香菱）“主内”的原则，所以她有全权处理家事的权力。所以，蒋应良与江家的关系一直很好，甚至于在土地改革前后也都是一样。
蒋应良与江家在解放前是“主仆”关系，这种“融洽”关系好像是有一些“因果关系”的因素所致，其实，蒋应良与任何人相处时，都是用与人为善的态度对待人家，热心热肠的，从不占别人家的一点儿便宜，所以他的人缘极好。在土地改革时，由于他与江家人划不清“阶级界线”，对郑香菱的态度依然如故，所以就被人家戏谑地称为“扶不起的阿斗”，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教不会的呆大”。因为在土地改革刚开始时，农会主任鼓励他勇敢地站出来去斗争老板娘郑香菱（地主江满潮此时已经出逃在外，这个要被挨斗的角色自然就落到郑香菱的身上），揭露她用花言巧语、笼络人心的手段对待长工，实则是在实施欺诈、剥削、压迫长工的一种罪恶的、卑劣的勾当。他听后却笑嘻嘻说，你们怎么能这样瞎扯呢，她明明是因为知道我为她家干活卖力，她识好歹，就对我回报，每年送给我“压岁钱”也可算是一种赏赐行为，我怎么能抹着良心去反咬人家一口，说人家坏话呢？别人家的地主为什么不给他们家长工的“压岁钱”？他在当时竟会说出这样“懵懂”的话，人家自然会说他是一个“教不会的呆大”了。其实，蒋应良虽然是一个粗人，但他做人有他自己的一套“理念”：他认为，做人，做人，就是叫你要去“做”的，“做”是做人的本分。我出力去换取地主家给我的薪金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不存在什么剥削不剥削的问题，谁叫我的爹、爷没有留下家产给我？我如果有江家那样家产的话，我也会去雇长工来为我干活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
当时一般当过长工的人，都是担任村干部的，至少是有一个民兵队长、治安委员什么的“职务”，但蒋应良却一点儿村干部的职务也没有。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人家都当起生产队长，他照样是一个“白身人”，什么“职务”也轮不到他的身上。不过，说实在的，你就是叫他去担任生产队长的话，他也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不习惯指点别人。不过，他绝不是一个像别人所说的“呆大”，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在土地改革后期，土改工作队长准备把江家的东首的大房、大灶间这两间房子分配给他，并找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倒是毫不推却，欣然地接受下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倒是一点儿也不“懵懂”。因为他知道，在土地改革时，地主家的田地和房屋都有被没收，这是“天意”，因为目前是改朝换代的时刻，这些富有人家的“气数”已尽，当该要给穷人了。江家的房子是一定要分配出去的，这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他记得在小时候听老人说起过，“扒平王”已经出世了，待到他出道时，世上的贫富就要被统统“扒平”，不再有穷人和富人之别了。由此看来，现在的共产党就是“扒平王”罗。所以，他分到江家的房子决没有侵占江家财产的意图，这是符合“天意”，因为他如果不接受的话，这房子就肯定要分配给别人了，这对江家来说是同样的结果。他想，这房子如果分配给别人家的话，倒还是分配给他蒋应良好。他与江家相处已经有十多年了，虽然以前是“主仆”关系，但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如果被分配给别人的话，那倒是不一定会相处得和谐。邻里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邻居相处如果不和睦的话，那就终日不得安宁了。他自己住在这里，今后也好有一个互相照顾。再说，他已经三十出头了，迟早总归要成家的，如果没有房子住的话，哪个女人肯嫁给你？打光棍孤单寂寞不好受不说，还要断了蒋家的香火，这样一来，我将对不起爹妈、对不起上代祖宗，死了到阴间去也无法向他们交代，所以他对于要分给他房子的决定是相当坚决的。由此看来，他也还蛮会“算计”的，也不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啊。过了半年光景，他果然结婚了，女人是他曾经在江家朝夕相处的在江家当女佣的吴嫂。她是一个寡妇，土地改革后，江家自然再也不能雇佣她当帮嫂了，她回家去又无立足之地，怎么生活啊。郑香菱出于好心，就把蒋应良和吴嫂凑合成了，蒋应良和吴嫂为此都感恩不尽。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白胖胖的儿子，他俩都笑得合不拢嘴，心里面总是热呼呼的。不过，后来还是有人说，蒋应良是一个喝了“迷魂汤”的人，头脑里一点儿阶级斗争的觉悟都没有！

二


郑香菱经历了她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惊涛骇浪式的丈夫逃难、土改挨斗、严厉管制、大饥荒等岁月后能“幸存”下来，觉得还是有点“庆幸”的，因为虽然已经“家破”，但还没有“人亡”，比起同一类型的地主人家，他们的户主大多数被拉出去枪毙了，而江满潮却逃过了这个“鬼门关”，虽然在苏北劳改，但总有一个回家的盼头。更使她欣慰的是她的大儿子江云卿在上海F大学读书，将来就有出息，也算是江家的“未来的荣耀”所在。老二江云瑾虽然没能进大学去读书，但现在做木匠也要比在农业队里做农业要好一些，她对此甚至有点“满足感”。至于她在村民面前只能是低着头走路，低三下四的受尽了羞辱，那是“天意”，不是她能够用什么办法去加以改变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但想通了，而且也习惯了。她想，低三下四的人又不是她一个，凡是地主、富农人家的人都是遭羞辱的，这有什么办法呀，其实“看穿”了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正如像做“破鞋”（婊子的贬称）的一样，反正是“破罐破掷”，已经不存在什么“面子”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一段时期来，她的生活已经有点平静了。但她想不到这个“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江满潮刑满释放回家搅乱了。这倒不是说她不希望江满潮回家，希望丈夫能早日回家是她梦寐以求的期盼，世上还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能夫妻团圆的？自从接到江满潮来信说他不久就要释放回家后，她几乎是每天在伸长脖子盼望呢。在江满潮回家后的那天晚上，她和他在床上“缠绵”得像新婚似的……那末，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件会突然打破郑香菱的平静生活呢？是不是江满潮对郑香菱突然发生了什么“奇异”的行为？或者是他回家后就开始搞了“反革命破坏活动”而给她带来了“祸患”？其实都没有发生这些事情，这个“搅乱”是郑香菱和江满潮自己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这也许可算是江满潮的“运气”不好所致，或者也可以说是出于“巧合”，是江满潮回家来得不是时候。原来，在江满潮到家后不久，刚好遇上大队按照上级规定要变更一下原来的“制度”，即要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从原来的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有些社员的“属队”需要重新编排，因为江满潮刚刚刑满释放回来，原先不属于任何生产队，于是就分在刘阿根当队长的生产队里。问题就由此而来……
这天傍晚，全院子里的人都出来乘凉了，唯有江家的人一个也没有出来，似乎仍在他屋子里受闷热。
蒋应良对乘凉的方式不像其他邻居的户主那样喜欢在天井里搭起木板床，然后悠闲地在板床上舒展着身躯懒洋洋地躺着，他只是拿着一条板凳在天井里坐着，也像其他人那样地摇着一把芭蕉扇不时地在胸前、脚下拍打着。他有一付硬朗的身体，不习惯懒洋洋地在天井里躺在板床上。他这硬朗的身体当然是在解放前做长工时练就的。他在每天下工时，总要带一束艾蒿（它是一种草本植物，菊科类，有一种特殊气味，晒干后点燃有驱蚊子作用）来，每当傍晚降临时，他就要点燃它驱赶蚊子。他和胡招弟这对一老一小，真是一双好搭档，像唱双簧似的，一个取井水来给人解渴，一个用点燃的艾蒿烟把蚊子驱散，难怪大院里的人都齐声夸赞他们俩为大家做好事。
只要是谁家出了一些烦恼或不幸的事，蒋应良总会十分关切，并竭力地劝慰人家，如有用得着的地方，他一定会竭力相助。此刻，他忽然想起今天早上好像看到过老东家的小儿子江云瑾的身影，他怎么不到天井里乘凉？还有，自从江满潮刑满释放回家以后，他每晚总是要到天井里来乘凉的，他今天怎么也躲藏在屋子里不出来了？蒋应良朝他家里的后房一看，只见房里的灯暗暗地亮着，说明了他们家的父、母、子三个人确实是在后房里商量着家事，他们在商量着什么？他顿时心中生疑起来，他家会不会出什么麻烦的事了？蒋应良在前几天因一家亲戚有事，他在那里耽搁了三天，所以回家后就不知道这几天在大院子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于是他就向躺在他旁边的胡友泉问道：“喂，老胡，我看云瑾好像回家了，他师傅那里的木匠活难道没做啦？他除了过年过节以外一般是不大回家来的。他既然回家了，这么热的天气为什么不到天井里来乘凉啊？”蒋应良知道江云瑾在他的表兄那里做木匠活很忙，几乎常年不断，据说他的木匠技术大有长进，他师傅也离不开他。蒋应良还记得，云瑾在去年过年回家休息时，还抽空特为给他做了三四条木板凳。他看着为他做好的木凳，不禁赞赏起来，真是耳听为虚，眼见是真啊，云谨的木匠活果然做得不错，四角工整，凳脚扎实，四只脚的斜度十分标准，真是有板有眼的，他当时就一味夸赞他木匠技术过硬。
胡友泉住在江家的大院子东首的三间厢房，这也是在土地改革时分配给他家的。在这三间的厢房中，中间这一间是“敞堂”，原来是敞开着的，分给胡友泉家后，他就装上了门，并当作灶间。全家七八口人挤在北首的厢房里，三张床和一口衣柜摆下后连走路都很困难了。南首的一间厢房则是要放一些家具、杂物及堆放粮食之类所用的，所以就真的十分拥挤。不过，胡友泉对此还是相当满足的，比起他家原来居住的茅草房不知要好多少了。他与蒋应良的邻里关系很好，知人知心的十分谈得来。胡友泉在这几天没有出外，他当然知道江家发生的事情。他知道江云瑾近来出了点麻烦。自从大队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恰逢江满潮刚回家不久，此时大队的社员们归队要重新编排，江满潮编在刘阿根当队长的三队里，他的全家人自然也都归属于三队了。刘阿根此人心胸狭窄在村里有名的，他胸中容不下芝麻般大小的“粒子”。他的阶级觉悟高，对地主及地主家属极其憎恨，特别是那些经济上现在还比他“宽裕”的地富家庭，更是恨之入骨。他曾公开抱怨说，地主富农们的生活还比我们穷人过得好，这还了得！我们穷人翻身翻在哪里啊？这说明共产党的革命还没有彻底！自从江满潮一家人划入了他的生产队后，他就处心积虑地想要把江云瑾叫回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劳动，他能让这个地主尾巴“逍遥在外”吗？我们贫下中农种起来的粮食怎么能供给这个地主尾巴享用？我们一天到晚陷在田里，上面被太阳晒，下面被蚂蟥叮，这个地主尾巴却在屋子里穿着鞋袜舒舒服服地做一些轻松的木匠活儿，这太不公平了！这怎么算是我们贫下中农翻身了呢？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于是，他就对江满潮下了一道死命令：限你的儿子在三天之内归队，否则的话，你们全家就甭想从生产队里分到一粒粮食！
这下子可急坏了郑香菱。照例说这应当是江满潮这个当爹的先着急起来的，可他对于儿子面临着这么大的“危机”却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其实，江满潮也是出于无奈，他难道也不会痛惜他自己的儿子？他能有什么办法吗？他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好负疚地对郑香菱说：“刘阿根这个人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对这样的人你就是跪下去求他也是无济于事的。你不要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江满潮了，说出话来有一定的份量，我现在可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一个被贫下中农管制生产的地主分子，我说出的话比屁还臭哪。你要想得明白一点，现在该是我们这样地主家庭的人该晦气受罪的时候，你就不必异想天开了。再说啦，你看人家贫下中农不都是也在下田做农民吗？我们做地主的人家还有什么话可说？”
郑香菱听后，真是气愤得连眼睛里冒出火花来！这个“杀千刀”的怎么会这样地没有父子之情？他难道一点儿也不心疼儿子的痛楚？如果现在再不加紧动动脑筋的话，一旦到了“木已成舟”的时候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云瑾如果真的回到了生产队里去劳动，以后就很难再改变了。这样一来，她这么多年来为她这个小儿子动的心血岂不就全白费了吗？……
这就是他们父母子三个人不出来乘凉的原因。
蒋应良听后真是感到十分气愤，这个刘阿根，也真是太古怪了，人家在外面做木匠关你什么事？再说，江云瑾在外搞副业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他按规定每年都要上缴二百元钱款到大队，大队给他记二百工参加大队分红，而当时的大队工值只有五角，实际上他是亏了一半钱的。现在改为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他肯定也是要向生产队来缴款的，这种双方都有利的办法为什么还要去推翻它呀，对于瀛海乡这样人多地少的特殊情况，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大多数社员的利益的，他刘阿根为什么一定非要把他叫回来做农业不可？他这种做法实在真是太横蛮无理了，世上哪有这等强横的行为！但他在气愤之余，又感到无能为力，他知道，在目前这样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势下，他能去责问刘阿根吗？他能为江云瑾做些什么呢？……

三


江满潮的家人现住有正屋的东首大房及相邻的大灶间。江满潮的妻子郑香菱，出自大户人家。她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名叫江云卿，老二名叫江云瑾。在解放那年，江云卿在高中读书，而江云瑾正好小学毕业。由于江家有上百亩的良田，也有黄鱼鲞加工厂和渔船，在土地改革时肯定要被评上地主成分，江满潮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逃往上海，隐姓埋名地在大都市里藏匿起来再说。他在逃往上海时，当然要携带了一些“金段”应付开支。江家殷实，江满潮虽然带走了一些金银，但家里还留着不少金银细软，可供家人的急需之用。根据土地改革的政策规定，对地主的家庭的土地及多余的房屋（除自己居住的以外）采取了要没收的政策，而对于地主家里的金银细软并没有规定要加以“没收处置”，所以，郑香菱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庆幸”，如果政府要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的话，那她的大儿子在外读书的费用就没有着落了，他自然就要面临失学。丈夫一旦被捕以后，她和小儿子母子俩都是“身无缚鸡之力”的人，能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如果没有这些“家底”的话，她真的不知道以后怎样过日子。她是一个有心计的人，她知道在共产党的天下，像她家这样的地主阶级的人只能是“夹着尾巴做人”，绝对不准丝毫显露出“阔气”的样子，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骄气”，只能够装穷、哭穷，在人面前摆出一付“可怜兮兮”的样子，也许才会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宽恕。所以，自从在江满潮离家“避难”以后，她就连头发都不梳理了，头发就像个“麻雀窝”似的，她有时还故意放上一些草屑，看上去有点儿像“癫婆”的模样，这与她以前的“阔太太”打扮自然有天壤之别，判若两人了。虽然瀛海村的村民们都不是属于一群“弱智”的人，当然看得出郑香菱是在故意“装蒜”，但他们觉得这个郑香菱现时确实算是一个“可怜”之人，也就不去揭穿她的“把戏”罢了。正因为郑香菱还是有相当的实力，所以在江云卿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F大学时，她就毫不犹豫地让老大江云卿及时地到上海F大学去报到，要使他尽快地离开这个属于“是非之地”的地主阶级的家庭，免得遭人白眼，做一个低三下四的人。老二江云瑾的命运就没有老大这么幸运了，在他初中毕业后就失学了。一来是当时县城里没有高中，要读高中就必须到离县城有一百多公里的宁江市去报考、求学，而且此时的“政策”已经十分强调“阶级出身”，一般的剥削阶级的子女在高中毕业后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考进大学了。精明的郑香菱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让江云瑾去考高中。她想，就算是老二在高中期间学习成绩好，即使在高中毕业后能百里挑一地考入大学，但在这三年的高中期间的经费支出却是需要一大笔啊，再加上他还要上大学去读书，那她的家里就有两个儿子在大城市里读书，那可是一笔不少的费用哪。虽然她目前还能拿得出这些钱，但这个影响就大了，她平时不是经常地在人家面前装穷、哭穷吗？这样一来，这岂不是等于自打了一个耳光？再说，丈夫已经在“肃反”时被逮捕，判刑后已发配在苏北改造，何时才能回家是无法预料的，大儿子已经在上海求学，如果再让老二也出外读书的话，只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家里守着，也实在是太寂寞了。此外，她深入地盘算了一下，“家底”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厚实了，因为上年在“缴公粮”时用去的“数目”又占去了一大笔。这是因为在土地改革之前的那一年，她家的土地虽然还没有被没收，但那些向江家租种的佃户们自然不会再来向江家缴田租了，因为地主已经成为“过街的老鼠”，只有挨斗、挨骂的份，佃户们难道还会这样“傻”吗？但是，这些田地当时在名义上还是属于江满潮家的，国家在当年对这些田地的征收公粮自然要由江满潮家来负责。于是乡政府就把“征收公粮”的“通知单”交到郑香菱的手上了，并限令她在几天之内必须如数上缴，否则就要当作违抗政府的法令，作为犯法来处置。郑香菱当时被吓破了胆，连忙把几块“金段”去“兑现”了。她对此能不心急如焚吗？江满潮已经“远走高飞”了，如果她也被共产党捉去坐牢的话，还有谁来照顾她的两个宝贝儿子？这岂不是真的要家破人亡了吗？所以，她仍然觉得，虽然损失了几块“金段”，“家底”严重受损，但还是“合算”的，花钱保平安嘛。只要能保住这个家庭就是万幸了。不过，从此她就更加“装穷”起来，好像家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花光了。她考虑到，虽然家里的金银细软还有一些，但如果再遇到此类“折腾”的话是经受不起的，除非遇到相当特殊情况的话，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去“动用”它了，因为现在是要靠劳动吃饭的天下了，如果把这些“家底”全部消耗殆尽的话，她自己今后怎么去过日子？凡事都要考虑周到、周全，多留一条后路就有多一次活命的机会，万一老头儿永远回不了家的话，她总不能把自己活活地饿死。“金银财宝”可是救命之物，如果家里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当初江满潮就无法逃到上海去隐匿，他待在家里的话，也就要像其他没有外逃的地主一样都被共产党拉出去枪毙了。由此可见啊，古人说的话没错，“铜钿银子好买命”哪，江满潮这条命就是用金条买来的嘛。老二由于年纪还轻，他不知道家中的底细，我现在还不能把这个家底如实地去告诉他，如果让他知道家里还有“家底”的话，他是一定闹着要像他哥哥那样去考高中，去考大学了，所以她决定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为好。于是，她就装得相当可怜的样子对老二说，云瑾哪，你已经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家的处境，你老爸遭难在外，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老大在上海读书，每年都需要不少的经费支出，已经弄得我焦头烂额了。家里当初确实有一些金银细软，你老爸在逃往上海时就带去了一些，后来在向乡政府“缴公粮”时又花去了不少，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再加上你哥在读高中、你读初中时又用去一些，剩下的这一点点东西总不能把它全部花光呀，你我还有两张嘴巴每天要吃哪，你说是吗？我虽然也希望你能像你哥哥那样地能去读高中、上大学，有一个好前途，可是现在家里实在是没有这个条件呀，你受了委屈，这真使我像刀割一样地难受……说着说着，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年轻的江云瑾知道母亲的说话的用意，他能体谅到母亲的苦衷，就同意母亲叫他放弃继续入学的决定。所以，他在初中毕业后就去跟着未能升入高中的同学们一道到“粮管所”去做了几个月的“助征”工作。几个月后，由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而被“粮管所”辞退了，不像其他的同学那样，顺利地转为正式的工作，他为此而伤透了心。他想，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啊，认命吧。
郑香菱身在农村，当然清楚做农民的艰辛，她是不会让这个宝贝儿子去受苦的。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终于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做木匠的侄子。这个侄子由于脑子灵活，又肯吃苦，所以成为乡里一个颇有名气的能工巧匠。她想让儿子跟他去学木匠，肯定会很快地学到木匠的技术，高师出名徒嘛，她相信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像样的木匠，虽然做木匠也是一门靠出力气的活儿，但总比当农民种田强啊。江云卿听从母亲的决定，内心里也觉得做木匠总比当农民好，虽然这也是一种出力的活计，但比起当农民的艰辛要好得多。他虽然年轻，但也知道下田要遭受日头晒、蚂蟥咬，特别是可怕的蚂蟥，它咬住腿脚后，要从腿脚上吸了很多的血，它浑身胖得像一只“小袋子”似的在腿上晃动着，多害怕啊。还有，像施肥呀、割稻呀、掏番薯呀等农活都是要挑重担的，我这样身轻、力薄的人哪能吃得消啊。为此，他从内心里感谢母亲对自己的关爱和体贴。他觉得，母爱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感情。
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他师傅（也是表兄）的严格要求和诚心的教诲下，很快地学会了木匠的基本手艺。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不知旦夕祸福，他猛不防在江满潮回家后偏偏会遇到实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他们的一家偏偏又会编在这个刘阿根的生产队里，而这个刘阿根偏偏是一个小心眼的人，竟然一定要江云瑾非要归队来参加生产队里的农业劳动不可，这真是造什么的孽啊！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犹如晴天的一声霹雳，对郑香菱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江云瑾此时已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了，对世事当然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些年来，他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处处被人瞧不起，比旧社会里被人称之为“坠民”的人还要低贱几等，有人甚至于在当着他的面用讥讽而篾视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地主尾巴”！多少年来年来，他已经被这样的羞辱羞得麻木不仁了，他只有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聊以自慰以外，就别无他法去求得心灵上的安宁。十年前令人恐怖一幕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他脑海里：那天，他的一个堂伯要拉到沙滩上去枪毙了，他和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怀着有点“好奇”的心情，跟随着那些全副武装的民兵们押着他的堂伯到沙滩上去执行枪决。他见到他的堂伯五花大绑地跪在沙滩上，他后面有两个民兵用枪口紧紧地挨着堂伯的脑袋，只见“砰”一声，他的堂伯就应声倒地，他的脑袋被“开了花”，鲜红的脑髓流出来在沙滩上染红了一大片……他当时感到万分的恐怖，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在此后的许多夜里一直做噩梦，总是梦见着“开了花的脑袋”。他想，幸亏他爸外逃，否则的话，他难道不也要像他的堂兄那样地被拉出去枪毙掉？比起他的堂伯家来，他家还是算幸运的了。人哪，只要生命还留着，一切的不幸总会是慢慢地过去的，并且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地被冲淡。几年来，他总是用他自己的家庭与堂伯的家庭去对比，总觉得自己家还算是幸运的，这样他才得到了一丝的安慰。
此刻，他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次“突变”，面对他父母亲俩人为此而发生争论以后，他渐渐地冷静起来，他又一次地运用了“阿Q”精神胜利法，假如我当初没有去学木匠的话，现在不是一样地在做农业吗？这有什么可以感到“痛心疾首”的？于是，他就奉劝母亲说，妈，你也不必太在意了，权当你当初没有把我送去学木匠吧，我现在难道不是与别人一样地在做农业吗？我是一个年轻人，会吃得起苦的，你放心吧。妈，做人哪一定有想开一点，特别是像我们家这样地主阶级家庭的人，做人本来就是应该比人低一等的，我现在做木匠活是比人家做农业要舒服了一点，这就肯定要遭到人家贫下中农妒忌的，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再说啦，万事都不能心急，心急喝不下热粥啊，让它冷下来，也许就会畅快地喝下去了。说完，他还向父母亲苦笑了一下。
江满潮和郑香菱听了儿子的话后，都觉得儿子说得有道理。况且，除了“冷一下”以外，他们实在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了。

四

江云瑾进入到三队来参加劳动以后，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他咬紧牙关地忍受着。凡是队里的重活都有他的份，刘阿根处处都不会忘记“照顾”他。割稻种田等重活都是必须要全体队员参加的，他自然理应在内，但诸如挑粪施肥等重活，队长都一般地会选派队里身体比较强壮、劳力较好的人去参加，但刘阿根仍然还不会“忘记”在队里也算是身单力薄的江云瑾，非要派他去参加挑肥这样的重活不可。他当然是有意要折磨这个地主尾巴。江云瑾当然也知道知道刘阿根的用意何在，但他只能忍气吞声。他尽管肩膀上已经发生了红肿，但他还是忍着揪心的疼痛坚持着，尽量不要在表情上流露出来，这样会更使刘阿根感到称心如意、幸灾乐祸，会更加得意忘形起来。凡是队里要到水田里和旱地上去分开干活的时候，刘阿根总是要派江云瑾到水田里去干活。大家都知道，在旱地里干活燥脚燥手的，活儿也相对比较轻松；而到水田里去的话，不但在长久地陷在水里难受，还要受到蚂蟥咬叮，怪难受的。江云瑾当然也能领会到刘阿根对他的“照顾”，但他也只能深深地埋藏地心底，不能有任何的怨言，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反抗之举，尽管他感到腰痛背胀，他还是咬咬牙地坚持在水田里耘田拔草。他想，只要自己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这一切难忍的苦痛肯定会习惯的，习惯以后就再也不会感到苦痛了，人家不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郑香菱看到自己的儿子遭受到如此的苦难，只能每天暗暗地流着眼泪……
对于江云瑾的遭受到的这一切的“尴尬”，刘阿根在心底里感到窃喜，他有了幸灾乐祸式的快慰，心里面似乎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所有的这一切，难道不是他一手所“制造”出来的吗？难道不是他朝思暮想所想拥有的“颐指气使”的欲望吗？我今天有了这个权威，当然要充分地运用它。想当初我在地主家当长工的时候，受尽了你们这些人的压迫和欺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老子终于翻身了，老子难道会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你这个地主尾巴，今天只能在老子的命令之下乖乖地就范了，你想比我们贫下中农过的日子好？你想得美，你做梦去吧！
刘阿根对地主阶级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憎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报复心理是与他当长工的经历分不开的。解放前，他从十八岁起就给地主人家当长工，没少受到过苦涩的滋味。他在张姓的地主家当长工时，这家地主的老板娘是一个十分刻薄而古怪的人，有些做法实在是过于苛刻，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离奇”，真是太挖空心思和别出心裁了。这个老板娘是一个极其讲究“卫生”的人，她担心长工在挑水时放屁，放出的屁就自然要渗入到后面的一桶水里去的，那么，这一桶水自然就不能喝了。所以，她就要求刘阿根在挑水时一定要严格遵守她的规定：他只能把一担水中前面的这一桶水倒入水缸里去，而后面的这一桶水可能有屁渗入，就不准再倒入水缸里去，一定要倒在天井边的水沟里去。这样一来，刘阿根挑水的利用率自然只有一半了，明明挑三担水就够了，为此他却要挑六担水，他能不感到气愤吗？刘阿根是一个善于动脑筋的人，他在气愤之余就想出了一个“奇妙”的计谋来报复她，你要想喝前面一桶“干净”的水，老子偏偏要让你去喝后面一桶“有屁的水”。所以，他在挑水的时候，尽一切可能要挤出几个屁来，好让放出的屁渗入后面的水桶里去。你不想吃屁，老子偏偏要让你吃屁。然后，当他把水挑到后门口时，就暗暗地把前后这两桶水对调一下，把后面的那一桶有屁的水故意放到前面去，而前面的这一桶水自然就在后面了。这样一来，倒入水缸里去的自然是原来后面的这一桶水了，而倒掉的这一桶水恰恰是原来前面的这一桶水了。他事后暗暗地窃笑，这下子，你总要喝“有屁的水”了吧！他与老板娘之间类似的“周旋”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如果刘阿根的嘴巴严密一点，不把自己的“聪明”之举说给他的长工伙伴们听，以卖弄自己能动出的“妙计”之聪明以及嘲讽老板娘的愚蠢的话，这个老板娘也许不会很快地发觉刘阿根的“把戏”，至少要等到她或者她的家人偶然看到刘阿根在“对调”水桶时才会“猛省”到他做的这个“把戏”，才会发现并揭穿刘阿根的“阴谋诡计”。由于这个“故事”具有相当的趣味性，这些伙伴们就一传十、十传百地流传了开来，最后自然就会传进了张家的老板娘的耳朵里去了，其结果就不言而喻，刘阿根被张家辞退了。从此，刘阿根就背上了一个“坏名声”，地主人家都不要雇用他当长工了。这样一来，他只能给人家在农忙的季节做一些几个月的“打月工”，收入自然也就没有像当长工那样有保障了，他能不痛恨地主阶级吗？还有一个更使他想不到的由此而来的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由于他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在土地改革时就自然不能“享受”别的当长工那样可以分到雇主家的大房、大灶间了，他只分到了两间小偏房，他当时气愤得怒发冲冠，甚至于同土改队长吵嘴，骂他太不关心他这个当过长工的人。从此，他对地主阶级更加恨之入骨了。不过，江家与他倒是无冤无仇的，江云瑾为此而背上“黑锅”说起来倒是有一点“冤枉”。
这是一个十分闷热的下午，虽然“立秋”气节已经过了好几天，但还是叫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整个大地犹如一个大蒸笼，热气腾腾的到处都在“冒烟”，连大黄狗都不敢在烈日下的大街上行走，嘴里伸出长长的舌头，湍急地呼吸着，懒洋洋地躺在路边的阴凉处避暑。只有不怕炎热的蝉儿执着在杨柳树上不断地发出引人注目的、刺耳的声音：炽热——炽热——，似乎在提醒出门的人要谨防酷暑。人们在这个“大蒸笼”里被热得简直无处藏身，汗流如雨不说，连眼睛都睁不开，这都是由于“秋老虎”的气势汹汹地向人们大发淫威的结果。
尽管如此，当农民的还是要冒着这盛暑酷热照常地要到田间去劳动。这天，三队的十来个社员在刘阿根的指派下要挑着粪便到西门外的田间去施肥，江云瑾自然也在其中。这些社员在队里的大粪坑边各自依次用便勺盛满自己的便桶后，又在坑边的阴凉处休息了一会儿，想过会儿这酷热也许会稍稍地消退了一点后再去挑粪桶担，这样也许会好受一些，但等了约半个时辰光景，仍然不见它有丝毫消退的迹象，他们就只好挑着粪桶担出发了。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就是空着手走路也要使你汗流满面的，就不要说他们挑着这有一百多斤担子的人会是怎样地难受的了。
比起其他社员来，江云瑾挑着这粪担自然要比他们更加沉重、更加艰辛得多。前几天因挑重担而使他肩膀上发生了红肿，犹如两个出笼的大馒头贴在他的肩头上，每当扁担一接触到这个“馒头”上时，他就会感到揪心的疼痛。当农民的哪能没挑担呢，今天不是又要挑粪担了吗？当郑香菱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肩膀上发生了红肿时，心里顿时感到了莫大的痛惜。今天早上，当她看到江云瑾又挑着一双粪桶要准备出工时，她就立即拉住他，叫他到刘队长那里去请假一下，今天就别出工了，你这样红肿的肩膀还能挑担吗？江云瑾对他母亲苦笑了一下，没事的，妈你放心好了，就甩开母亲的手，固执而坚定地走了出去。郑香菱只得暗暗在流泪。
他当时在路上边走边想，他能去向刘阿根那里去请假吗？是因为自己的肩膀上发生红肿了，这难道是请假的正当的理由吗？不要说他知道刘阿根肯定不会同意他请假，反而会对他说些揶揄之词，这岂不是自讨没趣吗？甚至于还要落下一个“笑柄”，真的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懦夫，多了一个可供人们饭后茶余闲谈时的笑料。哪个人难道还有从娘胎里生下来就具备一副坚硬的肩膀的？哪个人不都是从劳动的实践中锻炼出一副坚硬的肩膀来？如果，我今天因害怕疼痛而畏缩退却了，今后就永远也不锻炼不出一付坚硬的肩膀，也将永远地被人瞧不起。所以，他当时就怀着一定要战胜疼痛的决心，迈开坚定的步伐走向生产队的大粪坑去。……
当这一支挑粪的队伍缓慢地行进到西门外的“废麻厂”（这时已正式取名为“瀛海麻纺厂”）附近时，江云瑾的体力渐渐地感到不支，再加上肩膀上疼痛的强烈刺激，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恶心，全身恍惚起来，他无法稳住身上的粪担，浑身摇晃了。不过他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不能把自己连同粪桶一起摔倒，否则的话，这些肮脏的粪便就要溅到自己的身上来了，浑身臭不可闻不说，还会把自己洁净的身体弄脏，于是他用尽吃奶的力气稳住身子，一定要把这双粪桶安稳地放到地上，不能让它倾覆，不过，他还是在粪桶尚未着地时他也再无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倒下了，不过，这两只粪桶倒是真的没被倾覆，还是坚强地立在地上，尽管粪桶里的粪水还是在粪桶里乘机发生“骚乱”，不甘心地在桶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不时地在桶内乱窜、摇晃，似乎很不服气地被粪桶束缚着，尽管如此，它们的挣扎显然是徒劳的，仍然被牢牢地围在桶内。如果粪桶被倾覆的话，它们就可以自由地流到地上去各奔东西了。
这个结果显然是由于江云瑾刚才竭尽全力取得的结果。
走在前面的社员听到砰地一声，知道是后面有人跌倒了，于是都回过着来看，果然不出所料，处在挑粪队伍最后面的江云瑾已经倒在两只粪桶中间。社员们连忙放下自己的粪担，快速地赶到江云瑾的身旁来救助他。他们只见江云瑾脸色雪白，满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但他的神志倒还清醒，大家才知道他是中暑了。于是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江云瑾半拉半抱地弄到了“废麻厂”前面的一株大树下，手忙脚乱地乱成了一堆，还有人呼喊着：发痧了，发痧了……
周志林听到厂外人声嚷嚷地，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就走出厂来看个明白。杨正道也紧随其后从厂里走了出来，他是周志林在筹建“废麻厂”时的最早的搭档和助手，在筹建过程中，无论是在挖“腐烂池”，或者是在“腐烂池”造好以后的废缆绳的“发酵”过程中，他总是不怕脏、不怕苦、不知疲倦地起早抹黑地工作着，他为了使“废麻绳变成麻丝”这一项工作确实花费了不少力气，用周志林的话说，杨正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废麻厂”的产品出来以后，他就成了厂内的打杂工，凡是车间内的材料、半成品之类的搬运工作就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了。
当周志林看到一群人围在大树下忙碌着，还不时地听到“发痧了”的声音，于是就走过去想看一看到底是谁发痧了。当他走到大树下时，才看清楚是江云瑾躺在树下的一块石凳上。他认识江云瑾，也听说过由于三队的队长刘阿根不同意他出外搞副业，一定要他回队务农的事。他问了问情况，才知道是由于天气太热，加上他身单力薄，挑了如此的重担而体力不支以后就特别容易引起中暑的。他看了看江云瑾的脸色和他的神志，也觉得是老百姓所说的“发痧”，不会有其他的毛病，问题不是很大，休息一会儿后可能会慢慢地好起来。他懂得不少生活中的一些小常识，略知消除中暑的办法。他先在江云瑾的嘴唇边的“人中”位置用力地捏了几下后，又连忙叫杨正道到厂里去拿来一包“仁丹”和一杯凉水，随后就叫江云瑾服吞下去。过了不久，江去瑾的脸色渐渐地恢复了红润，大家刚才还有点悬着的心才慢慢地放松了下来。这时，正在厂里上班的胡秀明闻声江云瑾中暑了，就急急忙忙走出来看江云瑾。当她看到江云瑾脸色煞白，不禁有点担心和心疼起来，连忙弯下腰去轻轻地问江云瑾：“云瑾哥，还好吗？”江云瑾见到胡秀明对他如此地关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赶紧露出一丝笑容，并说：“现在好些了。”确实，在周志林的“急救”以后，他的脸色有了明显的好转才放了心。
江云瑾到此时才想到，幸亏刚才他做了万分的努力，才不至于把粪桶倒翻，否则的话，那后果真的是十分尴尬了。他知道农村里有这样的习俗：凡是被粪便溅到身上的话，就认为是染上了“晦气”，必需立即要用糖水加以洗涤，藉以除去“晦气”，当然也同时洗去污物，清洁身体，涤荡身上的臭气，他知道用“糖水洗身解脱晦气”是“象征性”的，这是一种习俗，其实要真正洗涤污水只要用水去洗就够了。如果他当初不使尽吃奶的力气极力不让粪桶倾覆，最终使粪桶安然地立在地上的话，那他肯定是要被粪便溅满全身了。虽然社员们也许会不顾龌龊地来扶他到大树下，但人家这样做也是出于万不得已的事啊，谁还会愿意自己的手被弄脏的？如果他一身污秽的话，此刻胡秀明走近到他一身充满臭气的身旁会有怎样的感触呢？他还有颜面面对她吗？他为此而出现的狼狈处境和尴尬的局面也完全可想而知。这还远远不够，按照当地的习俗，就必须要请人用“糖水”来为他“洗涤”以后才会解除“晦气”，否则的话，就可能会招来“灾星”，导致不幸的灾祸降临，那麻烦真的是太大了。须知，当时的食糖是凭票供应的，每个人在一个季度只能领到一市两的“糖票”，全年还不足半斤，真的是算为稀罕之物，哪里去设法找几两糖来为自己冲泡糖水“洗涤”呢？这简直是像当年的“白娘子为救许仙而上山去找灵芝”还难哪！他为此而想道，做人做事一定要顽强，不论遇到什么“意外”，一定要竭尽全力地去抗争，去顽强地去阻止可能导致“麻烦”发生的各种因素，才能避免了“麻烦”的发生。
胡秀明与江云瑾不但是邻居，小时候还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历史。不过，在他们各自长大懂事以后才渐渐地疏远了，这当然是江云瑾故意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他们俩“门不当，户不对”，不可能把原来“天真的感情”再继续发展下去，而且各自的母亲看到他们似乎都“有点意思”，所以都向他们打了招呼，叫他们的“友谊”不能再这样继续地保持下去了。江云瑾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主尾巴”，自卑心理时时刻刻地警告自己，他不能妄想去找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来与他结婚成家，不要说她是否会愿意，就是愿意的话，他这样做无疑地会使她无故地受辱一生，他也不会忍心一个心爱的人去遭受这样的不必要的“耻辱”，所以后来就特为故意地渐渐疏远了她，才使这段本来也许可以成为“眷属”的感情发生了逆转。可是，胡秀明却没像江云瑾这样想，她还一直对江云瑾情真意切，她对于江云瑾渐渐地疏远了她感到很“愤恨”，并一直“记恨”在心，因为她与江云瑾不一样，她并不在意她母亲对她的“忠告”，她觉得江云瑾是她心中的意中人，她一意孤行地执着。当然，胡秀明也不是一个“懵懂”的人，她对于江云瑾突然对她的“冷淡”并不是发自他的内心，是出于对她的爱护，他有他的苦衷。她心中有数，江云瑾不是不喜欢她，肯定是由于自己的地主家庭迫使他放弃了自己的“初衷”，即使继续发展下去，最终也是无法了却心愿的，所以他决定长痛不如短痛，还是早下决心断了这份心思为好。所以后来尽管她们两人很少接触了，但胡秀明的心还是深深地、暗暗地爱着江云瑾，为此，当她母亲要为她介绍对象时，她就坚决地借故反对说，我还年轻呢……
江云瑾感到自己的身体有点恢复以后，就想要去完成没有完成的施肥工作，但被周志林阻止了，其他的社员也认为他需要再休息一会儿，现在还不能去挑重担。杨正道见到江云瑾还没有完全好转就要去挑粪，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堵塞般地难受。他见不得“受难”的人，一见到的话就会产生同情心，然后就会立刻去实施救助。于是他就对江云瑾说，这担粪肥你现在绝对不能去挑，挑了就肯定要出问题的，你还是要再休息一下为好，那粪担就由我去替你去完成好了。说着，他就豁然起身走向放粪桶的地方去了。
周志林见到江云瑾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就对其他社员说，我看江云瑾的身体已经逐渐地恢复了，就让他在我们厂里休息一下吧，由我和胡秀明照顾好了，你们就各自回去施肥吧，以免影响农活。于是，其他的社员就各自地去挑起自己的粪担，到田里去施肥去了……

五


“废麻厂”经过周志林的一年多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搞成功了用“废麻缆绳”变成了“麻线”，然后再织成“麻布”，最后终于做成了“麻袋”。厂房当然是利用原来的畜牧场搞起来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已“麻雀俱全”，从“麻丝”到“麻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纺织系统”，按分工不同，分别设立了麻丝车间、纺线车间、织布车间和成品车间。不过，这些车间里并没有什么现代的机器设备，只不过是一些用木料做成的器具，其动力也是靠手摇脚踏的，与古老的纺纱车、织布机并无明显的差别，只不过是它们的“身材”与农家个人使用的这些纺纱、织布的器具要高大得多而已。这时，厂里已经吸收了几十个妇女进来做工。为了把厂名听起来好听一点，就正式命名为“瀛海麻纺厂”。不过，村民们对原来的“废麻厂”早已叫习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仍然叫它“废麻厂”，而不肯改叫它为“瀛海麻纺厂”。胡友泉的大女儿胡秀明是最早进入“废麻厂”里来的姑娘之一。那时的“废麻厂”其实还只能称它为“作坊”，甚至于连“作坊”还不如，既没有车间，也没有什么大的设备。厂前面有一口大水塘，是作为“腐烂”废缆绳用的，当然还有那些麻丝车间、纺线车间、一间织布车间和一间缝制麻袋车间，仅此而已。这些最初进来的几个姑娘有的做分割废缆绳工作，就是要把废缆绳割成二三米长的一段，投进到“腐烂池”去“发酵处理”。有的到麻丝车间里去把已经经过“处理”的废麻绳搞成“麻丝”，有的在纺线车间里把麻丝纺成麻线，有的则在织布车间里把麻绳织成麻布。年纪较大一点的妇女则是到麻袋车间里把麻布缝制成麻袋的工作了。这些姑娘和妇女们在“招”进来的时候，周志林有话在先，他对她们说，厂里现在不可能按月地发工资，是先“记工”再说。以后产品出售了，才会给你们发工资。所以这些姑娘和妇女们进厂时，不像国营工厂招工那样地被人倾慕，有的人甚至于还挖苦说她们是“呆大”呢。胡秀明是周志林的外甥女，由于家境困难，从小就会吃苦，凡是有一点挣钱的机会都不放过，哪怕是有点“迷茫”也无所谓，因为在厂里做了工，就是厂里“欠着”她的，就有了一个“希望”，有了一个“盼头”，总有一天会兑现的。所以她在周志林的“招呼”下就坚决地进了“废麻厂”。由于胡秀明能吃苦耐劳，脑子又灵活，不久就很快地就成了厂里纺线车间的骨干，后来就理所当然的担任“车间主任”了，这当然是后话。
江云瑾那天中暑后到厂里来的事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那天，周志林一定要江云瑾到厂里来休息一下。江云瑾当时很感激地对周志林说，我服下你给我的“仁丹”后感觉就好多了，在大树下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不用到厂里去了，免得影响你们厂里的工作。其实他是在想，自己穿着这样一身脏衣服，而且还是汗流满面的，挑过粪肥的人的身上难免会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进厂去让厂里人看着、闻着多不好意思啊。一个年轻人嘛，总得要考虑到这些有损于自己面子上的事，所以他只好婉言谢绝周志林的好意。但周志林执意一定要江云瑾到厂里去休息一下再说，待体力完全恢复后再回去也不迟啊。现在刚刚好了一点，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恢复，他还有点不放心。胡秀明看到周志林如此关心江云瑾，她自己作为江云瑾的邻居加少年朋友的人哪能有漠不关心的道理？于是就与周志林一起力劝江云瑾一定要到厂里去休息一下再说。江云瑾在周志林和胡秀明的盛情之下，只好拖着尚有一些疲乏之躯跟着周志林和胡秀明一道走进厂里去了……
此后，她就一直在想念着江云瑾，甚至在夜里做起梦来也与江云瑾聚在一起：她有时会与江云瑾像在少年时期那样地在一起做“捉迷藏”的游戏，江云瑾追得她无路可逃，只好向他求饶；她有时与江云瑾在花前月下谈心，卿卿我我地谈得倾心如意，谈得心心相印，谈着谈着，俩人就情不自禁地紧紧地相拥在一起了……每当这些令人向往的、愉快的、也是在胡秀明心中所朝思暮想的梦境突然消失时，她总觉得极为遗憾，总觉得意犹未尽。她想，如果这些美梦能长久延续下去多好啊，她将会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她为江云瑾目前遭遇到如此“不公”感到万分地愤慨，世上哪有像刘阿根这样横蛮无理的人？共产党的政策从来没有规定过地富子女一定要在农业生产队里劳动，不得从事其他的行业的，刘阿根难道可以自己制订政策？江云瑾做木匠也算是一种体力劳动，为什么一定非要他到生产队来做农业不可？他为什么一定非要那些所谓“地主尾巴”的人来到生产队做农业，他才会感到舒心？这种人的心理实在是太狭隘了！须知做木匠也是世上一种必不可少的行业，如果没有木匠的话，你务农的工具从哪里来？你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没有桌子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当你在晚上要睡觉时，如果没有木床的话，你将会睡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一切的生活用具都是离不开木匠的！当她想到这里时，使她猛然地想到厂里目前急需扩大生产规模，那些纺线机、织布机都需要立即大量地增加，只是由于目前厂里资金困难请不起木匠师傅只好暂时被拖延下来，因为做这些现有的纺线机和织布机都是去年请一个技术较高的木匠师傅来做成的，他们的工资至今还有一些没有付清，如果再要去请他们来做的话就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是她听周志林说的。哎，听说江云瑾的木匠技术很好，他是不是能胜任这个工作？如果他能够胜任的话当然是最好也没有了。因为他是本大队的社员，来厂里做工的话，完全可以不付工资，只是用“记工分”就可以了，目前就没有要拿出钱来去付工资的压力了吗？对，她应该马上去向周厂长汇报，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好让他做出一个因地制宜的决定来。于是，她就急忙地去找周厂长去了。
周志林听到了胡秀明的汇报后，真是感到喜出望外，他自己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他也听到过江云瑾的木匠技术很好，而且脑子灵活，点子也多，就算是有些“关节”还有点生疏的话，他也会马上动脑筋去克服的，更何况厂里已经有了现成的“样板”，模仿去做肯定不会是很困难的，他完全能够担当起做这些器具的工作。而且，如果把能他吸收到厂里来的话，平时也可以做一些对器具的修理工作，那就不像现在那样，一旦遇到什么器具坏了，就眼睁睁的没有办法，一定要等到请来木匠师傅的修理后才能再开始工作，这就要严重地影响到生产了。他想到这里，不禁笑嘻嘻地表扬胡秀明说，你真的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周志林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在没有完全把握之前，他是不会贸然做出决定的，他需要当面询问清楚江云瑾究竟有没有具备做厂内纺线机、织布机等这些器具的能力，然后才能做出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因为要把江云瑾招进到厂里来，没有经过陈柏青的同意、批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个“难弄”的刘阿根肯定要站出来“作梗”，阻止江云瑾离开生产队到厂里来上班，这样一来，这个美好的计划就肯定要“梗塞”在他的手里了。
他先着手做好第一件工作，就是让胡秀明把江云瑾叫到厂里来实地看一下这些器具的结构情况，他是否有能力做这些“机器”。江云瑾是在晚上来的，因为他在白天要在生产队里劳动，抽不出时间到厂里来，再说，如果白天来的话就要向刘阿根请假，被他知道了此事肯定就要“泡汤”。江云瑾看了看这些设备以后，觉得不存在什么技术问题，这些器具并不复杂，都是属于木匠的一些“大路活”。他笑嘻嘻地对周志林说，周厂长，做这些活并不困难，我相信自己完全能“照模照样”地把它做出来。周志林听后感到万分地欣喜，他对江云瑾说，我完全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从来不是一个好高骛远、说空话的人。不过，在事情还没有办完满之前，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说出去，我还要去请示陈社长批准，我们这个厂是大队的队办厂，他才是厂里的最高领导，更何况，如果没有他的同意，你是无论如何走不出这个生产队的。
江云瑾会心地点了点头，他心里完全知道周志林的用意。
周志林在第二天就赶紧到陈柏青那里去汇报这一情况。陈柏青听了周志林汇报后，当然同意周志林的意见，他何尝不想这个“废麻厂”能尽早地扩大，迟早地吸收更多的妇女们加入到这个厂里来上班，他对这个厂是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啊。只有这个“队办厂”发展壮大起来，村里的妇女们才有机会到厂里来，社员们的家里才会增加收入，他的大队也才会有了更多的集体积累，这样也就有更多的路子去寻求致富，使穷得连裤子都做不起的社员们有了摆脱贫穷的希望。至于把江云瑾调出生产队是不成问题的，他对周志林说，我最怕的是你向我要钱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大队原来的底子也还算是比较厚的，绝对不是穷得今天那样的“光滑”，只缘经过了前几年一连串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以后才搞得如此“一穷二白”的。只要你不是向我要钱，其他什么的我一定会尽九牛二虎之力地为你效劳，而且一定会使你满意。至于要调江云瑾到厂里来这件事，我看根本不算是什么难事，我这个大队长难道还要不动一个生产队长？这样做又不违反党的政策，也没有违背什么乡规民约，你担心什么？更何况把江云瑾调到你厂里去是一种“因材施用”的好事，又能为发展“麻纺厂”出力，哪个人会公开地站出来反对？我相信刘阿根不会傻到如此的地步。你放心好了，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好了。
周志林听后，自然高兴得心花怒放了。
事后，据说是刘阿根被“请”到大队办公室来谈话，当陈柏青向刘阿根说了要把江云瑾调到“麻纺厂”去做木匠的事后，刘阿根当时虽然沉默不语了好一阵子，但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
江云瑾调到“麻纺厂”的事终于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这不仅使江云瑾对今后的生活道路上充满了信心，更使他的母亲郑香菱时刻提着的心也总算落了地。另外，也使胡秀明充满着希望，想不到她自己的一个建议能使江云瑾顺利地调到厂里来上班，可与她朝朝暮暮地相处。这样一来，她就有希望把那根看来似乎已经“断”的“情丝”重新连结起来了……

六

江云瑾自从进入到“麻纺厂”上班以后，就开始了不知疲劳似的干活，心想一定要做出一个“模样”来，不辜负周厂长对他的厚爱。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每当一个人处于心情舒畅的时刻，他的精力自然就更加地充沛起来，这就像近乎满于堤岸的一江春水在所向披靡地勇往直前！在白天上班的时间里，他挥汗如雨自不必说了，在晚上休息的时间里，他还是“自作主张”地到厂里来加班，这当然是“义务劳动”，不计报酬的劳动。他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似的。每当周志林来劝他休息时，他总是对他笑嘻嘻地说，不累，不累，又继续干他的活去了。他知道厂里需要尽快地多做出几台纺线机和织布机来，这样才可以吸收更多的女工到厂里来上班，加快麻袋的生产量，只有多产多销才能改变“麻纺厂”目前资金短缺的局面，厂里招收他进厂里来的目的不全在此吗？他只有加倍地努力，才算是真正地没有辜负周厂长的期望。有时候，他利用短暂休息的时刻，去仔细地观察纺线机、织布机的运行状况，深入地研究、分析它们在运行的状况，这对于他做好纺线机和织布机是有好处的。有一次，他发现纺线机的主轴要经常地发生“晃动”，他就仔细地去观察了一番，原来是由于这条木头做成的轴与轴承之间有很大的“间隙”，这当然是由于轴与轴承之间摩擦造成的，如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影响到产品的质量，还要使工效降低。于是，他就到周志林那里去提出自己的想法，想用“铁皮”包住轴的两端，轴承同时也用“薄铁皮”包住，使原来的“木头与木头”之间的摩擦改为“铁皮与铁皮”之间的摩擦，在轴承上再放上一点猪油之类的润滑脂。这样改进以后，即使经过较长的时间的运行也不会发生“晃动”了，而且由于摩擦力的减少，也就省力的多了。周志林听后觉得他的意见十分有见地，就支持他的倡议。经过江云瑾对这些“组件”进行精心的“改造”以后，这些器械的运行果然有了明显的好转，从而提高了器械的工作效率。这个“土办法”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有点“可笑”，这种“极其落后”的东西怎么也算得上是“创造发明”？其实，当时厂里的这些器具都是从家庭作坊里的“纺纱机”、“织布机”仿制出来的，只不过这些器具在家庭作坊里原料是棉花，纺出来的是棉纱；在厂里的原料是“麻丝”，纺出来的是“麻线”而已。这些“机器”其实与九百多年前的宋朝时期作坊里的“纺纱机”、“织布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有懂得这一点，才能对当时的“土机器”有所认识。江云瑾的这些“创造发明”当然是算“土办法”对付“土机器”，虽然算不上“大发明”，但却解决一个以前所没有解决的实际的问题，所以，他就很自然地得到了车间里女工们的赞赏，常常对他投去敬佩的眼光。江云瑾对车间里的女工的赞誉故意“视而不见”，并没有飘飘然起来，还是照常地、执着地去继续他应该去做的工作……
胡秀明见到江云瑾在车间里受到普遍的赞誉，当然是极为高兴的。她能不高兴吗？是她向周志林提出来要把江云瑾招收到厂里来的，江云瑾表现杰出、对厂里有贡献，难道不是有她其中的一份功劳吗？虽然，江云瑾这人不但很“固执”，而且还有点“冷漠”，好像并没有对她产生感激之恩，仍然像以前那样地对她敬而远之的态度，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感激之类的话，有时还仍像以前那样地设法故意“避开”她，丝毫没有要与她接近的意思。她想，江云瑾这人真是有点“薄情薄义”，甚至于还可以说他是一个“负心”的人。如果没有我去向周厂长说，你今天不是还在挑粪桶吗？真是！不过，她相信这些“现象”肯定是“暂时”的，江云瑾不会“嫌弃”我，也没有嫌弃我的理由。她对此十分坚信，因为她觉得自己应该说还是算得上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虽然由于此前经常参加劳动，她不像小学女教师或者是百货店里的女营业员那样细腻，那样白皙，但与村子里的一般姑娘相比，还是算上乘的。不过，自从到厂里来上班以后，就没有风吹日晒，她的容貌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比以前细腻的多了，脸孔也变得白皙起来了，这使她更有信心起来。再说，她目前虽然还比不上小学女教师那样漂亮，但他江云瑾有条件去找小学女教师来当他的对象吗？他做梦去！还有，在农村里，找对象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具备克勤克俭的品德。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的刻苦耐劳精神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几年来，她几乎没在家空闲过，每逢渔汛前的织网旺季季节时，她就要到渔业队的“织网厂”里去领来网线在家织网，每月可挣到十块八块钱的，替家里分担困扰。她也会到海涂里去拾泥螺，捉青蟹，抓望潮，或者到海边的岩礁上去挖牡蛎，拾芝麻螺，挖佛手。村里人都赞扬她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好姑娘。哪家如能娶到胡秀明这样的人做媳妇，那就是一种福份。因此，她认为，江云瑾对她哪有不称心之理？唯一的原因是在家庭问题上“门不当，户不对”，他江云瑾肯定是出于自卑的心理，不敢与她谈恋爱。这当然没有关系，因为问题不是由于我家的成分不好，怕他看不上我，而是在于他家的成分不好，他怕配不上我，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她想，这个问题是能够改变的，只要我能一往无前地不改初衷，他自然也会“日长见人心”的，到那时，他一旦“领会”到我的“芳心”以后，他难道不会改变“思路”吗？对此，她有充分的信心和耐心。她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出在我母亲身上，她出于爱护自己的女儿，不想自己的女儿去做“地主的家属”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她竭力反对她与江云瑾接近，有好几次提醒过她。在这个问题上，她是一个主要反对者。她当然也了解她父亲胡友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倒是有点模棱两可的，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常常提起，江云瑾是一个不错的青年人，有初中毕业的文化，品行也端正，只是可惜出身于地主的家庭。他言下之意是清楚不过了。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家庭成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也是绕不过去的大问题呀，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做一个地主人家的媳妇而遭人白眼，身分低贱。特别是在刘阿根非要江云瑾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生产以后，他就更加为江云瑾的命运叹息了。由此可见，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是不可能有“出头”之日的，这正如牛和马一样，它们只能听主人使唤，不得有任何的反抗。这些事实极其明显地摆在胡秀明的面前，她确实为此而深深地感到痛心。不过，自从江云瑾进了“麻纺厂”以后，这个局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正如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缕晨曦，在她本来有点阴暗的心里又有了一丝希望。她不是看不到目前强调阶级斗争这样的形势，她也不是不知道地主阶级的家庭是低人一等的，是被人瞧不起的这个现实，但不知怎的，她却鬼迷心窍地、深深地爱上了江云瑾，这个鬼使神差的想法一直占据着她的心头，她似乎全不去考虑这个地主阶级的家庭必然要带来的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和烦恼……她想，如果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症结”，目前就必需要“迈过”她母亲的这一道“关口”，也就是先要打通母亲的思想，她拦挡在“门口”，是无论如何“迈”不进去的。所以，她就想利用一切机会去多做一些她的思想工作，久而久之，她的思想也许会改变的。
胡秀明的母亲冯兰英这几天一直担心着女儿的“大事”，做母亲的人哪有看不出自己女儿的心思？她看得出她的女儿这几天来好像总是有点心神不定似的，特别是当她看到江云瑾时，她就会突然神采奕奕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江云瑾，她的魂魄恐怕全被江云瑾吸去了，如不及时地加以制止的话，肯定就要出问题，她能让自己的宝贝女儿鬼迷心窍地被这个地主尾巴哄着？让她去做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地主家媳妇吗？当然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她想到这里，不禁对邻居地主婆郑香菱怨恨起来。这个地主婆真是太不识相了，在土改时被贫下中农斗争难道全忘记了吗？你是什么身分啊？你竟然会想我们贫下中农的女儿来做你的媳妇？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啦！你怎么不放出一泡尿来照一照自己的脸是啥样的！她为了防患于未然，如果到了“木已成舟”的时刻就来不及了，必需要想出办法来使她的女儿尽早地死掉这夥心，而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去“教训”一顿这个地主婆，去警告一下郑香菱，让她去管教自己的儿子不要再在胡秀明的身上胡思乱想了，这肯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她就走出自己的屋子里，探头探脑地朝江家的屋子里看一看，郑香菱是不是在她家的屋子里面。
郑香菱是一个不大出门的人，见到隔壁邻居冯兰英在门外朝自家的屋里面张望，就知道她肯定有什么事情了，于是就连忙走出来，不无疑虑地、细声细语地问冯兰英：“兰姐，有事吗？”她近来对冯兰英相当殷勤，因为由于胡秀明的帮忙，才能使江云瑾脱离“苦海”，摆脱了刘阿根的故意刁难，能到“废麻厂”去上班，真的要多谢她家。
冯兰英见到郑香菱走出门来，故意没有给她一个好脸色，没好气地对她说：“当然是有事罗，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今天是特为来向你说清楚的。”
郑香菱看到冯兰英瞪着一付难看的脸色，以为是在什么地方冒犯了她家，心里就忐忑不安起来，于是就只好勉强地装出一丝笑容对她说说，有啥事不好到屋子里来说吗？于是她就露出一付热情的样子拉着冯兰英到屋子里来，并连忙端着一把椅子叫她坐下。
冯兰英并没有为她的热情态度所动，仍然气呼呼地说出了自己一肚子的怨气：“云瑾妈，我们做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本当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我实在也是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迟说不如早说，我也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当然清楚婚姻是要讲究门当户对的，我们家是贫下中农，你家是地主阶级，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你怎么也不去想一想，我家的胡秀明能去做你家的媳妇吗？”
郑香菱听到冯兰英这个突如其来的、带有恶意性质的质问，简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似的犯愣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事儿啊？我家可从无提起过要娶你家的“千金小姐”，这事是从何说起的啊？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我家的云瑾与你家的胡秀明有过什么亲密的接触，也从来没有听到云瑾说起过要他与胡秀明谈恋爱了之类的话。只记得在七八年前的时候，他们两人确有点像青梅竹马似的，不过年纪还只有在十多岁，他们还不懂事的，我见到他们如此接近觉得不妥就对云瑾提出了警示，叫他不要与秀明过分地接近，以免引起以后不必要的“麻烦”，云瑾当时年纪虽然还轻，但已经很懂事了，他就听我的话，此后就不与秀明在一起玩了，有意疏远地远离了她。这事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而且此后一直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她今天怎么会又突然地提起了此事来？而且还要严厉地质问起我来，这是什么道理？我们做地主家的人难道就活该是无缘无故地要遭受别人的欺凌？她深入地想了想，这件事不关什么重大政治上的事情，也牵涉不到关于阶级斗争上的敏感性问题，纯粹是一个属于“家庭纠纷”上的小事，她完全没有必要向冯兰英去低头，否则的话，她就会得寸进尺地欺凌人，常言道，“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呀，如果在所有问题上对人家都要低三下四的，我以后怎么做人呀。于是，她就强硬起来，没好气地回敬了冯兰英：“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家在什么时候到你家去提亲过了吗？还是我家的江云瑾是在看相你家的千金小姐胡秀明了？我家是地主阶级这是全村人家喻户晓的事情，还用得着你来宣扬吗？我们地主家的儿子当然没有条件去看相你们贫下中农的女儿，但也可以到地主家去娶亲，大家彼此臭味相投免得互相看不起，这有什么不好？何必要去高攀你们贫下中农的女儿？这岂不是在自找没趣、自遭白眼了吗？”
郑香菱的这一席话说得冯兰英无言以对，她猛不防郑香菱竟会一反常态，会如此地高傲，敢对贫下中农对抗，她吃了豹子胆了不成？她这种目空一切的态度是她原来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她原来以为像郑香菱这样的地主分子，对待贫下中农“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谁知她竟然会与她对抗起来，而且她的态度会如此地嚣张，甚至还要一连串地质问起她来，这简直是反了不成？你这个地主分子难道还想要来压迫我们贫下中农不成？她真是有“怒发冲冠”般的感觉，所以，她在一阵短暂的尴尬以后，觉得自己只有拿出“杀手锏”来才能制服她，于是就对郑香菱发动了反攻：“你这个地主分子，难道你忘记自己的身分了，竟然还要理问起我来了？你在土改时被我们贫下中农斗争时的情景难道完全忘记了？你今天还居然要反攻倒算起来，你说江云瑾没有看上过我家的秀明，难道还是我家的秀明看上你家的地主尾巴了不成？”
郑香菱虽然事先也估计到冯兰英会肯定要用地主这顶大帽子来压她，她是有所思想准备的，她想这些家事完全扯不到阶级斗争问题上去，所以她不怕冯兰英扣大帽子，但是，当时的地主阶级由于都被贫下中农严厉的管制，经常要被挨骂、挨训斥的，所以都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弱势心理，无论你怎样处在“有理”有位置，但在贫下中农面前还是无法“据理力争”的，郑香菱面对冯兰英的这一连串的压制式的质问，她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面对冯兰英的“强大攻势”面前，还是有点招架不住，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过，郑香菱是一个十分镇定的人，她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她不会轻易地认输，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所以，她还是要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她冷笑了一声，然后对冯兰英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家的秀明看上了我家的儿子，我只知道自己的儿子也没有看相你家的秀明，如果他确实是看相秀明的话，你就不妨当面讲清楚，或者叫秀明在大家面前把事实证据说出来，我就会在当着全体邻居的面前公开向你家赔礼道歉。”
郑香菱下的这一脚狠棋，无疑地又一次使冯兰英难堪万分，她对于这个“事态”的发展是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的，她根本不知道江云瑾是否曾经暗地里向胡秀明求婚过，当然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来，她只是看到秀明的神态对江云瑾似乎是有点不大正常而已，如果江云瑾没有追求过她的话，她的女儿会这样神魂颠倒吗？她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但胡秀明却从来没有对她谈起过江云瑾追求过她这件事。现在，这个郑香菱竟要她当面说出事实证据来，她就像“水中捞月”那样地感到渺茫了。但她又不能在郑香菱这样的地主分子面前服输，更不能在地主分子面前丢脸，她只能拿“撒野”去对付她了，她只要在郑香菱的面前“撒”出“泼辣”来，就一定能给这个地主分子一个下马威！于是，她就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一面用双手的手掌拍着，一面用脚拼命地蹬地，嚎哭声、巴掌声、蹬地声混成一片震荡着整个大院子里：“你这个地主分子郑香菱，真是太嚣张了，敢胆欺侮我们贫下中农，妄想反攻倒算！地主阶级一天不消灭，我们贫下中农就甭想过太平日子！”……
在大院子里的人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都纷纷地跑出屋来，以为是发生了什么“黄祸”，他们看到了冯兰英在郑香菱家的灶间里吵闹，都感到十分惊奇，明明是冯兰英闯进郑香菱家里去的，还要说是郑香菱反倒欺侮了冯兰英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他们也想象不出这个地主婆郑香菱会有如此的胆量敢去欺侮贫下中农。她们俩家相邻而居，原本是好好的，现在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翻脸了？他们只看到冯兰英不时地用双手拍巴掌，还用脚蹬地、大声地骂着地主婆的郑香菱，还口口声声说是郑香菱在欺侮她，但他们在看到冯兰英在撒野的同时，却听不到她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大骂郑香菱的。他们也看到郑香菱只是低着头地默默无言，并没有还口与冯兰英对骂。其实她此时确实感到有点后悔，她不防冯兰英会竟会如此地泼辣，她当初只想是对冯兰英的无理提问讨个说法，想不到她竟会突然翻脸，骂出如此难听的话来。她不想再继续“恋战”的原因除了自己的成分不好，不是冯兰英的对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她考虑到胡秀明最近帮了江云瑾的大忙，使他能到“废麻厂”去上班，她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做人总应该是要讲究报答的，如果不让冯兰英占点上风的话，在情理上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她只得忍让下来，虽然感到有点委曲，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邻居们看到冯兰英已经占到便宜，他们就用息事宁人的办法，都竭力地劝着冯兰英。其实，冯兰英和郑香菱都不想把“吵嘴的真正原因”说出来，因为“这件事”毕竟不是什么“好听”的事情，说出来的最后结局肯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尽管冯兰英大骂“地主分子欺侮贫下中农”，而不说“江云瑾看相胡秀明”这句话；郑香菱当然也不会去说出“她儿子没有看相过她家的女儿”这些话，把这些事向邻居公开出来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她只能保持沉默不语。冯兰英虽然不想说出事件的原委，但巴不得邻居们都跑出来看她们的吵架，让她们来看看这个地主分子是如何的猖狂，竟敢公开与贫下中农作对，邻居们都是贫下中农，他们肯定都会来支持她的，所以当她看到了这么多的人走进来以后围观以后，她耍泼辣的劲头就更加张狂起来……
这时，胡秀明正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来，是她小妹胡招弟看到母亲为了她的事与郑香菱吵起架来，就赶紧跑到“废麻厂”去喊姐姐回家劝阻的。胡秀明觉得母亲实在是太“糊涂”了，怎么能为这事与郑香菱吵架？这简直是“乱弹琴”！于是就更加焦急地快速地跑步回家。跨进大门，她就看到许多邻居在围观吵架，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母亲一把地拉回了家中……

收到，西楼辛苦

七

江云瑾是在听了他母亲对他叙述了关于冯兰英对她寻衅的经过以后才知道她们吵架的来龙去脉，但他只能选择沉默不语，他既不能表态支持母亲，斥责冯兰英这种的无理行为，当然也不能埋怨自己母亲不善于克制自己，才致使事态发展到如此的地步。诚然，他认为母亲遭到冯兰英这样无端的辱骂是无辜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但有句古训叫“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一条相当重要的处世信条，特别是像我们家这样的地主阶级家庭，目前是属于“专政对象”，绝对没有资格去得罪贫下中农的。当时贫下中农的手中似乎都握有一把“上封宝剑”，他们对于“地、富、反、坏、右”这类人都可以当面训斥他们，而这些人在遭到训斥时不能有任何的反抗言行，只能低头认罪。冯兰英是贫下中农，她怎么可能在你面前服输呢？你一旦与贫下中农发生对抗，就肯定要埋下了难以预料的严重隐患，最终还是要你自己去吃下这个“苦果”的，母亲这人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为什么连这样粗浅的道理都不懂呢？再说，邻居们看到我们这样属于地主阶级的人竟敢对抗贫下中农，岂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吗？这是目前社会所最最禁忌的！母亲这种做法，只能算是一种为“度一时之快”而将招致“无穷后患”的失策行为。当然，他不能给自己的母亲“上课”，她母亲难道会不懂得这些最起码的道理？她肯定是由于冯兰英伤害了她，她由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才发生了这样的鲁莽的行动。如果他此刻去批评她，她肯定会感到伤心的。他绝对不能去伤母亲的心，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已经够可怜的了，他相信她在事后也一定会省悟到这一点的，完全用不着他对母亲去“说教”。至于对胡秀明，他心里像明镜似的清楚。他知道她暗地里一直在爱着他，不管他早就有意地疏远了她，但她还是不改初衷地执着。他始终搞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如此地“痴迷不改”，他有什么东西值得她倾心的？是初中的文化程度？还是他品德端正、为人诚实？这点“可怜的优点”算得了什么？难道可以与“剥削阶级出身”这个极其重要的、可怕的恶劣条件去相抵消？初中的文化程度在当时确实也算是相当稀罕的，如果对于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来说也许是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筹码”，但它如果属于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人来说却是一文不值的，我自己毕业后的遭遇不是极其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吗？至于为人品德，如果是属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最好的“品德”也是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剥削阶级在当时是没有“品德”可言的，因为他们这些人本来就属于“敌人”，是专政的对象，完全不具备“人”的资格，哪还有什么品德可言的？凡是这一类人，统统地归于“坏人”的范畴。由此看来，胡秀明抱着这种态度是多么地“荒唐可笑”，又多么地“不合时宜”，如今的社会上哪有像她这样“痴迷”的姑娘！凭心而论，他不是不爱胡秀明，而是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爱她，他不忍让一个他爱的人去遭受不应该遭受的来自世风的“阶级侮辱”。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觉得胡秀明是一个不寻常的姑娘，她敢于挑战世风的偏见，敢于放弃“优”而倾向于“劣”，她这种品德如果不是出于幼稚、单纯的话，那就可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德了。她同时又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姑娘，这对于农村来说也应当算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具备如此条件的姑娘在农村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人了。诚然，他清醒地认为，即使他与胡秀明成婚，这个婚姻也是不会维持长久的，因为当她一旦踏入了他家的家门，就会尝到了、或者说是亲身体验了她以前所不可能体验到的“剥削阶级家庭里的人”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被人欺凌及卑贱的地位，这种“滋味”是肯定受不了的，因为她本来就不是属于这种卑贱地位的人，她何必要去遭受这种令人不堪的忍受的欺凌呢？她有这个必要吗？她自然就会觉得这个“阶级侮辱”是多么的可怕！到那时，她才会真正地领悟到自己当初的“轻率行为”是多么地幼稚可笑！她本来就是属于“高贵”的人，现在却被划入了属于“低贱”的人了，她何必要去忍受本来就不属于她的委屈呢？她难道会这样继续地“傻呆”下去吗？正因为如此，他早就下了决心远离了她，他绝对不能让这个“悲剧”发生，无论是对于她还是对于他自己，如果一旦担当了这样的“悲剧的角色”以后，她或者他自己的一生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了，他不但要对自己负责，当然还要对她负责。再说，他也完全知道胡秀明的母亲是一个性格泼辣的妇女，又是一个看不起地主阶级家庭的人，她绝对不会同意她的女儿去许配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今天“暴发”出来的“事件”不是正好说明这一个问题？幸亏这件事仅仅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想”，并无事实依据，虽然这也会在村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但由于没有他们之间的恋爱事实，肯定会很快消失的。江云瑾虽然对此事件伤透了脑筋，但他却没有为此而颓丧，对自己的未来还是充满着信心，因为他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在目前这样的社会制度下，“阶级歧视”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但他也完全知晓党的政策，党对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子女是有区别的，像他这样的人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是像有些村民们所说的“地主尾巴”，村民们这些有点“形象化”的比喻虽然有其道理所在，但从政策意义上来说是有点“片面性误解”。他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总理就说过，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他的前途可以由自己选择。这难道不是相当明确地说，只要剥削阶级的子女能够听从党的领导，并能积极地为社会去努力工作，那他们还是有其前途的。他想，我目前只要竭尽全力地去做好厂里的工作，而且能够做出一番实际的成绩出来，人们自然会对他另眼相看的，周厂长和陈书记不是相当地信任他吗？否则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把他调进厂里来的。他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才能、可以为厂里干出一番成绩的机会，他就一定要珍惜它，一定要做出一个人的模样来！

第五章             都想脱贫

       一

过了冬至气节以后的太阳就像一个苍凉的老人，尽管态度和蔼可亲，但显得苍白无力，如果要想去助人解困却是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与此前的盛夏时光的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雄健相比真的是“判若两人”了，那可是真的有天壤之别啊。在大自然里，可见万物都是一样的，它不可能“永葆青春”，盛极之后就必将走向衰落，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它在盛夏时那种具有烈火金刚般那样的威风，到此时已经荡然无存了。不过，人们还是比较欢喜在冬季里的太阳，人们不再像在夏季里那样地惧怕它、躲避它了。在夏季里，人们为了躲避太阳直泻而来的暴热，只能跑到大树下去乘凉；而现在，他们却是巴不得太阳能多放出一些热量来给他们以温暖，藉以抵消刺骨的寒风所带来的沁人肺腑的寒冷，他们现在再也不会跑到大树下去，而是要去寻找一个避风向阳的地方接受太阳的恩赐，享受一番它赐予的温暖。
当时的农谚中有样的一句：清明麻糍心头搁，冬至汤果安乐圆。就是说农民在进入了清明节以后就要进入农忙季节，吃下的麻糍就像在心里头搁着一样，事事要操心；而到了冬至节以后，重大的农事已经基本结束，吃了汤果以后则就可以安乐休闲了，不用再去操心农业上的活计了。所以，他们在吃了汤果以后就可以安乐圆了。瀛海乡这地方，有这样的习俗，在清明节来到之际，一般的人家都要用糯米捣成的麻糍，而在冬至节这天早餐，则家家户户都要吃汤果。汤果是用糯米粉搓成团，然后摘成小粉粒，在沸腾的水中倒入锅内，几分钟后就熟了，再放入一些预先煮熟的红豆，并倒入红糖后即可就餐了。汤果不同于汤圆，汤果是实心的，而汤圆则是要用猪油白糖作为馅料而做成，它一般地是在正月里用来请客的。平时过节或在建房上梁、乔迁及结婚时送入洞房时一般地也用汤果，不过，这时用的汤果一般地都要把“小粉粒”搓成圆形的，以求喜庆团圆之意。冬至节吃的汤果，大多数人家也都是要搓成圆形的，因为过冬至也认为是过小年，既然过小年就也应该是“团团圆圆”的了。其实，这句谚语我想是出于太平盛世的之时，或者至少是不愁吃穿之年，如果遇上了前几年的“大饥荒年代”，不要说冬至节吃不上汤果，就是连番（薯）丝粥都没得吃，哪还有什么“安乐圆”可言？
在瀛海村，今年的日子当然要比前几年上山找草根树皮充饥的辰光要好一些，虽然仍然是“半肚番丝半肚饭”或者是“菜瓜半年粮”的，但肚子总算还是填饱了。在冬至日那天，大多数人家还是按照习俗都做了汤果，村子里的气氛还是有点儿“喜气”。这样看来，他们倒是有点“安乐圆”的样子，所以大家在早餐后都聚在暖和的巷道边或者是在大院落朝南的堂屋里晒太阳聊天，谈论着村里村外的事，有的心中欣喜，有的愁容满面，各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境况，所以就表达出不同的想法或意气，这也难怪，心里想着什么事，嘴巴就说什么话嘛。
这一年，在瀛海村的农业大队的各个生产队的收入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在齐夫良担任队长的第五生产队，他们年终分红时，每个劳动日的工值有八角六分钱，也就是说五队的社员在队里劳动一天可以拿到一块钱左右，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破天荒”的事了，所以该队的社员就自然都欢天喜地的，满脸都是笑嘻嘻的。这是由于齐夫良队长视野开阔，思想开脱，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结果有十多个社员出外，他们中有的去搞沉网、流网、牵网等近海作业，也有人下海去掸紫菜、拾海螺、挖佛手的，队里只留下了一半人务农。出外的人在海上作业虽然要冒一些风浪，劳动也比在岸上务农要辛苦了得多，但他们得到的收入自然也丰厚得多，大多数人在这一年中都得到了一千元以上，他们自然都笑逐颜开了。他们都自觉地按当初的规定把搞副业赚来部分的钱交到队里去，按一元二角钱计一个工，总共也只有三百多元钱，自己还是得了“大头”，而他们这十多个人上交到生产队里的数目对于生产队来说，却可算是一个不少的数字啊，再加上留在队里的社员由于务农的人数少了，劳动效率自然就提高了，这样一来，队里就出现了“双倍效应”，劳动工值就很自然地“窜升”了上去，五队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而当时其他大多数的生产队的劳动工值一般只有四五角钱，最差的是刘阿根当队长的第三生产队，劳动工值只有三角三分，出了这样一个明显的对比，在村里就很自然地起了一个轰动效应，特别是在第三生产队里的社员，他们都埋怨刘阿根队长顽固地坚持搞“封闭”政策，结果招致了目前如此的结局。他们此时才恍然大悟，如大梦初醒一样，全生产队的三十来个劳力都“捆绑”在生产队里，三十个人干十五个人的活，平日的劳动强度虽然是比五队轻松了许多，但得到的代价是劳动生产率低下，致使劳动工值低就不言而喻了。由于有了这两个队的明显差别的对比，自然就成了瀛海村的村民们聊天的话题了。三队的社员收入低，过年的日子就艰难了，他们都抱怨刘阿根这个人一意孤行地不准任何人出外去搞副业，把大家都“捆绑”在生产队里一起做农业，导致了“三十个人吃十五个人的饭”，哪有不苦之理呢？让这样的人当生产队长，我们当社员的就活该要倒霉了。五队的社员们则相反，他们都齐声地夸赞齐夫良当队长有方，魄力强，敢担风险，所以才会有今日的好结果。由于这是一个关系到社员们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于是就有更多的村民自发地加入到这个议论的话题中来，许多村民都认为只有全大队的生产队都向五队学习，下决心让有搞副业本领的人出外去搞副业，坚持多种经营，才能提高生产队的收益，使社员摆脱贫困。当时社员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与此前的“只求一饱”的想法发生了如此变更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人们想逐步改善生活的愿望并不是说明人们的好高骛远，而是一种正常的、善良的对生活的向往。此前，他们的确是有过“只求一饱”而“不求其他”的想法，但那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饥饿恶魔”极度的恐怖下被扭曲了的一种畸形的灵魂，一旦“扭曲”解除，“畸形”就在顷刻之间消失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返朴归真的自然过程。
随着村民议论的进一步深入，议论的话题就很能够自然地转到了生产队长这个领头人应当由怎样的人来当家的问题上来了。大家都认为，当队长的人一定要具备像齐夫良这样气概的人，能为生产队敢担风险，敢为社员勇挑重担，生产队才有希望，像刘阿根这样的人真是不适合再当队长了，否则就要害苦了全队的社员。

二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于谦的《石灰吟》这首诗是相当有名的，他歌颂“石灰”不惧怕烈火燃烧、粉身碎骨，也要把青白留给人间的一种崇高境界。诗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燃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石灰”之所以具有这种崇高的境界，这当然是烧石灰的人把它造就的，我们在歌颂“石灰”崇高精神的同时，自然也不应该把烧石灰的匠人忘记掉，没有烧石灰的匠人的艰苦劳动，能造就出“石灰”的崇高品质来吗？
徐林祥是一个出身于一个烧石灰窑作坊的家庭，从他的爷爷起，他家就以开石灰窑为业。在瀛海乡的烧石灰作坊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只要两三个伙计就行，而且这里烧石灰不用石灰石作为原料，而是就地取材地采用当地被废弃的一种叫“滕壶”的外壳来代替石灰石当作烧石灰的原料，它对燃料的要求也不高，可就地取材地用一些木头之类就可以了，也由于“滕壶”的壳体内充满着许多细孔，所以在烧制过程就可大大地简化了，从而既节省了燃料又缩短了烧制的时间，所以这里烧制石灰的成本就自然比其他的地方低了许多。
说起这种学名叫“滕壶”的贝壳类东西是海边一种相当有名而又相当普遍的海鲜，可算是瀛海乡的一种特产，村民们常年到海岛的礁岩上去铲取的一种重要的、也是传统性的营生。在瀛海乡，有许多村民长年累月地从事“下小海”这样一种传统的行业。所谓“下小海”就是指到海岛上去铲“滕壶”，挖“佛手”，撞紫菜，拾辣螺之类作业，其最主要的还是铲“滕壶”，因为它是常年都可进行，不像掸紫菜只能在冬季里进行，因为在冬季采集的紫菜质量好，口味极佳。拾辣螺也一样，它也是在春季里去拾最合适，因为只有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才应了那句“三月三，螺子螺孙爬上岩”的谚语。铲“滕壶”就没有这种季节性的限制，一年四季都可去铲的，所以，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在瀛海乡是相当普遍的。这种叫“滕壶”的贝类动物的繁殖力相当强，它不但在礁岩上到处生长着，而且还会在船底下繁殖起来，在三五年的时间，它就会长成红豆或缸豆粒般大小，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船底上，如不及时地加以铲除，就势必要影响船的航行速度了，所以不管是捕鱼的渔民还是从事运输的船工，他们都要经常检查他们的船底是否有“滕壶”生长着，如果一旦发现有的话就要立刻加以铲除。这种叫“滕壶”的贝类动物生命力极强，它最初像一个“小白点”附在海边的岩石上，几年下来就会长成如豆粒状的“黑痣”，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以后就可铲来食用了。它的形状呈“削”去了“顶角”的“圆锥体”，像一支底部大、顶部小、个子矮胖的“大屁股烟囱”。它不但生长在礁石上，还会生长在大“滕壶”的外壳的背上，这样一来，就自然像“叠罗汉”一样地、成簇成堆地聚集在海边的礁岩上了。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海边的人就相当形象地叫它为“簇”了。其实到目前为止，村民们尚不知它的学名叫“滕壶”，而一直把它叫做为“簇”的，他们甚至于压根儿地不知道“滕壶”为何物。
“滕壶”的外壳呈灰黑色。长大了的“簇”的底部圆径有五六公分，上部的“烟囱圆孔”直径则不到一公分。虽然它相当普遍地生长在海边的礁石上，但在近海边的礁石上的“簇”一般地是“长”不大的，活像一个“侏儒”，即使它具有几十年的“簇龄”还是相当地“矮小”，而且它的肉体干瘦，味道也不鲜美，所以村民们都不会在近海的礁石上去铲簇。在远离海岸线的外海无人居住的海岛上的“簇”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外海的潮流湍急，它们能与海上来自各个方向涌来的潮流“零距离”接触，几乎每天都可以与她们“亲密拥抱”，所以这些“簇”所得到的养料自然要比地处近海的“簇”要丰富得多，所以它们的体型就比近海的“簇”要大得多，而且肉质鲜美，所以瀛海乡的村民一般地都到外海的岛上去铲簇，即使近海礁石上的“簇”垂手而得也不会到那里去光顾的。“簇”的外壳只不过是它的蜗居的“寓所”，外壳里面尚有一层坚硬的、锥形壳包裹的肉体才是它的真正“身躯”，要得到这个“身躯”就得用一种铁制的“簇铲”把它的外壳连同“身躯”一起地从礁石“铲削”下来，然后运回到家里，再把它放入锅里的沸水中煮了许久以后才可取出来。这样，就可用粗铁丝制成的“簇撬”从“簇”的“烟囱口”插进去，然后在它的外壳里旋转一周，这样就可把它的肉体与外壳分离出开来。这样，就可把取出来的“簇肉”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了。“簇肉”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因为它的味道鲜美无比，而且价格也不贵，大家都喜欢食用，特别是家中有远客登门时，就一定要去寻找市场上的“簇肉”，以此来炫耀一下这道价廉物美的佳肴。
取出“簇肉”后的“簇壳”自然就成了“废物”，于是就把它抛在沙滩边上的旮旯里，这样就自然地成为烧石灰的原料了。这些成堆地垒起来的“簇壳”，在短期内还散发着难闻的臭气，如果有人把它拿去派上用场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利用这些“簇壳”来当作烧石灰的原料就自然不计成本了。烧一次窑的石灰只用半天时间可能可以了，费工费时都不大，所以成本自然就很低，烧制石灰的利润空间相对就自然比较大了，所以，徐林祥家经营的石灰窑，工作虽然是比较辛苦的，但他家过的日子倒也还是不愁吃穿的。照例说，烧石灰既然有利可图，那烧石灰的人就肯定很多了，但事实不是如此，整个瀛海乡以烧石灰为业的人只有两家。除了本乡的需求量不大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搞石灰这个行业工作辛苦不说，还容易患上“职业病”。在把“生石灰”化成为“熟石灰”以后，“石灰”这东西就成为相当细微的粉末，在操作过程中，很容易将这些石灰的微粒吸入肺内，久而久之，就患上了肺部的疾病。在徐林祥十八岁时，他的父亲就是患上“职业病”而死的。他的父亲此时还刚满五十岁。他悲痛欲绝地送走了父亲，又只好继承了上代传下的祖业，继续去搞那烧石灰的行当。几年以后，瀛海乡解放了，他还是从事烧石灰的职业。他虽然知道烧石灰并不是一个好职业，但要去找一个既能赚钱又很舒适的职业是十分不容易的，常言道，内行不可丢，外行不可收啊。烧石灰这活计虽然辛苦、麻烦了一些，但挣钱还是比较平稳的，至于“职业病”嘛，在操作时一定要戴上口罩，平时多加注意就行了。在解放以后的这几年日子，他过的日子也还算是可以的，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子各女儿，负担虽然不轻，过的日子并不比别人差。
自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他就面临着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烧石灰的生涯，被“轰轰烈烈”地卷入到“大炼钢铁”等运动去了。不过，他在这些日子里倒还是过得蛮“愉快”的，出门一条龙，回家一阵风，不愁吃，不愁穿，干活时叽叽喳喳，间歇时嘻嘻哈哈，下工了又不用煮饭，只要拿着自己的饭碗、筷子就可以到食堂里吃饭去了，天天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这与此前烧石灰相比较的话，真是有天壤之别啊，现在也可算是过着“神仙”的日子了。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以后，食堂里的干饭就换成稀饭，而且愈来愈稀了，几乎可以当作镜子去照清楚人的面孔了。第二年就遇上了“大饥荒”，终日饥肠辘辘，老母亲为了让孙子能吃得多一点，就故意把自己吃的东西转让给孙子，所以就得了浮肿病，一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徐林祥忍痛安葬了慈母后，为了不让全家人饿死，就狠命地上山去挖野菜，勉强才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
自从中央的“二十条”贯彻以后，他又操旧业，开起了石灰窑作坊。两年下来，他的手头又有点宽裕了起来。就在这年，他偏偏划入了刘阿根当队长的第三生产队。起初，他诚恳地向刘阿根提出，他对于农活全是外行，既不会耕田，又不会种田，还不如让他去继续去烧石灰好，他愿意把烧石灰赚来的钱交到生产队里来记工，参加生产队里分配，这岂非是一举两得？刘阿根考虑了一下后，觉得不妥，让他一个人自己去烧石灰，谁能保证他不会私吞了卖石灰得到的钱？这不是等于是放虎归山了吗？要不了两年的时间，他肯定会发财的。社会主义最反对的就是个别人富起来，如果让个别人富起来的话，社会上就要发生了两极分化，我们贫下中农就自然要吃二遍苦了。干部们不是常常在会上说吗，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大地宣传“穷光荣”思想，愈穷愈光荣，要发扬“穷棒子”精神。按照刘阿根的理解，“穷棒子”精神就是要“穷”得像“棒子”一样“光杆”一条，这样才会全心全意地搞社会主义，正如像他自己一样，光棍一条，白纸一张，才会毫无牵挂地、全心全意地跟着共产党走，才会一心一意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深入地想了一想，徐林祥这个人一贯来赚钱赚得鬼迷心窍了，像他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拥护社会主义的，肯定要搞隐瞒诡计，为了达到他自己发财的目的，就得要想出办法来掩人耳目，混蒙过关，所以他就来了一个当面嘴巴上说的一套，在暗地里就去搞另外的一套。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瓜啊？不行！绝对不能让徐林祥这样的人占到任何便宜。一定要他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劳动。只有大家在队里劳动，彼此之间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家才会放心。社会主义就是要同甘共苦，只有大家在队里“共苦”中才有社会主义的“同甘”。刘阿根不同意他继续去开石灰窑。于是，他只好关了自己经营了三代人的石灰窑，无奈地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劳动。
这样一来，他真的陷入了困境，原来手头积蓄的几元钱就很快地花光了，后来竟连买食盐、买酱油的钱都发生了困难，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人说，兔子被逼迫得急了还会咬人，徐林祥在村子里算是个老实人，平常从不去主动地去伤害别人。他安分守己，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次，他似乎像兔子一样地被逼急了。徐林祥想，他之所以会陷入到目前如此的困境，完全是队长刘阿根所造成的，如果我分在五队里的话，齐夫良允许他队的社员出外去搞副业，我当然也可以去继续开石灰窑了，这对于自己和生产队来说都是有十分好处的。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这个由于队长刘阿根的“管束”是造成三队劳动工值不高的根本原因，他是三队“致贫”的“罪魁祸首”，他在三队当队长一天，三队的社员就要贫困一天，我一定要与社员们在一起，齐心协力地推倒这个使我们大家都陷入了困境的人，否则的话，我们大家今后就不想有好日子过！

三

放养蛏子是瀛海乡的一种传统养殖业，这种养殖业只能在海边有海涂的地方才有，因为蛏子生长在海涂里。凡是生活在沿海边的人，大多数人都见到过蛏子，而且也都吃到过蛏子。蛏子有色彩鲜艳的外壳，她的长椭圆形外壳的前缘呈淡绿色，外壳的后背则有黑白相间的条纹，相映成趣，非常美观，加上她苗条的身材以及她头上长有两条柔软的管状形似触角的、既能喷水又能吸水的鼻子（又是嘴巴），其美丽而神奇是不言而喻了。有人把生长在水稻田里或河边的田螺美化成“田螺姑娘”，那蛏子称作为“白雪公主”是当之无愧了。她长年累月地深藏在泥涂的洞穴里从不走出“闺房”，不像田螺那样整天地在田里或河边上爬行，她只是在洞穴内作升降运动。不过她在海涂的表层上面设有两个针头般大小的细孔，与她的两条软管状的“鼻子”相对应，作为她摄取食物的通道。由此可见，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家闺秀”了。
沈宝海是一个出身于养蛏子的世家。在解放前，他们兄弟三人都是以养蛏子为行业的。沈宝海的大弟沈宝康虽然也能跟随着哥哥吃苦，但他却只会“跟随”而从来不会像哥哥那样地去动用一下自己的脑子，能独立自主地去处理养殖蛏子的各项技术。他向来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更不善于独立自主地去做一件以前所没有做过的任何事情。他只会表露出一付“憨厚”微笑，从不与别人去争高低。沈宝海的二弟沈宝强既不像他大哥那样地不怕苦、不怕累，一往情深地扑在养殖蛏子的行业之中，也不像二哥那样地“痴呆”，像一只黄牛一样地被大哥牵着鼻子走，既没有怨言，也没有情怀，只会糊里糊涂地做人。沈宝强常常对他的大哥怨声载道地说，他迟早有一天会不吃这碗“蛏子饭”，吃这碗饭实在是太辛苦了。
沈宝海对于养蛏子这行业是情有独钟，所以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坚守着世传的蛏子养殖业。由于他长期来摸透了蛏子的脾性，知道在哪一块海涂上“浮泥”丰厚，供蛏子吃的微生物就多，养在这里的蛏子自然就相当肥嫩，口味也就出奇地鲜美。他也善于掌握到在蛏子塘里究竟要撒下多少蛏子幼苗密度才最适宜，如果撒得太密了就会造成“拥挤”，蛏子得不到充足的养料，就自然长得干瘦，其肉质也就不鲜美了，如果把蛏子幼苗撒得太稀了，蛏子虽然长得肥胖，但今后在挖取蛏子时功效就不高，浪费了精力，这样也不合算。这些“功底”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要真正地掌握到这个分寸实在是不容易，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磨练才能造就的。所以，在沈宝海的带领下，他一家人养的蛏子就比村子里的其他人家肥胖，肉质也特别鲜嫩，在瀛海乡的几十里方圆内是出了名的。他们一家人养的蛏子塘在海涂上占据了一大片，几乎是半壁江山。每当清明节前后的这段时期，是蛏子最初上市的时节，他们兄弟三人的蛏子在县城的海鲜市场上颇有名气，一般顾客都欢喜光顾他家兄弟的蛏子摊。
放养和管理蛏子塘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行业，而挖掘蛏子更是一项十分艰苦、十分辛劳的繁重劳动，生长在海边的人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尽管养殖蛏子收入颇丰，但养殖蛏子的人家不多，除了这个行业的技术性较强外，其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还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因为在蛏子幼苗投放下去以后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海上经常要发生大风大浪，而每当发大浪时，海浪就要把覆盖在海涂表层上面的这一层有十多公分厚的糨糊状“浮泥”卷走，而此时的蛏子幼苗由于尚处于幼小阶段，还没有能力钻到“浮泥”层下面的粘土层中去，还留在这表层的“浮泥”里面，所以当海上发大浪时，它们就连同“浮泥”一起被大浪卷到大海里去了。这样一来，蛏农们辛辛苦苦投放下去的蛏子苗自然就血本无归而付诸东流了。所以，村里的一般人都不敢去冒这样的风险，只有一些有胆量、有魄力的人才敢去从事这样的行业，故放养蛏子的人家自然就不多了。此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还是在扒蛏子（即收挖蛏子）时要付出十分繁重而艰苦的劳动，只有能吃苦耐劳的人才会去干这种苦活。在瀛海乡，凡是去扒过蛏子的人都十分明白，扒蛏子这个行当正如像部队挖掘壕沟一样，不过它的工作条件要比挖壕沟差得多，因为挖壕沟一般都是在平地上或者是在山上进行，可以穿着鞋子干活，疲劳了还可以休息一会儿；而扒蛏子是在海涂里干的，而且整个身子都陷在海涂的深坑里，手脚都沾满着海泥，就是要想擤一下鼻涕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因腰痛背酸想要休息一下都是不可能的，顶多只能是呆在泥坑里直一下腰而已。还有，在扒蛏子时，由于在海泥里混有许多的死去的蛏子壳，当手去挖海泥时，这些比刀锋还锋利的蛏子壳就会把手指头割得鲜血直流，而挖泥的人由于身处泥坑之中是无法包扎伤口的，只好眼睁睁地让鲜红的血流着，直到它自己停止。特别是初学挖蛏子的人，不懂得善于避开蛏子壳锋利刀刃的要领，一天下来，双手的手指的皮肤上就留下了被锋利的蛏子壳割得纵横交错的“沟壑”，每当看到自己的这双伤痕累累的双手时，心里就会发怵，真的觉得“惨不忍睹”了。幸亏这些农民身体强壮，抵抗力极强，不会像城里人那样地一旦划破皮肤就要患上“破伤风”的话，那蛏农就肯定是要“绝种”了。沈宝强之所以对养蛏子这行业产生恐惧和厌恶的情绪，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在初学时自己的双手被这锋利的蛏子壳割得“心惊肉跳”引起的。此外，在清明节前后到蛏子塘去扒蛏子的话，那时气候还很冷，刺骨的寒风在海涂上发威，在海涂里作业的人，其遭受到寒冷的侵袭是可想而知的，有时候，他们会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架，但还是要在冰冷的海涂上坚持着。另外，在海涂上作业还有其强烈的时限性，只有当蛏子塘在潮水退落以后才可去进行作业，在潮水上涨之前就要提前结束，有时候的作业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如果不在潮水上涨之前提前结束作业的话，不要说挖掘上来的蛏子拿不走，就是连自己要在一段很长的海涂上跋涉而逃离海水的追逐都有点困难了。所以，凡是去扒过蛏子的人都知道，他们在作业时一般地都不会偷懒，而且是没有时间去偷懒的。
由于蛏子是生长在泥涂下面一尺多深的黏土里，要把它扒（挖掘）出来，就必需先要在海涂上的蛏子塘边用特制的、丁字形的蛏撬挖掘出一个能容纳一个人在作业时能宽松转身的宽度、而且深度要达一米的深泥坑，扒蛏子的人只有要爬进这个深坑里面去才能进行作业。挖蛏子的人进入这个深坑后，首先要在贴近蛏子洞穴的边缘切出一个能看到蛏子洞穴的“剖面”，然后在“剖面”上把蛏子取出来。取完一层“剖面”上的蛏子后再继续“前进”，要“前进”就得把海涂的“泥团”挖起往后翻，这样继而复始地、翻来覆去地挖掘黏土和拾取蛏子，一天下来至少要挖掘和抛掷上万斤、甚至于几万斤的泥块，其劳动的强度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在瀛海乡这样上千户的村庄里，放养蛏子这行业的人家也是寥寥无几的。
沈宝海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他深知二弟沈宝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能长期坚持下去“吃蛏子饭”的人。作为大哥，他不能强迫自己的弟弟去做他所不情愿的行业，他深谙世事，一个被强迫做事的人最终干不出什么名堂来，长此下去，肯定会适得其反，无论是对于家庭还是对于他二弟本人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想到村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屁股一条坑，伊饭各人生。这话没错，在这世上，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门路，于是，他就派他到市场上去卖蛏子，家里反正需要有一个卖蛏子的人。这样的分工对他们兄弟三人来说是“各取所需”。
沈宝强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而且有一种巧言令色、舌如弹簧的本领，在这点上，沈宝海深知自己不如二弟。说来也奇怪，有许多顾客倒是真的被沈宝强的巧舌所动，都欢喜围拢到他的蛏子摊上去。沈宝强除了有一个善于迎合顾客的口才以外，他还有一双灵活自如把称的手。说来也奇怪，同样数量的蛏子、在同样的一杆称上，在沈宝强的手上称起来的称杆尾巴就会比别人的称杆尾巴要翘得多，这对于顾客的心理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当他们看到称杆的尾巴翘得高心里自然就满意了。卖蛏子的结果就不用说了，同样数量的一担蛏子，沈宝强卖的钱就要比他的大哥沈宝海卖的要多出好几元钱，如果是让他二哥沈宝康去卖的话，那就更加要相差得多了。这使沈宝康觉得相当奇怪，他小弟为啥有如此的“魔法”，真叫他万思而不得其解，他不得不对他的小弟沈宝强另眼相看了。沈宝海觉得，他的三弟确实是一个不适合去做养殖蛏子这样的行当，这正是像老人所说的那样，屁股一条坑，饭碗各自撑嘛，以后就任其自然吧。在解放前一年，沈宝强结婚成家后，沈宝海就决定分家了，好让兄弟三个各人独立自主地去自撑门户成家立业。沈宝海的父亲过世得早，他在十多年来一直担任起“以兄代父”的角色，至此，他担任这个角色的任务完成了，他觉得自己对得起父亲了。
几年后的合作化运动，农村里不允许搞单干了，瀛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所有的个人养殖的蛏子塘都收拢归合作社所有，同时成立了一个蛏子养殖队，在原有养殖蛏子的人员中挑选出一部分有经验的、而且是愿意继续养殖蛏子的人就留在养蛏队里，其他的人员则分配到农业生产队里去。沈宝海和沈宝康自然留在养蛏队里，沈宝强自然就趁机脱离了养殖蛏子的行业，加入到农业生产队里去了。在此后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出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蛏子养殖队最后还是解散了。沈宝强此时则碰到了一个招工的机遇，当时县里有一个要招收到省里去当矿工的任务，他报名后很快地被批准了，于是他欣然地离开了瀛海乡，豪情满怀地去当了一名国家开办的矿业工人。不过，他当矿工的时日并不长，在1962年的大饥荒时期，国家要大量裁减“吃商品粮”的人员，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被列入了“压缩”的名单，黯然地、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瀛海乡的“农业大队”（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已经改名为大队），世事真是难以预料啊。
就在那一年，瀛海乡与全国各地一样，都经历了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的村民们都无一幸免地遭受到饥肠辘辘的、难忍的痛苦之中，几乎都陷入了绝境……就在这空前未有的绝望之中，沈宝海想到了海涂中的蛏子，这正如像在广袤的沙漠中之中忽然寻得一处点滴的泉水那样可以暂时解除一下难忍的口渴。于是乎，他就做起一个小小的铁钩，并带上一个小布袋子，急速地往海涂上走去。他知道，这几年来队里虽然没有人养殖蛏子了，但海涂上有不少的“天发蛏”（自然生长的蛏子）稀稀疏疏地散布在海涂上。对付这些像“散兵游勇”式的蛏子是不能用“扒蛏子”的方式去挖取，这正如不能用“杀牛的力气去对付跳蚤”一样，而只能“钩钓”的方式去“智取”蛏子。就是用一个铁丝制成的铁钩，伸进到蛏子的洞穴中去把躲藏在洞内的蛏子钩钓出来，这当然需要相当熟练的技巧，只有像沈宝海这样摸透蛏子脾性的人才能做到，一般人是无法如愿的。因为蛏子的洞穴是呈扁形的，当铁钩伸进洞穴的时候，如果铁钩的方向掌握得不好的话，你就无法把蛏子钩钓出来，她宁可在洞穴里被粉身碎骨也不愿意“出阁”，你根本就得不到蛏子。沈宝海凭着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技术，此举果然“旗开得胜”，在大约两个时辰里，他如愿以偿地钩到了三斤多蛏子。这三斤多蛏子可不同于往常任何时候的蛏子啊，她此时可是“身价百倍”的稀罕之品了。在那菜根烂叶都寻找不到的日子里，你就能想象得到她的珍贵的价值了。他真是欣喜万分，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把它同山上挖来的野菜一道放入锅里去，顷刻后就闻到了一种久违的香气……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在他的全家几乎陷入绝境时，竟是靠他情有独忡的蛏子来解救他，使他渡过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最大的难关！
瀛海乡在贯彻上级“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以后，瀛海大队对生产队进行了重新划分，沈宝海的三个兄弟都分在刘阿根这个生产队里。由于刘阿根队长执行了他自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政策，致使全队的社员都被捆绑在农业生产这个狭隘的“圈子”里而“动弹不得”，他们只能跟随着刘阿根队长的后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此时，全队的社员们在经历了终日饥肠辘辘的大饥荒以后，现在又陷入了手中没有生活中所必需要花的微薄现钱的困境。众所周知，无论怎样低层次的生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薄花销总还是难免的，手中没有一分钱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哪里去寻找钱的来路呢？天上能掉落下“月娃”来吗？他们虽然都听说过天上神仙会送“月娃”给苦难百姓的神奇传说，可是他们却从未听说过有人拾到过“月娃”、或者看见过从天上掉下“月娃”的事实，他们知道，那仅仅是一种美妙的幻想（所谓“月娃”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极其贵重的宝物，那是神仙为了赐救善良而困苦的百姓而设立的一种善举）。他们的心中完全明白，长此下去，他们都将要落得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他们除了忍耐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办法了。
沈宝海与全队的社员一样，他也同样地、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地陷入了极其窘迫的境地。他真的想不明白，自从三黄五帝以来，还有哪一个朝代不是倡导老百姓去通过勤劳来致富的，只有老百姓不愁吃穿，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天下才能太平，国家自然也会昌盛强大，最终才能达到太平盛世的目标，这也是历朝皇帝所梦寐以求的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那个朝代的皇帝也就甭想过安乐的日子，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也是最起码的常识。照例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当然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这个刘阿根队长可能是有点鬼迷心窍了，他怎么能捆绑了老百姓手脚，而不让他们去赚钱的呢？大家手里都有钱难道不好吗？老百姓通过劳动去挣钱怎么能算上罪孽了？他仔细地琢磨了一下，他觉得，刘阿根这样的做法肯定不是共产党所提倡的，这次上级落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难道不就是要想发挥每个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吗？他又想到，早几年在开会时不也是提倡“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吗？让社员去发挥各自的特长去挣钱到底有什么不好？他觉得上面的“政策”最近好像有点儿“松动”，沈宝海就很自然地萌动了要重走养殖蛏子之路。养蛏子这行当是他昼思夜想的一种情怀，也是他一生中最钟爱的行业，他是难以割舍的，对于他来说，除了养蛏子以外，他赚钱的本领就不多了。当然，他此举不会妄想走单干的“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此时已经相当地明白了“资本主义道路”是上级绝对不允许的，他不过是想通过养殖蛏子这个行业能多挣到一些钱，除了上交队里的“记工”款以外，还是能留下一些余钱可供自己在生活中所用，除此以外，他确无其他的图谋。他想得很明白，在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时代里，粮食已经无法从市场上买到了，它只能在生产队里分配领取。在生产队里，做农业的社员种出来的粮食是不能无偿地供给你的，不在队里务农的人是应当把他们在外面挣来的钱上交给生产队是天经地义的，这也是一种钱与粮的交换，合情合理。在他的心里，此刻确实一点儿也没有要想“发财”的企图，只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去换取手头能有几块另用钱而已。于是，他就想到刘阿根那里去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希望刘阿根能想得开，想得明白，让生产队里的社员能过上稍稍活路一些，这样对他也没有什么坏处。谁知，他的“图谋”在刘阿根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刘阿根狠狠地对他说，你想发财？别想白日做梦！我们搞社会主义，就得大家聚在一起，有饭就大家吃，没饭吃大家就只得勒紧裤带过日子！
沈宝海听了刘阿根队长这样的混账的话后，自然十分气愤，但他又奈何他不得，只得咬紧自己的牙齿，狠狠地睁大眼睛瞪了刘阿根许久，心想，让这样的人当生产队长，我们这些社员活该受罪！
最近，社员们都在暗地里酝酿着要把这个混账队长拉下马，他就很自然地、像大家一样摩拳擦掌地加入到这个行列是去了。

四

冬天的雪，说来就来，刚才还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顷刻间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成团成团的鹅毛大雪来，不到一个多时辰就把山坡、屋顶及大街小巷的地上都被覆盖得严严实实，当人们在街巷上走过时就留下了二三寸深的脚印。村子里的小孩子们见到这样大的鹅毛大雪都感到十分新奇，也颇觉有趣，他们就兴高采烈地约了自己的伙伴们玩起“雪仗”来，不多时，他们彼此间的帽子上、衣服上都沾满了雪花，有的孩子甚至于连衣领里都灌进了雪团，但他们还是不觉得有任何寒冷感觉，他们还继续地你追我赶，乐此不疲地大打其“雪仗”……
在这大雪纷飞的冬日里，村民们自然也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了，于是就揍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各种感兴趣的话题。瀛海农业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社员们自然也都聚在一起聊天，看到人家五队分红时社员们都分到了不少的现钱，他们都是笑容满面地在准备买年货去了。而咱们呢？除了几个光棍汉能找几块钱以外，其他的人几乎都是唉声叹气的。有不少户人家由于人口较多、负担重，不但分不到现金，而且还倒挂生产队里的口粮钱。这些“倒挂户”如果不及时地把欠款交到生产队里去的话，那队里劳动力较多、负担相对较轻的社员也就甭想“兑现”到分红的现金了。这些“倒挂户”正准备“砸锅卖铁”地想办法或到亲朋好友那里借款，把口粮欠款去交了，免得人家说“闲话”，人家辛辛苦苦地一年做到头也是盼着这些钱用的，做人嘛总是要将心比心的。这些欠款的社员就没有心思、其实也根本没有能力去买年货了。那些队里负担较轻的人，就是像刘阿根队长自己这样光棍一条的人，由于队里的劳动工值低，他们所能分到的现钱其实也并不多，只够偿还一年来因日常生活所需而向小店里所赊下的欠账，余留下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只够应付未来日子的酱、盐之类的必需之用，根本就没有什么多余钱可去购买年货之类的“奢侈品”。不过，听他的邻居说，他还是咬咬牙地去买了一斤猪肉。刘阿根只身一个，没有任何负担都这样了，那其他的大多数社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的了。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三队的社员们自然就聚在一起大发牢骚。这种牢骚发的真不是时候，它正像一个火把投到了一堆干柴上，这堆“干柴”在顷刻之间就如熊熊大火似的燃烧了起来……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三队的社员们的情绪就像火上加油般地群情激昂起来，他们都纷纷“控诉”刘阿根的“罪状”，如果不是他把社员都捆绑生产队里的话，难道还会出现目前这样的困境吗？如果能允许有些门路的人出外去搞副业挣钱的话，他们自己能在挣到钱后留下一些活路钱不说，队里也能收到他们上交到队里来的钱，咱队的工值自然就会提高了许多，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地处在全大队里垫底的位置。这样一来，不要说出外的人能挣到“外快”，而那些留在生产队里务农的人自然也会有钱可分了，这岂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就是由于这个刘阿根，鬼迷心窍地竟然会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死脑筋来，害得咱们穷得跟“讨饭人”差不多了。沈宝海看到社员们如此愤慨，觉得此时此刻正是一个把刘阿根“拉下马”绝佳良机，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就很难相逢了。他觉得做任何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去领头，去带领大家的行动，否则就会空谈一阵就过去了。现在，大家的目标一致了，只要能有一个人站出来带头，大家都会蜂拥而来的，此刻真是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宝贵时机，他必需不计个人利害关系，勇敢地站出来带领大家到大队去反映这个问题，更何况这也不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更不是一个什么“阴谋夺权”的勾当。凭心而论，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想要去当队长的，这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于是，他就鼓动大家到大队长陈柏青那里去反映情况。大家听后，都觉得沈宝海说得对，于是众多的社员们就蜂拥般地拥向瀛海农业大队的办公室去了。
陈柏青看到这么多的人怒气冲冲地冲到大队办公室来，以为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祸患，不觉有点暗暗地吃惊。但听了他们诉说了刘阿根队长的情况后才放下心来，恍然大悟地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而且是一个亟待要解决的问题。他内心里的短时紧张也就烟消云散。三队的社员们在陈柏青的面前都争先恐后地、怒气冲冲地提出要求：我们大家都一致要求把刘阿根这个队长职务撤掉！让关心群众、体贴群众的人站出来担任队长。
当时对于生产队长的任命不需要经过什么“法定程序”，一般地都是由大队长来指定适合的人选，即根据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哪个人比较适合就叫哪个人来担任，只要不出现大多数人都站出来反对的情况就可以决定了。当然，指定当队长的人一般地都是在贫下中农中选择，而且以过去曾当过长工的人为优先考虑，因为这些人都热爱共产党，政治觉悟高，对于农业生产又都相当熟悉，而且身体力行，肯吃苦耐劳，能带领全队社员搞好农业生产，这在当时的农村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惯例。
沈宝海情绪激动地对陈柏青说，我们要求把刘阿根的这个队长撤了，并不是决意要同他过不去，他这人的思想实在是太死板、太固执了。我们想出外去赚点辛苦钱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情啊。陈社长，我们辛辛苦苦地在生产队里劳动了一年，没分到一块钱，叫我们怎样过日子啊？我前几天对他说，让我去养蛏子吧，我一定会把养蛏子赚来的钱按规定如数地交到生产队里来的，这对大家不是都有好处吗？谁知被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说我是想去发财，别白日做梦，还说什么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有饭就大家吃，没饭吃就大家勒紧裤带。你看这算什么话啊？毛主席难道这样说过吗？谁都知道，扒蛏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它比做农业活要辛苦得多，这样的苦活能发财吗？我之所以想出去干这样的行当，实在也是出于无奈，我这人也就这么一点本事，没有什么挣钱的路途可走啊。
徐林祥是一个不大善于说话的老实人，他实在是被生活的窘迫得无路可走了，看到沈宝海这样大胆地对陈柏青说，他想，他自己也是一个贫下中农，他怕什么？于是他也就步沈宝海的后尘，壮大胆子对陈柏青说，扒蛏子是苦差使，烧石灰也不是一个叫人羡慕的行业，谁喜欢去“吃”石灰粉啊？我父亲在五十岁还不到就到黄泉路上去了，去捧这样的饭碗真是万般无奈啊。说到这里，徐林祥的眼眶里就潮湿起来，一滴泪珠就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紧接着，又有许多善于“下小海”的人也都群情激昂地对陈柏青说，我们“下小海”的人，摇着小船，冒着风浪出海到海岛上去铲簇、掸紫菜，干这行当辛苦不说，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啊，去年我们村里不是有三个铲簇的人被“爬岩浪”卷到海里去了吗？他们连尸首都捞不着！家破人亡的多伤心啊，陈社长，你想想看，我们谁难道会喜欢去干这样存在危险的行当吗？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事啊。我们瀛海村人铲簇已经不知铲了几百个年头了，你看见有几个人发财了？我们实在是由于生活上的窘迫，没有其他挣钱的路子才去这个行当的，我们只不过是想搞一点零花钱用用而已，干这样的活难道可算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了啊？
陈柏青倾听了社员们的意见后，十分同情大家的困难，他知道，刘阿根这个人的心胸太狭窄，自己没有什么赚钱的本领，他就不想让别人去赚钱，这是一种小人之见。他当了队长有这样的做法，真是有点儿蛮横无理，当生产队长，哪能这样去对付社员的。他不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都围在生产队里干活，其结果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三十多个人都拥挤在生产队里三十多亩的田里劳作，用三十多人去干那十五个人的话，虽然干活自然是轻松了，但结果当然是“三十多个人吃十五个人的饭”，那后果当然是要出现“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只能落得一个“半饥半饱”的结局了。常言道，出几分力，就会有几分的收获。土地爷是最公正的，他绝对不肯无缘无故地赐予给别人的，他向来对懒汉无情。他心中有数，他们三队今年的收入还不到五队齐夫良他们的三分之一，这就难怪社员们要站出来骂鼻子了，他们还能安心地在队里劳动吗？他们在无奈之下自然就要“造反”了。世上哪个人不想干轻松的活，想偷懒的人世世代代都有，这也并不奇怪，但“轻松”和“偷懒”的结果肯定会要受到“惩罚”的，其后果必将“自食苦果”，此刻，三队的社员们已经尝到“苦果”的滋味了。作为凡人，他们不可能像神仙那样地不食“烟火”，凡人过日子是离不开要花钱的，要花钱就必须要去挣钱，要挣钱就得要去费力气，费的力气越多得到的钱自然就会越多，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最起码的常识。看来，三队的社员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想撤换队长的目的无非是想允许他们一个有挣钱的机会，而不是故意给刘阿根制造麻烦，这个要求其实也并不过分，这也是被生活所迫出来的，他能不支持他们吗？坦率地说，他早就看不惯刘阿根这样的做法了，作为农村干部，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要为群众能过上好日子，而刘阿根这样的做法却反而会给社员带来困难的处境。鉴于目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他不能过多地去干涉生产队长的工作，所以对于刘阿根也不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不过他相当担忧三队社员的处境。他只能等待时机。他虽然没有学过什么哲学，但他却懂得“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道理，如果三队的社员们甘心情愿地跟着刘阿根过这样清苦日子的话，他当然也不好说什么的了。现在，看来社员们“觉悟”到这一点，他就责任去关切他们了，否则的话，他就对不起自己的这个大队长的职务了，他必须有所“动作”，“内因”如果得不到“外因”的配合，“内因”最终要得到“熄灭”的命运。此刻，他看到三队的社员们都充满着群情激昂的样子，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有所“动作”了，如果不趁这个极好的机会去撤掉刘阿根的队长职务的话，以后就很难再遇到这样的良机了。他已经下定了这个决心。但他考虑到刘阿根撤换了以后究竟让谁来当生产队长才合适呢？他在脑子里把三队所有的社员中仔细地搜寻了一遍，觉得这三队能出外搞副业的人多，而适合于当队长的人却较少，很难找到一个能吃苦耐劳、安心于农业又不妒忌别人赚钱这样比较理想的人选。不过，他觉得当生产队长的人不一定要十全十美的人，只要大家都必须同意就行。生产队长只不过是一队之长而已，手下只管二三十个人，只要他能带头劳动，熟悉农业生产就可以了。当然，他必须是贫下中农，如果不是贫下中农的话，他即使能力相当强也还是不行的，还是先让社员们自己去酝酿酝酿再说，万一不行的话，就派别队的人进去。接着他在各个队里搜索一番，觉得蒋应良是个合适的人选。不过，蒋应良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当干部的人，要他去做生产队长倒是要费一番口舌的。不过，他相信并有把握做好他的思想工作，因为蒋应良一贯来对他是相当尊重和信任的。于是，他就对面前的社员们说，既然大家都有这样强烈的愿望，那我就去跟刘阿根说一声，叫他去召集全体生产队的社员开会，我当然也是要来参加你们会议的。你们在会上都可以发表现在你们所说的那样的意见，让刘阿根来听一听社员们的意见不是没有好处的，好吗？至于是不是要撤换生产队长，还是要由大多数社员的意见来决定。
大家听了陈柏青的话后，都齐声地说：“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