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风云
概况
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座落在杭州西北郊的文一路南侧，东临打索桥下古河道，隔路北首是杭州化工学校和杭州工业学校，南临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和浙江省团校。西首则是一片农田和荒丘，在荒丘上有众多的坟墓，也有零星的竹林。在文二街、文三街两旁，也都是学校，当时这一片区域叫文教区。我校东面不远处有一条叫宁杭国道的公路，是杭州通往南京的要道。几十年后，演变成现在的莫干山路。这时候的国道公路当然是沙石路面，两旁都是农田，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
学校四周用竹篱笆围起，校园面积360亩。正中为一幢四层的办公大楼，两旁分立两幢三层的教学大楼，成品字形排列。这三幢的大楼的屋顶用硫璃瓦砌成，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金碧辉煌。屋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各层的走廊经常打蜡，几乎能照出人面，走路时若不小心，就容易滑倒。这种规格，在当时还是属于少见的。学校东侧是实习工厂，车、钳、刨、铣、翻砂等车间一应齐全。学校北面是呈“工字形”的三层楼学生宿舍，可容纳一千余人住宿。西面是名曰“五爱堂”的大会堂（兼食堂），再往西就是大操场，在操场的旁边还有体育室和花卉房。我们学校的前身是由浙江省高等工业干部学校演变而来。三年前，它一分为三，分别组成杭州工业学校、杭州水力发电学校、杭州化工学校。其中杭州工业学校为省属，杭州化工学校为重工业部所属，我校则为燃料工业部所属。杭工、化工是三年制，我校则四年制。我校在1958年改名为浙江省电力专科学校，为大专改制作准备。1960年又更名为杭州工学院，正式转为大专性质的高等学校。1962年撒消并入浙江大学，该校区叫“浙大二分部”。与此同时，杭州工业学校也转制为浙江工业大学，而杭州化工学校则迁往浙江省的化工基地---衢州。这就是我校的一段演变历史，或者说是她的来龙去脉。
我们一年级分二个专业、八个班，其中“建筑机械和设备”六个班，“工业企业电器设备”两个班。我分在“机116班”（其中第一个“1”字代表年级），在1958年改为浙江省电力专科学校时改称“机中553班”。此后就不再招收中专生，而改为大专性质的学校了。
进校后首先要经过体检，接着是政审，只有通过这两道关，才可办理正式入学手续。在体检时，我们班就有一个姓夏的同学因患有肺病而被取消了入学资格，但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我同来的石贤玲同学竟也因同样毛病列入淘汰之列。当我送他离校回家时，我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接着是政审，我顺利地通过了政审关，此刻，我才算是一名正式的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学生。
政治运动
在体检和政审以后，紧接着就是全封闭的政治学习。学校布置了关于立即开展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的有关事项：一.学习时间为两个星期，这期间停止上课和其它的一切活动；二.学习期间,一律不准出外、不准会客；三.成立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校的政治运动。
我们班里按学校规定分成了三个小组，并选出了小组长（实际上是“领导小组”指定的），由小组长宣读学校分发下来的文件，主要是“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批示的三个按语(看了在二十一年后的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笫五卷后才得知，原来当时这三个按语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并已收入在笫五卷中)和胡风给中央负责文艺的领导周杨同志的一份“意见书”，以及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胡风与绿原、阿垅、荒煤等人之间的来往信件的部分内容扎录。胡风给周杨的这份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对文艺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及他个人的观点。在他们来往的信中，内容确实有点阴晦难懂，而且有诸多的“代号”或“暗语”，使人感到他们似乎是（其实是莫须有）在“暗地里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伺机反扑”、“准备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在学校领导小组的联络员和小组长的“指引”下，我们逐渐“明确”了胡风反革命分子及其同伙的嚣张气焰和反动面目。我当时也与同学们一样，义不容辞地、愤怒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一个星期就在这样紧张而激昂的气氛中过去时了，笫二个星期是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全面地、深刻地对照检查自己，把过去一直隐瞒着的、对党不利的思想或事情要统统向组织交代，否则就要后果自负！这个星期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向组织交代吧，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不向组织交代吧，说明你对这次运动的认识模糊，对党的态度不忠诚。真搞得人人坐立不安，夜不能眠。我们这些同学当时一般还只有十七、八岁，心里都十分纯洁，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任凭你挖空心思地、搜肠刮肚地深刻检查，也交代不出什么“材料”来。最后大家“坦白交代”的东西，也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似是而非的生活小事，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根本对不上号。好在领导似乎也知道我们这些年轻的新生，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的，所以也并不十分追究。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教师和高年级身上。
我校进行的全封闭学习，按规定，我们自然不能出外，这使隔路对面的杭州化工学校、杭州工业学校的学生都感到很新奇，特别是与我们同来入学的同届同学康正生、张彩仙、周令晖等人，他们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晚饭后经常在篱笆外面等着，很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当然看到他们，但由于纪律，也只能与他们谈上几句就走开了。
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类似软禁的两个星期，我们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空气了。在这个令人难忘的两个星期里，学校虽然没有抓出一个胡风分子，但也查处了有历史问题的几个教师，不少人在这次运动以后噤若寒蝉。我在这次运动中笫一次领略了政治运动的严肃性和残酷性，在内心引起了极大的震憾，觉得政治运动实在太可怕了。我在今后的岁月里，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绝对不能产生对党和政府有丝毫的怀疑与不满，以免出了政治问题以后就后悔莫及，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在这里，我倒要提前说几句“后话”：历史常常要跟人们开玩笑，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周杨，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又当了一阵子“反右英雄”，可没有风光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他却被造反派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把他送进秦城监狱，与胡风关在同一座牢监，结果与胡风“殊途同归”，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周杨关了十多年后，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才出狱；而胡风却关了二十多年后，在八十年代初期，最终也被定为历史冤案，公开平反。这对冤家对头的人物，在出狱后，双双都吃了政治运动的滋味和牢狱之苦以后都似乎省悟，不过两人领略的“味道”各异。据说，周杨出于对历史的反省，主动向当年受他整挨之苦的同志们致歉。我想，周杨如果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没有机会尝到被人挨整的苦楚，他会反省吗？据说，当时探望胡风的人谈到鲁迅时，有人说：“鲁迅如果今尚在，天安门前等杀头！”这位饱尝人间辛酸的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在他临终时，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儿子们说：“我的后代再也不要去攻读文学了，以免重蹈我的覆辙------”
运动结束以后，学校马上举行开学仪式，王士英校长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对我们新生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对全校师生参加这次运动的态度表示满意，并对这两个星期的紧张生活深表关切，他说，从现在起，大家都应当放松一下了。王校长在讲话时自始至终保持热情、开朗，令人和蔼可亲，大会的气氛相当轻松活泼，这与此前的两个星期的“寒冰期”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攻读
我校的四个学年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一年级读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即高中三年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要在一年时间里学完(除了一个星期二课时的语文课、政治课、体育课外，没有安排其他课程)；二年级开始读相当于高等学校的普通课（内容有压缩），即高等数学、理论力学、工程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机械制图等；三年级读金属工艺学、金属切削、机械另件等技术基础课以及一部分专业课，同时安排课程设计和教学实习；四年级读专业课，同时安排生产实习，最后是写毕业设计论文和论文答辩。
一年级的课本是全部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由于高中的数理化课程要安排在一年时间内学完，课程的安排自然是十分紧凑而紧迫，我们当时的学习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尽管我初中时的数理化基础较好，但还是开足了马力，才不至于落在人家的后面。学年结束时，我突然鼻孔流血，经校医检查结果，说是由于学习紧张所致，这是我在初中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二年级的课程也不轻松。微积分、理论力学、工程力学这三门课程使我学得精疲力竭，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挺过去了，在班里还算是名列前茅。这年，与我同时去的几个同学中有三人补考，一人留级。
三年级的课程相对轻松些，因为理论基础课打好了，学起专业课来相对轻松多了。
在数学课程中，从对数、三角函数、解析几何到“极限”概念中的“无穷小量”、“无穷大量”以及微分、积分；在物理学课程中，从力学的万有引力定律到到光学的可见光、紫外线和无线电波都是电磁波，只是波长不同罢了；在化学中的门捷列夫的原子排列表等等，使我的思维触角伸向广袤无垠的科学空间，觉得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实在是沧海一粟，宇宙的奥秘实在令人迷茫。回想当时初中毕业时，认为自已好象已经“知识渊博”了，这是多么幼稚可笑。所谓当时闯进“知识迷宫”实际上是还不够“小朋友”级的。
课程设计使我特别感兴趣，它是在设计室内进行的。室内有各式各样的设计手册可供每个学生参阅，设计用的图板、丁字尺、圆规、鸭嘴笔、计算尺等制图工具应有尽有。设计题目是一台可吊重三吨的塔式起重机的动力系统。由于我笫一次参加课程设计，内心里不但感到相当兴奋，而且又有新奇感，也初次领略到设计确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雄厚的力学、数学基础肯定会使你力不从心；没有以全方位视野去综合思考有关参数，也将会使你的设计出现纰漏。就这项设计方案而言，在大的方面要考虑整个塔身的因受风力负荷而产生的扭力，在小的方面要计算出组成塔身的每根角铁的受力的数据。要计算的数据确是包罗万象，实在令人目不暇接。我全神贯注地投入这个从未接触过的学习领域中去，因为我觉得，这是实现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当一名工程师的必经之路，而且也可算是已经见到的一道初露的曙光。
友情
当时同学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彼此都没有互相猜疑与提防。由于爱好和世界观的差异，无疑地也有亲疏之分。在班内，我与吕木根、施耀世、李孝义特别接近，成为相当睦逆的朋友。吕木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常常拉我到阅览室里，拿来几本文艺月刊，把一些较好的小说介绍给我看。如刘绍棠的“西苑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悬崖勒马”等。我看后，被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别是当时被称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他写的小说，文笔犀利、流畅，人物的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描写手法独出心裁，对人物的刻划具有独创之处，我几乎为之而倾倒。“西苑草”是一篇短篇小说，它的主人公是在西苑大学读书的一个很有文学才华的大学生蒲塞风，他与一个长得十分美丽的、思想活跃的女同学黄家萍和一个思想相对因循守旧的女同学伊洛兰之间恋爱角逐的故事。我看后回味无穷，思绪万千，我还向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作过介绍。在星期天，我总要抽出几个钟头的时间去阅读文学作品，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居然学习写起短篇小说来，而且向“东海”投过稿，还得到过“东海”编辑部的肯定，说“这篇小说是有前途的，只是还需要修改”。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反右派运动，我的这篇小说很可能出发表呢，这当然是后话。施耀世是一个胸怀坦率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观点，对那些奉承拍马的人嗤之以鼻，与我的观点相符，所以很快就成为知己。至于李孝义，他为人忠厚，学习认真，与我们也合得来，所以常常同我们三人一起散步、郊游，友情十分深厚。
初恋
青春期间对异性的爱慕而产生爱情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当时尽管由于学习紧张，我在主观上也无暇顾及去考虑恋爱上的事情，但人的内在“自然规律”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具备“水分”和“温度”的适合条件，“种子”就要“发芽”。由我们学校的性质决定，女生的比例极少，在我们一年级的320名学生中只有十多个女生，分在四个班内，另外四个班自然是“和尚班”了，我们机316班是在其中。由于女同学寥若晨星，即使你有意“追星”，也将会是望“星”莫及，无果而终。我校南面毗邻的杭州幼儿师范学校中有俩个从象中毕业的女同学，一个与我同届，叫SXS；另一个叫顾俊英，在初中时比我低一届，我们自然都熟悉。SXS是城南某村人，她的妹妹（比她低二届）是全校公认的“校花”。她也长得不错，白皙的脸蛋上有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薄薄的二片嘴唇旁边有两个可爱的小酒涡，头上还有一对齐腰的长辫子，再加上窈窕的身材，更显得妩媚可爱。她又善歌善舞，是丙班的文娱委员。我们大家到杭州来读书后，由于同乡加同学的双重关系，也就更加亲切了。在星期天，我们来自象中的同学，常常约在一起到西湖去游览。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我对SXS渐渐地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就开始追求她了。但考虑到她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而我自己除了学习成绩较好以外，不具备其他优越条件可与她相配，所以一直没有明确地向她提出来，甚至连暗示都不敢。在一个国庆节的晚上，我鼓足了勇气，约她到西湖边去观赏夜景，希望我们的笫一次约会在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中度过。她对我莞尔一笑：“可以叫顾俊英一起去吗？因为我们俩刚才已经约好去西湖的。”她的回答既巧妙又富有艺术性，其用意不言自明：既没有拒绝我的约会，但又不至于马上就进入“状态”，我自然表示同意。其实，在笫一次约会，我即使吃了老虎胆也不会贸然向她提出“我爱你”之类的话。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三人坐在昭庆寺广场（即后来的少年宫广场）的茵绿的、柔软的草地上谈笑风生、情意绵绵，凉爽的秋风飘来了阵阵桂花的浓郁的、沁人肺腑的芳香，我似乎进入梦幻一般的伊甸园------。夜色中，月亮向湖面上撒下了碎银般的粼粼波光，众多的游艇在湖面上划来划去，不时地在水面上溅出闪光的银色的水花，使夜幕下的西湖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更使人陶醉在她的神奇美丽之中。无数对情侣手挽手地在白堤上漫步，也有的依偎地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草坪上，坐着的少男少女们其中不乏也有一对对情侣。我们两女一男，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情投意合地互相依偎着窃窃私语、卿卿我我，但我们也过得十分愉快------
当时文教区内的文化设施很少，连一个电影院都没有。为了使区内各校能看到电影，安排一个流动的电影放映队，在各校轮流放映，大约一个多月才能轮到一次。就在我们约会前不久，杭州市有关部门在杭州幼儿师范学校与我校交界处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十分简陋的露天电影场。四周用竹篱笆当围场，当中竖起几根毛竹，挂上一块银幕，中间空旷的场地上没有一条可供观众的座椅，观众看电影时必须自带木凳。SXS知道我相当欢喜看电影，故每当周末，她总是买好电影票，而且还与顾俊英一起在电影场内放好木凳，占据最佳位置，俩人轮流(吃饭)看管木凳，一直等我到场为止。她们这样细心的安排，真使我激动不已。记得有一次，在放映苏联片“笫十二夜”时，由于这是一部彩色片（这是笫一次放映彩色片），看的人特别多，当我进场时，场内已经几乎满座了，我在人群中终于找到了正在向我挥手的史析SXS，我用力地挤进去，在她占有三条凳子位子上坐下，她笑盈盈地说：“为这三条凳子的座位，顾俊英连晚饭都没工夫吃，她现在还在吃晚饭呢。”我听后真是感激万分。我们刚坐下，顾俊英也挤进来了，我不好意思地对她们说“你们真是------”电影散场以后，我还沉浸在刚才与她们在一起看电影的美妙激情之中。这一夜晚，我久久不能入睡------
此后，SXS给我写过两封信。我曾交给她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稿子，希望她阅读后能提一些关于修改的意见。她看后就很快给我写信，她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看了你写的这个短篇后，又给我班内一个文学基础比较好的同学看了，我们都认为这个短篇写得不错，文笔十分流畅，故事的情节也很吸引人，只不过恋爱部分不能写得太多------”我看后觉得很惊讶，她说的意见怎么与《东海》编辑部的意见会如此吻合？说也奇怪，不知是我错觉还是她的巧妙用意，当我拆开这封信时，一阵浓郁的芳香扑面而来，难道她在信笺上洒了香水，对我表示一片芳心还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在一个星期后，当我再取出这封信时，它还散发出沁人的芳香------
在元旦前夕（1956年底），我以送她贺年片为名到她学校去，并约她到学校旁边的古运河边散步，她欣然应允。我们愉快地谈着各自学校的趣闻轶事，但彼此都未谈及“敏感”的话题。此时，有一只满载着砂子（建筑用材）的河船沿着河道缓缓而行。满脸古铜色的船工，用劲地摇着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船工的脚旁坐着一个三岁模样的小孩，腰部系着一根布带，缚在船弦边，防止跌落水中。面容苍老的妇女在船边淘米、洗菜，正忙着一家三口的炊事。我望着渐渐远去的河船，不禁感慨地说：“这是多么艰辛的一家子啊。”SXS眺望远处，带有浓厚色彩的口吻说：“现实生活中并非都充满诗情画意的。”------
我们的“恋爱”像捉迷藏一样，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彼此间谁也没有主动地首先提出触及“爱情”的话题，即使带暗示性的词语也没有。我当时没有主动向她提出是由于怕她不同意后而陷入难堪的境地。这也许是我的责任，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男方首先主动提出求爱的，我不主动，难道要SXS主动？想不到“恋爱”进展很慢，政治运动倒进展很快，在此后不久的反右派运动，以无法预料的速度朝我冲来，我自然就放弃了对她的追求，也无脸向她表示爱慕之情。但嗅觉灵敏的“整风反右”核心小组还是没有放过我，组长刘在刚像发现重大线索似的突然找我谈话：“你正在与一个幼儿师范的同学谈恋爱？”
“没有，”我坦率地回答。
“我看你还是向组织坦白交代好，否则后果是严重的。”他板着面孔，装得非常严肃的样子。
“我们目前还停留在一般友情阶段。”我扪心无愧地回答他。
“老实地告诉你吧，我们已经到幼儿师范去作过调查，你的女朋友叫SXS，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政治思想也有问题。你们都出身剥削阶级，在交谈中肯定有对党不满的内容，你如果向组织隐瞒思想问题，以后查出问题来是要加重处分的！”刘在刚带着威胁的口吻继续对我施压。看来，他们真是无孔不入。
“如果隐瞒思想问题，那就由组织处分好了。”我十分坚定地回答他。
后来，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深入，刘在刚对我宣布一条十分严厉的纪律：不准与任何人谈及关于他找我谈话的内容。在当时这种笼罩着恐怖的气氛下，我自然再也不敢去找她，只是担心她因我的政治问题而受到连累，使她也蒙受了无端的指控，从而给她造成一个不可弥补的政治污点。所以，直到后来我被校方强令退学时也没有去向她告别，只是在心底里祝愿她平安地度过这个可怕的政治运动------
就这样，我的“初恋”在“花蕾”刚刚初现时，被这个可怕的政治运动夭折了。初恋，虽然留给我甜蜜的回忆，但也留给我苦涩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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