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人的“大师”情结
张绪山
作者提供，原刊《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
目下的人们，无论是在纷繁的资讯媒体，还是在众多的聚会场合，都会接触到“大师”这个名词，由“大师”组合的名称，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尤以其与“学术”、“思想”和“艺术”诸方面的组合为最多，也最为响亮。曾几何时，“大师”这个称谓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神圣、崇高，令人向往但又遥不可及，孰料时移世易，现在竟成了寻常之物。“大师”的桂冠到处飞扬，“大师”们的身影随处可见，这般光景，真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慨叹。
对中国社会的需求而言，各行各业“大师”群体的涌现，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仔细想来，又有点不对头。所谓“大师”，不管人们对它的认识如何歧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凡当得起“大师”称号者，必定是人类文化事业中凤毛麟角的卓越人才，罕见的人中菁华；真正配戴“大师”桂冠的人才，即使在人才辈出的时代，也不可能多如过江之鲫，更不用说在平庸大行其道、腐败沛然难御的当下。
经历了思想专制造成的百花凋零的文化荒芜时代，我们的社会确实需要众多“大师”作为民族思想文化事业的脊梁，重塑民族的灵魂。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的时代是否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文化盛世，以致“大师”桂冠到处飞舞？换言之，国人头脑中这个“大师”云集的时代是真实存在还是一种幻象？目下所谓的“大师”真的配得起严格意义的“大师”桂冠吗？这涉及到对“大师”观念的理解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认识。
恩格斯在评价群星闪耀的文艺复兴时代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以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巨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惯用的“大师”。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巨人，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方面所创造的业绩，结束了一个旧的信仰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一个理性至上的新时代，从此文明进程走向了新纪元，其贡献是划时代的，足以流芳百世，彪炳千秋。像达芬奇、伽利略、莎士比亚那样在人类历史上不多见的巨人，除了“大师”这样的名称, 恐怕很难找到更恰如其分的称呼。
“大师”、“巨人”是时代潮流的产儿，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继往开来、影响时代潮流的杰出人物。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开始于19世纪中叶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社会的全面冲击，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与此相适应，中国思想学术也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这种蜕变经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到20世纪初叶终于显现其突兀峥嵘的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这一演化过程的具体表现。新兴学者团体的形成，一批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思想、学术巨人出现，成为中国走向世界文化前沿的桥梁。正如文艺复兴时代，这确是一个需要“大师”且产生了大师的时代，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可视为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的代表。
然而，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称呼——为时极为短暂，它的繁荣未及充分展开，便为激烈的国内冲突和可恶的外族（日本）入侵所打断，剧烈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动荡，终结了转折时代大显身手的第一代文化巨人的创造活动。
在新文化运动谢幕以后登上文化舞台的新一代思想学术人才，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饱受煎熬，但凭着此前的积累和坚韧而顽强的开拓，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一代文化巨人以陈寅恪等人为代表，融会东西学术文化传统，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已其开创性贡献确立了其学术地位。然而，在此后的时代中，除了一部分人（如赵元任等）机缘凑巧，能在国外继续拓展自己的事业外，大多不能以自然之态，尽展其学术才华，赍志而没，壮志未酬，为自己和后人留下巨大的遗憾。但是，以既有的成就和才赋气象论，这一代人很多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的“学术大师”。
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承继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且在50年代以前基本完成了其应有的学术研究训练，本应该是走向世界学术舞台的一代。然而，这一代人在进入盛年之后，遇到的是一个与其生活和思维迥然不同的环境，意识形态的改造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耗费了他们最珍贵的年华。由于环境的恶劣，这一代人几乎均未尽展才华，其学术思想成就，毫无例外地受到极大限制。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但没有承续其老师辈的学问，反而大多不如前辈，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例外，如钱钟书、季羡林等。但概而言之，称得上“大师”者少而又少。此非笔者个人臆断，乃诚实学者的共识。何兆武先生在许多场合说过：“我们这代人大多是废品”。齐世荣先生数次参加清华大学校庆校友聚会，每次都很严肃地说：陈寅恪先生一辈学者中产生过一些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我们这代人中，虽说有些人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没有人可称得上“大师”。何、齐两位先生现在都是八十几岁的老人，属于我们所说新文化运动以后诞生、成长的一代，他们的看法是冷静而客观的。
至于4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基本上是在新式教育模式下成长的一代，所接受的教育基本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教育形式单一，文化养料贫乏；更重要的是，经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折腾，无端失去许多宝贵的时光，不具备成为“大师”的条件，因此难以与“大师”称号相配。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其成长条件姑且不论，其学业成绩正处在扩展过程之中，不可提前定论，故不可过早以“大师”桂冠相赠。
如此说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大师”。
二
在没有或少有“大师”的时代，我们却看到了莺歌燕舞、彩霞漫天、“大师”桂冠到处飞舞的景象。这种名实不相符合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有“好大”的因子。这种因子的生成，缘于历史上中国文化的较早发达。“中国”与“物华人丰”、“人杰地灵”之类观念的联系，很早就已建立起来。战国时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中国者，聪明睿智之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必行也。”（《战国策》）此后，“中国”观念在地域上虽有变化，但这种“天朝上国”心态几乎贯穿于两千余年间未曾改变，并且被反复强化，有增无已。
清朝建国之时，西方文化已捷足先登，呈现强劲的进取之势，满清帝国却墨守成规，自以为是，甚至在尝到吃败仗的滋味，仍然拒绝向西洋“蛮夷”学习，直到19世纪末甲午一战，庞然大物的“天朝大国”竟然败给一向不放在眼里的蕞尔小国，于是举国震惊，如梦方醒。此后割地赔款，噩梦相寻。“好大”的资本既已丧失殆尽，萎靡情绪笼罩朝野，“万事不如人”的自卑感如影相随达数十年之久，成为整个民族的巨大心理负担。
这个心理负担造成的阴影曾因1949年政治变化有所改变，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扬眉吐气的局面。然而，刚刚振奋起来的民族自尊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引导，旋即被引向了歧途。革命的成功，急于求成的“超英赶美”，自我膨胀的“大跃进”，以“思想超越”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领袖的榜样。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马克思公开挑战：“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鼓励思想解放，但本质上却是自我拔高，因为“我们”——实际上即“我”——既然在“实践”上已超过了马克思，而理论是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那么“我”在“理论”上当然也超过了马克思。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超越了世界无产阶级理论导师的人，自然就是新的更伟大的理论导师。然而，历史再一次与中华民族开了个大玩笑，欲速不达的“超英赶美”和大跃进不仅没有带来物质上的进步，反而让中国人民饱尝了饥饿的痛苦，付出了几千余万人的生命代价。及至“文革”狂飙突起，领袖思想被捧上了天，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中国人民似乎终于看到了超越西方的一天。但经济和思想上的“好大”都没有结出真正甜美的果实，随着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幻化的“超越”肥皂泡也随之破灭。
邓小平以务实的风格和罕见的勇气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为起点，他着力做到的，是使人民抛弃陈旧的教条和不切实际的“好大”积习，认真正视中华民族的落后现实，急起直追。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市场经济体制终于确立，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苦苦探索的现代化改造事业，在经济层面上似乎终于看到了曙光。
经济建设成就促生的乐观情绪，使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好大”积习也渐次出现。邓小平一再发出的“韬光养晦”的告诫似乎被逐渐淡忘。前些年流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所反映的“积弱不再”的急切心态，近年来日见高涨的“大国崛起”呐喊之声，使人明显地感到浓重的“大国”情结下一种似曾相识的思潮在强烈地涌动，并逐渐凝聚成一股力量。
与此相伴生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膨胀。这种自我膨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学复兴意识演为思潮，“儒家文化拯救世界”的论调逐渐高涨，许多人沉浸在这种鼓噪中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二是文化盛世到来的幻觉令许多人兴奋不已，许多耗费国家巨大且宝贵资源的“盛世工程”纷纷上马，演为愈演愈烈的趋势。与这两个征象互为里表的，则是“大师”桂冠的漫天飞舞。
然而，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大师”云集的“盛况”完全人为“制造”的结果。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几个一般性大学合并成一个“超级”大学，在我国已经蔚为潮流；与此相适应，全国高校你追我赶的“硕士”、“博士”扩招，国家干部在职“攻读”学位，已经使中国成为“制造”硕士、博士数量最多的国家；“博士后”已演变为“博士”之后的学位。在教职人员队伍中，“博导”已经成为教授之上的职称。“博导”的近乎泛滥，使那个比“博导”更高贵的“大师”称号应运而生，于是各地“大师”云集的“盛况”成为必然。前些年流行一个说法：“博士到处走，教授不如狗”，随着“大师”群体的出现，现在几乎可以说：“教授到处有，大师不如狗”。正如滥发钞票必然造成货币贬值，“大师”桂冠的随意制造，其结果是“大师”称号的严重贬值。
可以说，经济的初步繁荣和悠久的大国心态，促生了“大师”群星灿烂的幻觉。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幻觉，是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原理：文化的发展繁荣并非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时共步，也不是仅仅有经济发展这一个条件所促成；即使我们的物质力量真的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高度，“大师”群体的养成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几代人的努力。法国革命时，革命党人以“保皇”罪名砍掉了化学家拉瓦锡的脑袋，当时就有人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砍掉这颗脑袋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但长出这样一颗脑袋则需要几百年。同样，19世纪中叶以来我民族历经艰辛而培育的学术氛围，和20世纪初叶以来积累半个世纪的人才，包括其中的真正的“大师”级人才，在一个时期内早已被摧毁殆尽。这样的人才空缺绝对不是一代人可以填补的；而要出现“大师”级的卓越人才，则更需要时日，绝不是短短30年可望看到的，更不用说这风雨激荡的30年间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是在极端困难的重重阻力中蹒跚前行。
或问，中国何时才能形成“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答曰：“大师”并非凭空出现，乃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如果能有三个必要条件重合，则可能导致“大师”群体的出现。这三个条件：一曰聪明颖慧、好学不厌之人才，二曰学者享有充足的闲暇；三曰学者享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这三个条件缺少其一，皆不足以造就杰出人才。
就中国庞大的十数亿人口而言，聪明颖慧、好学不厌的杰出人才，从来不曾缺乏；所缺乏者，惟思想自由与充足的闲暇两个条件。所以，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代学院派学术巨人于此者感触深刻，分别从自身境遇而着力强调之。梁启超在1921年明确指出：“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清代学术概论》）他所强调的是学术活动必需的闲暇。陈寅恪则以其家学渊源，留学欧美近二十年的独特经历，对于东西方学术精神的深刻认识，体会到中国传统“俗谛之桎梏”对于中国思想学术的戕害，所以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意表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对《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表达的这一见解，终生奉从，老而弥坚。
两千余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头有一段千古不易之论：“最初人们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先是对身边困惑的事情感到惊讶，然后逐渐对那些重大的现象如月亮、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万物的生成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惊奇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人们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思考的，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并不是为了其他有用的目的。事实可以证明，只有当种种生活必需品全都具备以后，人们才会去进行这样的思考。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的用处，正如我们将一个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而活着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知识中惟有这种知识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是为了它自身，才是自由的。”人类历史上辉映文化天空的思想巨人们，其生活环境、个人经历各不相同，而学问兴趣和贡献迥然殊异，但之所以成为大师，其创造活动则脱离不了相同的必备的条件，即天才的兴趣、思想的自由和生活的闲暇。如此说来，我们则不得不问：目下的这个时代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吗？ |
），于是就偷了个小懒，切合当下俺们生活的信息时代，利用了下网络（流量放着浪费也是浪费），这也算是与时俱进嘛。虽然贺信写的不咋地，但乡网里都是远亲近邻的，就算写得真的不好，GGDDJJMMSSAY们也知道我的斤两，自然不会计较的。更何况，裤子哥把吴老师拍的那么丑的照片都贴上来了，所以我也就有底气发了。反正自家人不嫌自家人丑，有什么关系？
，对于＂那个人＂我很无语，大家都评论了这么多了，我就不再评论了．一笑而过了，别拿别人的错误来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对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