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史上绝无仅有的、空前的历史性大浩劫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上演，“文化大革命”运动暴发了！

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的，这是他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和周密布置而逐步开展起来的，当时不要说老百姓对此懵里懵懂，就是连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呢。这场神秘的运动序幕首先是从上海市拉开。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人们看到这篇文章后普遍认为这是学术上的争论，没有多加注注意，因为姚文元这个人是在前几年“大批判”起家红起来的，他在1958年时，他发表了不少批判文学泰斗巴金的文章，他以居高临下的、不容置疑的口气严厉地批判巴金，摆出一付一定要把大文豪巴金批判得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人们才对他刮目相看，不言而喻，他此后也就逐渐走红了。而当今这篇《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与1958年批判巴金的文章相比较，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无论是他的口气以及他的气势则是无与伦比了，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北京等大报刊才先后开始转载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然后就掀起了一场大批判的浪潮，人们才逐渐觉得这篇文章非同小可！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直指“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进而又把吴晗的作品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罢官问题联系起来，并特别指出，“海瑞平冤狱”是为被镇压的地主、反革命喊冤叫屈，还莫须有地把此前的“单干风”、“反案风”联系起来，这种牵强附会的批判实在令人惊奇。紧接着，各类报纸又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点名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晗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人民日报》编辑邓拓及著名文人廖沫沙等人。继而又把矛头指向政界重量级人物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迅速被打成“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之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消彭、罗、陆、杨四人的上述职务，并停止彭、罗、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等著名高等学校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轰击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驻校工作组。北大有一个叫聂元梓的人贴了一张炮轰工作组的大字报，声称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她这张大字报立刻得到毛泽东支持，并称为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此，“炮轰”像一股熊熊烈火，顿时在全国的高等院校的校园内烽烟四起，并迅速扩大到全社会。并称陆定一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这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自然就是“活阎王”了。

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局势真使人眼花缭乱，简直有点不可思念。直到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人们才对这场运动初见端倪。此时此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才有所察觉，莫非这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的矛头是对准自己？这个蒙在鼓里的、有点“老实本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赶紧去请示毛主席，如果这场运动的目标是为了打倒我的话，那我就请求主席批准我到延安或者到我的家乡去劳动，自食其力，不必再把这场运动搞下去，否则我们国家为此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真诚的表白“理所当然”地采取敷衍态度，他如果此刻放过刘少奇，那个谋划已久的锦囊妙计岂不完全废弃？他当然不能！他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从而挖掉这个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他对此能掉以轻心吗？只有将他置于死地，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否则的话，真是后患无穷！他之所以要下这么大的决心，是源于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竟当着他的面，毫无顾忌地在大会上说，全国发生的大饥荒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矛头不是明显地针对我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无非是想通过造成大饥荒的责任推诿于我，妄图抵毀我的威望抬高他自己罢了，最终可以“取而代之”，其用心何其险恶！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还明目张胆地对我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他用这样的威逼口吻逼我就范，他真是太天真了，要想抵毀我，想取而代之，有那么容易吗？我是一个能轻易就范的人吗？我能由人摆布吗？他真是太健忘了，几十年来，我经历过多少风云变幻千险万阻，哪一次不是化险为夷？他如此拙劣的表现只能是暴露出他野心，这不能不引起我警觉。照例说，他也是一个经过风浪的人，竟会利令智昏到如此地步，只能说明他对抢班夺权迫不及待了！其实，他太不量自力了，你具有挑战我的实力吗？我只要动用一个小姆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消失！这场运动是你自己挑起来的，真所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我哪能让他平平安安地溜走？

……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展开，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至此，“文化大革命”的“面目”就十分清楚了。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冒出了一个称之为“红卫兵”的组织，他们是一群“革命闯将”，也称“造反派”。很快，这些革命闯将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运动，他们高喊“造反有理”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响亮口号，把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打成“牛鬼蛇神”，并以吓人的罪名强加在他们的头上：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书记邓小平是被叫做“党内笫二号走资派”，等等。老账还得重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首都的红卫兵揪到北京批斗，把他双手反绑，头颈吊着几十斤重的重物，叫做“坐喷气式”。这个在历次革命战争和朝鲜战场上立下过赫赫战功、曾经被毛泽东称颂为“谁敢横马立刀，唯我彭大将军”的这个彭德怀此时遭到如此的折磨，真令人心寒。当然，“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也不能幸免，同样被打倒，并给予“喷气式”的“待遇”……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却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实际上成为当时党内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最初由陈伯达担任，康生担任顾问，副组长是江青。几个月后，就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从此，江青就成为全国的风云人物，被捧为“文化大革命旗手”。

当“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刚刚吹响之时，毛泽东的身边一直有林彪跟随，当时称他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这个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的林彪，一直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此时的毛泽东十分清楚，要发动这样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要打倒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没有一个有雄厚实力的而且又绝对忠诚于他的人来当他心腹助手是绝对不行的，这样的人物自然是非林彪莫属。林彪是一个从井冈山出来的人，他对他知根知底，不管是在庐山会议上，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紧跟着他，拥着他。在庐山会议上，几个常委对于要开展对彭德怀的批判起初都是三心二意或模棱两可的，在经过多次软硬兼施的措施才使他们清醒过来的，特别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会上公开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不少人站出来拥戴他的说法，只有林彪一人在会上为他说词辩护，这就说明了只有他才是最可靠的人。所以，他在酝酿“文化大革命”时，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林彪为他的亲密战友，在运动打响以后，林彪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是理所当然的了。林彪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是心领神会，他忠贞不二地拥戴“文化大革命”，他在任何场合，总是“红本不离手，语录不离口”，提出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口号，还创造性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神话”，在各种会议上都要首先高呼“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口号，并把当初称之为“语录”之词改为“最高指示”，还不遗余力地开展所谓“三忠于”活动，等等。从此，他推动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神运动”就此就迅猛膨胀起来……

最终他被毛泽东钦定为他的接班人，并用法定的形式在党章的条文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模与方式简直令人无法想象，真可谓是“史无前例”，那些全国的红卫兵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都蜂拥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检阅，比阿拉伯人朝拜清真寺还要狂热。此后，那红卫兵就在全国开展“大串联”活动。凡是参加“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只需持一纸证明，就不用买火车票去全国各地“造反”，路途中住旅馆、吃饭都不用付款，真正是“免费的午餐”。这种“革命形式”恐怕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伟大创举”。不言而喻，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处于停课状态。那些没有去“革命大串联”的学生，就在本地“闹革命”对那些有一些历史问题的人都揪出来批斗，不需要任何手续就可以把他们戴上一顶“社会残渣”、“反动余孽”、“暗藏反革命”等帽子，并被戴着高帽子游街……

最终，刘少奇被戴上一顶“叛徒、内奸、工贼”的可怕“帽子”，宣布“永远开除出党”，并被逐出北京关押在河南的一个密室中，在重病中孤苦伶仃悲凉地含冤而死；彭德怀以“反革命罪”被判处二十年徒刑，最后也惨死在狱中；与刘少奇和彭德怀相比，邓小平还算是“荣幸”的，他虽也遭“炮轰”，但最终还是保留住党籍，自然也就没有被判刑，不过，他还是被遣送到江西省的一家机械厂的车间里“监督劳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开展了“拨乱反正”。据有关部门统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空前大浩劫中，总共有745万人受到了迫害，其中被关押审查的就有428万人，在运动中被迫自杀的有172.8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达20万人，在运动中被处死的竟高达13.5人。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真可谓是史无前例！

 

69

 

凌云身陷囹圄，虽然与外界隔离，但还是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这主要是通过狱中的零散报纸中得知。当然，她在报纸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些诸如此类“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彪搓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彻底清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党籍”等冠冕堂皇的报道，至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秘闻之类的“小道消息”则是从陆续不断被关押进来的“新犯人”中听到的。每当她听到这些不可理喻千奇百怪的“怪事”时，她真的感慨万端不可思议，这些不可思议的“怪事”恐怕也只有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才能发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他们的国度有严格的法律和法规，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的举措或行为准则都得遵循宪法法律，不得越轨半步，更决不允许他为所欲为忘乎所以，一旦发生“越轨行为”就得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们中国就不一样，早在1956年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就出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意志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可将他认为是“反动”的人抓进监狱判刑；接着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更是变本加厉目无法纪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呼风唤雨，他可以“自说自话”的编出来一个所谓“阳谋论”就能够剥夺几十万人的政治权利，也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把这些人送去劳动改造。这是什么主义？这简直与法西斯主义没有多大的差别！有了这个的认识，才能解释我国今天所发生的那些不可思议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怪事” ！照例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这么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戴是不可能的，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正因为如此，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中共就与各民主党派在一起协商，制订了《共同纲领》，确立了“共和国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极其庄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几年以后怎么能一下子就束之高阁了？完全成为一种“花瓶式”的摆设？这种极其庄严而神圣的“宪法”怎么会变得如此的脆弱？如此经不起风吹浪打？

面对如此眼花缭乱的社会万象，凌云陷入了沉思。

就在此时，狱警押进来一个女犯人。她看了后觉得有些面熟，我莫非在哪里见到过她？她立即翻开贮存在脑海里的记忆，猛然想起她好像就是何大姐何芝萍。何大姐这人对她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在她初涉社会之时，根本就不懂人间的复杂关系，如果不是何大姐时时关照她提携她，她恐怕就难免要遭到“种种不测”。由于彼此分别已有十狡年了，各人的面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一时还摸不准她究竟是不是何大姐，所以她不敢开口问讯。在她的心目中，何大姐是一个对党忠诚工作踏实作风正派的好干部，她怎么可能会到监狱里来？凌云看到她放下一个包裹后，就很注目地端详着她，在她的脸上足足停留了数秒钟之久，忽然用惊愕的语气说：“凌云！”

“何大姐！”

于是，她们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们俩怎么会在土改工作结束后分道扬镳了十多年后竟然会在这里相遇，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们俩殊途同归？

稍稍作了休息之后，她们就互相简述彼此之间在分别之后所走的生活道路……

原来，何芝萍在土改结束以后就分配到区政府里工作一段时期。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制订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拟订了“宣传提纲”，向全国广泛开展了“总路线”的宣传。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于这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有多长？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这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看至少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县委遵照的上级指示精神，立即对各部门及单位传达了文件精神以外，还马上成立“工作队”，由县委宣传部部长陈光祖亲自带队，深入而全面地对各乡镇落实此项宣传工作。在工作队下乡之前，首先召集了全体队员集中学习“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及重要意义。何芝萍作为工作队的队员在参加了学习，她在学习过程中，深入领会文件的精神，善于思考并联系当前社会的实际，把总路线和总任务内涵结合到当前中国社会的实践，说明党中央提出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必要性与及时性，无论是在小组会上，还是在大会上发言，她都能敞开思想谈出自己的想法，在队员中起到很好的启发和带头作用。不言而喻，何芝萍的表现自然引起了陈光祖的注意和重视，他觉得何芝萍这人，思想开朗务实，能理论联系到社会实践，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妇女干部。她如果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能继续努力下去，恪守党性原则，密切联系群众，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去做好工作，她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他很青睐何芝萍。在学习结束后分组时，陈光祖就把何芝萍分在他自己所在的第一组里一道下乡工作，以便于对她继续培养，更好更全面地对她深入的观察。果然不出陈光祖所料，何芝萍在下乡工作期间表现得十分努力与务实，各项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群众普遍赞扬她平易近人待人真诚，获得普遍的好评。在工作组圆满完成任务后，何芝萍理所当然地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

两年后，她就提拔为宣传科科长。这段时期是她工作以来最顺心的一段时期。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她春风得意之际，她遭遇到一道“土坎”。其实，谁人在生活道路上会不遇到土坎或沟壑？这就要看你有没有智慧跨越“坎沟”的本领。在跨越有形的土坎或沟壑时，只要有决心勇气耐力就行，但在跨越无形的“政治坎沟”时，那就要全靠你灵活机智了。政治掮客的信念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俗话里也有“见风使舵”的俚语。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只有“识时务”和“见风使舵”的人，才能有效地避开灾难，而那些“死心眼”的人，只会有“落难”的命运。何芝萍是一个一不折不扣“死心眼”之人，她坚守做人要讲良心、做事不能违背道义的规范，不能利欲熏心地去做不耻于道德的事情。只要她认定是正确规范的事情，她就一定要坚持原则，而不会轻易地改弦易辙。本来嘛，通过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贯彻后，全国城乡都充满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局面，在城乡人民的心中，尽管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们都充满信心，豪情满怀地期待着、向往着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美景，憧憬着无限美好的幸福生活，但由于出现了“国际多事之秋”和“不平凡春天”，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风生水起，乌云翻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犹如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遇到了风暴突然改变了航向。在这个“人间四月天”里，政治风云变化莫测，令人无可适从。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又从“整风运动”的开展引出一场“反右派运动”；在火热的势不可挡的政治热情驱使下，又连续不断地展开“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一连串上气不接下气的政治运动，折腾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刚刚稳定下来的平静社会氛围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何芝萍在“肃反”和“反右”这两个运动时倒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她出身于小商家庭，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与“反革命”沾不上边，所以在“肃反运动”中根本就没人会盯上她；对“反右运动”来说，她也用不着担心，她对共产党的政策从无二心，人缘又好，加上她平时不爱出风头，与世无争，不得罪人，说话不露锋芒，待人接物温和谦让，她这些“品行”不具备“猎人”物色“右派猎物”的初始条件，也就不易遭到“不测”。尽管她在运动中不具备“挨整”的条件，她本来也完全可以像当时的大多人那样，通过整人取乐，还可以踏着被整人的肩膀往上爬，这些风行一时的做法她没有去跟随，她不会去“投井下石”，宁可不要随手可得的“积极分子”的美誉，甘心当个不求上进的“逍遥派”，而这种“不求上进”则是“仕途”之大忌。她虽然懂得这些“道理”，如要她去摒弃良心而不择手段地用投井下石的手法去换取“思想进步者”是绝不可取的，她宁愿坚守本分与良知的底线，遵守做人的道德规范，即使当上一个“时代落伍者”，她为此也无怨无悔，心安理得。

就这两个“政治运动”而言，她思想上没有引起过什么“惊涛骇浪”的感触。

当随后“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的政治狂浪掀起时，她在内心里开始疑惑不解，而且有点坐立不安了。她在头脑里出现了许多的疑问，甚至有点愤慨，特别对于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水稻万斤亩产大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蛊惑人心的口号极为不满，我们怎么可以这样不切实际地胡言乱语？我们党中央领导人怎么能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去这样嗐搞？难道他们忘记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中规定的纲领性条文？中国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这些人的头脑发热了，就一下子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钢铁产量要翻一番”、“水稻亩产十万斤”等胡言乱语无非是痴人说梦，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些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指标，到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狂热，这样发展下去，她真的担心如何收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说过实现社会主义要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吗？他现在怎么也轻易地放弃了他自己当初提出来的主张？当她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她内心充满着痛苦。但是，她又不能对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因为她此前已经有过“教训”，作为一个党的干部是绝对不能与党组织“唱反调”的，政治运动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它包含着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一旦领导认定你对抗政治运动的话，那就必然要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严重的还要丧失政治生命！这样的大不韪的风险可不能轻率地去冒啊！所以她只能选择“保持沉默”，但这个“纠结”却一直在她心中存在着。

历史是不容许任意装扮的，它最终还是要恢复原形，经过了一年多发疯式的“狂热症”，结果造成劳民伤财，国库空虚，物资耗尽，怨声载道，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其不可持续性必然要使热度“冷却”下来，但由于这种“热度”本身是畸形发展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冷却”当然也是要畸形的，所以一旦开始了“冷却”就无法控制，就像病入膏肓濒临死亡之人的“衰竭”一样没有什么回天之力了，其“冷却”的结果只能是降到“冰点”以下，天寒地冻式的结局，这就是导致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发生，中原地区重灾区的惨状更是恐惧，饿殍遍地，甚至还发生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这真是罪孽啊！她想，这就是“苍天”对那些头脑发热者的惩罚，只可惜是由无辜的老百姓代受其过了。

何芝萍面对这个历史性的悲剧时，她心里真是就像刀割一样地难受，最使她令人不解与痛心疾首的是“庐山会议”上所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那个为民请命的、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彭德怀为了揭示“大跃进”的错误倾向，也是想避免错误倾向继续发展下去，结果在会议上竟遭到严厉的批判，还受到被罢免国防部长职务的处分。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普遍饥荒的现象，但它的“症候”已经初现，这几次政治运动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只要稍有责任心的人心里就明白，业已发生的这些弊端明明是“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所造成的后果，但慑于当前的政治形势，他们只能保持沉默不语。假如当时的最高领导不一意孤行地坚持错误观点的话，能虚心地倾听彭老总的批评意见，并从中认真地吸取教训，此后发生的“大饥荒”也许有可能避免，至少大饥荒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更不会造成“饿殍遍地”的惨状！

但是，历史不能“假如”，当时也完全不可能出现“假如”。

中国的历史性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此时，陈光祖已经是县委副书记了，她与陈光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私交也甚密，他们在空闲时候常常谈一些藏在内心里的、不便对外说的“个人想法”。何芝萍考虑再三，最后终于真诚地对陈光祖说出了她对“大饥荒”成因的个人看法。她认为，“大饥荒”固然有一点自然灾害的因素，但主要是“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造成的，完全是人为因素，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沉重了，老百姓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更令人痛心的还是没有从中汲取教训，死皮赖脸地不肯承认错误，这样发展下去是极端危险的。当时陈光祖听了何芝萍说出这样的话后，脸上略显一丝惊异，但瞬间即逝，他深沉地看了看何芝萍，然后才轻轻地说，其实你并不很了解领导干部的难处，他们有时也很无奈，他们有时候像被“挟持”似的逼着走……他深沉地思考了一阵后，又略显担忧地对何芝萍说，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从没有对别人说起过？

何芝萍听了陈光祖这话后，就明白他是担心她的鲁莽、轻率而说漏了嘴，从而酿成了大祸。于是我就对他说，我又不是初出茅庐的初生之犊，哪会如此鲁莽轻率的，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不对你说出真心话，难道还提防你说假话吗？

陈光祖看了看何芝萍说，但愿如此吧，如今当干部的最忌就嘴巴不稳，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嘛。你看啊，那个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被毛主席称颂“谁敢横马立刀，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就因为在庐山会议上说了几句“大跨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话，毛主席就龙颜大怒，顿时反脸，革掉他的国防部长职务不说，还发动了对他的严厉批斗，事后还给他加上“反党集团”的罪名，我们对此可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何芝萍听后，觉得陈光祖之所以这样“胆小怕事”决不是空穴来风，严酷的政治氛围只能是处处谨慎，如果彭老总当初在自己“嘴边放两个岗哨”的话，就不至于会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陈光祖的良苦用心值得她感激，她情不自禁地对陈光祖投去领悟的一瞥。

陈光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大饥荒”漫延时被提升为县委书记。有一次，他深入农村去探望农民，当他走进一家农户，全家人都饿得奄奄一息摊倒在床时，他真的被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看到他们瘦骨嶙峋但面部浮肿的样子，知道他们是由于极度饥饿而得了“浮肿病”，都已处于濒临死亡的绝境，即使是神仙降临也已经无回天乏术了，他心情沉重退出了这户悲惨的人家……

他从此陷入了痛苦的内心挣扎，他作为一县之长究竟能为老百姓做些什么？让那些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继续这样无望地折磨下去？能有什么办法去挽救这些苦难的芸芸众生？怎样才能尽快地让老百姓从饥饿线上摆脱出来？他为此殚精竭虑、焦头烂额，他心里清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想从“车库”里挤出粮食来救济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了。看来最现实最有效的路子只有一条：自救！发动他们自己救自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渡过这场灾难。此时，他觉得只有按刘少奇提出的发动农民“种百斤粮”，开辟“十边地”，是能解决目前农民饥饿问题唯一一条的途径。救灾如救火，作为县里的主要领导人，他应该责无旁贷地、毫不犹豫地决策，不管此项决策有无风险或是否有违于党的政策，他都应当义无反顾地去推行，为题关系到千百万户农民的生命哪！

半年之后，农村里就开始显现出成效来，这种“菜瓜半年粮”的办法就立竿见影地解决了农民的饥饿问题，农民理所当然地视陈光祖为他们的父母官……

何芝萍紧跟着陈光祖的部署，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为陈光祖提供了许多农村实情，陈光祖很赏识她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在后来的一次领导班子调整时，何芝萍选拔为宣传部长。她从心底里感激与敬佩陈光祖，她暗暗地下决心，决不辜负陈光祖对自己的信任与培养，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干出工作的实绩来。

1962年1月，陈光祖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是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地、县的领导干部以及重要厂矿企业、部队负责干部等，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法制，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书面发言，着重讲述造成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是自然灾害，二是我们在工作上发生了偏差，犯了错误，用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这是事实，你不承认恐怕也不行……

毛主席也发了言，他着重讲民主集中制问题，避而不谈“左”的偏差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七千个与会者吃的“标准”是“二干一稀”，这在当时已经是极为难得的待遇了。会议的气氛也开得很轻松，“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讨论会上发言也比以前顺畅得多。会议对1958年以来“左”的指导思想未能根本触动，只及一些皮毛的问题；对几年来错整的干部给予平反，但对彭德怀的“反党集团”案未予提及……

应当说，党中央对于这次会议确是十分重视，特别是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态度坦率诚恳，也比较实事求是，尽管大家都对出现“大饥荒”及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不满，对其发生的原因也都心中有数，但鉴于毛泽东对“左”的偏差问题没有表态，故大家对此也只能触及皮毛、不了了之……

陈光祖回到县里后，就向县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传达会议的主要精神，并介绍一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些大致情况，他还向大家传达了刘少奇在会上说的关于“大饥荒”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牢记实事求是精神，一定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时刻不忘老百姓的疾苦，“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绝对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把它放到心坎里去，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会发生偏离方向，才不会出现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的“浮夸风”，给革命事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给老百姓带来严重的祸害……

会后，县委决定派出几个工作组，深入农村去落实关于“百斤粮”、“十边地”等措施，希望尽快地扭转农村“大饥荒”的严重局面，在尽量短的时间里，采用“菜瓜半年粮”的办法来改善老百姓的饥饿状态。何芝萍也带领一个工作组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殚精竭虑地同农民同甘共苦，虽然吃的是野菜、糠饼，但组员们都没有任何怨言，大家都期待着农民们能及早地摆脱困境……

半年以后，随着农民大量种植的菜瓜可以收获，全县农村的饥荒局面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虽然还没有大量主粮登场，但各种新鲜的菜瓜就可以缓解农民的饥饿状态，“饿怕”了农民此时有了菜瓜填饱肚子就感到“满足”。更何况，农民对生活的需求本来就不高，只要有吃有穿就行，他们并不好高骛远地奢求过花天酒地的日子。

如果后来没有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话，陈光祖的仕途也许还能提升，因为他领导的县委班子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也都赞颂县领导的政策，都说陈光祖是一个关心老百姓的“父母官”；上级也看到了这一点，对陈光祖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十分赞赏。但是，世事难料啊，这世界上是不存在什么“如果”的，社会或者仕途里只有“时运”，时运能改变你的一生，甚至一切。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到全国各地之际，陈光祖就该“倒霉”了。他作为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理所应当地属于打倒之列，不言而喻，陈光祖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地要倒霉了！

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有千百条，红卫兵说简直是“罄竹难书”，他竭力推广“百斤粮”“十边地”和“扩大自留地”的政策，是一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是代表地主阶级向广大贫下中农反攻倒算的行为，这种“极右”的“复辟倒算”行为真是罪该万死！他之所以要这样去做，就是暴露出他是一个高举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黑旗的“急先锋”！对待这样“罪该万死”的家伙不但应该打倒，而且还要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就这样地被红卫兵造反派押到台上批斗，“坐喷气式”，批斗后还被戴上长长帽游街，还要他不断地高喊“我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总头目刘少奇的走狗！”……

不言而喻，何芝萍是陈光祖的“亲信”在县里人人皆知，她就理所当然地被扣上“铁杆保皇派”，很快就成为革命造反派的批斗目标。县委里的“造反派”更清楚，何芝萍历来都紧跟着陈光祖的部署，是陈光祖的忠实走卒，再加上她主管县里的宣传工作，不遗余力地推广陈光祖“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黑纲领”，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

陈光祖面对红卫兵造反派这样恶毒的侮蔑和残酷的折磨，深感气愤而又无奈，他真的想不明白，毛主席究竟为什么要发动这场令人费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及一大批在战场上立下过不朽功勋的老帅们？他真的想不明白，他年轻时就追随革命，出生入死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竟然还落得个“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他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看来，造反派们不把他整死是决不善罢甘休的，遭受了残酷的批斗以后竟还要把他投进监狱，非要把他整死不可！他深入地分析了一下，造反派对他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在于“扩大自留地、十边地、百斤粮”等“罪状”，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干将”。他心里清楚，要是他当时不去执行刘少奇同志这一正确的主张，还将有更多的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最终成为一大批饿殍，这种惨不忍睹的现象他们难道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这种人怎么一点也不讲良心？他们这些人连做人最起码的良知都丢失了？他无颜面对自己的家人，只有一死了之，才能真正摆脱无法忍受的侮辱与摧残，在一个夜深人静的黑夜里，他用一块碎玻璃割开手腕上的动脉……

造反派对陈光祖的自杀不但没有丝毫同情之心，反而又给他加上一顶“叛徒”的罪名，并借机抄陈光祖的家，搜索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果然不出他们所料，陈光祖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无数的“反革命言行”，他对刘少奇的“扩大自留地”、“十边地”、“百斤粮”主张大加赞赏，并说要不遗余力地去执行；还有一些更令人“吃惊”的记录，说何芝萍有一次对他说起她对彭德怀深感同情的看法，他立时劝她说话不能轻率，千万要当心，否则就会大祸临头。其实，他自己何尝不同情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大跃进运动”给人民带来了如此的苦难，他的话有什么过错？等等。

造反派得到了陈光祖这么多的“罪证”，真是欣喜若狂……

不言而喻，何芝萍自然就“罪责难逃”，她很快就被捕入狱。

她入狱后受尽了折磨，但她坚贞不屈，她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继续为陈光祖辩护，说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她甚至还写信向省委委领导反映陈光祖冤案，希望上级领导能通过调查，搞清事实真相，还他一个公正结论。她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就给她带来更多的折磨与迫害……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的“罪行”层层加码，最终被押到江海市的篮桥监狱里来。

 

70

 

凌云从何芝萍的叙述中才了解到如此广泛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以及从“反右”到“文革”极左思潮的演变、发展过程。她清醒地认识到，何芝萍和陈光祖的命运是广大共产党干部遭遇的一个缩影，从而使她对自从“反右派运动”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的演变有了深层次的更透彻的了解。她想，如果把这场史无前例的、规模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前几年的“反右派运动”相比，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其矛头指向都有相当大的差别，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不难看出，中共中央高层对于开展“反右派运动”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允许对共产党的政策“说三道四”，都主张压制党内外的“不同政见”，排除“阶级异己”，以达到共产党高层决策者“说一不二”的局面；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则完全是“不同凡响”，尽管两个运动的初期都采取“隐秘”策略，但其“隐秘”的性质、手法、目的则完全不同，前者意在“引蛇出洞”，后者却是“先是秘而不宣，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剑对方”。因为前者打击的对象是“可以随意拨弄者”，处置这些知识分子及中下层干部如提取囊中之物那样方便；而后者打击对象是“最高决策层内”的重量级人物，只能到“图穷匕见”之时，才能“亮剑”，使对方措手不及、防不胜防，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别无选择。如果运动中“暗藏杀机的图谋”被对方识破，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可悲下场”，那他们就可能会采取孤注一掷的对抗措施，来一个“鱼死网破”的话，那个“锦囊妙计”势必就要“付之东流”，运动就达不到“一举击破”之理想的效果！他能掉以轻心吗？只有先让他们“蒙在鼓里”，把他们稳住，待一切措施都布置停当之后，来一个突然袭击，投出“炮打司令部”这样一杖重磅炸弹，搞得他晕头转向措手不及，顿时丧失了“抵抗力”，那他只有眼巴巴的“束手就擒”的份了。可见，这个蓄谋已久的“谋略”实在是太高明，太深不可测了，没具备“雄才大略”和“韬光养晦”之人是绝对构思不出这样“高瞻远瞩”谋略来！你看啊，运动安排得如此“完美无缺”绝对是拍案叫绝，报刊上先被点名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刘少奇，他是一个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会议上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他还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接着就点出第二号“走资派”是邓小平，他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至于那些“彭罗陆杨”等一帮显赫人物就成为“黑干将”了。他们对那个在庐山会议上曾经向毛主席“发难”后来经过批斗罢官并已被必配西南“三线”的彭德怀自然不能“忘记”，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再度揪到北京来批斗，把他打倒在地，还要狠狠地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从井冈山起家又经过了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元勋，今天突然成了“革命的对象”的“落水狗”，这真可算是一件非同小可震撼人心的事件，没有非凡胆识魄力之人哪能会干得出如此的惊人之举？！这次运动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因为毛泽东的意图是要挖掉埋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要彻底地清除心腹之患。当然，他发现身边有这个“定时炸弹”非在一日之晨，而是由来已久的事了。这还得从苏共“二十大”说起，自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以后，他就多了一个心眼，他留心着周围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自从“八大”以后，党的政治路线做了调整，强调发展经济，淡化了阶级斗争。党章中还作了修改，强调了“集体领导”。刘少奇还提出了创新的理论，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对生活的日益增长需要的矛盾。他一直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苏联修正主义“全民党”的论调如出一辙，鉴于当时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内的现实情况，他不得不暂时采取“保留态度”。在他的头脑里，充满着斗争哲学，他历来认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只有始终保持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人，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才能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叫做事在人为嘛，也只有充满着斗争勇气的人，才能击败一切敌人取得彻底胜利，回忆他自己几十年来的斗争生涯，不正是这样吗？想当年，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反攻”开始之时，中央政治局（包括他自己）估计要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大致需要五年时间，但结果只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把国民党军队赶出了大陆，这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事在人为例子嘛。他此刻又十分怀念起战争年代那种叱咤风云的日子，他一挥手，就可以颐指气使地把千军万马奔赴战场上去撕杀，这是何等壮丽的画卷啊！朝鲜战争结束后全国就出现了和平局面，特别是“八大”以后，大家都主张齐心协力地去搞经济建设，不再强调阶级斗争，“死水一潭”的政治气氛就出现了，他对此是心存疑虑的，他认为长期下去，斗争意志就会消沉，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一下。就在此时，文艺界的一个著名人物胡风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十几万字的《意见书》，提出他自己对文艺的主张。这难道不是明明地向党中央提出挑战吗？他就觉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个胡风之所以如此忘乎所以敢对党中央“下战书”，难道不正是想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嘛，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这些知识分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了！于是他立时就给胡风一个“下马威”，通过《人民日报》几篇文章，就把胡风这帮人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肃反运动”，一下子就绷紧了政治形势，扭转了“死水一潭”的局面。次年，他又通过了“整风运动”搞了“反右派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引蛇出洞”，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那些知识分子一下子就老实规矩多了。在这两个政治运动以后，他自觉身上还很具魅力，过去战争年代的那种所向披靡的气势回来了，无往而不胜的精神面貌恢复了！他也就意气风发起来，认为这种呼风唤雨的神奇魅力绝不能让它消亡，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乘风破浪正当时，莫让飞舟失良机。他对目前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滞缓状况早就心怀不满，哪能长时间像“老牛拖车”那样地慢腾腾折腾，必须来一个彻底地扭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美帝国主义和苏修他们凭什么神气活现杀气腾腾？不就是靠着他们有发达的重工业，有先进的导弹飞机坦克？我们六亿多人口五百多万吨钢，这种落后的局面如不迅速改变，我们的腰板能硬得起来吗？时不待我，我不待人啊，何不趁机来一个大跃进，彻底改变“老牛拖车”的落后保守思想？更何况他心中早就有“乌托邦情结”，他就决定发动“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谁知，他所发动的这一系列的接二连三政治运动并没有遂他所愿，运动的结果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尽管运动的初期正是是按他所想象的那样，一声令下，呼风唤雨，地动山摇，全国立即出现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场面，全民炼铁，热气腾腾，各式各样的土高炉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大地上涌现，烟火袅袅，烽火遍野；“还是人民公社好”一句话既出，神州大地立即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今天是一个高级社为一个公社，明天马上就更换为一个乡为一个公社，后天又升格为一个县为一个公社了，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男女老少尽开颜……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近似神话般的“故事”一幕幕地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演出”，谁也不知道“故事情节”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最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运动就像像昙花一现似的出现了逆转，正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最后的结局更令人难以预料：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国发生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国民经济也面临崩溃的严峻局面……

当然，这个结果是完全出于他意料之外，也是与他发动这些的初衷相违背的。他本想国力迅速崛起，但结果不能崛起不说，反而大伤其元气。他内心里确实是不安的……这个严重后果当然会引起全党不少或明或暗的非议，这种“非议”必然要反映到党中央的高层领导中来，于是就有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说法”，就导致了毛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这也是爆发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这场运动的发生恐怕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迟早都要发生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

上述“思路”就是凌云通过了缜密的思索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

 

71

 

凌云有了全新的领悟以后，意气更加风发起来，觉得应该对“个人崇拜”作彻底的揭露，只有与它作坚决的斗争，才能有有效地遏制“极左路线”的蔓延。她已透彻的醒悟了，给中国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正是由“极左路线”造成的，而“极左路线”来自“个人崇拜”，如果“个人崇拜”的错误本质得不到彻底地揭露，那它就难以根除，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善良的老百姓就休想过一天的平静日子。只有让广大干部认清“个人崇拜”及其产物“极左路线”极其严重的危害性，才能渐渐地摆脱它的控制，最后与它划清界线，中国人民才能最后摆脱暗无天日的境地。诚然，她也很清醒地认识到，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达到目的的事情，但她并不气馁，世上要做好一件开创性的工作都是要经历千难万险的，甚至于要付出牺牲的代价，历代的志士仁人都是如此，我何惧之有？更何况，她完全可以料想到自己未来必然要遇到悲壮的结局，除非自己马上去变成为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这样也许能留住一条卑贱的苟且偷安的小命，我岂能放弃尊严，人不做却去当一条狗不成？这可不是我凌云的人格！她心如明镜似的想清楚了，反正是一个“死”字，有什么可怕的？人迟早要死，只不过早活在世上的时间长与短而已，与其当一只“哈巴狗”能多苟活几年倒不如保持尊严的做人则少活几年，这正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样，死在东洋鬼子屠刀下先烈们流芳百世，而那些卑躬屈膝、认贼作父的汉奸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其实，做人只要能想得开，多活与少活几年在漫长的历史来说只是一瞬间的事，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诚然，生命只有一次，能多活几年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是为了想多活几年去当遭人白眼的“哈巴狗”，倒不如少活几年，慷慨赴死，死得其所，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在生命尚存的日子里，一定要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这就必须要义无反顾地与“极左势力”作誓死的斗争！

就这样，她奋不顾身地投入这场斗争中去，决定给《人民日报》写信，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个人崇拜”的发展过程。

……如果说，在“反右派运动”在处理问题上虽然已经出现了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利，但要把右派判刑送进监狱时，还要经过一些表面上“法律形式”的手续，说明当时还有一些“法律意识”；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完全是无法无天、毫无顾忌的了。如果还要去按什么法律手续办事的话，他们怎能秉承“上司”的旨意的一句话就可以把拥有国家主席职位的刘少奇批斗乃至关押入狱？为了“革命方便”，他们就肆无忌惮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要把全国的一切法律法规乃至宪法统统地抛进了历史垃圾桶里去！因为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革命造反是压倒一切的！

纵观从“反右”到“文革”的“法律意识”演变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五七年“反右”时，领导层的法律观念已经是相当淡漠了，他们可以随时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权利而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手续，但这种淡漠还未到“毫不顾及”的地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就已经是完全“无法无天”，毫无法律观念可言了。这个过程与当时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的“思想变迁”是相吻合的。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几十年革命战争，从工农武装暴动失败到井冈山会师；从反围剿失败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历次的挫折中认识到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正确性，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他扭转了革命战争的形势，转危为安地摆脱了危险的处境，从而也使许多人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使他的身上罩上了一种神奇的色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在全党“唯我独尊”的地位与政治氛围，后来甚至作出了这样一条的“决定”，即“毛泽东在党中央拥有最后决定权”。从此，他的任何意见和观点都不容怀疑，更不容违背。正因为如此，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提交关于“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一些问题”的信件时，他就“龙颜大怒”，毫不顾及其他党委们的看法，一意孤行地把彭德怀等到人打成“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这种独断独行的做法更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毫不掩饰地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还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上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样一来，他自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刘少奇了。正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悲剧性的事件，中国人民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当然啰，这也是毛泽东自己的大悲剧！

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离奇而荒谬的“事件”的根源所在，也是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乃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一个必然的“结局”，那些在“反右”时代当上“反右英雄”的人们也许绝对不会想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竟也被一批一批地送上“祭坛”，他们所得到的“待遇”甚至比“右派”还要凄惨，他们有的人也许会反思，有的人也许会谶诲，个别的甚至会大彻大悟！但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至今尚未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以前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在为“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助纣为虐”，是在不自觉地当上了促使“极左思潮”一路狂飙、登峰造极的罪恶帮凶……

 

何芝萍看到凌云日以继夜地写东西，估摸她在写什么申诉信。她有点奇怪，凌云本来对她无所不谈，亲如姐姐，这次写东西却为什么对她守口如瓶，好像突然征收进来？她想打开这个疑团，就试探性地问凌云，你在写什么东西啊，弄得神秘兮兮的？

凌云略微迟疑了一会说，我在写一篇很长的东西，你还是不要介入进来为好，我不想连累你。

何芝萍顿时觉得有些奇怪，有这么严重吗？

于是，凌云就对她说出“庐山直面目”。她完全知道这将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她之所以不对何芝萍说出此事，完全是为了不想牵连她，绝对不是出于不信任她而对她“保密”。

何芝萍听后才醍醐灌顶地清醒，凌云确是一个百折不挠、令人敬佩的人。不过，她认为凌云这样做是太鲁莽了，她不但达不到她所想要的目的，反而将会给她不堪设想的后果，招致带来更加惨重的打击！当局是绝对不会放过“恶毒攻击”之人的，凌云这样“自找麻烦”的行动，除了给她自己带来惨祸以外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何芝萍考虑了许久，最后还是对凌云说出自己的想法，她不想凌云再次陷入不堪设想的灾祸。

凌云难道会没想到何芝萍估计到的这种后果？她已经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了，她感激地对何芝萍说，我当然明白你说的这些后果，更感激你对我的好心奉劝，但我绝不会因此而改变初衷，正因为我知道这事必定会招来惨祸，所以才决定对你“保密”的原因。你就不必为我担心了，我的决心已定，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是一个不久就要上“断头台”的人了，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72

 

凌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篇十多万字的“缴文”写好，她知道，囚犯是没有权利寄封口的信件，平时如果要给家里写信也只能写明信片，信上内容一目了然，现在要想把这厚厚一叠、共有十多万字的信件用“封口方式”去寄给《人民日报》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即使把它封了口也无济于事，狱方肯定要把它拆封检查，严格审查信中内容，绝不允许囚犯有“恶毒攻击”之类“恶性案件”出现。这些，她早有思想准备，实际上，她的“信件”是否能寄到《人民日报》无关紧要，只要有人看到她写的内容，这些人肯定会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或明或暗的把信中的内容“扩散”到“一定范围”。须知，只要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就不容易轻易的消失。她深信自己，她的思想和观点是代表广大干部和人民所向往的“真理所在”，不管狱中的干部（也是社会上的干部）在表面上都表现得很“左”，好像都很拥护“极左”思潮的各项政策，但在思想深处就不一定很“左”，完全有可能是貌合神离的，他们难道会看不到社会上所发生的惨状及种种荒谬的现实？他们心里不清楚这些“惨状”正是由于“极左”势力所造成的？他们对“极左”势力所造成的这样后果能不痛恨？只不过是由于现实的“强大压力”不敢说出心中的不满罢了。只要她自己所写的东西能打动人，具有“说服力”，就肯定会有人把它传播到社会上去。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把她的信件扣在监狱里也没啥关系，留在监狱里也肯定有人看到它的内容，既然看到，就有人会把留在脑子里，就有可能带到“外面”去，至少，看到的狱警心中明白，凌云绝不是一个能屈服的人。这样，她的目的就自然达到了。于是，她就把“信件”交给狱方，不管他们能不能把她的“信件”寄给《人民日报》，这不是她“力所能及”的事，此后也是“听天由命”的份了……

她交出信件后，就如释重负地感到释然，不管它“结局”如何，这正如拉弓没有回头箭一样，箭既然已经射出，她似乎听到它发出“呼呼”的声音，它正在向既定的目标射去，就等待结果吧！

何芝萍目睹凌云这一切，就像看到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他明知前进的道路上布满着地雷，但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去！此时何芝萍忽然想到一首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看来啊，凌云真的是踏上“不归之路”了。她明知凌云这样做法无疑是“鸡蛋碰碌碡”，必将遭到粉身碎骨的结果，但她却无力挽救她，因为凌云的执着是无法改变的，她何尝不想“截”住她，可是她知道这都是徒劳的，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走向“地雷阵”，她除了对她充满敬佩之情之外，只能是默默地祈祷她能绕过“地雷”，侥幸地逃过一劫……

 

73

 

大约过了半年光景的“平静”日子，狱方一直没有来打扰凌云。此时的凌云和何芝萍心中都有数，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当局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凌云的，暂时的“平静”只是表明他们还在“磨刀霍霍”！

果然不出所料，在一天深夜，狱警带走了凌云。何芝萍见到凌云被带走，就感到很恐惧，他们会不会将凌云带去秘密杀害？这在当时的“非常时期”是完全有可能的，她顿时就吓出一身冷汗来！但平静下来后仔细一想，这不像是带去处决，如果要把她拉去枪毙的话，必然要五花大绑的，再说，看狱警的脸色也不像是去“执行枪决”的神色，他们的脸色虽然也像平时那样的严厉，并没有“凶煞神”般的目光，看样子是唤去传讯的。想到这里，她才略为放心下来，但愿如此吧。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凌云被带回“笼子”，何芝萍见到凌云回来，一夥悬着的心才落地，她连忙问凌云：“他们刚才带你去传讯？对你施刑了没有啊？”

凌云冷笑了一声说，他们对我还有哪种刑罚没用过？他们知道在我身上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后就不再施用了。

“那么他们到底讯问些什么呢？”何芝萍又问了一句。

凌云还是用极其平静的口气回答她说，我看他们真的是黔驴技穷了，明知道我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人，何必还希望我‘回心转意’呢？他们其实是一群愚蠢不过的蠢货，除了会挖空心思地动出各种脑筋整人的办法以外，他们什么都不会。我既然写了这样锋芒毕露的、极其尖锐的揭露‘个人崇拜’危害性内容的信件，难道还指望“极左”当局能赦免我吗？这些人实在是太可笑了！何大姐，你也知道，我早就铁了心了。我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被他们逼出来的，这叫做“逼上梁山”嘛。自“反右运动”以来，我就看穿他们那群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成甘为暴政下的奴才，每当我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只要一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的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青年知识群体之血泪的惨淡与悲凉的年份。如果说，在此前处于暴政下的知识界还或多或少允许一些正气流露的话，那么在此后的年代、特别在“文革”开始以后，不要说民主、自由与人权，就连国家的法律甚至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都毫不顾及，只按“圣旨”办事，社会上一切赖以生存的必要法规、民约、。民俗几乎都被摧残得荡然无存，连历来提倡的善良纯朴的传统美德都遭到谴责而消失殆尽，更别说做人应该有良心与良知了。如果说，在“反右”前后时期的“阶级斗争”还有一些“条条框框”可以遵循的话，那在“文革”以后简直完全是“无法无天”的了，一切以“圣旨”为准，凡是与“领袖”意见相左的人就统统要被划入打倒之列，其肆无忌惮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你有多大的功勋，只要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就不必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把你置于死地，刘少奇的悲惨遭遇就是最好的见证。至于一般干部，不管你对共产党有多忠诚，也不管你对老百姓有多爱护，只要你曾经忠实地执行过刘少奇的政策，那你就是“黑帮”，就是刘少奇的“走狗”，都是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要被打倒。像陈光祖这样对党忠诚严于律已又爱惜百姓的干部，就因为他为了老百姓能肚子填饱，推行“百斤粮”“十边地”政策，那自然就是“刘少奇的走狗”了，他们能放过他吗？当然是非要置他之死地不可了，其惨痛结局难道不令人深醒吗？你也可扪心自问一下，你曾在哪里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不放过你？难道不仅仅是由于你与陈光祖站在一起吗？善良的人们，你们如果还没看清这些人的本质，还能企盼他们能“认识错误”的话，那你们真是太天真、太幼稚了！如果我们到现在还不清醒，还是那样昏昏沉沉地不明事理，任其宰割，任其收拾，直到斩尽杀绝为止？其实，他们这些人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的行为已经与“法西斯”没有任何区别，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有之过而无不及诚然”！历史上的有识之士，都具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大无畏精神的。生命固然极其可贵的，但当出现国家、人民遭受苦难时，岂能只去珍惜生命，而不敢去舍生取义？我们今天就遇到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作为一个觉悟者，他只能顾及自己的生命而不去与这万恶的势力作誓死的斗争？人迟早难免一死，与其屈辱地求生，不如痛快淋漓地去揭露其罪恶舍生取义！这样死得其所，这样的归宿也正是我“求”得其所！

凌云这一席酣畅淋漓的话，顿时使何芝萍醍醐灌顶般的清醒，她从内心里敬佩凌云，觉得是她给自己上了一堂极其严谨而生动“人生政治课”，真是“听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凌云已不再是当年与她一道参加土改工作时期的初出茅庐的人了，她经历了风雨人生历程后，已经是一个大彻大悟的“觉悟者”，她的思想，她的精神，都已到达了高度的升华！她对照自己，她不但没资格当她的“大姐”，就连当她的“战友”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心服口服地做她的学生了。她所思维的空间与哲理是她以前所没有接触过的，她从来没有像凌云那样“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正因为她“站得高”，所以就“望得远”，这犹如在夜空中突然闪耀一道无比光亮的“闪电”，使她看清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把黑暗中的群魔乱舞者显现出他们本来的面目，把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她清醒地想到，如果有更多的人都像凌云那样与“极左”势力作誓死的斗争，正义的力量就会逐渐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极左”路线就迟早会被广大的干部所唾弃！她自然就想到她一贯来极其尊重的、经历磨练的陈光祖，他简直无法与凌云相比。陈光祖是她敬佩的领导，也是她莫逆知交的朋友，她对他甚至可以说有点崇拜。她想，如果陈光祖当初具备凌云那般“洞察风云”的话，他就就不至于会选择自杀这条“懦弱”的路，而会变得坚强不屈起来，也许以后会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他的自杀，不但给造反派扣上一顶“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更主要的还是他从此丧失了与“极左势力”作誓死斗争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光祖的自杀行为确是一种“懦弱”的行为。

此时，凌云正拿出一件破旧衬衫，然后咬破手指，鲜红的血随即流出，她在衬衫上写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八个大字，极其庄严地对何芝萍说：“他们将会很快地判处我死刑，这是他们心虚害怕真理的表现，死，对于我来说早就不足惧了。我深信，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他们，最终必将逃脱不了历史的宣判！”

在血书笔迹凉干后，凌云就交给何芝萍保管，说以后有机会再交给她的母亲。何芝萍接过血书，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痛楚。她知道凌云心里像明镜似的清楚，她从审讯中已经知道他们的态度，他们将在不久会杀害她，她必需早作准备，以免到时措手不及，做好了后事安排，她就可从容就义。不过，何芝萍还是能希望凌云这个“估计”是出于“神经过敏”，她就对凌云说，你这是出于“以防万一”吧？他们是不是对你“宣告”什么了？

凌云不无遗憾地说，我何尝不想能多活几年，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揭露“极左”的罪恶行径，只可惜这样的机会没有了。

何芝萍听了凌云这样的话后，心里真是心如刀绞般的难受，眼看着这样豆蔻年华的青春生命就要遭到无故的残杀，真是令人心碎！她只能用平静的口气问：“你对母亲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凌云也平静地对何芝萍说：“母亲是一个通明事理的人，她早就知道我会遭到这样的结果，我对她所要说的话，早就说过了，你就只要把血书交给她就行了。”

这一夜，无论是凌云还是何芝萍，都难以辗转入眠……

1968年4月29日早晨，天色阴霾，虽然已到晚春的季节，但还是有点冷瘦瘦的感觉。凌云这几天咳嗽得很厉害，身上也有点发烧，虽然已到了起床的时刻，但她还躺在地板上（“笼子”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何芝萍看到她还没起床，就去摸了摸她的额头，几乎吓了一跳，她身上热度起码有四十度了，于是就对凌云说，你发热得这样了，怎么不与我说一声，去领点药片来？凌云凄婉地说，就不必了吧，我是一个“引将就木”的人了，还吞服什么药片？多此一举呀。再说，他们也不一定会配药给我。就在此时，只见二个狱警陪同四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杀气腾腾地冲到“笼子”门口来，他们立即打开“笼子”的铁锁，发出急促的叮铃铛朗的刺耳声。他们见到凌云还躺在地板上没有起床就大声喝令：“380号，凌云赶快起床！你死到临头了，还要装病赖床，能避得过去吗？！”

听到这来势汹汹的威慑性喝令，何芝萍这才意识到“风头不对”，看到突然闯进来的这六个狱警和公安人员中有一个还拿着一串细绳，是否要来绑缚凌云的/凌云难道真的是要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她顿时脸色骤变，吓出一身冷汗来，一阵极度的痛楚涌上心头，泪水像泉水般涌了出来。

凌云见状，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已到，她就骨碌起身，严声色厉地对冲进来的警员说：“谁装病了？你们可马上叫医生来量量我的体温！我怕死了吗？我告诉你们，我早就准备好了！我现在衣服都还未穿，你们就冲进来‘执行公务’，难道你们想耍流氓？真是欺人太甚！”

何芝萍也立刻清醒过来，立即冲到公安人员面前愤怒地抗议：“你们对一个正患着重病的人都不放过，真是太没人性了！退一步说，就算你们要‘执行公务’，总也得要等女犯人穿好衣服才行啊，怎么能这样毛手毛脚地闯进来？你们太不成体统了！出去，出去，等她衣服穿好了再说！”何芝萍深知“执行死刑命令”是不可违抗与延缓的，但对于他们这种横蛮无理的做法一定要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争回一个尊严也好。

这帮警员一时被凌云和何芝萍的“喝令”吓得没有了主意，呆若木鸡般地站着，因为当时政策在对待“男女问题”上是极端严厉的，稍有不慎就要犯错误。稍后，他们就只好服服帖帖地退到“笼子”外面去等着。

凌云迅速穿好衣服，并理了理头发。她在这生死别离之际，多么想与何芝萍紧紧地拥抱，但她考虑到恐怕祸及于她，一贯来就装出一副“关系不亲”的模样，免得狱方对何大姐与自己有什么“
瓜葛”，这样对何大姐来说是有好处的。此时，她只能前去与何芝萍紧紧地握手：“保重——”，然后就极其镇静地对外面的公安人员大声地说：“你们可以进来了！”

这帮警员这才气呼呼地冲进“笼子”里来，其中为首的一个严正地对凌云宣布：“根据‘江中刑（一）字第16号判决书’判处凌云死刑并立即执行命令，现在验明正身……”

事毕，就对凌云五花大绑起来。凌云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她凝神看着何芝萍，千言万语从眼神中向传给何芝萍：大姐，永别了……

四个狱警杀气腾腾、气急败坏地把凌云拖出“笼”外……

何芝萍目送着凌云被公安人员推着离去，心如刀绞般地难受。

这是根据1967年底江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凌云以“反革命罪”提出公诉，然后按江海市中级法院以“江中刑（一）字第16号判决书”判决凌云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命令而采取的行动。

这年，凌云年仅35岁，一个风华正茂、豆蔻年华的青年人就这样地被“极左”势力残酷地杀害了！

 

74

 

徐冬梅由于牵挂着女儿凌云，担忧她会遭到“不测”，所以夜里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直快到凌晨时，她才睡意蒙蒙地、迷迷糊糊地睡去……她突然见到满脸鲜血淋淋的女儿朝着她冲过来：“妈，我被他们杀了！——”，霎时又不见人影，化成了一朵白云消失在天空，她立即撕心裂肺地喊：“云儿——”她被这突发的噩梦惊醒了，立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她忐忑不安地想，这到底是不是一种凶兆？她能不担忧吗？“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硝烟弥漫，烽火遍地，到处在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迫害和残杀，他们目空一切、无法无天，对一切法律与规程于不顾，竟然提出要砸烂“公检法”，连“国家机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几乎是到了完全疯狂的地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随意捕人，随意杀人，草菅人命，倒行逆施，肆无忌惮，什么挖空心思、横行天下的手段都可以施展出来，根本不会有什么碍手碍脚的束缚了！在现代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竟敢这样地无法无天的？目前的中国社会简直已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凌云身负“反革命罪”，就连那些开国元勋和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元帅将军们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情况下都可以随意地抓来批斗，甚至被活活地折磨而死！这种法西斯式的做法简直可称得上是“红色恐怖”，实在是太可怕了！看来啊，凌云是危在旦夕了！

屋外突然传进来一片“呱——呱——”的乌鸦声，在清晨的静空中显得特别突兀，甚至有点恐怖的感觉，徐冬梅循声望去，只见有一群乌鸦在屋顶上盘旋，不时地发出令人恐怖的呜叫，令人不寒而栗。乌鸦在民间俗称“不祥鸟”，遇到它就凶多吉少，不要说它们三五成群地在屋顶盘旋鸣叫，就是平时路上遇到这些“不祥鸟”也会立即避之不及，唯恐带来厄运，要是信佛的虔诚老妇遇上了这个局面，就觉得这是个“凶兆”，她肯定立刻会不歇地念着“阿弥陀佛”，藉以祈祷消灾避祸。徐冬梅虽然不是一个相信迷信者，但对于这种民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相当深刻的，她遇上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凶兆”，能不感到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吗？她此时想：这到底是怎么啦，难道今天真的会遇上了厄运不成？故此，她一直忐忑不安地在家中忧虑着。在临近中午的时刻，徐冬梅看到有二个公安人员突然闯进门来，她就迎上去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他们见到徐冬梅就问：“你是凌云的家属吗？”

“是啊，我是凌云的母亲。”徐冬梅听到他们突然问起她是否是凌云的家属，心里就觉得很蹊跷，不由紧张起来，莫非凌云真的是大祸临头了，一种无名恐怖顿时掠过她的心头，她赶紧就问他们，“凌云她怎么啦？”

这二个公安人员听到她说她果真是凌云的母亲时，他们就立即瞪起凶狠的眼神对徐冬梅宣布：“反革命分子凌云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已执行枪决，我们奉命前来收取五角子弹费，这是子弹费的收据。”说着，一个公安人员就把一张五角钱的子弹费收据递给徐冬梅。

徐冬梅听到女儿真的被执行枪决了，并还要交付五角钱的子弹费，霎时就昏厥倒地……

 

几天以后，里弄里的邻居们再也看不到眉清目秀、衣着整洁的徐冬梅，映入他们眼帘的是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的徐冬梅在巷子里踽踽独行地徘徊，她口中念念有词：“女儿被他们枪毙了，连尸体都不准前去领认，反倒还要上门来追讨交付五角钱的子弹费，天下哪有这种理？苍天哪——”……

邻居们听了她这些令人心碎的嗫语都嘘唏不已，但却不敢说出心中的感叹，只是在内心里同情一番，连前去安慰几句都不敢，这世道到底怎么啦，人家的女儿都你们枪毙了，还要向人家追讨子弹费，这岂不是太不合情理了？难怪她经受了这样强烈的打击与刺激后，会不骤然变成了癫婆？嗨，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地分崩离析，家破人亡，真是太悲惨了啊！

 

这是一个罕见的严冬，天色阴沉，寒风飕飕，树枝颤抖，天寒地冻，一片阴霾灰蒙蒙的天空中突然纷纷扬扬地飘落下一场鹅毛大雪来，不到个把钟头的辰光，地上就积起了一层厚厚的积雪。街道巷口里行人稀少，雪地上只留下几行稀有而很深的脚印。一个马路清扫工正在人行道上铲除积雪，忽然发现墙边有一个靠着墙坐着的“雪人”，他走近一看，咋像是一个真人似的，就用手去抚摸了一下“雪人”的脸部，他大吃一惊，脸上就显示出两个活生生的眼睛来，而且还瞪大着呢，他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连忙惊恐地喊：“街边有冻的死人哪！”

随着他的喊声，巷道里立时聚集拢许多人，纷纷围在“雪人”前面，有人忽然惊呼：“这是徐冬梅啊！——”

这个“雪人”确实是徐冬梅。昨晚深夜时，徐冬梅在街巷里徘徊，口中不停地嗫嗫念着“人被枪毙了还要交付子弹费，天下还有这个理？——”，她叨念着、叨念着不觉一阵昏眩，于是就依靠着墙边坐下来，谁知，她这一坐，就再也无法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