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凌云被捕后，经过几次审讯，最终被送到苏南市的监狱关押。此时，凌云已被关押了近半年时间，但她对几次三番的审讯还记忆犹新，还十分清晰地萦绕在心头。当时，从审讯员的“追索”的口吻中来推测，她心中有数，庄春园和古彦并没有出卖她，或者说，他们在严厉的胁迫或在屈打成招的情况之下并无顺应审讯员的意图来戕害她，从而使她避免推入了“泥潭”，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荣幸。正因为如此，审讯员对她在《觉醒》刊物的组织工作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还是“茫然无知”的。而实际上，她确实自始至终地没有参加过庄春园他们的“地下刊物”中的任何工作，甚至于连庄春园提出要在《觉醒》创刊号上发表她的两首诗她都没有表态过，更谈不上她参加他们的“地下组织”了。当然，庄春园也从来没有对她提起过希望她能加入他们的组织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她在整个审讯期间都是抱着“稳若泰山”的态度，不管审讯员的态度如何严厉，如何威逼，她自始至终都能保持不予理睬的态度。因为，她问心无愧。由于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审讯人员也就不能对她施以重刑，屈打成招，只得不了了之结束了审讯，留着一条“不明不白”的尾巴。尽管如此，她对自己未来的结局并不存在幻想，她心中相当清楚，如今的许多共产党干部，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干部，他们的习惯思维都是“宁左勿右”的，对于“反革命案件”的案件这样的敏感事件是极端“看重”的，只能层层加码，不能漫不经心。难道他们是由于过去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屠杀政策而产生的一种报复心理？这种“报复心理”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已经是“运用自如”了。在那时，他们即使一时找不到一丝“证据”，也决不会轻易地“放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去追索“蛛丝马迹”，即使在找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最终还是要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对被审者治罪，以证明他们最初判断的准确性。他们这些人是绝对不肯轻易地承认自己工作上有过失误，对无辜者的冤情从来是冷酷无情的。他们宁可将错就错，也不会去甄别事件的虚假与真伪。对于他们来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那些受冤者的命运轻如鸿毛，不值得去较真。由此看来，她自己目前所遭遇的情况也正是如此。看来啊，这个冤屈是无法洗刷清楚了，更何况她的两首诗确实是在《觉醒》是发表了，而庄春园也确实到她家来找她过，谁能保证你们不是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呢？因此，她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诚然，她明白她的冤屈是由于庄春园造成的，但她并不怨恨庄春园。她心里清楚，庄春园并没有要拉她的“入伍”的想法，只不过想她能支持他们的行动，并希望她同意她的两篇诗在他们的《觉醒》上发表，他之所以来找她是由于他出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需要而已。她从与庄春园的谈话中得知，他之所以敢冒这样重大的政治风险去反对“个人崇拜”，并不是出于他的政治上的偏见或出于他个人狭隘的歧义，而在于他的信仰，以及他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这种精神是极其宝贵的。她当初之所以没有对他表示支持态度是出于她自己的私心，是担心招祸，是想过平稳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她实在是太渺小了。她此刻遭到囹圄之灾，能去埋怨庄春园吗？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当然不是！他肯定没有栽赃她，而是共产党的干部冤枉她。庄春园现在的遭遇肯定要比她更惨，他肯定不会对自己的行动感到懊悔，他既然胆敢去冒着这样大的风险，他肯定是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看来啊，她自己的思想境界与庄春园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自从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以后，凌云才真正地体验到自由之珍贵。在“笼子”里过着的这种囚禁生活，在“外面”时是无论如何体验不到“里面”这种感受的，这种身不由己的感受只有当过囚徒的人才能切身体验得到。在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里，除了每天上午十几分钟的“放风”时间以外，你就别想到“笼子”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更不奢望能迈出监狱围墙的半步。她想，这种囚禁生活，其实与农家圈养的牲畜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牲畜还不如。作为农家的牲畜，至少每顿还是吃得饱饱的，在这里就没有这种“奢望”了。尽管凌云的食欲不振，胃的容积本来就小，但到了“笼子”里以后，特别是到江海市的“提桥监狱”以后，她开始有饥肠辘辘之感。她还清楚地记得，在她刚被关进看守所之时，当她看到狱友的“饿相”，在头脑里不禁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这些人怎么会有如此猥琐？其实，她当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并不奇怪，因为她刚进狱门，完全不了解狱友们在监狱中的生存现实。当她看到狱中供犯人盛饭的器具不是碗，而是在农村里叫做“磳头”这样的一只陶器，它比农家里的磳头要小，只有一半的样子，但它比农家的磳头要粗糙得多。而这副竹筷也特别“别致”，两头都是尖尖的，不像家里的竹筷一端方一端圆的，这里的竹筷好像是特为磨过似的，她无法理解这种竹筷的特殊形状，同样是用作吃饭，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不过，这个疑问在她在里面待了几天后就明白了，因为狱友们不舍得让一点粥糊粘在磳边，就无休止地用竹筷在磳边打转，好把粘在磳边的粥糊聚集起来再送进口里。久而久之，竹筷自然被磨得尖尖的了。这还不算，在竹筷还是无法将粥糊刮干净时，因为磳头圆柱形，他们无法用舌头够到磳头的里面去舔，就只好用乌黑的手指到磳边去擦刮，一点一滴地将粥糊刮到嘴巴里去，绝对不舍得让一丝一毫的粥糊残留在磳边浪费掉。她目睹这些形秽卑贱的神态，无法理解他们此时的心理状态。不过，在此后不长的日子里，她就相当明白地理解了，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地“猥琐”，如此地不讲卫生地用肮脏的手去擦刮磳头边的残留少得可怜的一点粥糊，是由于他们实在是饿得没辙了，才会表现出如此的“卑贱”和不讲卫生。古书上说得好，温饱知礼仪嘛，人到了饥肠辘辘之时，哪会去考虑到什么脸面呢？脸面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不值一文了。对于这些终日处于饥饿状态的狱友来说，餐前总是那样望眼欲穿，到用餐时的半磳薄粥如何能缓解得了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饥饿状态？所以，对于他们这样饥饿得望眼欲穿的人来说，看到磳边的一点残留的粥糊当然是会吝啬万分的！凌云之所以当初不懂得他们的心理，是由于“饱汉不知饿人饥啊”。

其实，凌云无法知晓，在“笼子”外面的全国广大农村里，农民们的“吃食问题”比他们“笼子”里的囚徒还不如，他们每餐至少还有半磳薄粥加上一点豆腐渣或黄菜叶可下肚，而农民们对于这种“享受”已经是属于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此时，在全国广大农村里，特别是中原诸省许多地方的农民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甚至还发生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饿殍遍地决不是夸大其词的危言耸听，而是当时确确实实发生的惨象……

 

50

 

庄春园在两年的牢狱生活中受尽了折磨，但他对于自己的信念却毫不动摇，对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不屈不挠地坚守着自己的执着。他想，当局能囚禁我的身体，但无法禁锢我头脑里的思想。他的思想仍然是极其活跃的，他在头脑里总是在思考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镇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并不奇怪，统治者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家天下”，他就必然要搞愚民政策。但他无法理解，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仍然会去步封建社会的后尘去搞那些文字狱之类的勾当？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搞愚民政策？不是说人民当家作主了吗？堂而皇之的、庄严的宪法为什么会变成一纸空文？成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摆设？从“反胡风”到“反右派”；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大办钢铁”，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式的政治运动，为什么就没有人站出来阻止它的发生？我们中国到底是怎么啦？这种堂·吉诃德式“挑战风车”的狂热而发疯式的政治运动到底到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它将把中国带到何处？他真的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担忧，当然也会自己的命运担忧。他渴望自己能有机会“钻”出“笼子”去，然后飞向蓝天白云，在蔚蓝的天空里翱翔。当然，他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当局会对他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大发慈悲，会轻易地赦免他的“罪行”，还以他自由之身。他若要想摆脱囚禁，唯一的路径是“越狱”。他不是没有考虑过越狱后的严重后果。越狱后一旦被抓获，就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可能被枪毙，但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心里清楚，凡属惊异之举，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与其望眼欲穿、没完没了地“坐穿牢底”，还不如干脆了之地被枪毙算了！人反正迟早总难免一死，只不过是活得时间长短而已。古代好汉们说得好，杀头好比帽落地，眼睛一闭就过去！想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与“坐穿牢底”的磨难相比，实是酣畅淋漓！他想，事在人为，只要能耐心地等待，机会总会是有的。

真是天施良机，一次偶然性的急性疾病，使他突然昏厥，面色煞白，呼吸急促，吓得狱方只好把他送进医院治疗。急性病来得快，去得也快，身体的机理恢复很快，头脑清醒，但他还是双目紧闭，口齿不清。夜深人静之际，他就开始策划如何逃脱监管的“巧妙计谋”……

 

那是一个深夜，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神出鬼没般地逃出了医院。然后，他既谨慎又用尽体力狂奔了十多里路程，在没有发现追踪者后，他才在一处竹林里坐下来休息片刻，慎宓地分析究竟到哪里去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才能避免再次被抓捕的危险，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啊。

 

51

 

庄春园的“外逃”给公安当局造成很大的窘境，他们必须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把他抓捕归案，否则难以向上级交代。他们首先在庄春园的亲戚、朋友、同学处布下天罗地网，守株待兔式地等候着他的来临，但他们最终一无所获。在无望之下只得另辟蹊径。“钓鱼”是一个妙计，这对于当时的政工干部来说是一种擅长而常用的诱捕妙计，也是他们屡试不爽的、驾轻就熟的手段。这样，他们就很自然的想到了凌云。凌云是庄春园相当信任的人，在他走投无路之际，他肯定会想到凌云的。如果凌云在家的话，那难道不是他所急需要“投救”的人吗？对于像庄春园这样仓促出逃、路末途穷之人来说可是大救星啊。这个“放长线钓大鱼”的锦囊妙计完全是值得一用的。其实，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无论是从庄春园的口供，或者是凌云的供词，凌云是无论如何够不上庄春园“反革命集团”成员这个条件的，对她定罪实在是过于牵强，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来说，这也算不上什么“冤”，他们当然也是心安理得的，因为庄春园确实是去找过凌云，他们还一起在太湖边上谈心，难道这不算是“组织联系”吗？他们虽然也知道他去找她的目的是想把她的两首诗在《觉醒》创刊号上发表，增加《觉醒》的“份量”。但凌云最初不同意发表她的诗，她不想介入他们的鲁莽之举，免得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最后，在庄春园的劝说下凌云还是同意了，从就充分说明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尽管如此，凌云实际上还算不上是他们的“反革命成员”，关于这一点，他们在心里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是嘴上不说出来罢了。现在，借此机会将她“保外就医”假释出去，不失也是对凌云的一种“补偿”嘛。如果他们的“如意算盘”实现，庄春园以后真的会去找凌云的话，那不就证明凌云确实是与庄春园是同一伙人了吗？这难道不就充分地证明了凌云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吗？此举不仅是一箭双雕，还是一举两得呢！退一步说，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凌云被关了两年，确实是到该放她的时候了，再说啦，把凌云释放出去以后，绝对不会带来什么负面的后果，在社会上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百利而无一弊。

但是，使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是，凌云竟然拒绝“假释”。当赵监狱长对她说现在可以申请假释时，凌云竟然不假思索地表示拒绝。她庄严地对赵监狱长说：“我要的是无罪释放，并不要假释。我患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了，你们为什么到今天才想到要让我假释？你们还是让我死在牢狱里好了，就不必发慈悲了吧。我凌云坐牢一定要坐出一个‘名目’来。你们强加在我头上的‘反革命罪’到底有什么根据？你们不妨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看看！我是什么时候参加庄春园他们反革命组织的？我在他们的反革命组织里干过什么样工作？你们不是说铁证如山吗？为什么一直不让我见面？现在突然要对我假释了，你们是大发慈悲还是有另有意图？我今天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们，对于一个无罪的人，只能是无罪释放而不是因病假释！我要堂堂正正地跨出监狱的大门，而绝不接受你们虚伪的恩赐！”

凌云这样的回答确实出于赵狱长的预料，他真想训斥她一顿，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此时不是他发愤的时刻。不过，他最后还是不屑地对她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此后，他们当然不会轻易地放弃原来的诱捕计划。他们只得转弯抹角地另辟蹊径，采用“曲线出击”的策略。东边晴朗西边雨，他们就不相信找不出办法来。他们知道，凌云龙的母亲十分疼爱她的女儿，只要她听到她的女儿能“假释”，她肯定会无条件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来力劝凌云赶快听从监狱的安排，立即办理有关“假释”手续。

果然，当公安人员去凌云家对她的母亲徐冬梅说明此事后，徐冬梅就立即十分感激公安局对她女儿的宽大关怀，并迫不及待地表示她马上去做好女儿的思想工作，哪有这样不懂事的孩子啊。

公安人员看到徐冬梅如此恳切的态度，就用一种“关切”的口吻对徐冬梅说：“凌云年纪轻轻的，她来日方长啊，只要能吸取教训，认真改正，前途还是很广阔的，对吗？”

徐冬梅听后马上接过他们的话：“正是，正是，哪个人不犯错误啊，只要能改正就行。”

他们就这样达成了一致。

 

狱方为徐冬梅做好凌云的思想工作提供方便，特地安排了一间较为清静的房间供她们母女俩谈心。凌云起初不同意母亲的劝说，说公安局的人都是不安好心的，他们不可能会发慈悲心的，要嘛他们另有意图。我已经向他们提出过，我不要他们的所谓假释，要嘛无罪释放。我从无参加过庄春园他们的活动，更谈不上加入过他们的组织，我的“反革命罪”从何而来？难道就单单地凭着庄春园曾经来看过我一次，就可以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了吗？他们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现在不明不白地给我“假释”，放我回家，我这两年监牢不是白坐了吗？

徐冬梅自然能理解女儿的心情，也觉得女儿的话绝对没错，她对于自己女儿的冤屈难道还不清楚吗？但她的心里更明白，现在当局对“反革命案件”都是宁左勿右的，即使他们当时搞错了，后来也不会轻易地去认错。因为现在的“政策潮流”是：犯左倾向的错误是属于思想问题，而犯右倾向的错误则是立场问题。众所周知，属于思想问题的错误只要轻描淡写地检讨几句就行，如果是立场问题那就麻烦了，那可是要“上纲上线”的，是属于严重性质的政治问题了，谁还会去这样傻吗？因而，他们在处理政治问题时、特别是“反革命”之类案件时，他们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即使他们后来发觉自己当时确实有点过分或者确实是错了，他们也绝对不会去认错的。什么叫专政？专政就是一种铁腕手段，不准分辩，不准反抗，要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种惩罚措施！这可是最简单、最起码的常识。这几年来社会上的见闻和现实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徐冬梅知道，女儿是一个相当单纯而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她哪能领悟到这其中深刻的道理？公安部门现在能给你“假释”，这也算是“宽恕”了，我们哪有资格与他们去“讨价还价”呢？这对于一个已经囚禁多年的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一个机遇，哪能轻易地放弃啊。常人说得好，“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你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也许，他们现在可能已经认识到以前确实是“搞偏差”了，但他们又不能认错，那就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补偿”，这也算是另一种“方式”上的“纠偏”。不管怎样，作为“当事者”来说，你也只能是“心领神会”而已，绝对不能“道破”的，他们能公开地向你认错吗？要他们认错，这可是痴心妄想或者是异想天开啊！人家现在把你放了，实际上也是一种“默认”，你也总得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啊，是你的面子要紧还是他们的面子要紧？徐冬梅把自己的这些想法极其认真地、原原本本地也细声细气地对凌云述说，希望她能理解母亲的一片苦心，希望她能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面对当前的处境。她最后还强调指出，忍辱负重也是一种境界哪。

凌云认真地听取了母亲这一番肺腑之言的述说后，内心里激起了阵阵波澜。她能理解母亲此时此刻的苦衷以及劝她要“忍辱负重”的良苦用心。她对母亲的思想观念会不了解吗？她是一个知识女性，又是一个“过来人”了，对社会的现实自然了解得非常透彻，非常清楚。母亲对她说出的此番肺腑之言令她感动，但她对母亲的“折衷”和“妥协”的想法却不敢认同，如果像她那样采取妥协态度的话，那世上岂不是不存在是非曲直了吗？这种“委曲求全”的态度实在叫她难以接受。不过，她绝对不想再同母亲去争论谁是谁非，她绝对不能让母亲为她再一次地伤心，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她看到此时的母亲已经泪水满眶，愁容满面，她是不忍看到自己的女儿永远这样地折磨下去啊！她之所以会拥有这样的想法，这全是为我考虑哪，我岂能在她受伤害处再去撒上一把盐吗？此时，她忽然想起因当年高中毕业时的选择与母亲产生的严重分歧，以及母女俩由此而产生了严重的隔阂，直到上北苑大学读书后才渐渐地得到缓解，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对不起母亲了。母亲希望她去考大学难道不全是全为了她的前途着想吗？我为什么竟敢还要“憎恨”她？这岂不是大逆不道的卑劣行为吗？更使她痛心的还是，她当初满怀豪情一片丹心地为了报效党和国家，但得到的最后的回报是什么？是把她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还把她抛入资料室里监督劳动，如果没有后来母亲闻讯来“解救”我的话，我恐怕一直要在那里带病改造下去。她回家后从此对什么都死心塌地了，只求个能清清静静地过日子，谁知，共产党的干部还是没有放过她，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她打成“反革命分子”，毫不留情地把她投入了监牢！这是一种什么“报应”啊？这不是“活该”吗？你能说母亲的思想观念陈旧吗？她这些“哲理”可都是从社会的现实中磕磕碰碰地总结出来的！

徐冬梅看到凌云还没有表态同意，她就知道凌云的思想还一时没转过弯来，就语重心长地对凌云说，云儿啊，娘知道你是一个倔强的人，但我们活在世上不容易，总得要因审时度势，古人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聪明人绝不会去做鸡蛋碰石头的蠢事哪。你总应该明白，同共产党的干部们去作对是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的，难道你击破还不清楚吗？世上的事绝不是你一厢情愿那样简单，光明磊落的人不一定会得到褒扬，而那些虚伪、巿侩的人却往往得到重用提拔，你此前在北苑大学里的亲身经历的往事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自己的心里应该清楚，你难道真的有过反对共产党的动机吗？尽管你多次表白，他们能相信你吗？有谁能证明你确实没有反对过？有谁能相信你确实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所以哪，尽管你真实诚恳，尽管你胸怀坦荡，可人家还是不会相信你的，你还是现实一点为好。既然你已经蒙了一次冤，现在不妨再蒙上一次又算什么？我们自己在心里对得起共产党就好了，让他们去作弄好了，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在以上就行。你现在正患着病，急需要医治休养，如果长期在这里待下去，后果难以设想哪，云儿，你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我能不心疼吗？还是听妈一句话吧，赶快去办理假释手续，跟妈回家吧。

凌云一面静静地听母亲劝说，一面思考着近一段时期来心里的痛楚。她曾经不止一次拷问自己，我在什么时候反对过共产党反对过社会主义了？他们为什么会说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更使她不可理解、而且愈来愈想不明白的是，解放初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怎么可以一下子“不宣而废”了，那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新民主主义”也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主义”，而“人民民主专政”也同样突然“转身”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样有关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怎么能凭着一个人的信口开河而不通过任何“法制手续”就说变就变的呢？看来啊，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要“蒙难”了！国家都这样了，个人的遭难会不轻如鸿毛吗？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草菅人命”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了。你看，我从无参加过庄春园他们的活动，也从无表态过要参加庄春园他们的组织，他们凭什么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凭什么将我定罪坐牢？！这些令人费解的原因只有联系到这个“政治路线”才能解释清楚！那么，发生这一切极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根本原因究竟又是在哪里？经过了这一段时期思考以后，她在头脑里渐渐地才明确起来，问题是出在“个人崇拜”。由于最高领导者有“信口开河”的“权力”，即使下属都认为他确实是错了也是无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否则就要遭到彭德怀那样的下场，只能是看之任之，任其恣意独断独行，如此一来，世上一切荒谬的现象会不出现吗？她想，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必须以天下为已任，要敢于去揭露矛盾，唤起民众，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认清这种错误的严重影响，为日后与这种极端错误的政治路线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才能使广大老百姓摆脱苦难。她此时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了。她想，与其在牢笼里作消极的反抗，还不如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中火热的斗争中去，坚决与“个人崇拜”作誓死的斗争！看来啊，还是庄春园他们做得对，他们能这样勇敢地投身到揭露“个人崇拜”的险恶的斗争中去，真是可敬而可歌可泣啊，这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她自己当初为什么竟这样糊涂呢？在庄春园一提示下，她还是那样犹豫不决，还幻想过清静的日子，你过得成吗？现在想起来，真是感到羞愧。自己的这种胆小怕事的懦弱能最终使你摆脱不幸吗？到头来还不是把你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且还抓来坐牢！这不是对懦弱行为的最大的讽刺吗？我根本就没有从事过反对他们的活动，结果还是被他们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无缘无故地白白坐了几年牢，到头来还不肯承认错误，还要用什么“假释”的名义“放”我，说不定里面还藏有什么“玄机”，我能任他们宰割吗？在这样令人气愤的欺侮面前，我难道还要去犹豫什么？应当下决心豁出去！去同他们破釜沉舟！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总比蹭在牢房里“等死”强！至少，要让他们看到凌云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人！于是，她就同意了母亲的意见，决定去办理“保外就医”的“假释”手续，一定要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夙愿！

母亲听了凌云同意她的意见，自然欣喜万分，这个倔强的女儿终于相通了，万幸啊。于是她们母女俩就立刻去办理了有关手续……

 

52

 

凌云跟随着母亲回到苏南的老家时，想不到父亲从上海赶到苏南来老家里静候着她们的到来。凌云看到父亲凌书达时真是一言难尽，猛然扑到父亲的胸脯里，父亲轻轻地在她耳边叨唠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几年不见，凌书达鬓发雪白，额角及面颊上的皱纹纵横交错，身躯佝偻，满目沧桑，已经显得十分苍老。不过，他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看上去神情矍铄，目光炯炯，这使凌云有了几许欣喜与安慰。凌云看到父亲这副样子后，真是感慨万千啊，心里不禁激起了阵阵波澜。她虽然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她却相当了解父亲。父亲可谓是饱经风霜，早在三四十年前的“大革命年代”时期，他就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当时也可算是一个风云人物。他跟随北伐部队南征北战，在平定了军阀以后，他还当上了县长。谁知好景不长，不久就遇上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屠杀，被监禁。凌书达虽然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差，但由于信仰不同，他没有加入共产党，这使他避过了这次血光之灾，但与他关系亲密的小舅（即妻弟、凌云的娘舅）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就惨遭国民党杀害。凌书达顿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愤然地辞去了这个县长职务，以示抗议。随后，凌书达就与他的一个朋友到江海市去搞实业办工厂去了。时过境迁，谁也想不到像凌书达这样曾经与共产党关系不错、而且倾向革命的人竟会在肃反运动后期被当作“漏网之鱼”，并补上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随后的“公私合营”运动中，他又被赶出了自己创办起来的工厂，只得无奈地蹲在“街道作坊”里靠“糊纸盒”糊口，他的晚年境况是够凄惨的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她竟对她父亲的“历史反革命”问题曾经有过“偏激”的看法，竟要与他父亲“划清界限”，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啊，完全可以想象，她当时这种狂妄举动对父亲是多大的伤害啊！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像她这样曾经为狂热地参加革命工作而放弃高考的人后来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吗？他们父女俩竟会“殊途同归”，这真是感慨万千啊！此时此刻，她父亲不但没有对她记恨在心，还从江海市赶到苏南来迎候她回家，这是何等宽厚之心和父亲对女儿的深厚之情啊！对照自己当初的妄动与菲薄，内心里不禁涌现出羞愧之情……

徐冬梅看到父女俩能超然地消除隔阂尽释前嫌，自然也十分高兴，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真是国难兴邦，家难凝聚啊。不管遭遇如何不幸，只要全家人都能团聚在一起共同面对，就可能减轻灾难的损害。徐冬梅从回家的路上就开始考虑到凌云究竟在哪里养病最合适的问题。她想，苏南老家虽然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当然是她养病的好地方，但她考虑到这里不适合凌云在此长期居住，其原因有二。其一，这里曾是“案件的出事地点”，难免会使她触景生情地触发伤感之痛，这对她养病肯定是不利的；另外，那个“案件”的发生是缘起于庄春园到到来找凌云引起的，如果那个“主谋”不到这里来找凌云的话，那就肯定不会发生这次祸端的。看来啊，这里是一个“不详”之地，如果再有人来找她的话，那岂不是又要发生不幸的事了吗？这是千万不可大意的。再说，这里市郊的村子不大，出了一点事桔子里就会家喻户晓的。自从凌云出事以后，周边邻里们都在切切私语了，各种各样的怪异表情都有，看到这些真的使人很难受。现在，凌云回家后难免要与周围的邻里接触，如果看到这些怪异的表情，她肯定是很难受的，这可是对她的极大的刺激和伤害哪！我必须要考虑这种因素。如此看来，我们还是到江海市去居住为宜。江海市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虽然也脱离不了目前这种“阶级斗争”的气氛，但大城市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同农村地区的人们是有差异的，特别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们的“气势”与“态度”，肯定要比农村的村民们要“文明”一些。更何况，我们刚去江海市居住，附近的居民哪里会知道凌云身上发生过“案件”的底细？尽管后来迟早会得知这个“情况”，那也起码要等过一段较长的时期才会知情。大城市里的居住环境虽然喧嚷了一些，但凌书达的居所是处在比较清静的里弄里，周围环境虽然比不上苏南的老家，但还算是比较清静的，对于凌云养病条件应该还是算比较好的。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凌书达，想听听凌书达的意见。凌书达听了她的意见后，也觉得还是到江海市去居住合适。

徐冬梅觉得，居住地点的问题最后还得要征求凌云的意见，如果她认为是去江海市居住好的话才能最后决定下来。凌云听了母亲的话后，寻思了一番。她此时的考虑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养病环境好坏问题，而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抱负”问题了。经过了这两年多的“炼狱”，特别是近一段时期来对现实问题的思索，在她的思想上几乎是“浴火重生”了，她已不再幻想“当局”会主动改变极端错误的政策，他们只会变本加厉地施行愈来愈极端的极左高压政策，无所不用其极地玩弄“愚民政策”，严格地运用“铁幕”与世界文明隔离，使全国老百姓都变成驯服的“臣民”，以达到他们用铁腕的手段来压服不同政见的人。她想，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即使病养好了，还不是给他们充当“祭品”的料？这样的生命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现在摆在她面前的任务是就要揭示这些人施行的错误政策的实质，使老百姓逐渐醒悟起来，认识目前执行的这种政策是极端错误性质的，他们才会与这种错误倾向划清界线，并自觉地起来与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这才是她今后的奋斗目标，也就是她此时此刻的宏大抱负！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当然是居住到江海市有利，那里是目前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才荟萃之地，到那里去生活，她才有机会去结识到头脑清醒、思想敏锐的知交，才能如鱼得水，畅游在大湖大海之中。她告诉母亲，她乐意到江海市去居住。

于是，到江海市去居住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53

 

凌云在江海市的居所很满意，这里的生活环境也不差，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离居所不远处还有一座公园，园内树木葱茏，花草茵茵，鸟语花香，池水涟漪，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她经常到公园里去散步休闲。不远处还有一家书店，各类书籍都有，特别是文艺作品较多，中外名家的经典作品也列列在目。凌云十分青睐，时不时地买几本喜欢的书回家。她有时也去浦江边的公园去浏览风光。这里是江海市的闹市区，高楼大厦林立，形形色色的汽车车水马龙在马路上川流不息；江面上的大小轮船星罗棋布，来回穿梭，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

江海与北京相比的确有很大的区别，它们的自然景观也明显不同。如果说，北京是六朝古都，名胜古迹遍地，宫殿建筑雄伟，御园气势恢弘。再加上民国初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成为国家的首都，那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了。江海市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尖端”之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它原本是一个海边的小渔村，是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在清朝末年起，西方国家开始入侵、渗透中国，它的优越位置引起了“外夷”的注目。他们看中最这个地方，赶紧建立商埠，筹办工厂，很快地就成为东南沿海首屈一指的工商业中心，并逐渐形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西方列强的角逐与争斗使江海市“日新月异”，像变魔术似的成为一个东方大港，形成了畸形的繁荣，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形形色色的西方式思想文化在这里滋长漫延，那些古老的传统的思想习俗、观念又不甘退却消失，而新形成的五花八门的思想潮流此起彼伏、推波助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十分畸形思想文化的氛围，成了一个奇特的“怪胎”。不过，解放后通过历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那些“怪胎”才得到彻底的改造。但是，思想观念这东西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彻底改变得了的，它会或多或少地残留在人们的头脑里。这恐怕也是江海市与其他地方差异的原因吧。在六十年代，尽管当时神州大地的思想状况都处于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姿态，但在江海市的里弄角落还保留着一些时隐时现的“活跃因子”，产生这些“活跃因子”的土壤就是由于江海市具有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即既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异化思想”和至今尚有与外国及香港地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边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的传输到江海市的各条里弄里来，这种暗地里的交流，使江海市某些人的头脑就有了“活跃”的“苗头”，这些“苗头”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凌云之所以看好江海市，愿意离开风景如画的太湖边的苏南老家欢喜到江海市来生活，其深层次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凌云经常到附近这家书店去浏览各种图书，有时也在店里翻翻新到书籍。此时，有一个青年人进入了她的视野，并引起她的注意。此人肤色白皙细腻，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不像此时的大多数人所普遍存在的那样面露菜色，皮肤没有光泽，而且精神萎靡不振。他举止文雅，文质彬彬，呈现出一派儒雅的风范。看上去他的年龄也与她不相上下。经过一段时期接触后，通过彼此之间的目光交流，双方似乎都有一种相互探究的企求，但彼此又都不愿主动地迈出第一步，因为毕竟都不知对方的身份如何。

有一天，他们又在公园里邂逅相遇了。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微风在湖面上拂起了轻轻的涟漪，岸边的柳枝随风摇曳，婀娜多姿，小鸟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呈现出一片春色满园的气象。凌云伫立在湖边沉思，这美好的景色与现实社会的阴沉与困惑真的太不协调了。这时，她看到这个有点神秘而面熟的年青人朝她缓缓走来，心里不禁泛起一阵波澜，他会主动地向她来了解彼此的情况吗？她凝视着他的面部表情，只见他笑嘻嘻地走到她的身边就果真地停了下来，然后相当礼貌地对凌云点了下头说：“女士，你好！哎，还是应该称你miss为妥，看到你的气质就知道，你是一个知识女性，对吧？你贵姓？”

凌云对于这个青年人突如其来的接近与问好毫无思想准备，顿时有点腼腆，面孔也出现了微红，尽管她在内心里早就希望与他交流，只是不好意思主动地向他展示，现在他能主动地来向她表示，那是最好不过了，从此开始了互相了解和交流，也不失是一种契机，但她对于这种“企望”来得如此突然倒还是没有过思想准备的，所以感到有点惊异，特别他称呼她为“女士”，而后又改称她为“miss”，这颇使她感到新奇，因为目前对于这种“女士”的称呼几乎已经“绝迹”了。此时人们的习惯称呼除了亲朋好友以外一般都叫“同志”，“女士”的称呼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早就被抛进了“历史博物馆”了，只有在书本上或者在电影中才能看到或听到。所以，人们对那个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或在异国他乡的这种“时髦称呼”已经是相当陌生。诚然，虽然江海市人见多识广，而且也经常有外国人光临这里，但他们还是很少听到这样时髦的称呼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肯定不是江海人，至少不是中国籍的江海人，否则的话，他是断然不会使用这样称呼的。他能说出“miss”这个英语小姐的词语，就说明他是一个懂外语的人，文化层次肯定不低。她看到他还是笑眯眯地望着她，还显得十分亲和，她也就以礼相待，也就笑眯眯地回答他说：“免贵姓凌，小名凌云。”

“那我以后就叫你密司林了。”他兴奋地说。

听他的口音是纯正的江海方言，他到底是不是江海人呢？凌云想，就算他不是江海人，那恐怕也是一个与江海市有着深厚渊源之人，是江海市出去的留学生？还是祖籍在江海市的华侨？心里还是疑窦丛生。

此时的王峥心中也是充满着疑团，这个气质不凡、充满着奇异而有点神秘色彩的女子究竟是一个什么身份的女人？在她的身上，根本找不到一点有如某些江海市女子所特有的那种刁滑、市侩那种习气，她所流露出气质是高雅、端庄与秀气，是那种只有大家闺秀所具有的特质与风范。自从与她相遇起，他就觉得这个女子确有不平凡之处，从心底里想了解这个女子，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之所以今天主动地对她打招呼，就是出于这种动机。

当凌云看到他脸上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情时，她就知道他对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着一丝疑问，但现在又不好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彼此之间完全是陌生的，坦率地去告诉他自己的情况不是太轻率了吗？于是只好用笑容面对他。

王峥看到凌云笑而不语，并没有很快地回答他的提问。他知道她是一个稳重的女子，稳重的女子在没有了解对方情况之前是不会轻率暴露自己身份的。于是他就主动率先告诉凌云：“我叫王峥，三划王，峥嵘的峥。你好像对我有点奇怪可疑是吧，那我可以坦率地把我的情况告诉你。我在这里出生，也算是江海人。不过，我在小时候就随父母移居香港，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现在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就职。因为这里还有好几家亲戚，故常常到江海市来探亲走访。我在书店里多次看到过你，而且看到你经常翻阅一些文艺书籍，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注意，你一定很爱好文学吧？因为我也爱好文学，所以我们就心灵相通了。我很想与你沟通交流啊，我是否太冒昧了？你恐怕会感到有点儿唐突吧？”

凌云觉得此人相当直爽，就赶紧回答道：“没有，没有。正是你所说的，爱好文学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其实，我也想与你沟通哪，只是不好意思主动对你开口而已。”

由于彼此都爱好文学，他们的话题自然就从文学谈起，从古典名著《红楼梦》到近代文学《阿Q正传》；从西方的名家莎士比亚、大仲马到苏联的普希金、车尔尼什夫斯基，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只不过，凌云对西方文学的感知不如王峥，而王峥对苏联文学的了解不如凌云，双方各有所长，各有千秋。两个多钟头就在不经意地过去了，他们两人还有点意犹未尽，无奈已近中午，家里面都等着他们吃饭呢，他们只能说再见了，于是就有点留恋不舍地握手道别。

通过几次的交往，凌云对王峥的情况就有了初步的了解，两人很快地成为朋友，彼此间的神秘感也就自然消失了。

凌云与王峥发生交往最初纯粹是出于偶然，至多也只是出于想“探知”对方的“神秘感”而已，绝不是想“谈情说爱”。后来，她知道王峥是香港人，是一个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出来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从他的言谈之中，她知道他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她的普世价值观是相同的，心灵是相通的，由此看来，他照例应有恻隐之心，他能否帮助我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夙愿”呢？她此时已胸有成竹，作为一个迫切追求民主与自由之人，她是一定要为之奋斗终身的，不管前景如何艰险，也不管结局如何悲惨，即使要遭到粉身碎骨也要以卵击石，来他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不足为惜也！她毫不犹豫地、义无反顾地执意要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她想她如果有朝一日能遇到一个同情她这样命运的人，或者与她有同样政治思想抱负的人，那是很荣幸的。如果能让外面世界能了解到北苑大学在反右派斗争中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压抑及受到迫害的实况的话，那是她迫切所希望的。虽然，她知道这样做有极大的风险，这是一种“捅马蜂窝式”的行动，必然要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但她决不为所惧！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也就“不虚此生”了。当然，在这行动付诸实施之前，还必须要深入地了解一下王峥的思想动态和实情，他究竟动情不动情国内知识分子的命运，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勇气，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是绝不允许疏忽大意的，一旦失误，就必然将招致无法想象的后果！更何况，她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说不定在她身后已有像苍鹰一样警觉敏锐的眼睛在盯着她，她必须谨慎行事。她只有在充分了解王峥的思想实况以后，才能去做出这样的决定，任何轻率与冒险之举是万万不可的！

 

54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凌云与王峥又在公园里相遇了。他们也像往常那样畅谈了一阵以后，王峥突然问凌云：“你到底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你可还没有告诉过我关于你的情况啊，是不是由于我们还不熟悉呢还是不方便告诉？当然啰，如果是不方便的话，那也就算了，你看，我这人是否有点儿轻率？不过，我想了解你的情况纯粹是出于对你的好奇而已，不会计较吧。”

凌云笑吟吟地回答他说：“哪会呢，我说出自己的情况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在如今的社会里，你即使想把自己的情况隐瞒起来的话，其实也做不到，人家迟早也会把你的情况透露出去的，你说是吧？你真的想知道我的情况？”

“那当然。我已经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了，根据对等原则，你当然也应当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呀，你说是吗？当然啰，我已经说过，如果你想保留个人隐私的话，那我当然应该尊重你。”王峥直率地说。

“我不是也已经说过，当今社会已无隐私可言，没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不过，我如果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你恐怕立马就会退避三舍了，对我敬而远之，不敢与我结交了。你相信不？”

“有这么厉害吗？你总不会是像《西游记》里的妖精吧？”

“我这人恐怕比《西游记》里的妖精还丑恶，而且，身上还带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毒菌，富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啊，有些人见我都会躲避不及，唯恐毒菌要传染到他们的身上。你难道不害怕吗？”

“哪有这么可怕的，你别吓唬我好吗。哎，没关系，我这人别的本事没有，但眼睛倒是雪亮的，可与孙悟空的金火眼睛相媲美，你是不是妖精我早就看清了。如果你是妖精的话，我哪敢来与你结交啊？再说啦，我们海外华侨身体都具有很强的免役力，对于大陆上的病菌是绝对不会被感染上的。哪我还怕什么啊？你也真是太小看我了。”王峥也同凌云开起玩笑来。显然，他说的话是话中有音，他根据自己对凌云的观察，对于她的气质和举止，以及对她不易察觉到的一丝忧伤的眼神，他心中已有几分明白，她的身世恐怕与他堂兄的情况有些相似，说不定她也是一个被学校当局贬损的‘右派分子’。他堂兄本是江海市著名大学的一个高才生，在反右派运动时被打成右派，后来被送往东北的北大荒劳动改造。他十分同情他堂兄的遭遇，自然也同情像他堂兄那样同样遭遇的人。这也就是他对凌云关注以及想了解她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看了看凌云，唯恐自己的“表白”还不很清晰，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你们大陆发生的情况，我也是很了解的，自从搞反右派运动以来，国内的知识分子命运是很悲惨的。”

凌云听了王峥说的话后，就明白了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正直之人，看来啊，他确有一夥同情遭受政治运动迫害的心。她经过短暂的瞬息思考后，就觉得没有必要对王峥隐瞒自己的情况。其实，她此前早已胸有成竹，对于王峥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华侨来说，他们肯定具有追求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思想，他们坚决反对专制独裁、压制民主自由那种的社会弊端，他们必然同情国内的“右派分子”的，我告诉他关于自己的情况以后，他不但不会厌恶，甚至会十分同情像我们这类人群的。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不同情我们这类人的遭遇，这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大不了也是我们彼此的交往“到此为止”而已，构不成对我的伤害，也不会给我来什么损害，他能把我怎么样？最多是把我看“扁”罢了。他现在既然这样恳切地想了解我的情况，那我就应当把我自己的真实情况坦率地告诉他，否则的话，我就是一个不忠实的人，宁可让他得知我的情况后，让他去决定“到此为止”吧。由此看来，我完全应当而且有必要对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不用掩饰，也不用避重就轻，真真实实地告诉他。至于他同情不同情我们这类人的遭遇那是他的事情，我不能也无权去强求他。如果他一旦得知我的情况后就不愿意交往并远离了我，那是他的选择与权利，现在国内的大多数人不也是在害怕与我们这样的人接近吗？现在哪个人不是想图个安宁？谁会不怕“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这样的污点？谁会想去无事生非呢？关于这一点，她早已深深地理解了，她难道会对一个来自海外的侨胞去提出分外的苛刻要求？所有的这些都应该由他来做出决定，别人无权过问。作为我来说，只能是以诚相待。相遇和相知是一种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能任其自然的发展，随遇而安，不得有任何的勉强。他知道了我的情况以后，如果同情并关切我遭遇的话，那以后我们就有可能继续交往下去，说不定他也会帮助我做一些有益的事。

于是，凌云就对他说：“你真的不怕？那好，我就详细地告诉你吧。”

于是，凌云就十分坦率、也十分详尽地将自己在北苑大学所遭遇到的情况全盘地告诉了王峥，而且，她还把“反革命嫌疑案”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也毫不保留地告诉了王峥，让他自己对这些事件去作理性的判断。

王峥听了凌云的轻轻的诉说后，神情凝重，心潮起伏，陷入了无比的痛惜之中，虽然他对凌云的身世有所预感及猜想，但他还是想不到她的命运竟有如此多舛，她甚至比他的堂兄命运还要悲惨。他既为凌云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又为她的命运感到可惜。如果没有这场可怕的政治运动，像凌云这样的才女，本可以在祖国的新闻事业或文坛上纵横驰骋，有所作为，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真是前程似锦啊！想不到由于这场可怕而可悲的政治运动将她这样花样年华巾帼才女摧残了！一朵正在伸展着的绚丽花蕾就这样地被严厉的暴风雪的撕裂下凋零了！他不无痛心地对凌云说，我此前凭着直觉对你虽然有所预感，但还是想象不到你竟会遭到如此难以想象的、令人可怕的厄运！嗨，在内地生活的知识分子，你们的处境，你们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太可怕了！我的堂兄也像你一样，在“反右”时，也不过是说了几句民主与自由话题方面的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这几句话还是在领导再三动员下才说出来的。也就是为了说么这几句话，他就被押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多可怕多悲惨哪，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断送了！内地发生的这些事真是不可思议啊！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的轻薄、这样不值钱呢？他深深地知道，像凌云这样饱受政治上压抑的人，他们的心灵总是处在极端痛苦之中，虽然他们需要倾诉，需要释放，但他们只能把要诉说的话深深地压制在心底里，不能让它有丝毫的泄露，否则的话，那就要大祸降临了！当然啰，人总是有千差万别的，在任何严酷的社会制度里总也有反抗的人。就是在那些被压制得终日抬不起头来的人中，恐怕也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敢者，只要有机会，他们也敢于对抗。他在此前也听到过有个“叛逆者”冒着极大的风险渡过“零丁洋”逃到香港，把他在“反右派运动”中的遭遇在某报上曝光，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由此可见，在他们这些人中，虽然绝大多数是属于默默无闻地接受“改造”的“逆来顺受者”，但也不排除在他们之中也有敢于反抗的“叛逆者”，只要有反抗的机会，他们也是敢于站起来反抗压迫的，他们就难道没有要将自己所遭遇情况透露到“外地”去的愿望？只是没有机会罢了。当然，凌云是不是属于这种“勇敢者”他心中无数。他虽然相当愿意为他们这些人去效劳，他也有条件去传递这种信息，但敢于写这些信息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一旦被泄露就必然要遇到极端严厉的惩罚，这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的。凌云已经是“负罪”在身，如果再去搞对抗的事，一旦暴露，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要去干这些事，只有她自己愿意这样去做，而且是主动提出来，他才能帮助她，为她效劳，否则的话，一旦出事，那就后悔莫及，而且还要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他绝对不能去引诱她。不过，他于对凌云的命运是相当同情和关切的，他情不自禁地对凌云说：“哎，凌云，我知道你内心是万分痛苦的。凡内心痛苦的人，都相当需要向人倾诉，需要人们了解他们内心的苦楚，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或者需要我帮助的话，你可以坦率地向我提出来，凡是我能够做到的，我一定为你效劳。我在这里停留时间只有三天了，马上要回香港去，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话，那你就要抓紧了。当然啰，今后我还是要到江海市来的，我们后会有期嘛。”王峥直瞪瞪地望着她，眼神里充满着同情与关切，也显示出一片真情。

“喔——。”凌云听了王峥说不久就要回香港去，就感到怅然若失，心里有点依依不舍，对于这个认识不久朋友对她竟有如此的真情，她真的感到十分感激与欣慰，在即将离别之际，他还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这就显示出他对她的真诚与关爱，不禁使她感到一阵惊喜。她确实需要他的帮助，这就是藏在她心头已久的一个“夙愿”：要把自己以及她所亲眼看到的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捅”到海外去，以博得世界舆论的支持与声援。他的表态无疑是一个佳音，她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她就严肃地问王峥：“你敢把我们内地知识分子所遭遇到情况材料带到外面吗去？”

“哪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既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新闻工作者的良心。”王峥毫不犹豫地说。

“那好，我今天就开始去写，我想用不了三天时间就能把它写出来。”

“那你就抓紧去写吧，写好后尽快地交给我好了，不过，此事事关重大，你必须要加倍地小心。”

“这个我知道，我对此不会掉以轻心的！”凌云深情地望着王峥。

 

凌云用了二天时间写了《我们是无罪的》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缴文”，然后小心翼翼地交给了王峥……

 

55

 

凌云交了《我们是无罪的》文稿以后，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是的，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坚决同那些极左的当权派作誓死的斗争！她此时忽然想起与她曾经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章天迅。她在R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得知章天迅被判刑，其他的情况就全然不知。她此刻真的十分思念他，不知他现在还是在牢监里服刑呢还是像甘霖那样被送到大西北去劳改。她一旦想起这个曾经与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朋友来，就再无法平静下来。如果说，她与甘霖之间所发生的短暂感情生活是一种在患难时萍水相逢的一段“苦恋”的话，那其中多少含有点“意气而为”的成分，而她与章天迅的交往所产生的这种友情则是极其崇高、圣洁、无与伦比的一种感情。那种自然形成、水到渠成又经过了腥风血雨考验而形成的牢不可破的世界上最高尚的一种友情。这种友情是在风雨同舟的命运中结成生死情谊的一种友情，当然是世上最崇高、最圣洁的感情，她无比珍惜，永不忘却！她清楚的记得，还是在“反右”最严峻的时刻，他们就考虑到今后必然要遇到“不测”，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便于今后联系，他们当时就交换并在心里牢记着彼此的家庭地址。她考虑到今后有可能在两个地方居住，当时就告诉他自己的两个家庭地址，一个苏南的，另一个是江海市的，两者必居其一。他也告诉她他家的在青岛市的地址，他还说，如果万一他出了意外，你也可以向他家里的哥哥联系。她想，章天迅已经被关押四个年头了，他现在的情况不知究竟如何，还是写一封信去他家，以探听一下有关他现在的处境。于是，她立刻就给他的家里写信，在信中，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为了保险起见，她没有说出自己的“反革命案”，只是说她离开了R大学以后就一直在家中休养，如果章天迅在家的话，收到了他回信以后，再向他详细说明自己的情况也不迟，章天迅是绝对不会计较这些的。如果他还服刑，他的哥哥收到了我的信，他看到我的“反革命案”岂不是又要吓了一跳吗？所以，她还是先把这个“情况”隐瞒一下为宜……

 

章天迅的哥哥收到了凌云的信后，对凌云的命运自然深感同情，他知道凌云的情况，因为章天迅早已把凌云的情况告诉过他。也知道他弟弟与凌云的交往情况，并知道凌云是北苑大学里的一个著名才女，而且是一个具有非凡的胆略的女性。他收到凌云的信后，觉得如果立刻写回信给她，似乎有点唐突。众所周知，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极端严峻的，如一不小心，就会招致难以想象的祸患，他没有看到过凌云的笔迹，不识此信的真伪，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就立即回信给她，就显得有失谨慎，还是要小心为好。不过，如果收到人家的信后置之不理的话，也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给个回信总是应该的，这是最起码的道德。不过，在回信中只能说明一些简单情况，不能吐露真情。为谨慎起见，必须要辨别一下此信的真伪，是不是确实是凌云从她家里写出来的，如果真的那样，那当然要另当别论了。他想，如果能借故要凌云寄一张她的近照来，那就能辨别真假了，而且也能证明她此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他在简单的回信中希望凌云能寄来一张她的近照来……

 

凌云收到章天迅哥哥的回信后异常兴奋，立刻就回信难他，并按他的愿望寄一张她的近照去。她在照片的背面上还填了一首诗：

楚头吴尾劳相关，

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

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恨勿怪人争避，

令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

笑容犹自问庐山。

（注：该诗系林昭所作）

 

56

 

不久，凌云又结识了黄原，那是通过一个王峥介绍认识的。

黄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排长，曾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过战功，后来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被转业了。在新单位工作了一年多后就碰上了反右派运动，由于该单位无法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划右派指标”，领导就把他“凑数”划上去了，他对领导这种荒谬做法极度不满，竭力反抗，最终导致被判刑并送往苏北劳动改造。在劳改农场里，他受尽折磨，历尽艰险，但最使他令人难忘的还是在1961年的“非常时期”里的遭遇，那时全国都发生了大饥荒，劳改农场里当然也不例外，甚至比社会上更甚，饿死人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一天内竟有数起发生。看到那些死去人的极其痛苦而怨恨的面容时，真的使人感慨万端。当时场里的领导就分配他去参加这个特殊的工作：埋葬饿死的同类。这些饿殍当然需要去及时处理，尸体绝对不能放得太久，连续不断的死亡会使尸体成堆，更加会加剧恐怖气氛，这自然应该竭力避免的。那时候埋葬这些尸体，不要说没用棺材，就连一块用来包裹尸体的白布都没有，说得难听一点，甚至连死狗的命运还不如。当时他们就用一根竹杠和两根绳子草率地去处理那些饿殍，用一根绳子套住死者的头颈，再用另一根绳子扎住脚梗，然后用竹杠套进两根绳头的圈儿抬起就往野外去埋葬。由于抬这些死者的“同类”当时也都是饿得死去活来的人，哪有力气去挖深的土坑，只要泥土能掩盖住尸体就行，入土为安嘛。有时死人多了，他们也不会用“一人一坑”的办法地去处理，而是多人合葬一坑，因陋就简地解决问题，这样既省力又简便，倒也十分符合当时大力提倡的“多快好省”方针，这样做法自然没有人会提出“异议”。这些可怜的死鬼在世时受尽了磨难，谁知他们在死后亦得不到安宁，就在他们入土后的当天夜里又被当地的苏北“老乡”从土坑里翻挖出来，剥掉他们的衣裤后再草草地埋回到土坑里去。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极端野蛮与无耻的残忍行为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不齿风气啊……

黄原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凌云。凌云听了这些令人吃惊的话后真的感到万分惊异，如果不是黄原亲口告诉她这些事，她肯定不会轻易地相信，世上哪有这般不可思议的“奇事”？这种稀奇古怪的“奇事”竟然会发生在我们古朴的中国的大地上，真可谓是一种奇耻大辱啊！她此时头脑里忽然跳出“穷凶极恶”这个成语。也许，人一旦陷入了“穷极”的境地也许就容易诱发“凶恶”的不端行为，人间不是有“逼上梁山”这样一句话吗？一个人走上了偷盗抢的道路，除了本人素质以外，外界的环境也是一个“形成结果”的重要的因素。完全可以设想，人一旦到了饿得无法忍受时，他就会去失去理智和良知，也会丧失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会干出那些平时不愿干或不敢干的蛮横无理的不端行为来。那些平时也许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行为，但到了“非常时期”时，它就会显得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她在此前到过中原的某个省就发生过“饥民争食人肉”的事件。“吃人肉”（指刚死了的人的肉）当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完全可以设想，人如果不是到了极端的饥饿状态而实在无法忍受时，他们会去吃死了人的肉吗？难道他们不怕报应？就农村的传统观念来说，对死人历来是相当“敬畏”的，一般来说，人们若遇见尸体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他们哪有胆量敢去吃这些“避之不及”的东西？没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那些苏北的老乡之所以敢去抢剥死人的衣服，也是由于他们穷到了极端的状态的缘故，才至于去做出那样不齿的行为来。从高端上来分析，社会上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其罪恶的根源是在于贫困。应当说，解放后，全国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几年的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各项生产恢复得很快，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社会也出现了空前的安宁，年轻的共和国显示出勃勃生机。谁知，就在我们国家取得了这些较大成就的同时，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与民心相背的政治运动，如果没有那些“反右派”、“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折腾，原来已经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是绝对不会发生逆转的。诚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层面上或在经济发展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失误总是难免的，只要在发现后改过来就行，不会酿成重大祸害，但自从开展了“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以后，全党全国就出现了一种政治高压态势：决不允许出现不同“声音”，个人臆想、主观决断、一意孤行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百花齐放骤然变成了万马齐喑，毛泽东的一切言论或指示都奉若神明，“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比封建王朝里的圣旨还神圣百倍，以至于在“大跃进”中所发生的一切极其荒唐的浮夸行为都当成是“伟大的创举”，乃至后来事实上已经证明“大跃进”确是荒唐之举、而且给老百姓带来严重的灾难时，那些狂热的、愚昧的人们还是在一鼓作气的继续吹捧，而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也只能紧闭其嘴，不敢也不能把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社会已经被严重扭曲到如此畸形地步，人们照样还是地忍受着。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哪还会不发生极端荒谬的事端？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都变成了泡影时，老百姓所面对的是天堂未见地狱先现，不要说“一天”并没有等于“二十年”，而结果是一步退到了解放前！就是到了如此困境时，老百姓还是不敢诉说，更不敢违抗，他们只能逆来顺受、听之忍之。这样看来，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其最终的恶果就可想而知了！中国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全国性的极端严重的大饥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并漫延开来的。照例说，这样严重性质的全国性大饥荒在当时是绝对不该发生的，因为这此时根本就没有遭遇过什么大面积的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本不具备发生大饥荒的条件，但结果还是会发生了！那些“唯我独尊”的领导人心里当然也清楚，他们自知理亏但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就只好挖空心思地去掩盖事实真相，把这个“责任”推给“大自然”，大言不惭地说大饥荒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这个一推了之的手法其实是黔驴技穷的表现，人们的心里都清楚，只不过不能或不愿说出来罢了，这种令人可笑、自欺欺人的说法只能堂而皇之的登载在报刊上，并不能使老百姓服服帖帖地相信。其实，老百姓的心中也完全清楚，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能掩盖真正的事实，这场大饥荒完全是由于“人祸”的结果！如果不是连续不断的“折腾”，会造成那样可怕的结果吗？他们心里完全清楚，那个真正的罪恶之源是搞政治运动的结果，那些搞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其实，此时的凌云不知道，当时确有不少中共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众所周知，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戏称是“神仙会”，原本是打算要纠正一些“偏左”的倾向，当然只允许涉及一些“皮毛”，进行一些不痛不痒式的检查了事，而不准去触及“本质”，也算是对“大跃进运动”中所发生的浮夸风做出一个“交代”。谁知那个心地耿直的彭德怀觉得这样的做法简直与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区别，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于是就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肯定了近来一系列政治运动成绩的同时，还说“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种表现。谁知这一下触发了“龙颜大怒”，毛泽东就发动了对彭德怀“反党右倾错误”的批判，甚至还莫须有地说他在搞“反党俱乐部”。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享有绝对的威望，一声令下就会“地动山摇”，于是立即就掀起了一场声讨彭德怀严重罪行的高潮。在会上，有不少人跃跃欲试地起身要对彭德怀拳打脚踢，如果不是被周恩来立时喝令阻止的话，彭德怀恐怕是要被打得死去活来、体无完肤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盲从与奴化思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还是老天有眼，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现天现报”了——全国暴发了空前的大饥荒，这真是报应啊！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有些头脑清醒的中共高层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去考虑发生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毛泽东在现实的强大压力下，也对他自己不得不做一些“小范围”有限的反省。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央决定召开了有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一下此前工作上的教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凭着党性和良心在大会上公开说了这场灾难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这样的话无疑是触及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当时虽然只好“忍气吞声”，但他是绝对不会认输甘休的。仅仅是过了四年时间，他就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刘少奇，把他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然后使他命丧狱中。这就是刘少奇为了说这样一句真话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当然，这是后话。

凌云当时想，面对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荒谬的事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制止或扭转，就很难说今后还会发生更加难以想象的、为荒谬的做法，当务之急就是要用事实去揭露此前的一系列的错误，要使广大干部和人民去认识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提醒干部和人民，只有我们共同起来反抗这种的做法，才能有效地避免今后更大的祸害。她想，目前到底有多少人能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也许，有些人虽是看到了、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却不敢去面对这个现实，因为他们被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把他们吓坏了！当然，也有更多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头脑被麻痹了，或者说是被奴化了。看来啊，要唤醒那些愚昧、奴化的人们清醒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现在再不去唤醒那些被“愚化”了的人们，任其发展下去是相当可怕的，今后还有更加意想不到的、极端荒谬的事端会接踵而来，到那时，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更加严重得不堪设想了。这使她想起了庄春园。这个英勇无畏的庄春园是她的学习榜样，我们国家只有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庄春园式的人物，我们中国才能得救！

凌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黄原。黄原完全同意凌云的观点，也赞同她的做法。于是，他们就认真地探讨起当今社会首先应如何去解救陷入“极左”思潮的办法，觉得只有揭穿“极左”的错误本质，才能认识到它严重危害性其极其后果，这样才能有效地逐步摆脱“极左”思潮。为此，必须要成立一个组织，通过组织才能开展活动。他们商定，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并决定立即起草《盟章》，拟定《政治纲领》。同时，他们觉得要学习庄春园他们的做法，首先要撰写一篇揭露“极左”错误倾向的宣传资料，从目前面临的“大饥荒”着手，着重解剖“大跃进”、“浮夸风”、“公社化运动”是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并对它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这个基础上，再为彭德怀所遭受的冤屈鸣不平。这样一来，就自然地增加了对“极左”的重大杀伤力，既达到“为民请命”又颂扬正义鞭挞错误之目的。他们把宣传资料题目定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把这个资料油印后，向有关部门投送或散发，这样做最能得到群众的赞同、理解和支持，最能有效地揭露极左错误的严重危害性。

于是，他们就这样地干了起来……

 

57

 

其实，凌云根本不知道，就在她坐牢时，庄春园在越狱后确实曾到她苏南的老家来过。不过，当他探知凌云也已经被捕入狱的消息后就悄悄地离开了苏南，也就没有迈进过她的家门，连凌云的母亲都不知道庄春园曾到过苏南。

庄春园是用“苦肉计”得以逃脱监狱医院的。当天夜里，他在荒凉的郊野树丛里躲藏了一阵后，没有发现追捕者出现就摸黑走到一条公路旁的灌木从里休息，他想等候一辆载运汽车到来好搭便车离开此地。他曾在抗美援朝时入朝作战，在运输队里当过汽车兵，熟悉各类汽车性能，驾驶技术也好，经常在夜里开车与美军飞机周旋，练成一身过硬的功夫。故此，他对于各种型号的汽车是相当熟悉的，只要一看到灯光就能分辨出什么型号的汽车。说来也总是凑巧，不到半个时辰，就有一辆载运汽车开过来，他连忙跃上公路去拦住汽车。这个驾驶员的态度倒也不错，停下车后听到庄春园说是因“母亲急病”要立即赶回家去就欣然同意他上车，还叫他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的座位上。他一个人在夜里开车感到很纳闷，也巴不得有一个伴儿坐在他旁边作陪，有说有笑自然就不会打瞌睡了，也落得做个须水人情。庄春园是个善于应变的人，不多久就与驾驶员混熟了。当他探知驾驶员也是往定西的方向开去时，他真的感到很荣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哎，师傅啊，哪有这样凑巧哪，我们正好是同路。”

“喔，真的？”驾驶员也高兴起来，笑嘻嘻地对庄春园说。

为了取得驾驶员的信任和好感，庄春园凭着自己对汽车性能的了解，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关于汽车的结构、性能及驾驶要领等东西，弄得这个驾驶员一头雾水，他咋的对汽车这样熟悉啊，从而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看来啊，你对汽车十分在行嘛，会不会开汽车啊？”

“当然会开，你信不？”

“好啊，那你来试试看，我正好有点疲倦了，想休息一下，你来开一下如何？不过，你先得给我先慢慢地开，好让我看看你的驾驶技术究竟如何，好让我放心。”

说着，他们就对调了位置。庄春园接过方向盘，熟练地起动、进档，然后慢慢地将汽车开起来，驾驶员一看就明白，这个来客真的是一个操作熟练的驾驶员，甚至比他还开得好，于是，他也就放心让他开好了……

 

在汽车开到去定西车站的分叉路口时，根据事先的约定，庄春园决定下车。他深情对这位驾驶员说：“老乡啊，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给我带上车的话，我哪能这么快就到了这里，要走了一个晚上不说，恐怕连脚梗都要走直了，祝你一路平安。”

“哪里，哪里，出门靠朋友嘛，我还应该感谢你才对呢，如果没有你代我开了这么多路的车，我的眼睛都恐怕要开得瞪直了。再说啦，车上多载了一个人又不要我多花费力气，是吧？你咋要这样客气的啊。”驾驶员也充满感激地说。于是，庄春园又向他道谢了一次，就径直向定西车站走去……

他之所以要来到定西来，是考虑到去投奔他的好友王乐光最适宜、最安全。王乐光是他同学加难友，他也是一个右派学生，毕业后被发配到定西林场里做护林员，常年在深山冷坳里与树林为伴。他为人耿直，讲义气，富有同情心，觉得投靠到他这里去暂时住几天最合适、最安全，没有陌生人会到这样的深山丛林中来，监狱的监管人员根本不会考虑到他会到这种地方来。

果然不出庄春园所料，当他出现在王乐光的面前时，他经过瞬息的惊呆后就紧紧地抱着了庄春园：“兄弟，我想你好苦啊！”……

庄春园向王乐光述说了他这段时期以来的遭遇。他听后十分感动，一方面为他的勇气而敬佩，另一方面也为他的遭遇万分同情。有什么办法呢，在今天的中国，难道还有我们这些人正当的说话权利？如果你不想坐牢杀头，那你就只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接受他们的改造，否则的话，你就要作好坐牢甚至杀头的准备！此时，他忽然想到庄春园此时肯定是饿得肚皮紧贴背脊了，得赶快去为他张罗一些吃的东西。他知道，对于一个饿得眼冒金花的人是不宜吃得太多太干的食物，最好是先喝一些比较稀薄的东西。庄春园听后对王乐光的如此细心照顾甚为感激。当王乐光捧着一碗喷香的小米粥交给庄春园时，庄春园真的是满口流涎水了……

尽管是在这饥馑的年代，庄春园的到来并没有使王乐光为难。虽然王乐光拿不出山珍海味的佳肴来招待庄春园，但让庄春园填饱肚子并让他在这里安逸地住几天时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这偏僻的山林里，是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没有人会来这里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可以在广袤的山林空地上自由地种植，不会受到什么干扰。他种了许多蔬菜，也种了许多诸如地瓜、土豆之类可充当粮食的作物。在这大饥荒的年代里，这可算是稀罕之物了。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这里是此时此刻的“世外桃源”。他充分地考虑到庄春园目前的处境，他到这里来“避难”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不可能在这里停留得太长的时间，停留得久了就必然会“走漏风声”，这对庄春园是极端危险的。庄春园也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刚到时就对他说过，他在这里要停留三天，先恢复一下身体再说。几天以后，他又要去“浪迹天涯”了，他真的为他的命运担忧。为此，他也就有了思想准备，他必须尽可能地为庄春园准备多一些粮票和现金，否则的话，未来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这天傍晚，王乐光和庄春园彻夜未眠。

“春园，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王乐光怀着沉重的心情问他。

“这个问题，我在逃离监狱后的路上就已经有所考虑，我不能长期在逃亡下去，也没有条件允许我长时间地这样混下去。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要去主动地向有关部门去自首的。”

“你去自首以后，他们难道会宽恕你？你此前的行动可是一种越狱的行为啊，要处以重刑的！这种结果只能是罪加一等吗？何必当初呢？你可要考虑停当啊！”王乐光惴惴不安地提醒他。

庄春园对于越狱要“罪加一等”当然是清楚的，他之所以要这样去做，他有他当初的道理。他对王乐光说，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的，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这可是两码事。我一直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虽然他们决不会承认这个决策的错误，但历史终将会还我们清白的。现在暂且先不遑论中央决策是否正确，就算中央决策正确，难道下面基层干部就不会发生乱搞一套的事？我的所谓“右派言论”仅仅就是说了一些关于“并系”的问题，这“并系”问题纯粹是学术性的问题，怎么能与“反党”挂钩呢？这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的问题，但他们却硬是要把这个问题“上线上纲”，难道不是有意地栽赃陷害吗？你说，这样岂有此理的做法难道会令人信服吗？！当然啰，我和古彦编印、散发地下刊物《觉醒》倒是一种有意的“反党行为”，但那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目前之所以会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正是此前的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恶果。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去做，无非是想通过业已发生的大饥荒的事实让那些还蒙在鼓里的干部们在现实面前觉醒起来，去认清自从“反右派运动”以来所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的结果，特别要去认清由于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造就了“个人崇拜”，其形成、发展的严重恶果应该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我深信广大党政干部迟早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我之所以决定要越狱就是为了到一个我认为有可能会引起注意的地方去申诉，不管结果如何，我要去冒这个险，大不了再判一个重刑，即使被他们杀了也无所谓，就像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一样，我自横刀向天笑，但愿以我的鲜血来唤醒中国人的愚昧迟钝与盲从！我离开这里后，准备到《人民日报》社去投案自首，向他们申诉我的冤屈。

王乐光听完庄春园的话后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无言以对了。他觉得，庄春园的想法虽然没错，但他实在也太过于天真了，到现在还是那样书生气十足。《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它的行动准则，他们会同情你这个右派分子的申诉？你做白日梦吧？掀起反右派运动的号令哪一条不都先是从《人民日报》的社论里出来的？你现在还到它那里去申诉也未免太可笑吧？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早就有人说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既然政治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那它就要按战争的规律去行动。作为战争的总则，就只有把“对方”消灭了才算是赢得胜利，这其中难道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政治家们的一切运筹帷幄难道不都是为了彻底地打倒或消灭“对方”！政治无诚实可言，只有书呆子才会向“对方”去“拼道理”。不过，话要说回来，庄春园目前确实是无路可走了，除了自首以外，难道他还有什么其他路可走？对于一个通缉犯来说，一切路都被封死了，他还能逃到哪里去？即使你有幸能在逃跑的路上多跑几天，但最终还是逃不出“自来佛”的手心！他的命运只有听天由命了。

临别的时候，王乐光送给他十斤粮票和三十元钱，这已经是倾其所囊了。庄春园接过王乐光给他的粮票和钱时，手就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你把这么多的粮票和钱给我，你自己咋办？吃什么？花什么？王乐光紧握着庄春园有手，你尽管放心好了，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你看我种了这么多的东西难道还会挨饿吗，无非是多吃些瓜豆之类罢了，钱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下个月的工资一发不就有用了，你还是多去考虑自己的处境吧，一路上如果没有粮票没有钱的话，你到哪里去找吃的？你有几天好饿啊？在王乐光的坚持下，壮大春园只好收下粮票和钱。

王乐光知道，庄春园此去肯定是凶多吉少，等待他的肯定是囚禁的生涯，说不定也许会遭到不测，今后恐怕是再也难见面了。想到这里，他强忍悲痛，尽量不把眼泪流出来。在告别的时刻，他们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庄春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乐光。王乐光一直等到庄春园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莽莽的山路中才回到屋里去……

谁知，此去一别成永诀！

 

庄春园决定先到苏南去看一看凌云，不知她有没有受到牵连而被捕入狱。他没有径直到她家去，而是在她家附近向一个老太太探听一下凌云的情况。当倔得知凌云已经补助入狱的消息后就迅速地离开了苏南……

他离开了苏南后乘火车到了江海市，然后再转车去北京。谁知，他下车后就遇上了一帮警察，正在押一批“盲流”慢慢地行进，这帮警察见到庄春园的形迹有点可疑，也就把他顺便地抓进“盲流”的队伍里去，以便到所里去详细讯问。说起来，庄春园也真是有点晦气，如果没碰上这帮警察的话，他也许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北京，然后到《人民日报》社去“投案自首”，申诉自己的冤屈，他碰到这样的“奇遇”后自然就无法实现他的计划，无奈地改变了他的“行动路线”，使他的命运增加了悲剧性的色彩。庄春园被抓到所里后就进行了讯问，庄春园虽有百般的狡辩能力，但是，真所谓是千虚难逃一实，在警察严厉的逼问下他吞吞吐吐地难以自圆其说，词穷理屈、漏洞百出，最终露出了马脚，暴露出“通缉犯”的“原形”。庄春园又一次被逮捕，随后就被押往甘肃天水监狱。

在狱中，由于他与一个“同案犯”、原县委书记许向华“递纸条”被发现后就加重“罪行”，结果被判处死刑，两人一道被执行枪决，时年1964年。这当然是后话了。

 

58

 

自从她与黄原搞好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并付印寄发了以后，她心里十分清楚，干这种事是有极大风险的，但她并不惧怕，她早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她不能再沉默下去，必须要利用一切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不管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都敢承担。尽管她并没有真正地参加过庄春园的活动，但还是被牵涉进“反革命案”，坐了好几年的冤狱，至今还得不到雪耻，你还能到哪里去申诉你的冤屈？如果没有遇到王峥，哪能有机会将自己倾心所写的《我们是无罪的》带到海外去？如果没有与黄原相逢相知，哪能搞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来？她敢于去做这样的“壮举”，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许有朝一日暴露出来，那必然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她不怕，她就会坦然面对的。此前，尽管她并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事情，她不是还受到了匪夷所思的惩罚吗？她还怕什么？她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大不了就是再被捉去坐牢，再一次受折磨罢了！她的这种想法，也许现是有点“破罐破掷”那种心态，不管未来的结果是破釜沉舟还是鱼死网破，都是她准备接受的。

 

几个月后，由于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刊登出《我们是无罪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实，凌云与黄原的交往早已进入了警察的视线，他们的举动早就受到监视，在他们寄发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的资料以后，凌云和黄原就立即被江海市公安局逮捕了。

凌书达闻声自己的女儿又一次被捕，痛心已极。他对生活已经丧失了信心，再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了，就纵身往浦江一跳，了结自己倒霉透顶的生命！

时年正值196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