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文学之路

 

 

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处境有了明显改变以后，就想有“一点作为”，不甘心长久沉沦下去，碌碌无为地去当一个“行尸走肉”式的人，不想虚度一生。当然，我也清醒地认识到，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通过不懈地努力也许能在某些方面发出“一点色彩”的话，那我就十分满足了。我深入地分析了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在“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我不能去高骛远地去妄想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我此刻的处境，就是要想进一家社队工厂去工作都是不可能，因为当时确要一个社队工厂的厂长“慧眼识才”，他想邀我进厂当技术员，但被大队干部挡住了。可见，我当时连进社队厂工作都是一种痴心妄想。我明白，今生今世要离开“泥土”是不可能的了。虽然我当时担任了公社植保员，农村干部对我也相当信任，但由于我并不爱好农业科技，对农业也没有多大兴趣，也没奢望取得更大的成果，因为我知道，我不具有农业知识技术方面的理论基础，不能抱不切实现的幻想。如果想要有一点“作为”的话，那恐怕只能试走“文学创作”这条虚无飘渺的路。当然，我当时想搞“文学创作”，只是想写一些短篇小说，并奢望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我当时的愿望不高，只求能在刊物上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就行，这样就算是有一点“色彩”了，或者说，这已经算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掀起一阵波澜”，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自知没有作家的天赋，对于文学充其量也只不过仅仅是爱好而已，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学基础。而且我当时也还十分清醒，当时许多全国闻名的右派作家都被剥夺了创作权，而且被放逐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去了，文坛上正面临着万马齐喑的局面，像我这样既无文学功底、又无创作实践，仅仅是凭一点爱好和兴趣去搞文学创作，到头来恐怕也是一个痴心妄想！就算是我创作的作品有一点“眉目”，有哪一家刊物会登载我这样“右派分子”的作品？清醒归清醒，但是我还是鬼迷心窍、鬼使神差地去搞文学创作。

说来也奇怪，尽管我当时有这些清醒的认识，也明明知道文学创作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但我还是执意地干了起来。我当时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奇怪的念头，是由于我抱着“失败了也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创作是利用农闲时间和晚上进行的，即使无果而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失，至多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而已。我觉得，做人总得有一点精神、有一点希冀，只有希冀和有精神的人才会有生气、有活力，否则，人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迟早要发臭。我当时尽管是处在最恶劣的社会环境，但我此时对于生活却没有失去信心和希望，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一点奇迹”的话，那我也算是没有虚度一生，我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投入文学创作的。

经过一阵子深思熟虑以后，我觉得写短篇小说的题材应当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这不仅是因为熟悉农村和农民，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而且觉得写这种题材十分符合当时政治形势与文艺刊物对作品的要求，稿件选用的比率比较大。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写植保方面题材的小说。经过构思，小说的大致轮廓就形成了。小说的主人公是下乡知青、女植保员林涛（我怕被人怀疑写自己，故意把植保员写成女的），她肯刻苦钻研、善于实践、敢于打破常规，发现了一些病虫害的异常情况，得到了《县病虫观察站》的表彰。大队支部书记郑深海是一个支持新生事物的先进思想代表者，他热情地支持林涛的开拓精神和大胆的试验。大队长宋建坤则是个思想保守的人物，他对林涛搞“新花样”持怀疑态度，最后在事实面前提高了认识。小说就环绕这三个人物的矛盾中展开。我把小说的名字暂定为《植保战线》。

我大约化了二个多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才把小说初稿写好，我还别出心裁地交给郑安龙去看，请他对小说提出他的看法。这是我的良苦的用心，也算是一个“韬略”，无非是让他知道我写的小说是反映科学种田方面的内容，如果一旦作品有点“眉毛”，编辑部即使要采用的话，恐怕也免不了要来“调查情况”，郑安龙当时是公社革委会成员，让他知道小说内容不无好处，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利，这就是我当时的“韬略”的使然。

我写好《植保战线》后，就向《杭州文艺》投稿。此后，我就满怀信心，急切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二个月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信封上印着《杭州文艺》编辑部的信，不用拆开就明白，这肯定是一封退稿信。编辑部也真是太吝啬了，他们只是在铅印好的信笺上填写了我的名字，然后是写了“感谢来稿”、“继续努力”之类的鼓励性质的客套语言，连提一点修改的意见都没有。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仍然执著地修改这篇小说。

接着，又一次退稿，同样又是一张铅印回信。但我仍然没有灰心丧气，继续苦苦地思索着失败的原因，对照人家写的小说中的描写手法，我领悟到自己写的这篇小说“病症”是在于人物形象不明显，细节描写不充分，人物个性没凸出等缺陷。明确了修改的目标，我又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创作中去……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修改后的这篇小说寄出后的一个多月后，就收到了《杭州文艺》编辑部的来信。虽然这封回信也是一封退稿信，却不是铅印文字了，是一张在编辑部公用笺上用钢笔写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编辑热情地向我指出小说中的不足之处，并给我“指点迷津”，满腔热情地鼓励我继续修改，并说这篇小说是有前途的。不过这位编辑没有具名，信的下方只盖着夥编辑部的公章。

不用说，我几乎高兴得跳起来。事后我按照这位编辑指出的思路进行修改。修改后，我就急呼呼地又把《植保战线》再次寄往《杭州文艺》编辑部。

1975年11月9日，郑安龙的把一封信交给我，并对我说：“我看到在公社文书办公室的玻璃台板上压着一个‘会议通知’，低头一看原来是杭州市文化局、《杭州文艺》编辑部通知你到富阳去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我连忙问文书是怎么一回事。文书告诉我，公社领导研究过这件事，但尚未做出最后决定，张为礼表现虽然很好，但要让他去参加这样一个省、市级的文艺会议一时还决定不下。郑安龙对文书说，我看过他这篇小说，是反映科学种田、植保方面内容的小说，是一篇目很好的作品，有啥不合适的。后来文书经请示领导同意后就叫我拿来了。因为郑安龙是公社革委会委员，他的话是有一定份量的。

这样看来，我当时的这个“韬略”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不过，话要说回来，当初我之所以想出这个“韬略”绝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也谈不上有“料事如神”的“神机妙算”，只是根据当时情况而做出一点“准备”而已，绝对没想到真的会碰上“兔子”。其实，从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来看，都是极其“蹊跷”，而且“一环紧扣一环”的，如果失去了其中的“一环”，就不可能发生“连续性”的“故事”了。如当初郑安龙不叫我去当植保员，我的处境就得不到改善；处境没有改善就没有心思去写小说，也就没有了《植保战线》；不写《植保战线》作品，《杭州文艺》自然就不会发通知叫我去参加“文艺座谈会”；如果没有郑安龙的“作用”，我就看不到“通知”，就不可能去参加座谈会，也就没有这篇处女作的发表。还有接下去更“稀奇”的“事件”是，由于我发表了这篇小说，我原来班里的一个在新安江工作的王志祥同学看到《植保姑娘》后就不会向《杭州文艺》编辑部去打听我的情况，在后来参加“衢县文艺座谈会”时一个《杭州文艺》编辑徐培培就不可能告诉我关于王志祥的情况，我就不可能与他发生联系，我当然就不知道我校后来发生的变化情况，在1958年改名为浙江电力专科学校后于1960年又更为“杭州工学院”，随后又于1962年并入浙江大学，当然也不知道在校时迫害我的朱和瑞已成为“四人帮”浙江省的“爪牙”，后来还当上浙江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四人帮”覆灭后他被隔离审查等情况；我后来获“改正”后，由于县里没有我的档案，就无法安置我工作，我相当愤慨就写了《还我青春，还我前程》的申诉信，在投寄给有关单位后又寄给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接到我的申诉信后，人事处很重视，就把我的档案找出来并寄给县委，并给说回信说“学校已去函象山县委，县里将安置你的工作”，此后，县里果然马上就给我落实政策，安置工作。等等。试想，如果这一连串的“环节”中缺少其中一环，那完全可以设想，我的命运将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所以说，这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演变”不是出于我的“韬略”，我没有这么高的城府。我对此似乎觉得，一种冥冥之中是按“上苍”的“造化”在“运作”。由此可见，我后来的命运是与写《植保战线》紧密相联系的。

我接到郑安龙给我的信后，用万分感激的目光望了望郑安龙：“多亏你的帮助啰”，内心里真是有无比的兴奋。

会议的报到日期是11月10日，只剩下二天时间了，我立刻着手准备，否则就要延误报到日期。韵仙闻讯后也十分高兴，连忙翻箱倒柜地想为我找出几件没有补丁的衣裳，不让我显得过于寒酸。我则赶紧到大队、公社去办理介绍信，由于大队、公社都同意放行，所以办理去开会的手续倒也十分顺利。

为了保证能买到从丹城到宁波的汽车票，我在凌晨二点就起身，冒着黑夜赶了二十多里的蜿蜒曲折的山路，在东方露白时刚好赶到丹城车站。由于我排队在最前面，所以就顺利地买到了去宁波的汽车票。中午，我登上了从宁波开往杭州的火车，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当火车到达钱江大桥时，我望见雄伟的六和塔，不禁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想不到在离开杭州17年后今天，我竟有如此的机会重回杭州。记得在1958年5月离开杭州时，我曾十分悲观地认为此生恐怕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杭州了。然而时过境迁，我竟会以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形式重新来到杭州，这是我当初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下车后，我在一个亲戚家宿夜。次日清晨，我登上去富阳的公共汽车，上午八点钟就到达了会议的报到地——富阳旅馆。

富阳旅馆地处美丽的富春江边，周围环境十分幽静，确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我报到后，一个名叫祝鸿生的编辑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他安排好我的房间后，就告诉我马上就要开会了，叫我赶快放好行李，马上去参加开会。

参加座谈会的一共有二十多人，会议在上午九时正式开始。首先由杭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孙晓泉讲话，接着就分组讨论。我分在小说组，一共有十来个人。另一组是诗歌、散文组，也是十来个人。经过介绍，我们小说组的组长叫华人秀，他曾经当过“东海”编辑。有一个叫赵和松的人的作品常在报刊上发表，我看到过他的文章。此外还有徐迅和洪军。徐迅是兰溪五七中学教师，洪军则是一个海军复员军人，他们的作品也常常在刊物上发表。

与我同房间的有一个叫黄梦燕的散文作者，是柴桥人,他的散文已经少有名气。他待人热情，态度和蔼可亲，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晚饭后，他和徐迅、洪军等人约我一同到外面去散步。我们沿着美丽的富春江畔悠闲地欣赏着她迷人的景色。夕阳西沉，落日的余晖把西边的天角染上了一片鲜艳的桔黄色。缓缓流动着的江水波光粼粼，两岸郁郁葱葱的竹林和乔木林更添神秘的色彩，令人流连忘返。我们边谈边走，登上了富阳著名的风暴点——鹳山。鹳山确是名不虚传，远眺富春江，像是一条宽阔的银带，神奇而美妙；名镇富阳收尽眼底，万家灯火地像一夥灿烂的明珠镶嵌在美妙绝伦的银带边，真是叫人心旷神怡。爱好文学的人大致都欢喜纵论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及其代表作品，每当谈及这些名人轶事或他们的名著时，我当然也喜欢插入其内。洪军有点奇异地问我：“你这个农民也真有点奇特，如果没有博览群书，哪会拥有这么多的学识？”我笑而不答。我如果暴露了“庐山真面目”，这岂不是一切都完了吗？黄梦燕则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然后会意地笑了。转尔他忽然又笑容可掬地问我：“你知道接待你的祝鸿生的情况吗？”

“他是《杭州文艺》编辑啊。”我很爽气地回答他。

“还有呢？”他继续问我。

“……”我与他刚刚是今天碰面，对他情况自然是一无所知，我呆然地望着他。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大文豪巴金的女婿。我索性再告诉你，他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同在上海戏曲学院毕业。林小林现在是《浙江文艺》月刊编辑呢。”

说起巴金我倒是相当熟悉，我拜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可我怎么知道祝鸿生是他的女婿呢？

……

几天后，祝鸿生与我详细地讨论修改《植保战线》。主要涉及主题深化、突出人物个性及细节描写等问题。谈后，我连夜忙碌于修改作品，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

两天以后，祝鸿生又找我谈话，他认为《植保战线》仍然需要修改。他并建议我索性把原来的构架拆掉重组，另起炉灶，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及主要故事情节不需要改变。于是我重新构思起来……。这天晚上，我把小说结构重新进行安排，直到次日凌晨二点才把初稿完成。第二天上午，我又对它进行一些推敲，直到下午四点才把稿子交给祝鸿生编辑，我才如释重负。根据祝鸿生的建议，我把小说的题名改为《植保姑娘》。

11月17日，我向祝鸿生等编辑们以及黄梦燕等朋友们告别，离开富阳回杭州。 12月28日，我接到祝鸿生编辑的来信，编辑部已决定采用刊载。顿时，我心花怒放，立即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韵仙，她听后也喜上眉梢。

《植保姑娘》于1976年4月的第二期上发表。4月20日，我收到祝鸿生寄来的1976年第二期《杭州文艺》，当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内心的喜悦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