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劫后余生

经过了连续几年“大跃进”、“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折腾以后，国民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特别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造成的全国饿死的人达千百万之众的“大饥荒时期”以后，党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扩大自留地”、鼓励种植“十边地”等，这种符合民心的政策措施较快地扭转了农民挨饿的严重局面。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地稳定全国农村的业已出现的好势头，制定了当时简称为“二十条”的文件。其主要精神有，农村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坚决地纠正了此前“一大二公”“愈大愈好”的“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或“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一大二公”错误政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十条”还许诺，这项政策将“三十年不变”，使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听了这个“二十条”文件的传达以后，心里觉得很踏实，我想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以前那种可怕的局面了。我这个人最大的缺陷就是“头脑过于简单”和“过于轻信人家”。

我们本村有一个叫谢来法的农民，他为人诚实而富有幽默感，平时与人谈吐时往往采用富有诙谐的语言，而且是妙语连篇、引人发笑，所以在休息的时候，总有许多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与他一起调笑，享受人间的乐趣。他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头脑灵巧，善于分析，从不人云亦云，有他独特的见解。有一天，我们在休息谈起“二十条”时，我自然就发表我的见解，认定今后“三十年不变”了。谢来法笑眯眯地对我说：“为礼，你先不要下结论，你不妨先看看对面墙壁上写的这条标语现说。”

我沿着他手指的墙壁上望去，果然看到这样一句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我仍然不明白这条标语与“二十条”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关联。

他看到我木如呆鸡的神情，就给我“指点迷津”：“你这个读书人呀，头脑真是太不开窍啦。这样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做。一天等于二十年，三十年不就等于一天半吗？也就是说，这‘二十条’中说的‘二十年不变’就是‘一天半不变’呀，今天当然是不会变的，明天上午恐怕也不会变，但过了中午就很难说，过期作废了吗。”

我听了顿时醍醐灌顶，完全领悟了他“高深”的智慧，他根据自己的洞察力，深知共产党的政策要随时随地改变，不存在“三十年不变”的可能性，于是就巧妙地用墙壁上的这句标语有意玩弄一下“三十年不变”的许诺，从而说明这几年来的政策经常朝发夕改、变幻无穷的状况。这个谢来法，真是一个头脑灵巧之人。他看到众人已经领悟了他的用意，他就意犹未尽地继续用极其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语言描述“一大二公”的弊端。他说：“每当我提起锄头掏地的时候，就感到手臂酸软无力。为什么呢，因为从开始的六锄头都是为别人家掏的，第一锄头是公社义务工，第二锄头是大队误工，第三锄头是造水库分摊工，第四锄头是水利义务工……直到第七锄头才是属于自己的按劳取酬工。想到这七分之六的力气是为人家用的，我的手臂怎么会有力气呢？”我们围在他周围的人听了他这番“宏论”以后都大笑不止。我在阵戏笑之余深深地感到他的智豁，同时也使我明白，那些看去似乎是土里土气的农民其实他们并不愚昧，他们都是心明眼亮、正直善良、朴实无华的群体。

这个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二十条”的政策虽然没有在“第二天下午”发生改变，但最后还是被谢来法言中了，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断言“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全会还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不言而喻，那些“扩大自留地”、“十边地”等有利于农村恢复经济的政策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单干风”来批判了。“二十条”中有些条款自然也就“寿终正寝”，曾经许诺的“三十年不变”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把“极左路线”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农村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扫四旧”开始的，首当其冲的是爵溪境内的各大小庙宇的菩萨统统地推倒敲碎，大庙、它山庙、上庵、下庵众多的神座佛塑统统被一扫而光，连历来令人敬畏的城隍庙内的城隍菩萨、判官、无常都不能幸免。接着就横扫“四类分子”家中的“四旧”物品。此前，我已经意识到这场运动来势汹涌，它的规模又非同寻常，与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是无法相比拟的，凭着“嗅觉”，觉得自己还是要预先提防为宜，否则“大祸临头”就措手不及了。我深入而仔细地寻思一下自己可能会怀疑为“罪证”的东西，恐怕只有那本曾经“出事”过的日记本了。这本日记记录着我这些年来的生活轨迹，其中虽然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记录，但也不排除因受冤屈而写过一些情绪低落的话题，这些话题照例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遇到现在这样的“造反派”就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了。我当时实在不情愿毁灭它，但权衡利弊，最后还是下狠心决定付之一炬，因为我实是在经不起再一次打击了。我不但要为自己负责，而且还要为我的妻子和二个孩子（承雷未出生）负责，此时我们已经是一个四口之家了，如果我再次出问题，叫他们母子三人如何去过日子？就在我烧掉日记本后没几天，“红卫兵”果然闯进我家进行大搜查，连我收藏的几本文艺书籍（巴金文集等）都被没收，家里的《二十四孝图》、《三圣画》以及一尊母亲留下的瓷质观音菩萨等统统地被他们没收拿走了……

接着，爵溪公社公社书记王守金被造反派押着戴高帽游街，渔业大队书记陈品位、农业大队书记陈松林和手工业社书记干功明都被“造反派”打倒、夺权，而且要他们在每天早上到毛主席像前去“请罪”，到处是一片造反的乱象……

尝够了“大饥荒时期”苦头的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要收回“超额自留地”和“十边地”普遍都十分反感，但只能在肚子里想想而不能说出来。不过，他们在工作中却阳奉阴违地加以抵制，对于那些高喊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心里更是极度的反感，他们在开展重新分配自留地的工作时，都没有按“上面”的规定去办，社员的自留地并没有实质上的减少，因为农村干部们的心中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把“扩大了”的自留地全部没收的话，社员的日子又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当时虽然仍是“半肚番丝半肚饭”，但还不至于像1962年那样受饥挨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