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    袋

人的脑袋是一个十分奇妙的东西，它除了指挥人体各个器官的协作以外，其主要的功能还是在于“思维”。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思维。普通老百姓，比如农民，他们的“思维”主要是算计今年要种什么农作物，选择哪一个品种、购买哪些肥料、农药更有效，才能达到高产。因为只有收成好了才能达到温饱；科学家的“思维”则更奇妙，譬如牛顿看到一个苹果落地就引起他思考，最终使他发现了举世瞩目的万有引力定律；古代的帝王将相和现代的政治家、政客们的“思维”则是在“运筹帷幄”和“神机妙算”……可见，脑袋的作用是何等奇妙啊！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些特殊，在老百姓和科学家的思维方面与人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在“政治领域”内的思维方面却与人家大大的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中国有句古训：祸从口出嘛！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大清皇朝的“文字狱”，有多少个成千上万的志士仁人们就是为了说一句话或者是为了写一首诗就被砍掉脑袋！脑袋这个奇妙的东西，谁会愿意轻易地被丢掉呢？这样做值得吗？！于是乎，人们就开始变得聪明起来，少说为佳嘛。久而久之，人云亦云、随大遛就成为明哲保身的护身符了。

人云亦云和随大遛的本质是不敢或者不善于使用自己脑袋，这种陋习在封建社会里存在是不足为奇的，但在解放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还存在着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那就不能不令人费解和痛心了。大家都知道，在那“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那段历史时期里，党内并不是像六七十年代那样搞“一言堂”的，但到了1956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政治情势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已经是十分严峻，但还是有一个叫吕荧的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毅然不顾“万人齐声声讨”的情势下，居然还要到讲台上去发言，说什么“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学术思想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当然，结果是遭到“惊心动魄的轰骂声”。不言而喻，他当场就被带出会场软禁起来，并立刻被定为“胡风分子”，押赴监狱强制劳动，最后死于狱中。有了这些教训，人们难道就不会“聪明”起来？谁还敢站出来说不同意见，还再会去使用自己的脑袋？毕竟，像吕荧这样不要命的人还是不多见的。接下来，就是在第二年“不平凡的春天”。尽管当时的最高领导许诺：党在整风期间，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当时大多数人鉴于去年“反胡风”的教训，还是心有余悸，不敢发言向党提意见。但在各级党组织的谆谆诱导下，还是有不少人情有所动，义无反顾地响应党的号召，面对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站出来向党提意见，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发扬民主作风”、“多听听党外人士意见”等等。结果，这些人就被“引蛇出洞”，作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口实，就“自然”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个群体竟达五十万之众。这样一来，难道还会有人再出来说不同意见？可是，仅仅时隔二年，居然还有一个不怕遭殃的人，他还要使用自己的脑袋去考虑社会上所发生的现实问题。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战场上“横马立刀”的彭德怀。他目睹当时农民遭受到的苦难，觉得有必要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意见，在“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食堂”的问题上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结果大家都知道，连同支持他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还强加上一顶搞“军事俱乐部”的阴谋。他被丢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不说，还被批斗得死去活来，最后在“文革”时陷身囹圄，在狱中含冤而死。从此以后，大家都不敢再去使用自己的脑袋了，或者说，即使使用了自己的脑袋也只是想想而已，绝对不敢把想出的问题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出来。

但是，还是有人在使用自己的脑袋，而且还敢在公众面前说出自己所想出来的“结论”，这就是在“史无前例”时期出现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他（她）们直白地说出了自己心里存在的真话！当然，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遭到了杀身之祸！结果是“因为运用了自己的脑袋”结果却“丢了自己的脑袋”。而且，更令人寒心的是：他们竟然把林昭在病床上拉出去枪毙；为防止这些人在刑前再说话，张志新在被抡决前被割断了喉管，李九莲则被用竹签将下颚与舌头穿在一起拉出去抡杀，死后还被奸尸、被挖去了双乳……

世界上像吕荧、彭德怀、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这样的人毕竟不多，老百姓看到了他们这些人的惨烈的下场，谁还不感到毛骨悚然呢？这样，“善于使用自己脑袋”的人也就自然愈来愈少了……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一个民族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善于使用自己的脑袋，那末这个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