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和罚单
朋友在纽约上学，有一次就餐时，他不小心弄丢了从国内带去的手表，买时花了人民币200多元，约合20多美元。他在教学楼的墙上贴了一张寻物启事。
就在当天，一个美国加州来的学生特莱士将手表送了回来，这位朋友连连表示谢意，特莱士很美国地说这是应该的。
可就在第二天，朋友收到了学校送来的一张40美元罚单，原因就是他在教学楼白净的墙上贴了那张寻物启事，弄脏了墙壁，影响极其不好。而更让他意外的是告发他的竟是那位送还手表的特莱士。
因为公德，特莱士将手表送还给他，也是因为公德，特莱士将他向校方告发，因为他违背了公德。
（摘自《特别关注》 作者 张翔）
通往幸福的九个台阶
心理学家们对“主观幸福”的研究提出了新发现：幸福不分性别，不依赖于年龄。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克塞克的说法，幸福意味着生活在一种“沉醉”的状态中，他提出感受幸福的九个步骤：
换一种心情看生活。把孩子的微笑当成珠宝，在帮助朋友中得到满足感，与好书里的人物共欢乐。
控制你的时间。一天写300页书是件很难的事，然而每天写两页则非常容易办到。这样坚持150天，你就可以写成一本书。这个原则可应用于任何工作。
增强积极情绪积累。积极的情绪催人奋进，幸福的人做每一件事都是努力消除消极情绪的过程。
优待身边的人。要学会很好地对待朋友、配偶。能够一下数出5个亲密朋友的人，有60%比不能数出任何朋友的人感到更幸福。
面带幸福感。实践表明，面带幸福感的人会感到更幸福，经常欢笑能在大脑中引起幸福的感觉。
不要无所事事。不要把自己困在电视机前，要沉浸于能用你的技能做的事情中。
多参加室外活动是对付压力和焦虑的良药。
好好休息。幸福的人精力充沛，但他们仍留出一定的时间睡眠和享受孤独。
有信仰的人更幸福。
（摘自《社区》 作者 于峰）
打不过就跑
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第一是坚持，第二是坚持，第三还是坚持。我心里暗笑。没想到朋友还意犹未尽，又“狗尾续貂”了一句，“第四是放弃”。
放弃？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怎么可以轻言放弃？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朋友说，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还不成功的话，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原因，恐怕是努力方向以及你的才能是否匹配的事情了。这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赶快放弃，及时调整，及时调头，寻找新的努力方向，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据说乾隆皇帝曾经在殿试的时候给举子们出了一个上联“烟锁池塘柳”，要求对下联。一个举子想了一下就直接回答说对不上来，另外的举子们还都在苦思冥想时，乾隆就直接点了那个回答说对不上的举子为状元。因为这个上联的五个字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为偏旁，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第一个说放弃的考生肯定思维敏捷，很快就看出了其中的难度，而敢于说放弃，又说明他有自知之明，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上。
“童话大王”郑渊洁也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佳才能区，除非他是白痴。要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竞争，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这句看似“懦弱”的话说得很有道理。首先要“打”，打过了才知道自己的短处和长处，才知道自己是否是人家的对手，努力了之后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作战略性撤退，不作无谓的牺牲，是智者所为。“打不过就跑”，是最容易走向成功的捷径。
（摘自《广州日报》 作者 泉涌）
奇迹的名字叫母亲
这是日前发生在中国台湾的一个真实故事。台湾高雄一位37岁的妇女，借由人工受孕，将实现做母亲的心愿。可是就在她怀孕到第39周时，一场突发的大火宣告了不幸的降临。当她被救出火场送往临近的高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时，已没有了呼吸和心跳，周身都被烧焦。然而让医护人员倍感惊异的是——她的身体呈曲弓状，双手紧紧护住隆起的腹部，状似保护腹中的胎儿。医生扳开她焦黑的尸体后，赫然发现她的肚皮依然完好白晰。
此时她已死去半个多小时，但她腹中的胎儿却还有心跳。于是她很快被转到妇产科，医生立即为她施行体外按摩，帮助胎儿的脐带血液流动，并马上进行剖腹生产。约半小时后，胎儿终于取出了，竟然是个健康白胖、安然无恙的男婴。
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母亲！
（摘自《工人日报》 作者 黄斌）
宋人卖酒与社会资本
春秋战国时候，宋国有人卖酒，质量很好，量也充足，待客殷勤，而且还很会做广告，他将酒旗挂得老高，诚心诚意地希望有人去买酒。可是事与愿违，就是无人光顾，最好的酒都变酸了。宋人实在不解，问别人原因是什么，别人对他说，你没看见店门口的恶狗吗？有恶狗在，谁还敢去你店里买酒。这个寓言故事，当时的意图是说国君身边有小人，因此甭管国君多么求贤若渴，也是不可能网罗到君子的。
同一道理，地方如果社会资本差，特别是当官的不讲信用，不尊重私人财产，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尽管发展经济心切，尽管招商引资口号喊破了天，也不会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到来。设想一下，一个外资企业或者东部企业来到某个相对落后地区安家落户，却很不幸地被政府“宰”了，或者因面临恶劣的商业环境而陷于困境，还会有新的企业进来吗？
（摘自《天津日报》 作者 赵晓）
一只眼睛
有一位民工，他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时，伤了一只眼睛，瞎了。可是，他的另一只眼睛早在几年前就没有光感。
进行赔付的时候，矛盾出现了。鉴定部门认为在工地上伤的只是一只眼睛，只能按照一只眼的标准来赔付。而民工说，他的一只眼睛是当两只来用的，它没有了，我就失去了光明。
大家都去寻找法律条文，结果更令人尴尬。法律条文上写的也是按照每一只眼睛的标准来界定，从未考虑在发生工伤前的另一只眼睛已经失明的情况。
他们一次次地去讨说法，这让许多人反感。鉴定部门也开始从同情转向不耐烦。他们说，他们一直是这样鉴定的，条款上写得就是那样的。
农民工陷入绝望和悲愤的境地。我同情，但我却没有力量。
我们都有两只眼睛，从生理上说，一只失明了，还有另外一只。从人性上说，一只眼睛看自己，一只看他人。可我们，有时候总是看不到别人。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 流沙）
心知肚明
相传三国时，有一天周瑜一只脚刚刚迈出门槛，便撞上迎面而来的曹操，于是周瑜就问曹：你看我现在是要进否？还是会退否？曹思忖：说要进吧，他可以往后退；说要退吧，他可以向前行，因为腿长在周瑜的身上。正在曹操难言进退之时，一只飞虫突然飞到曹的跟前，曹操伸手一捉，巧啦，逮着了。同时也来了灵感，随即以反问作答，问周瑜：你说我手掌里的飞虫现在是活的呢还是死的？周瑜难住了，想：说活的吧，他手只要轻轻一紧，飞虫就毙命了；说死的吧，看他握得那么松，弄不好小飞虫现正在他手心里撒尿嘞？
良久，两人哈哈一笑了事了。因为他们都心知肚明，自己所要回答的问题，自主权不在自己手里，而是由人家掌握着呢。
（摘自《解放日报》 作者 龙乔西）
拒绝遗忘
面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所经历的许多充满暴力的政治运动，人们就“回忆还是忘却”的问题一直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悲惨痛苦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因为只有通过时常的回忆才能使人清醒，才能让人吸取教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忘记不堪回首的历史，才有可能彻底放下包袱，然后再轻松地重新起步。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大有人在。
在新著《关于我父母的一生》中，南帆以拒绝遗忘的态度将书写的对象指向了自己熟悉的父母：“父亲”放弃少爷的舒适生活，积极投身于改天换代的革命，可是他却永远改变不了血缘的历史，于是革命的曙光到来之后，所遭受的便是怀疑、排挤、关押、批斗、下放农村……“母亲”因此跟着受牵连，整天担惊受怕；“我仨兄妹”随之受连累。而等到噩梦结束时，返城的父母因长年的惊吓而改变了性格，变得沉默寡言、小心翼翼和谨慎处事，仿佛是自己亏欠了时代或别人什么东西。
历史不可能有假如，只存在如此。问题是我们对人为不正常的“如此一段历史”，常常缺少足够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将其轻松地演义为一个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故事。只要我们保持记忆和回忆，历史就不可能重演。但若是存在大面积的群体性失语和社会性遗忘，那就无法保证历史不会重演。故而，面对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当然需要巴金的《随想录》，需要韦君宜的《思痛录》，需要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
（摘自《今晚报》 作者 杨泽文）
理由
凡事都有理由，食因为饥，睡因为困，坐车因为怕走路。有些事情成了习惯，似乎不需要理由，其实理由潜在着，只是我们不怎么发觉罢了。
我们走进大小机关，碰上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找谁？”随后还要填写一张找谁的单子。似乎有熟人找熟人才是人们去这种地方的正当理由，多少年来习以为常，天经地义。于是，来也熟人去也熟人成了公共机关最不该有又是最特有的风景。
我们平时乘车，车子坏在半路，司机售票员哪一次宣布理由不是气壮如牛？没油了！没水了！出故障了！下车吧！我从来不敢奢望听见一句道歉声，但也以为，即使你们不认错，也不必让乘客都是一副灰溜溜的模样，好像车不走了是因为乘客出门不择吉日。
我们平时办事，什么上级有规定、领导有指示、内部有文件、这不归我管、头不在、我不知道、你找别的部门吧，种种拒绝的理由乍听上去都像那么一回事，但进一步，或者说寻找其终极理由，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理由！比如你所谓的规定、指示、文件在哪里？经过了哪些合法程序？谁给你的权力？你有没有这样的权限？比如归谁管、头在不在，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面对的是你这个部门！比如你不知道，那是你的失职，你应该引咎辞职，怎么还好意思说出来！
前几天，我还听见了这样的对话，可供一笑。
“你的申请不批准。”“为什么？”“有规定。”“规定在哪儿？”“不能给你看！”
“这里是办公室吗？”“是。”“你能介绍情况吗？”“不能。”“为什么？”“我刚进门。”“过一会儿可以吗？”“也不行。”“为什么？”“我刚调来。”
（摘自《新民晚报》 作者 顾土）
交流的成本
前段时间，太太突然发现家中交流成本付出十分“惨重”。两人手机话费加起来要300多元，电话费要50多元，还要宽带费68元。太太发现花了400多元的“交流费”，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举一个例子。2月29日那天，太太列举她一天所接的电话，两个是她妈打来的，问她是不是在上班。一个是她姐打来的，问她这么多天没看到了，是不是准备一起回家。还有一个是打错的电话，太太说她的电话费11元，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经太太这样一计算，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十分荒唐。每个人都花了很大的代价在进行沟通，但许多信息的确是多余的，我们根本没有从中得到了什么，反而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有一种包月的手机话费促销方案，500元可以打到1200元，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对自己的手机话费进行包月时，他就要千方百计让自己的手机话费达到了1200元，1200元的话费可以说多少话，其间需要多少时间？又需要多少精力？又占据他人多少时间和精力？如果计算起来，那绝对是一种很没意思的事。
而现代人最大的谬误就是认为交流越多越好，而对自己失去的东西却常常忽略不计。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 流沙）
糖罐的秘密
上高中时，寝室里流行罐装的黄砂糖。十二个糖罐，亲亲热热地排成一排。临睡前，女孩们总是美滋滋地喝上一杯热腾腾的糖水，唯独秦霜是不大喝糖水的。因此，她的那个别致的青瓷陶罐里的糖，比起我们的总是又多又满。问她为什么不喝，她说：“坏牙齿呢！”
后来有人跟我咬耳朵，说因家境不好，秦霜的糖罐根本就只是做做样子罢了。她那一罐糖，吃了再没添的，又怕人瞧不起，就混说什么坏牙齿的鬼话！
一次我回寝室找水喝，无意中从窗户外看见秦霜正狼吞虎咽地在吃糖呢！她挨次从每个糖罐里舀上一大勺，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我悄悄地离开了那扇窗户。
晚饭后，待一寝室人走得一个不剩，我一把抱起我的糖罐，先给另外的几个逐一补上一大勺糖，然后，将剩下的通通倾进那个青瓷糖罐。又从箱子里抽出一袋糖，倒入了自己的空罐里……
前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寄自深圳的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那个偷糖吃的女孩，她其实觉察到了窗外的那双眼睛——那双世界上最纯最美的眼睛。因为它的注视，那个差点成为偷儿的女孩，在后来充满苦难的岁月里，却再也不敢妄动过一回。
不用说，这封信是我多年的挚友——已在深圳的一家电脑公司任执行总经理的秦霜寄来的。
（摘自《辽宁青年》作者 李晓琴）
每个人只错了一点点
巴西海顺远洋运输公司门前立着一块高5米宽2米的石头，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葡萄牙语。那是关于责任的，让人心情沉重的真实故事。下面就是石头上所刻的文字。
当巴西海顺远洋运输公司派出的救援船到达出事地点时，“环大西洋”号海轮消失了，21名船员不见了，海面上只有一个救生电台有节奏地发着求救的摩氏码。救援人员看着平静的大海发呆，谁也想不明白在这个海况极好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而导致这条最先进的船沉没。这时有人发现电台下面绑着一个密封的瓶子，打开瓶子，里面有一张纸条，21种笔迹，上面这样写着：
一水理查德：3月21日，我在奥克兰港私自买了一个台灯，想给妻子写信时照明用。
二副瑟曼：我看见理查德拿着台灯回船，说了句这个台灯底座轻，船晃时别让它倒下来，但没有干涉。
三副帕蒂：3月21日下午船离港，我发现救生筏施放器有问题，就将救生筏绑在架子上。
二水戴维斯：离港检查时，发现水手区的闭门器损坏，用铁丝将门绑牢。
二管轮安特耳：我检查消防设施时，发现水手区的消防栓锈蚀，心想还有几天就到码头了，到时候再换。
船长麦凯姆：起航时，工作繁忙，没有看甲板部和轮机部的安全检查报告。
机匠丹尼尔：3月23日上午理查德和苏勒的房间消防探头连续报警。我和瓦尔特进去后，未发现火苗，判定探头误报警，拆掉交给惠特曼，要求换新的。
大管轮惠特曼：我说正忙着，等一会儿拿给你们。
服务生斯科尼：3月23日13点到理查德房间找他，他不在，坐了一会儿，随手开了他的台灯。
机电长科恩：3月23日14点我发现跳闸了，因为这是以前也出现过的现象，没多想，就将阀合上，没有查明原因。
三管轮马辛：感到空气不好，先打电话到厨房，证明没有问题后，又让机舱打开通风阀。
管事戴思蒙：14点半，我召集所有不在岗位的人到厨房帮忙做饭，晚上会餐。
最后是船长麦凯姆写的话：19点半发现火灾时，理查德和苏勒房间已经烧穿，一切糟糕透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火情，而且火越来越大，直到整条船上都是火。我们每个人都犯了一点错误，但酿成了船毁人亡的大错。
（摘自《环球时报》 赵文斌 编译）
大师的风格
吴锡平《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说，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把读书和著书喻为“铸钱”。他说：我曾说今人著书立说正如古人铸铜造钱，古人从矿山中开采铜，而今人却靠收买旧铜钱做原料，前者铸的钱数量少，但品质精良，而后者不仅新铸造出来的铜钱质量粗劣，而且把古人传世之技艺给毁了。我一年多来，尽管从早到晚读书，反复研究，只不过考虑清了几个问题，数量虽少，但也算得上是直接从矿山中采铜吧!
文章说，可叹的是，三百多年前学人的这段比喻却一语切中了当今的现实。时下的学界正是浮躁之风盛行：重数量而轻质量，粗制滥造，动不动就是皇皇数万、数十万言的巨著，一年一本甚至几本，写书变得比写论文还容易；拼凑之作比比皆是。
与这些“著作等身”的后辈学人相比，老一辈的学者们要“相形见绌”得多了。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一辈子只出了一本书——《逻辑哲学论》，而且薄薄的不到80页，以后便不再著书。直到他去世以后，别人才将他的笔记、讲义汇编成书。就是这本披沙拣金的“小书”成就了大师一生的盛名。大师这样一种集谦逊与浪漫与勇气于一体的真诚真令人钦佩。我想这来自于他深厚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来自于他良好的学术操守和道德情怀，来自于他优雅的气质和恰当的自我认知。大师的风格，也应该是学界的一杆标尺，既指引学问的方向，又标识涵养和道德的高度。
花的启示
有一位花贩告诉我：“几乎所有的白花都很香，愈是颜色艳丽的花愈是缺乏芬芳。”他的结论是：人也是一样，愈朴素单纯的人，愈有内在的芳香。
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清晨买莲花一定要挑那些盛开的。”他的结论是：早上是莲花开放最好的时间，如果一朵莲花早上不开，可能中午和晚上都不开了，我们看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志气，中年或晚年就更难有志气了。
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愈是昂贵的花愈容易凋谢。”他是为了要向买花的人说明：要珍惜青春呀，因为青春是最名贵的花，最容易谢。
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每一株玫瑰都有刺。”他的结论是：正如每一个人的性格中，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爱护一朵玫瑰，并不要非得努力把它的刺根除，只能学习如何不被它的刺刺伤；还有如何不让自己的刺，刺伤心爱的人。
（摘自《大家参考》）
路曲心直
在一座寺中有一个小和尚，每天清晨，他要去担水、洒扫，做过早课后要去寺后很远的市镇上购买寺中一天所需的日常用品。晚上还要读经到深夜。
有一天，他发现，虽然别的小和尚偶尔也会被分派下山购物，但他们去的是山前的市镇，路途平坦距离也近。于是，小和尚问方丈：“为什么别人都比我自在呢?没有人强迫他们干活读经，而我却要干个不停呢?”方丈只是微笑不语。
第二天中午，当小和尚扛着一袋小米从后山走来时，方丈把他带到寺的前门。日已偏西，前面山路上出现了几个小和尚的身影，方丈问那几个小和尚：“我一大早让你们去买盐，路这么近，又这么平坦，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呢?”
几个小和尚说：“方丈，我们说说笑笑，看看风景，就到这个时候了。十年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啊!”
方丈又问身旁侍立的小和尚：“寺后的市镇那么远，你又扛了那么重的东西，为什么回来得还要早些呢?”
小和尚说：“我每天在路上都想着早去早回，由于肩上的东西重，我才更小心去走，所以反而走得稳走得快。十年了，我已养成了习惯，心里只有目标，没有道路了!”方丈闻言大笑，说：“道路平坦了，心反而不在目标上了。只有在坎坷的路上行走，才能磨炼一个人的心志啊!”
这个当年的小和尚就是后来著名的玄奘法师。在西去取经的途中，虽艰险重重，他的心却一直闪耀着执著之光。
(摘自《辽宁青年》作者 黎民)
一只樟木箱
这是发生在辽宁中部某城市郊区的一个关于诚信的真实故事。
家里有个樟木箱，妈妈常在两个儿女面前唠叨，它是当年姥姥的嫁妆。等将来你出嫁时，这个传家宝给你做嫁妆，妈妈对姐姐说。全家人都知道这个说法，在姐姐的心灵深处，樟木箱子早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光阴似箭，姐姐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婚礼时，友人也给弟弟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当女朋友第一次上门时，看着樟木箱子，不经意地对弟弟说，这只樟木箱子做工可真好。妈妈唯恐为了一只樟木箱子惹起儿子女朋友的不快，妈妈变卦了，她忘了已经多次许愿给自己的女儿了。
姐姐出嫁那天，虽是她一生大喜的日子，也没有阻挡她向自己的丈夫哭诉。架不住日积月累，丈夫终于在一天酒后，借酒壮胆来到了久违的岳母家，把身旁的小舅子打了个口鼻出血……
弟弟的几个朋友听说后愤愤不平。他们打得姐夫满脸血水趴在地上，姐夫被人抬到医院，大夫说须做眼球摘除手术，可怜的姐夫成了独眼瞎。这时的姐姐逢人就说，是我让丈夫去讨要樟木箱子，我要跟独眼瞎的丈夫过一辈子。弟弟只是个打手，是母亲指使他打了自己的丈夫。她还说不要任何医疗赔偿，就是要把打人的弟弟送进监狱。
这个由一只樟木箱子引起的家庭伤害案，其实也是关于诚信的话题。亲人之间，甚至是母女之间，也要讲诚信。这个很是个别的案例，给人的思考真是一言难尽。
（摘自《中国妇女报》 作者 刘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