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新疆西藏大臣官难当

2014-02-26 06:04:24 转自网络

距离中原腹地遥远的西部大地，西藏和新疆，偌大的高原和沙漠，一南一北，像一把铁矛刺入亚洲腹地，组成中国最重要的边塞重地。与此同时，也恰恰是西藏和新疆，因为远离中央政权的管制，地瘠人穷，民风彪悍，成为民族问题不断以极端形式爆发、反分裂斗争极为尖锐的地方。

从清朝的新疆总督和驻藏大臣开始，到民国，乃至中共建政，疆、藏两地的大员，不是坐在休眠的火山上，就是坐在喷发的火山上。他们既没条件像中部官员那样守太平，也不能如东部富庶之地的官员那样出风头。他们既要代表中央维护主权，又要抵御外侮保卫疆土；既要整饬军政讲求吏治，又要平定内乱利益民众……在这样的情况下，疆藏大员要么守边有功青云直上，要么债事误国削职返籍，永远的热火寒霜两重天，没有一条中庸之路可走。

自古疆藏官难为

自古以来，疆、藏的稳定与否，第一取决于中央的政权是否稳固，第二取决于代表中央政权的官员的施政能力。因为远离中原，地理的距离拉远了心理的距离，疆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似乎总是比内地要弱许多，这就更加需要代表中央政权的地方官员有较高的执政智慧。

纵观清朝百余位驻藏大臣，良莠不齐，贤愚各异。驻藏前期（雍正和乾隆时期），清王朝鼎盛强大，驻藏大臣中出类拔萃、政绩卓然者众。而驻藏中后期（嘉庆朝至清末）虽有文硕、张荫棠、赵尔丰、联豫等奋发有为者，然误国债事者、庸庸碌碌者也有之。比如，1905年，刚愎自用、自称“凤老子”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巴塘土司擒杀，朝廷令赵尔丰参与平叛活动，遂有了著名的赵尔丰“剿办巴塘七村沟”。清朝覆灭后，西藏经历了几十年的变乱，中共建政后方才日趋稳定。

新疆，虽然名字里带一个“新”字，却是不折不扣的汉唐旧土。清朝时期，新疆多有外力觊觎，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英、俄借着阿古柏叛乱乘机窥视。在疆土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湘军将领左宗棠以“边荒艰巨为己任”，出兵平定叛乱，收复疆土，成为一代名臣。但在之前镇压陕甘回变时，因为手段狠辣，左宗棠在回族民众中亦有“左屠夫”之称。

1949年9月，新疆宣告和平解放，中共开国上将王震率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王震沿袭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边”政策，将十万大军就地转业，组建新疆建设兵团，并废除买卖农奴现象，无偿给维族人民开垦土地，取消多妻制等旧习。但是当时南疆一些维族贵族不满特权被取消，和一些地痞、教士屡屡发起反叛，对此王震秉着“不用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的理念铁血反恐，据称就算今天的维族分裂势力谈起来也胆颤心惊。

自中共建国后，疆、藏一直由解放军将军级别的将领兼领地方党委书记一职，直到1985年，才分别由文职官员宋汉良、伍精华接手。但是就算中共实施军管措施已经30多年，而巨大的民族文化差异和民族矛盾，加上疆独、藏独组织和境外势力的勾连，西方政治力量借机把新疆和西藏问题作为对中国的一种遏制战略，导致今日中共政权仍然要面对这两地双重“麻烦”的挑战。

并且，在疆、藏地区，地方民族官员和背井离乡奔赴边疆的汉族官员，有着天然的隔阂和互不信任，从而在日常生活和政论观点上都自动分成两派。另外在新疆、西藏两地，当地民族官员绝大多数没有外地任职的经历，长期偏于一隅，影响了他们的视野开拓，思想狭隘和作风保守等缺点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控制这种隔阂，做到政令畅通，对疆、藏大员来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在上述的种种前提下，今日中共中央派出的官员中，无论是“新疆总督”还是“驻藏大臣”，第一需要政治过硬，绝对地忠于中共政权；第二，需要够聪明，能领悟中央政府的精神并做好政策执行；第三要善于团结官场各派，控制地方民族官员和中央外派的汉族官员的分歧，做到政令畅通；第四需要具有处理繁杂问题的能力，起码要具备一软一硬一稳定的能力，即面对地方普通民族群众要抓好民族团结（一软），发现分裂恐怖苗头要当机立断痛下狠招（一硬），虽然中共中央对疆藏大员发展经济能力的要求没有像江浙和广东等地方官员要求那么高，但是针对当地贫穷落后的现实，疆、藏大员也要保证地方经济平稳发展（一稳定）。

西藏成官员福地

2013年“两会”期间，原西藏常务副主席秦宜智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最为引人注目。有观点称，秦宜智获得提升的最关键因素是其西藏经历。从履历上看，秦宜智清华大学毕业，扎根基层，从事过商业管理，当过地级市长，做过党务工作，反过民族分裂，除了当兵之外，秦宜智的经历相当全面，从西藏调入中央，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说明他已被纳入中共高层的视线，成为治国理政的重点培养对象。

在胡锦涛之前，边疆省份官员并不是晋升的焦点。1987年西藏发生拉萨骚乱，胡锦涛临危受命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平定了局势，邓小平等中共高层认为胡行事果断，使胡进一步得到赏识肯定。而后边疆问题、民族问题也成为稳固中共执政的重中之重，使得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又多发事端的地区成为高官的最佳训练营。

比如西藏党委原书记陈奎元，回京后便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之后的郭金龙，如今已是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郭金龙之后的杨传堂，因脑溢血病休一段时间后，2012年复出担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接替杨传堂的张庆黎，2013年“两会”期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过往五任西藏党委书记之中产生的第四位国家领导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毕业后就援藏、曾先后出任西藏自治区副书记及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春华，在西藏工作逾20年，如今已是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外界视为中共第六代领导集体的领头羊。时下秦宜智又沿着胡春华当年的步伐前进，前途看好。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曾公开说，选拔干部时要向艰苦地区倾斜、向西部地区倾斜，个中所指不言而喻。有评论认为，从某程度上说，有西藏从政经历的“西藏帮”开始在中共政坛崛起。

疆藏同苦不同命？

相比于西藏政坛的热闹，新疆政坛似乎有点黯然失色。西藏成就了胡锦涛，新疆却败走了王乐泉。拉萨骚乱让胡锦涛登上中共政坛的顶峰，乌鲁木齐“7·5”事件却让王乐泉黯然离疆。据此，有观点认为，疆、藏同为西部的艰苦地区，却似乎是同苦不同命。
但是王乐泉的败走新疆，恰好是疆、藏边陲难守，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容不得平庸官员的一个例证。按照官方说法，2009年的“7·5”事件，是一部分维族人发泄不满，打砸抢烧。戏剧性的是，事后当地汉人也走上街头，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指摘他贪污腐败，任人唯亲，致当地官场贪污严重，贫富悬殊。王乐泉作为中央政府派往新疆的汉族最高地方长官，不但被当地维吾尔族人所不容，居然也遭到汉族民众的抵抗，其政治上的失败已不需多言。

另外，西藏和新疆的原住民所信仰宗教的教义不同，使得这两个地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也相差很大。这也使得这两个地方主政官员面对的情况有所不同。

西藏藏民信仰喇嘛教（或者叫藏传佛教），虽然曾经政教合一的历史，造成了出走的达赖喇嘛与中共对抗50多年，但是喇嘛教作为佛教的一支，群体成员来自多民族、多阶层、多行业、多区域，社会文化背景各异，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所以，虽然西藏也有民族分裂的势头存在，但是他们表达对中共中央政权不满的手法，比起信奉穆林斯的“疆独”要相对温和。藏人自焚和新疆暴动，虽然都令中共头痛，但是显然，后者的破坏性更大。而且，西藏的高海拔，不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也自然阻隔了其他民族的大量流入。尽管随着市场化进程，汉人这些年也开始进入西藏，但主要是集中在大城市、交通干线和旅游点，农村牧场仍然少有汉人，因此西藏的普通百姓少有与汉人直接冲突的机会。

而新疆却不同，新疆维吾尔人信仰天生就偏于保守和排外的伊斯兰教，尤其是近年来极端宗教主义在新疆的兴起，带动了以圣战为名义的暴力思潮的抬头。再加上中共建国初期以兵团形式的移民和经济市场化后汉人自动迁徙的移民，让维、汉两个民族从宗教信仰到生活细节的冲突不断。而且不同于佛教徒的甘于守贫，改革开放后，维、汉两个民族贫富差距加大也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矛盾。这些冲突的存在，让新疆极端暴力事件不断，且暴烈程度远远超出西藏。新疆成了中国西部乃至整个中国最大的一个火药桶。

疆、藏两地的这种不同，使得新疆的主政者面对的挑战更大，今日的新疆党委书记，座椅下不是一座休眠火山，而是岩浆滚滚的活火山。施政稍有不慎，前途满盘皆输。“7·5”事件9个月后，新疆换帅，在新疆19年的王乐泉灰溜溜回京，湖南省委原书记张春贤走马上任。但是在新疆这一各种情况错综复杂的地区，一面要应付分裂势力的分裂国家行为，一面要处理好新疆域内竞争、就业、南疆发展等系列问题……要么迎难而上，要么败走麦城。踏上了新疆的土地，作为地方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就注定要走一条起伏不定的仕途之路。

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中国的东海与南海，领土争端的风云迭起占据了外界对中国的视野，然而，中国的“西进”政策——“战略重心转向欧亚”的趋势却较少受到关注。有评论曾称，如果没有了新疆和西藏，中国将像美国没有落基山脉以西的领土一样——大陆国家的荣耀和太平洋国家的地位将不复存在。这两处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对外开展贸易和向内输入能源的地理门户。

2013年9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对中亚四国的访问中，抵达当地丝绸之路的遗迹。更令媒体关注的是，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建设“中哈新运输管道”问题达成一致，工程建成后将实现里海天然气输往中国沿海地区，而该管道的土库曼斯坦段部分将由中哈共同建造。这一举动被视为中国推动“西进”政策的开端。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013年11月2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西进”政策要比过去所认为的更加雄心勃勃。中共新领导层所构想的“新丝绸之路”可能是从中国一直延伸到中东欧——很像原来的丝绸之路。中国已经意识到实施这一战略的黄金机会，并期望借此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双丰收。
中共十八大前夕，包括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刘云山在内的多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对西藏、新疆工作作出部署。2013年夏季，身兼西藏与新疆两个协调小组组长职务的俞正声，甚至缺席了一部分北戴河会议奔赴西藏调研。中共对疆、藏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意识到，要想实现“中国梦”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先制止西藏和新疆地区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到目前为止，负责民族问题的俞正声，已经先后多次深入新疆和藏区传递习近平对分裂和暴行“绝不容忍”的态度。
没有挑战，就没有机遇。新疆和西藏地区自然条件艰苦，反疆独、藏独任务繁重，这两地的官员不时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政治上的历练、处理民族宗教矛盾的经验，都要比内地官员高出一筹。而且，中国的西进政策，必然给疆、藏政坛中有能力的官员带来内地官场所没有的机遇。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疆、藏将成为中共考验官员能力的一个绝佳试金石——大浪淘沙，能者上，败者下。

2014-02-25 04:51:12

【多维新闻】在中国内地的政治版图中，可以列入政治高地的省份，其党政领导人本身的地位就很高。十三大以来的上海和北京、十六大以来的天津以及十七大以来的重庆，其市委书记均为政治局委员。或为政治命脉，如首都北京；或为“一把手”产地，如上海；或为南部后起之秀，如重庆。与此四地直辖市的身份不同，经济重镇广东在政治高地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把持过这一南大门的“一把手”们，通过在广东的历练，为自己的仕途履历中加了高分。

对善于做长远打算的中共来说，安排何人去看守南大门，等同于出了一道与经济有关的难题。如果应试者交出了令当局满意的答卷，那么进入中央的大门便为其敞开，如位居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李长春、张德江都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和张高丽也曾在广东历练多年，十八大后升任副总理的汪洋在进入中央前，广东也是其地方履历中的最后一站。以此作为出发点，外界舆论普遍揣测，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将成为二十大上接任习近平的热门人选。如果这种猜测最终被证实，那么广东作为政治高地的地位将再次攀升，意味着此地不仅是进入中央前的最后一道关卡，更是培育“天子”的试验田。

考经济？ 去广东

1841年之前，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作为当时中国仅有的对外口岸，成为彼时外国人唯一可以登陆停留的中国城市。可以说，当时的“唯一”，成就了今时今日的广东。
岁末年初，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传来消息：广东GDP总量和进出口总额预计双双突破万亿美元，中国万亿美元的区域经济横空出世。事实上，这只是广东奇迹的冰山一角。2月17日，由广东省政协主办的《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第一》“三亲”文史资料征编，就是对广东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诸项壮举的集中展示。

头顶千余项专利和殊荣的广东，最为公众所知的自然是它的经济成就。从改革之初的第五位上升至1989年稳居第一位，至今一直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最富裕30城市排行榜中，广东东莞市、佛山市、珠海市、中山市分别排名第一、第四、第六、第七，是为中国经济火车头独领风骚最直接的注脚。于是也有了“世界走一步，中国走三步、广东走四步”的坊间说法。
广东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霸主”地位的？除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外，高层领导的南粤情怀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共元老薄一波倾情南粤，为广东最大冤案平反以及力挺创办深圳特区等轶事广为流传；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更是将广东推向了世界，成为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份宣言书，广东地位无出其右；而作为特区的创办者之一，江泽民2000年考察广东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并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对广东是有感情的”。此后接任的胡锦涛，2002年至2011年先后五次赴广东考察，从寄望到勉励，五次考察都给予广东从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领域“排头兵”的新命题。到了习近平，上任之初重走邓公南巡之路，加之其父习仲勋的南粤情怀，更是让广东之与习变得非同一般。
以经济作为支点，以高层领导人的南粤情怀作为助推剂，广东自然而然成了考验执政者经济能力的最好试验田和试金石。或者反过来，中央进行人事布局时，会将与经济的因素放在第一位考虑。经多维新闻统计，建国后历任的广东一把手，以此地执政经历作为跳板晋级中央者甚众，而且发展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占有最大的分量。如建国后担任第一任一把手的叶剑英，上任之初就将“把经济建设工作搞起来”当做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叶剑英之后的陶铸，在广东一待就是十五年。陶铸百年诞辰前，其女儿陶斯亮谈到父亲广东十五年时，以“功过七三开”作结，其中七分功，大多与经济和改革开放成绩相关联。
将时间线拉回到汪洋主政广东时期，其在“两会”后进入中央担任副总理一职，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经济改革，此“任命状”即可看做是中央对汪洋广东发展经济成绩打出了高分。在广东期间，因为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针锋相对的“蛋糕论”，汪洋发展经济的理念广为公众所知。薄熙来在重庆事变中虎落平阳，汪洋虽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强调要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要建设“幸福广东”，却也只是对当局撇弃GDP盲目崇拜的应和，若要汪洋真正出让广东“首富”的交椅，“广东现在不打经济仗了，江苏愿意超广东就超吧”，恐怕任谁都很难答应。

广东距离北京只有一步

考经济，去广东。如果考得好，进入中央的大门就此敞开。以广东省委书记这一级别来看，不管是一度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还是黄永胜、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习仲勋，以及就近的李长春、张德江、汪洋，一个共同点，他们要么是以广东作为过渡晋升中央，要么是广东成为其进入中央前的最后一道关卡。如习仲勋、邓小平曾直接授意“杀出一条血路来”，并给予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搞出口特区。经受住了复出后一大考验的习仲勋，因为有了广东积累的政治资本，很快便被补选为五届人大副委员长。

与李长春、张德江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后进入常委不同，现任常委王岐山和张高丽则是在广东历练多年，前者于1997年底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当时广东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50%。王岐山去广东，主要是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事件。王岐山以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这一职务，并逐渐为公众所知。随后调回中央，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后者从中石油化工总公司进入广东时，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经济委员会主任。十八大后王岐山和张高丽均进入常委，虽然狭义上的“最后一道关卡”非广东，但从广义上来讲，两人在广东的历练，尤其是交出的经济答卷，是有目共睹的的“加分项”。

广东距离北京有多远？从一把手的走向来看，可以说距离北京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放到整个广东官场生态的大环境中，中层官员的本土化和年轻化，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天高皇帝远”，导致了充满矛盾的广东。一方面，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引擎，它是现代化的；另一方面，官员的本土化，独特的语言文化，它又是保守且充满了小家子气的。

广东的现代化，好比一把双刃剑，消极的一面即是走私经济犯罪抬头，人情案、关系案、串联案比其他省份更为突出。如2013年2月8日被双开的广东统战部长周镇宏，是近年来第六名因贪腐被移送司法的本地或粤籍省部级高官。周镇宏“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茂名窝案，据2012年4月官方通报涉及广东303名干部，包括该市市委书记罗荫国、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政法委书记倪振雄在内的24名省管干部和218名县处级干部。与之呼应，广东辖区的韶关、深圳、中山等地串案迭起：在韶关，以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为起点，供出行贿商人朱思宜及卖官者陈绍基，朱又供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杨成勇等31个厅处级干部；在深圳，因许宗衡被查，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诸多政要商贾；中山窝案则涉及“明星市长”李启红，成为首个因内幕交易领刑的厅座。

本土官员一度“独占鳌头”

思想解放，长期以来一直是广东主政官最常被给予的政治标签。广东最具开拓性的时期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思维累积到90年代，广东地方官员自主意识强烈，又恰逢任仲夷之后的两任省委书记林若、谢非，都是广东本土出身、成长的干部，本土干部逐渐强势。

广东现任省委班子中，本土干部和外来干部基本持平，这与早前差距甚大。1983年2月，新调整的广东省委班组内，除了自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调任的任仲夷、从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空降”的梁灵光，以及在广东任职仅8年的吴南生，其余皆为广东本土化干部。林若、谢非分别主政期间，五届省委和六届省委正副书记全部为广东生长干部，不计军方常委的班组成员中本土化干部占比高达80%以上。

可以说，90年代中期以前，粤地官员虽升迁中央和他省不多，但缺少外来竞争者的局面下，基层本土干部擢升快速。从李长春入主广东开始，广东内外干部交流通道明显拓展，“空降”干部增多，如李长春之后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调任的张德江、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调任的汪洋、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的胡春华。与此同时，向外擢升干部同步增多，如张高丽、李鸿忠等。

伴随广东一把手由外调配，行政搭档则由本地生长干部出任。1996年2月至2003年1月任广东省长的卢瑞华，2003年1月至2011年任广东省长的黄华华均是广东人，仕途从本地基层步步上位，走过了“核心地市一把手—常务副省长—省长”的类似经历。而到了胡春华主政的广东，一把手胡春华和二把手朱小丹则均不是广东本地人，由此也看出一度“独占鳌头”的本土官员正在走向式微。

胡春华的大考

刚刚结束的地方两会，24省市调低了GDP目标增速，这是对中央改革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回应。唯独广东一枝独秀，逆势上调。对现任一把手胡春华来说，虽然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阻力重重，却很难成为最亮眼的“政绩”，因为广东向来如此，且经济领头羊的结果是综合因素合力促成的，很难收入某个人囊中。

习近平马年第一枪对准了广东，东莞扫黄风暴震荡文武官场，也给胡春华敲响了警钟：如果广东不进行二次改革，不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黄、赌、毒等，上报给中央的经济业绩再光鲜也是徒劳。作为习近平之后的热门总书记人选，胡春华或将成为从广东走出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关键在此一役。从这个层面来看，广东继改革开放试验田之后复又承担起了发展试验田的角色。30多年前，发展是硬道理，而今，发展的主题没有变，但是如何保持健康、积极的发展模式，成为摆在胡春华及其治下的广东最大的难题。

在西藏历练多年的胡春华，而今又驻守在中国的南大门，具备了进入常委乃至直达“天子”席位的两大法宝。接下来的以“如何发展”作为主题的二次改革，考验的是胡春华的执政能力和决策魄力。对当局来说，胡春华通过了此轮大考，从决胜局中胜出，便极有可能成为“储君”，广东二次改革的成果也可以被其他省份借鉴、引用。当然，这只是一种基于事实的合理推测，也可能只是习近平对胡春华做出综合评估的一个部分，广东的发展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胡春华再有能耐，要在短期内解决东莞问题，管住人们的裤腰带，还是很难的。

再过九年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