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sea 于 2013-1-10 14:13 编辑
作者金宰贤(韩国)撰文认为：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九年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很多事情逐渐见怪不怪了，但是这十件事情仍然让我纠结。
至今，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九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很多事情逐渐见怪不怪了，但是这十件事情仍然让我纠结。我想借此机会给中国朋友提供一个看待问题的新角度。
乌龟网速
去年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称：“中国网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韩国的九分之一，这就叫断送未来。”他还说，信息化是当今知识型经济的基础，而网速是其根本。我严重同意此观点，并且乌龟网速经常让我怀念韩国的网速。
我粗略估算过，因为在中国生活，我在九年期间到底多付出了多少时间：乌龟网速迫使我每天多花了最起码半个小时，九年累计起来，这个时间竟然达到1642小时，比德国人年均工作时间1419小时还多。换句话说，身处中国的九年让我多花的时间几乎等于德国人的一年工作时间！
众所周知，在一般情况下，上国外的网站比国内网站慢得多。不过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韩国上中国网站的时候，其速度比在中国上网的时候快多了。这足以证明中国网速有较大提速的空间。
到底能吃什么？
由于一人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吃饭问题一直是我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一般在外边解决吃饭问题。此前让我担心的是，他们到底会用多少味精以及食盐。随着在中国生活时间的增加，我担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在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彻底毁灭了我对中国食品业的信赖。
2008年前，中国品牌奶粉的市场占有率是百分之六十，而2011年洋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很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奶粉市场都被洋奶粉蚕食了，而这个产品并不需要什么高端科技，这颇有讽刺意义。
去年地沟油成为热门话题。虽然我仍然认为大多数餐厅不会用地沟油，但最近还是开始惦记此问题。其实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反映出行业缺乏监管，而且也反映出中国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难题。
过马路为何这么难？
我在中国的最大心愿就是不遭遇交通事故。每当过马路的时候，我感到中国是与韩国完全不同的世界。1998年底，我首次来北京，当时对陌生的中国交通环境很不适应。我以为这样的情况在十年后会改变，但可惜的是，似乎没有改变的迹象。
令人更加担心的是，很多开车的人没把行人放在他们眼里。我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开车的时候他们也是行人，即使他们开车的时候，他们的家里人也会在步行。即使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对，但考虑到和汽车相比，他们是弱者，开车的人应该更加积极地保护行人。
为什么在影院不能看分级影片？
3D《肉蒲团》在韩国开始上映几个月后，我才能在中国通过买盗版DVD观看了《肉蒲团》。老实说，我也好奇到底3D版的《肉蒲团》究竟是怎样的。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不能上映《肉蒲团》，是因为至今还没实行电影分级制。老少皆宜是一种美德，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内容还是不适合所有人去观看的。
此前我去影院观看《色•戒》的时候，不知道这部电影已经被编辑成了老少皆宜的电影。后来在网络上我还看到了由初中学生写的一篇题为“终于看完《色•戒》”的文章。这是什么情况？中国为什么不实行电影分级制呢？2010年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目前还不适宜推进电影分级制。”
中国景区门票为何这么贵？
1999年我去西安参观兵马俑的时候，门票价格是六十元。当然兵马俑是值得掏六十元去观赏的，我至今还记得看兵马俑的时候感到的震撼。
随着时间流逝以及物价的上涨，目前很多景区门票价格上涨得太离谱了。一些5A级景区动辄要上一两百元的门票。且不说中国大部分景区门票价格比韩国的门票价格贵，甚至超过欧洲发达国家的门票价格，比如法国卢浮宫的门票价格只是十欧元（折合人民币约八十七元）。然而中国人的收入却远不如那些国家的居民收入，许多景区的门票价格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特别是当地居民承受的范围。
这可能与很多景区都变成一味追求盈利性有不小关系，乃至其公益性逐渐消减。但景区不是景区管理部门的，而是全民的共同财富。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有关部门要设计更加合理的门票政策。
不会说“对不起”
和外国人相比，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确实不愿意说“对不起”。柏杨先生也曾经批评过博大精深的“死不认错学”。这里面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中国人的含蓄引起的结果。一般来说，中国人不会说出全部内容。这令我时常考虑到前后的语境后，才明白对方真正的意思。其次是，中国人过于追求中庸。我很少看到中国人把责任追到底，大多事情中途都会不了了之。因此对被谴责的人来说，回避责任、拒绝承认错误才是最有效的策略。
好货贵，但便宜没好货
刚来中国时，我觉得中国的物价都非常低，尤其是首次听到西瓜的价钱后，我几乎大吃一惊。由于在韩国买卖水果的时候，我们是按个算价钱的，于是我认为西瓜价格便宜得不得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一斤的价格而已。不过当时我还是觉得中国是个购物天堂。那时候，包括水果在内的众多物价相当便宜，可是如今中国部分物价已经到了高得出奇的程度了，特别是好货非常贵，再加上便宜货没好货。
在中国没有价格又适当、质量又不错的商品。很多高档产品的价格比韩国还要贵，所以我回韩国的时候才购买需要的东西，比如衣服、护肤用品等等。另外每当中国将面临长假的时候，中国游客便成为韩国媒体的关注对象。
媒体报道的无非是许多中国游客在韩国商场大把大把花钱，回中国的时候，提着大包小包搭乘飞机，认为不少中国人太有钱了。这是事实，但他们却没看到中国游客买的很多商品价格比在中国便宜多了，所以中国游客才掏钱购买。
看病难、看病贵
我最不想去的地方，除了去银行排队，就是医院。目前中国大多数方面硬件有明显改善，比如地铁、铁路、公路等硬件升级得似乎差不多了，只有软件方面尚待提高，但是医院里的设施仍然属于较差的状态。在中国生活的九年间，最缺乏变化的也是医疗方面，不仅是医院的设施，而且是医院的管理水平以及服务态度等软件方面一点变化都没有。
在中国最难以应对的就是去医院。如果必须要看病的话，我一般回韩国的时候再去医院。因为除了语言因素之外，在韩国看病比中国方便，有时甚至更便宜。除了房价之外，医疗改革是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并且它会直接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幸福指数。
花钱不等于优质服务
我早就听说过在中国难以享受亲切的服务，于是自己打了预防针之后才来中国的。但是首次找零钱时对方把钱扔给我的时候，我仍然惊诧。果真如此啊。此后我大大降低了对服务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失望。
2007年去海底捞的时候，我简直被他们的服务态度感动极了。中国还会有这样的餐厅？这是我想不到的。目前有些餐厅以及商店的服务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我觉得整个中国服务业的服务水平尚待提高。
关于中国的房价！
这无疑是当今中国青年最关心的、最影响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并且这才是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键因素。由于我不打算在中国买房子，这个问题没有像让中国青年纠结的那样令我头疼，可是我也亲身感受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压力。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生活了以后，住房成了我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估计很多年轻人同样被住房问题苦恼着。很矛盾的是，因为房价上涨是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繁荣的结果，中国年轻人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因为它承受着不小压力。
以前在北京大学读MBA的时候，我住过海淀区的东王庄小区。这个小区在那一带属于最简陋的，当时一个月租金大约2600元。今年去北京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该小区的均价居然接近三万元。我估计在过去的十年期间该小区的房价涨幅可能超过十倍。当时我真没想到它会如此华丽地变成“天鹅”。
我已经讲述了十个让我不喜欢中国的理由。有人不由得会问我，你这么不喜欢中国，为什么还在中国？
这十件事情并不能让我忘却在生活当中或旅途中短暂接触的很多中国人对我的亲切。他们的善良和好意使得我喜欢上中国大地和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此外，中国有像美国那样大熔炉的特征，她就像火锅一样，包容古今东西，不断地变化。尽管有十大理由让我不喜欢中国，但是这两大理由却足以让我喜欢上中国。
当今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了公认的事实，这使得不少外国学者专门寻找中国不能崛起的众多理由。刚来中国的时候，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天，我坐了一位韩国前辈的车去市区。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在车里看到的是一片混乱——面包车、货车、摩托车和行人都挤在一起。交通规则不起任何作用，只有喇叭在不断地响着。可是眼前的这种场景丝毫没有影响到已经在华生活了好几年的那位前辈。他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当我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才能放下心来。因为在这样的中国，我才会有自己的用处。如果将来某一天中国人都遵守交通规则，恐怕到时我没有机会在中国发挥自己的能力。”
我指出中国的种种问题时，被中国读者和网民批评过无数次。如果我不关心也不希望中国发展的话，我绝不会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我之所以批评或说出我对中国的观点，是因为我希望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也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中国不仅会给中国人，而且会给全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我认为寻找中国不能崛起的一百个理由还不如给中国提出一个建议。
金宰贤(韩国)，毕业于高丽大学中文系,现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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