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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1 12:06 亞洲週刊
香港特区政府继承港英剥削性制度和政策，与地产商利益一致，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林沛理：文化杂志《瞄》（Muse）主编，《信报》及《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书是《破谬．思维》（天窗出版）。
城市在什么情况下会速朽，什么情况下会腾飞？国家如何走上昌盛之路，或者堕落之途？这是最近在西方知识界引起广泛讨论的新书《国败论：权力、繁荣与贫穷之源》（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尝试回答的大问题。
追求生活的舒适是人欲，也是天理。可是，即使有愿意努力工作的人，还要有确保人的努力会得到回报的制度和组织；否则只有一只翅膀，又如何飞得起来？《国败论》的立论，是能够推动和激励人民有效地利用其生产力，以及创造和累积财富的健全制度和组织，乃国家成功和致富的关键。这些所谓「good institutions」包括法律给予私人产权的保障、履行合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充分的投资自由和机会、低税率、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以及货币的自由兑换。
这种观点其实并无新意，更谈不上原创性，但值得香港人细读和深思的是这本书第九章提出的「由富变穷」（reversal of fortune）的概念。作者指出，很多本来人口密集、资源丰富的国家，例如印度、印尼和秘鲁，经过欧洲的殖民统治之后，都变得一贫如洗。原因是殖民者会透过各种剥削性、榨取性的经济制度、政策和习惯（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淘空殖民地的财富、资源和劳动力。
殖民地独立之后，倘若因袭殖民者此等制度和政策，继续榨取国民的收入，将大部分的财富由大众转移到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和管治精英，则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振、民不聊生，可以断言。
香港人对这类「剥削性的经济制度、政策和习惯」当不会陌生。与其说香港有所谓地产霸权，倒不如说九七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像得了遗传病一样继承了港英政府一手建立的「剥削性的制度和政策」，包括土地资源的运用、对卖地收入的过分倚赖，以及容许地产商以合法行骗的方式经营等等。
身为全港的最大地主，特区政府成为了它自己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在这个意义上，特区政府非但没有被地产商胁持，反而地产商在赚取天文数字利润的同时，无时无刻都在为特区政府的利益服务。积重难返，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经走上不归路；就连市区重建局和港铁（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这些官方的公共服务机构，也以影子地产发展商的模式和原则运作。难怪市建局在香港成立多年，旺角、湾仔和尖沙咀不少地段也早已重建为豪宅和商场，但红磡、土瓜湾、大角咀等旧区的最基层市民仍然要住在裂痕处处的危楼里惶惶不可终日。香港市区重建的首要考虑是市场价值和发展价值，而非楼宇的残旧和危险程度。居民的生活质素，甚至生命安全，并不会计算入方程式之内。
一国两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回归后五十年保持不变。于是，保护地产商以及他们在建制和现状中扮演的角色和获分配的利益，也就成为特区政府不用言明也无需言明的基本职责；更何况特区政府一直坚持高地价政策，它与地产商的利益根本就是一致。
土地无疑是香港的珍贵资源，但长期以来，我们因为对这种资源的过度倚赖和估值过高，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国败论》的作者发现，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未必会走上繁盛的康庄大道，反而容易跌入贫苦的陷阱；他们称之为「天然资源的咀咒」（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一个盛产某种天然资源的国家，自然会对这种资源特别倚赖。倘若这个国家缺乏良好管治，又或健全的制度不足，便不难成为贪污、高通胀，甚至内战的温床。盛产钻石的西非国家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盛产石油的尼日利亚和矿物丰硕的刚果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反观同样是石油资源丰富的挪威与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的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却因为懂得将从开发石油资源取得的利润投资于教育及经济发展，结果走上富裕之途。
至于香港的地产商，多年来从卖地和卖楼中取得天文数字的利润，做着一盘稳赚不赔生意的他们当然不会大举涉足其他业务，因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太大。可是，其他各行各业却要担起难以负荷的经营成本——香港核心区的店租和办公楼租金贵得惊人。结果香港变成了一只只懂得一种戏法的小马（one-trick p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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