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甘霖同凌云相处了一段时期后，他对凌云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当他得知她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为章天迅辩护，竟在会议厅里站到桌子上去，挺身而出地同不可一世的“左派”们展开了面对面的、锋相对的辩论，从而被打成“右派”时，他不禁感慨万端，敬佩不已。她真的可称为是女中豪杰了。他想到自己也同样是为令系铃打“抱不平”而被打成“右派”的，看来我们两个人的思想与行为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在“左派”们看来，我们俩真可算是“一丘之貉”了。
他看到她身体身单力薄，十分瘦弱，还经常咳嗽，就特别怜惜她，对她也就更加关爱有加了。在这严寒的三九天气里，她在这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斗室里生活，其艰难地受着煎熬程度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黄主任说得好，我作为与她一道工作的男同事，哪有不去关心她的道理？于是，他就到总务科去领来一只火炉和一些煤球，用于她房间里生火取暖。他还为她打水，甚至还为她烧饭。由于凌云身体一直不好，再加上当时的学生食堂里只供应窝窝头、包谷面之类的东西，所以她的食欲就愈来愈差。甘霖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就想办法改善她的生活，此时他们也有条件改善生活，因为他们俩人都是“调干生”，每月的生活补贴有二十多元，完全有条件去实施这个“计划”。于是乎，他就到附近的小菜馆里去买些清蒸鱼和肉丝炒菜之类的可口而开胃的“佳肴”来。虽然有点儿“苦中作乐”的意味，但倒也给他们俩人的生活上带来了不小的快乐。
对于甘霖对她地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凌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对他感激涕零，患难之交见深情啊。
“哎，凌云，我看你经常咳嗽，还是到校医务室里去检查一下吧，身体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最重要的宝贵财富，小病不治，大病叫苦哪，到那时可就麻烦了。”甘霖关切地提醒凌云。
“黄副主任也关照过我。我不想到医务室去，招人惹眼的，人家可并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比蚂蚁还不如，何必呢？”凌云不无伤感地回答他。
甘霖看到凌云如此悲观，就推心置腹地对她：“凌云，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我们一定要看得起自己，那些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的人其实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没有人性的人难道还可以算是‘人’吗？我还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呢。至于一个人遭辱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要说我们这样的小百姓，就是建国功臣遭贬在历史上也数见不鲜，至于平白无辜受辱的事件也并不奇少见，例如打败过霸王项羽的大将军韩信在青年时遭到过‘胯下之辱’，这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统率百万大军的统帅。当然，我对你说这些是有点班门弄斧了，因为这些历史的古典你比我通晓得多，我只不过是为了想刺激你一下而已。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有保留了生命，才能存在希望。正如韩信一样，如果他当年经受不起这一次侮辱而去自寻短见的话，那他就失去了后来当大将军的机会，难道不是吗？我可不甘心从此沉沦，也不相信这种怪异的、扭曲的政治形态会长久地保持下去，因为这种政治形态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只有顽强地生活下去，才有可能等到光明的未来。你说对吗？去！我与你一道到学校医务室里去看一下吧。”
就这样，他就执意地拉着凌云的手非要到医务室不可，凌云也就身不由己地随他而去。
幸好，在医务室里检查结果是“支气管发炎”，医生配给她一些药片，并叮嘱她一定要按时吞服。甘霖听后才如释重负地放下心来。
几天后，凌云的病情大有好转，咳嗽最终消失，脸色也慢慢地红润了起来。她直到此时才从内心里领悟到甘霖对她的情深意切，他这人真的是“人如其名”，对于她来说，甘霖的的确确是她难能可贵的“甘霖”啊！此时的她正如像一株荒原上枯萎的小草，就在这绝望之际，久旱逢甘雨，这株枯萎的小草就渐渐地“苏醒”了起来，接着是“虎生生”地勃起，接着就生机勃勃变青转绿，奇迹般地展现在广袤的原野上。
凌云的身体有了改观，心情也就舒畅起来。她对甘霖自然感激不尽。她对她的这个“同类”不但有了更进一层的深刻了解，还产生了对他过去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种亲近感。特别是对于他那种面对“强食弱肉”现状勇于干预，并不顾自身的安全而敢去打抱不平的这种精神深表敬佩，再加上他那种古道热肠式的关爱，深深地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在目前这种被孤立、被扭曲的社会氛围中，她能遇到这样一个“知音”是相当荣幸的，也当然是十分珍贵的。为了表示她对他的信任，当然也是她想与他一道“苦中作乐”，她就拿出《呼唤》的歌词来给他看。
甘霖看到《呼唤》歌词后，真是兴奋不已。在这首歌词中，其文笔之优美，情感之深沉，向往之热切，深深地感动了他，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深厚文学功底、不具热情奔放富于情感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深沉而优美的诗句来，他情不自禁地对她肃然起敬起来，她确是一人名副其实的“才女”啊。在这样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歌曲面前，他哪有不去聆听并随之共鸣之理？
在凌云的“领教”下，甘霖跟随着《呼唤》的旋律轻轻地哼了起来，“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您，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
随着俩人相处的深入，彼此之间有了更进一层的了解。不言而喻，他们就成为莫逆之交的朋友了。凌云觉得，她对甘霖的朋友已经没有必要对他有任何的保留了。于是，她就拿出《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这两首诗来给甘霖看。甘霖看后大为惊异并感慨万千，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不是一般人所能写得出来的，那种充满震撼与豪情的诗句不同凡响，使甘霖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强烈的冲击与震撼！他再也不能自持，对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平凡而又神奇的女子肃然起敬，对她投以惊奇和钦慕的目光。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这个奇妙而独特的女子怎能有如此非凡的才情与超凡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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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甘霖对凌云的敬佩及关爱有加，凌云也同时对甘霖以桃报李，他们俩人的感情与日俱增，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心心相印，他们俩就很自然地掉入了爱河。甘霖和凌云的心里十分清楚，在这种极端受压抑的社会氛围里，不经意地丧失生活信心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因为他们天天遭受折磨，日日面对侮辱，只有对未来希冀保持着永不破灭的人，才能经受得起这种艰难困苦的煎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苦难，在遇到苦难时都需要来自“外面”的鼓励和推动，才能渡过艰难的险滩，才有可能到达“脱离苦海”的彼岸。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凌云还是甘霖，他们此时此刻都需要来自对方的慰藉与鼓舞，他们才能在苦恼时互相鼓励，在平静时可寻求苦中作乐，以弥补创伤的灵魂，以及正在渗血的心脏。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只有手牵手地互相依托，互相鼓励，才能使他们增强坚韧的毅力去咬紧牙关地渡过那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走到尽头的艰难岁月。
天茫茫，地茫茫，不知正义在何方？山青青，水青青，只有患难见真情！
凌云和甘霖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建立了纯朴而真诚的爱情。爱情之花虽然开得有点悲凉而凄婉，但还是呈现出凄美的壮丽。也许，他们悲凉的爱情之花犹如一道雨后的彩虹，在瞬息展现出绚丽多彩的靓影后迅即消失，但留在人们头脑里的印象却难以消逝。
就在他们俩人相濡以沫、相偎相依的状况进入了人们视线的时候，系里就传出了不怀好意的流言蜚语：凌云和甘霖这两个右派竟敢发生恋爱了，他们难道真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吗？不是，他们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啊！
甘霖听到这些流言蜚语以后，就立马告诉了凌云。凌云不但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惊异，反而胸有成竹地对甘霖说，你莫非是害怕了？
“害怕倒是没有，气愤难以消除。我们已经是这样了，他们还能对我们怎样？”甘霖一时难消心中之气。
“这就对了。”凌云特意露出一丝笑容，“我们不但不能害怕他们，反而要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要敢于向那些不允许我们恋爱的‘左派’先生们‘示威’。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难道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是哪一条法律规定不允许‘右派’恋爱的？我们不但要恋爱，而且还要去登记结婚！”
甘霖的情绪显然被凌云的逆向思维“激励”起来了，他不无动情地说，对，我们绝对不能被他们这种横蛮而不讲理的威胁吓倒，我们偏偏要把这些无理的恫吓当作耳边风，用针尖对麦芒的举措去应对他们的挑衅。于是乎，他们故意地手挽着手在校园内的林荫大道上漫步，大模大样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显示出他们罗曼蒂克的爱情来……
那些“左派”的先生们不是白丁，他们也完全看得出，凌云和甘霖这种明目张胆的“反挑衅”行动显然是蓄意与他们相对抗，新闻系总支书记张南轩对此特别怀恨在心，因为他事先曾向甘霖打过招呼，叫他要注意影响，你目前的紧迫任务就是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虚心地、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监督才是唯一的出路，不能分散精力去谈情说爱，以后思想改造好了再去谈恋爱也不迟嘛。但这个甘霖却把他的忠告当作了耳边风。他心中忿然，你们要与共产党相对抗难道会有“好果子”吃吗？会有好的下场吗？等着瞧吧！
果然有一天，甘霖到系总支办公室来向张南轩提交一份他要与凌云结婚的“申请报告”。
张南轩草草地浏览了一下“申请报告”的内容，才知道是他们俩人的结婚申请，想得美！他就怒气冲冲地对甘霖说：“你们右派分子还想结婚？你们结什么婚啊？我只听说过不少右派分子都在离婚，可没有听到过右派分子要申请结婚的！你们就别异想天开吧，我现在正式地向你宣布，你们的结婚申请是一种抗拒改造的表现，理所当然地不予批准！”说着，他就当着甘霖的面把那份“申请报告”狠狠地撕得粉碎，并搓成一团掷进废纸篓里去了。
甘霖面对张南轩这种横蛮无理的做法只能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因为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他无力反驳张南轩专横跋扈的举动，他除了把“苦果”吞咽进肚子里难道还有其他的办法？他只能忍辱，只能忍气吞声，他只能悻悻地退出他的办公室。
凌云见到甘霖灰心丧气的神色就知道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她心里就清楚，她与他想结成眷属的美梦已经化为泡影了。不过，她仍然还是想问个清楚：“怎么啦？张南轩没有批准我们的结婚申请？”
“他不但没有批准我们的结婚申请，还淘了一肚子气！”甘霖懊丧地说，他把张南轩刚才的横蛮无理的做法告诉了凌云。
其实，凌云此时对结婚并没有抱什么热切的企求，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所驱使，她心里也清楚，既然他们这些人已经散布出恶意的流言蜚语来，他们自然就存心不会让右派们的日子过得“舒心”日子，所以她对这个“申请”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奢望。他们不批准右派分子结婚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举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右派分子是捏在他们手中的一个“玩物”，要怎么玩就怎么玩，要怎么耍就怎么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他们根本不把右派当人看待。所以，这样的结局就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了。不过，她猛然想到，既然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与他们有作对的意思，那他们就必然会动出脑筋来惩罚我们，我们必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甘霖。
甘霖听后并不十分同意凌云的看法，他想，他们还不至于坏到这样的地步吧？凌云听了甘霖的想法后说，但愿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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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的估计没有错，后来发生的“事件”最终验证她的估算是完全正确的。在毕业分配时，甘霖被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的农五师的一个劳改农场里，不言而喻，这是对他“不听话”的惩罚，并限定甘霖势必在九月一日前离校。甘霖心中有数，这明明是张南轩蓄意戕害他，刻意地叫他去尝尝反对他的“苦果”。他此时才觉得自己是的确太单纯了。当初，凌云认为张南轩不是一个善罢甘休之人，他肯定要找机会来惩罚他们“不听话”的行为，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他却不同意凌云的看法，认为张南轩不至于会坏到如此的地步。现在看来，张南轩果真像凌云所预料的那样，他终于等到了惩罚我们的机会。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后悔，他觉得，身为一个“七尺男子”总得应该挺起腰杆来做人，不能总是俯首听命、惟命是从地去苟且偷生。正如流沙河的《草木篇》诗中所描述的“白杨”那样，纵然被风刮倒，还是直挺挺地躺着！
凌云觉得，甘霖被分配到新疆农垦师劳改农场里去是她害了他的结果，她为此感到十分内疚。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她没有与他在一起工作，如果她没有与他发生了恋爱关系并去申请结婚，张南轩也就不会对甘霖产生他“不听话”的“不端行为”，他自然也就不会去惩罚甘霖了。由此看来，她是导致甘霖被“流放”到新疆去的“源头”。她痛心疾首地对甘霖说，是我害了你啊，我早就说过，他们这些人肯定会伺机报复的，只要你有“得罪”过他的地方，他们这些人绝对不会放过一切机会来惩罚你的。
“不，话不能这样说，这根本不是你的什么罪过。我们哪有去‘得罪’过他啊？这明明是他有意与我们过不去！除非你像当牲畜那样地听话，他们的虚荣心才会满意。我们能去当牲畜吗？”甘霖的情绪显然是激动了起来。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要劳燕分飞地分隔于天南地北了。”凌云不无懊丧地说。
“不！他阻挡不了我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甘霖情深意切地说。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了啊。”凌云沉重地说。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甘霖坚毅地对凌云保证。
……
离别的一天终于到了。凌云和甘霖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依依惜别。此时，涌向列车的人流车水马龙，但在凌云和甘霖的眼里却如荒无人烟的荒野，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凌云心中有说不出的苦楚，心如刀绞般的难受。她的眼眶里饱含着凄怆的泪水，目光颤抖痉挛，神情寒栗悚惧，回想起这半年多来甘霖对她无微不至的关爱与细致入微的体贴，他们心心相印，情深意切。虽然他们所处的氛围有点凄凉，但也“填补”了他们心中的不少“空缺”。此时此刻，这美好的一切终将消失，她真的怀疑她所面临的现实是不是处在梦境？
甘霖看到凌云如此凄凉的神情，完全理解她心中的苦楚，他不能像她那样地表示出悲凉的神色，否则的话，会更使她难舍难分，更加深离别的痛苦。于是，他对凌云说，相信我，我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回来！
“呜——”，当火车的鸣笛声响起时，列车就要启动了，甘霖不得不向凌云握手告别，他无奈地登上列车。凌云一直注视着甘霖的窗口，看到他伸出窗外的手频频向她致意，她也不停地向他挥手致意，直到列车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大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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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虽然一直与母亲保持着通信联系，但她在信中从未提及到她在学校里“反右派运动”中所遭遇到的“麻烦”。她宁愿自己咬紧牙关，也不向母亲吐露一丝一毫的悲惨境遇，因为她不想母亲为她分担痛苦，也不忍母亲为她终日愁眉苦脸地背上了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不过，自她从北苑大学“转校”到R大学以后，她就无法再向母亲隐瞒下去了，因为她无法“说清楚”转校的原委来。其实，她即使不说，她母亲也完全可以从她的同学、朋友的渠道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其实，她已在信中已经隐隐约约地提到了“反右”的情况，她已经得知自己的女儿在“反右运动”中遇到了“麻烦”，只不过没有“道明”罢了。
徐冬梅自从得知了凌云在R大学里被“监督劳动”以后，心里自然焦急万分，特别是当她了解到女儿身体不好时，她就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了。女儿是自己的心肝宝贝，能让她在外面遭受到如此的“尴尬境地”，她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去为女儿“解危济困”。当然，她心里也十分清楚，“反右派运动”是党中央最高层面“钦定”的决策，是任何人所无法“改变”得了的，一旦被“碰”，就无法幸免。无论是“政要”还是“巨星”都不能“网开一面”。章伯钧是共和国的部长，又是“民盟”主席，因他在座谈会上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结果成为全国“第一号右派”。她当时想，政治层面上的纷争是说不清楚的，阳奉阴违、你虞我诈、口是心非等等在政坛上的常见的事，因此在政治上的斗争在所难免，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在科技界和文化艺术界就不一样了，他们之间的争论都属于学术观点方面的分歧，要把它强扯到政治斗争上去就难以理喻了。从世界级的著名力学家、清华大学副钱伟长，到文坛上大明星、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还有鲁迅的挚友冯雪峰，著名大诗人艾青，他们怎么也会被打成“右派”了？如果说，文艺界里的争论，还可算是“思想意识”范畴里的“斗争”的话，那末科技界的科学家呢，像钱伟长那样的人，他们提出的一些提法，纯粹是学术上的观点，怎么能强扯到政治领域里去？说起来真的有点不可理喻。这些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反右派运动”的淫威之下，一个个都被“中箭落马”，个个都变成了“过街的老鼠”，难怪那些“小儿科”式的大学生，说几句“不当”的话，自然就难免“挨整”了，她的女儿就是如此。所以，在徐冬梅的心中很清楚，她女儿被打成“右派”决不是她女儿的过错，所以她并没有去埋怨她女儿，因为这是一种“天意”。一旦“灾星”临头就无法逃避。她自己也耳闻目睹地看到自己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被打成“右派”都不是由于他们在内心里确实包藏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祸心”，而是由于中了“阳谋”的“引蛇出洞”谋略所致，这能责怪他们吗？她自己的女儿也一样，她作为母亲难道会不了解自己女儿的心思？从她在高中毕业时“弃学参干”的这件事情上就完全可以说明她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片赤胆忠心！像她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岂不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她心里清楚，过多地去分析“反右”的“前因后果”并没有什么用处，你能去“扭转乾坤”吗？还是不去想它为好，当务之急是只要能使自己的女儿摆脱困境就行，其他的就不必去管它了，她也没有能力去管它，这是她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于是她就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起来……
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想到了一个能解救自己女儿的办法来。在大革命时期，她在革命活动中曾结识了一个叫S的朋友，那个朋友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民主党派）“七君子”，解放后，她自然就拥有一个显赫的“位置”，最可贵的还是她并没有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倒霉，而且还算是一个民主党派中顶呱呱的“左派”人士。她与她有过浓厚的交情，她能不能帮助她的女儿脱离苦海？女儿毕竟只是属于一个“小儿科”的“右派”，根本算不上“罪大恶极”，这样就有条件去为她改变“环境”。于是，她决定亲自到北京去一趟，去找那个S朋友，试探她能否帮忙，让凌云暂时“摆脱”一下困境，而不是为她“解脱”，这总还说得过去吧？退一步说，就算这个希望未能如愿，她也应该去看望一下自己身处困境的女儿嘛。
她毅然决然地这样去做了。
她真的没想到，她这个“如意算盘”竟然相当顺利。S不但热情地接待她这个老朋友，还很爽直答应她到R大学去一趟，J校长与她关系不错，估计以“回家养病”为由还是说得过去的，更何况J校长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果然，凌云请病假“回家养病”的申请立即得到批准。
此举如此顺利地办成，真是有点出于徐冬梅意外，想不到“困难重重”竟会“迎刃而解”，她真的是心喜万分。第二天，徐冬梅就如愿以偿地携带着凌云离开了R大学，搭上南下的列车，直奔江海市而去……
第六章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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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取得了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胜利以后，真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陶醉于“绝对权威”的魅力，只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而且毫无阻挡、所向披靡；只要有谁敢与他作对，他就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把他打倒，甚至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他置之于死地。现在看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一切他所要想做的事情。他尝到了这个“甜头”以后，就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了。他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无法容忍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致使他未能统一中国大业的雄心壮志，他对帝国主义集团虎视眈眈对中国的觊觎也决不能掉以轻心。中国之所以历来遭帝国主义的侵凌主要是由于经济落后，国力太弱所致，如果有朝一日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力量与帝国主义抗争！此时，豪情满怀的毛泽东就想到要快速地发展经济，决不能像“老牛拖车”那样的速度去发展经济，只能用“争朝夕”的精神去对待，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办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还竭力推动农村“大办食堂”，想一口气地把古老的中国农村推入到“乌托邦式”的“梦想境地”，以实现他的“快速发展”梦。他还鼓励当时处在“热昏”状态中的人们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只有想象不出目标，没有实现不了指标”的浮夸式口号，面对全国各大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水稻亩产万斤、甚至于十多万斤这样天花乱坠这样的消息也不加以阻止，还感到“沾沾自喜”，更加可笑的是当时有许多干部甚至于担心起“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来，于是就有提出“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来；对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梦呓般的“大胆设想”也采取“鼓励和怂恿”的态度。所以，没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一个“死气沉沉的中国”立即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朝气蓬勃的“赶美超英”的富于神奇色彩的中国了。
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此时既感到“兴奋不已”又“疑心重重”，他们的心中老是在琢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自古以来，只有“修道千年才成仙”，哪有没经过任何“修炼”就能“成仙”的？没有任何“功德”就能进入“天堂”的？世上哪会有这样的好事？过去干部在会上不是常常地对群众说，只有经过千辛万苦的、长期的奋斗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现在怎么一下子就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对眼前所发生着的翻天覆地式的巨变感到困惑，共产主义这样美好的理想能这样快速地实现吗？怎么能一步登天地跨进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是在做梦啊？他们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将信将疑地跟随着“历史潮流”飞奔……
果然，还没过一年的“天堂”日子，这些可怜而老实的农民就遇到了“天堂未见，地狱先现”的困境，不要说“共产主义”，连肚皮都无法填饱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田还是那些田，人还是那些人，粮食还是那些粮食，怎么能“放开肚皮”地吃呢？其结果肯定是“寅吃卯粮”，不，实际上是“寅吃辰粮”甚至是“寅吃已粮”了，这样极其荒唐的做法自然是要受到上苍“惩罚”的！紧接着，广大农村就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大饥荒”，可怜的农民们终日饥肠辘辘地寻找着草根树皮，极其艰难地、逆来顺受地倍受煎熬，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有不少人最终变成了饿殍……
这个“异想天开”的“天方夜谭”所造成的苦难最终由忠厚老实本分的农民们来“埋单”，他们确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最质朴的群体，他们默默无言地忍受着难以置信的煎熬，还没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发出过一句怨言。中国的农民，确实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也许，现在年轻的、完全不知晓当年“国情”的人们不禁会问，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是他发起了这场空前未有“伟大的运动”而导致了全国人民遭受空前的大灾难，难道他就不负一点责任？难道他没有做过认真的反思和检讨？党内也没有人提出对他的所犯的错误进行过批评？他在许多著作里不是非常明确地提出过要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正错误”，党内必须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作为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难道不去身先士卒？全国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他逃脱了不可推卸的责任吗？这个疑问，对于中国当时所出现的“非常特殊”的“状态”是那些年轻人所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对于那场空前的“浩劫”已经“茫然于心”，特别是对那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根本“毫不知情”。虽然在“凤毛麟角”般的“历史钩沉”里能得知一些“记载”，当时确实有一个战功显赫的叫彭德怀的元帅这样的人，他出于对人民的关爱，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他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反映农村中出现的悲惨的状况，还说“大跃进”有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他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照例可以不去管那些不属于“国防军事”的“份外事”，结果招致“引火烧身”，致使他身败名裂，罢了官不说，还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首领，在当时的“庐山会议”上遭到严厉的批斗不说，在会场上还险些遭人拳打脚踢，如果没人去阻拦的话……
出现了这样的“教训”以后，难道党内还有人敢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吗？难道还有人敢对毛泽东说“不”吗？就算是吃了豹子胆的人，也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直到一九六二年，在有不少省出现“饿殍遍地”的严重情况时，中央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应付”这个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参加的会议），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他还是有点正义感和良知的，他在大会上沉痛地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大饥荒’，那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果。可就是为了这句话，他后来也付出了“死于狱中”和“家破人亡”的代价。那个彭德怀的下场更惨，在遭受了“红卫兵”的残酷折磨后被关入牢狱，判了无期徒刑，最后也惨死在狱中。当然这是后话。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历史原因，我国的有不少的“史实”就成为不为人知的“盲点”。这样一来，现在的年轻人自然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其实，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志士仁人，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里都出现过可歌可泣的壮士和英雄豪杰，他们为了维护正义，为了追求公道，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与不可一世的残暴的统治者作过誓死的斗争，我们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诞生也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革命的先驱抛头颅、洒热血而换来的。那末，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这个富有光荣传统历史的国家，在发生了如此荒谬绝伦的“历史事件”面前，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当然是有的，那个彭德怀元帅不是在“庐山会议”上斗胆地向毛泽东写了“意见书”吗？虽然其下场是如此的悲壮惨烈，但他自己还是无怨无悔的。在这样惨痛的不幸事件面前，人们在心里不禁要想：像彭德怀这样战功显赫的开国元勋，就是为了说几句公道话就被“罢官挨斗”了，哪还有谁敢站出来说话？！
但是，中国还真的有这样的不识时务的“狂人”，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尽管他们知道自己这样去做等于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们还是要去步彭德怀的后尘！
甘肃省L大学历史系有个名叫庄春园的“右派”学生，他原是中共党员，在“划右”后被开除党籍。虽然他处境险恶，但还不忘“忧党忧国忧民”，当他看到蔓延全国的“大饥荒”，当他看到令人揪心的、瘦骨嶙峋的饥民们沿街乞讨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一种难受的滋味。如果没有“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连续不断的折磨，他们本来完全可以过着勤劳艰苦但也安宁自足的生活，是谁打破了他们的安宁生活？是谁给他们造成背井离乡的生活？他心里相当清楚，这是毛泽东的“狂热”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而党的领导层之所以未能有效地阻止毛泽东这种个人专断式的“狂热”，而且是愈来愈严重发展之势，则是由于党内已经出现了“个人崇拜”。正是由于这种令人可恶的“个人崇拜”才导致那个直言不讳、刚直不阿的彭德怀遭到悲惨的结局。他在脑子里问自己：这是为什么？照例说，我们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共和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完全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事实上怎么就根本不存在这种言论自由的空间呢？难道共和国的宪法仅仅是一个“空架子”？完全成了一种供人欣赏花瓶似的摆设？他不是没有过想到，他自己也是为了在“大放大鸣”时期因为说几句“心里话”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而说了这几句“心里话”也是被当时干部们的“真诚相邀”而“被感动”说出来的，结果就被贬为“贱民”。他扪心自问：“我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答案是肯定的，他此前除了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以外确实没有其他想法。那么为什么会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这个“源由”从何而来？是不是那些当事的干部偏离了上级的指示精神而冤枉了他的缘故？这个“是是非非”的疑虑一直在困扰着他，直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到罢官、挨斗后才大梦初醒地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政治特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的“个人崇拜”！由于“个人崇拜”恣意作怪，领袖的话就变成了“圣旨”，党组织就丧失了对领袖的有效的监督，他就可以“无法无天”地按照自己的个人的意志去行使权力，即使他所做的根本上错了，党组织也无法扭转或改变他错误的意见或决定。这种“现象”，非常类似于苏联共产党所出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结果导致了“屠杀几百万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善良的公民”这样的历史上大悲剧。中国也一样，如果不及时阻止这种“个人崇拜”的话，那今后就不可避免地要重蹈苏联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覆辙，难免要发生“历史性的悲剧”了！
庄春园把他的这些想法告诉了他的密友、“右派”同学古彦。古彦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庄春园告诉他这个问题之前，他也是在苦苦思考着这个沉积在他心头多年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说来也奇怪，他思考的最后结果竟与庄春园如出一辙，他也认为，“发生”这一个“奇特而惊愕”现象的“原因”确实是由于“个人崇拜”，由于党内对“个人崇拜”缺乏应有的认识，不但没有及时地加以阻止，反而还推波助澜地任其恶性发展，其悲剧性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了。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思想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足为奇，领袖人物的头脑里留有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意识也很自然，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加以克服。如果党内一旦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并不去有效地加以制止的话，就必然会得到恶性膨胀，其结果肯定会发生个人专断，甚至于还会发生“无法无天”这样的恶果。其实，权力骄横是封建帝王思想的延续，而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制是格格不入的。如今，中国所出现的这种“奇特现象”，难道不正是“个人崇拜”任其发展的结果吗？他还认真地思考过，要扭转中国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党内的这种“消极因素”，一定要把这股“逆民主潮流而动”的不正常现象加以有效的制止，其唯一办法是要在党内重新培育起民主平等的政治氛围，彻底消除崇尚“个人崇拜”的不正确思潮。《国际歌》里说得多好啊，世界上本没有什么救世主，解放人类只能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想消除“个人崇拜”，就必须要在党的领导层里去宣传民主、公正和良知的思想，揭露“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和扭转领袖人物的个人专断行为。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在苏联已经发生过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经过这样推心置腹的沟通以后，庄春园和古彦的莫逆之交又有了更进一层的深入发展。他们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就会互相探讨如何开展这一工作的方法和步骤。在经过反复研究后，他们都觉得，要向党内“领导层”宣传“民主与公正”的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内核，就要毫不留情地揭露党内已经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并业已产生严重的恶果，这令人痛心的“大饥荒”难道不就是“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恶果吗？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不去总结这个严重的教训，这样的悲剧还将再一次地重演，我们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勤劳善良的老百姓又“在劫难逃”了！
庄春园想，要去做这样的“宣传”工作，就得要办一个“地下刊物”，把这个刊物秘密地寄到党的各级领导中去，无疑是极端危险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一旦发觉，就要抓去坐牢，甚至还有可能以“反革命罪”被枪毙，这是关系到生命攸关的大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他考虑了许久后，觉得自己不能因危险而放弃了这一工作，任何“挑战权威”的“革新”行动都是极端危险的，而且也必定要付出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任何成功都是付出牺牲而取得的。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既然要想铲除“个人崇拜”给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那得有人去做这一危险的工作，总得有人去下地狱，那么就让我去吧！他为此下定了决心。他觉得，这些重大的问题必须要与古彦谈清楚，使他也好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古彦听了庄春园的话后，觉得他实在有点小看他了，难道这样“简单”的“问题”他会不去考虑？也许，古彦在这个问题上比庄春园还考虑得周全。他问庄春园是否还记得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庄春园一笑置之说，难道只有你才有这种气概，别人就没有过了？
古彦看到了庄春园也有像自己这样的态度就当然很高兴。他说，我们去做这样极端冒险的事情，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纵观历史，凡是反对当权者的行动都有可能遭到惩罚，我们只有做好了这种准备，才能去担当这项危险的工作。接着，他们商议如何办好这个刊物，并对刊物的名称作了探讨，最后定名为《觉醒》，希望共产党人能从“个人崇拜”的迷茫中觉醒，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内的政治生活走向正常化的轨道。有了《觉醒》就可以把它投寄到干部们的手中，使他们认识到“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性，只有在党内树立起“民主与公正”的思想，才能有效地克服“个人崇拜”，才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斯大林个人专断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
庄春园提出，要使《觉醒》早日诞生，就得去做许多工作，如拟定宣传提纲，写发刊词，组织撰写文章，等等，工作是千头万绪和包罗万象的，单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首先去寻找、物色几个“志同道合者”来一起办好“觉醒”的创建工作。
古彦虽然也同意庄春园的想法，但是他认为这项工作必须要保持隐秘性，才能避免危险性，所以他主张宁可自己辛苦和劳累一点也无妨，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自己的安全。古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啊。有的人看似坚强，但一经“大难临头”就会“临阵脱逃”甚至会“出卖同伴”以求苟且偷生。所以，我们即使要去寻找或物色“志同道合者”的话，切不可草率从事，一定要做到慎之又慎，一定要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疏忽大意。我的意见是，目前还是不要急于“发展”人员为妥，宁可我们俩自己辛苦一点，把前期工作先做起来，自己动手撰写、组稿，多花费一些精力不要紧，这样就可以保证安全。如果弄不好“出了乱子”，那就必然要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面对这样极端危险的事情，我们不但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人家负责。因为稍为不慎就会招祸，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
庄春园相当尊重古彦的意见，“发展”人员一定要按这样的原则去办。
于是，他们就十分谨慎而严密地去开展这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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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春园在孙冬冬那里获知凌云的情况，真是有点喜出望外。他觉得凌云不但是一个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热血青年，还是一个对“个人崇拜”有切肤之痛的人，如果能动员她也加入到我们所奋斗的“事业”中来，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而且，从她的经历来看，她不但是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还绝对是一个“靠得住”的人。孙冬冬原是北苑大学的“右派”学生，去年“下放”到甘肃L市的一所大学里从事杂务劳动。她原籍是甘肃人。庄春园是从一个“右派”同学那里认识孙冬冬的，由于同是“右派”学生，所以很快地就成为了要好朋友，而且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孙冬冬在北苑大学期间与凌云有过较深的友情，而且在凌云离开R大学去江海市养病以后还与她保持通讯联系。不久前，凌云还寄给她自己的诗作《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庄春园从孙冬冬那里看到了《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他不禁由衷地称颂这二首诗，觉得极具震撼力。在这二首诗中，凌云运用诗句把“揭残暴”与“争自由”刻画得淋漓尽致。由此看来，凌云不只是一个极具才华的女子，而且是一个渴望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坚强不屈的战士。他觉得这二首诗如果在《觉醒》创刊号上发表，不但具有战斗力和影响力，还能提高《觉醒》的文学档次。于是，他就将他得到的这一重要的消息告诉古彦，想听听古彦的看法。
古彦听了庄春园的情况介绍后，也觉得凌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一个可靠的“志同道合者”。不过，他觉得凌云与他们相隔在千里之外，就是要与她取得联系，也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更不要说与我们一道开展工作了。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找凌云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庄春园与古彦的想法不一样，距离不是阻隔思想交流的重要因素，只要思想一致，距离是可以改变的，甘肃到江苏有铁路相通，交通十分便利，花不了一二天时间，就可以到凌云那里去，这不算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人才难得啊！再说啦，她的二首诗是我们未来刊物的优选文稿。古彦觉得庄春园说的也没错，设法去探听一下凌云的态度也并非绝对不可。
于是，庄春园决定到江海市去一趟，当面去探求一下凌云的想法。
几经周折，庄春园最终在苏南市郊区的凌云老家找到了凌云。
凌云面对这个不速之客，心生疑虑，这个从无谋面之人来找我干啥？会不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来告知我？尽管如此，她还是热情地接待他，并给他冲了一杯龙井茶。
徐冬梅看到一个陌生人来找她女儿就露出一副警觉和疑虑的神情，生怕女儿被人“蒙蔽”，陷入无端的是非之中，再一次地蒙受冤屈。这一年多来，她一直为女儿担惊受怕，受尽了煎熬。如果不是她绞尽脑汁地安排“北京之行”，如果没有早年朋友S女士的竭尽相助以及J校长的通情达理，她的女儿肯定还在R大学受苦。女儿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把她接到江海市以后，给她进行了仔细的体检，在得到了确无重大病变后就决定带她到苏南老家来休养，因为不但这里的生活条件比江海市优越（那是她老伴的居所，凌书达此时已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以糊纸盒为业），就决定带她到这里来了。她当初之所以先到江海市是考虑到江海市的医院比苏南好得多，故决定先到江海市进行体检，然后进行医疗，在病情好转以后再到老家来休养也不迟。在体检时医生告诉她，凌云除了支气管有一些病症外无其他什么病变，服完药后再好能到环境优美的地方去疗养。于是，徐冬梅就遵照医生的嘱咐带着她到老家来休养了。现在，凌云的病情大有好转，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她心里的这块沉重包袱终于可以释放了，如果再遇“不测事件”，岂不是前功尽弃了？所以她相当注意外界对凌云的“介入”，不让外来的因素干扰凌云已经获得的安静日子。
庄春园是一个极其灵敏之人，他自然感觉到这种“异样”的气氛，为及时打消她们母女俩对他的疑虑是当务之急，于是他就故意先叉开话题，笑嘻嘻地对凌云说，他这次到苏州来办事，应你同学孙冬冬的委托，顺便来这里看望一下你，不知你身体恢复得如何，我回去要向她作一个交代。徐冬梅听到了此人原是受凌云的同学的委托而来探望凌云的，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人之常情嘛，她也就心安理得了。于是，她就露出一个笑脸后离开了，让他们年轻人去交谈吧。
庄春园知道在家里不能谈及此事，如果让凌云的母亲得知他的“意图”就麻烦了，此行的任务的目的就要“泡汤”。于是他灵机一动，就转弯抹角地对凌云说，你家面临太湖，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这里不但风景秀丽，空气也十分清澈，真是你休养身心的好地方啊。看到你的面色就知道你的身体已经痊愈了。
凌云也是一个很机灵的人，她听得出，庄春园的话里似乎有点包含着“弦外之音”的意思，再说，她自己也想到湖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欣赏那太湖秀美的景色，不妨请他一道到湖边散步，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她就对庄春园说，我们还是到湖边去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吧，你可能从来没有来到过太湖，去欣赏一下太湖的湖光山色会使你心旷神怡，你也就不虚此行了。
于是，她就带着庄春园走出家门，径直往湖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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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春园看到太湖旖旎的风光和秀丽的景色，真的差点儿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沿着湖边芳草萋萋的小路漫步，边走边谈，当凌云问起他的情况时，他极为坦率地告诉她关于自己的“右派”境遇，以及为此而发的内心的感受。其实，凌云在他告诉她是受孙冬冬同学之托来探望她时，她心里已经有些明白，他可能是一个“同类”，如果不是“同类”的话，孙冬冬绝对不会去托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来探望她这个“令人生厌”的人，只有“同类”之人，才会有“相通”的语言。他恰到好处地谈到凌云的《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这二首诗，并十分动情地称赞了一番。
“你从孙冬冬那里看到的？”凌云有点奇异地问。她心里想，这个孙冬冬怎么能把我的这二首诗随便给别人看？我当初对她的叮嘱难道就这样地心不在焉？但她深入地分析了一下以后，觉得孙冬冬不像是一个马马虎虎、轻率的人，也许庄春园是她的莫逆之交，她当然信任他，所以才会把我的诗作给他看。这样看来，我又是一个疑心太重的人了。
庄春园看到凌云脸上瞬间闪过的一丝疑云，就知道她对自己还有些疑虑。这也难怪，自己刚刚开始与她接触，她对自己的情况还一无所知，她怎么能盲目地信任我呢？除非她是白痴。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是需要经过推心置腹的交往以后才能实现，任何急于求成的想法都是徒劳的。庄春园知道，你想要了解别人，就必须要让别人了解你，正如“你要人家尊重你，你就必须首先要尊重人家”一样，于是，他就将自己个人的一切情况都毫不保留地、坦率地告诉了凌云。凌云听后，觉得自己当初的估计没有错，他的确是与自己“同类”的人。正因为属于“同类”，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否则的话，孙冬冬绝对不会把我的二首诗给他看，也不会托他到这里来探望我。接着，他们很自然地谈了各自学校里的“反右”情况，以及自己的感受。这样一来，他们俩的“心声”就很快地接近了起来。
庄春园觉得“时机”已经有了“眉目”，他就开始把话题引向“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庄春园相当坦率地对凌云说出自己对“个人崇拜”的愤恨及其严重的后果，还极其担心地说，长此发展下去，我真的担心我们党、我们国家会重蹈苏联斯大林的覆辙。
凌云听了感慨万端，在她的思想里，何尝不是有如此的担忧？特别是当她看到农村里出现了“大饥荒”以后，她更为农民忧心忡忡！她心中十分清楚，其实，灾难绝不仅仅是发生在农村，城市里的居民同样地也受到了“波及”，粮食供应量和各种各样的副食品、日用品都大大地受到了压缩，老百姓苦不堪言啊。面对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凡是有良知的人，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这个灾难是谁造成的，但是他们又能说什么呢？能去说共产党的不是吗？能去说毛泽东的不是吗？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的话，难道会不重蹈我们这些“右派”的覆辙？再说，共产党也绝对不会再来一个“大放大鸣”了！看来啊，我们中国人民是活该是要遭难了。如果说，在“反右”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尽管她受尽侮辱和磨难，她还有点“不气馁”的话，但从“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挨斗以后，她就有点“心灰意冷”了，连在革命战争里屡建奇功的开国元勋说几句“公道话”都要遭到这样悲惨的下场了，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一介草民？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她当时确是茫然不知所措的了。此刻，庄春园又提起了这一烦心的话题，难道他有什么高见？
庄春园十分坦率地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并对她说出了他和古彦为了反对“个人崇拜”，准备要办一个地下刊物“觉醒”，寄给党内的领导人，唤起他们对“个人崇拜”的高度重视，并在实际工资中加以抵制。
听了庄春园的“分析”和“打算”后，凌云真的感到吃惊了。她在对庄春园的精辟分析和勇气感到钦佩外，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和古彦竟会想出如此“危险而大胆”的“计划和打算”，他们竟然要去搞“地下刊物”，这难道不是一种“反革命”的行为吗？他们吃了豹子胆了？于是，她就诚恳地劝慰庄春园：“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你们要去搞‘地下刊物’，在目前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为啊！”尽管她心里十分敬佩他们用实际行动去反对“个人崇拜”，而且也认为他们的行动也是为了维护正义并符合社会主义法制。
“我们当然考虑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我们的行动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就立刻要遭到逮捕、判刑，甚至于可能会掉脑袋。但是，我们不会为此而畏缩不前，惧怕他们的镇压，我们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最坏的打算，我们明白，历史上有过多少反对暴政的人，他们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自然也一样，我们并不存在幻想。”庄春园豪情满怀地凌云说。
凌云听到了庄春园这样敢于牺牲、敢于战斗的精神，不禁对他们产生崇敬之情。不过，她还是觉得他们这样做是过于鲁莽，其结果除了暴露自己、付出不必要的牺牲外，得不到任何的实际效果。她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她不得不再一次地劝阻他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庄春园想不到凌云会如此胆小怕事，他就用不无揶揄的口吻问凌云，“你害怕了？在我的心里，你是一个百折不挠的英勇战士，难道在重压与折磨之下，你灰心丧气了？此前的信仰和勇气都丧失殆尽了？”
凌云知道庄春园是故意用“激将法”来刺激她，希望她重新振作精神，投入到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去，但她还是无动于衷，不为所动。尽管，她从来没有对来自“左派”的打击与重压产生过一丝一毫的畏惧，对自己的信仰也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动摇，但她对近年来所生的几起重大“政治事件”的观察与思考后，觉得在中国所发生的“奇特现象”令人深思又令人费解，是天花乱坠？还是风云突变？她一时还无法得出结论。如果说，“反右”是共产党中央高层“高度一致”的话，那么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彭德怀罢官”事件实质上是“高层内部”的“分歧与争执”。这种“高层内部”分歧与争执说明，在“决策层面”里不但不能保持“高度一致”，而且是出现了“裂痕”！如果说，毛泽东在“反右”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右派”应邀而提出的“意见”说成是“恶毒地向共产党进攻”，并扣上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罪名，运用其权力对“右派”进行任意残酷的打压；那么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的争执也能像对“右派”那样地为所欲为吗？他必须“另辟蹊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曾对革命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他无法把彭德怀说的这几句“公道话”是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他作为国防部长没有任何私自“调兵遣将”的行为），这样的说法显然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但他却无法忍受彭德怀敢揭他的“疮疤”，说他亲自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大办钢铁运动”、“公社化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如果不设法把彭德怀“批倒批臭”，他就会失去了权威！那还了得？于是他就“龙颜大怒”，用尽一切手段把彭德怀套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还莫须有地说他组织“军事俱乐部”，妄图“篡党夺权”。顷刻之间，庐山上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开国元勋”就这样地被一棍子打死了！
照例说，共产党的高层人物也不乏精英之才，他们显然不都是“阿斗式”的人物，他们难道不明白彭德怀说的“公道话”是出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明明看到此时已经出现“令人担忧的境况”的情况下，还会抹着良心去揭批彭德怀？但他们还是闭眼不看“大跃进等运动所造成的恶果”这样事实而遵命去恶狠狠地批判仅仅是为了说几句“公道话”的彭德怀！难道这些高层都丧失了良知？难道他们这些高层连做人最起码的良心都丧失了吗？这一连串令人费解的问题真的使凌云坠落云雾之中。正因为如此，凌云对政治上的思考确实是有所“收敛”了，并逐渐趋向“淡漠”。此刻，经庄春园的精辟分析，指明了造成这一切“令人费解”的“缘由”原来是由于“个人崇拜”在作怪，正是由于“个人崇拜”，才导致了领袖权力的骄横，个人专断、随心所欲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要脱离群众。到那时，即使他一意孤行地干出了极其荒唐的事情来，也没有人敢对他“说三道四”，任其恣意横行，其结果发生了“天花乱坠”的怪事也就不足为奇了，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自然就难以避免。凌云虽然明白了这些“道理”，但对于庄春园他们的做法却不敢苟同。她历来主张光明磊落，有什么想法就当面向党组织提出来，听不听由他们去决定，即使遭到打击也在所不惜。她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个人见解。如果是为了共产党“听不进意见”或“不允许你提这样的意见”，你就去做地下式的“偷鸡摸狗”的事，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她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她认为，既然共产党听不进你的意见，那你还要去提它做什么？何必去枉费心机？人家不但不见见情于你，甚至还会用“逮捕法办”来“感谢”你，你们这是何苦呢？难道不是自讨苦吃吗？他们听不进老百姓的意见，让他们去犯错误好了，到头来还是他们自己去自食苦果，活该啊！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再说啦，你早已被共产党开除了，不再是共产党员了，你何苦还要去为这个不要你这种人的共产党组织去“分忧”呢，这难道不是杞人忧“党”吗？你的这种做法难道不是“自作多情”吗？她向庄春园十分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她的态度。
庄春园听了凌云的表白以后，他心里已经明白，她是不会参加他们的“地下工作”了。当然啰，对于这种极端危险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有丝毫勉强的，凌云既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应当尊重她。不过，他对于她的“看法”却不敢苟同。虽然他现在不再是共产党员的了，但他认为党组织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他并没有违反党章，他只是在会议上表示自己的一种观点。一个党员在组织里表示不同意见是完全是允许的，这是党员的权利，完全不应该把表达不同意见的党员作开除出党的组织处理，错误是在于组织而不在于他，所以他在心里还是与党组织在一起的。既然如此，他就有义务为党的前途着想。再说啦，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一旦犯了严重错误，就必然要祸及全国人民，目前的“大饥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共产党高层犯了大错，全国的老百姓要为他们所犯错误的后果“埋单”。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了，但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当然有义务和责任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老百姓的安宁生活。先人早就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作为一个公民，就应当义不容辞的、神圣地去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职责。他向凌云坦率地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凌云没有想到庄春园对共产党还有如此独特的“情操”，他真是一个“痴情者”。不过她觉得，庄春园的杞人忧天的情结没有错，共产党一旦犯了严重错误，就必然要祸及全国的老百姓。他具有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也值得敬佩。一个人如果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儿感情的话，那他就与“冷血动物”无异了。于是她就对庄春园的思想与观点也赞赏了几句。
庄春园虽然不再想劝她加入他们的行动，但对她的二首诗还“情有独钟”，如果她同意在《觉醒》创刊号上登载她这二首诗的话，那《觉醒》就会有强大的震撼力。于是，庄春园就把这一想法诚恳地征求她的意见。
凌云考虑了一下，觉得她的这二首诗在这样的“地下刊物”上发表不妥，很容易被人家怀疑为“别有用心”。诚然，她当初赋诗的初衷是“揭露残暴”和“追求自由”，但这纯粹是文学创作上的一种“诗化意境”，并没有指向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或政权，古今中外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是揭露与控诉的目标。而今如果把它登载在以揭露“个人崇拜”为目标的《觉醒》上的话，那就很自然地被人怀疑是攻击共产党的残暴行为了，那是她目前所不愿意看到的。她现在不想再去找共产党的“麻烦”，也不愿意再遭到一次灾难。几年来所遭受到的苦楚还历历在目，她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母亲着想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她母亲为她的苦难殚精竭虑，天天为她担惊受怕啊！我为什么还要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呢？何必再去自找麻烦呢？
庄春园看到凌云一直闭口不语，知道她不同意把她的作品发表在《觉醒》上，担心会有严重的后果再一次地面临灾难。这也难怪，哪个人会不担心灾祸临头？哪个人不想过安稳的日子？这是人之常情啊。不过，他似乎觉得，他眼前的这个凌云与他听说中的凌云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的凌云，曾经是一身浩然正气，一贯勇往直前，不畏强暴，大义凛然；今天的凌云则是胆小怕事，患得患失，畏缩不前，丝毫也看不到以前凌云那种勇往直前、不惧强权的形象了。今昔对比，判若两人啊！庄春园不想空手而归，就想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发表这二首诗时，可用隐匿作者的名字，说是在社会上“流传”中抄摘，不知作者的姓名。这样一来，你就没有任何责任了。
凌云听后，不禁觉得好笑，你把我看作什么人了？难道我是这样胆小怕事的吗？其实，你并不理解我的想法，我不想把这二首诗发表在《觉醒》上面，是有我自己的苦衷。既然你们这样偏爱这二首诗，那就把它在《觉醒》上发表吧。凌云为庄春园的执着而感动。她想，诗中的内容并没有针对哪个党派或政府，我也不必多虑。
就这样，庄春园最后总算还没有“空手而归”地离开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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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的创刊号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经过多天的紧张忙碌，创刊号的组稿工作总算脱手，发刊词为古彦所写，题目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其核心内容是揭露“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给全国造成了的灾难性后果，旨在提醒并呼吁人们应该是到清醒的时候了。从彭德怀“为民请命”而被挨斗、罢官的事例中，我们应当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一旦“个人崇拜”发展到“个人迷信”以后，我国将会重蹈苏联“斯大林暴政”的覆辙。《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庄春园写的，其主要内容是揭露当前社会上所发生的惨状，这些惨状是由于近几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党内领导人独断独行的狂妄行为所致，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性，只有及时地消除“个人崇拜”，恢复党内民主，才能有效地克服业已发生的种种弊端，才能防止今后更为严重的后果。当然，创刊号上还有凌云创作的《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只不过作者没用凌云的名字，而用化名代替。《觉醒》采用十六开的小册子形式发行，“创刊号”有三十多个页面。他们准备先油印30份，寄发的主要对象是县委书记。为考虑到“安全”起见，庄春园与古彦商讨后认为，投寄外地比投寄附近地区会更隐秘一些，“被暴露”的几率相对要少得多；寄给“大饥荒”比较严重的地方要比较轻的地方更合适，因为那里的“民不聊生”和“怨声载道”更为突出，作为“父母官”的县委书记正处在“焦头烂额”之中，他们自然更会同情《觉醒》提出的主张和观点，他们对“个人崇拜”更有“切肤之痛”！
为了使刊物的发行工作做得更隐秘起见，庄春园和古彦决定把《觉醒》的油印及寄发的工作放到吴山县去做，吴山县是属于农村地区，人稀地荒，不像L市那样“森严壁垒”，像油印、投寄之类工作不会令人瞩目，万一“暴露”后（收到《觉醒》的领导不大可能都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人，他们之中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向公安局去报案的），公安局的调查工作就会显得比较困难，不像在城市里那样容易找到“线索”。吴山县是庄春园的老家，他的老家有很宽敞的房屋，又是独门独户，隐秘性较强，在屋子里搞起“地下工作”来就不会被外人发觉。
庄春园认为，尽管《觉醒》的出版工作要考虑到隐秘性，但过分地谨小慎微，过分地担忧“害怕出事”，也许不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对于任何人都采取“关门主义”，对一切人都怀疑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策略，今后工作就迈不开步子，打不开局面。大胆地去“发展”几个早已熟悉并完全可以信任的人是很有必要的，譬如孙冬冬那样的人，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信任她，更何况她早就表露出我们许多类似的观点，如果连孙冬冬这样的人都不相信了，那我们还能怎样去开展工作呢？古彦听了庄春园的想法后，觉得他的意见比较“开放”，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不过，他还是觉得，在对待“发展人员”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妥。就是要决定要“发展”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特别向这些“对象”讲清楚，这项工作是具有极端的危险性，没有具备“准备牺牲”精神的人，还是叫他们先考虑清楚再说，千万不要有丝毫的勉强。不讲清楚这些“要领”，就有可能埋下“隐患”，其结果必然会带来“害人害己”的结局。庄春园当然同意古彦的意见。他们经过了反复研究后，觉得孙冬冬这样的人还是可以信任的。于是，孙冬冬就参与了《觉醒》的发刊工作。
于是，《觉醒》的出版工作就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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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本的《觉醒》创刊号投寄出去以后，庄春园和古彦又有条不紊地着手筹划“第二期”《觉醒》的组稿工作。就在此时，一支“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悬在他们的头上，但他们对此却浑然不知！
庄春园和古彦虽然是从高等学府里出来的人，他们的智商也并不属低下之辈，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错综复杂的历史的了解以及对于人情世故还是“一知半解”，根本还算不上到“理解”的程度，像他们这样的一介书生，竟然要想到共产党的领导层里去做“策反”工作，实在是有点不量自力，就像“蚍蜉撼大树”那样可笑！可他们却没有明白地理解到这一点。正如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这种极其愚蠢的做法无疑是“鸡蛋碰石头”，其结局必然是“自投罗网、自取灭亡”，除此而外，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结果。更可悲的是，他们自以为对出版《觉醒》的各项筹备工作做得滴水不漏，既周密又谨慎，处处防范，无缝可钻，似乎有点“稳坐钓鱼船”的安泰之感。他们就根本不知道，像他们这样毫无社会经历又极其单纯的书生，哪里是具有丰富侦察能力的公安人员的对手？无论你采用什么隐蔽的手段，也不管你运用什么奇妙的策略，都避不开他们的“金火眼睛”，当然也逃不过他们“自来佛的手心”。首先，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推测能力”，他们的想法也过于天真，认为自从农村里发生了“大饥荒”以后，许多党内干部、特别是县级的领导干部对此肯定“了然于胸”并“耿耿于怀”，他们对“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已经“深恶痛绝”，对这些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灾难都会有“强烈的反感”。他们还十分幼稚地认为，这些干部鉴于农村目前的“惨状”肯定会有“切肤之痛”，对中央高层自然会感到“失望”，对他们的“失误”必然会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但会同情彭德怀，而且对他在“庐山会议”所提出的“意见”都会由衷地“支持”。只不过，他们这些人为了明哲保身，不敢在会议上或在公开的场合中表明自己的态度罢了。他们在内心里肯定是倾向彭德怀这一边的。鉴于此，他们认为此时去开展“策反”工作是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他们的观点肯定会得到这些干部们的支持。他们总是这样“固执”地“一厢情愿”。他们不可能领悟到经过几十年急风暴雨式的革命锻炼和考验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对党中央和领袖都无限信任，并具有绝对的忠诚之心，他们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来都是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如果有人胆敢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时，他们就会毫不动摇地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而且，经过了几十年的教育和实践，毛主席的任何战略决策都永远是正确的，是战无不胜的。此刻，当他们收到《觉醒》时，就立刻意识到这是“反革命信件”，这是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当然就毫不迟疑地送到“有关部门”那里去处理了。
就在庄春园“满怀豪情”之时，两个公安人员突然降临在他的面前，并出其不意地给他戴上了一副锃亮的手铐，并不容他分辨就随即押上了警车。
几乎同时，古彦也遭到了逮捕，并立即被警车送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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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在采取逮捕庄春园和古彦行动之前就已经把“‘觉醒’反动刊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并以“‘觉醒’反革命集团案”的名称列入了案卷。两个主犯庄春园和古彦逮捕归案后，审讯工作自然就立即开始。当庄春园押进光线暗淡、戒备森严的审讯室后，就被两个看押人员按在一条木凳子上坐下，两个看押人员威严而警觉地站立在他的身旁。他看到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都扳着面孔、目光威严的公安干警，完全可能看得出，他们是富有经验的刑警审讯人员。在他们的右旁还有一张较小的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脸面白皙的、年纪较轻的公安人员，桌子上放着一叠纸和一支钢笔，看样子是一个书记员。昨晚他彻夜未眠，眼皮有些浮肿，但神情并不萎靡，尚留着充沛的神色。他从被逮捕的一刻起，他心里完全清楚，他此时所面临的将是极其严酷的审讯拷问，说不定还可能有严刑拷打。他对此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既然自己决定要走这一条“充满险阻的路”，那必然就要面临这样的结局。他在昨晚已经考虑得相当“成熟”，既然他们采取了逮捕行动，说明他们早已掌握了他的“罪证”，任何抵赖都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堂堂正正地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有什么可耻的？我又没有去做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法行为，我仅仅是为了反对“个人崇拜”，是为了避免共产党今后少发生错误，是为了共和国老百姓少遭受苦难，不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管公安干警对我采取什么行动，我都将理直气壮地去面对他们。
审讯员在审核了庄春园的姓名、籍贯、工作单位等开场白后，就单刀直入、声色俱厉地警告道：“你原本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现在又干起了反革命勾当，真是一个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右派的‘双料货’！”
“我一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二没有反对共和国政权，你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地说我是反革命分子？你用哪条法律条例来做出的判断？”庄春园理直气壮地反问他。
“你还要狡辩？”审讯员突然怒不可遏，用手猛烈地拍着桌子，砰地一声震响屋顶，“你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煽动干部去反对毛主席，难道这还不算是反革命行为吗？！”
“我反对的是‘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已经给我们党和我们国家造成极端严重的灾难！”庄春园并没有被他的威胁吓倒，也没有丝毫认罪的意思。
“看来啊，对你这样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只有叫你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滋味以后才能使你清醒！”
……
与此同时，古彦也坐在昏暗的审讯室里。他面对的也是二位审讯员和一个文书。
审讯员开门见山地问古彦：“你和庄春园是‘觉醒’反动刊物的骨干分子，你只有彻底坦白，深刻认罪，才有你的出路，明白吗？”
古彦不想抵赖。因为他知道，任何抵赖都无济于事，而且他也早就有了思想准备，既然决定要走这一步路，遭到逮捕和惩罚是迟早的事。他对此无任何后悔之意。他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因此，在审讯之前，他就决定不想隐瞒自己的行动及隐讳自己的观点。不过，他此刻绝对不能彻底坦白，也闻不认罪，因为他觉得自己既无什么“罪行”可认，也不能出卖自己的朋友。他只能沉默以对。
审讯员见古彦不回答回师，于是又继续严厉地审问了一句：“‘觉醒’的发刊词是你写的？”
古彦十分爽直地回答：“不错，是我写的。”
“你竟敢公然为反党分子彭德怀喊冤叫屈，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抹黑‘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明目张胆地对抗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群众运动，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一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行为吗？！”
“我不想攻击毛主席，也不想对抗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因为毛主席发动这些政治运动给全国经济上造成严重危害，给全国农村造成了大饥荒，老百姓都饿得死去活来，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既然做错了，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批评他？彭德怀见到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下，说了几句符合实情的话，这何罪之有？彭德怀作为一个党内的高级干部，怎么连提几点意见的权利都没有了？党内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正是他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吗？这本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作为领袖，他本应该虚心听取党员的意见，即使人家的意见提错了，也不能横加指责，更不能加罪于人，毛主席这样对待彭德怀是极端错误的。”古彦显然没有被审讯员的“大帽子”压倒，反而理直气壮地回敬审讯员。
“你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在铁的罪证面前竟然还要强词夺理，还要为反党分子辩护，你这是在作垂死挣扎！”
“这怎么能叫强词夺理呢？我们之所以要办这个刊物，目的就是为了让干部能认清‘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严重性及其所带来的危害性，也要使广大干部们认清‘个人崇拜’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揭示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并没有恶意攻击领导，指出领导人有错误的行为难道就可以算是反革命罪了吗？我们中国到底还有没有言论自由？”
“你还要狡辩！”审讯员狠狠地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你以为我们治不了你？那就叫你去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吧！”
……
审讯虽然取得了庄春园和古彦的反革命“罪证”，但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口供，尽管他们动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也没有敲开庄春园和古彦的嘴巴，特别是他们对《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的作者拒不交代。公安局只好决定“另辟蹊径”。
公安干警凭着灵敏的“嗅觉”最终搜寻到“孙冬冬与庄春园关系密切”的线索。于是，公安局立即行动，并从孙冬冬那里“撕开”了“缺口”。孙冬冬在阴森森的审问室里，在威逼如刀的目光胁迫下被吓得瑟瑟发抖，心里感到无限的恐惧，她只得无奈地交代出《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的作者是凌云。
公安局获得这一重要的线索后如获至宝，火速地赶赴江苏省苏南市捉拿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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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理应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天气，但这天却一反常态意外地变脸了。早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后不久就被不知从哪里窜过来的乌云层层包围，封闭得密密层层、严严实实，紧接着，一阵罕见的狂风飘然而至，天空马上就昏暗了下来，似乎已经到了黄昏的时分，令人懵懂。徐冬梅刚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在天井里的竹竿上。这些衣服虽经拧过，但残留在衣服里的水分还在不断地往下滴。徐冬梅看到天空里的滚滚乌云，马上就意识到天气将发生骤变，倾盆大雨马上会倾泻而下，恐怕连想收都来不及。于是，她只好放下手中刚刚开始做的针线活，嚅嚅地骂了句“鬼天气”后，就赶紧起身到天井里去收进刚刚晒出去不久的湿衣服。就在徐冬梅刚刚收起湿衣服，脚跟还没有迈进门槛时，一场瓢泼大雨就飘然而至。顷刻之间，天井里就汪洋一片。由于暴雨狂泻，排水沟未能及时地将天井里的积水排出，雨水就在天井里积聚了起来，霎时间几乎要漫上了台阶。徐冬梅发呆般的看着天井里正在上涨的积水心急如焚，担心它漫进到屋里来。她想，是不是由于排水沟的口子被堵塞了？于是她就赶紧到灶间里去拿出一把铁夹钳，撑起雨伞，急速地走到门口边的排水沟边去看一下排水是否顺畅。果然，她看到草梗树叶之类杂物阻塞了排水沟的入口处，于是就连忙俯下身子，用铁夹钳把那些草梗树叶清除掉。顿时，排水沟就很快地顺畅起来，积聚在天井里水就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水位迅速地开始下降，徐冬梅才如释重负地放下心来。此时，尽管她手里撑着一把雨伞，由于风雨交加，雨伞还是不能把她的身体全部挡住，她的头发及衣衫还是被大雨泼湿了，她赶紧回屋去躲避大雨的侵扰。
凌云看到母亲的头发和衣衫被大雨泼湿了，就连忙拿出一块干毛巾来，先把母亲的头发擦干，再把她肩膀上及背部的衣衫上的淋湿的地方擦得干干净净。徐冬梅看到女儿如此孝顺和体贴，脸上顷刻间就浮现出会心的笑容来，她内心里感到无限的欣慰。她想，有这样一个贴心的女儿在身边陪伴，真是幸福啊。凌云现在确实是懂人情世故了。她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待人，与此前的“茅草性格”判若两人。她就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在这些年来对女儿的关心和体贴的心思并没有白花。一番心思一片情，工夫不负有心人嘛，到头来总归是会开花结果的，她心里确是热乎乎的。凌云从一个毛里毛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最终磨砺成为一个明事理、懂世故的知识女性，这个“历程”实在是太艰难曲折了啊。自从接她回家休养以后，为了使她能在家安心养病，同时又能摆脱江海市这个“包藏祸事”之地，特为带她到太湖边的苏南老家里来，这里既是一个良好的休养环境，又是一个既清寂又安静的“世外桃源式”的净地，免得她同“异类”接触，招致“惹是生非”的事件发生，这个风云变幻、神秘莫测的社会真是太令人不安了。为了女儿能过上安稳日子，她对女儿进行严格的“管束”，不准与外人、特别是陌生人接触，免得招祸上身。除了月前有一个“同学的朋友”来探望她以外，确实没有陌生人光顾到这里。她对此可以说真是费尽了心机啊。想到这里，心里不禁又辛酸起来，这年月，知识分子做人真难啊……
倾盆大雨来得快，也去得快，只延续了半个钟头后，雨势就明显地减弱了，天色也由昏暗渐渐地明亮了起来。不过，云层还没有消退的迹象，时而变薄后又重新聚集起来，时明时暗的，像不肯散去的冤魂一样，继续笼罩在头顶。徐冬梅看着这样变幻莫测的天气，不敢把起先收进来的湿衣服重新晾晒出去。她想，还是待会儿等阴云散尽，天气彻底晴朗后再去晾晒也不迟，否则的话，多费手脚不说，又要弄得提心吊胆似的，需要时时刻刻去注视着天色的变化，何必呢，还是让它在屋子里多晾一下再说吧。
凌云本来在自己的房子里清静地看书，但被这场突然其来的瓢泼大雨搅乱了，她再也无法安静下来，就干脆合拢书本，闭目静思起来。自从那个同学的朋友庄春园到访以后，她原先犹如“平静湖面”的思想又被激起了一阵的“波澜”，再也无法恢复到此前“平静如水”的状态了。本来嘛，她在母亲的“训导”下，刻意要保持“脱离红尘”的状态，藉以“摆脱纷扰”，求得一个平静的生活。她痛定思痛，还是妈妈说的对，竭力要使自己的思想处于“麻木状态”，再也不想去考虑什么国家或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端。她确实已经是心灰意冷了。她不相信宿命论，对于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论”不屑一顾，但对于老百姓那种素来善良的“善恶报应观”却没有反感，当然她也不相信会有“善恶报应”，这仅仅是质朴而善良的老百姓对世事的一种寄托而已。事实上，好人往往得不到好的报应。难道不是吗？她对照自己的遭遇，那种“善恶报应观”难道不是南辕北辙了吗？回想那不堪回首的往事，难道不是如此吗？想当初，自己为了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毅然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而去参加土改工作，导致了同母亲发生了严重的隔阂，（直到考进北苑大学后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母女关系），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她“领情”了吗？对她的这种赤胆忠心“报应”了吗？他们不但没有丝毫“领情”不说，反而还对她反咬一口，说她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难道不是“善有恶报”了吗？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她自己就诚心诚意地响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大放大鸣”运动，从未产生过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过不满的情绪，更无任何“反党”的意图，完全是为了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主观主义的号召，当然其中也有自己出于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和向往。结果却反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即使是追求民主与自由，难道也可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共产党也不是在提倡民主吗？共和国的宪法里不也有民主的条款吗？这何罪之有？结果为此而遭到了严厉的惩罚。所有的这一切，真使她匪夷所思！如果不是她母亲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施救她，她至今还在遭受着磨难呢。更令她难以理解的是，与她朝夕相处的那些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同学都没有一个好下场；而那些投机钻营、奉承拍马的人却个个青云直上！可见啊，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善恶报应”。她对社会上这种“因果倒置”的现象真的是感到厌倦和难以理解了。她回家养病以后，在母亲的开导下，她终于渐渐摆脱了恶魔般的“困扰”，不再去思考那些令人费解的“因果现象”，平心静气地进入了“脱离红尘”式的生活状态。尽管，她有时也感到十分困惑。她不是没有看到、听到过农村里发生了令人恐怖的“大饥荒”事件，她偶尔出外散步时也耳闻目睹地在路上看到过踽踽而行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瘦骨嶙峋的饥民在向路人乞讨。当她看到了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后，尽管有过一时“波澜翻滚”，但竭力压制自己“冷静”下来，回避去思考发生这些悲惨事件的“前因后果”。但她还是无法完全控制自己，她还是要“本能地”要去“想”这些问题，特别是要去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遭遇。不过，每当她想到这“半截儿”后就忽然猛省到又“冒失犯规”了，才强制自己“拉回来”，不再去思考这些令人生畏的“问题”，何必再去“自找麻烦”呢？连彭德怀这样对革命无限忠诚、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并立过盖世之功的开国元勋都不放过，就是因为他为民请命而说了几名句“公道话”就被“一笔勾销”，遭批判罢官不说，还要被彻底“批倒反臭”！那还有什么人胆敢去说真话呢？尽管，这种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些“国事”，这使她在思想上带来极端痛苦，但她还能怎样呢？难道还要再去走重蹈覆辙的老路？这岂不是鸡蛋去碰石头吗？自从那个庄春园来到她家以后，特别是他对她谈了关于他和古彦为什么要创办《觉醒》地下刊物，以及希望她的二首诗能在《觉醒》创刊号上发表时，她却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她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对他们还不了解，单凭着这“一面之见”就相信人家并答应他们的事关重大的要求，未免太轻率了。所以她当时态度暧昧，并没有表态答应，但当时她在思想上确实是被他的行动震撼了，虽然她竭力没有把这种“震撼”表现出来，而刻意地把这种“震撼”隐藏起来，使他不能察觉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但事后，她却一直无法保持平静。她真的无法理解庄春园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去做的动机和原因。他们究竟为什么还要如此固执地在这样“高压状态”下去继续抗争？难道真的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是继续想去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还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共产党的一如既往地忠诚？这是何必呢？可你们到底想过没有，人家共产党可没有对你们的“真情”表示过有丝毫的介意，反而认为你们这是向共产党恶意进攻哪！你们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呢/？！她真的无法理解，虽然他们有过与自己同样的遭遇，他们却为什么不会从中吸取教训？甚至还要与他们去继续“周旋”？这是何苦呢？她认为自己现在想得很明白，经历了这样一番刻骨铭心的“折腾”，她真的是看穿了那些“当权者”的嘴脸了，他们尽管在口头上高唱着马列主义，可他们的心底里却包藏着不可告人的偏见和私心，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和良知，运用一切鄙劣的手段去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与这样的“当权者”难道还能存在着什么幻想吗？即使你有报国之志或有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心，“国家”可不会“领”你的“情”，你们这不等于是“自作多情”吗？到头来还是“枉费心机”，你们还是“死了心”吧！她此时显然对于“国家的象征”——当权者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任，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对于那些对国家赤胆忠心者不但不加以赞扬和保护，反而还加以严厉的惩罚，这可是一种恩将仇报的行为，你们为什么还要对“国家”去表示忠心耿耿呢？她对此只有寒心，只有心惊胆战，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她现在只能是选择“退缩”了。虽然，这种“退缩之举”是她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她认为，她这样做并非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这完全是残酷无情的现实给她带来无奈的抉择，因为她此时实在是别无选择。她完全可以料到，庄春园他们样做的后果必然要遭到严厉惩罚，结局必定是极其悲惨的，难道他们会毫无意识到？他们总不至于如此菲薄、如此无知、如此鲁莽吧？她想他们是决不会是如此愚蠢的。也许，这是他们是出于坚定不移的信仰与坚强不屈的追求，人各有志，但愿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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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安人员在当地的办事员带领下突然闯进大门的时候，徐冬梅还以为这些人肯定是冒失地走错门了，她不无惊愕地问：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凌云在家吗？”带头的一个公安干警露装出一副严正的脸色质问徐冬梅。
“你们有什么事啊？”徐冬梅开始有点惊慌起来，这帮人指名道姓地要找凌云肯定他们不是走错了门，而确有其事，而且还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她竟然被这突然其来、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而惊慌失措了。
凌云听到有人在找她，就连忙从房里走了出来，并直接走到这帮公安人员面前。她毫无惊慌之色，坦然地回答她面前的这些人：我是凌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还是那个领头的公安干警迅速地向凌云亮出“逮捕证”，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裤袋里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凌云的双手铐上。凌云显然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不测”感到惊奇，但还是严正地质问她面前的公安人员：“我犯了什么罪？”
“你犯了什么罪自己还不清楚？逮捕证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反革命罪’吗？如果你不去当反革命的话，我们会来找你麻烦吗？”公安不屑地反问她。
冷静的凌云知道公安人员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来逮捕她，冠以反革命罪必定事出有因。此时，她忽然敏感地想到，这可能与庄春园他们的事有关，可能是他们的《觉醒》出事了，由此而波及到她，受到了牵连。她心中清楚，这两年多来，除了庄春园到这里来过以外，就根本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有关政治上的联系。她平心静气地在家养病，压根儿地没与任何人发生过往来，因此也不会招祸。而庄春园他们确实是在搞“地下刊物”，这是当局所绝对不允许的！这样看来，庄春园他们确实是出事了，否则的话，绝不会波及到她的身上。看来，她对他们行动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现在的当局绝对不允许你们这种“谋反”的行为。不过，她此时并不担心自己会受到惩罚，因为她从未对庄春园表示过要加入他们行动的意图，甚至在《觉醒》上发表她的《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这二首诗作都没有表示同意。就算是为了这二篇的诗作的牵连，也够不上判刑的罪名，因为这二首诗纯粹是文学作品，并没有针对共产党或政府，最多也只能是加上一个“含沙射影”罪名罢了，能够得上犯罪吗？她不相信当局还不至于以“含沙射影”的罪名对她定罪。她对此相当自信。于是，她就用极为平静的口气就对处于万分惊慌的母亲说，妈，你完全不必担心，女儿心中有数，我没有做过任何有违于政府法令的事，这肯定是一次误会，会搞清楚的，你放心好了，你要相信人民政府绝不会冤枉好人，他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我没做亏心事，哪怕鬼敲门？
徐冬梅绝对想不到公安人员竟会到她家来用手铐来拷她安分守己的女儿，她天天在家安心养病，从不出门与人搭讪，哪里会去做犯法的事？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她霎时怒火上窜，突然丧失了理智，根本听不进女儿的宽慰之词，就像一头雌虎似的扑向擒拿手铐的公安干警：“你们为什么要拷我的女儿？她犯什么法了？”
那个作为向导的办事员认识徐冬梅，连忙用力拉开徐冬梅：“徐老师，你这是在妨害公务啊，你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可不要去做犯法的事。”
凌云看到母亲还想与他们纠缠下去，就大声地对母亲说：“妈，女儿问心无愧，你放心好了，同他们纠缠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徐冬梅听到女儿劝说后才渐渐安静下来，觉得女儿的话没错。她慢慢清醒起来，觉得自己在惊恐之余确实有失理智。有罪逃不过，没罪不怕祸。只要自己的女儿确实没有做过犯法之事，那就不必担心蒙冤，即使遭受到误会也是暂时的，相信政府总会调查清楚的。于是她又强作宽慰地对女儿说：“云儿，娘相信自己的女儿绝对没有做过犯法之事，肯定是他们误会了。娘相信总会有一天调查清楚的。”
第七章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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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被捕后，经过几次审讯，最终被送到苏南市的监狱关押。此时，凌云已被关押了近半年时间，但她对几次三番的审讯还记忆犹新，还十分清晰地萦绕在心头。当时，从审讯员的“追索”的口吻中来推测，她心中有数，庄春园和古彦并没有出卖她，或者说，他们在严厉的胁迫或在屈打成招的情况之下并无顺应审讯员的意图来戕害她，从而使她避免推入了“泥潭”，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荣幸。正因为如此，审讯员对她在《觉醒》刊物的组织工作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还是“茫然无知”的。而实际上，她确实自始至终地没有参加过庄春园他们的“地下刊物”中的任何工作，甚至于连庄春园提出要在《觉醒》创刊号上发表她的两首诗她都没有表态过，更谈不上她参加他们的“地下组织”了。当然，庄春园也从来没有对她提起过希望她能加入他们的组织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她在整个审讯期间都是抱着“稳若泰山”的态度，不管审讯员的态度如何严厉，如何威逼，她自始至终都能保持不予理睬的态度。因为，她问心无愧。由于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审讯人员也就不能对她施以重刑，屈打成招，只得不了了之结束了审讯，留着一条“不明不白”的尾巴。尽管如此，她对自己未来的结局并不存在幻想，她心中相当清楚，如今的许多共产党干部，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干部，他们的习惯思维都是“宁左勿右”的，对于“反革命案件”的案件这样的敏感事件是极端“看重”的，只能层层加码，不能漫不经心。难道他们是由于过去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屠杀政策而产生的一种报复心理？这种“报复心理”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已经是“运用自如”了。在那时，他们即使一时找不到一丝“证据”，也决不会轻易地“放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去追索“蛛丝马迹”，即使在找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最终还是要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对被审者治罪，以证明他们最初判断的准确性。他们这些人是绝对不肯轻易地承认自己工作上有过失误，对无辜者的冤情从来是冷酷无情的。他们宁可将错就错，也不会去甄别事件的虚假与真伪。对于他们来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那些受冤者的命运轻如鸿毛，不值得去较真。由此看来，她自己目前所遭遇的情况也正是如此。看来啊，这个冤屈是无法洗刷清楚了，更何况她的两首诗确实是在《觉醒》是发表了，而庄春园也确实到她家来找她过，谁能保证你们不是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呢？因此，她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诚然，她明白她的冤屈是由于庄春园造成的，但她并不怨恨庄春园。她心里清楚，庄春园并没有要拉她的“入伍”的想法，只不过想她能支持他们的行动，并希望她同意她的两篇诗在他们的《觉醒》上发表，他之所以来找她是由于他出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需要而已。她从与庄春园的谈话中得知，他之所以敢冒这样重大的政治风险去反对“个人崇拜”，并不是出于他的政治上的偏见或出于他个人狭隘的歧义，而在于他的信仰，以及他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这种精神是极其宝贵的。她当初之所以没有对他表示支持态度是出于她自己的私心，是担心招祸，是想过平稳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她实在是太渺小了。她此刻遭到囹圄之灾，能去埋怨庄春园吗？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当然不是！他肯定没有栽赃她，而是共产党的干部冤枉她。庄春园现在的遭遇肯定要比她更惨，他肯定不会对自己的行动感到懊悔，他既然胆敢去冒着这样大的风险，他肯定是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看来啊，她自己的思想境界与庄春园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自从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以后，凌云才真正地体验到自由之珍贵。在“笼子”里过着的这种囚禁生活，在“外面”时是无论如何体验不到“里面”这种感受的，这种身不由己的感受只有当过囚徒的人才能切身体验得到。在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里，除了每天上午十几分钟的“放风”时间以外，你就别想到“笼子”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更不奢望能迈出监狱围墙的半步。她想，这种囚禁生活，其实与农家圈养的牲畜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牲畜还不如。作为农家的牲畜，至少每顿还是吃得饱饱的，在这里就没有这种“奢望”了。尽管凌云的食欲不振，胃的容积本来就小，但到了“笼子”里以后，特别是到江海市的“提桥监狱”以后，她开始有饥肠辘辘之感。她还清楚地记得，在她刚被关进看守所之时，当她看到狱友的“饿相”，在头脑里不禁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这些人怎么会有如此猥琐？其实，她当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并不奇怪，因为她刚进狱门，完全不了解狱友们在监狱中的生存现实。当她看到狱中供犯人盛饭的器具不是碗，而是在农村里叫做“磳头”这样的一只陶器，它比农家里的磳头要小，只有一半的样子，但它比农家的磳头要粗糙得多。而这副竹筷也特别“别致”，两头都是尖尖的，不像家里的竹筷一端方一端圆的，这里的竹筷好像是特为磨过似的，她无法理解这种竹筷的特殊形状，同样是用作吃饭，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不过，这个疑问在她在里面待了几天后就明白了，因为狱友们不舍得让一点粥糊粘在磳边，就无休止地用竹筷在磳边打转，好把粘在磳边的粥糊聚集起来再送进口里。久而久之，竹筷自然被磨得尖尖的了。这还不算，在竹筷还是无法将粥糊刮干净时，因为磳头圆柱形，他们无法用舌头够到磳头的里面去舔，就只好用乌黑的手指到磳边去擦刮，一点一滴地将粥糊刮到嘴巴里去，绝对不舍得让一丝一毫的粥糊残留在磳边浪费掉。她目睹这些形秽卑贱的神态，无法理解他们此时的心理状态。不过，在此后不长的日子里，她就相当明白地理解了，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地“猥琐”，如此地不讲卫生地用肮脏的手去擦刮磳头边的残留少得可怜的一点粥糊，是由于他们实在是饿得没辙了，才会表现出如此的“卑贱”和不讲卫生。古书上说得好，温饱知礼仪嘛，人到了饥肠辘辘之时，哪会去考虑到什么脸面呢？脸面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不值一文了。对于这些终日处于饥饿状态的狱友来说，餐前总是那样望眼欲穿，到用餐时的半磳薄粥如何能缓解得了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饥饿状态？所以，对于他们这样饥饿得望眼欲穿的人来说，看到磳边的一点残留的粥糊当然是会吝啬万分的！凌云之所以当初不懂得他们的心理，是由于“饱汉不知饿人饥啊”。
其实，凌云无法知晓，在“笼子”外面的全国广大农村里，农民们的“吃食问题”比他们“笼子”里的囚徒还不如，他们每餐至少还有半磳薄粥加上一点豆腐渣或黄菜叶可下肚，而农民们对于这种“享受”已经是属于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此时，在全国广大农村里，特别是中原诸省许多地方的农民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甚至还发生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饿殍遍地决不是夸大其词的危言耸听，而是当时确确实实发生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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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春园在两年的牢狱生活中受尽了折磨，但他对于自己的信念却毫不动摇，对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不屈不挠地坚守着自己的执着。他想，当局能囚禁我的身体，但无法禁锢我头脑里的思想。他的思想仍然是极其活跃的，他在头脑里总是在思考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镇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并不奇怪，统治者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家天下”，他就必然要搞愚民政策。但他无法理解，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仍然会去步封建社会的后尘去搞那些文字狱之类的勾当？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搞愚民政策？不是说人民当家作主了吗？堂而皇之的、庄严的宪法为什么会变成一纸空文？成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摆设？从“反胡风”到“反右派”；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大办钢铁”，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式的政治运动，为什么就没有人站出来阻止它的发生？我们中国到底是怎么啦？这种堂•吉诃德式“挑战风车”的狂热而发疯式的政治运动到底到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它将把中国带到何处？他真的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担忧，当然也会自己的命运担忧。他渴望自己能有机会“钻”出“笼子”去，然后飞向蓝天白云，在蔚蓝的天空里翱翔。当然，他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当局会对他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大发慈悲，会轻易地赦免他的“罪行”，还以他自由之身。他若要想摆脱囚禁，唯一的路径是“越狱”。他不是没有考虑过越狱后的严重后果。越狱后一旦被抓获，就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可能被枪毙，但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心里清楚，凡属惊异之举，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与其望眼欲穿、没完没了地“坐穿牢底”，还不如干脆了之地被枪毙算了！人反正迟早总难免一死，只不过是活得时间长短而已。古代好汉们说得好，杀头好比帽落地，眼睛一闭就过去！想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与“坐穿牢底”的磨难相比，实是酣畅淋漓！他想，事在人为，只要能耐心地等待，机会总会是有的。
真是天施良机，一次偶然性的急性疾病，使他突然昏厥，面色煞白，呼吸急促，吓得狱方只好把他送进医院治疗。急性病来得快，去得也快，身体的机理恢复很快，头脑清醒，但他还是双目紧闭，口齿不清。夜深人静之际，他就开始策划如何逃脱监管的“巧妙计谋”……
那是一个深夜，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神出鬼没般地逃出了医院。然后，他既谨慎又用尽体力狂奔了十多里路程，在没有发现追踪者后，他才在一处竹林里坐下来休息片刻，慎宓地分析究竟到哪里去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才能避免再次被抓捕的危险，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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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春园的“外逃”给公安当局造成很大的窘境，他们必须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把他抓捕归案，否则难以向上级交代。他们首先在庄春园的亲戚、朋友、同学处布下天罗地网，守株待兔式地等候着他的来临，但他们最终一无所获。在无望之下只得另辟蹊径。“钓鱼”是一个妙计，这对于当时的政工干部来说是一种擅长而常用的诱捕妙计，也是他们屡试不爽的、驾轻就熟的手段。这样，他们就很自然的想到了凌云。凌云是庄春园相当信任的人，在他走投无路之际，他肯定会想到凌云的。如果凌云在家的话，那难道不是他所急需要“投救”的人吗？对于像庄春园这样仓促出逃、路末途穷之人来说可是大救星啊。这个“放长线钓大鱼”的锦囊妙计完全是值得一用的。其实，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无论是从庄春园的口供，或者是凌云的供词，凌云是无论如何够不上庄春园“反革命集团”成员这个条件的，对她定罪实在是过于牵强，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来说，这也算不上什么“冤”，他们当然也是心安理得的，因为庄春园确实是去找过凌云，他们还一起在太湖边上谈心，难道这不算是“组织联系”吗？他们虽然也知道他去找她的目的是想把她的两首诗在《觉醒》创刊号上发表，增加《觉醒》的“份量”。但凌云最初不同意发表她的诗，她不想介入他们的鲁莽之举，免得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最后，在庄春园的劝说下凌云还是同意了，从就充分说明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尽管如此，凌云实际上还算不上是他们的“反革命成员”，关于这一点，他们在心里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是嘴上不说出来罢了。现在，借此机会将她“保外就医”假释出去，不失也是对凌云的一种“补偿”嘛。如果他们的“如意算盘”实现，庄春园以后真的会去找凌云的话，那不就证明凌云确实是与庄春园是同一伙人了吗？这难道不就充分地证明了凌云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吗？此举不仅是一箭双雕，还是一举两得呢！退一步说，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凌云被关了两年，确实是到该放她的时候了，再说啦，把凌云释放出去以后，绝对不会带来什么负面的后果，在社会上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百利而无一弊。
但是，使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是，凌云竟然拒绝“假释”。当赵监狱长对她说现在可以申请假释时，凌云竟然不假思索地表示拒绝。她庄严地对赵监狱长说：“我要的是无罪释放，并不要假释。我患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了，你们为什么到今天才想到要让我假释？你们还是让我死在牢狱里好了，就不必发慈悲了吧。我凌云坐牢一定要坐出一个‘名目’来。你们强加在我头上的‘反革命罪’到底有什么根据？你们不妨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看看！我是什么时候参加庄春园他们反革命组织的？我在他们的反革命组织里干过什么样工作？你们不是说铁证如山吗？为什么一直不让我见面？现在突然要对我假释了，你们是大发慈悲还是有另有意图？我今天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们，对于一个无罪的人，只能是无罪释放而不是因病假释！我要堂堂正正地跨出监狱的大门，而绝不接受你们虚伪的恩赐！”
凌云这样的回答确实出于赵狱长的预料，他真想训斥她一顿，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此时不是他发愤的时刻。不过，他最后还是不屑地对她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此后，他们当然不会轻易地放弃原来的诱捕计划。他们只得转弯抹角地另辟蹊径，采用“曲线出击”的策略。东边晴朗西边雨，他们就不相信找不出办法来。他们知道，凌云龙的母亲十分疼爱她的女儿，只要她听到她的女儿能“假释”，她肯定会无条件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来力劝凌云赶快听从监狱的安排，立即办理有关“假释”手续。
果然，当公安人员去凌云家对她的母亲徐冬梅说明此事后，徐冬梅就立即十分感激公安局对她女儿的宽大关怀，并迫不及待地表示她马上去做好女儿的思想工作，哪有这样不懂事的孩子啊。
公安人员看到徐冬梅如此恳切的态度，就用一种“关切”的口吻对徐冬梅说：“凌云年纪轻轻的，她来日方长啊，只要能吸取教训，认真改正，前途还是很广阔的，对吗？”
徐冬梅听后马上接过他们的话：“正是，正是，哪个人不犯错误啊，只要能改正就行。”
他们就这样达成了一致。
狱方为徐冬梅做好凌云的思想工作提供方便，特地安排了一间较为清静的房间供她们母女俩谈心。凌云起初不同意母亲的劝说，说公安局的人都是不安好心的，他们不可能会发慈悲心的，要嘛他们另有意图。我已经向他们提出过，我不要他们的所谓假释，要嘛无罪释放。我从无参加过庄春园他们的活动，更谈不上加入过他们的组织，我的“反革命罪”从何而来？难道就单单地凭着庄春园曾经来看过我一次，就可以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了吗？他们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现在不明不白地给我“假释”，放我回家，我这两年监牢不是白坐了吗？
徐冬梅自然能理解女儿的心情，也觉得女儿的话绝对没错，她对于自己女儿的冤屈难道还不清楚吗？但她的心里更明白，现在当局对“反革命案件”都是宁左勿右的，即使他们当时搞错了，后来也不会轻易地去认错。因为现在的“政策潮流”是：犯左倾向的错误是属于思想问题，而犯右倾向的错误则是立场问题。众所周知，属于思想问题的错误只要轻描淡写地检讨几句就行，如果是立场问题那就麻烦了，那可是要“上纲上线”的，是属于严重性质的政治问题了，谁还会去这样傻吗？因而，他们在处理政治问题时、特别是“反革命”之类案件时，他们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即使他们后来发觉自己当时确实有点过分或者确实是错了，他们也绝对不会去认错的。什么叫专政？专政就是一种铁腕手段，不准分辩，不准反抗，要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种惩罚措施！这可是最简单、最起码的常识。这几年来社会上的见闻和现实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徐冬梅知道，女儿是一个相当单纯而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她哪能领悟到这其中深刻的道理？公安部门现在能给你“假释”，这也算是“宽恕”了，我们哪有资格与他们去“讨价还价”呢？这对于一个已经囚禁多年的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一个机遇，哪能轻易地放弃啊。常人说得好，“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你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也许，他们现在可能已经认识到以前确实是“搞偏差”了，但他们又不能认错，那就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补偿”，这也算是另一种“方式”上的“纠偏”。不管怎样，作为“当事者”来说，你也只能是“心领神会”而已，绝对不能“道破”的，他们能公开地向你认错吗？要他们认错，这可是痴心妄想或者是异想天开啊！人家现在把你放了，实际上也是一种“默认”，你也总得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啊，是你的面子要紧还是他们的面子要紧？徐冬梅把自己的这些想法极其认真地、原原本本地也细声细气地对凌云述说，希望她能理解母亲的一片苦心，希望她能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面对当前的处境。她最后还强调指出，忍辱负重也是一种境界哪。
凌云认真地听取了母亲这一番肺腑之言的述说后，内心里激起了阵阵波澜。她能理解母亲此时此刻的苦衷以及劝她要“忍辱负重”的良苦用心。她对母亲的思想观念会不了解吗？她是一个知识女性，又是一个“过来人”了，对社会的现实自然了解得非常透彻，非常清楚。母亲对她说出的此番肺腑之言令她感动，但她对母亲的“折衷”和“妥协”的想法却不敢认同，如果像她那样采取妥协态度的话，那世上岂不是不存在是非曲直了吗？这种“委曲求全”的态度实在叫她难以接受。不过，她绝对不想再同母亲去争论谁是谁非，她绝对不能让母亲为她再一次地伤心，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她看到此时的母亲已经泪水满眶，愁容满面，她是不忍看到自己的女儿永远这样地折磨下去啊！她之所以会拥有这样的想法，这全是为我考虑哪，我岂能在她受伤害处再去撒上一把盐吗？此时，她忽然想起因当年高中毕业时的选择与母亲产生的严重分歧，以及母女俩由此而产生了严重的隔阂，直到上北苑大学读书后才渐渐地得到缓解，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对不起母亲了。母亲希望她去考大学难道不全是全为了她的前途着想吗？我为什么竟敢还要“憎恨”她？这岂不是大逆不道的卑劣行为吗？更使她痛心的还是，她当初满怀豪情一片丹心地为了报效党和国家，但得到的最后的回报是什么？是把她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还把她抛入资料室里监督劳动，如果没有后来母亲闻讯来“解救”我的话，我恐怕一直要在那里带病改造下去。她回家后从此对什么都死心塌地了，只求个能清清静静地过日子，谁知，共产党的干部还是没有放过她，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她打成“反革命分子”，毫不留情地把她投入了监牢！这是一种什么“报应”啊？这不是“活该”吗？你能说母亲的思想观念陈旧吗？她这些“哲理”可都是从社会的现实中磕磕碰碰地总结出来的！
徐冬梅看到凌云还没有表态同意，她就知道凌云的思想还一时没转过弯来，就语重心长地对凌云说，云儿啊，娘知道你是一个倔强的人，但我们活在世上不容易，总得要因审时度势，古人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聪明人绝不会去做鸡蛋碰石头的蠢事哪。你总应该明白，同共产党的干部们去作对是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的，难道你击破还不清楚吗？世上的事绝不是你一厢情愿那样简单，光明磊落的人不一定会得到褒扬，而那些虚伪、巿侩的人却往往得到重用提拔，你此前在北苑大学里的亲身经历的往事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自己的心里应该清楚，你难道真的有过反对共产党的动机吗？尽管你多次表白，他们能相信你吗？有谁能证明你确实没有反对过？有谁能相信你确实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所以哪，尽管你真实诚恳，尽管你胸怀坦荡，可人家还是不会相信你的，你还是现实一点为好。既然你已经蒙了一次冤，现在不妨再蒙上一次又算什么？我们自己在心里对得起共产党就好了，让他们去作弄好了，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在以上就行。你现在正患着病，急需要医治休养，如果长期在这里待下去，后果难以设想哪，云儿，你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我能不心疼吗？还是听妈一句话吧，赶快去办理假释手续，跟妈回家吧。
凌云一面静静地听母亲劝说，一面思考着近一段时期来心里的痛楚。她曾经不止一次拷问自己，我在什么时候反对过共产党反对过社会主义了？他们为什么会说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更使她不可理解、而且愈来愈想不明白的是，解放初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怎么可以一下子“不宣而废”了，那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新民主主义”也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主义”，而“人民民主专政”也同样突然“转身”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样有关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怎么能凭着一个人的信口开河而不通过任何“法制手续”就说变就变的呢？看来啊，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要“蒙难”了！国家都这样了，个人的遭难会不轻如鸿毛吗？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草菅人命”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了。你看，我从无参加过庄春园他们的活动，也从无表态过要参加庄春园他们的组织，他们凭什么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凭什么将我定罪坐牢？！这些令人费解的原因只有联系到这个“政治路线”才能解释清楚！那么，发生这一切极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根本原因究竟又是在哪里？经过了这一段时期思考以后，她在头脑里渐渐地才明确起来，问题是出在“个人崇拜”。由于最高领导者有“信口开河”的“权力”，即使下属都认为他确实是错了也是无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否则就要遭到彭德怀那样的下场，只能是看之任之，任其恣意独断独行，如此一来，世上一切荒谬的现象会不出现吗？她想，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必须以天下为已任，要敢于去揭露矛盾，唤起民众，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认清这种错误的严重影响，为日后与这种极端错误的政治路线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才能使广大老百姓摆脱苦难。她此时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了。她想，与其在牢笼里作消极的反抗，还不如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中火热的斗争中去，坚决与“个人崇拜”作誓死的斗争！看来啊，还是庄春园他们做得对，他们能这样勇敢地投身到揭露“个人崇拜”的险恶的斗争中去，真是可敬而可歌可泣啊，这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她自己当初为什么竟这样糊涂呢？在庄春园一提示下，她还是那样犹豫不决，还幻想过清静的日子，你过得成吗？现在想起来，真是感到羞愧。自己的这种胆小怕事的懦弱能最终使你摆脱不幸吗？到头来还不是把你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且还抓来坐牢！这不是对懦弱行为的最大的讽刺吗？我根本就没有从事过反对他们的活动，结果还是被他们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无缘无故地白白坐了几年牢，到头来还不肯承认错误，还要用什么“假释”的名义“放”我，说不定里面还藏有什么“玄机”，我能任他们宰割吗？在这样令人气愤的欺侮面前，我难道还要去犹豫什么？应当下决心豁出去！去同他们破釜沉舟！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总比蹭在牢房里“等死”强！至少，要让他们看到凌云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人！于是，她就同意了母亲的意见，决定去办理“保外就医”的“假释”手续，一定要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夙愿！
母亲听了凌云同意她的意见，自然欣喜万分，这个倔强的女儿终于相通了，万幸啊。于是她们母女俩就立刻去办理了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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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跟随着母亲回到苏南的老家时，想不到父亲从上海赶到苏南来老家里静候着她们的到来。凌云看到父亲凌书达时真是一言难尽，猛然扑到父亲的胸脯里，父亲轻轻地在她耳边叨唠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几年不见，凌书达鬓发雪白，额角及面颊上的皱纹纵横交错，身躯佝偻，满目沧桑，已经显得十分苍老。不过，他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看上去神情矍铄，目光炯炯，这使凌云有了几许欣喜与安慰。凌云看到父亲这副样子后，真是感慨万千啊，心里不禁激起了阵阵波澜。她虽然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她却相当了解父亲。父亲可谓是饱经风霜，早在三四十年前的“大革命年代”时期，他就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当时也可算是一个风云人物。他跟随北伐部队南征北战，在平定了军阀以后，他还当上了县长。谁知好景不长，不久就遇上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屠杀，被监禁。凌书达虽然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差，但由于信仰不同，他没有加入共产党，这使他避过了这次血光之灾，但与他关系亲密的小舅（即妻弟、凌云的娘舅）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就惨遭国民党杀害。凌书达顿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愤然地辞去了这个县长职务，以示抗议。随后，凌书达就与他的一个朋友到江海市去搞实业办工厂去了。时过境迁，谁也想不到像凌书达这样曾经与共产党关系不错、而且倾向革命的人竟会在肃反运动后期被当作“漏网之鱼”，并补上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随后的“公私合营”运动中，他又被赶出了自己创办起来的工厂，只得无奈地蹲在“街道作坊”里靠“糊纸盒”糊口，他的晚年境况是够凄惨的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她竟对她父亲的“历史反革命”问题曾经有过“偏激”的看法，竟要与他父亲“划清界限”，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啊，完全可以想象，她当时这种狂妄举动对父亲是多大的伤害啊！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像她这样曾经为狂热地参加革命工作而放弃高考的人后来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吗？他们父女俩竟会“殊途同归”，这真是感慨万千啊！此时此刻，她父亲不但没有对她记恨在心，还从江海市赶到苏南来迎候她回家，这是何等宽厚之心和父亲对女儿的深厚之情啊！对照自己当初的妄动与菲薄，内心里不禁涌现出羞愧之情……
徐冬梅看到父女俩能超然地消除隔阂尽释前嫌，自然也十分高兴，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真是国难兴邦，家难凝聚啊。不管遭遇如何不幸，只要全家人都能团聚在一起共同面对，就可能减轻灾难的损害。徐冬梅从回家的路上就开始考虑到凌云究竟在哪里养病最合适的问题。她想，苏南老家虽然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当然是她养病的好地方，但她考虑到这里不适合凌云在此长期居住，其原因有二。其一，这里曾是“案件的出事地点”，难免会使她触景生情地触发伤感之痛，这对她养病肯定是不利的；另外，那个“案件”的发生是缘起于庄春园到到来找凌云引起的，如果那个“主谋”不到这里来找凌云的话，那就肯定不会发生这次祸端的。看来啊，这里是一个“不详”之地，如果再有人来找她的话，那岂不是又要发生不幸的事了吗？这是千万不可大意的。再说，这里市郊的村子不大，出了一点事桔子里就会家喻户晓的。自从凌云出事以后，周边邻里们都在切切私语了，各种各样的怪异表情都有，看到这些真的使人很难受。现在，凌云回家后难免要与周围的邻里接触，如果看到这些怪异的表情，她肯定是很难受的，这可是对她的极大的刺激和伤害哪！我必须要考虑这种因素。如此看来，我们还是到江海市去居住为宜。江海市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虽然也脱离不了目前这种“阶级斗争”的气氛，但大城市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同农村地区的人们是有差异的，特别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们的“气势”与“态度”，肯定要比农村的村民们要“文明”一些。更何况，我们刚去江海市居住，附近的居民哪里会知道凌云身上发生过“案件”的底细？尽管后来迟早会得知这个“情况”，那也起码要等过一段较长的时期才会知情。大城市里的居住环境虽然喧嚷了一些，但凌书达的居所是处在比较清静的里弄里，周围环境虽然比不上苏南的老家，但还算是比较清静的，对于凌云养病条件应该还是算比较好的。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凌书达，想听听凌书达的意见。凌书达听了她的意见后，也觉得还是到江海市去居住合适。
徐冬梅觉得，居住地点的问题最后还得要征求凌云的意见，如果她认为是去江海市居住好的话才能最后决定下来。凌云听了母亲的话后，寻思了一番。她此时的考虑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养病环境好坏问题，而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抱负”问题了。经过了这两年多的“炼狱”，特别是近一段时期来对现实问题的思索，在她的思想上几乎是“浴火重生”了，她已不再幻想“当局”会主动改变极端错误的政策，他们只会变本加厉地施行愈来愈极端的极左高压政策，无所不用其极地玩弄“愚民政策”，严格地运用“铁幕”与世界文明隔离，使全国老百姓都变成驯服的“臣民”，以达到他们用铁腕的手段来压服不同政见的人。她想，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即使病养好了，还不是给他们充当“祭品”的料？这样的生命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现在摆在她面前的任务是就要揭示这些人施行的错误政策的实质，使老百姓逐渐醒悟起来，认识目前执行的这种政策是极端错误性质的，他们才会与这种错误倾向划清界线，并自觉地起来与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这才是她今后的奋斗目标，也就是她此时此刻的宏大抱负！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当然是居住到江海市有利，那里是目前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才荟萃之地，到那里去生活，她才有机会去结识到头脑清醒、思想敏锐的知交，才能如鱼得水，畅游在大湖大海之中。她告诉母亲，她乐意到江海市去居住。
于是，到江海市去居住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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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在江海市的居所很满意，这里的生活环境也不差，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离居所不远处还有一座公园，园内树木葱茏，花草茵茵，鸟语花香，池水涟漪，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她经常到公园里去散步休闲。不远处还有一家书店，各类书籍都有，特别是文艺作品较多，中外名家的经典作品也列列在目。凌云十分青睐，时不时地买几本喜欢的书回家。她有时也去浦江边的公园去浏览风光。这里是江海市的闹市区，高楼大厦林立，形形色色的汽车车水马龙在马路上川流不息；江面上的大小轮船星罗棋布，来回穿梭，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
江海与北京相比的确有很大的区别，它们的自然景观也明显不同。如果说，北京是六朝古都，名胜古迹遍地，宫殿建筑雄伟，御园气势恢弘。再加上民国初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成为国家的首都，那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了。江海市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尖端”之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它原本是一个海边的小渔村，是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在清朝末年起，西方国家开始入侵、渗透中国，它的优越位置引起了“外夷”的注目。他们看中最这个地方，赶紧建立商埠，筹办工厂，很快地就成为东南沿海首屈一指的工商业中心，并逐渐形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西方列强的角逐与争斗使江海市“日新月异”，像变魔术似的成为一个东方大港，形成了畸形的繁荣，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形形色色的西方式思想文化在这里滋长漫延，那些古老的传统的思想习俗、观念又不甘退却消失，而新形成的五花八门的思想潮流此起彼伏、推波助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十分畸形思想文化的氛围，成了一个奇特的“怪胎”。不过，解放后通过历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那些“怪胎”才得到彻底的改造。但是，思想观念这东西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彻底改变得了的，它会或多或少地残留在人们的头脑里。这恐怕也是江海市与其他地方差异的原因吧。在六十年代，尽管当时神州大地的思想状况都处于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姿态，但在江海市的里弄角落还保留着一些时隐时现的“活跃因子”，产生这些“活跃因子”的土壤就是由于江海市具有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即既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异化思想”和至今尚有与外国及香港地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边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的传输到江海市的各条里弄里来，这种暗地里的交流，使江海市某些人的头脑就有了“活跃”的“苗头”，这些“苗头”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凌云之所以看好江海市，愿意离开风景如画的太湖边的苏南老家欢喜到江海市来生活，其深层次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凌云经常到附近这家书店去浏览各种图书，有时也在店里翻翻新到书籍。此时，有一个青年人进入了她的视野，并引起她的注意。此人肤色白皙细腻，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不像此时的大多数人所普遍存在的那样面露菜色，皮肤没有光泽，而且精神萎靡不振。他举止文雅，文质彬彬，呈现出一派儒雅的风范。看上去他的年龄也与她不相上下。经过一段时期接触后，通过彼此之间的目光交流，双方似乎都有一种相互探究的企求，但彼此又都不愿主动地迈出第一步，因为毕竟都不知对方的身份如何。
有一天，他们又在公园里邂逅相遇了。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微风在湖面上拂起了轻轻的涟漪，岸边的柳枝随风摇曳，婀娜多姿，小鸟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呈现出一片春色满园的气象。凌云伫立在湖边沉思，这美好的景色与现实社会的阴沉与困惑真的太不协调了。这时，她看到这个有点神秘而面熟的年青人朝她缓缓走来，心里不禁泛起一阵波澜，他会主动地向她来了解彼此的情况吗？她凝视着他的面部表情，只见他笑嘻嘻地走到她的身边就果真地停了下来，然后相当礼貌地对凌云点了下头说：“女士，你好！哎，还是应该称你miss为妥，看到你的气质就知道，你是一个知识女性，对吧？你贵姓？”
凌云对于这个青年人突如其来的接近与问好毫无思想准备，顿时有点腼腆，面孔也出现了微红，尽管她在内心里早就希望与他交流，只是不好意思主动地向他展示，现在他能主动地来向她表示，那是最好不过了，从此开始了互相了解和交流，也不失是一种契机，但她对于这种“企望”来得如此突然倒还是没有过思想准备的，所以感到有点惊异，特别他称呼她为“女士”，而后又改称她为“miss”，这颇使她感到新奇，因为目前对于这种“女士”的称呼几乎已经“绝迹”了。此时人们的习惯称呼除了亲朋好友以外一般都叫“同志”，“女士”的称呼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早就被抛进了“历史博物馆”了，只有在书本上或者在电影中才能看到或听到。所以，人们对那个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或在异国他乡的这种“时髦称呼”已经是相当陌生。诚然，虽然江海市人见多识广，而且也经常有外国人光临这里，但他们还是很少听到这样时髦的称呼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肯定不是江海人，至少不是中国籍的江海人，否则的话，他是断然不会使用这样称呼的。他能说出“miss”这个英语小姐的词语，就说明他是一个懂外语的人，文化层次肯定不低。她看到他还是笑眯眯地望着她，还显得十分亲和，她也就以礼相待，也就笑眯眯地回答他说：“免贵姓凌，小名凌云。”
“那我以后就叫你密司林了。”他兴奋地说。
听他的口音是纯正的江海方言，他到底是不是江海人呢？凌云想，就算他不是江海人，那恐怕也是一个与江海市有着深厚渊源之人，是江海市出去的留学生？还是祖籍在江海市的华侨？心里还是疑窦丛生。
此时的王峥心中也是充满着疑团，这个气质不凡、充满着奇异而有点神秘色彩的女子究竟是一个什么身份的女人？在她的身上，根本找不到一点有如某些江海市女子所特有的那种刁滑、市侩那种习气，她所流露出气质是高雅、端庄与秀气，是那种只有大家闺秀所具有的特质与风范。自从与她相遇起，他就觉得这个女子确有不平凡之处，从心底里想了解这个女子，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之所以今天主动地对她打招呼，就是出于这种动机。
当凌云看到他脸上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情时，她就知道他对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着一丝疑问，但现在又不好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彼此之间完全是陌生的，坦率地去告诉他自己的情况不是太轻率了吗？于是只好用笑容面对他。
王峥看到凌云笑而不语，并没有很快地回答他的提问。他知道她是一个稳重的女子，稳重的女子在没有了解对方情况之前是不会轻率暴露自己身份的。于是他就主动率先告诉凌云：“我叫王峥，三划王，峥嵘的峥。你好像对我有点奇怪可疑是吧，那我可以坦率地把我的情况告诉你。我在这里出生，也算是江海人。不过，我在小时候就随父母移居香港，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现在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就职。因为这里还有好几家亲戚，故常常到江海市来探亲走访。我在书店里多次看到过你，而且看到你经常翻阅一些文艺书籍，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注意，你一定很爱好文学吧？因为我也爱好文学，所以我们就心灵相通了。我很想与你沟通交流啊，我是否太冒昧了？你恐怕会感到有点儿唐突吧？”
凌云觉得此人相当直爽，就赶紧回答道：“没有，没有。正是你所说的，爱好文学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其实，我也想与你沟通哪，只是不好意思主动对你开口而已。”
由于彼此都爱好文学，他们的话题自然就从文学谈起，从古典名著《红楼梦》到近代文学《阿Q正传》；从西方的名家莎士比亚、大仲马到苏联的普希金、车尔尼什夫斯基，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只不过，凌云对西方文学的感知不如王峥，而王峥对苏联文学的了解不如凌云，双方各有所长，各有千秋。两个多钟头就在不经意地过去了，他们两人还有点意犹未尽，无奈已近中午，家里面都等着他们吃饭呢，他们只能说再见了，于是就有点留恋不舍地握手道别。
通过几次的交往，凌云对王峥的情况就有了初步的了解，两人很快地成为朋友，彼此间的神秘感也就自然消失了。
凌云与王峥发生交往最初纯粹是出于偶然，至多也只是出于想“探知”对方的“神秘感”而已，绝不是想“谈情说爱”。后来，她知道王峥是香港人，是一个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出来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从他的言谈之中，她知道他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她的普世价值观是相同的，心灵是相通的，由此看来，他照例应有恻隐之心，他能否帮助我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夙愿”呢？她此时已胸有成竹，作为一个迫切追求民主与自由之人，她是一定要为之奋斗终身的，不管前景如何艰险，也不管结局如何悲惨，即使要遭到粉身碎骨也要以卵击石，来他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不足为惜也！她毫不犹豫地、义无反顾地执意要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她想她如果有朝一日能遇到一个同情她这样命运的人，或者与她有同样政治思想抱负的人，那是很荣幸的。如果能让外面世界能了解到北苑大学在反右派斗争中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压抑及受到迫害的实况的话，那是她迫切所希望的。虽然，她知道这样做有极大的风险，这是一种“捅马蜂窝式”的行动，必然要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但她决不为所惧！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也就“不虚此生”了。当然，在这行动付诸实施之前，还必须要深入地了解一下王峥的思想动态和实情，他究竟动情不动情国内知识分子的命运，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勇气，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是绝不允许疏忽大意的，一旦失误，就必然将招致无法想象的后果！更何况，她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说不定在她身后已有像苍鹰一样警觉敏锐的眼睛在盯着她，她必须谨慎行事。她只有在充分了解王峥的思想实况以后，才能去做出这样的决定，任何轻率与冒险之举是万万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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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凌云与王峥又在公园里相遇了。他们也像往常那样畅谈了一阵以后，王峥突然问凌云：“你到底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你可还没有告诉过我关于你的情况啊，是不是由于我们还不熟悉呢还是不方便告诉？当然啰，如果是不方便的话，那也就算了，你看，我这人是否有点儿轻率？不过，我想了解你的情况纯粹是出于对你的好奇而已，不会计较吧。”
凌云笑吟吟地回答他说：“哪会呢，我说出自己的情况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在如今的社会里，你即使想把自己的情况隐瞒起来的话，其实也做不到，人家迟早也会把你的情况透露出去的，你说是吧？你真的想知道我的情况？”
“那当然。我已经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了，根据对等原则，你当然也应当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呀，你说是吗？当然啰，我已经说过，如果你想保留个人隐私的话，那我当然应该尊重你。”王峥直率地说。
“我不是也已经说过，当今社会已无隐私可言，没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不过，我如果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你恐怕立马就会退避三舍了，对我敬而远之，不敢与我结交了。你相信不？”
“有这么厉害吗？你总不会是像《西游记》里的妖精吧？”
“我这人恐怕比《西游记》里的妖精还丑恶，而且，身上还带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毒菌，富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啊，有些人见我都会躲避不及，唯恐毒菌要传染到他们的身上。你难道不害怕吗？”
“哪有这么可怕的，你别吓唬我好吗。哎，没关系，我这人别的本事没有，但眼睛倒是雪亮的，可与孙悟空的金火眼睛相媲美，你是不是妖精我早就看清了。如果你是妖精的话，我哪敢来与你结交啊？再说啦，我们海外华侨身体都具有很强的免役力，对于大陆上的病菌是绝对不会被感染上的。哪我还怕什么啊？你也真是太小看我了。”王峥也同凌云开起玩笑来。显然，他说的话是话中有音，他根据自己对凌云的观察，对于她的气质和举止，以及对她不易察觉到的一丝忧伤的眼神，他心中已有几分明白，她的身世恐怕与他堂兄的情况有些相似，说不定她也是一个被学校当局贬损的‘右派分子’。他堂兄本是江海市著名大学的一个高才生，在反右派运动时被打成右派，后来被送往东北的北大荒劳动改造。他十分同情他堂兄的遭遇，自然也同情像他堂兄那样同样遭遇的人。这也就是他对凌云关注以及想了解她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看了看凌云，唯恐自己的“表白”还不很清晰，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你们大陆发生的情况，我也是很了解的，自从搞反右派运动以来，国内的知识分子命运是很悲惨的。”
凌云听了王峥说的话后，就明白了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正直之人，看来啊，他确有一夥同情遭受政治运动迫害的心。她经过短暂的瞬息思考后，就觉得没有必要对王峥隐瞒自己的情况。其实，她此前早已胸有成竹，对于王峥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华侨来说，他们肯定具有追求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思想，他们坚决反对专制独裁、压制民主自由那种的社会弊端，他们必然同情国内的“右派分子”的，我告诉他关于自己的情况以后，他不但不会厌恶，甚至会十分同情像我们这类人群的。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不同情我们这类人的遭遇，这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大不了也是我们彼此的交往“到此为止”而已，构不成对我的伤害，也不会给我来什么损害，他能把我怎么样？最多是把我看“扁”罢了。他现在既然这样恳切地想了解我的情况，那我就应当把我自己的真实情况坦率地告诉他，否则的话，我就是一个不忠实的人，宁可让他得知我的情况后，让他去决定“到此为止”吧。由此看来，我完全应当而且有必要对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不用掩饰，也不用避重就轻，真真实实地告诉他。至于他同情不同情我们这类人的遭遇那是他的事情，我不能也无权去强求他。如果他一旦得知我的情况后就不愿意交往并远离了我，那是他的选择与权利，现在国内的大多数人不也是在害怕与我们这样的人接近吗？现在哪个人不是想图个安宁？谁会不怕“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这样的污点？谁会想去无事生非呢？关于这一点，她早已深深地理解了，她难道会对一个来自海外的侨胞去提出分外的苛刻要求？所有的这些都应该由他来做出决定，别人无权过问。作为我来说，只能是以诚相待。相遇和相知是一种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能任其自然的发展，随遇而安，不得有任何的勉强。他知道了我的情况以后，如果同情并关切我遭遇的话，那以后我们就有可能继续交往下去，说不定他也会帮助我做一些有益的事。
于是，凌云就对他说：“你真的不怕？那好，我就详细地告诉你吧。”
于是，凌云就十分坦率、也十分详尽地将自己在北苑大学所遭遇到的情况全盘地告诉了王峥，而且，她还把“反革命嫌疑案”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也毫不保留地告诉了王峥，让他自己对这些事件去作理性的判断。
王峥听了凌云的轻轻的诉说后，神情凝重，心潮起伏，陷入了无比的痛惜之中，虽然他对凌云的身世有所预感及猜想，但他还是想不到她的命运竟有如此多舛，她甚至比他的堂兄命运还要悲惨。他既为凌云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又为她的命运感到可惜。如果没有这场可怕的政治运动，像凌云这样的才女，本可以在祖国的新闻事业或文坛上纵横驰骋，有所作为，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真是前程似锦啊！想不到由于这场可怕而可悲的政治运动将她这样花样年华巾帼才女摧残了！一朵正在伸展着的绚丽花蕾就这样地被严厉的暴风雪的撕裂下凋零了！他不无痛心地对凌云说，我此前凭着直觉对你虽然有所预感，但还是想象不到你竟会遭到如此难以想象的、令人可怕的厄运！嗨，在内地生活的知识分子，你们的处境，你们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太可怕了！我的堂兄也像你一样，在“反右”时，也不过是说了几句民主与自由话题方面的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这几句话还是在领导再三动员下才说出来的。也就是为了说么这几句话，他就被押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多可怕多悲惨哪，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断送了！内地发生的这些事真是不可思议啊！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的轻薄、这样不值钱呢？他深深地知道，像凌云这样饱受政治上压抑的人，他们的心灵总是处在极端痛苦之中，虽然他们需要倾诉，需要释放，但他们只能把要诉说的话深深地压制在心底里，不能让它有丝毫的泄露，否则的话，那就要大祸降临了！当然啰，人总是有千差万别的，在任何严酷的社会制度里总也有反抗的人。就是在那些被压制得终日抬不起头来的人中，恐怕也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敢者，只要有机会，他们也敢于对抗。他在此前也听到过有个“叛逆者”冒着极大的风险渡过“零丁洋”逃到香港，把他在“反右派运动”中的遭遇在某报上曝光，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由此可见，在他们这些人中，虽然绝大多数是属于默默无闻地接受“改造”的“逆来顺受者”，但也不排除在他们之中也有敢于反抗的“叛逆者”，只要有反抗的机会，他们也是敢于站起来反抗压迫的，他们就难道没有要将自己所遭遇情况透露到“外地”去的愿望？只是没有机会罢了。当然，凌云是不是属于这种“勇敢者”他心中无数。他虽然相当愿意为他们这些人去效劳，他也有条件去传递这种信息，但敢于写这些信息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一旦被泄露就必然要遇到极端严厉的惩罚，这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的。凌云已经是“负罪”在身，如果再去搞对抗的事，一旦暴露，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要去干这些事，只有她自己愿意这样去做，而且是主动提出来，他才能帮助她，为她效劳，否则的话，一旦出事，那就后悔莫及，而且还要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他绝对不能去引诱她。不过，他于对凌云的命运是相当同情和关切的，他情不自禁地对凌云说：“哎，凌云，我知道你内心是万分痛苦的。凡内心痛苦的人，都相当需要向人倾诉，需要人们了解他们内心的苦楚，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或者需要我帮助的话，你可以坦率地向我提出来，凡是我能够做到的，我一定为你效劳。我在这里停留时间只有三天了，马上要回香港去，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话，那你就要抓紧了。当然啰，今后我还是要到江海市来的，我们后会有期嘛。”王峥直瞪瞪地望着她，眼神里充满着同情与关切，也显示出一片真情。
“喔——。”凌云听了王峥说不久就要回香港去，就感到怅然若失，心里有点依依不舍，对于这个认识不久朋友对她竟有如此的真情，她真的感到十分感激与欣慰，在即将离别之际，他还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这就显示出他对她的真诚与关爱，不禁使她感到一阵惊喜。她确实需要他的帮助，这就是藏在她心头已久的一个“夙愿”：要把自己以及她所亲眼看到的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捅”到海外去，以博得世界舆论的支持与声援。他的表态无疑是一个佳音，她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她就严肃地问王峥：“你敢把我们内地知识分子所遭遇到情况材料带到外面吗去？”
“哪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既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新闻工作者的良心。”王峥毫不犹豫地说。
“那好，我今天就开始去写，我想用不了三天时间就能把它写出来。”
“那你就抓紧去写吧，写好后尽快地交给我好了，不过，此事事关重大，你必须要加倍地小心。”
“这个我知道，我对此不会掉以轻心的！”凌云深情地望着王峥。
凌云用了二天时间写了《我们是无罪的》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缴文”，然后小心翼翼地交给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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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交了《我们是无罪的》文稿以后，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是的，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坚决同那些极左的当权派作誓死的斗争！她此时忽然想起与她曾经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章天迅。她在R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得知章天迅被判刑，其他的情况就全然不知。她此刻真的十分思念他，不知他现在还是在牢监里服刑呢还是像甘霖那样被送到大西北去劳改。她一旦想起这个曾经与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朋友来，就再无法平静下来。如果说，她与甘霖之间所发生的短暂感情生活是一种在患难时萍水相逢的一段“苦恋”的话，那其中多少含有点“意气而为”的成分，而她与章天迅的交往所产生的这种友情则是极其崇高、圣洁、无与伦比的一种感情。那种自然形成、水到渠成又经过了腥风血雨考验而形成的牢不可破的世界上最高尚的一种友情。这种友情是在风雨同舟的命运中结成生死情谊的一种友情，当然是世上最崇高、最圣洁的感情，她无比珍惜，永不忘却！她清楚的记得，还是在“反右”最严峻的时刻，他们就考虑到今后必然要遇到“不测”，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便于今后联系，他们当时就交换并在心里牢记着彼此的家庭地址。她考虑到今后有可能在两个地方居住，当时就告诉他自己的两个家庭地址，一个苏南的，另一个是江海市的，两者必居其一。他也告诉她他家的在青岛市的地址，他还说，如果万一他出了意外，你也可以向他家里的哥哥联系。她想，章天迅已经被关押四个年头了，他现在的情况不知究竟如何，还是写一封信去他家，以探听一下有关他现在的处境。于是，她立刻就给他的家里写信，在信中，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为了保险起见，她没有说出自己的“反革命案”，只是说她离开了R大学以后就一直在家中休养，如果章天迅在家的话，收到了他回信以后，再向他详细说明自己的情况也不迟，章天迅是绝对不会计较这些的。如果他还服刑，他的哥哥收到了我的信，他看到我的“反革命案”岂不是又要吓了一跳吗？所以，她还是先把这个“情况”隐瞒一下为宜……
章天迅的哥哥收到了凌云的信后，对凌云的命运自然深感同情，他知道凌云的情况，因为章天迅早已把凌云的情况告诉过他。也知道他弟弟与凌云的交往情况，并知道凌云是北苑大学里的一个著名才女，而且是一个具有非凡的胆略的女性。他收到凌云的信后，觉得如果立刻写回信给她，似乎有点唐突。众所周知，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极端严峻的，如一不小心，就会招致难以想象的祸患，他没有看到过凌云的笔迹，不识此信的真伪，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就立即回信给她，就显得有失谨慎，还是要小心为好。不过，如果收到人家的信后置之不理的话，也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给个回信总是应该的，这是最起码的道德。不过，在回信中只能说明一些简单情况，不能吐露真情。为谨慎起见，必须要辨别一下此信的真伪，是不是确实是凌云从她家里写出来的，如果真的那样，那当然要另当别论了。他想，如果能借故要凌云寄一张她的近照来，那就能辨别真假了，而且也能证明她此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他在简单的回信中希望凌云能寄来一张她的近照来……
凌云收到章天迅哥哥的回信后异常兴奋，立刻就回信难他，并按他的愿望寄一张她的近照去。她在照片的背面上还填了一首诗：
楚头吴尾劳相关，
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
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恨勿怪人争避，
令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
笑容犹自问庐山。
（注：该诗系林昭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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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凌云又结识了黄原，那是通过一个王峥介绍认识的。
黄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排长，曾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过战功，后来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被转业了。在新单位工作了一年多后就碰上了反右派运动，由于该单位无法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划右派指标”，领导就把他“凑数”划上去了，他对领导这种荒谬做法极度不满，竭力反抗，最终导致被判刑并送往苏北劳动改造。在劳改农场里，他受尽折磨，历尽艰险，但最使他令人难忘的还是在1961年的“非常时期”里的遭遇，那时全国都发生了大饥荒，劳改农场里当然也不例外，甚至比社会上更甚，饿死人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一天内竟有数起发生。看到那些死去人的极其痛苦而怨恨的面容时，真的使人感慨万端。当时场里的领导就分配他去参加这个特殊的工作：埋葬饿死的同类。这些饿殍当然需要去及时处理，尸体绝对不能放得太久，连续不断的死亡会使尸体成堆，更加会加剧恐怖气氛，这自然应该竭力避免的。那时候埋葬这些尸体，不要说没用棺材，就连一块用来包裹尸体的白布都没有，说得难听一点，甚至连死狗的命运还不如。当时他们就用一根竹杠和两根绳子草率地去处理那些饿殍，用一根绳子套住死者的头颈，再用另一根绳子扎住脚梗，然后用竹杠套进两根绳头的圈儿抬起就往野外去埋葬。由于抬这些死者的“同类”当时也都是饿得死去活来的人，哪有力气去挖深的土坑，只要泥土能掩盖住尸体就行，入土为安嘛。有时死人多了，他们也不会用“一人一坑”的办法地去处理，而是多人合葬一坑，因陋就简地解决问题，这样既省力又简便，倒也十分符合当时大力提倡的“多快好省”方针，这样做法自然没有人会提出“异议”。这些可怜的死鬼在世时受尽了磨难，谁知他们在死后亦得不到安宁，就在他们入土后的当天夜里又被当地的苏北“老乡”从土坑里翻挖出来，剥掉他们的衣裤后再草草地埋回到土坑里去。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极端野蛮与无耻的残忍行为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不齿风气啊……
黄原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凌云。凌云听了这些令人吃惊的话后真的感到万分惊异，如果不是黄原亲口告诉她这些事，她肯定不会轻易地相信，世上哪有这般不可思议的“奇事”？这种稀奇古怪的“奇事”竟然会发生在我们古朴的中国的大地上，真可谓是一种奇耻大辱啊！她此时头脑里忽然跳出“穷凶极恶”这个成语。也许，人一旦陷入了“穷极”的境地也许就容易诱发“凶恶”的不端行为，人间不是有“逼上梁山”这样一句话吗？一个人走上了偷盗抢的道路，除了本人素质以外，外界的环境也是一个“形成结果”的重要的因素。完全可以设想，人一旦到了饿得无法忍受时，他就会去失去理智和良知，也会丧失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会干出那些平时不愿干或不敢干的蛮横无理的不端行为来。那些平时也许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行为，但到了“非常时期”时，它就会显得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她在此前到过中原的某个省就发生过“饥民争食人肉”的事件。“吃人肉”（指刚死了的人的肉）当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完全可以设想，人如果不是到了极端的饥饿状态而实在无法忍受时，他们会去吃死了人的肉吗？难道他们不怕报应？就农村的传统观念来说，对死人历来是相当“敬畏”的，一般来说，人们若遇见尸体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他们哪有胆量敢去吃这些“避之不及”的东西？没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那些苏北的老乡之所以敢去抢剥死人的衣服，也是由于他们穷到了极端的状态的缘故，才至于去做出那样不齿的行为来。从高端上来分析，社会上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其罪恶的根源是在于贫困。应当说，解放后，全国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几年的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各项生产恢复得很快，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社会也出现了空前的安宁，年轻的共和国显示出勃勃生机。谁知，就在我们国家取得了这些较大成就的同时，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与民心相背的政治运动，如果没有那些“反右派”、“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折腾，原来已经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是绝对不会发生逆转的。诚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层面上或在经济发展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失误总是难免的，只要在发现后改过来就行，不会酿成重大祸害，但自从开展了“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以后，全党全国就出现了一种政治高压态势：决不允许出现不同“声音”，个人臆想、主观决断、一意孤行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百花齐放骤然变成了万马齐喑，毛泽东的一切言论或指示都奉若神明，“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比封建王朝里的圣旨还神圣百倍，以至于在“大跃进”中所发生的一切极其荒唐的浮夸行为都当成是“伟大的创举”，乃至后来事实上已经证明“大跃进”确是荒唐之举、而且给老百姓带来严重的灾难时，那些狂热的、愚昧的人们还是在一鼓作气的继续吹捧，而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也只能紧闭其嘴，不敢也不能把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社会已经被严重扭曲到如此畸形地步，人们照样还是地忍受着。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哪还会不发生极端荒谬的事端？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都变成了泡影时，老百姓所面对的是天堂未见地狱先现，不要说“一天”并没有等于“二十年”，而结果是一步退到了解放前！就是到了如此困境时，老百姓还是不敢诉说，更不敢违抗，他们只能逆来顺受、听之忍之。这样看来，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其最终的恶果就可想而知了！中国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全国性的极端严重的大饥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并漫延开来的。照例说，这样严重性质的全国性大饥荒在当时是绝对不该发生的，因为这此时根本就没有遭遇过什么大面积的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本不具备发生大饥荒的条件，但结果还是会发生了！那些“唯我独尊”的领导人心里当然也清楚，他们自知理亏但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就只好挖空心思地去掩盖事实真相，把这个“责任”推给“大自然”，大言不惭地说大饥荒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这个一推了之的手法其实是黔驴技穷的表现，人们的心里都清楚，只不过不能或不愿说出来罢了，这种令人可笑、自欺欺人的说法只能堂而皇之的登载在报刊上，并不能使老百姓服服帖帖地相信。其实，老百姓的心中也完全清楚，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能掩盖真正的事实，这场大饥荒完全是由于“人祸”的结果！如果不是连续不断的“折腾”，会造成那样可怕的结果吗？他们心里完全清楚，那个真正的罪恶之源是搞政治运动的结果，那些搞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其实，此时的凌云不知道，当时确有不少中共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众所周知，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戏称是“神仙会”，原本是打算要纠正一些“偏左”的倾向，当然只允许涉及一些“皮毛”，进行一些不痛不痒式的检查了事，而不准去触及“本质”，也算是对“大跃进运动”中所发生的浮夸风做出一个“交代”。谁知那个心地耿直的彭德怀觉得这样的做法简直与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区别，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于是就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肯定了近来一系列政治运动成绩的同时，还说“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种表现。谁知这一下触发了“龙颜大怒”，毛泽东就发动了对彭德怀“反党右倾错误”的批判，甚至还莫须有地说他在搞“反党俱乐部”。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享有绝对的威望，一声令下就会“地动山摇”，于是立即就掀起了一场声讨彭德怀严重罪行的高潮。在会上，有不少人跃跃欲试地起身要对彭德怀拳打脚踢，如果不是被周恩来立时喝令阻止的话，彭德怀恐怕是要被打得死去活来、体无完肤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盲从与奴化思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还是老天有眼，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现天现报”了——全国暴发了空前的大饥荒，这真是报应啊！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有些头脑清醒的中共高层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去考虑发生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毛泽东在现实的强大压力下，也对他自己不得不做一些“小范围”有限的反省。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央决定召开了有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一下此前工作上的教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凭着党性和良心在大会上公开说了这场灾难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这样的话无疑是触及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当时虽然只好“忍气吞声”，但他是绝对不会认输甘休的。仅仅是过了四年时间，他就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刘少奇，把他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然后使他命丧狱中。这就是刘少奇为了说这样一句真话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当然，这是后话。
凌云当时想，面对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荒谬的事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制止或扭转，就很难说今后还会发生更加难以想象的、为荒谬的做法，当务之急就是要用事实去揭露此前的一系列的错误，要使广大干部和人民去认识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提醒干部和人民，只有我们共同起来反抗这种的做法，才能有效地避免今后更大的祸害。她想，目前到底有多少人能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也许，有些人虽是看到了、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却不敢去面对这个现实，因为他们被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把他们吓坏了！当然，也有更多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头脑被麻痹了，或者说是被奴化了。看来啊，要唤醒那些愚昧、奴化的人们清醒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现在再不去唤醒那些被“愚化”了的人们，任其发展下去是相当可怕的，今后还有更加意想不到的、极端荒谬的事端会接踵而来，到那时，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更加严重得不堪设想了。这使她想起了庄春园。这个英勇无畏的庄春园是她的学习榜样，我们国家只有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庄春园式的人物，我们中国才能得救！
凌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黄原。黄原完全同意凌云的观点，也赞同她的做法。于是，他们就认真地探讨起当今社会首先应如何去解救陷入“极左”思潮的办法，觉得只有揭穿“极左”的错误本质，才能认识到它严重危害性其极其后果，这样才能有效地逐步摆脱“极左”思潮。为此，必须要成立一个组织，通过组织才能开展活动。他们商定，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并决定立即起草《盟章》，拟定《政治纲领》。同时，他们觉得要学习庄春园他们的做法，首先要撰写一篇揭露“极左”错误倾向的宣传资料，从目前面临的“大饥荒”着手，着重解剖“大跃进”、“浮夸风”、“公社化运动”是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并对它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这个基础上，再为彭德怀所遭受的冤屈鸣不平。这样一来，就自然地增加了对“极左”的重大杀伤力，既达到“为民请命”又颂扬正义鞭挞错误之目的。他们把宣传资料题目定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把这个资料油印后，向有关部门投送或散发，这样做最能得到群众的赞同、理解和支持，最能有效地揭露极左错误的严重危害性。
于是，他们就这样地干了起来……
55
凌云交了《我们是无罪的》文稿以后，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是的，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坚决同那些极左的当权派作誓死的斗争！她此时忽然想起与她曾经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章天迅。她在R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得知章天迅被判刑，其他的情况就全然不知。她此刻真的十分思念他，不知他现在还是在牢监里服刑呢还是像甘霖那样被送到大西北去劳改。她一旦想起这个曾经与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朋友来，就再无法平静下来。如果说，她与甘霖之间所发生的短暂感情生活是一种在患难时萍水相逢的一段“苦恋”的话，那其中多少含有点“意气而为”的成分，而她与章天迅的交往所产生的这种友情则是极其崇高、圣洁、无与伦比的一种感情。那种自然形成、水到渠成又经过了腥风血雨考验而形成的牢不可破的世界上最高尚的一种友情。这种友情是在风雨同舟的命运中结成生死情谊的一种友情，当然是世上最崇高、最圣洁的感情，她无比珍惜，永不忘却！她清楚的记得，还是在“反右”最严峻的时刻，他们就考虑到今后必然要遇到“不测”，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便于今后联系，他们当时就交换并在心里牢记着彼此的家庭地址。她考虑到今后有可能在两个地方居住，当时就告诉他自己的两个家庭地址，一个苏南的，另一个是江海市的，两者必居其一。他也告诉她他家的在青岛市的地址，他还说，如果万一他出了意外，你也可以向他家里的哥哥联系。她想，章天迅已经被关押四个年头了，他现在的情况不知究竟如何，还是写一封信去他家，以探听一下有关他现在的处境。于是，她立刻就给他的家里写信，在信中，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为了保险起见，她没有说出自己的“反革命案”，只是说她离开了R大学以后就一直在家中休养，如果章天迅在家的话，收到了他回信以后，再向他详细说明自己的情况也不迟，章天迅是绝对不会计较这些的。如果他还服刑，他的哥哥收到了我的信，他看到我的“反革命案”岂不是又要吓了一跳吗？所以，她还是先把这个“情况”隐瞒一下为宜……
章天迅的哥哥收到了凌云的信后，对凌云的命运自然深感同情，他知道凌云的情况，因为章天迅早已把凌云的情况告诉过他。也知道他弟弟与凌云的交往情况，并知道凌云是北苑大学里的一个著名才女，而且是一个具有非凡的胆略的女性。他收到凌云的信后，觉得如果立刻写回信给她，似乎有点唐突。众所周知，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极端严峻的，如一不小心，就会招致难以想象的祸患，他没有看到过凌云的笔迹，不识此信的真伪，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就立即回信给她，就显得有失谨慎，还是要小心为好。不过，如果收到人家的信后置之不理的话，也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给个回信总是应该的，这是最起码的道德。不过，在回信中只能说明一些简单情况，不能吐露真情。为谨慎起见，必须要辨别一下此信的真伪，是不是确实是凌云从她家里写出来的，如果真的那样，那当然要另当别论了。他想，如果能借故要凌云寄一张她的近照来，那就能辨别真假了，而且也能证明她此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他在简单的回信中希望凌云能寄来一张她的近照来……
凌云收到章天迅哥哥的回信后异常兴奋，立刻就回信难他，并按他的愿望寄一张她的近照去。她在照片的背面上还填了一首诗：
楚头吴尾劳相关，
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
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恨勿怪人争避，
令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
笑容犹自问庐山。
（注：该诗系林昭所作）
56
不久，凌云又结识了黄原，那是通过一个王峥介绍认识的。
黄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排长，曾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过战功，后来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被转业了。在新单位工作了一年多后就碰上了反右派运动，由于该单位无法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划右派指标”，领导就把他“凑数”划上去了，他对领导这种荒谬做法极度不满，竭力反抗，最终导致被判刑并送往苏北劳动改造。在劳改农场里，他受尽折磨，历尽艰险，但最使他令人难忘的还是在1961年的“非常时期”里的遭遇，那时全国都发生了大饥荒，劳改农场里当然也不例外，甚至比社会上更甚，饿死人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一天内竟有数起发生。看到那些死去人的极其痛苦而怨恨的面容时，真的使人感慨万端。当时场里的领导就分配他去参加这个特殊的工作：埋葬饿死的同类。这些饿殍当然需要去及时处理，尸体绝对不能放得太久，连续不断的死亡会使尸体成堆，更加会加剧恐怖气氛，这自然应该竭力避免的。那时候埋葬这些尸体，不要说没用棺材，就连一块用来包裹尸体的白布都没有，说得难听一点，甚至连死狗的命运还不如。当时他们就用一根竹杠和两根绳子草率地去处理那些饿殍，用一根绳子套住死者的头颈，再用另一根绳子扎住脚梗，然后用竹杠套进两根绳头的圈儿抬起就往野外去埋葬。由于抬这些死者的“同类”当时也都是饿得死去活来的人，哪有力气去挖深的土坑，只要泥土能掩盖住尸体就行，入土为安嘛。有时死人多了，他们也不会用“一人一坑”的办法地去处理，而是多人合葬一坑，因陋就简地解决问题，这样既省力又简便，倒也十分符合当时大力提倡的“多快好省”方针，这样做法自然没有人会提出“异议”。这些可怜的死鬼在世时受尽了磨难，谁知他们在死后亦得不到安宁，就在他们入土后的当天夜里又被当地的苏北“老乡”从土坑里翻挖出来，剥掉他们的衣裤后再草草地埋回到土坑里去。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极端野蛮与无耻的残忍行为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不齿风气啊……
黄原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凌云。凌云听了这些令人吃惊的话后真的感到万分惊异，如果不是黄原亲口告诉她这些事，她肯定不会轻易地相信，世上哪有这般不可思议的“奇事”？这种稀奇古怪的“奇事”竟然会发生在我们古朴的中国的大地上，真可谓是一种奇耻大辱啊！她此时头脑里忽然跳出“穷凶极恶”这个成语。也许，人一旦陷入了“穷极”的境地也许就容易诱发“凶恶”的不端行为，人间不是有“逼上梁山”这样一句话吗？一个人走上了偷盗抢的道路，除了本人素质以外，外界的环境也是一个“形成结果”的重要的因素。完全可以设想，人一旦到了饿得无法忍受时，他就会去失去理智和良知，也会丧失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会干出那些平时不愿干或不敢干的蛮横无理的不端行为来。那些平时也许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行为，但到了“非常时期”时，它就会显得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她在此前到过中原的某个省就发生过“饥民争食人肉”的事件。“吃人肉”（指刚死了的人的肉）当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完全可以设想，人如果不是到了极端的饥饿状态而实在无法忍受时，他们会去吃死了人的肉吗？难道他们不怕报应？就农村的传统观念来说，对死人历来是相当“敬畏”的，一般来说，人们若遇见尸体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他们哪有胆量敢去吃这些“避之不及”的东西？没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那些苏北的老乡之所以敢去抢剥死人的衣服，也是由于他们穷到了极端的状态的缘故，才至于去做出那样不齿的行为来。从高端上来分析，社会上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其罪恶的根源是在于贫困。应当说，解放后，全国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几年的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各项生产恢复得很快，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社会也出现了空前的安宁，年轻的共和国显示出勃勃生机。谁知，就在我们国家取得了这些较大成就的同时，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与民心相背的政治运动，如果没有那些“反右派”、“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折腾，原来已经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是绝对不会发生逆转的。诚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层面上或在经济发展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失误总是难免的，只要在发现后改过来就行，不会酿成重大祸害，但自从开展了“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以后，全党全国就出现了一种政治高压态势：决不允许出现不同“声音”，个人臆想、主观决断、一意孤行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百花齐放骤然变成了万马齐喑，毛泽东的一切言论或指示都奉若神明，“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比封建王朝里的圣旨还神圣百倍，以至于在“大跃进”中所发生的一切极其荒唐的浮夸行为都当成是“伟大的创举”，乃至后来事实上已经证明“大跃进”确是荒唐之举、而且给老百姓带来严重的灾难时，那些狂热的、愚昧的人们还是在一鼓作气的继续吹捧，而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也只能紧闭其嘴，不敢也不能把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社会已经被严重扭曲到如此畸形地步，人们照样还是地忍受着。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哪还会不发生极端荒谬的事端？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都变成了泡影时，老百姓所面对的是天堂未见地狱先现，不要说“一天”并没有等于“二十年”，而结果是一步退到了解放前！就是到了如此困境时，老百姓还是不敢诉说，更不敢违抗，他们只能逆来顺受、听之忍之。这样看来，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其最终的恶果就可想而知了！中国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全国性的极端严重的大饥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并漫延开来的。照例说，这样严重性质的全国性大饥荒在当时是绝对不该发生的，因为这此时根本就没有遭遇过什么大面积的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本不具备发生大饥荒的条件，但结果还是会发生了！那些“唯我独尊”的领导人心里当然也清楚，他们自知理亏但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就只好挖空心思地去掩盖事实真相，把这个“责任”推给“大自然”，大言不惭地说大饥荒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这个一推了之的手法其实是黔驴技穷的表现，人们的心里都清楚，只不过不能或不愿说出来罢了，这种令人可笑、自欺欺人的说法只能堂而皇之的登载在报刊上，并不能使老百姓服服帖帖地相信。其实，老百姓的心中也完全清楚，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能掩盖真正的事实，这场大饥荒完全是由于“人祸”的结果！如果不是连续不断的“折腾”，会造成那样可怕的结果吗？他们心里完全清楚，那个真正的罪恶之源是搞政治运动的结果，那些搞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其实，此时的凌云不知道，当时确有不少中共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众所周知，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戏称是“神仙会”，原本是打算要纠正一些“偏左”的倾向，当然只允许涉及一些“皮毛”，进行一些不痛不痒式的检查了事，而不准去触及“本质”，也算是对“大跃进运动”中所发生的浮夸风做出一个“交代”。谁知那个心地耿直的彭德怀觉得这样的做法简直与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区别，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于是就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肯定了近来一系列政治运动成绩的同时，还说“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种表现。谁知这一下触发了“龙颜大怒”，毛泽东就发动了对彭德怀“反党右倾错误”的批判，甚至还莫须有地说他在搞“反党俱乐部”。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享有绝对的威望，一声令下就会“地动山摇”，于是立即就掀起了一场声讨彭德怀严重罪行的高潮。在会上，有不少人跃跃欲试地起身要对彭德怀拳打脚踢，如果不是被周恩来立时喝令阻止的话，彭德怀恐怕是要被打得死去活来、体无完肤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盲从与奴化思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还是老天有眼，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现天现报”了——全国暴发了空前的大饥荒，这真是报应啊！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有些头脑清醒的中共高层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去考虑发生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毛泽东在现实的强大压力下，也对他自己不得不做一些“小范围”有限的反省。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央决定召开了有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一下此前工作上的教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凭着党性和良心在大会上公开说了这场灾难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这样的话无疑是触及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当时虽然只好“忍气吞声”，但他是绝对不会认输甘休的。仅仅是过了四年时间，他就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刘少奇，把他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然后使他命丧狱中。这就是刘少奇为了说这样一句真话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当然，这是后话。
凌云当时想，面对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荒谬的事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制止或扭转，就很难说今后还会发生更加难以想象的、为荒谬的做法，当务之急就是要用事实去揭露此前的一系列的错误，要使广大干部和人民去认识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提醒干部和人民，只有我们共同起来反抗这种的做法，才能有效地避免今后更大的祸害。她想，目前到底有多少人能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也许，有些人虽是看到了、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却不敢去面对这个现实，因为他们被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把他们吓坏了！当然，也有更多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头脑被麻痹了，或者说是被奴化了。看来啊，要唤醒那些愚昧、奴化的人们清醒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现在再不去唤醒那些被“愚化”了的人们，任其发展下去是相当可怕的，今后还有更加意想不到的、极端荒谬的事端会接踵而来，到那时，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更加严重得不堪设想了。这使她想起了庄春园。这个英勇无畏的庄春园是她的学习榜样，我们国家只有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庄春园式的人物，我们中国才能得救！
凌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黄原。黄原完全同意凌云的观点，也赞同她的做法。于是，他们就认真地探讨起当今社会首先应如何去解救陷入“极左”思潮的办法，觉得只有揭穿“极左”的错误本质，才能认识到它严重危害性其极其后果，这样才能有效地逐步摆脱“极左”思潮。为此，必须要成立一个组织，通过组织才能开展活动。他们商定，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并决定立即起草《盟章》，拟定《政治纲领》。同时，他们觉得要学习庄春园他们的做法，首先要撰写一篇揭露“极左”错误倾向的宣传资料，从目前面临的“大饥荒”着手，着重解剖“大跃进”、“浮夸风”、“公社化运动”是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并对它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这个基础上，再为彭德怀所遭受的冤屈鸣不平。这样一来，就自然地增加了对“极左”的重大杀伤力，既达到“为民请命”又颂扬正义鞭挞错误之目的。他们把宣传资料题目定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把这个资料油印后，向有关部门投送或散发，这样做最能得到群众的赞同、理解和支持，最能有效地揭露极左错误的严重危害性。
于是，他们就这样地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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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凌云根本不知道，就在她坐牢时，庄春园在越狱后确实曾到她苏南的老家来过。不过，当他探知凌云也已经被捕入狱的消息后就悄悄地离开了苏南，也就没有迈进过她的家门，连凌云的母亲都不知道庄春园曾到过苏南。
庄春园是用“苦肉计”得以逃脱监狱医院的。当天夜里，他在荒凉的郊野树丛里躲藏了一阵后，没有发现追捕者出现就摸黑走到一条公路旁的灌木从里休息，他想等候一辆载运汽车到来好搭便车离开此地。他曾在抗美援朝时入朝作战，在运输队里当过汽车兵，熟悉各类汽车性能，驾驶技术也好，经常在夜里开车与美军飞机周旋，练成一身过硬的功夫。故此，他对于各种型号的汽车是相当熟悉的，只要一看到灯光就能分辨出什么型号的汽车。说来也总是凑巧，不到半个时辰，就有一辆载运汽车开过来，他连忙跃上公路去拦住汽车。这个驾驶员的态度倒也不错，停下车后听到庄春园说是因“母亲急病”要立即赶回家去就欣然同意他上车，还叫他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的座位上。他一个人在夜里开车感到很纳闷，也巴不得有一个伴儿坐在他旁边作陪，有说有笑自然就不会打瞌睡了，也落得做个须水人情。庄春园是个善于应变的人，不多久就与驾驶员混熟了。当他探知驾驶员也是往定西的方向开去时，他真的感到很荣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哎，师傅啊，哪有这样凑巧哪，我们正好是同路。”
“喔，真的？”驾驶员也高兴起来，笑嘻嘻地对庄春园说。
为了取得驾驶员的信任和好感，庄春园凭着自己对汽车性能的了解，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关于汽车的结构、性能及驾驶要领等东西，弄得这个驾驶员一头雾水，他咋的对汽车这样熟悉啊，从而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看来啊，你对汽车十分在行嘛，会不会开汽车啊？”
“当然会开，你信不？”
“好啊，那你来试试看，我正好有点疲倦了，想休息一下，你来开一下如何？不过，你先得给我先慢慢地开，好让我看看你的驾驶技术究竟如何，好让我放心。”
说着，他们就对调了位置。庄春园接过方向盘，熟练地起动、进档，然后慢慢地将汽车开起来，驾驶员一看就明白，这个来客真的是一个操作熟练的驾驶员，甚至比他还开得好，于是，他也就放心让他开好了……
在汽车开到去定西车站的分叉路口时，根据事先的约定，庄春园决定下车。他深情对这位驾驶员说：“老乡啊，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给我带上车的话，我哪能这么快就到了这里，要走了一个晚上不说，恐怕连脚梗都要走直了，祝你一路平安。”
“哪里，哪里，出门靠朋友嘛，我还应该感谢你才对呢，如果没有你代我开了这么多路的车，我的眼睛都恐怕要开得瞪直了。再说啦，车上多载了一个人又不要我多花费力气，是吧？你咋要这样客气的啊。”驾驶员也充满感激地说。于是，庄春园又向他道谢了一次，就径直向定西车站走去……
他之所以要来到定西来，是考虑到去投奔他的好友王乐光最适宜、最安全。王乐光是他同学加难友，他也是一个右派学生，毕业后被发配到定西林场里做护林员，常年在深山冷坳里与树林为伴。他为人耿直，讲义气，富有同情心，觉得投靠到他这里去暂时住几天最合适、最安全，没有陌生人会到这样的深山丛林中来，监狱的监管人员根本不会考虑到他会到这种地方来。
果然不出庄春园所料，当他出现在王乐光的面前时，他经过瞬息的惊呆后就紧紧地抱着了庄春园：“兄弟，我想你好苦啊！”……
庄春园向王乐光述说了他这段时期以来的遭遇。他听后十分感动，一方面为他的勇气而敬佩，另一方面也为他的遭遇万分同情。有什么办法呢，在今天的中国，难道还有我们这些人正当的说话权利？如果你不想坐牢杀头，那你就只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接受他们的改造，否则的话，你就要作好坐牢甚至杀头的准备！此时，他忽然想到庄春园此时肯定是饿得肚皮紧贴背脊了，得赶快去为他张罗一些吃的东西。他知道，对于一个饿得眼冒金花的人是不宜吃得太多太干的食物，最好是先喝一些比较稀薄的东西。庄春园听后对王乐光的如此细心照顾甚为感激。当王乐光捧着一碗喷香的小米粥交给庄春园时，庄春园真的是满口流涎水了……
尽管是在这饥馑的年代，庄春园的到来并没有使王乐光为难。虽然王乐光拿不出山珍海味的佳肴来招待庄春园，但让庄春园填饱肚子并让他在这里安逸地住几天时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这偏僻的山林里，是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没有人会来这里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可以在广袤的山林空地上自由地种植，不会受到什么干扰。他种了许多蔬菜，也种了许多诸如地瓜、土豆之类可充当粮食的作物。在这大饥荒的年代里，这可算是稀罕之物了。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这里是此时此刻的“世外桃源”。他充分地考虑到庄春园目前的处境，他到这里来“避难”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不可能在这里停留得太长的时间，停留得久了就必然会“走漏风声”，这对庄春园是极端危险的。庄春园也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刚到时就对他说过，他在这里要停留三天，先恢复一下身体再说。几天以后，他又要去“浪迹天涯”了，他真的为他的命运担忧。为此，他也就有了思想准备，他必须尽可能地为庄春园准备多一些粮票和现金，否则的话，未来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这天傍晚，王乐光和庄春园彻夜未眠。
“春园，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王乐光怀着沉重的心情问他。
“这个问题，我在逃离监狱后的路上就已经有所考虑，我不能长期在逃亡下去，也没有条件允许我长时间地这样混下去。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要去主动地向有关部门去自首的。”
“你去自首以后，他们难道会宽恕你？你此前的行动可是一种越狱的行为啊，要处以重刑的！这种结果只能是罪加一等吗？何必当初呢？你可要考虑停当啊！”王乐光惴惴不安地提醒他。
庄春园对于越狱要“罪加一等”当然是清楚的，他之所以要这样去做，他有他当初的道理。他对王乐光说，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的，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这可是两码事。我一直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虽然他们决不会承认这个决策的错误，但历史终将会还我们清白的。现在暂且先不遑论中央决策是否正确，就算中央决策正确，难道下面基层干部就不会发生乱搞一套的事？我的所谓“右派言论”仅仅就是说了一些关于“并系”的问题，这“并系”问题纯粹是学术性的问题，怎么能与“反党”挂钩呢？这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的问题，但他们却硬是要把这个问题“上线上纲”，难道不是有意地栽赃陷害吗？你说，这样岂有此理的做法难道会令人信服吗？！当然啰，我和古彦编印、散发地下刊物《觉醒》倒是一种有意的“反党行为”，但那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目前之所以会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正是此前的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恶果。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去做，无非是想通过业已发生的大饥荒的事实让那些还蒙在鼓里的干部们在现实面前觉醒起来，去认清自从“反右派运动”以来所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的结果，特别要去认清由于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造就了“个人崇拜”，其形成、发展的严重恶果应该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我深信广大党政干部迟早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我之所以决定要越狱就是为了到一个我认为有可能会引起注意的地方去申诉，不管结果如何，我要去冒这个险，大不了再判一个重刑，即使被他们杀了也无所谓，就像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一样，我自横刀向天笑，但愿以我的鲜血来唤醒中国人的愚昧迟钝与盲从！我离开这里后，准备到《人民日报》社去投案自首，向他们申诉我的冤屈。
王乐光听完庄春园的话后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无言以对了。他觉得，庄春园的想法虽然没错，但他实在也太过于天真了，到现在还是那样书生气十足。《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它的行动准则，他们会同情你这个右派分子的申诉？你做白日梦吧？掀起反右派运动的号令哪一条不都先是从《人民日报》的社论里出来的？你现在还到它那里去申诉也未免太可笑吧？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早就有人说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既然政治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那它就要按战争的规律去行动。作为战争的总则，就只有把“对方”消灭了才算是赢得胜利，这其中难道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政治家们的一切运筹帷幄难道不都是为了彻底地打倒或消灭“对方”！政治无诚实可言，只有书呆子才会向“对方”去“拼道理”。不过，话要说回来，庄春园目前确实是无路可走了，除了自首以外，难道他还有什么其他路可走？对于一个通缉犯来说，一切路都被封死了，他还能逃到哪里去？即使你有幸能在逃跑的路上多跑几天，但最终还是逃不出“自来佛”的手心！他的命运只有听天由命了。
临别的时候，王乐光送给他十斤粮票和三十元钱，这已经是倾其所囊了。庄春园接过王乐光给他的粮票和钱时，手就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你把这么多的粮票和钱给我，你自己咋办？吃什么？花什么？王乐光紧握着庄春园有手，你尽管放心好了，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你看我种了这么多的东西难道还会挨饿吗，无非是多吃些瓜豆之类罢了，钱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下个月的工资一发不就有用了，你还是多去考虑自己的处境吧，一路上如果没有粮票没有钱的话，你到哪里去找吃的？你有几天好饿啊？在王乐光的坚持下，壮大春园只好收下粮票和钱。
王乐光知道，庄春园此去肯定是凶多吉少，等待他的肯定是囚禁的生涯，说不定也许会遭到不测，今后恐怕是再也难见面了。想到这里，他强忍悲痛，尽量不把眼泪流出来。在告别的时刻，他们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庄春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乐光。王乐光一直等到庄春园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莽莽的山路中才回到屋里去……
谁知，此去一别成永诀！
庄春园决定先到苏南去看一看凌云，不知她有没有受到牵连而被捕入狱。他没有径直到她家去，而是在她家附近向一个老太太探听一下凌云的情况。当倔得知凌云已经补助入狱的消息后就迅速地离开了苏南……
他离开了苏南后乘火车到了江海市，然后再转车去北京。谁知，他下车后就遇上了一帮警察，正在押一批“盲流”慢慢地行进，这帮警察见到庄春园的形迹有点可疑，也就把他顺便地抓进“盲流”的队伍里去，以便到所里去详细讯问。说起来，庄春园也真是有点晦气，如果没碰上这帮警察的话，他也许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北京，然后到《人民日报》社去“投案自首”，申诉自己的冤屈，他碰到这样的“奇遇”后自然就无法实现他的计划，无奈地改变了他的“行动路线”，使他的命运增加了悲剧性的色彩。庄春园被抓到所里后就进行了讯问，庄春园虽有百般的狡辩能力，但是，真所谓是千虚难逃一实，在警察严厉的逼问下他吞吞吐吐地难以自圆其说，词穷理屈、漏洞百出，最终露出了马脚，暴露出“通缉犯”的“原形”。庄春园又一次被逮捕，随后就被押往甘肃天水监狱。
在狱中，由于他与一个“同案犯”、原县委书记许向华“递纸条”被发现后就加重“罪行”，结果被判处死刑，两人一道被执行枪决，时年1964年。这当然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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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她与黄原搞好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并付印寄发了以后，她心里十分清楚，干这种事是有极大风险的，但她并不惧怕，她早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她不能再沉默下去，必须要利用一切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不管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都敢承担。尽管她并没有真正地参加过庄春园的活动，但还是被牵涉进“反革命案”，坐了好几年的冤狱，至今还得不到雪耻，你还能到哪里去申诉你的冤屈？如果没有遇到王峥，哪能有机会将自己倾心所写的《我们是无罪的》带到海外去？如果没有与黄原相逢相知，哪能搞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来？她敢于去做这样的“壮举”，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许有朝一日暴露出来，那必然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她不怕，她就会坦然面对的。此前，尽管她并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事情，她不是还受到了匪夷所思的惩罚吗？她还怕什么？她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大不了就是再被捉去坐牢，再一次受折磨罢了！她的这种想法，也许现是有点“破罐破掷”那种心态，不管未来的结果是破釜沉舟还是鱼死网破，都是她准备接受的。
几个月后，由于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刊登出《我们是无罪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实，凌云与黄原的交往早已进入了警察的视线，他们的举动早就受到监视，在他们寄发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的资料以后，凌云和黄原就立即被江海市公安局逮捕了。
凌书达闻声自己的女儿又一次被捕，痛心已极。他对生活已经丧失了信心，再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了，就纵身往浦江一跳，了结自己倒霉透顶的生命！
时年正值1962年12月。
第八章 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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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对于这次被捕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她心里清楚，自己向海外投寄“控诉文稿”以及与黄原一道决定成立《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并编写、散发《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它终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完全明白的。不过，她已经是无惧无畏了。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她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难道不全是那些极左的当权者所“迫”出来的吗？想当初，她是那样地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听共产党的话，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连报考大学的机会都放弃了，一心一意地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在北苑大学读书时，也是想通过刻苦学习，以报效祖国为唯一的宏大理想的，谁知在整风运动中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大放大鸣”的号召变成了“向党进攻”！即使后来在狱中，她就根本没有奢望他们能“假释”她，因为她从心底里明白，那些“极左”的当权者都不具菩萨心肠，他们绝对不会对她发慈悲，不可能会同情她这个患病之躯，让她保外就医的，除非他们是出于某种“计谋”而假惺惺地表示出“善意”而已，从而可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尽管，她当时完全不知情庄春园此时已经越狱，他们是她采用“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她当作“诱饵”去诱捕庄春园的。她当时心里像明镜似的清澈，那些搞“极左”的当权者全都是冷酷无情的人，他们这些人是绝对不讲什么人性的。他们面对任何事情都绝不会去考虑人的尊严，他们只会把“人”当“猴”耍，把“斗争”当“取乐”来使。这些人都是一群“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人，听不进任何与他们相反观点的话，绝不会去考虑社会应有的公正和正义，他们历来专横跋扈、草菅人命，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应该不用讲什么正当权利，视人的生命为草芥。故此，他们对来自各方的正义的呼声置若罔闻。正因为如此，她对于这些人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幻想！人的生命固然可贵，但一旦丧失了做人的尊严，那生命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受屈辱，毋宁死！
凌云在江海市看守所里关了两天后才被传讯。当她看到对面坐着的审讯者面孔有点“似曾相识”时，她有点诧异，但一时又想不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个审讯者就是姚向辉，是凌云在农村土改工作时的工作队队长。土改结束后彼此就分道扬镳了，而且此后也从无发生过联系，凌云对于他的印象自然是相当模糊了。倒还是姚向辉主动地提醒了凌云：你没有想到吧，我也算是你从前农村工作时的领导，你记不起来了？你我恐怕谁也没有会想到我们现在会以这样的场合、这样的两种对立的身份下重新会面，你也想不到吧？姚向辉的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奸笑。
经姚向辉这一提醒，她顿时醍醐灌顶。坐在她面前的这个审讯者原来是姚向辉，是当初“左”得出奇的土改工作队长。真是冤家路窄啊。想当初，她和何芝萍大姐可没有少吃过他的苦头！就是这个姚向辉，为了他自己今后的仕途能平步青云，就表现得相当“突出”，在工作中执意偏离正确的土改政策，运用“极左”的手段，在划分阶级成分时随意用“矮中取长”的方法去故意“拔高”地主成分，扩大打击面；随心所欲地用“顶替”办法，刻意把大地主王家老二去“顶替”已经逃亡的王家老大遭枪毙的罪行；还坚持要把本来是通过勤劳致富的顾青林划上富农，从而打击何芝萍大姐。如果说，当初她与他的差异仅仅是思想观点上的差别，而今则是审判与罪犯那种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了。难怪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奸笑来！
姚向辉突然收起奸笑的面孔，顿时露出凶煞神般的狰狞面目，极其严厉地对凌云喝声道：“凌云，你是一个‘二进宫’的‘双料货’了，如果你这个‘花岗岩脑袋’继续顽固不化的话，我看只有死路一条！你从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演变到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其实并不奇怪，这是由你的反革命官僚家庭出身以及你自己的反动阶级立场和思想观点所决定的，我可以说是看得最清楚了。你从工作一开始起就没有与共产党同心同德过，不走正道走歪道，像你这样不注重自己的思想改造的人，哪会不滋长反动思想？我难道会不清楚你的底细？你豆芽菜还是在黄毛丫头时期就站在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上，同情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阻挠土改政策，企图包庇富农分子，跟随着右倾分子何芝萍同脚穿裤、一唱一和，哪会不滑到与共产党对立的道路上去？哪会不划上右派分子？当了右派仍然不洗心革面地去接受思想改造，还要与共产党继续对立，那有不演变成反革命分子之理？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规律，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这是你的一面之词，也是一种武断的、不合乎事实的判断。”凌云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土改时不是我和何大姐的立场有问题，而是你违反了土改政策。你如果能睁开眼睛、不故意闭着眼睛说瞎话的话，就不会不知道顾青林一家人是靠着勤劳节俭、劳动致富的，虽然在农忙时也有过一点轻微剥削行为，但根据‘土改大纲’中的有关规定，仅有这一点的轻微剥削是根本划不上富农阶级成分的，这是你们违反了土改政策，而绝不是何芝萍大姐和我的立场存在问题。至于反右派运动，我也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也并存在犯什么错误的问题。整风运动开展的‘大放大鸣’可是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当时号召大家共同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也说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话。那么，广大群众响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揭露这‘三大主义’的危害性以及对党组织提出了一些改进工作的意见，这难道还有什么过错？人家是响应你们共产党干部的号召才提意见的，你们听了意见后怎么能突然翻脸说人家是‘向党进攻’了呢？如果要说我们错了的话，那也是我们上了你们阴谋诡计的当！这明明是你们共产党干部不专横，不允许我们辩说，这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是你们搞阴谋的一群无辜受害者，也是你们胡作非为的牺牲品！”
姚向辉猛不防凌云会如此嚣张，如此明目张胆地公开继续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暴怒得脖子上青筋凸显，对凌云大声地喝令：“凌云，你竟敢还要继续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和领袖毛主席，你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的反革命分子！”
“我是不是反革命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凌云对姚向辉冷笑了一声，继续反驳他，“是的，我确实散发过《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空前大饥荒？》等资料，我所说的难道不符合事实吗？中国现在难道没有发生大饥荒？没有饿死人？你睁大眼睛去看一看吧，我们省里有没有饿死人？中原几省的遍地饿殍的传说难道子虚乌有？那里发生了‘人相食’的悲惨现象难道真的不存在？你还是去睁开眼睛去看一看社会现实吧！大跃进、浮夸风都是你们这些搞左倾的干部们折腾出来的，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少产’呀。什么大家都来放‘卫星’呀，水稻亩产十万斤呀，一天等于二十年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呀，说得天花乱坠，到头来害得老百姓‘天堂未见，地狱先现’，吃够了苦头。我在资料上确是有为彭德怀喊冤叫屈，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哪一点错了？如果当初听取了他意见的话，恐怕以后就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了。现在所发生的大饥荒灾难，难道不是证明彭德怀说的话完全是正确的吗？正确的东西硬要说成是错误的，还要遭到严厉的批判，你们这样做岂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吗？你们这些干部，一贯来总是把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说成是‘反党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打倒在地，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贯伎俩和惯用的手法。你们把我们这些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的人说成是‘右派分子’也好，‘反革命分子’也罢，不管你们对我们关也好杀也罢，但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人民心里是清楚的。我深信，历史最终会还我们这些人的清白和公正！”
在凌云严正的追问下，姚向辉显得理屈词穷，无法反驳，但他当然是不可能在凌云面前示弱的，他作为一个审讯者，他是绝不允许一个罪犯在自己面前说三道四的，这会使他大失颜面。他顿时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气急败坏地对身旁的看押人员发布命令：叫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去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押下去！
此时的姚向辉心中十分清楚，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已经横下一条心要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誓死对抗到底了，对付这种人，只有用最严厉的刑罚才能使她体验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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