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周起隆看了形形色色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大字报后心潮涌动，久久难以平息，这哪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啊，这明明是利用整风的机会揭露、控诉共产党的种种“不是”嘛，这些人的做法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依我看，这些狂妄的人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他们简直是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了！他们难道忘了今天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能容忍你们这样无非作为吗？我们共产党是为了改进工作，开诚公布地、诚恳地希望大家能大胆地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在今后在工作上能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想不到你们这些人的头脑竟会发热到如此的地步，竟敢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你们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要想共产党下台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吃了豹子胆了？共产党的台是这样容易拆的吗？这是你们的痴心妄想！
从学校饭厅门口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起，他就一直注目着局势的发展。他原先以为，写这些大字报的人是由于某些不满情绪而发发牢骚而已，现在看来，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在“大放大鸣”开始的初期阶段，无论是社会上或是在学校里，大字报的内容多数是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后来渐渐地把矛头转向“特权作风”，向“特权”猛烈开火，接着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准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了，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想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吗？周起隆此时真的不理解，党中央为什么还是这样无动于衷呢？难道没有察觉到这些人的险恶用心？难道还是一味地容忍他们这样的无法无天下去？他甚至还抱怨起这场整风运动来，工作上发生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到发现的时候改了不就行了吗，哪有这样主动上门去讨人家来说自己“不是”的？现在倒好，这些人要爬到你头上拉屎来了，这不是活该吗？当然，他这种“埋怨”并不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而是出于他对自己的担忧。在选拔学校出席团代会的代表候选人时，他为了把自己的一个“心腹”拔上去，就必须要把一个已经内定的候选人“拉”下来，于是就做了一个“小动作”。虽然当时在小范围内有过一些“非议”，但他采取了种种手段以后，那些“非议”就渐渐地平息下去了。想不到几个月以后开展了“整风运动”，校内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冲着他来的，他当时确实是有点惊慌失措了，自己的这条“狐狸尾巴”一旦被人揪住不放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幸好，一阵猛烈一阵的大字报把矛头直指“重大问题”，也就在无形中把“这件事”冲淡了，使他侥幸地逃过了这一“揭”，虽然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心有余悸，但毕竟是过去了。不过，他还是觉得不能对此掉以轻心，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这些人的胃口太大了，他们不但要把共产党在工作上发生的缺点错误统统地揭出来公之于众，使共产党的威信扫地，而且还把目标对准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置疑。他们的企图已经是十分清楚了，这就是要把共产党领导赶下台！不过，他对这些人的痴心妄想并不感到威慑，因为他深信共产党是绝对不可能被他们推翻的，连拥有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都被打败了，难道会让你们这些纸上谈兵的秀才们推翻？问题是他现在猜测不透党中央的韬略，到底是“忍让”还是“欲擒故纵”？他想，不管“高层”采取如何策略，这些人得逞总是不可能的。须知，任何忍耐总是有限度的，如果这些人还要一味闹下去的话，肯定会引起共产党“翻脸”的时刻，到那时，你们这些人就要倒霉了！但是，究竟会不会出现他所预料这样的局势或到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局势他是无法得知的，仅仅是他的“猜想”而已，就他自己的愿望而言，最好是明天早晨就立刻会出现这样急转直下的局势，把那些人一网打尽，统统抓进去坐牢判刑才解心头之恨！问题是，他目前的处境实在是太窘迫，简直是到了受煎熬的程度，像是度日如年似的，这与“肃反”时期过的舒心日子有天壤之别哪。那时候，只要发现某人有一点“辫子”可抓，他就可以叫他倒霉，就立即可以把他当猴耍，他顷刻间就会变成了“人猴”了，那可是多舒心的日子啊。想不到这些美景立时化为泡影，我们这些做政治工作的人遭人奚落不说，几乎是变成了“过街的老鼠”，遭人围攻，受人挨骂。回想自己当时权倾一方、风光一时的舒心日子以及那颐指气使的趾高气扬的态势，对照目前的窘迫，他对那些人真是有咬牙切齿的憎恨！他当然不甘心让这些人永无止境地这样无法无天地闹下去，一定要设法挫败他们的阴谋，但他又拿不出什么锦囊妙计来。他这几天来总是一直在思考着这样问题：党中央难道真的会这样软弱无能下去？会甘心让这些人无法无天地“爬到头上来拉屎”？他深信高层之所以对这些人“听之任之”是出于韬略，说不定是在酝酿“欲擒故纵”的策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应该“未雨绸缪”地作好思想准备，必须要考虑今后的“行动准则”了，在这样汹涌澎湃的浪潮面前，我如果能以力挽狂澜的姿态，无畏无惧地、坚决地站在捍卫党的立场上与这些人对着干，这难道不正是表现出我不同凡响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吗？这难道不是一次难得的、有关于今后仕途晋升的良机吗？对！我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按照这个“行动准则”去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哪，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嘛，或者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于是，他就立刻着手部署行动计划，他分别拨出了几个电话，叫他麾下的几员干将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来来密谋。不多时，褚刚峰和陶沙浪就先后来到了周起隆的办公室。
周起隆见他们进来就立即起身为他们沏了两杯龙井茶并端到他们的茶几上。陶沙浪不同于褚刚峰，他既没具备褚刚峰做“驯服工具”这样的条件，也没有像褚刚峰出身于干部家庭这样的优越条件，他家庭出身不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硬伤”。他的地主父亲虽然剥削过贫下中农，但在村里也没有留下过什么民愤，而且在解放前十几年就病死了。随着他父亲的去世，他家就很快地破落了，到解放时只剩下二、三薄田，土改时只评个“破落地主”。农会没有没收过他家什么东西，其实他家里当时也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没收的。平心而论，他背上这个“地主”的家庭成分说起来实在是有点儿“冤”，他从没有享受过什么奢侈生活不说，就连进中学读书的经费也是由他的姑妈提供支助的。如果他没有那个经济条件较好的姑妈的话，不要说上大学就是进中学去读书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头脑机灵的人。他深深地知道，要不是他的学习成绩优秀，他是无论如何考不进北苑大学的，因为当时已经很注重家庭成分了。他心里清楚，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家庭成分就像一个长在脸上的“胎记”一样，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洗”不掉的！不过他心里也十分明白，共产党在强调“阶级成分”的同时也宣传“重在表现”，只要自己紧跟共产党的号召走，注重“阶级成分”的程度还是可以冲淡一些的。为此，他就一直在努力这样去做，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工作上，他不但比任何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要积极上进得多，而且还比家庭出身好的同学还努力万分，无论是在政治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还是参加打扫卫生、义务劳动，他总是样样带头，事事领先，不管大小巨细，自始至终乐此不疲走在最前面。也正因为这样，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回报”，最后得到了周起隆的青睐，把他选入《燕湖》组委会。自从“大放大鸣”以来，他就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头脑里的思潮也随着这场政治运动的浪潮而汹涌澎湃起来！他冷静地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这种矛头直指共产党的大字报肯定不会持久，共产党是决不会允许他们这些人长时期搞下去的，因为这已经完全不同于整风初期那样的和风细雨的批评方式了，他们的胃口愈来愈大，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呀，“取消党委制”呀，“教授治校”呀，说什么“政治设计院”呀，“党天下”呀，等等。他们无非不是想把共产党赶下台吗？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我如能坚决地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坚决地捍卫共产党的利益，这难道不正是表现我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吗？这难道不是说明我在大风大浪面前吗？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极好的时机啊！所以，在组委会处理顾维旋的《自由之践踏》稿件时，他就坚决表示反对该文在《燕湖》上发表。此刻，他心里明白，周起隆叫褚刚峰和他到办公室来，肯定是向他们布置重要任务，这又是他一次立功的好机会了。于是，他未等周起隆开口就故意发起牢骚来：“你们学校党委实在是太迁就这些人了。如果不是另有韬略那就是政治上的麻木不仁，怎么能容忍这些乌七八糟的人搞得满天乌烟瘴气的？周书记啊，你知不知道昨晚西语系召开的“三害控诉会”？顾维旋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控诉迫害他的罪行，台下的同学都被他打动了，有不少人还流了同情的泪水，场面真的相当感人哪。依我看哪，你们如果再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去阻止这些人狂妄行动的话，你们党委恐怕就要被赶出学校了！共产党还要不要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了？他说得万分激昂，像是他要被赶出学校似的。他还意犹未尽不无遗憾地说，到那时，我看你们是后悔莫及了！
周起隆听到陶沙浪这般充满激情、掏自心窝里的话感到十分高兴。当然，他心里也清楚，陶沙浪是一个富有表现色彩的人，但这无关紧要，当前是太需要像陶沙浪这样敢于顶着风浪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人，像他这样勇往直前的干将目前确实是不多了。他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受孤立的境地，想当初肃反时期，有为数众多摩拳擦掌的人拥戴在他的周围，只要他一声令下，麾下就闻风而动，去拿人当猴耍，谁还不乐意去当这种差使？现在可不同了，那些曾遭受过冤屈的人个个都站出来控诉喊冤，连那些没有遭到过整肃的人都还要站出来为这些人打抱不平，弄得我们这些搞政治工作的干部像“黄世仁”似的处于被控诉的对象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他何曾想到竟会出现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如果不搞这场整风运动的话，这些人怎么会这般神气活现地舞弄起刀枪进逼我们的？这岂不是自讨苦吃吗？活该！现在吃足了苦头后总得要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吧？问题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任何有关反攻的通知，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还要任其发展下去，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再站出来反击他们？连陶沙浪这样的人都猛省到这一点了，高层难道会没想到这样的危险性？不会吧，凭他多年来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共产党绝不会糊涂到如此的地步！
褚刚峰虽然没有去参加昨晚西语系举办的“三害控诉会”，但他在当晚就听说了大会的有关情况，他感到相当担忧，这样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举动如不及时制止任其发展下去的话，这些人肯定会愈来愈猖狂，其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当他观看了顾维旋的《烈火》大字报后，他觉得这完全是一件“反革命事件”，如果“事件”出现在肃反以前的话，那顾维旋肯定要打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并立刻被逮捕判刑！可现在，没有去管制他不说，还让他继续情绪激昂地控诉共产党的错误呢，他真的不能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啊？其实他早就嗅出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气息了，就在他的《自由之践踏》一稿中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了，如果不是他们几个人竭力反对的话，他的阴谋早就得逞了。形势发展已经相当明显，当时同意发表该文的章天迅、凌云、杨路平这些人，不是已经正在与顾维旋这帮人同流合污了吗？这叫做原形毕露！回想起来，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常言道，无风不起浪，学校里之所以会出现目前这样惊涛骇浪的态势，难道不是由于月前饭厅门口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所煽动起来的吗？如果没有谭英华的“公开信”，也许不会有章天迅的《吹响时代的号角》；如果没有章天迅的《吹响时代的号角》，那后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会出现吗？当然，学校里的政治气候与社会上的大气候是相呼应的。社会上和学校里的这些人本来就是一丘之貉，他们巴不得把共产党推下台，他们配合得如此默契，如此里应外合，说不定他们在暗地里互相联络，像“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伙那样搞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想把共产党赶下台的一群反革命分子！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对此应该是要高度警觉。今天，周起隆叫他到办公室来，可能对他有所指示，有所布置，他想，在这样严重的紧急关头，为了捍卫共产党，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他在陶沙浪表明态度后，他也发表了上述的看法，以表示对党的一片忠心。
在褚刚峰表态以后，他就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估计。虽然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党组织的任何有关指示，从党报的姿态来看，还是在一味地鼓励继续大放大鸣，继续向党组织提意见，还没有任何要“收”的样子，但他还是有点故弄玄虚地对褚刚峰和陶沙浪说，共产党绝对不会退出学校，也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会让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得逞，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切不可动摇革命意志，我们一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坚决的斗争到底。你们不但要自己带头敢于同这些人作斗争，而且还要组织一批忠于革命的人，共同与他们作斗争！只有在党还没有公开号召我们要向他们这些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就主动地站出来捍卫党组织，才说明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你们说对吗？
褚刚峰和陶沙浪听了周起隆的指示后大受鼓舞，都表示一定要站出来反击这股黑风。陶沙浪忽然想起一条消息，听说鼓噪一时的R大学学生令系铃又要到我们北苑大学来演讲了。听说她已经两次到我们学校来看过大字报，她还说我们学校的大放大鸣是走在首都高校的最前列，她还说她看后深受鼓舞，要动员其他高校向北苑大学学习。可见，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周起隆听了陶沙浪这个消息后，觉得问题的确相当严峻，目前这个令系铃是一个煽风点火的能手，绝对不能小看她啊。如不保持警惕并及时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话，她的阴谋就会得逞，已在我校燃烧的这场“火”在她的煽动下肯定将会烧得愈来愈旺，我们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于是，他立即就向褚刚峰和陶沙浪面授机宜，布置任务……
21
《百家社》决定要举办一次辩论会，这个意见最先是由章天迅提出来的。他认为，北苑大学的“大放大鸣”、“大字报”运动目前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左右两派观点的交锋也愈来愈激烈，几乎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诚然，就目前双方的阵势来看，还是以右派占优势，特别是双方人数对比上右派还处于“压倒优势”。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保持优势的地位相当脆弱，能否长久地保持下去就很难说了。因为这种优势的产生正是由于党号召整风而发，如果没有党中央公开鼓励人们向党组织提意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人们能这样大胆地站出来提意见吗？敢提出如此激烈、尖锐的批评？正因为党中央有这个明确的态度，大家才敢于写大字报，才敢于勇敢地揭露出社会上存在的弊端？他自己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在大放大鸣初期，那些“左派”是一直保持沉默态度的，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党中央主动提出来的，他们自然不好对此说三道四，他们作为“紧跟派”怎能与党中央唱对台戏呢？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鸣放的意见愈来愈大胆，许多社会上业已存在的弊端都被揭露出来，这不但触及到社会体制的问题，而且也触及到他们这些人的自身利益的问题了，他们能袖手旁观吗？能麻木不仁地等着他们到自己的头上来拉屎吗？能无动于衷地束手待毙吗？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绝对无法容忍的问题，他们只有站出来反击，才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当然，他们不会说出自己的内心世界，绝对不会说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才站出来反击的，他们只能冠冕堂皇地说，右派的言论已经发展到攻击共产党、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地步了，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大家都清楚，那些历来自诩为“紧跟共产党走”的人，坚称自己是“捍卫党的利益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的人，他们此刻如果不站出来反驳“右派言论”，这还能体现出他们对党的赤胆忠心吗？虽然，到现在为止，党中央还没有公开表态要“收”的意思，但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对党的“忠诚”，他们还是刻意要走在“形势”的前面（他们坚信党中央迟早一定会采取这样步骤的），因为他们深知“宁左勿右”是党组织历来默认的原则，也是他们必须遵循的、永远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这些人的头脑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怪胎”，这是与党的某些领导者历来所坚持的主张有关，他们认为：“左方面的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而右方面的错误则是政治立场问题”。它的发生、演变以至后来成为“准则”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许多人不知道（只有亲身经历过的老干部才清楚），远在井冈山时期的“打AB团”到后来在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有数以千计的、无辜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被“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的屠杀了。而国民党在解放前对共产党人所采取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惨绝人寰的做法，大家都能在现代史或在报纸上可以偶尔看到。这两者既有相似又有区别。在相似之处是：一个是滥杀无辜；一个是草菅人命；区别则在于国民党用这种滥杀无辜的手段是用来对付他们的敌人；而当时共产党“打AB团”和“抢救运动”的党内极左派用这种草菅人命的办法中用来对付革命队伍内部自己的同志。用滥杀无辜的手段来对付敌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用草菅人命的残忍手段来对付自己队伍里的同志却是极为罕见的。虽然后来事实证明当初所遭受冤屈的人都是被冤枉的，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公开的纠正，因而就根本谈不上对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的认真批判，也就更不能彻底清算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推行这种做法的人还长期来一直得到重用，丝毫没有受到过任何政治上的损害。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对搞“政治迫害”一直来都是有恃无恐的。在前几年的“肃反运动”中，难怪他们又变本加厉地搞“人人过关”的做法，弄得“草木皆兵”似的，几乎把学校变成了一座“集中营”，有不少的教授因为受不起这样的冤屈而走上了“绝路”。事后也证明，当初的这场“肃反运动”也是搞过头了，扩大化了，后来也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仍然没有去追究搞这些“极端做法”人的责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应付过去了。正因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尝到了这个甜头，他们会轻易地放弃“宁左勿右”的“准则”吗？他们才不会这样傻呢！现在形势十分明显，我们如果不加大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不去揭露这些人的丑恶面目，他们就更加会得意忘形起来，到时候肯定会向我们反攻倒算，这显然对我们自己所不愿看到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极端重要的现实，我们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一定要继续持续地保持勇于战斗的精神，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就在他思考这些问题之际，他忽然想到了R大学的令系铃，她是目前首都大学里相当有名气的人，她的思想观念新锐，发表了许多出人意外的观点和言论，对“三害”的攻击力极强。如果能邀她来我校发表演说，并参加辩论的话，那肯定能鼓动我校同学们的士气，也能使大量处于观望状态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从而壮大了我们的力量。就目前双方势力来看，那些自称“左派”的人在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一些学校的团委或学生会里的骨干，或者是与学校党委成员关系相当密切的人。他们这些人的人数虽少，但能量却很大，他们都拥有相当的权力，我们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章天迅心里十分清楚，我们如不鼓动更多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的话，我们就不能拥有真正的绝对优势。没有真正的绝对优势，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战胜“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照样还是要到处盛行，他们甚至还要反击我们。到那时，我们就被动了。为此，我们一定要造成强大的声势，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精神，要敢于同他们展开辩论，要有勇气和信心去战胜他们！要战胜他们，不但要组织动员自己学校力量，还要设法去借用外校的力量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他于是就想到了令系铃。令系铃是当前相当引人注目之人，她的思想处于“前沿”，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观点和言论，从而一鸣惊人，如能邀请到她我们学校来演说并参加辩论的话，肯定将振奋我校学生的精神，这无疑对我们是相当有利的。于是，他就决定马上召开联系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他的这个想法。
在联系会上，大家听了章凌云章天迅的意见后，都觉得有必要邀请令系铃到我们学校来发表演说，只是凌云神情凝重，没有马上表态说出自己的想法。章天迅看到凌云似乎有顾虑，就对凌云说：“凌云，你的意见如何？”
凌云稍稍迟疑了一会后就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她说，我也觉得令系铃是一个敢于直言、敢于冲锋陷阵的勇敢青年，她发表了许多吃惊、羡慕、敬佩、高妙的言论，她的观点极为前导，而且令人耳目一新，我真的相当敬慕她。不过，我觉得她的有些言论似乎有点过激，对我国当代领导人也敢公开地指责。譬如，她认为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金科玉律，只适用于一时一地，不是放之四海皆可用的法宝。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他在“讲话”中的某些条条框框就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大可不必全部遵循这个“讲话”的精神，等等。依我看，公开地、指名道姓地说毛主席讲话有问题，在现在来说是不适宜的。胡风还没有明目张胆地公开说毛主席的不是，只是对文艺的方针方面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结果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当然啰，令系铃讲话产生了问题，要她自己去负责任的，但我们作为演讲会的组织者，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总要尽量考虑到前因后果，尽量不要被人抓住“辫子”，这些敏感的话我看还是不说为好。邀请令系铃到我校来发表演说当然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对我们今后的大放大鸣肯定会有一个促进作用，但对于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我们也要充分地考虑。所以，我的意见是，既要放心大胆地去邀请她来演说，又希望她在演说时尽量少说或不说这些极为敏感的话。我别的想法倒没有，只是有这么一个偏见而已。
大家听了凌云的发言后，也觉得有些道理，只是杨路平不理解凌云的想法，觉得她实在有点杞人忧天，并笑嘻嘻地说：“凌云，你胆子怎么愈来愈小了？”
章天迅倒是觉得凌云说的想法有一些道理，可以作为参考。其实，我们希望令系铃不说这些极为敏感的话也无关于大局，特别是有关评论毛主席的“讲话”，我也认为现在还是不说为宜。因为毛主席是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对领袖说三道四总是有些不妥，弄不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来，现在有许多人巴不得我们会犯错误，这样一来，他们就有“辫子”可抓了，我们还是小心一些吧。
大家的意见终于统一起来。最后大家决定派杨路平和谭英华俩人去R大学与令系铃联系。
22
令系铃是R大学在读的研究生。她在R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一家相当著名的报纸当过几年实习记者。后来，她又重回母校读法律系研究生。R大学是一所培养国家干部的全国著名的高等学校，不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专收国家保送的调干生。令系铃是从部队里转业以后由国家保送到R大学来读书的。她进校以后，就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她思想敏捷，有棱有角，生性泼辣，竭力鼓吹民主自由，反对事事遵循规矩，样样墨守成规。主张表达自己独特的、全新的思维方式，甚至于提倡叛经离道。正因为如此，她很快地就成为一个少有名气、具有独特思想风格的人。特别从整风运动以来，她这种性格的人就很自然地会锋芒毕露非同一般，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她特殊的“才华”，使她很快地成为一个“风云人物”，最体现出她的大胆泼辣个性是敢于公开指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指明产生这种个人崇拜的根源是由于苏联社会的僵化体制；她公开宣扬胡风不是反革命，他只不过是对文艺领域提出他自己的不同见解罢了。由于他触犯了文艺界的领导周扬、何其芳等人才招致了如此的下场，可见党内的宗派主义是何等地严重。她还说，虽然胡风的几个朋友如绿原、阿垅有历史问题，但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从“三批材料”来说，并不能说明胡风等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由于这些极其敏感的、锋芒毕露的意见很快地在首都扩散，她就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获得不少人的拥戴，她自然就很快地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她不但关注着民主党派中头面人物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还特别关注作为“大字报”的始作俑者——北苑大学的整风运动发展形势。她为了充分了解情况，曾两次暗暗地、没有向任何人打过招呼地到过北苑大学，详尽地浏览大字报的内容。她阅后深受鼓舞，为北苑大学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喝彩！她想，如果首都乃至全国高校都能像北苑大学那样就好了，那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民主与自由将深入人心，“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将在中国大地上生长，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人人都拥有畅所欲言的权利，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社会体制啊。她此时真有点踌躇满志的神态，也有勇往直前的信心！所以，当北苑大学《百家社》的杨路平和谭英华前来与她联系，邀请她到北苑大学去发表演说并参加辩论会。她听后就欣然表示同意他们的邀请。
5月23日晚上，在北苑大学的操场上聚集了三千多人，整个操场里站满了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高约一米的平台上被耀眼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其亮光一点儿也不比剧院里的舞台逊色。平台前沿放着两支立式麦克风（扩音机话筒），可供演说者或参加辩论的双方代表使用。章天迅作为大会主持人，首先走上台去，他站在台前的麦克风面前宣布：“现在，我们首先请R大学的令系铃同学向大家发表演说，然后再开始辩论会。”
令系铃不紧不慢地走到麦克风前，看了看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后就开始了她的演说。她说，同学们，我今天相当激动，能有机会到北苑大学来与同学们一起参加谈论时局，发表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真是相当荣幸。当我一迈进你们的校门起，我就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情不自禁地感到舒畅，这与我校的沉闷空气正好相反，我们那里的官僚主义习气实在是太重了，大家都感到沉闷。北苑大学真的不愧是一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学。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学生历来是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不管是三四十年前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还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反独裁、反内战的“一二•九运动”，我们大学生都是勇往直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我们在争民主、争自由的伟大斗争中历来都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目标和任务虽然是变了，但我们神圣的使命却不能变，因为革命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只有永远高举着民主的旗帜才能永葆革命的青春。众所周知，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不可能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清除掉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那些顽固的封建思想意识决不会轻易地、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为什么要开展整风运动，就是因为在我们共产党干部的头脑里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也就是说，有许许多多旧社会所遗留下来腐朽的封建残余思想意识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错误观念还深深地留在这些干部的头脑里，如果不及时地加以清除的话，就必然会给我们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在这场大放大鸣运动中，就已经被揭露或暴露出的问题和弊端来看，可以说是极其触目惊心的，如果不是大放大鸣的话，这些丑恶的东西会轻易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吗？别的不说，就我们的高等学校存在的问题而言，难道不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吗？有不少高校里的党委成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们从来没有跨进过中学的校门，不知“几何代数”为何物，更不要说那些“阿基米德”、“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或“黑格尔哲学”了。试问：像他们这些对最起码的科普、社科知识都不懂的人能胜任高等学校里的领导工作吗？这样的干部能领导得好我们高校里学识渊博的教授吗？能做好我们这些思想敏锐的学生的思想工作吗？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现象只有在我们的中国有，这样的咄咄怪事也只能在我们中国里发生！像这样的干部来统管学校的各项工作，有时甚至可以干预校长的事务，难道不是极为稀奇古怪的事吗？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着的事实。这些干部，对学校的教学工作虽然外行，但搞起政治运动来却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特别是“整”起人来他们可是毫不手软的。在前几年的肃反运动中，就是这些人在学校里搞“人人过关”，弄得“草木皆兵”似的，学校里真的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这些干部，使得有不少平白无故的教授被逼得走上了绝路。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令人痛心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肆无忌惮呢？依我看啊，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头脑里缺了一“点”，这一“点”恰恰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点”就是“民主”。大家知道，“主”字如果丢了一“点”的话，不就变成“王”字了？就是因为这一“点”之差，“民主”就变成“民王”了！头脑里没有民主意识的人就是“民王”！
台下的学生们听了令系铃这一句精彩的话后，顿时暴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民主万岁”口号声响彻了整个操场的上空。由于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使令系铃的演说无法继续下去了。于是，章天迅就大声地对着麦克风向台下的同学们说：“请大家静下来，让令系铃同学再继续讲下去。”
大约过了二三分钟后，操场上的欢呼声才慢慢地静了下来。于是，令系铃又充满激情地继续说下去。她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我看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还未免过早。依我看，那些报纸上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都是苍白无力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在运动刚开始时，我也写过文章批判过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也很可耻，觉得自己的脑子怎么能不通过自己的思考就跟随着大家跑呢？后来我想，如果胡风是一个反革命的话，那他为什么还把自己的意见书明目张胆地提送给党中央呢？这岂不是自投罗网、自找苦吃吗？世上哪有这样愚蠢的反革命啊？胡风是这样愚蠢的人吗？再说啦，人家是光明正大地向你提交一个自己观点的意见，不管他提的意见正确与否，就算是人家提的意见偏激了一点，但你也不能用“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来对待人家，不允许人家有丝毫申辩的权利就把人家打成了反革命！这岂不是太独断独行了吗？即使是胡风的意见确实是错了，那也只是一种思想上或观点上的认识问题嘛，也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啊！你怎么可以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去对待不同观点或意见的人？这岂不是太有失公允了吗？太没有雅量了吗？再说啦，现在党中央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胡风所提的意见基本一致，根本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问题。那么，这种做法是从哪里学来的？我看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用这种手段去压制不同意见的方法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做法！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自己同志的，数以百计的将军和苏共中央领导成员，甚至是党中央领导的第二、三把手，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都是由于与斯大林意见不合而受到他残酷无情镇压的。斯大林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彻底消灭与他意见不合的“异己分子”，牢固地建立起他个人专断的统治，就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惨绝人寰的“大清洗”，数以百万计的忠诚的、无辜的共产党员遭到屠杀！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令人深醒并引以为戒的吗？！
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仅仅是斯大林的个人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里，法国就不会，因为苏联是从一个封建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这一阶段，因而缺乏民主思想及民主传统这个基础。由于缺乏这个民主的基础，当斯大林恣意横行之时，广大公民就丧失了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了……
此时，台下又突然暴发起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令系铃说得好！”，“我们向勇敢的令系铃致敬！”，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在演讲会开始之前，褚刚峰和陶沙浪等十几个人早早地就来到了操场，他们聚集在一起，像是一群侦察员伏在阵地前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台上的动静。他们对周起隆临行前的面授机宜的“决策”当然是不敢怠慢的，他们不但要把今晚令系铃发表演说的重点都要记住，而且还要立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解剖、分析她言论的反动性与毒害性，而且还要当机立断地抓住“要领”并要以雷霆万钧之势驳倒她，叫她尝尝我们北苑大学左派的厉害！一定要增强自信心和发扬无产阶级的胆略，敢于与令系铃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狠狠地、系统地反驳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但是，自从她的演说开始以后，会场上所出现的热烈场面是他们预先所没有估计的，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到令系铃的演说竟然会得到如此众多同学们的热烈拥戴，会场上会出现如此轰动的局面！褚刚峰和陶沙浪他们看到了这样热烈拥戴场面后，内心里未免有点心虚，我们这十几个人能与这么多人抗衡匹敌吗？此时此刻，陶沙浪和褚刚峰的心里都有一番别样的滋味，都在盘算着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步骤去面对。陶沙浪想，在这么多人拥戴的情况下走上台去与令系铃展开辩论，这岂不是自找倒霉？这无疑是鸡蛋去碰石头！除了被灰溜溜地轰下台外恐怕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他此刻又觉得不能在这紧要关头时刻发生动摇、后退，否则的话，周起隆肯定会永远地瞧不起他，他也就从此永远地丧失了周起隆对他信任，此前的一切忠诚也就一笔勾销！他当然不能这样轻易地放弃它，绝不能让这几年来的苦苦追求付之东流，这可是几年来的心血啊，即使被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不过，他觉得还是先看一看褚刚峰的态度再说，如果他也胆怯了，动摇了，他就没有必要去带头冒这风险，因为他自己心中有数，他与褚刚峰在周起隆的心中地位不一样，褚刚峰才是他的“心腹”，而他自己至多是他的一个“随从”而已。此时褚刚峰的心绪也是处在七上八下之中，像一只小舟颠簸在巨浪之中，极其艰难地、身不由己去把稳舵把，浑身处在摇晃之际中。这也难怪，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激烈的政治风浪。这在解放以后的时局中，哪有这么多人敢于公开与共产党作对的？难道这些人真的是吃了豹子胆了吗？想在共产党的天下与共产党作对会有好果子吃吗？我看这些人真的是利令智昏了！他当然深信不疑地认为，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允许这些人如此无法无天长期闹下去的，但是，现在不仅仅是我们学校里如此混乱，全国到处一样在闹，特别是民主党派高层，他们的言论更为激烈，大有逼共产党让权之势！如此看来，问题的严重性就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了。在眼前的情势中，我们作为党的紧跟者，如果不敢上台去与令系铃辩论的话，那岂不是等于默认他们说得有理，默认我们左派无法抗衡他们，只能是认输了吗？那么这些人也就更加会肆无忌惮起来，我们今后会将面临着更会严峻而被动的局面。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势下，我们仓促地上台去参加辩论，有取胜的把握吗？能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吗？万一迁怒了这么多被蒙蔽的听众、并被他们轰下台来的话，那怎么办？其结果岂不更糟？这真是两难啊！他想，此时此刻的令系铃是巴不得我们这些左派不敢上台去与她辩论，那她就更加会得意洋洋起来，更加会趾高气扬起来，这难道不是更助长了她的反动气焰吗？这个令系铃，实在是太可恶了，她不但敢于发表这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动言论，还公然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公开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辩护，说什么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都是捕风捉影、苍白无力的，而且是最终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她甚至还敢说是“荒谬”的。这难道不是在公开向我们党中央挑战吗？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一个对党无限忠诚之人，我当然不能置之于度外，绝对不能看到党的利益受到如此损害而无动于衷，我绝不能在这紧要关头发生动摇，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掉脑袋的事，至多也只是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围攻而已，这又有什么可怕的？我如果在大风大浪面前发生动摇，从此丧失了阶级立场，这将是我一辈子后悔莫及的事！于是，他就坚决地做出了决定，一定要上台去与这个万恶的令系铃辩论。于是，他就轻轻地对身边的陶沙浪说，我先上去与她辩论，你们也要作好思想准备，要坚决与她斗争到底，誓死捍卫党的尊严！说着，他就毅然决然地走上台去。于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开始了。
“令系铃，你听着，你刚才所发表的言论不但违背了党开展整风的愿望，而是利用党开展整风的机会，明目张胆地、恶毒地攻击党的政策，你的用心极为险恶。”褚刚峰狠狠地对着令系铃说，“你主张教授治校，并说工农干部不懂几何代数不适合领导高校工作，你忘了，我们这个天下就是靠他们这些工农干部打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共和国就是这些不懂几何代数的人用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你这样嘲笑工农干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把他们赶出学校去，实际上也是想把共产党赶出学校去！”
令系铃听了褚刚峰咄咄逼人而又极其武断的话，真的觉得好笑，她看了看这个站在她面前的、神色严厉的人，不动声色地反驳道：“你别以为拿出这样一顶大帽子来压人就可以把人吓倒了，就可把人家的嘴巴堵住了？你也太幼稚了一点吧！提出‘教授治校’有什么错？让教授来治理学校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的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拒之门外难道不合理吗？我问你，你是否认为只有不懂几何代数的工农干部才能领导得好高等学校？教授治校就不行？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都是从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哪所大学不是由著名教授来领导的？蔡元培总知道吧？他把北大治理得坏了吗？那时的北大可没有什么工农干部，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怎么样？北大是日趋完美、步步攀升还是逐渐衰落、朝不保夕了？也许，你可能会说工农干部的政治觉悟高，只有他们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你这种观点不一定正确。解放前的北大，尽管当时没有什么工农干部来参与学校的领导，但当时的北大照样是革命的，而且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列，他们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学潮，高举反对国民党的大旗，你说，学校里没有工农干部就不会有革命运动了？一个人是否走革命道路并不完全决定他的阶级成分，而是在于他的觉悟和良知，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再说啦，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不少工农出身的人叛变了革命，你怎么去解释呢？同学们，你们说对吗？”
“对！令系铃说得对！我们拥护教授治理学校！蔡元培精神永放光芒！”台下的学生们齐声高呼起来。
褚刚峰猛不防令系铃竟会如此迅速地运用转守为攻来反击他，说明她的脑子可真的灵活、快捷，他心里不禁暗暗吃惊。不过，他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惊慌失措的神色，尽量摆出一付镇静自若的神情。他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马上转向另一个话题展开进攻：“令系铃，我不想与你诡辩，我问你，你刚才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而且还公然说什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苍白无力，还甚至说是荒谬的。这‘三批材料’可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这个‘编者按’是代表党中央态度的，你现在敢公然明目张胆地对抗《人民日报》，还公开污蔑‘编者按’，这就说明你是反对党中央！你心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险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这不但充分暴露了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企图，还充分地说明了你是一个与胡风分子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人，也可能是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令系铃面对面褚刚峰恶狠狠的攻击显得十分冷静，她不失时机地在麦克风前冷笑了一声，严声色厉、针锋相对地对褚刚峰说：“依我看啊，你是神经衰弱者，像你们这样的神经衰弱患者是见不得任何风吹草动的，只要你们听到有‘不同声音’，你们就认为这是反革命了，你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压制他了。这样一来，你们就不会听到什么‘不同声音’，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他们的反革命纲领，这难道是‘不同声音’吗？”
“这不是‘不同声音’是什么？他仅仅是发表自己对文艺方面方针的不同意见罢了。现在毛主席不也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他为什么不可以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为什么不允许他发表不同意见？为什么发表了不同意见就把他当成反革命了？现在党中央叫我们大家都来参加大放大鸣，对党提意见，总不至于要把大家都打成反革命吧？”
“你这是叫做贼心虚，只要你真心是为了帮助党整风，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党怎么会把你打成反革命呢？真是胡说八道。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有密切的联系。胡风与绿原、阿垅等人纠集在一起，‘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的嘴脸？”
“什么叫反革命？只有以推翻人民政权、颠覆共和国为目标的活动才是反革命。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人民享有通信、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公民们在他们的通信中喜欢写些什么，这是他们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也并不犯法。如果说了一些隐晦曲折的话，就怀疑人家是反革命，这是对国家宪法的践踏。他们在信中说了‘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就能说明他们是反革命了吗？你怎么知道他说的‘窥测’肯定是在窥测‘国家的军事目标’或‘国家重要机关’？也就要‘以求一逞’地去搞破坏？有掌握证据了吗？这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按法律规定，只有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定罪，在此之前最多只能是嫌疑。他们在信中互相探求‘窥测’什么，完全是他们的自由，根本算不上什么罪名。比如说，他们想‘窥测’赋诗或作词，‘一求一逞’地想当一个‘杜甫’或‘苏东坡’什么的，这难道就不可以吗？一定要把人家说的比较隐晦的话就武断地说成是‘暗语’，是一种反革命活动，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与现代法律水火不相容的，这与历史上所发生的冤案完全一样！至于绿原和阿垅的一些历史问题，这是明摆着的，有历史问题难道就是反革命了？那么，谢韬总没有‘历史问题’了吧？他不但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现在还是一个很好的教员，那为什么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这真是一种强词夺理、不容人家分辩的强盗逻辑！”
“你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反革命喊冤叫屈吗？”
“这怎么能叫为反革命喊冤叫屈？这应当是叫为冤屈鸣不平！在你们这些人心中，似乎都有这样一个公式：反对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你们就是用这种奇怪的逻辑来给人定性，从而用来压制人家的！我现在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在这里，有许多人愿听我的讲话，但也有像你们这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是不会管你们这些人欢不欢喜，我都要发表我个人观点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卫道士，他们就是要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来当作为自己向上爬的台阶，而恰恰忘记了先烈们的流血牺牲，是为了国家独立，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而绝对不是为了作你们向上爬的台阶！”
此时，台下有人带头高呼“反对用大帽子压人！”，“我们拥护令系铃！”，“向令系铃致敬！”顿时，台下暴发起一阵阵的口号声。
此时此刻，在台下观战的陶沙浪为处于下风的褚刚峰急出一身汗来，他真想奔上台去助褚刚峰一臂之力，但自知不是令系铃的对手，也只好作罢。当他听到台下众多的人为令系铃助威的阵阵口号声时，他顿时醒悟自己也可以喊口号为褚刚峰助威，于是就对身边的十几个人轻轻地耳语了几句后就带头喊起口号来：“令系铃恶毒攻击共产党决没有好下场！”，他身旁的人也随之喊了起来，但由于人数太少，口号声也就显得极为低沉，与支持令系铃的口号声那样‘一呼百应’的态势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而且，这些低沉的口号声很快地被支持令系铃的口号声淹没了……
23
周起隆听了褚刚峰等人汇报了有关昨天晚上演讲会的情况后，心中的怒气骤升，他真想骂他们几句饭桶、混蛋才解气，但话到嘴边还是忍住，只好吞咽回到肚子里去。他心里清楚，在目前右派如此猖狂的情况下，就是他亲自出马去现场指挥也无法扭转辩论会的态势。他虽然听到过一些有关令系铃这个反党急先锋的传闻，但还是没有估计到这个胆大妄为之徒竟敢会肆无忌惮到如此的程度，她竟然敢在辩论会上公开为胡风翻案，还敢公然恶毒地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敢公然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她真的是到了无法无天、猖狂至极的地步了！看来啊，一切反动派都是会利令智昏的，难道他们忘了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难道会永无止境地容忍你们这些狂妄之徒向共产党挑战？会容忍你们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太异想天开了吧？！由于事先没有充分估计到令系铃的能量，自然也就不可能预料到昨晚的事态发展，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失策。我们虽然初战失利，但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坚决把胜利夺回来！他寻思了一下，昨晚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掌握会议的主动权，没有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动左派组织力量去抗衡右派，故在会场上形不成优势，当然就失去了压倒右派的强大声势，让他们钻了空子，使他们赢得了一个肆意攻击共产党的机会，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为所欲为、得意忘形的条件。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此时的褚刚峰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对周起隆说，我们何不也像他们那样地去主动组织一次辩论会，由团委和学生会出面，会议的主持人当然是非我们莫属了。这样一来，会议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
对！这样一来，他们就无优势可言了，陶沙浪情不自禁地表示赞同。他还说，由团委和学生会出面，不用怕组织不到拥有绝对优势的人群，也不用担心凑不到敢于同他们辩论的左派同学。
周起隆听了他们的发言后，就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主动召开辩论会的决定。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周起隆就决定由团委和学生会出面组织一次辩论会，并立即分配各人所应负担的任务。于是，辩论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辩论会的会场是学校的大饭厅，参加辩论会的一方为学生会、团委，另一方为《百家社》。当主办方贴出通告后，《百家社》就立刻响应应战。尽管主办方竭尽全力地宣传动员，制造气氛，但由于没有令系铃这样“头面人物”来会场发表演说，辩论会就失去了“色彩”，失去了“轰动效应”，也就不可能具有上次辩论会那样的强大吸引力。当然，辩论双方对于各项准备工作还是相当充分的。在主办一方来说，褚刚峰、陶沙浪等人真是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百家社》一方，章天迅、杨路平他们也没有掉以轻心，精心策划……
在辩论会上，双方就在“三害”根源，民主办校、教授治校，如何继承发扬“五四”精神等问题展开辩论。辩论会期唇枪舌剑、刀光剑影；矛来盾抵，刀砍枪迎，双方都竭尽全力，奋力攻防，最终不分胜负打了个平局。台下观战的人数虽不如上次辩论会的规模，但辩论的激烈程度却胜过上次辩论会。
周起隆事后觉得，此次辩论会上虽然没有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但也有效地遏制了“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势头，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左”“右”双方的阵势的力量对比正在了生变化，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形势肯定会朝着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些“右派”就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神气了。我们可以预见，最后的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24
随着“左派”“右派”双方交锋日趋激烈，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用当时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针锋相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彼此都在竭尽全力地扩大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体，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声势。双方都十分明白，只有争取到更多的群体，才会有力量与对方抗争，而要争取到更多的群体就需要制造舆论，扩大影响，把更多的学生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平心而论，双方在争取舆论方面各有千秋，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彼此之间都有各自有利的条件和空间。就“左派”方面来说，他们有组织方面的优势，党委、团委和学生会组织都在他们这个阵营，他们也有舆论阵地《燕湖》，可以通过它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就包含了天、地、人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在“右派”方面，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样也有舆论阵地《论坛》，通过《论坛》宣传自己的主张。就他们的天时来说，因为当时的“大气候”是大放大鸣。不但在学校里在大放大鸣，在社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在热烈地在发表各种言论，都在向党组织提意见，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响应党号召，没有什么“是非”可言。在北苑大学来说，铺天盖地地大字报就是章天迅他们无与伦比的强大阵地，也是他们得天独厚的“天时”；众所周知，北苑大学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也是中国“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历来的学生运动都是首先从北苑大学开始的，而且是历来学潮的主力军。这次的“大字报”、“大放大鸣”的始作俑者就是北苑大学，这就是他们的“地利”和“人和”了。
尽管如此，章天迅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深知，政治这东西既平常又神秘。你说它平常，是因为它几乎每天与人“打交道”，而且与每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你说它神秘是因为它深不可测，瞬息万变，几乎令人瞠目结舌，昨天在政坛上还是亲密同盟，今天就突然翻脸就变成了政敌，并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叫人防不胜防！难怪有人说，政治无诚实可言。他面对今日之政治局势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必须严阵以待，只有时时刻刻保持高昂的、再接再厉的进取精神，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心中有数，目前的大字报阵地是他们手中的最大优势，也是他们坚强的后盾，他们只有坚守这块阵地，而且还要向纵深发展，才是他们胜利之本。要想纵深发展就必须要把大字报中最精粹的部分选入到《论坛》之中，通过《论坛》再发行到同学中去，这就能引导大家关注重大问题，能引起更大的反响。他高兴地看到，他们的《论坛》已在学校里造成广泛的影响，油印的《论坛》几乎成为同学们的“抢手货”。有不少校外的同学偶然看到油印的《论坛》后，都纷纷地来信要求能寄给他们，但由于油印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看来，如要扩大我们影响，就必须把《论坛》寄到校外去，但如果仍用油印的方法那肯定是不行了。要采用铅印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不像油印那样，只要自己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就行。他知道，要凑足印刷经费可是一件相当伤脑筋的事情，在我们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根本就拿不出多少钱来去凑足这笔可观的数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募捐来聚钱，而募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更何况这不是什么慈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动作，自己不好开口不说，你即使说了，人家也不一定会豪爽地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但目前别无选择，募捐是聚集铅印费的唯一可行办法。
在讨论决定由谁去做募捐工作的时候，闻啸声和沈时斌主动地报了名，他们愿意承担繁杂的募捐工作。闻啸声是个聪颖而活泼的姑娘，是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她父亲在本校历史系任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授，母亲是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闻啸声从小就受到父母亲的教育与熏陶，在这样家庭氛围中耳闻目染、潜移默化，很自然地就在心灵深处沉积了正直、诚实和博爱的德性，还养成了好学、上进的优良品德。长大以后，她还对市侩虚伪、逢迎献媚等丑恶而卑劣的行为深恶痛绝，时时加以鞭挞，与此同时，她对遭遇不幸之人又极为同情，并尽以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人家。她性格开朗，活泼、幽默，人缘极好。她相当钟情唐诗宋词，像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大家的名篇都烂熟于心、倒背如流，所以当她看到校园里的种种“不正常的现状”时就写出了“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余民主楼，唯唯诺诺到处是，燕湖湖畔使人愁”名曰《黄鹤楼》的大字报，她的这种揶揄手法，真是令人拍案叫绝，还引起了不少人的一致共鸣，赞美声不绝于耳。沈时斌与闻啸声不同，他出身于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就渗透着民主与自由的思想观念的人。在1956年国家实施“赎买”政策后，对资本家的资产实行公私合营，他家的经济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红利”转为“定息”，收入骤变，特别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又把“定息”说成了剥削行为。他父亲为此常常感叹万千，这难免影响到他的情绪。他在思想上也有点想不通，想当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就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革命成功后就把他们抛弃了，这难道不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吗？把“红利”改为“定息”无可厚非，这是国家颁布“赎买”政策的法令，但怎么能又把按国家规定政策实施的“定息”又说成是剥削了？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巴掌吗？再说啦，家里的那些厂房、机器等财产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是通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和刻苦经营而逐渐积累起来的，不是平白无故地从人家那里抢夺而来，也不算是不劳而获的结果。资本家能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服从政府的法令，厂房和机器这些财产出让给工人阶级也应该是算是一种爱国的行为，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地又说人家是剥削了？所以，他在大放大鸣时，写了一张“‘定息’到底可算不算是剥削？”这样的大字报，引发了许多人的议论和深思。闻啸声和沈时斌这两人由于性格相近，观点相似，早就是一对很好的朋友了。现在他们两人一道去做募捐工作，可算是彼此提携，相得益彰，确是一对好搭档。他们为了做好募捐工作，能很快地达到目标，及时凑足到铅印的资金，他们就别出心裁地在大饭厅前挂了一条横幅：“为《论坛》展翅高飞”。他们俩就在横幅下面放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摆了一只募捐箱，他们俩笑容满面地向同学们宣传。想不到这种别具一格的“创意”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有一个王姓的华侨同学，当场就损了一千元。他的慷慨举动很快就感染了身边的同学们，使大家都十分踊跃地把钱投进了募捐箱。没费多少时日，他们真的募捐到可以付印的钱了。其实当时的同学都并不富裕，有不少同学为了募捐竟把衣服都卖掉了。
在凑足了付印的钱以后，章天迅就派出谭英华和杨路平到某大报下属的印刷厂去联系。经过洽谈，厂方同意印刷三千份，叫他们立即把新闻纸送来，答应在一个星期后提取。于是谭英华和杨路平就立即到纸店去买了一百令新闻纸，并立即送往印刷厂……
25
就在《论坛》的铅印工作取得步步进展之际，没想到半路里居然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这真有点令人意外又忧心忡忡。章天迅的父亲是一个有相当级别的老干部，他消息灵通，能捕捉到一些有关上层的政治动向。他昨晚突然把章天迅叫到书房里，心绪重重地对他说，看来啊，“天色”要变了，你可要当心啊，好自为之吧……
他听后不禁心头一怔，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啊？他本来还想再打探一下事情的究竟，这“天色要变了”到底会变到怎样的程度？至于这个“天色要变”指的是什么，他倒是心中有数的，那肯定是“大放大鸣”无疑。他熟知父亲的性格，他历来习惯于“奉人只说三分话”，不会像“竹筒子里倒豆子，一泄而空”的。他常常是要给人留有充分思考的余地，即使对于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知道多问没用，父亲绝对不会再说下文，他也就只好慢慢地退出了他的书房。章天迅想，看来，党中央真的要决定“收”了。这怎么会可能呢？“大放、大鸣、大字报、大辩论”的整风运动可是党中央主动提出来的，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是这样真诚地希望大家向党组织提意见，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还提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样的承诺。现在正处于大放大鸣的高潮之时，怎么能说收就收了呢？这样的国家大事能开“国际玩笑”的吗？怎么能在广大群众正热火朝天地揭露“三害”之际会突然来一个急刹车？就这样偃旗息鼓了？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意见提得过于激烈而触到他们的痛处从而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感，致使他们突然地翻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共产党也实在是太没有雅量了！不过，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可不像共产党往常的做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突然刹车？刹车以后他们会不会来一个“秋后算账”？哎，父亲好像是说过要“好自为之”的话啊，他不是在暗示共产党可能会采取报复性的态度。看来啊，这个突然决定“收”的结果肯定不妙，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甚至是“极端险恶”的“图谋”！这可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啊，他绝对可不能对此掉以轻心。那么，我们今后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用什么态度去对付这个突变？还要不要继续举行辩论会？还要不要继续写大字报去揭露“三害”？对《论坛》的铅印作如何处理？要不要打退堂鼓，等等。章天迅不是一个遇到了危险就要后退的人，也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只要他认定了他在做的事是正确的，那他一定要坚持到底，即使前面是悬崖绝壁或者是刀山火海也绝不回头！民主本来也是共产党的主张，破除“三害”也是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正是按照共产党的主张去作的，这难道有错吗？他们难道还要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继续横行下去？他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共产党为什么要改弦易辙。不管共产党今后会采取什么态度或手段，哪怕他们真的要搞“秋后算账”的话，他也绝对不能放弃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神圣目标，这就是章天迅的最后的结论。诚然，他的心情还久久难以平静，有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感觉……
凌云看到章天迅的脸色很难看，好像有什么苦衷。她想，他也许是遇到了什么烦恼之事。于是她就问章天迅，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是不是为了前几天辩论会上的事啊？
章天迅尽管心里很苦恼，但还是装出一付笑嘻嘻的样子。他回答她说，那倒不是，辩论会上的事有什么可苦恼的，我们又没有输给他们，这个结局完全是在我们预料之中。他们掌控这么多的组织机构，动用了这么多的干将，几乎是倾巢而出了，但结果还只是打一个平局，周起隆此刻可能还在蹬脚呢。
凌云听了，觉得也是。这几天来，凌云的心情也像燕湖的水那样地没有平静过。自从那天令系铃到这里来发表演说以后，特别是她的演说受到了同学们如此热烈欢迎的情境，至今还萦绕在心头。她真的十分称佩令系铃，觉得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她还清楚地记得，令系铃那天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头上翘着两只白蝴蝶结，一口气说了十多个问题，发表了这么多令人吃惊、羡佩、高妙的言论和观点，同学们在会场上高呼“我们支持令系铃！”、“我们与令系铃携手共进！”的口号声似乎还在她耳边萦绕。总之，她一夜之际成了新闻人物，成为大家谈话和辩论中心，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令系铃的演说，把燕湖的风浪推向了高潮！当然，也有人反对她的讲话，如褚刚峰等人就把她的演说说成是“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性言论”。这并不奇怪，因为她的讲话击中了如今社会上弊端的要害，那些“既得利益者”及教条主义的追随者能放过她吗？能不颠倒黑白地污蔑她吗？诚然，在令系铃的身上，除了泼辣、正气、锋芒毕露以外，还有一点偏激，有些话似乎不够严谨，说得了过分一点，但我认为她的心是善良的，是有着一股对于黑暗和丑恶的憎恨，以及有对美好社会生活追求和向往，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特性。人类的心灵应该一代比一代好，正是依靠这种美好的心灵，我们才能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当然，我们年轻人是狂热的，也是不成熟的，但是我们会在生活的浪潮中渐渐地成熟起来。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地开展自由争论，全面揭露社会的矛盾，使人民从盲从的睡梦中苏醒过来，根除“三害”，拥护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和一个正确的领导，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设成为像方志敏烈士所说的“到处都是活泼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苦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健康代替了疾苦，智慧代替了愚昧，友爱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亡之悲哀，明媚的花园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该有多好啊！如此看来，她的即兴讲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篇精妙绝伦的演说，她的形象也不失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在这人世上，难道哪个人会不存在缺点？她身上的缺点与她的凛然正气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人都不能求全责备。
章天迅看到凌云还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觉得有必要让她尽快知道这个党中央可能要“收”的消息，这可是一个重大问题，虽然这个消息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不宜向外扩散，但凌云与别人不一样，他与她有莫逆之交，他不能对她隐瞒，更何况她是一个十分稳重的人，她从不做任何不负责任的事。于是，他就把这个令人惊异的消息告诉了她。
凌云听到了章天迅的话后，才想起那天从令系铃那里也听到过这个类似的消息，那是在她发表演说的辩论会后，凌云作为邀请方的《百家社》代表为她送别，她们在路上边走边谈，令系铃轻轻告诉凌云说，据从高层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党中央决定要“收网”了。当时凌云还不明白“收网”是什么意思，令系铃看到她迷茫的眼光时，立即补充说，党中央对大放大鸣要“紧急刹车”了！
凌云还是有点糊涂：“为什么啊，他们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吗？怎么能在人家刚刚把话说在兴头上，还没有把说‘尽’就不让人家说了？”
“啊呀，你真是太天真了，人家是掌权者，能允许你触到他痛处吗？”
“这可是他们自己说的，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怎么能这样小家子气呢？”
“啊呀，你真是书生气十足啊！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吗？政治无诚实可言！你做好思想准备吧，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了！”
由于她们已经快走到了公共汽车站，令系铃也就没有把话再继续说下去。她紧紧地握着凌云的手：“再见了，我们后会有期。”
凌云知道令系铃有一个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男友，她的这个消息很可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当时凌云听了这个“收网”的消息后确实感到有点意外，她还是有点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她当时还是十分信任党中央，党中央恐怕哪会这样反复无常呢？她还对令系铃相当地不理解，她既然知道要“收网”了，而且也估计到“暴风雨可能要来了”，那她为什么还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如此激烈言词的演说？如果这条消息确实的话，那令系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年，她更加敬佩令系铃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正如像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物那样，她是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不过，由于后来忙于其他事务，也就没将这个重要的消息放在心上。此刻经章天迅提起，她才想起此事。如此说来，这个消息肯定就不是空穴来风了。不管是章天迅的父亲还是令系铃，他们都不是捕风捉影者，他们都有高层的渠道。因此，他们所得到的消息绝对不会是云里雾里的飘渺之影，肯定属于言之确凿。
章天迅向凌云说出了这个消息后，又向她分析了自己对“收”的各种判断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最后还说出了自己的坚定态度。
凌云不但信任章天迅，还十分敬佩他的进取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她常常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个勇敢而忠诚的朋友而感到荣幸和自豪。章天迅可能还不知道令系铃也说过类似这方面的话，于是就把令系铃在当晚向她所说的话告诉了章天迅，还说了令系铃估计“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了”的话。章天迅觉得令系铃的估计完全准确，我们确实面临着“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了”。
凌云也是一个敏感的人，觉得章天迅的分析完全有理，在处于目前这样惊天动、热火朝天的浪潮之中，党中央为什么会突然会来一个“急刹车”？这内中肯定有重大的“文章”，正是像章天迅所分析的那样，完全有可能“突然翻脸”并出其不意地来一个“反扑”！如果深入冷静地去分析研究一下，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因为在“大放大鸣”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激烈意见，而且还是属于敏感性的问题，这些尖锐而锋利的意见刺中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要害之处，必然会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肯定会恨之入骨，当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难道他们会眼睁睁地看到自己受攻击，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损害，他会甘心吗？他们会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们根本所无法接受的结局吗？他们如果再不奋起反扑的话，等于是要由别人任意宰割了！在前几天辩论会上的争辩与交锋，不就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双方为何争辩得/如此激烈？难道不是说明双方水火难容、势不两立吗？这种严重对立与激烈交锋正是说明了双方已经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们不是常常在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们难道会甘心西风压倒东风吗？这样看来，一场尖锐的矛盾就必然要导致一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如此看来，共产党之所以要突然改变态度，突然决定要“收”，确实有其政治和社会的客观背景。更何况，这个消息是来自章天迅的父亲和令系铃之口，不是来自什么“小道消息”。看来啊，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如何对策是目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今后是不是应该不畏强势，继续义无反顾地前进呢，还是避开锋芒畏缩后退？是一往无前不惧风险还是避讳灾祸、明哲保身？从此改头换面，苟延残喘？这是摆在章天迅和凌云面前所必须选择的一个严峻而不能回避的问题。凌云知道，章天迅的态度已经十分肯定了，他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他已经决定破釜沉舟了。那么自己呢？是否也像章天迅一样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对此，凌云当然是肯定的。她是一个清醒的人，她完全明白，即使想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她此刻忽然回忆起自己在前一段时期的“所作所为”，自从开展大放大鸣运动以来，凌云确实没有写过几张大字报，写的也是一些对于民主的诉求，指出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性等问题，她不去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词，特别是对于那些敏感性问题，她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倒不是出于她胆小怕事，而是有她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她觉得既然是诚诚恳恳地帮助党整风，就得实事求是地、真诚相待地提意见，完全不需要用那些激烈的言词，也不需要在极其敏感的问题上去刺激领导干部。尽管她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民主自由始终不渝追求者和坚定的拥护者，她之所以不写激烈言词的大字报，不去涉及敏感性的问题，大家也都理解她，都觉得她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人，不是一个胆小鬼。她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与她的经历有关。她虽然年纪轻轻，但她的工作经历却不“轻”。她参加过土改工作，耳闻目睹地见过、也亲自尝到过“左”的厉害，到北苑大学以后，又尝到时肃反时“人人过关”的滋味。她总觉得，如今社会上的一些干部，一些掌握着权力的人，总是要按照他们自己脑子里的思维去判断别人，他们不会有理解和体贴别人的想法，而且是总觉得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古人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正因为如此，她总是处处小心谨慎，防止别人对自己的伤害。不过，她绝不是一个善于“算计”的人。自从迈进北苑大学起，她从不推卸责任，历来敢于担当，特别在朋友遭到“不测”时，她总是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就在上次《燕湖》要开除章天迅时，她就坚定地与章天迅站在一起，决不惧怕权威，所以大家都对她十分信任。在此刻面临灾祸之时，在她的内心深处，丝毫没有任何退却的打算，如果面临“报复”，她将毫不犹豫地去承担责任。有人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既然可能要灾祸临头，那就得勇敢地去面对它，绝对不能用躲避或者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去苟且偷生。过去业已发生的言论和行动能隐匿得了吗？勇敢者面对灾祸的态度是临危不惧，懦弱者面对灾难的态度是惊慌失措，投机者面对灾祸则是避重就轻或嫁祸于人，这就是勇士与懦夫及投机者的根本区别。当灾祸临头时，对于每个人来说无疑地都是一场重大的考验，是一次心灵的洗炼与净化的过程，也是体现美好与丑恶的试金石。
章天迅和凌云都决定勇敢地面对灾祸，不管等待他们的未来是什么。他们忽然想到《论坛》的铅印问题。《论坛》的文稿、经费、纸张都已交付了，等几天就可提取了，要不要改变决定？这一期《论坛》上刊登了令系铃的演说全文，也有许多极其敏感性的文章，对于那些惯于压制民主与自由的人，对于那些抱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放的人，无疑是一夥威力无比、震撼人心的“重磅炸弹”。完全可以设想，当他们看到《论坛》时，肯定将怒发冲冠，咬牙切齿！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此刻的一个“突变的形势”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前面的一幕自然就完全相反，当他们这些人拿到《论坛》，他们将会是如获至宝，心花怒放，兴高采烈，因为这是“右派”的最好、最新的“罪证”！他们个个都会发出一阵淫笑，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颗“重磅炸弹”敲响了“右派”走向自我毁灭的丧钟！
章天迅和凌云都料想到这个必然会出现的结局，怎么办？已经泼出去的水难道还会收得回来？能收得回来吗？他们商量的结论是一致的，都认为《论坛》付印好比是一个已经嫁出去的姑娘，她的命运其实已经由“上苍”圈定了，“悔婚”没有用，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不但不能扭转命运，反而会遭人白眼，“臭名”远扬！
26
谭英华和杨路平尽管也得知“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了”的消息，但他们并不害怕，还是要执意地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下去。根据原来的约定，今天应该是去印刷厂去取《论坛》的日子。他们和章天迅、凌云一样，并不怕《论坛》给他们带来的厄运，而是想把《论坛》当作一枚威力无比的炮弹，对“三害”发起猛烈的攻击！不管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将一往无前、屈而无憾！所以，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义无反顾地不辱使命到印刷厂去提取《论坛》。
这一天，是1957年6月8日，是他们一生中难忘的日子。正是这一天，是他们、也是中国几十万人甚至是上百万人发生了命运大转折的一天。正是这一天，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在这篇社论中说，“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阶级斗争的信号”，“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一场规模空前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暴风雨真的降临了！就在谭英华、杨路平去印刷厂的路上，他们听到了街边的高音喇叭正在广播这篇《人民日报》社论。他们看到路上有许多人都正在驻足静听，他们也就与大家站在一起听这篇广播，随着社论的口气愈来愈严厉，人们的表情也愈来愈惊异，他们的心里似乎都在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就在老百姓还完全蒙在鼓里之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早就在运筹帷幄，谋划着“反右”“阳谋”的部署了，请看：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的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见“毛泽东选集”笫五卷P.424，下同）。接着，他还写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P.428）；
另外，他还在上海发出党内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P.432）；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写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接着他又写道：“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P.436）；他又写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P.437）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他又说：“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P.444）
谭英华和杨路平站在马路上听完了这篇广播后如大梦初醒，彼此互相瞪着眼睛惊异地望着对方，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的心中都在想：看来啊，这个要“收网”的消息确实不是空穴来风，而且还像神秘的慕士达克之剑那样在顷刻之间就悬在人们的头顶上了。谭英华此时心胸里真是波涛汹涌，难以自制。他是一个历史系学生，他怎么会“掉进”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里去的呢？其实，他是一个十分本分的学生，但同时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有一个莫逆之交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可算得上闻名遐迩的高材生。在一次选派留学生时，他的这个好友自然是一个颇具实力的候选人。但由于当时党委里的一个要员肆意要选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谭英华的这个要好同学，就把谭英华的这个同学拉了下了。此事也曾引起过一些风言风语，但由于此人精心而巧妙的周旋下，很快地就趋于平息，但此事在谭英华的心中，却留下了一条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想，学校党委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在大放大鸣刚刚开始的初期，他就写了一张“公开信”贴在饭厅的大门口，引起了轰动。从而也引发了杨路平的《自由论坛》大字报，以及紧跟其后的章天迅的《吹响时代的号角》，从此在全校开创了用“大字报”形式提示问题的先河。后来，他就加入到章天迅他们的《百家社》，积极参与其中工作。他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幻显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当然很清楚《论坛》的份量和“杀伤力”，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个杀伤力现在只能是对自己而不是对“三害”发难了，这无疑是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紧要关头，他就问杨路平：“咋办？”
杨路平仍然装出一副不怕天不怕地的样子：“我们当然要去取《论坛》啰，这难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我们的《论坛》宣扬的是民主与自由，反对的‘三害’，又不是什么反革命传单，我们有什么可惧怕的？再说啦，‘社论’有它社论的道理，我们有我们的道理！”
经杨路平这么一说，谭英华就鼓起了勇气向前走。他想，自己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我们其实确实也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也没有做过什么反对共产党的举动，何必去担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于是乎，他就与杨路平一起快步地向印刷厂走去。
正当他们走到印刷厂门口时，一幅显眼横幅标语挂在大门口的上方：“坚决击退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当他们看到这幅极其显眼的横幅标语时，不禁又傻眼了。心想，工厂对此的反映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呢？难道是早就有预谋了？正当他们走进厂门口时，他们就看到了与他们当初联系接洽印刷的这个人。那人看到他们时，也马上就认出了他们。他不无严肃地说：“你们是来提取《论坛》的吧？不知你们刚才听到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没有，我们难道还会允许你们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品去继续毒害人民吗？你们做梦去吧！”
此时，周围已经聚集了许多围观的工人，不知哪个工人先带头喊了一声：“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紧接着，一阵雷霆万钧的号召声就响彻云霄！谭英华和杨路平就像“过街老鼠”那样灰溜溜地退出了厂门口……
第四章漩涡
27
随着《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出台以后，它就接连不断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此时人们才注意到，《人民日报》在此前的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有过一篇社论，这次倒是“厚积薄发”了，人们似乎才猛省到这其中的“奥秘”了。6月9日的社论是“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6月10日的社论是“工人说话了”；6月14日的社论是“是不是立场问题”；同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直到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附带说一句，在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以后，平头百姓才得知这篇批判《文汇报》的文章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编者按’”都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如果说，“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运动”号角的话，那么以后的十来篇社论就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推向了一个“小高潮”。此时此刻，成千上万蒙在鼓里的“右派分子”此时才开始醒悟到，原来《人民日报》在此前一直缄默不言，现在突然来一个像连珠炮式的发动反击，原来共产党是暗藏着玄机，也是韬略。这是既欲擒故纵、又引蛇出洞的一种策略。但毛泽东在此时却说，他搞的不是阴谋，是阳谋。
随着《人民日报》的社论连续不断的发表，全国大小报纸都跟随着其后争先恐后地、连篇累牍地一致刊登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群情激昂声讨他们妄图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罪行。在当时的报刊上，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民主党派，特别是民主同盟中的头面的和重量级的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由于当时正在狠批《文汇报》，而浦熙修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再加上她与罗隆基有一种“特殊关系”，于是也就顺便把她“推到”一个“热门人物”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要把章、罗、储、浦乖人作为打击右派的头号目标呢？这还得从当年的年初的政治源头说起。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强调要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种政策与方针对于自由民主观点根深蒂固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来说，无疑是注入了一剂“兴奋剂”，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就跃跃欲试起来，他们认为，既然毛泽东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然他愿意“长期监督，互相共存”，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实现民主与自由夙愿的大好时机，他们自然都想乘机搞出一些“名堂”来。
章伯钧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又是中央人民政府里的交通部长。他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他就想把当时作为民盟机关报的《光明日报》率先成为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阵地。他认为，《光明日报》既是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同时也是属于民主党派的报纸，那自然就要增加民主党派方面的新闻，要反映民主党派方面的观点和意见。关于办报的宗旨问题，他强调指出，应当遵照他在解放前办的《中华论坛》发刊词上所说的那样，“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想生活之崇高的表现。”他为了贯彻这种办报的宗旨，就自然要去物色一个得力的干将，于是就想到了储安平。
储安平是报界的著名人士。他在解放初期担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在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他在1954年起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又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于储安平有这样的资历，章伯钧就觉得他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就他去做《光明日报》总编辑。为了能执行独立办报的宗旨，还果断地决定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储安平的办报观点自然与章伯钧是一致的，储安平认为，办报的宗旨无非是代表普通老百姓说话，要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里公开说，我们办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揭露、再揭露，至于如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那是共产党和政府的事情。
罗隆基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高校任教。解放后，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任中央人民政府森林工业部部长，也是《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浦熙修在解放前就是一个著名记者，当时被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由于她勇敢地、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高层的腐败而被逮捕，坐了七十天班房。后来在周恩来、罗隆基的全力营救下出狱。在新中国成立后，她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委员，也是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她还三赴朝鲜前线采访。在《文汇报》复刊后，她就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1957年4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由于处于执政党地位，有许多同志就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一部分人甚至形成了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还说，本次整风运动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和风细雨……
这样一来，那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就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纷纷在各种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高谈阔论地述说他们自己的主张；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都争先恐后地向共产党进言，如何地要发扬民主，扩大自由，都毫无顾虑地揭露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危害……
5月21日，章伯钧在李维汉亲自主持的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讲了几十分钟，他主要谈了“政治设计院“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提的意见无非是希望共产党能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
5月22日，罗隆基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他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要检查在“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和偏差，还在会上公开鼓励大家都来申诉冤枉和委曲！
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称：“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现象，而且与中央有很大关系。”他还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央高层）却没有人敢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最后，他总结说，这个“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所在，也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的发言真是掷地有声，石破天惊，震撼了整个朝野（据说，毛泽东听说此言后也为之一震）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大报均以醒目的标题，并以显著的位置全文刊登储安平的发言。
……
随着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一声号响，全国各地就立即投入到声势浩大并空前的“反右派运动”中去，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齐头并进，口诛笔伐，向右派猛烈开火！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愤怒声讨“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党天下”这“三大反动理论”的反动本质，充分揭露其妄想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企图，坚决击退这些忘我之心不死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神州大地满天阴云密布，迅雷阵阵，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雷震荡风雷激！那些原来道貌岸然、令人尊敬的政府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那些养尊处优、具有崇高声望的教授、社会学家、作家、诗人、科学家在顷刻之间就变成了牛鬼蛇神，从小会揭露，到大会批斗，他们的政治权利与人身自由全部被剥夺，人的尊严也丧失殆尽，像“过街的老鼠”那样，遭到“人人的喊打”，有的还被逮捕判刑，打入了“人间地狱”……
照例说，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是应中央统战部的邀请来参加座谈会而发言的，而且当权者在事先也作了这样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算是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得确实是偏激了，或者说是全错了，那也应当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那怎么能一下子突然翻脸不认“账”了呢？这可是人家在会上当着邀请者的面说的话，而不是在暗地里搞煽风点火的阴谋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到底是谁践踏了宪法？到底是谁把神圣的宪法变成了一纸形式主义的装饰品？
历史常常会给人开玩笑。在事隔二十多年以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公开承认“反右派运动”确是被“严重扩大化”了，并宣布对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之众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予以“改正”，并适当安排工作。为什么是“严重扩大化”呢，因为还有零点零零壹的人（据说只有十来个人）得不到“改正”，所以还不能说“反右派运动”完全搞错了，而只是“严重扩大化”。那几个当时号称全国“头号”及最大的右派分子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就属于不予“改正”之列。呜呼哀哉！
28
北苑大学是首都高校“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字报”的“始发地”，也是右派攻击共产党最猖狂的高等学校之一，高层自然对它极为关注，在整个大放大鸣期间就一直关注着它的动向，并对它进行了严密监视，对该校大字报的风起云涌之势进行封锁，不准各报刊报道北苑大学的鸣放消息。所以，尽管在北苑大学的校园里的大放大鸣大字报搞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但在首都的报纸上只看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向党提意见的报道，而看不到任何有关北苑大学里的大放大鸣的消息。当时，有许多激进的学生对此十分不解，有的甚至感到不满，章天迅还亲自率领杨路平谭英华等十来个人到《人民日报》社去提交过一份抗议，抗议他们为什么不报道北苑大学的鸣放情况。报社不但不接受他们的抗议，反而对他们进行了狠狠地驳斥，并立即叫人把章天迅他们驱赶了出来！
还是在“反右”开始之前，中央高层在听取汇报后就对北苑大学的大字报的特别关注，并做出了批示，要对该校的鸣放情况采取严密的封锁措施，严防这种恶性的“反党情绪”扩散，引起首都高校的连锁反应，致使不堪收拾；在“反右”战斗打响以后，中央高层就理所当然地把北苑大学作为重点反击右派的目标，北苑大学生成为首当其冲就没有什么奇怪了。用周起隆的话来说，这是活该，也是互为因果的一种报应，自作自受、自食其果嘛！
几天来，周起隆几乎进入了亢奋状态，那些曾经嚣张一时的右派分子真是不堪一击，他们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正在遭受“人人咸打”的局面，这可见共产党的威望是何等的崇高，劳动人民的力量是何等地强大，那些蛊惑人心的、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是何等地经不起风雨，一旦遭到革命力量的反击就像秋天的黄叶那样纷纷地飘落。他情不自禁地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真是英明无比啊，是他老人家亲自谋划了这场伟大的“反右派运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胸中拥有那种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韬光养晦的话，那些忘乎所以的右派分子能这样迫不及待地站出来猖狂地向共产党进攻吗？能如此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吗？正是靠毛主席这种谋略，我们就很轻松地抓住他们的尾巴，像痛打落水狗那样地把他们置之死地！对照一下自己，真是太渺小了。想当初，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自己对党中央还有一肚子意见呢，还从心底里埋怨党中央是这样地软弱，任由右派们恶毒地进行攻击而不采取反击措施。如果那时不任由他们无法无天的话，那能像今天这样干脆利落地去收拾他们？自己真是太幼稚了，这说明自己的政治水平还是很低，需要下决心、花大力气地去学习毛泽东思想，可千万不能自满啊！
在运动开始之时，他们确实是花费了不少精力的。就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前一天晚上，校党委就召开党委会。党委陆书记向全体党委委员传达上级的内部指示，党中央决定要开始反击右派了。然后布置本校的反击右派的行动方案。党委决定由周起隆负责组织一批人马，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的当天上午就要贴出反击右派的大字报，而且要求火力凶猛，目标集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周起隆接受任务后，自然就马不停蹄地立即召集了褚刚峰、陶少浪等一批立场坚定的左派核心人员开会，向大家“亮相”党中央关于“反右派运动”的内部指示，宣布了学校党委要立即向右派发动反击的决定，而且在会上点出了几个反党的“急先锋”，他们就是“五•一九”大字报的领军人物章天迅、杨路平、谭英华等人，这些人应作为“开篇”的主攻目标。褚刚峰听了周起隆的讲话后，真是心花怒放，无论如何也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自从开展整风运动以来，多少日日夜夜，他一直处于极度的抑郁之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堂堂的执政党，堂堂的共产党干部，怎么会饱受那些不三不四这样的人中伤与攻击？怎么能一直处在那些丧心病狂之人的攻击与包围之中而倍受煎熬？党内的高层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看之任之、而不针对他们这样恶毒的反党言行而进行反驳的软弱的态度？特别是在那天令系铃在北苑大学发表演说时，她对共产党毫无顾及的肆意攻击，他几乎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他在内心里甚至于一度产生过怨恨的情绪，埋怨高层实在是太优柔寡断了。他实在是无法理解高层这样“绥靖”的妥协态度，竟会容忍那些右派咄咄逼人的狂妄与蠢蠢欲动。当他今天听了周起隆的传达后，方如大梦初醒地醒悟到党中央的伟大与英明，也从而深刻地反省到自己的幼稚与肤浅，自己的头脑里的思维真是太简单太鲁莽了！他不想把这些曾经在脑子里反复出现过的问题隐讳，他勇敢地站起来毫无保留地揭示出自己过去的一些糊涂想法，情不自禁地检讨自己的幼稚与无知。他还表示今后将毫无保留地听从党的指挥，并以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姿态投入到这场反击右派的运动中去。陶沙浪与褚刚峰不同，他没有过像褚刚峰那种与共产党生死共亡的思想意识，也不具备像褚刚峰那样视共产党与自己为一体的理念，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的所有一切行为目的都是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服务。他之所以要去反对右派，就是为了表白自己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他跟着共产党走并不是因为出于自己的信仰，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前途。他听了褚刚峰的发言以后，他觉得自己也应当表示决心，也要像禇刚峰那样地勇敢地投入到反右运动中去。所以，他就用极具锋芒的语词痛斥右派，竭力颂扬共产党的英明与伟大，此刻出台打击右派的举措真是“恰到好处”，实在是太及时了！
随后，周起隆就布置了如何反击右派的问题。褚刚峰认为，反击大字报的标题一定要醒目，使人一看到就会有强大的吸引力；大字报里的措词要激烈而富于针对性，一举就能击中要害，立刻会产生“当头一棒”之效果，要像孙悟空打白骨精那样，一棒打下去就立刻显露出妖怪的原形！并置之于死地！此举一出，就会收到彻底摧毁他们的阵营的效果，使他们连招架之功都丧失殆尽。大家都很赞同褚刚峰的意见，还补充了一些其他的反击手段。周起隆强调，在取得了第一场胜利之后，我们切不可产生轻敌思想，绝对不能骄傲自满，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紧接着就要让预先布置好的“第二梯队”迅速跟上，一鼓作气地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使他们落花流水、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在我们取得了第一个“战役”胜利以后，当然不能放过那个胆大包天的反革命分子顾维旋，要用“杀鸡惊猴”的策略给右派们看，让这些人尝尝我们无产阶级铁拳的厉害！此后，我们还要逐步扩大打击范围，稳准狠地痛击一切右派分子，把他们揪住不放，直到他们投降缴械、彻底认罪为止！我们此刻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动手组织撰写反击稿纸，并在天亮前一定赶写出反击他们的大字报来（要布置人员站岗守门，不准外人混入）。在明天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出来以后，我们就要立即把这些反击大字报贴出去，立即造成一种内外呼应，里应外合的印象，给人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雷霆万钧的架势！我们写的这些反击右派的大字报都要张贴在校园十分显眼的地方，使大家一走进校园就会看到，就能体验到局势的骤！给那些右派立即造成危机感以及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惊恐万分，晕头转向，猝不及防。
接着，他们就进行了分工，由褚刚峰分配各人的任务……
第二天上午，当邮递员刚把当天的报纸送到校园时，人们就看到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当人们出现惊愕的目光并纷纷在谈论此事时，褚刚峰、陶沙浪等人急不可待地拿着昨晚写好的大字报在燕楼面前张贴。与此同时，人们还看到他们一伙人正在通道的墙上贴大幅标语：“坚决击退右派的猖狂进攻！”，“严厉声讨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严重罪行！”，“坚决粉碎以章天迅为首的反党右派集团！”
很快地，在大字报周围就形成了许多围观的学生，映入他们眼帘的大字报醒目标题是：
“彻底揭露章天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嘴脸！”
“章天迅到底是想要‘吹响’什么‘号角’？”
“剥开章天迅及其帮凶杨路平、谭英华的画皮！”
……
《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和反击章天迅的大字报真可谓是两颗重磅炸弹，同时在北苑大学的校园内炸响！顷刻之间，整个校园内的政治空气急转直下，这犹如在一个闷热的夏天，天边突然涌过来一片乌云，顿时遮蔽了整个蓝天，四处漆黑一团。瞬间，一道耀眼刺目的电光撕裂云层，骤然间释放出吓人的、耀眼的闪光；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声震撼得地动山摇，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此情此景，就是当时这种的“突变气候”的真实写照。只要你不是属于低智商的懵懂之人，都会十分清楚地知道，政治气候突变了！人们很自然地会意识到，活跃在北苑大学政治舞台上的那些“冒尖”者，看来是要在劫难逃了！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还处在困惑之中，他们在惊愕之余，在心底里还打着这样的问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吗？堂堂的执政者，怎能言而无信，怎么会一下子翻脸不认账了呢？
紧接着，下午又涌现出一大批大字报，真是风起云涌啊。大字报的标题当然也是十分引人注目，措词刻薄锋利、紧扣心弦，充满着杀气腾腾之态势。不言而喻，这都是反击与声讨右派的大字报，而且是一批又一批地连续不断地铺天盖地地蜂拥而来……
次日上午，大字报的矛头又突然指向了顾维旋，大字报质问顾维旋：“你‘愤怒的烈火’代表着谁的愤怒？是不是因为风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你们这些人就感到愤怒了？你指的‘烈火’是什么样的烈火？”，是代表什么样人的烈火？”，“你说‘冲破了黑暗’，难道不就是要冲破社会主义这个‘黑暗’吗？”，“顾维旋颠倒黑白地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及其险恶用心！”，“顾维旋公开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还公然提出要为胡风翻案，说明他与胡风反革命分子是一丘之貉！”……
北苑大学“反右”的第一炮打响了，而且打得响彻云霄！
随着反右运动的发展，大多数人都认清了形势，那些原来跟着右派走的人看到形势不妙就马上掉转了方向，纷纷加入到左派的阵营中去，有不少人还反戈一击，给右派造成致命的创伤。右派愈来愈孤立了，而且开始分崩离析了。当然还有少数顽固不化的人，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他们已经十分清楚自己面临的险恶境地，而且也知道自己可能要去下地狱！
29
周起隆此时真是踌躇满志，心花怒放。他此刻回忆起这段时期与右派展开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时，心里不禁激动万分。想当初，在刚拉响反右战斗的号角时，那些头脑里装满混沌的人虽然也知道风向变了，但他们还是在动摇不定、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下不了决心与右派割断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也阻碍了他们及时地向我们左派靠拢。看来啊，人总是有一点“犯贱”的，不到黄河心不死嘛，后来到了“别无抉择”之时，你还能不去下决心忍痛割爱、破釜沉舟吗？你还能再犹豫不决下去吗？还能再与右派分子藕断丝连吗？他清楚地记得，就在那天批斗反革命分子顾维旋的大会上，台下的“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顾维旋！”，“坚决要求逮捕法办反革命分子顾维旋！”的一阵紧接一阵的口号声震撼会场时，他们这些人好像是顿时被醒悟了，他们似乎才明白与共产党作对的人就肯定要遭到像顾维旋那样的下场。当大会宣布对顾维旋实施逮捕时，早就在后台等候的公安人员即时拿出锃亮的手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住顾维旋的双手时，台下顿时肃静，连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都能听到，当时大家都眼睁睁地看到，顾维旋脸色霎时煞白了。公安人员立即带走顾维旋，推进了等候在大门外的红色警车……
自此之后，那些动摇分子如注入了一针清醒剂，很快地摆脱了动摇不定状态，纷纷站到革命的阵营中来了。可见啊，阶级斗争确实是一个法宝，它不但能有效地打击敌人，镇住敌人，还能极其有效地挽救和教育广大群众，今后万万不可忘记这个法宝啊，只要手中时刻不忘握着阶级斗争这把利剑，阶级敌人就会丧魂落魄，就会被吓得瑟瑟发抖！
今晚将召开跨系的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是右派主将章天迅。这个章天迅真是顽固不化，看来他是选择执迷不悟、顽抗到底了。他不相信他真的是到了地狱门口不落泪之人？那么就等着瞧吧，难道大腿还扭不过胳膊不成？
章天迅确是一个准备破釜沉舟之人，他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即使要进“地狱”也绝不回头。他深知，此时确是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完全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但他却没有任何反悔之意。他为什么要反悔？难道他做错了什么？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决不是一个轻率而容易冲动的人。他历来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负责，决不会因遇到“风暴”就立即调头转向，不管他的行为遭受到什么样的后果，他都敢担当，绝不推脱。他认为，动摇、后退与推脱都是一种懦夫的行为，也是一种低俗的人所不齿行为。不管今后局势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不管他今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厄运，他都不会去低头认错以求得苟且偷安。此刻，在他的心中只有痛楚与愤怒，他怎么也无法理解“大放大鸣”会造成这样的结局。这场整风运动可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是你们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动员大家提意见，还情切意深地表示，我们党内目前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我们必须要破除“三害”。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还说什么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可都是你们自己向老百姓承诺的，怎么现在说变就变了，一下子就翻脸不认账了呢？这种政治上的严肃承诺是可以当戏言的吗？人家响应了你们的号召，提了意见，即使某些意见提得过分或偏激了一点，这也不算是犯了天下之大不韪呀。对人家响应你们的号召而提的意见怎么能说成是恶毒攻击了呢？这种“翻脸不认账”的欺骗行为只能是一种无赖的行为，毫无道德可言！他自从那天听到要“变天”的消息后，他在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亿心中有数，历史上的任何寻求变革或追求民主自由的行动都有可能遭到迫害或暗算，许多志士仁人历来都是坦然自若去面对的。远的不说，就在近代的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的积极参与者谭嗣同就以“我自横刀向天笑”那种大义凛然的态度慷慨就义的。对于一个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进步青年来说，都应当有这样一种不惧险恶、愿意承担后果的品质。林则徐也曾经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祝福避趋之”，历史上的那些志士仁人都是那样愿意承担后果而不逃避责任的。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学潮中，就一直遭受着镇压与挫折，但他们都没有因此而停止了前进的步伐！不过，章天迅确实没有想到过，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新社会里怎么会出现压制言论自由、打压争取民主的人士？他想之所以会这种的情况，是否是共产党的高层决策者“昏庸”了，抑或是恃权傲视而“蜕化变质”变得专横跋扈了？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可都是这样的，难道共产党的领袖们也会重蹈农民起义头目们的覆辙？他们的脑袋里也塞进了“帝王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自然会变得“高贵”起来，容不得来自基层的批评了，如有人不顾及他们的面子，触及了他们的痛处，他们就会“龙颜大怒”，就恼羞成怒地拿出手中的“尚方宝剑”来耀武扬威。这样的推断也不是空穴来风，早在十多年前延安时期所发生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当时就有人为了巩固手中还没有掌握到稳定的权力，就千方百计地动出“谋略”来搞一个“抢救运动”，用“对待敌人的严酷方式来打击自己的同志”，藉以排除异己，从而达到巩固自己的地位。革命后经历了四十年的苏联老大哥也一样，斯大林为了攫取个人的权力，欲建立伊凡雷帝式的暴政统治，就极其残暴地推行的残酷“大清洗”，杀害了几百万无辜的共产党员和老百姓。这些身披马列主义外衣的“领袖”的头脑里，其实早就把马列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的事态发展确实有点扑朔迷离，高层会不会搞“抢救运动”那样的残酷打击？会不会搞苏联式的“大清洗运动”？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地口是心非，他们之所以要用搞阴谋那一套韬略来对付知识分子，他们就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的，也说明他们对革命的宗旨以及对民主的承诺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既然如此，他除了做好最坏的打算和准备以外，就别无选择了。
30
自从校内开展攻势凌厉的“反右”以后，凌云陷入了万分苦恼之中。她已经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还是无法厘清目前会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共产党不是一直在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吗？人家不提，他们硬磨软劝地要你提意见，人家提了，也许是意见提得重了，你们就受不下这口气了，就突然翻脸反咬一口地说人家是“向党进攻”了？当初你们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吗？现在怎么不守信用了？你们怎么能学起过去国民党那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老百姓了？想当初，在1949年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你们是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号召并协助在香港的、或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人士都聚集到北平来，商讨建国大计，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拟建“共同纲领”（代理临时宪法作用），你们那时对待民主党派是那么地谦虚谨慎，是那样地真诚，确实使民主党派人士感动，他们当时也真心地拥护共产党。凌云想到这里，就想起那令人记忆犹新的著名延安“窑洞对”。那是在1945年7月1日，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作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当时黄炎培问毛泽东，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如何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就极为豪爽地回答他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让人民负担起监督政府的责任，政府才不敢松懈，才可避免人亡政息。毛泽东当时说的话多好啊，多英明啊。他是那样地谦虚，那么地真诚，使民主党派感激涕零。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才会得到众多的民主党派的真诚拥护，才能团结全国的民主力量，才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推翻了不可一世的、貌似强大的、独裁的国民党政权。当时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都相信，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一定会给人民民主的权利的。因为共产党的领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革命胜利以后，如果不给人民以民主，政权就不能永远地巩固，他们也曾经许诺过，他们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一定会使人民当家作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政权永立于不败之地，才不至于会像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那样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最终都会人亡政息，难逃改朝换代这样的历史规律。谁也没有过想到，仅仅是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毛泽东竟把这一切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看，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他们是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而去参加座谈会的，会议的主持人殷切地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谁知，就在他们发表意见后没几天，竟被扣上了“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等罪名，世上哪有如此“天方夜谭式”的无稽之谈？！这岂不是比“唐•吉珂德迎战风车”还要可笑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事先曾经有过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家可是作为客人应邀出席座谈会发言的，就算是言过其实或者有偏激的地方，你也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呀，怎么能一下子翻过脸来，说人家是“猖狂进攻”并扣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罪名呢？这难道不是明明在事先设置陷阱吗？在设置好了陷阱以后就开始布置诱导“猎物”进入陷阱，这难道不是天大的阴谋吗？他们在“猎物”进入了他们设置的陷阱以后，还大言不惭地反咬一口说，你们是早就策划向共产党进攻了，现在不过是原形毕露！这就是他们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目空一切所搞的“反右派斗争”的全部方略。想当初，在筹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拟订“共同纲领”时，章伯钧等人可都是“座上宾”，时隔八年之后，就把他们当作“猎物”了，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寒心啊。现在已经是十分明显，他们不仅要枪打“出头鸟”，还要把一切曾经提过所谓偏激意见的人统统地一网打尽，置人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把这种“引蛇出洞”的策略还要说成是“阳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做法能称作是阳谋吗？他们这种做法，只能是违背自己当初庄严的承诺吗？世上哪有这样的执政者？他们连最起码的政治道德都丧失殆尽了！
在“反右”以前，她一直认为自己在这几个月来经历可以称得上“传奇式”的，是她一生最值得记忆、最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她曾经是那样激情地、忘我般的投入，心里充满着兴奋与豪迈。她甚至想，她和学社的社友们章天迅、谭英华和杨路平他们所做的一切可算是一个丰碑式的行动。她无论如何想不到，也绝对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怎么会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呢？他们是堂堂正正地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而参加大放大鸣的行动的，这怎么能说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了？她心里十分清楚，到目前为止，校内的“反右”的矛头直指章天迅、谭英华和杨路平，她还没有被指名道姓地遭到批判，这主要是由于她没有像章天迅、谭英华和杨路平他们那样大胆地、毫无顾忌写大字报，毫不留情地揭露“三害”，相对而言，她对大放大鸣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缘故。周起隆的心里当然十分清楚，她与章天迅他们完全是“一路货色”，他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想当初在反胡风的“肃反运动”时，她可说是一张白纸，但周起隆还是没有放过她，对她平白无故地搞突击式的审查。今天她却真的是有“罪证”了，他会放过她吗？现在之所以不指名道姓地批判她，完全是出于另外一种的算计而已。她之所以没像章天迅、杨路平他们那样的大胆地行动不是出于她胆小怕事，而是由于她自己的特殊经历，是出于另外的考虑。此刻，当社友们正处在四面围攻之中，甚至有可能进地狱的时候，她能眼睁睁地看着社友他们陷入了极端险恶的境地时隔岸观火？她能置社友们于不顾，闭着眼睛躲藏到阴暗角落里去侥幸地逃避灾祸？这可不是我凌云做人的原则。其实她心里也明白，她即使想这样做也是避免不了灾祸的，躲得过初一也是躲不过十五，周起隆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她，任何侥幸的心理最终也是枉然，还是去面对现实吧，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毫无顾忌地、勇敢地站出去，与社友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与周起隆他们作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抗争，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尊严，不怕任何惩罚，敢于担当，敢做敢为，这才是她唯一的选择，也是她做人最起码的道德！
她在公告栏上得知，今晚要在大餐厅里召开批判大会，校党委组织了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等三个系合在一起，举行跨系批判大会，批判对象是章天迅。他们之所以要开展这样声势浩大的批判会，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想通过批判大会，能一举压垮章天迅，一举摧毁所谓“章天迅反党集团”，急于取得反右的阶段性胜利。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她绝对不能看着自己的莫逆之交朋友凄风苦雨地、孤零零地独自一人遭受磨难，她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面对险恶的处境，与章天迅站在一起共同抵御犹如“万箭齐射”般的批判，共同分担他的重压与创伤。她此时的心中已做好“下地狱”的准备，她决定豁出去了，即使遭到万劫不复她也决不回头！
31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晚上，空气沉闷得使人透不过气来，近乎到快要窒息地步。空旷的空间里没有一丝清风，连轻飘飘的柳枝条都懒得摆动，死气沉沉地、垂头丧气地挂在大路两旁，与平日里富于阿娜多姿的多情相比判若两人。跨系批判大会在大餐厅里召开。大餐厅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连餐厅最后面的角落里也挤满了人群。讲台的前上方挂着显眼的横幅：彻底揭露批判章天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
大会由周起隆主持。他首先宣读了章天迅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十多条罪状后，接着就宣布开始大会发言，由广大群众来揭发章天迅的反党言行。顿时，台下突然爆发起愤怒的口号声，把餐厅的屋顶震撼得摇摇欲坠：“坚决打倒章天迅！”，“彻底清算反党急先锋章天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章天迅是北苑大学的一匹害群之马！”……
在周起隆宣布开始发言的话语刚刚落地，褚刚峰就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冲上台去。此时的褚刚峰真是踌躇满志锋芒毕露，脸上充满着壮志凌云般的豪情，他脚跟都尚未站稳就怒不可遏地、声嘶力竭地声讨章天迅的滔天罪行。他说，章天迅是一个开创北苑大学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第一人，也是大字报的始作俑者。当同学们都在埋头读书之际，他就在大餐厅的门口率先贴出了《吹响时代的号角》的大字报，揭开了向党进攻的序幕，同时也把北苑大学拖进了反党的泥潭。现在大家都清楚了，他吹响了什么号角？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号角！他以民主自由为幌子来蒙蔽思想单纯的同学，竭力煽动拉拢同学们加入到他们早就有预谋的阴险恶毒的行动纲领中去。我们现在不妨再来回顾一下他当时的“杰作”吧。他说要“把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彻底粉碎”，要把“阴暗角落里灰尘统统地打扫干净”，他最后还说要“高高举起新思想的火种，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很明显，章天迅把广大革命者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污蔑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并要加以“彻底粉碎”；他把我们“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行为准则污蔑为“阴暗角落里的灰尘”，一定要“统统地打扫干净”；他最后还号召同学们要“高高举起新思想的火种，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他的所谓“新思想的火种”到底是什么货色？难道不是那些标榜民主与自由的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一套货色？他所要“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难道不是他们所竭力推崇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只要我们去稍加分析，就不会中他们的圈套，也不难看清他们的罪恶企图。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一下，北苑大学当初铺天盖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为什么会处在首都大学的最前列？难道不都是章天迅率先“吹响时代的号角”所煽动起来的吗？…
此时的凌云坐在餐厅里比较靠后的位置上，她听着褚刚峰如雷贯耳声嘶力竭的批判，心里就怒不可遏，心胸犹如狂潮翻滚，汹涌不息。这哪像是在批判，简直是信口雌黄、血口喷人式的栽赃戕害！照例说，批判应当做到有的放矢，有理有据，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这样才会使人心服口服。可褚刚峰却完全撇开事实，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竟用“偷梁换柱”与“随意嫁接”的手法把罪名强加到章天迅的身上，这种拙劣伎俩真是令人气愤之极！他把章天迅在大字报中所说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说是暗指“马克思列宁主义”；“阴暗角落里的灰尘”是暗喻“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行为准则；“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实际上是“竭力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章天迅的罪恶意图是要“彻底粉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要“打扫干净”“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行为准则；要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章天迅难道还够不上“罪恶滔天”了吗？他这种极端阴险毒辣的手段和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一派胡言乱语完全是靠着强大的政治背景作靠山而不容被批判者有丝毫争辩权利的一种横蛮无理的罪恶行径，并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置人于死地，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昭然若揭。其实，他们之所以要挖空心思地用瞒天过海这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是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空虚与无能，他们实在是拿不出可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或依据来进行反驳，也无法运用理性的语言来进行批判，剩下的自然就只能依靠横蛮无理的、独断专行的不齿手段了。她面对章天迅遭受极端委屈的处境当然愤然于心。别的人思想脉络她不一定清楚，但对章天迅思想深处所存在的理念与动向她却了解得相当透彻。她完全清楚，他当初之所以要去贴出《吹响时代的号角》这张大字报，完全是出于他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在共产党开展整风、号召大家向共产党提意见之际，他觉得是一个打破校园里严重存在着的不民主作风和死气沉沉的氛围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他就不惧风险地下决心这样去做了，他哪会想到褚刚峰竟会运用这样一套令人意外的手段，说他是要想“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他哪会是想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褚刚峰之所以会用这种毫无事实根据、完全凭空的设想的、武断的推测，完全是出于上司的指示和形势发展需要的使然，完全是一种凭着政治背景来强势压人的行为，既可笑又鄙劣！他那种强词夺理肆意妄为的“批判”完全是挖空心思编造出来的谎言，是一种无端的、恶意诽谤！她此时胸中怒火燃烧，义愤填膺，她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于是，她一反往常文雅温柔，奋力地跳上身旁的一张桌子，以俨然不可侵犯的神色用怒不可遏的、咆哮般的口吻，声色俱厉地质问此刻还站在台上的褚刚峰：“褚刚峰，你听着，我看你连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和良知都丧失殆尽了！你挖空心思地运用偷梁换柱、断章取义和随意嫁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东拼西凑、凭空捏造去制造章天迅的‘罪状’，这种‘狸猫换太子’式的卑劣伎俩只有在后宫的宦官们才会干得出来，你竟会堕落到如此的境地，我真为你感到可悲！你也算是一个学生会和团委的干部，照例说应当懂得为人之道，应当遵守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应当率先垂范地遵守大批判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的方法来批判别人。我问你，你刚才所说的章天迅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有什么根据？《吹响时代的号角》里有这样的含义吗？你不妨在同学们的面前来分析解剖一下吧。众所周知，任何一件文学作品都是包含着文学或艺术成分的，你不缺文学才华，你应当明白‘我们要高高举起新思想的火种，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这诗句的诗意和它的文学意向，你怎么能故意撇开诗句的文学意向却执意要去歪曲它，甚至还要颠倒黑白地说‘新思想火种’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你能用什么来求证你的这种说法？啊有你这样信口开河乱扣帽子的吗？你这种极度牵强的专横做法真是令人厌恶之极！”
凌云面对人群中发出的“她是谁？”的问声，她大义凛然地告诉发问的人：“我叫凌云，凌晨的凌，天上白云的云，中文系学生，你听清楚了没有？我今天既然是敢站到桌子上来说这样的话，当然就不会顾及到自己今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也自然十分清楚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霎时间，会场里引起了一阵短时的乱象，议论声、喧嚷声响成一片。褚刚峰此刻绝对想不到凌云竟敢在这样严厉的氛围中会站出来与他公开对抗，并公开为章天迅作辩护，这是他完全意想不到的、不可思议的突发事件，他经过了短暂的慌乱就立即恢复了清醒，马上声色俱厉地对凌云发出威吓：“凌云，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了？你以为我们不清楚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吗？谁还不知道你是臭名昭著的《百家社》中的骨干分子？谁还不知道你是章天迅的死党？你别以为党组织现在对你的等待与耐心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严重罪恶了，你今天的表现就充分暴露了你是一个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
凌云毫不理会褚刚峰杀气腾腾的威胁，她用冷笑般的口吻回敬褚刚峰：“有一点你倒是说对了，我现在就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说我是章天迅的死党也好，同党也罢，你说得都十分准确，无论章天迅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将都会与他站在一起，风雨同舟，风雨共济。现在我也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自从开展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言论，也没有写过什么大字报，不是因为我不想去帮助共产党整风，也不是我的思想上没有持章天迅同样的政治观点，而是由于我此前的经历告诉我，共产党内有不少干部没有具备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他们嘴巴上说的一套，而在事实上做的却又是另外一套，阳奉阴违，阴险奸诈，我万分厌恶这些干部。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发表什么批评意见，也不想去写什么大字报，不想去惹那些干部就是为了不想去自找麻烦。如果说了一些让人家不高兴的话，击中了人家的痛处，那些人就肯定会不高兴甚至会勃然大怒起来，他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甚至会编造谎言来污蔑你，并且还会伺机报复。现在所出现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我所倒要问问你们，你们这些干部是怎样对待人家批评的？你们难道就不会去反省一下：想当初，你们是用怎样诚恳的态度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人家站出来提意见的？你们现在是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当初听从你们的话而站出来说话的人的？如果你们现在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的话，就应当去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的所作所为到底符不符合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
陶沙浪见此情景，觉得这是一个能表现自己立场坚定的绝好机会，于是就立即带头振臂高呼喊：
“凌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决没有好下场！”
“凌云是反党的急先锋！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党分子！”
“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凌云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凌云是章天迅的死党，坚决打倒凌云！”
会场中有不少人跟着陶沙浪喊起口号来，此起彼落，但没有出现暴风雨般的震撼场面。
凌云仍然面不改色地大义凛然地站在桌子上，不动声色地面对呼喊口号的群体：“我到底是不是反党的急先锋，我到底有没有反党的罪行，我到底有没有仇视过共产党，不是你们这些人说了算，这应当由我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来做出定论。现在我所要说的是，如果共产党自己不提出整风运动，不在各种会议上再三动员大家提意见的话，人家难道会这样地对共产党提意见的吗？也许是因为意见提得过于激烈了，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就无法容忍了，那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谁的责任？大家都不会是患健忘症的吧？当初是谁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就算是人家提得偏激了一点，或者说是完全错了，那你们不是说过“言者无罪”的吗？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吗？怎么现在闭口不提这些了？不但不提这些过去曾经向人家承诺过的话，现在翻脸不认账民，甚至还变本加厉地反诬人家是猖狂向共产党进攻，这种伤天害理的做法亏你们会做得出来！这天理何在？……
陶沙浪真的想不到，凌云在右派遭到毁灭性打击之际，众多的右派分子都惊恐万状而仓惶躲避不及，而她却还要公开坚持反动立场，竟在大庭广众之中大放厥词，公然与人民为敌，态度是那样地嚣张，措词是那样地恶毒，他顿时胸中怒火上窜，就决定立即动手制止她这种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反动行为，于是就带领的一十多个人直奔到凌云面前，怒不可遏地命令凌云立即停止发表反党言论，并要她马上从桌子上滚下来。凌云自然不会理会陶沙浪的威胁，还想继续她的“演说”。于是，陶沙浪就与他身旁的几个人一起立即把凌云从桌子上拉了下来。凌云是一个身单力薄的弱女子，哪能抵挡得住众多的身强力壮、怒气冲冲的大汉们的围攻，自然就寡不敌众地被陶沙浪他们狠狠地拉下桌来，但她那种坚强不屈、敢做敢为、藐视强权的精神却此后一直深深地印在同学们的脑海里。
尽管接着响起了一阵接一阵的“打倒凌云”的口号声，但凌云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不屑地应对众多的讨伐者，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大义凛然、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状态。许多同学对她这种临危不惧、遇强不屈的精神在心底里怀着钦佩之情。
作为凌云的挚友章天迅，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一切，真是感慨万千。他作为大会的批判对象，自然被勒令到会接受批判，而且被指定要坐在台下最前排的位置去接受批判。当他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时，他还是无法理解凌云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激烈的对抗方式，这可是鸡蛋碰石头的愚蠢之举啊！若非是她一时的冲动而导致她采用这种破釜沉舟式的极端行动？据他所知，以及从他与她长期的交往接触来看，她绝对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别看她平时文雅柔弱，少言寡语，但她却是一个思想锐敏犀利，性格坚韧刚毅的人，也是一个绵里藏针之人。由此看来，她此举决不会因一时气愤冲动而难以自制，于是就爆发了刚才所发生的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惊人之举，她显然是有思想准备的，她此举必然要“引火烧身”，或者在别人看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眼睁睁地看着陶沙浪等这一伙人把凌云强行地驱赶出餐厅而爱莫能助无所作为，真是心如刀绞般的难受。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让痛心的眼泪流出来，但还是热泪盈眶，这热泪包含着苦涩与钦佩。他想，到了今天的此时此刻，他才算是真正地了解凌云！
32
北苑大学的大字报栏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揭露凌云严重反党言行的大字报，可谓是罄竹难书；在批判会上，凌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不厌其烦，层层叠加。究其原因，当然是她顽固不化，公然敢与共产党对抗到底，自讨苦吃，罪有应得。她的罪状包罗万象：紧密配合反党急先锋章天迅纠集反党分子组成《百家学社》，谋划出版《论坛》，发表反动文章，丧心病狂地、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妄想把党委赶出学校，企图由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思潮来占领学校；深切同情并热切地支持反革命分子顾维旋的反革命活动，前后呼应，紧密配合，完全是一丘之貉；她还别有用心地邀请首都著名大右派分子令系铃到学校来发表演说，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竭力否定肃反运动，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喊冤叫屈，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扩大反党刊物《论坛》的印刷数量，用铅印取代油印，印数骤然扩张到三千份，准备发行到首都各个高校中去，藉以扩大反党宣传，疯狂煽动首都各高校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潮，加大反党火力，扩大反党的阵地，反党野心恶性膨胀，如果没有党中央及时洞察到右派的罪恶阴谋与动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击右派，他们的阴谋就有可能得逞，我们用烈士们鲜血换来的江山就要丢失！在同学们的揭发下，凌云的反动面目和险恶的用心已暴露无遗，她的“司马昭之心”就昭然若揭了。
凌云自遭受批判以来，每天都要遭受凌辱，她这颗年轻而单纯的心抵御不住突然而迅猛的袭击，日益趋于破碎、凋零。她日不思食，夜不能寐，心如刀绞，痛不欲生，终日处于精神恍惚状态。她倒不是出于后悔，而是一种心灵的困惑。在她的脑海里，常常盘旋着一句古训：士可杀而不可辱。她在夜深人静之时，常常在心底里拷问自己：我真的是反党了吗？我为什么要反党？想当初，我在高中毕业时，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造成了母女间的隔阂，致使我们母女俩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不和。这一切我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不都是为了跟共产党走吗？就是在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后，我也只是浏览大字报而没有去写大字报。虽然我的思想观点与章天迅他们是一致的，而且也参与学社的各项活动，当时的内心确是诚心诚意的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三害”积弊，绝对没有去想过要去反对共产党，也根本不存在要去恶毒攻击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想法，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事，怎么能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扯到一块儿去了呢？这难道不是故意制造事端，来恶意诽谤，完全是一种用“莫须有”的手段来加罪于人，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啦？那场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和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最后终于推翻了独裁的国民党统治，终于迎来了新生的共和国。她还清楚地记得，她当时就欢欣鼓舞地与人们在一起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嗬嗨嗨依嗬呀嗨”的歌曲。当然，她心里十分清楚，取得这场革命胜利首先是应当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那些不怕牺牲而浴血奋战的广大对革命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没有他们这种百折不挠、艰苦卓绝、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要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这场战争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以及各民主党派的真诚合作与配合，国民党反动派能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吗？解放大江南北、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如此顺利吗？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一起奋斗的成果，决不是由于某个人的“天才奇功”所创建的个人丰功伟绩。当今的二十世纪不同于此前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潮流都是走向“民主与共和”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统治中国达几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纵然它还是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头脑，它还是那样顽固地、顽强地、执着地妄想历史倒退，但最终还是成不了气候，遭到人民的唾弃。请看，当年那个大名鼎鼎、权倾一方的袁世凯所搞的“复辟闹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当上了大元帅还不过瘾，还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地想登基称帝，后来虽“大切告成”，但仅仅只做了八十一天的“皇帝梦”，在全国各地的一片“讨袁”、“伐袁”声中就呜呼哀哉了。这就是逆历史潮流所动的结局！由此看来，解放战争完全是一场现代的革命战争，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在取得战争胜利后，理所当然地由当时掌权的首领来当皇帝，由他来掌管江山，并建立起他个人家族的、世袭制的孤家寡人式的王朝统治。正因为这场解放战争是属于现代的革命战争，而不是过去的旧式农民起义，那么这个“江山”自然是属于由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这个“江山”自然就应该属于人民，由人民来当家作主，让人民共享革命的成果，这个“共同的意志”就体现在神圣的共和国宪法上。我们共和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享有结社、游行、言论等自由的权利，等等。此时此刻，她极其痛心地想到，这些曾经拥有的这些“成果”怎么一下子就都付之东流了！她不禁要问：共和国宪法是一个国家最神圣、最庄严的根本大法，不容许任何人违反与践踏，现在怎么变成了一种花瓶式的摆设？抑或是像捏在魔术师手中的道具那样可以随意玩弄了？它的庄严，它的权威，不知被抛到哪里去了！她真的想不通，个人的权力怎能超越“宪法”的权威？即使需要修改宪法的某些条文，也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才能实施，怎么能这不声不响地就被取消了？公民的神圣权利就莫名其妙地一下子地被剥夺了？他们整人是那么理直气壮，对待“右派分子”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虐待，像对待牲畜一样，不容反抗，稍有不满或怠慢就施以惩罚，根本不当人看待。这些被封为“右派”的人，他们就立刻丧失了做人最基本、最起码的尊严。如果去深入地思考一下这段时期以来的原缘，这些既得利益的干部，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权势与私欲，不容许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或指手画脚，更不容许别人向他们发起挑战。他们的私欲或权力一旦受到了某些限制或者受到挑战，他们立刻就会恼羞成怒，毫不犹豫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挖空心思地寻找借口，肆意打击向他们发起挑战的人，随心所欲地剥夺挑战者的一切政治权利，甚至还要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使他立刻丧失做人的最起码、最基本的尊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江山是他们这一伙人打下的，这个朝庭本应由他们来掌管，他们乐意怎样去做就可以怎样做，容不得别人来指手画脚。他高兴听取百姓意见的时候就可以让庶民们说几句，但此时你切不可妄自菲薄、得意忘形地飘飘然起来，你以为自己是“主人”了，可以畅所欲言地说话了，那你就要倒霉了，因为如果你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就必然会触到他们的痛处，那你就罪有应得了，人家原来就是装腔作势摆摆样子的，可你把它当真了，你说了他们不高兴听到的话，他自然就立即翻下脸来，说你是存心不良，不怀好心，故意给他发难。于是，他们就马上会给你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立即惩罚你，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他们是社稷的主人，你是啥东西？你也不去掂量掂量自己，你找不着北了不是？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凌云面对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真是万念俱灰了。想当初，她是如此地热情讴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她是那样热切地赞颂共和国新社会所出现的新气象、新变化，她是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生活在幸福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仅仅是过了没几年的时间，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甚至于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此前所有的感受和体验都化成了“东方天空上的一道彩虹”，看似绚丽多彩，实是遥不可及，而且在瞬息间就会迅速地消失在苍穹之中，从此无影无踪。难道不是这样吗？
她痛定思痛，觉得她自己已经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无法去面对无休止的、穷凶极恶的批判，她也无法忍受毫不顾及她最起码的做人应有的尊严，无时不刻地遭受人生侮辱和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她心中有数，只要她还活着，她就无法摆脱这种令人极度哀伤与痛苦的难堪的困境。她知道，自己似乎是走到了悬崖绝壁的尽头，等待她的就是粉身碎骨，是跌入刀山火海的地狱！身后有一大群挥舞着拳头、高呼着口号的左派人群穷追不舍，非逼她跌入高耸万丈的悬崖不可，她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看来，她别无选择地只有进地狱了。但是，她此刻还有另一条“生路”可走，那就是要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首先要公开承认自己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也确有妄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之野心，确实向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当然还要表示痛改前非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同时，还要反戈一击，彻底揭露反党急先锋章天迅、杨路平等同伙策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阴谋活动。如果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实施的话，她还可以得到救治，回头是岸嘛，这样你就不至于会落到敌人的范畴里去。她能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吗？她能这样抹着良心地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吗？她这样去做的话还能算是个“人”吗？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放着不做，却要去当一条遭人奚落、咒骂的癞皮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她究竟如何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呢？继续去忍受没完没了的批判？继续去面对永无止境的人生侮辱？这算是什么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难道还值得我留恋吗？古今中外，曾经有多少志士仁人，他们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面对死亡难道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就算可怕，也是只在一瞬间，比起无休止遭受折磨与侮辱要干脆利落！看来啊，摆在她面前唯一可选择的出路是结束生命，长痛不如短痛，眼睛一闭，万事全无，所有的痛苦、磨难、怨恨、冤屈、惦念，等等，等等，一切的东西均在这一瞬间统统地消失干净！
她就决定自杀。
她想，这样一来，自然就一了百了。从此，无牵无挂，无纠无葛，爱与恨、恩与怨在同一瞬间消失，愤怒和冤屈也同时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此时此刻，她忽然想到了她可爱的母亲。我这一去不是永远地见不到我慈爱的母亲了吗？她完全可以设想，她如果真的自杀了，她母亲就必然要赶到北京来，当母亲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看到她的女儿直挺挺的躺在木板上僵硬的尸体时，她肯定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并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进来，我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活龙活现的女儿怎么一下子就会没了呢？怎么能没与我讲几句话就阴阳相隔了？云儿啊，你怎么会如此地决绝，即使有天大的冤枉也可以慢慢来嘛，总有一天会得到申诉纠正的机会，何必要这样急切地去自寻短见呢？从古到今，哪个朝代会不发生冤案错案的，但最终总会搞清是非曲直，你何苦这样性急地去走这条绝路呢？你这一走，还有谁能来替你申诉啊，纵然有朝一日澄清了是非，你不是就看不到真相大白、还原你清白的这一天了吗？这岂不是太令人遗憾了吗？我可怜的女儿啊……
如果我选择继续活下去的话，母亲得知我不如牲畜那样地活着，她会感到好受？她会不感到痛心疾首？虽然不会出现因痛失女儿那样撕心裂肺的场面，但却也会带来心如刀绞般的难受！“撕心裂肺”虽然惨烈，但却比较短暂的时刻；而“心如刀绞”则是一个漫长的折磨。母亲哺育我长大成人，她饱含深情地期望我能有出息，有朝一日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为祖国效劳，为家庭争光。可是我却辜负了母亲的期望，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快乐和希望，却成了她的心头之患，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母亲？
每个人都强烈地欲望“生”，而绝不会仓促地去选择“死”，除非是他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必要条件，而当一个人做出自杀这个被迫而无奈的选择时，他必然要经过一番极其痛苦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生之留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本能的，而且是十分强烈的，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一旦失去就意味着他将丧失了一切，父母之亲，手足之情，同窗之谊，恋人之爱，所有这一切都随着生命之消失永远地化为灰尘！所以，一个人决定自杀是肯定要经过反复的、激烈的思想冲突后才能最终决定下来。凌云自然也是如此。当母亲的恍惚身影出现她面前时，她确实犹豫过，动摇过，但当她想到目前所遭受的、无法避免的那种被侮辱的情景时，同样也会给她母亲带来长时期伤害时，她最终还是咬紧牙关地选择了这条绝路。
她是用安眠药自杀的。她想，一瓶安眠药足以让她安静地离开这个已经厌倦的人生……
33
当凌云苏醒时，她看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她不无惊异地想，我怎么还活着？这真是不可思议。周围是一片白色世界，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衣着，一切都是象征洁净的白色，如果世界都是这样洁净的话，该多好啊。她显然无法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抢救到医院来的。侍候在病床边的闻啸声意外地看到凌云苏醒过来真是兴奋不已，立即就去喊护士。护士闻声起来，看到凌云的茫然的目光来回地转动了几回又慢慢地闭上了。护士看到凌云苏醒过来，感到十分庆幸地，如释重负地对闻啸声说，这真的可算是奇迹了，你还是好好地劝劝她吧，叫她要想得开一些。
凌云自杀后是被她同室的室友发现的，虽然她当时是一个全校闻名的反党分子，但校方还是把她及时地送进了医院进行抢救。由于她吞服的安眠药片太多，医生抢救了两天两夜才把她从死神中拉了回来，这其中也有闻啸声的一份功劳。闻啸声在得知凌云自杀后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后，真是心急如焚，当她得知这个抢救的医院是她母亲所在的工作单位时，她就迅速地奔向这个医院，并立即向她母亲禀报，凌云是她的好友，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救活她。她母亲为此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竭尽全力地把凌云从死神中解救出来。闻啸声在凌云的身旁整整地守了一天一夜，不时地用手帕轻轻地抹着眼泪，默默地祈祷着凌云能逃出死神的魔掌。
闻啸声是唯一的一个在《百家学社》中没有被指名批判的“幸运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她除了只写过一篇《黄鹤楼》的讽刺诗外，就没有写过其他什么具有“攻击性质”的大字报，虽然她参加了《百家学社》内的各种活动，但她不是社内的骨干分子。她平时待人诚恳，光明磊落，与人为善，不争高低，故人缘很好。她与同学和谐相处，从不争吵，更不用说她会去得罪那些团委或学生会的干部。所以，褚刚峰他们对她就“网开一面”，对她没有采取过批判的行动。当然，褚刚峰他们之所以会对她如此“客气”，还有另外一个意图，那就是希望以此来“感化”她，促使她转变思想，与章天迅等人彻底划清界线，能站出来“反戈一击”。闻啸声不是一个弱智者，她当然能领会褚刚峰他们的意图，但她却不点破它，既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她既不点头也没摇头，采取“模糊策略”对付他们，弄得他们云里雾里似的。她不像凌云那样地“直来直去”，她喜欢“转弯抹角”，就是她们两人的不同之处。她没有受到批判，当然感到有一点“庆幸”，但在心底里，她却是十分不安与内疚，因为其他的《百家学社》的会员都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唯有她一人侥幸地例外，她怎么能心安理得呢？人家会怎样看待她？是不是会怀疑她做了不得人心的肮脏交易？不过，她感到自慰的是，她的心灵是纯洁的，她从无做过对不起会员的事，更不会去干那些出卖会员的卑鄙的、无耻的勾当。诚然，褚刚峰他们不止一次地找过她谈话，希望她能与章天迅、凌云等人划清界线，并反戈一击，这样才算是真正地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才能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但她一直以沉默对付。她心里当时已作了最坏的打算，即使遭到批判也无所谓，别的同学不都是这样挺过来的吗？我既然参加了学社，就应当像其他会员一样地担当起责任，如遇凶险就退却，甚至于叛变，那是一种不齿于人的卑鄙恶劣的行径，做人哪能去做这样极不道德的行为？她虽然不具备凌云那样敢做敢为、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可贵品质和风格，但她从心底里敬佩凌云，觉得她是自己心中的一个楷模。她不能失去凌云这个莫逆之交。正因为如此，她为抢救凌云的生命做了许多的努力，也义不容辞地到凌云的身边来陪伴她，希望她早日转危为安。
凌云苏醒后的第一个感觉是自己并没有自杀成功，为此她懊恼万分悔恨不已，她真的难以相信，一个人怎么连想死去都那么困难。看来，我是活该要受继续罪了！她无法理解校方为什么还要抢救她，共产党既然认为她有如此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为何还要去抢救她，就让我去死好了！学校里少了一个反党分子难道不更省心吗？她看到闻啸声默默地坐在身旁守护着她，还看到她不时地用手帕抹着泪水，她当然感激她这个有过情意切切的姐妹，特别是在我遭到这种“万人声讨”的磨难时刻，她竟然不惧风险，不计后果地陪伴着我，真是难得的人间真情啊。除了感激这情以外，她也有点“怨恨”她，从她对自己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来看，她完全可能是抢救她的“帮凶”之一，如果没有这些“帮凶”来抢救她，她此刻已脱离苦海，自由自在地在西方极乐世界四处逍遥云游，再也不用遭受批判的侮辱与欺凌了。哎哟，闻啸声啊，闻啸声，你叫我怎样说你好呢，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抢救一个朋友的生命是大功大德吗？但对于我来说，你这样的举动却是一个害人不浅的罪孽啊！你知道抢救我生命的后果是什么？是把我再一次地推到苦海中去遭受苦难，受尽折磨，无穷无尽地遭受别人的侮辱与欺凌！你难道不等同于“帮凶”吗？所以，她一直闭着眼睛，故意不去理睬她。
闻啸声当然不理解凌云此刻的心情，她不可能了解到凌云竟会把她当“帮凶”看待。当她看到凌云苏醒过来的时候，她的内心里充满着喜悦，医生和护士们终于把她从死神中拉了回来，她最终没有失去这个莫逆之交，她为此感到庆幸。她一直来钦佩凌云的勇气和刚直不阿的精神，特别是上次在大餐厅批判章天迅时，她竟敢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地捍卫章天迅，单刀直入地与褚刚峰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辩。她正是为了这次争辩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闻啸声的心中，凌云是她人生的楷模。她不是不知道，凌云之所以会选择自杀这条绝路，是因为她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她知道凌云是一个刚烈之人，她受不得非人的折磨与肆无忌惮的侮辱，她是想用死亡来对抗，抗议他们这种无信、无理、无义、无人道的做法。她自己虽然不具备凌云那样刚烈的性格，但她不理解她既然是那么勇敢而刚强，那为什么还经受不起折磨与侮辱？她想，也许她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种折磨与侮辱，她才不可能体会到那种惨烈与可怕。诚然，死亡是一种无奈而艰难的选择，在没有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是绝对不会去选择自杀的。有人说得好，不到黄河心不死，不遇绝境是决不会去走这条绝路的，因为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仅仅是只有一次，一旦丧失就将永无希望回头，那你就永远地失去了生活在世上的机会，再也见不到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侄女等亲人，也永远地与父母、同胞手足及亲朋好友生死相隔，再也没有与他们促膝谈心的机会，人间的欢声笑语、良辰美景，绚丽多彩的缤纷世界也就随之永远与你失之交臂。正因为这一切，人们才对死亡产生无比的恐惧，对生命难以割舍。闻啸声是万分珍惜生命的。也正因为如此，她才竭尽全力地去抢救凌云的生命。
闻啸声见到凌云苏醒后仍不开口说话，知道她对生活已经万念俱灰，她理解她心中的苦楚，那种难以名状的、刻骨铭心的痛楚。她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她一番，希望她最终能摆脱心理上的阴影。于是，她就轻轻地对凌云说，万事要想开一些，尽管你面对的生活万分的艰难，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活下去，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古今中外，历史上曾几何时地没有发生过冤案或冤屈？那些遭受冤屈的人难道会没有经过磨难？这你比我清楚得多，我也就不多费口舌了。他们面对折磨并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坚持用不屈服、不妥协的态度，艰苦卓绝地采取不同形式的抗争。历史是最公正的，历史最终都洗刷了他们的冤情，还了他们的清白，虽然有的人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我们还年轻，我相信我们是会看到这个公正的结局。你是一个坚强不屈的人，我相信你肯定会从迷茫的阴影中走出来，勇敢地去面对现实的。虽然，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路。黑夜尽管漫长，严冬尽管寒冷，但只要能熬过这个漫漫长夜和彻骨的严寒，那晨曦和春天肯定会如期到来，我们可不能丧失信心和耐心啊。
凌云虽然仍然紧闭着双眼，但她的思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思索，闻啸声的絮絮细语像一条涓涓细流，通过耳膜渐渐地流向她正在流血的心。她自从苏醒后，她就意识到自己难以摆脱这个令人痛心的人世，但她必须去面对它。她听了闻啸声轻声细语的絮叨，觉得没有批驳她的理由。难道不是吗，她之所以选择自杀这条路不正是为了摆脱苦海、逃离磨难？这难道不是算一种懦夫的行为吗？我当初为什么敢于去大餐厅里与褚刚峰这些人展开针锋相对地争辩？难道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吗？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我的勇气到哪里去了？你这次如果真的“走”了，不等于承认自己输了，被他们彻底地打败了？渐渐地，凌云开始反省自己鲁莽行动的前因后果，觉得自己确实不应该去自杀，一定要以坚忍不拔的态度去迎接未来的磨难与挑战……
34
夜，静悄悄。医院的晚上自然就更加寂静肃穆。已经是快八点了，凌云还尚未喝进过一口汤粥，闻啸声心急如焚，如果不进食，凌云的体力就无法早日恢复，后果就难以预料。在闻啸声一再劝说下，凌云总算同意进食了。于是，她连忙将早已准备好的粥汤拿到病床前，细心谨慎地、慢慢地用匙把稀粥送进凌云的口中。进食还算顺利，没费多时，凌云就将一碗汤粥喝下了。闻啸声自然感到十分欣慰。正当她准备收拾碗匙之时，她忽然看见章天迅探头探脑地在门外寻找着病房号，她一看就知道他是来看望凌云的，于是，她赶紧对章天迅说，是这里啊，赶快进来吧。说着就连忙站起来说，你就坐在这里吧，我正好要到洗舆室里去洗碗呢。说着，闻啸声就拿着碗匙起身，让章天迅坐在凌云的身旁。她知道，章天迅来病房看凌云，肯定有许多知心话要对凌云说，自己还是先暂时先避开一下为妥，好让他们说话清静一些，虽然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好朋友。
闻啸声离开病房以后，章天迅先问问凌云的病情，看到她已经有点恢复的脸色就有点放心，接着又安慰了她几句。凌云没想到章天迅会到医院来看望她，她完全清楚他目前的艰难处境，他竟然不顾一切地来探望她，内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与痛楚。她默默地、深情地望着章天迅，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稍后，章天迅就轻轻地、不无懊丧地对凌云说，我真的没有预料到你竟敢到大餐厅里的批判大会上来为我辩护，这又何必呢？你是不是有点儿傻啊？在这种“压倒一切”的情势下，许多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你却送上门来！你这是鸡蛋碰石头，知道吗？你傻不傻啊？你如果那天不“送上门来”与他们针锋相对地争辩的话，我相信他们是不会立即把火烧到你的身上的，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即使你后来也逃不过批判的话，那对你的炮火也绝对不会是像现在那样地猛烈。你这是何苦呢，我们能多保留一个人下来难道不好吗？你一定要非得与他们撞个鱼死网破不可？这无论是对于你自己还是对于大家都没有必要这样去做。另外，我又有点不理解，你既然有与他们针锋相对作斗争的勇气，那为什么还会去选择自杀这条路？你要知道，自杀可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也是懦夫之道，是一条摆脱磨难的捷径，你既然有勇气与他们争斗，那为什么又会去选择逃避现实的道路？你难道会害怕他们对你的折磨？你可要知道，他们巴不得我们这些人统统死光才高兴呢！你想想啊，如果我们这些人都死光了，他们不就省心了？不必再去多费心思了？再说啦，我们这些人都死光的话，难道我们还指望别人为我们去打抱不平，去为我们申诉？再说啦，我如果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地死去，我的眼睛绝对是不会闭合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没有理由不活下去，我们一定要等到能为我们做出公正结论的这一天！尽管未来我们还将继续磨难，但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直到还我们的清白！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冤情会永远得不到澄清，我坚定不移地深信，我们的冤屈迟早有一天总会得到公正的结局，因为历史是最公正的，我们此前所做根本就不是什么反对过共产党，而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而去这样做的，这个罪名完全是强加于我们身上的，犯错的绝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是他们恼羞成怒，是他们出尔反尔，是他们不惜特意制造出“莫须有”的罪名来掩盖他们的虚伪与奸诈！我深信历史一定会澄清事实，虽然，这个时刻可能会很漫长，甚至会很遥远。
凌云听了章天迅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话后，感到自己真的是太傻了，她竟会选择一条摆脱磨难的“捷径”，正是如章天迅刚才所说，那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一种懦夫的行为，她真的十分懊恼自己这种轻率的行动。她现在已经醒悟，她觉得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她认为，这场政治运动决不是只关系到她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关联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演变、政治走向等重大问题。这场政治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后果远远还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还需要根据运动的发展方向及其后果去作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在这么重大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能仓促地、不负责任地去死吗？我今后不但要以万分坚强刚毅的意志去面对折磨与考验，还要以锐利的目光去观察分析研究问题。看来，我还得感谢那些“帮凶”救活了她，使她有机会反省自己的轻率与懦弱，使她有机会与这些“左派”先生们继续周旋与争斗下去。她很感激地望了一下章天迅，情意切切地对他说：“你说得对，我一定要坚强而勇敢地活下去，继续与他们作周旋。”她此时忽然记起章天迅目前已经受到了“监视”，终日有两个人给他“陪伴”，他怎么能摆脱“尾巴”到医院来看望她的？于是，她就问章天迅：“你怎能自由地抽身到这里来？监护你的两个人呢？”
章天迅用不无揶揄的口吻说，我又不是反革命分子，难道连到医院里来看望一个同学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其实，校方交给这俩人“监护”我的任务仅仅是“不让我逃出学校”就可以了。所以对我的“监护”也并不人家所想象那样严厉。再说，此两人又是我的室友，朝夕相处，彼此之间都十分了解，所以他们知道我不会逃到校外去，所以对我的监管也就轻松一些。到了晚上就寝时间，我们都进入宿舍后，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到医院里来看望你，就必须离开学校，他们当然是义不容辞地要跟随着我来。不过，他们还是留在门厅里就站着，不再跟我到病房里来。
凌云听了，真的觉得既可恼又可笑，那些“左派”先生们连基本的人性都丧失殆尽了，他们竟学起“特务”那样的一套手段来对待学生。
章天迅看到凌云的心情和神色已经有了改善，他才放心下来。他忽然想起杨路平、谭英华他们也都想到医院来看望她、但被他劝着不要来的事。于是他就对凌云说，杨路平、谭英华他们本来也想来看望你，但被我劝住了，我叫他们别来，让我代表你们去就是了，我会向她说明的。现在情况这样复杂，如果他们都来医院的话，那些好事之徒肯定又会无事生非，要给我们制造“罪名”，我们何必去自找麻烦呢？你说对吗？
凌云欣然地表示同意章天迅的意见，并深情的对章天迅说，由你一个人来扛着大家的罪名，这怎么能叫我们心安啊？
章天迅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我与你们不同，反正我已经是被封为‘反党急先锋’了，还有什么可推卸的？我也没有什么顾忌了，让一切罪孽都算到我身上也好，这样也就可以免去大家都‘一哄而上’地去遭受罪孽。我想得很清楚，我不去进地狱难道还要叫别人进地狱？我不下油锅谁去下油锅？
凌云听了章天迅的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后，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她对章天迅的为人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感受，他不愧为是一个“领军式”的人物，有他这样的一位莫逆之交真的值得骄傲。她完全同意章天迅的看法，请他向那些患难之交的朋友们致意，她一定会好好地、坚强地活下去，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姿态去迎接未来严峻的考验……
35
凌云出院后倒是并没有“享受”到与章天迅同样的、终日有人“陪伴”的待遇，相对来说，她还是比较“自由”的，但如果要到校外去还是要请假，经批准以后方可出外。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事要到校外去，连校内都懒得走动。有空闲时间就看些书，她不再到大字报栏去浏览，因为那里全是反击右派的陈词滥调，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反正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那也就“死猪不怕热水烫”了。此时，她明显地感觉到校内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根本性的变化，政治空气已明显地“一边倒”，那些自命为“左派”的人们以压倒一切地控制着校内的局势，再也不会出现“两派针锋相对激烈争吵”这样的场面了。许多原来与她熟悉的同学，显然不再与她亲切友好，都开始对她冷清清的，有的甚至对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远远地见到她，就赶紧转身绕开了。凌云想，这恐怕就是叫“世态炎凉”吧。其实，她也很理解他们的难处，当时如果不与右派划清界线的话，那就要受到批评指责，甚至有可能被找去谈话，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世上还有哪样傻的人吗？所以她倒是并不介意那些胆小怕事的同学，而是深切地体会到“政治”这种“神灵”实在厉害，它已经像天上的“神明”那样在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监视着“芸芸众生”。闻啸声等几个知心朋友当然是不会去加入到他们这些人的行列之中，她们还是像过去一样，毫无二致地对她一往情深，像没有发生过“反右”运动似的。这真使她感到欣慰。
秋天，新的学期开始了。北苑大学与全国各地一样，照例地刚开学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秋天的这场“整风运动”与上半年的“整风运动”不一样，虽然同样都称是“整风运动”，但无论其“初衷”还是“部署”都有极大的差异。如果说，上半年的这场“整风运动”的初衷确实是想通过整风运动能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利于今后的工作，但后来由于有些人提的意见过于激烈而刺痛了某些干部的神经，也有些人由于异想天开，毫不留情地去切中时弊，击中要害，招致某些高层的恼怒与忌恨，致使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人是想乘整风之机向共产党发动“恶毒攻击”，甚至推测他们是有意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故此，一场好端端的、原本应该是“和风细雨”方式进行的整风运动却转而变成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而秋天的这场“整风运动”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展开的，正因为由于上半年的这场整风运动而暴露出来的国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并时时刻刻地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那可是一种极大的政治阴患，如不及时地深挖出这些“阶级敌人”，肯定后患无穷。于是乎，党的高层就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整风运动”，其目的就是通过“引蛇出洞”或“钓鱼”的方式，把那些深藏的阶级敌人“引出洞来”或“上钩”，从而“一网打尽”。这种做法明明是“阴谋”，却大言不惭地说是“阳谋”。在开始了两个星期的“大放大鸣”之后，紧接着就由各大党报立即发表了由邓小平总书记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在全国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要分四个阶段，分别为大放大鸣、反击右派、边整边改、学习总结等。这显然是一套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战术。当时，除了首都北京及个别省会城市在上半年开展过“反右运动”以外，其他的地方都还没有“正规”地开展过“反右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大学生们虽然在报纸上看到过反右运动的强大而严厉的声势，但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政治运动，也就不可能亲身地感受到这个“阳谋”的厉害。所以在“大放大鸣”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虽因曾看到或听到过上半年的“反右运动”的威严而感到顾虑重重，故不敢在大放大鸣的这个阶段中发表意见，但经领导一再劝说下，还是觉得应当“感恩戴德”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或意见。这样一来，等到“第二阶段”的“反击右派”时就后悔已晚了，这些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右派分子”了。
由于北苑大学在上半年已经经历了暴风骤雨式“反右”运动，在开校后的“大放大鸣”这个阶段，对北苑大学来说，显然是属于“重复性质”而不足为奇了，但还是不能“跳越而过”，还应当“补课”。在“补课”中确有几个“替死鬼”加入到“右派”的队伍中来。最有代表性的有个叫是李立的学生，他是一个班长，系领导再三动员他们班要向上级提意见，他就动员班里的同学应该打破顾虑，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勇敢地向党组织提意见。当时同学们都顾虑重重不敢发表意见，有个同学就说，你是一班之长，还是你代表我们去说几句算了。于是，他就代表班内的同学去发表了几条普普通通的意见。谁知，就是因为这几条意见，他后来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分子”。这样的事例，也可算是“天方夜谭”了。
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反右斗争”阶段以后，北苑大学就又“热闹”起来了，“反右”自然要各纵深发展，继续开展“划、批、斗”，不获全胜，决不休兵！对于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自然就成为“过街老鼠”，都处在“人人喊打”的局面。这些“过街老鼠”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只有老老实实接受被挨批挨斗的“职责”，没有丝毫申辩、抗诉的权利。这时的右派分子，已经没有过任何公民的权利可言，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不要说是一般的右派学生，就是连那些曾经被尊为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教授，一旦被划上了“右派”以后，他们的名誉、地位甚至于连人身自由也都随之消失，一切羞辱都不能幸免，他们甚至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被赶到实验室里去做扫地、洗试管等杂务工作。而对于那些右派的学生，甚至被派去做打扫厕所卫生等工作。可以毫夸张地说，此时的“右派分子”，真的比牲畜都还不如，他们此时做人已毫无人格可言了。
章天迅对于这半年多来的“批判生涯”已近“习惯”，几乎可以说是“麻木不仁”了。他想，他们还能对我怎样？难道还会把把我逮捕法办、判刑？我看总还不至于吧，就算右派有“罪”也仅仅是言论上的“罪”，言论上的“罪”可判刑吗？这有法律根据吗？所以，他在此时似乎还有一种“盲目乐观”的心理。不过，他觉得凌云好像比他要悲观一点，或者说是警觉一点。他记得，在暑假时，他收到了凌云来自江海市家里的一封信（她在暑假时回家了），她在信中还作了这样的一首诗：
醉下成欢愁依旧，
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
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
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
梦回冷泪湿薄袖
（注：本诗系林昭的诗作）。
他反复地咀嚼了她的这首诗，觉得凌云对未来的形势估计得十分严峻，并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到底凌云是太过敏、太悲观了还是自己过于麻木了？难道我们这些“右派分子”遭到如此非人的待遇还不够。还要遭到更严厉的惩罚？他们真的会那么残忍地对待我们？如果果真如此，那我们真的要大难临头，真的要进地狱了……
一阵秋风一阵紧，树上的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一地，冬天即将来临了。凌云已渐渐地省悟到，更艰难的处境和严峻的考验将很快地降临，那些以“左派”自居的领导者是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他们已经视我们为“敌人”了，那就必然会用更加严厉、更加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对此，她觉得应当有所提防，有所准备，免得到灾难临头时惊慌失措，毫无思想准备。我们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时才不会手忙脚乱。近来，一直没有与章天迅碰面，不知道他的想法如何，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对，最近一定要去找到他，交换一下彼此之间的看法和对未来的估计没有坏处。
这天晚上，他们在寂静的燕湖边的林荫道上边走边谈。凌云根据目前的对“右派”越来越严厉、而且是步步进逼的动向，她就推测到未来对“右派”的处置肯定会极其残酷无情的，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章天迅听了凌云缜密的分析后才体验到她深遂的洞察力，觉得她的估计千真万确，对照他自己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的情绪，他在心底里佩服凌云。
凌云对章天迅说，为了作好最坏的打算，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以免在灾难临头时措手不及。我们今后碰面交谈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少，而且也会越来越困难，我们应该把各人的家庭通讯地址互相记住，以便在“不测事件”发生后找不到联系对方的地点，对吗？章天迅觉得还是凌云考虑得周到，觉得应当做好这种准备，以防万一。于是，凌云就要章天迅牢记住她的两个家庭地址。一个是她故居的地址，苏南市乔司巷15号，另一个是她父亲（工作处）的住地，江海市茂名南路159弄11号。她母亲来往于在这两地居住。章天迅也告诉她老家的住地。他们不能过久地在此停留，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分手告别，互祝晚安。
谁知，就在两天后，他们真的失去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这天下午，章天迅接到一个通知，叫他立即到燕楼二楼的办公室去一下。他当即奉命前往。他此时浑然不知，等待他的却是遭到“秘密逮捕”，并立即秘密地押往看守所。不久，他就被判了八年徒刑，并立即送往劳改营地改造。
凌云虽然暂时还没够上遭逮捕的“条件”，但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由于有一个姓罗的系主任力争说，凌云正在患病咯血，何况身体又这样地单薄，我们怎么能把她送到繁重体力劳动的地方去改造？这岂不是要断送她的生命吗？我们总得讲一点人性吧？于是，也就只好改为到“资料室”里去做杂务劳动。后来，由于凌云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并入R大学的新闻系，凌云也就随迁到R大学的新闻系去了。
从此，凌云和章天迅就天各一方，音讯中断，彼此之间毫不知情对方究竟“飘落”在何处，遭受到何种的折磨？
第五章 遭贬
36
凌云到了R大学以后，她的“监督劳动”身份自然也跟随她而去，这种身份在当时是无法改变的，她当然也在R大学新闻系的图书馆里劳动，整天地做些整理、收集资料，打扫卫生等杂务劳动。另外，当局还安排她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因为她此时既不是学生，更不是教师，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一个“另类职工”了。既然是职工，自然就不能再与学生们住在一起，当然也不能让她享有与其他职工同样的待遇，但供她睡眠的地方总还得要安排的，所以她就有了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小间。其实，这间房间是楼梯的底层，原来是摆放拖把、扫帚之类杂物用的，现在却“升格”为“职工宿舍”了。凌云当然不会去计较这些，有了这个小天地，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可以休息，可以睡眠，也可以海阔天空地去思考，去探索，这就够了。她此刻对生活难道还有什么奢望吗？
她初到R大学时，自然会想起她此前结识的令系铃，因为她是R大学的新闻系研究生，说不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会意外地邂逅相遇，因为R大学的规模并没有像北苑大学那样大，学生也没有像北苑大学那么多，但这种“期望”却一直没有发生。其实，她也并不急切地希望想见到她，说不定相遇会给她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不碰见为好。再说啦，就是相遇的话，她们难道还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心吗？还能说出各人自己的心里话吗？这种相遇不相倾的会见其实也多大意思。她当然不敢去向陌生人去打听令系铃的有关消息，免得人家疑虑或如临大敌似的，根本就没有过这个必要。她初来乍到，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她不会去这样鲁莽从事。不过，这个“意愿”还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得到了。那天，她在校内的一条大道上行走时，正遇到路旁有一对男女学生在切切私语，虽然声音很轻，但还是被她听清楚了：令系铃被秘密逮捕了。这个意外听到的消息当时确实令她一怔，原来她也遭到章天迅同样的命运，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看不到她的人影。
她在来R大学之前，也已经得知章天迅被秘密逮捕的消息，她当时真为章天迅担心，不知他在逮捕以后会遭遇到怎样的严厉的惩罚？要被判刑是肯定的，五年还是十年？更叫她揪心的还可能要被押到大西北的荒漠里去劳改，整天与大沙漠打交道，其悲惨的情景可想而知，说不定连生命都还要搭上。这真是太可怕了！她想，今天的右派犹如放在肉墩上的“肉板”那样，是任人宰割的。章天迅和令系铃已经被人“宰割”了。令系铃遭“秘密逮捕”完全在“情理”之中。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右派，与她的“知名度”相比，章天迅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像章天迅这样“无名之辈”都遭“秘密逮捕”了，难道令系铃这样的“大右派”哪还有不捕之理？事实上，肯定还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王天迅、李系铃等右派可能早就被关进看守所里去了，只不过是大家不知道罢了。这些秘而不宣的“革命行动”之所以后来被人慢慢地得知，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其实，人们原先并不知道有人被“秘密逮捕”，只不过是大家看到某个右派突然不见了，而且此后就无缘无故地从此“失踪”。此时，那些头脑灵活的人才想到此人可能是被“秘密逮捕”了，否则的话，这个右派为啥好端端的会突然不见踪影了呢？而且在这种猜测出现以后，当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且也没有任何辟谣之举，难道还不是最清楚不过的吗？只不过是没有公开承认罢了。当局是有意把大家“蒙在鼓里”的。
这时，凌云心中凄风苦雨，顷刻之间，悲痛与愤恨塞满了心胸，一阵郁闷引起了一阵难以抑制的咳嗽，她连忙拿出手帕来蒙住嘴巴，不让咳嗽声四散，引起人家注意，但还是被资料室的黄主任听到了。
；图书馆的黄副主任是一个女干部，是一个热情而细微的人，她听到凌云激烈的咳嗽声就连忙走到凌云的身边，特别是当她看到了凌云的手帕上有几点鲜红的血迹，就知道凌云的咳嗽不同于一般人普通的咳嗽，显然是有病在身，于是就以十分体贴的口吻问她，是不是患病了？凌云连忙分辨说，没有，没有啊。
黄副主任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她，哪手帕上为什么还有血迹呢？
凌云回答说，那可能是咳嗽得过于激烈的缘故吧，为了使她相信，凌云还故意装出一丝笑容。
小凌啊，身体可是最宝贵的东西，你年纪还轻，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哪，你一定最要好好地爱护啊，还是到学校的医务室去看一下吧。说后，她也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
此时，凌云真是感慨万千。黄副主任怎么会对我如此关心与体贴？我可是一个右派啊？她作为一个干部，怎么连这点最起码的“政治觉悟”都没有？难道会把目前最引以注目的“阶级界线”都忘记了？她会如此糊涂吗？我看不像，她不像是一个懵里懵懂、糊里糊涂之人，虽然她与她相处的时间很短。那么，怎样去解释这种反常的现象呢？她会不会是一个“笑里藏刀”式的人物？“友善”的背后是否“包藏祸心”？以麻痹你的警觉为先，而诱导你对她的真情，从而暴露出内心的“反党言行”？她想想也不像，伪装的面具里装不出真实的神情，从她的目光里看不出她虚伪的掩饰。她深入地思考了许久，觉得她是真实的关心自己，并不是“装腔作势”，这与此前的罗副主任一样，如果没有他的力争，她就不可能安排到图书馆资料室里来“监督劳动”，如果安排到别地去劳动的话，肯定就比这里劳动要艰辛得多。为此，她内心里感激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她为此还进行了一种“设想”，人都是有千差万别的，即使对同一个事物也有截然相反的不同的认识或看法，正因为如此，才有今日的“右派”与“左派”之分。就在这些“右派”与“左派”当中，也不尽完全相同的，“左派”里面有“激进派”，也有“务实派”，甚至于还有“虚伪派”。在“右派”里面，当局不是又把他们划分为“极右”与“中右”的区别吗？可见啊，在人这个群体里，是包含着“三教九流”不同类别的群体，各式各样的类别是应有尽有的。干部也是一个人的群体，当然也是有千差万别，只要你去深入地观察一下，他们之中确是有相当大的差别，有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毫无保留地、残酷无情地执行“阶级斗争”的法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右派”往死里整，把领袖的一句话“与人斗，其乐无穷”奉为圭臬，也作为工作上必须遵循的“圣旨”。他们以批斗人作为生活中的乐趣，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人的“尊严”和“人性与仁慈”，把现代社会普遍遵循的尊严、仁慈和人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左派干部”都是这样的，有的人就不一样，他们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到历来都应遵循的做人原则，还是要保留着做人还应有的良心和良知，在处置“右派”时，还保留着一些人的“温情”，像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就是属于这一个群体。他们在处置“右派”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情况的人。他们对待自己就是采用这样的态度。他们这样做也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想法而“一意孤行”的，上级不是也非常明确地说过吗，“右派”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性质虽然是属于“敌我性质”，但要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既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右派”，那我们就不能一律采用“置于死地”的办法去对待“右派”。但“激进派”就并非如此，他们在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为了自己“万无一失”，都要去执行“宁左勿右”的方针，这种做法，几乎与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准漏网一个”方针如出一辙，在“肃反运动”是这样，在“反右运动”也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表明他们对党忠心耿耿的。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级对各个单位都下达反右“指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控制数是百分之五），如果在运动中达不到上面下达的指标，那就一定要设法如数地补上去，否则要追究责任，直到完成“指标”数为止。正因为如此，许多单位进行了多次的“补划”工作后才“完成”了“任务”。照例说，一个单位完成了“达标数”就应当是大功告成了，但“激进派”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贞不二，就用“超额完成”来显示“成绩卓著”。北苑大学就是这样，按当时下达的“指标”只有五百个就够了，但他们却能划上了近一千人（包括教职员）。他们宁可“超产”，绝不能“歉收”，因为在政治运动中，只能是争“先进”，不能当“后进”。这就是当时“左派”中的“激进派”的逻辑。在执行处理“右派”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不是不知道按政策要对“右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就是不把“右派”当作人看待，在他们的眼里，“右派”既然是属于“敌我性质”，那就不应该把他们当人看待，完全用不着对“人”的待遇去对待这些“右派”！他们深知，他们的做法虽然“偏离”了一些上级的“方针”，但领导是绝对不会指责他们的，如果他们的做法向“右”偏离“的话，那肯定要追究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凌云有幸得到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的“照顾”，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荣幸的。所以，她在资料室里工作比较安心，甚至于还有一点儿“庆幸”。
甘霖作为R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另一个被“监督劳动者”到图书馆资料室报到。他此前还是一个学生会干部，由于他犯上了“包庇”令系铃的“错误”而被打入“另册”的。出事那天，是由他主持左、右两派学生的辩论会的，会上的发言次序是按事先报名排定的，在轮到令系铃发言时，她手里拿着一卷资料跃上讲台，摆出一付要与“左派”辩论到底的架势来。“左派”学生知道她手中拿的是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如果让这个“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大庭广众中“泄露”出来的话，无疑是等于“放毒”，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不允许她的“阴谋”得逞。于是，就派出三个虎背熊腰的学生上台阻止她发言，并强行动手要夺走她手中的这份资料。令系铃不甘示弱，于是就在台上推搡起来。甘霖看不惯这种强暴行为，就劝解这三个学生，希望他们不要采用暴力行为。不言而喻，甘霖竟敢在大会上公开“庇护”令系铃，就必然要自尝恶果，学校立即采取严厉措施，撤销他的学生会秘书长职务，并从此把他划入了“另类”。R大学的“反右指标”远远没有过落实，与上级的要求还相差“一大截”，已经划了两百个“右派”仅仅是完成了上级分配下来“四百个指标”中的一半，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再“矮中取长”地去寻找“目标”。于是乎，甘霖就恰到好处地为学校领导“分忧解愁”，顺理成章地“垫补”到这个尚未完成的“两百个”行列中去了……
黄副主任看到甘霖来报到，就与他谈了一会儿政策方面的事，也嘱咐他今后要注意的事项。她自然就想到了凌云，加上面前的这个甘霖，她的图书馆里就有了两个“监督劳动者”。她想，这样也好，多了这两个工作上的“帮手”，今后无论是整理材料或是搜集资料都会“高效”得多。她听说过凌云是北苑大学里著名的才女，甘霖又是一个本校的学生会干部，对这两个“下属”如果“使用”得当，工作起来肯定会使她省力、省心得多了。她忽然想起凌云的身体不好，于是就对甘霖说，你是一个男同志，身体又很强壮，应该要多关心、多照顾身边的女同志，我看到凌云经常咳嗽，身体又很单薄，你就当作兄长那样地多关照她一下。甘霖已经听说过凌云的情况，黄副主任刚才也对凌云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于是他就对黄主任说，一定，一定。
从此，凌云就与甘霖一起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劳动改造”了。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也该应。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阅国民党的旧报纸，收集资料，写卡片，以供图书馆编写中共报刊史提供资料。
这一段时期以来，凌云感到比较清静，不像在北苑大学时那样经常要受到“干扰”，无法安静地生活。现在，她的工作又相对比较轻松，外界又没有对她施加什么压力，黄副主任对她也比较“放松”，没有对她过多的“管束”，所以她内心里就感到有点儿“舒畅”起来，再加上她有了这间近六平方米的独立空间，在夜深人静之际，她可在头脑里自由驰骋，飞翔翩跹。她出于对章天迅的思念，怀念的灵感油然而至，很快地就构思成了一首名叫《呼唤》的诗，后来还为这首诗谱曲，于是就成了歌曲：
《呼唤》
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您，
窗外是夜，
怒吼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的心哪，
飞出去寻找您……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为什么我找不到您？
您是被放逐到辽阔的荒原，
还是被埋在冰冷的狱底？
兄弟！兄弟！
我的心灵为您流血，
我的呼声追寻着您！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此后，她对赋诗的兴趣愈来愈浓，因为她在心胸里，有多少悲愤与苦楚需要倾诉，有多少被压抑的情感需要喷发，她多么希冀缪斯能净化人的心灵，让人性中仁慈与博爱在心灵中滋长，让邪恶与残暴遭到贬抑，不使它蔓延成灾，让那些处在万劫不复的苦难人群摆脱苦海。诚然，她和她的同类虽然面临着极端艰难卓绝的困苦之中，但她深信，曙光一定会在黑暗的终结随之而来。此时，她胸中的感情潮流汹涌澎湃起来，诗的灵感顷刻而至，于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犹如黄河壶口的瀑布，一泻而成：
《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罗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口慢一口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烈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涂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罗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罗米修士，
《海鸥之歌》
灰蓝色的海洋上暮色苍黄，
一艘船行驶着穿越波浪，
满载着带有镣链的囚犯，
去向某个不可知道的地方。
囚徒们沉默着凝望天末，
深陷的眼睛里闪着火光，
破碎的衣衫上沾遍血迹，
枯瘠的胸膛上布满鞭伤。
船啊！你将停泊在哪个海港？
你要把我们往哪儿流放？
反正有一点总是同样，
哪儿也不会多些希望！
我们犯下了什么罪过？
杀人？放火？黑夜里强抢？
什么都不是——只有一桩，
我们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
暴君用刀剑和棍棒审判我们，
因为他怕自由像怕火一样；
他害怕一旦我们找到了自由，
他的宝座就会摇晃，他就要遭殃！
昂起头来啊！兄弟们用不着懊丧，
囚禁、迫害、侮辱……那又有何妨？
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
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
一个苍白的青年倚着桅樯，
仿佛已支不住镣链的重量，
他动也不动像一尊塑像，
只有眼晴星星般在发亮。
梦想什么呢？年轻的伙伴！
是想着千百里外的家乡？
是想着白发飘萧的老母？
是想着温柔情重的姑娘？
别再想了吧！别再去多想，
一切都已被剥夺得精光。
我们没有未来，我们没有幻想，
甚至不知道明天见不见太阳。
荒凉的海岛，阴暗的牢房，
一小时比一年更加漫长，
活着，锁链伴了呼吸的节奏起落，
死去，也还要带着镣链一起埋葬。
我想家乡么，也许是，
自小我在它怀中成长，
它甘芳的奶水将我哺养，
每当我闭上了双目遥想，
鼻端就泛起了乡土的芳香。
我想妈妈么，也许是，
妈妈头发上十年风霜，
忧患的皱纹刻满在面庞，
不孝的孩儿此去无返日，
老人家怕已痛断了肝肠！
我想爱人么，也许是，
我想她，我心中的仙女，
我们共有过多少美满的时光，
怎奈那无情棒生隔成两下，
要想见除非是梦魂归乡。
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这颗叛逆的
不平静的心，它是如此刚强，
尽管它已经流血滴滴，遍是创伤，
它依然叫着“自由”，用它全部的力量。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像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像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像枯死的绿草渴望雨滴，
像萎黄的树木近向太阳，
像幼儿的乳母唤叫孩子，
像离母的婴孩索要亲娘。
我宁愿被放逐到穷山僻野，
宁愿在天幔下四处流浪，
宁愿去住在狐狸的洞里，
把清风当被，黄土当床。
宁愿去捡掘松子和野菜，
跟飞鸟们吃一样的食粮，
我宁愿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只要自由这瑰宝在我的身旁，
我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
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
宁愿把前途、爱情、幸福，
一起抛向这无限的波浪。
只要我的血象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够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地献作她自由的牲羊。
多少世纪，多少年代啊，自由！
人们追寻你像黑夜里追求太阳。
父亲在屠刀的闪光里微笑倒下，
儿子又默默地继承父亲的希望。
钢刀已经被牺牲者的筋骨磕钝，
铁锈也已经被囚徒们的皮肉磨光。
多难的土地啊，浸润着血泪，
山般高的白骨砌堆成狱墙，
埋葬的坟墓里多少死尸张着两眼，
为的是没能看见你，自由的曙光。
你究竟在哪里？自由！你需要多少代价？
为什么你竟像影子那么虚妄？
永远是恐怖的镣铐的暗影，
永远是张着虎口而狞笑的牢房，
永远是人对他们同类的迫害，
永远是专制——屠杀——暴政的灾殃。
不，你存在，自由啊！我相信你存在！
因为总是有了实体才造成影像，
怎么能够相信千百年来
最受到尊敬的高贵的名字，
只不过是一道虚幻的虹光。
那一天啊自由，你来到人间，
带着自信的微笑高举起臂膀，
于是地面上所有的锁链一齐断裂，
囚犯们从狱底里站起来欢呼解放！
哪一天啊，千百万为你牺牲的死者，
都会在地底下尽情纵声欢唱。
这声音将震撼山岳和河流，
深深地撼动大地的胸膛。
而那些带着最后的创伤的尸体，
他们睁开的双眼也会慢慢闭上。
那一天，我要狂欢，让嗓子喊得嘶哑，
不管我是埋在地下还是站在地上，
不管我是活人还是在死者的行列里，
我的歌永远为你——自由而唱。
远远地出现了一个黑点，
年青人睁大眼对它凝望，
听见谁轻声说：是一个岛，
他的心便猛然撞击胸膛。
海岛啊！你是个什么地方？
也许你不过是海鸥的栈房，
也许你荒僻没有人迹，
也许你常淹没在海的波浪。
但是这一切又算得什么？！
只要你没有禁锢自由的狱墙，
只要你没有束缚心灵的枷锁，
对于我来说你就是天堂。
勇敢的黑眼睛燃烧着光芒，
他走前一步，镣铐叮当作响，
暗暗地目测着水上的距离，
对自由的渴望给了他力量。
我能够游过去么？能还是不？
也许押送者的枪弹会把我追上，
也许沉重的镣铐会把我拖下水底，
也许大海的波浪会叫我身丧海浪，
我能游到那里么？能还是不？
我要试一试——不管会怎么样！
宁可做逃犯葬身在海底，
也强似在囚禁中憔悴地死亡。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我死去之前，
也得要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即使我有三十次生命的权利，
我也只会全都献到神圣的自由祭坛上。
别了，乡土和母亲！别了，爱我的你！
我的祝福将长和你们依傍。
别了，失败的战友！别了，不屈的伙伴！
你们是多么英勇又多么善良，
可惜我只能用眼睛和心拥抱你们，
愿你们活得高傲死得坚强！
别了，谁知道也许这就是永别，
但是我没法——为了追踪我们的理想。
啊！自由，宇宙间最最贵重的名字，
只要找到你，我们的一切牺牲，
便都获得了光荣的补偿…….
他握紧双拳一声响亮，
迸断的镣铐落在甲板上，
他像飞燕般纵到栏边，
深深吸口气投进了海洋。
枪弹追赶着他的行程，
波浪也卷着他死死不放，
那个黑点却还是那么遥远，
他只是奋力地泅向前方。
海风啊！为什么兴啸狂号？
海浪啊！为什么这样激荡？
臂膊像灌了铅那么沉重，
年青的逃犯用尽了力量。
最后一次努力浮上水面，
把自由的空气吸满了肺脏，
马上，一个大浪吞没了他，
从此他再没能游出水上。
押送者停止了活靶射击，
追捕的小艇也收起双桨。
难友们化石般凝视水面，
无声地哀悼壮烈的死亡。
……年青的伙伴，我们的兄弟，
难道你已经真葬身海洋？
难道我们再听不见你激情爽朗的声音？
再看不见你坚定果决的面庞？
难道我们再不能和你在一起战斗，
为争取自由的理想献出力量？
海浪啊，那么高那么凉，
我们的心却像火炭一样！
听啊！我们年青的兄弟，
悲壮的挽歌发自我们的心房：
记得你，无畏的英烈的形象，
记得你，为自由献身的榜样，
记得你啊，我们最最勇敢的战士，
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你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海浪啊，请抚慰我们年青的兄弟，
海风啊，把我们的挽歌散到四方，
像春风带着万千颗种子，
散向万千颗爱自由的心房…….
那是什么——囚徒们且莫悲伤，
看啊！就在年轻人沉默的地方，
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
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翱翔。
就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
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
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像风一样。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注：《呼唤》、《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这三首诗均转摘于林昭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