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丁老师
在二年级以前，学校很少提到阶级出身和历史问题，只是仅仅填填表格而已，没有联系到具体的人和事。后来随着批判“高、饶反党联盟”等政治事件以后，学校里也逐渐开始讲阶级出身了和历史问题了，批判黄丁老师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
黄丁老师教我们历史课和地理课，除了他有几件当时别人没有的很旧的呢大衣、呢制服以外，好象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他在上课时很认真，讲的内容也很风趣，见识也很广，对同学的态度也很和蔼，所以总的来说，同学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但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突然倒霉了。
有一天，听说有一位新任的县文教科科长（兼校长）沈红前要到学校里来视察，此人从部队转业，山东人。那天，我们只见他腰边挂着一支驳壳枪，相当神气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过了不久，学校突然宣布召开大会，要公开批判黄丁老师，原来他有历史问题，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工作过。这个批判大会是全校师生参加的，讲台(这时还没有作兴主席台)上坐着这位新任县文教科长兼校长沈红前，老师们坐在台下前三排，黄丁老师低着头坐在一个角落里。沈红前首先讲话，说黄丁是钻入教师队伍里的反动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兴风作浪。大会开得群情激昂，发言十分踊跃，许多学生纷纷上台控诉他的“罪行”，我也鬼使神差地跟着他们上台发言，学着别人说过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也不知道他是否散布过什么毒素），还十分激情地高喊要肃清他散布在我们身上的毒素，要与他划清界线！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黄丁老师几乎成为一只过街老鼠------不久，黄丁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听说他不久含冤而死。事后，听到部分老师背后议论说，黄丁老师在校期间不但没有“兴风作浪”过，而且也从无散布过什么“毒素”，至于他的历史问题也在个人履历表上填写着，根本没有隐瞒过。我听到黄丁老师逝世的消息后，不但相当震惊，而且感到后悔，我不该毫无根据地跟着人家去乱说一通，丧了王鼎老师的一条性命------
至于这个沈红前，在三年后因诱奸女学生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返回老家山东省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不过，这时侯我已经在杭州读书，这个消息是同学写信来告诉我的。
困境与困惑
1954年上半年，老天爷像故意与凡民作对似的，三月起一直阴雨连绵，太阳躲在厚厚的阴云后面不肯露面，水稻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不但个子矮小，而且“五官不正”，产量只有常年的一半不说，谷粒干瘪异常。更糟糕的是这年的渔汛景况也特别差，大黄鱼群也没有莅临大目洋，渔民捕获到的大黄鱼廖廖无几，自然无加工可言。我家的经济收入骤减，几乎陷入困境。三年级的新学年开始了，应上交的学杂费、伙食费成为一个大难题，我又面临一次辍学危机。这时，虽然父亲本来不同意我入学，但这次他倒并没有提出别再上学的意见，因为他看到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何况已经读了两年，只剩下一个年而不去读，也实在太可惜了。这期间，我母亲绞尽脑汁，还是没有凑足经费，后来只好将存放多年的两磅绒线[据说是为以后讨媳妇用的]卖了才免强凑足学费，使我最终度过了难关。
这年，因为粮食大减产，广大农民的日子也不好过。按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要按规定的数量向国家缴公粮、卖余粮，指标虽减了一些，但还有很大的空缺无法填补，特别那些思想“积极”的干部的村庄，指标本来就定得很高，卖余粮的指标缺口就更大，很多农民在卖完余粮后，家里的口粮所剩无几。我在梅溪村的几个表哥家在春季就断粮了，他们天天靠吃“草籽”（即紫苜宿）过日子，我亲眼看到大表哥郑大化面部浮肿、步履艰难地到我家来借粮。当时，这样缺粮的情况在农村还不是个别的，他们的日子确实很不好过。
有一天，县里派一个姓柯的秘书长来学校作报告，向全校师生宣传国家有关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在报告会上时髦作兴“提条子”，即听报告人觉得有些问题还不很清楚，可以用纸头写上一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提上去请报告人答复。这天，我出于好奇心的驱使，竟鬼迷心窍地提上一张字条，写上有关农村缺粮的问题，无非是想向柯秘书反映一下当时有些农村的缺粮的实际情况。柯秘书看了我提上去的字条，并没有在会上立刻回答我问题，我当时也并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回答我提出问题的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此事竟会闯下了一次大祸，差点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这个“大祸”是后来才知道的。会后不久的一天，我好象感觉到同学们对我的目光有些异常，我正有点捉摸不定时，有个与我要好的同学偷偷地告诉我：黑板报上有个叫青山（笔名）写的文章是针对你的，你还蒙在鼓里？青山是我们班内的一个个同学（他当时没有告诉我，后来得知是XJY），他是在校方授意下写的！我马上去看黑板报，头版头条的文章题目是“骄者必败”，作者确是青山。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这是一篇不指名的批评我的文章。我当时还有点迷茫，诚然，我确实有骄傲自满的缺点，但何必要这样充满火药味地大动干戈呢？可是，我还根本上不知道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杀机：张为礼，你竟敢向县政府领导提出挑战，后面有好戏在等着你！当心！！
这是刚来学校不久的古热居对我的一个不折不扣的严重警告，可是由于我年轻单纯，并不领会其中的隐情。
在这以前，沈红前已将陆友松（代校长兼教导主任）调去“学习”（他“学习”回来时，我已毕业离校。据说，他回来不久，正遇上反右派运动，被打成“右派”），新调入一个叫古热居的人接替他的职务。古热居是一个整天板着面孔、没有一丝笑容的人，年龄大约三十多岁，还是孑然一身，这在当时还比较少见的。（他在几年后又调往舟山，与我同班女同学胡梅月结婚，年龄相差十多岁。后来，胡梅月在分娩时死于难产，这个消息是我在杭州读书时从同学的来信中得知的）。策划向我开刀的就是这个古热居。我当时还不知道，在即将毕业的时刻，他还是不放过我，一定要我的班主任姚华雄老师把我的品德栏上填写“乙下”（属于较差），姚老师决不同意，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填写“乙中”才方休（我以前的品德等级大多数是“甲下”，也有“乙上”的）。这个内情姚老师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是一个知情者在二年以后告诉我的。当时，如果没有姚老师的力争，毕业后我根本就不可能想考取杭州水力发电学校。这个“内参消息”后来果然得到证实，那是在1958年5月，在我离开杭州水力发电学校时，校方归还给我两件初中时的档案：一张“毕业成绩报告单”和一张“初中毕业生品德评语表”。在评语表中确有这样记载：其中在“品德等级”一栏中填写“乙中”，在“自觉纪律”一栏中填写“服从领导思想不够”，在“对当前各项社会改革政策认识与态度”一栏中填写“贯彻统销政策不坚决”。此外，在别栏上还填写“骄傲自满”和“学习积极”等优缺点。应当说，姚华雄老师在抵制古热居的同时，还服从原则，实事求是地对我作一个客观的评价。这也是我以后一直十分尊敬姚老师的原因。
自然，我的入团愿望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也恐怕与这有关。
毕业
经过三年寒窗，终于毕业了，我面临对前途的担忧与困惑。我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最好去考高中，然后进大学，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就我当时的成绩而言，考取高中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高中是自费的，虽有助学金补助项目，但像我这样的家庭成份要得到补助是不大可能的。而当时的中专与高等学校一样，可享受全免助学金待遇。根据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只能去考中专了。当时的考试办法，是先考中专，录取以后再考高中，这对于经济条件不佳的学生来说是有利的。就我的志愿而言，当然应当去报考工业类学校，特别是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但由于当时政治气候已经发生变化，对家庭出身已经很看重了，何况不久前又出了这个“不指名批评”事件，古热居这个当权人物对我的印象很坏，所以我对自己的前途有点担忧了。在填写报考志愿的表格时，我只好选择“慈溪师范”，不敢填写“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了，何况钱遐令（他的成绩在全校也是闻名的，但家庭经济不太好）也报考“慈溪师范”。填写的表格自然先交给姚华雄老师，他看了后非要我改为“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不可，我也只好从命，但心里总还是七上八下的，听天由命吧。
当时报考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考场设在宁波效实中学，我们几十个同学是步行去宁波的，因为当时既无公路，又无轮船，我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到达宁波，然后再到效实中学。据统计，报考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人数很多，单是在宁波考场就有700多人，全省一共有七个考场，可见人数只少有二千多人，而录取的名额却只有320人，这肯定是一场艰苦的“争夺战”！离考试还有两天时间，我们就投入紧张的复习之中------在极度紧张的两天考试以后，我如释重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考试发挥得很好，凭自我感觉，这次入学考试的成绩肯定不错。考试完毕，我和同学们一起高高兴兴回家了。这次回家的路线与上次来宁波赶考的路线不同。上次是首先乘渡船到奉化的裘村，再到鄞县的横溪下夜航船到宁波的；而这次是晚饭后在宁波灵桥边下夜航船到莫枝，在此要过霸经东钱湖上岸到韩岭，然后步行到天亮，刚好到达鄞县的咸祥。再乘小渡船渡过象山港到西泽，才总算到象山了。这真是一次艰苦之旅。
录取
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连做梦都想着的录取通知书，经过了十多天的苦苦等待，终于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我被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录取了，这个消息是爵溪小学的郑圣诰老师首先告诉我的。他说，刚到的“浙江日报”上登载着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录取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我听后几乎高兴得跳起来！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我一口气地跑到丹城母校去，在街上就遇到了同学，他们笑盈盈地告诉我已经录取的好消息，并都向我表示祝贺。我回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时，连父亲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全家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正式的书面通知，是在三天以后邮电局送来的，当时我们正在吃午饭。我接到这封由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寄发的信件时，几乎热泪盈眶。强烈的求知欲望、大胆的离家出走、三年的寒窗苦攻，在迷茫与困惑之中却有了如愿以偿的圆满结果，不言而喻，这种欣喜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赶紧拆开信封，一张铅印的通知书跃然眼前。开首的空格处写着我的名字，中间的内容是录取的有关专业安排、报到日期、学校地址等有关事项，最后盖印着一个学校的大印：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父亲看后也喜形于色，母亲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两个姐姐的欢欣心情自然也可想而知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正如上面所说，我的“毕业生品德评语表”上的品德栏上填着“乙中”，此外还有“服从领导思想不够”、“贯彻统销政策不坚决”等评语的档案，再加上我的家庭出身是渔业资本家，在当时这种录取率很小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会被录取呢？这个“迷团”是在我到达杭州水力发电学校，遇到一个叫岑运道的校友（丹城人，比我高两届）以后才解开的。他有一个哥哥叫岑遥，是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数学教师兼教务主任。岑遥告诉他，你们象山有个叫张为礼的不知你认识没有，他的入学考试成绩，在全体新生中名列前茅。原来，校方是由于我考试成绩特别好才录取的。我听后真是衷心感谢学校领导对我的宽容和关怀，同时也感谢姚华雄老师对我的一片真情，否则，我怎能进入这个在当时全省闻名的校园读书呢？
于是，我就着手准备赴杭州报名入学的有关事宜。
在这个令人鼓舞的暑假里，我相当卖力地参加家里的农业劳动。割稻、晒草、耥田、施肥等样样都干，父亲对我这种劳动热情也表示十分满意。一个多月以后，我约定与我一同录取的樟岙的鲍才麟和南庄的石贤玲同学作伴赴杭州去报名入学。由于我们三人都没有去过杭州，而且都未出过远门，正好邻居的杨季芳（即三土）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读书，到上海去上学与我们同路，所以，我就叫他与我们一起上路。我们是比学校规定日期早两天动身的，因为当时交通十分不便，到杭州去是要步行到宁波，然后乘姚江的内河航船到余姚，再从余姚乘火车去杭州（这时火车还不能直通宁波）。我们怕在路上发生意外情况，担忧拖延赶路时间，才决定提前两天动身的。在火车到达杭州站后，我们与杨季芳分手。走出城站，已经是黄昏时光，我们按学校指定的路线，乘从城站到拱宸桥的51路公共汽车到米市巷下车，又走了二十分钟的路程，才总算摸到了校门口。二个值班的同学见我们是新生，就把我们引到一间教室里安排睡觉（因为我们提前两天去，他们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笫二天早晨起床，当我们看到金碧辉煌的办公大楼和教学大楼时，心情真是无法形容------
杭城风云
概况
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座落在杭州西北郊的文一路南侧，东临打索桥下古河道，隔路北首是杭州化工学校和杭州工业学校，南临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和浙江省团校。西首则是一片农田和荒丘，在荒丘上有众多的坟墓，也有零星的竹林。在文二街、文三街两旁，也都是学校，当时这一片区域叫文教区。我校东面不远处有一条叫宁杭国道的公路，是杭州通往南京的要道。几十年后，演变成现在的莫干山路。这时候的国道公路当然是沙石路面，两旁都是农田，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
学校四周用竹篱笆围起，校园面积360亩。正中为一幢四层的办公大楼，两旁分立两幢三层的教学大楼，成品字形排列。这三幢的大楼的屋顶用硫璃瓦砌成，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金碧辉煌。屋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各层的走廊经常打蜡，几乎能照出人面，走路时若不小心，就容易滑倒。这种规格，在当时还是属于少见的。学校东侧是实习工厂，车、钳、刨、铣、翻砂等车间一应齐全。学校北面是呈“工字形”的三层楼学生宿舍，可容纳一千余人住宿。西面是名曰“五爱堂”的大会堂（兼食堂），再往西就是大操场，在操场的旁边还有体育室和花卉房。我们学校的前身是由浙江省高等工业干部学校演变而来。三年前，它一分为三，分别组成杭州工业学校、杭州水力发电学校、杭州化工学校。其中杭州工业学校为省属，杭州化工学校为重工业部所属，我校则为燃料工业部所属。杭工、化工是三年制，我校则四年制。我校在1958年改名为浙江省电力专科学校，为大专改制作准备。1960年又更名为杭州工学院，正式转为大专性质的高等学校。1962年撒消并入浙江大学，该校区叫“浙大二分部”。与此同时，杭州工业学校也转制为浙江工业大学，而杭州化工学校则迁往浙江省的化工基地---衢州。这就是我校的一段演变历史，或者说是她的来龙去脉。
我们一年级分二个专业、八个班，其中“建筑机械和设备”六个班，“工业企业电器设备”两个班。我分在“机116班”（其中第一个“1”字代表年级），在1958年改为浙江省电力专科学校时改称“机中553班”。此后就不再招收中专生，而改为大专性质的学校了。
进校后首先要经过体检，接着是政审，只有通过这两道关，才可办理正式入学手续。在体检时，我们班就有一个姓夏的同学因患有肺病而被取消了入学资格，但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我同来的石贤玲同学竟也因同样毛病列入淘汰之列。当我送他离校回家时，我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接着是政审，我顺利地通过了政审关，此刻，我才算是一名正式的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学生。
政治运动
在体检和政审以后，紧接着就是全封闭的政治学习。学校布置了关于立即开展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的有关事项：一.学习时间为两个星期，这期间停止上课和其它的一切活动；二.学习期间,一律不准出外、不准会客；三.成立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校的政治运动。
我们班里按学校规定分成了三个小组，并选出了小组长（实际上是“领导小组”指定的），由小组长宣读学校分发下来的文件，主要是“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批示的三个按语(看了在二十一年后的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笫五卷后才得知，原来当时这三个按语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并已收入在笫五卷中)和胡风给中央负责文艺的领导周杨同志的一份“意见书”，以及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胡风与绿原、阿垅、荒煤等人之间的来往信件的部分内容扎录。胡风给周杨的这份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对文艺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及他个人的观点。在他们来往的信中，内容确实有点阴晦难懂，而且有诸多的“代号”或“暗语”，使人感到他们似乎是（其实是莫须有）在“暗地里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伺机反扑”、“准备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在学校领导小组的联络员和小组长的“指引”下，我们逐渐“明确”了胡风反革命分子及其同伙的嚣张气焰和反动面目。我当时也与同学们一样，义不容辞地、愤怒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一个星期就在这样紧张而激昂的气氛中过去时了，笫二个星期是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全面地、深刻地对照检查自己，把过去一直隐瞒着的、对党不利的思想或事情要统统向组织交代，否则就要后果自负！这个星期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向组织交代吧，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不向组织交代吧，说明你对这次运动的认识模糊，对党的态度不忠诚。真搞得人人坐立不安，夜不能眠。我们这些同学当时一般还只有十七、八岁，心里都十分纯洁，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任凭你挖空心思地、搜肠刮肚地深刻检查，也交代不出什么“材料”来。最后大家“坦白交代”的东西，也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似是而非的生活小事，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根本对不上号。好在领导似乎也知道我们这些年轻的新生，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的，所以也并不十分追究。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教师和高年级身上。
我校进行的全封闭学习，按规定，我们自然不能出外，这使隔路对面的杭州化工学校、杭州工业学校的学生都感到很新奇，特别是与我们同来入学的同届同学康正生、张彩仙、周令晖等人，他们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晚饭后经常在篱笆外面等着，很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当然看到他们，但由于纪律，也只能与他们谈上几句就走开了。
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类似软禁的两个星期，我们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空气了。在这个令人难忘的两个星期里，学校虽然没有抓出一个胡风分子，但也查处了有历史问题的几个教师，不少人在这次运动以后噤若寒蝉。我在这次运动中笫一次领略了政治运动的严肃性和残酷性，在内心引起了极大的震憾，觉得政治运动实在太可怕了。我在今后的岁月里，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绝对不能产生对党和政府有丝毫的怀疑与不满，以免出了政治问题以后就后悔莫及，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在这里，我倒要提前说几句“后话”：历史常常要跟人们开玩笑，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周杨，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又当了一阵子“反右英雄”，可没有风光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他却被造反派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把他送进秦城监狱，与胡风关在同一座牢监，结果与胡风“殊途同归”，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周杨关了十多年后，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才出狱；而胡风却关了二十多年后，在八十年代初期，最终也被定为历史冤案，公开平反。这对冤家对头的人物，在出狱后，双双都吃了政治运动的滋味和牢狱之苦以后都似乎省悟，不过两人领略的“味道”各异。据说，周杨出于对历史的反省，主动向当年受他整挨之苦的同志们致歉。我想，周杨如果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没有机会尝到被人挨整的苦楚，他会反省吗？据说，当时探望胡风的人谈到鲁迅时，有人说：“鲁迅如果今尚在，天安门前等杀头！”这位饱尝人间辛酸的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在他临终时，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儿子们说：“我的后代再也不要去攻读文学了，以免重蹈我的覆辙------”
运动结束以后，学校马上举行开学仪式，王士英校长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对我们新生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对全校师生参加这次运动的态度表示满意，并对这两个星期的紧张生活深表关切，他说，从现在起，大家都应当放松一下了。王校长在讲话时自始至终保持热情、开朗，令人和蔼可亲，大会的气氛相当轻松活泼，这与此前的两个星期的“寒冰期”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攻读
我校的四个学年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一年级读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即高中三年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要在一年时间里学完(除了一个星期二课时的语文课、政治课、体育课外，没有安排其他课程)；二年级开始读相当于高等学校的普通课（内容有压缩），即高等数学、理论力学、工程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机械制图等；三年级读金属工艺学、金属切削、机械另件等技术基础课以及一部分专业课，同时安排课程设计和教学实习；四年级读专业课，同时安排生产实习，最后是写毕业设计论文和论文答辩。
一年级的课本是全部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由于高中的数理化课程要安排在一年时间内学完，课程的安排自然是十分紧凑而紧迫，我们当时的学习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尽管我初中时的数理化基础较好，但还是开足了马力，才不至于落在人家的后面。学年结束时，我突然鼻孔流血，经校医检查结果，说是由于学习紧张所致，这是我在初中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二年级的课程也不轻松。微积分、理论力学、工程力学这三门课程使我学得精疲力竭，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挺过去了，在班里还算是名列前茅。这年，与我同时去的几个同学中有三人补考，一人留级。
三年级的课程相对轻松些，因为理论基础课打好了，学起专业课来相对轻松多了。
在数学课程中，从对数、三角函数、解析几何到“极限”概念中的“无穷小量”、“无穷大量”以及微分、积分；在物理学课程中，从力学的万有引力定律到到光学的可见光、紫外线和无线电波都是电磁波，只是波长不同罢了；在化学中的门捷列夫的原子排列表等等，使我的思维触角伸向广袤无垠的科学空间，觉得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实在是沧海一粟，宇宙的奥秘实在令人迷茫。回想当时初中毕业时，认为自已好象已经“知识渊博”了，这是多么幼稚可笑。所谓当时闯进“知识迷宫”实际上是还不够“小朋友”级的。
课程设计使我特别感兴趣，它是在设计室内进行的。室内有各式各样的设计手册可供每个学生参阅，设计用的图板、丁字尺、圆规、鸭嘴笔、计算尺等制图工具应有尽有。设计题目是一台可吊重三吨的塔式起重机的动力系统。由于我笫一次参加课程设计，内心里不但感到相当兴奋，而且又有新奇感，也初次领略到设计确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雄厚的力学、数学基础肯定会使你力不从心；没有以全方位视野去综合思考有关参数，也将会使你的设计出现纰漏。就这项设计方案而言，在大的方面要考虑整个塔身的因受风力负荷而产生的扭力，在小的方面要计算出组成塔身的每根角铁的受力的数据。要计算的数据确是包罗万象，实在令人目不暇接。我全神贯注地投入这个从未接触过的学习领域中去，因为我觉得，这是实现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当一名工程师的必经之路，而且也可算是已经见到的一道初露的曙光。
友情
当时同学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彼此都没有互相猜疑与提防。由于爱好和世界观的差异，无疑地也有亲疏之分。在班内，我与吕木根、施耀世、李孝义特别接近，成为相当睦逆的朋友。吕木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常常拉我到阅览室里，拿来几本文艺月刊，把一些较好的小说介绍给我看。如刘绍棠的“西苑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悬崖勒马”等。我看后，被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别是当时被称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他写的小说，文笔犀利、流畅，人物的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描写手法独出心裁，对人物的刻划具有独创之处，我几乎为之而倾倒。“西苑草”是一篇短篇小说，它的主人公是在西苑大学读书的一个很有文学才华的大学生蒲塞风，他与一个长得十分美丽的、思想活跃的女同学黄家萍和一个思想相对因循守旧的女同学伊洛兰之间恋爱角逐的故事。我看后回味无穷，思绪万千，我还向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作过介绍。在星期天，我总要抽出几个钟头的时间去阅读文学作品，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居然学习写起短篇小说来，而且向“东海”投过稿，还得到过“东海”编辑部的肯定，说“这篇小说是有前途的，只是还需要修改”。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反右派运动，我的这篇小说很可能出发表呢，这当然是后话。施耀世是一个胸怀坦率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观点，对那些奉承拍马的人嗤之以鼻，与我的观点相符，所以很快就成为知己。至于李孝义，他为人忠厚，学习认真，与我们也合得来，所以常常同我们三人一起散步、郊游，友情十分深厚。
初恋
青春期间对异性的爱慕而产生爱情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当时尽管由于学习紧张，我在主观上也无暇顾及去考虑恋爱上的事情，但人的内在“自然规律”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具备“水分”和“温度”的适合条件，“种子”就要“发芽”。由我们学校的性质决定，女生的比例极少，在我们一年级的320名学生中只有十多个女生，分在四个班内，另外四个班自然是“和尚班”了，我们机316班是在其中。由于女同学寥若晨星，即使你有意“追星”，也将会是望“星”莫及，无果而终。我校南面毗邻的杭州幼儿师范学校中有俩个从象中毕业的女同学，一个与我同届，叫SXS；另一个叫顾俊英，在初中时比我低一届，我们自然都熟悉。SXS是城南某村人，她的妹妹（比她低二届）是全校公认的“校花”。她也长得不错，白皙的脸蛋上有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薄薄的二片嘴唇旁边有两个可爱的小酒涡，头上还有一对齐腰的长辫子，再加上窈窕的身材，更显得妩媚可爱。她又善歌善舞，是丙班的文娱委员。我们大家到杭州来读书后，由于同乡加同学的双重关系，也就更加亲切了。在星期天，我们来自象中的同学，常常约在一起到西湖去游览。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我对SXS渐渐地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就开始追求她了。但考虑到她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而我自己除了学习成绩较好以外，不具备其他优越条件可与她相配，所以一直没有明确地向她提出来，甚至连暗示都不敢。在一个国庆节的晚上，我鼓足了勇气，约她到西湖边去观赏夜景，希望我们的笫一次约会在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中度过。她对我莞尔一笑：“可以叫顾俊英一起去吗？因为我们俩刚才已经约好去西湖的。”她的回答既巧妙又富有艺术性，其用意不言自明：既没有拒绝我的约会，但又不至于马上就进入“状态”，我自然表示同意。其实，在笫一次约会，我即使吃了老虎胆也不会贸然向她提出“我爱你”之类的话。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三人坐在昭庆寺广场（即后来的少年宫广场）的茵绿的、柔软的草地上谈笑风生、情意绵绵，凉爽的秋风飘来了阵阵桂花的浓郁的、沁人肺腑的芳香，我似乎进入梦幻一般的伊甸园------。夜色中，月亮向湖面上撒下了碎银般的粼粼波光，众多的游艇在湖面上划来划去，不时地在水面上溅出闪光的银色的水花，使夜幕下的西湖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更使人陶醉在她的神奇美丽之中。无数对情侣手挽手地在白堤上漫步，也有的依偎地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草坪上，坐着的少男少女们其中不乏也有一对对情侣。我们两女一男，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情投意合地互相依偎着窃窃私语、卿卿我我，但我们也过得十分愉快------
当时文教区内的文化设施很少，连一个电影院都没有。为了使区内各校能看到电影，安排一个流动的电影放映队，在各校轮流放映，大约一个多月才能轮到一次。就在我们约会前不久，杭州市有关部门在杭州幼儿师范学校与我校交界处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十分简陋的露天电影场。四周用竹篱笆当围场，当中竖起几根毛竹，挂上一块银幕，中间空旷的场地上没有一条可供观众的座椅，观众看电影时必须自带木凳。SXS知道我相当欢喜看电影，故每当周末，她总是买好电影票，而且还与顾俊英一起在电影场内放好木凳，占据最佳位置，俩人轮流(吃饭)看管木凳，一直等我到场为止。她们这样细心的安排，真使我激动不已。记得有一次，在放映苏联片“笫十二夜”时，由于这是一部彩色片（这是笫一次放映彩色片），看的人特别多，当我进场时，场内已经几乎满座了，我在人群中终于找到了正在向我挥手的史析SXS，我用力地挤进去，在她占有三条凳子位子上坐下，她笑盈盈地说：“为这三条凳子的座位，顾俊英连晚饭都没工夫吃，她现在还在吃晚饭呢。”我听后真是感激万分。我们刚坐下，顾俊英也挤进来了，我不好意思地对她们说“你们真是------”电影散场以后，我还沉浸在刚才与她们在一起看电影的美妙激情之中。这一夜晚，我久久不能入睡------
此后，SXS给我写过两封信。我曾交给她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稿子，希望她阅读后能提一些关于修改的意见。她看后就很快给我写信，她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看了你写的这个短篇后，又给我班内一个文学基础比较好的同学看了，我们都认为这个短篇写得不错，文笔十分流畅，故事的情节也很吸引人，只不过恋爱部分不能写得太多------”我看后觉得很惊讶，她说的意见怎么与《东海》编辑部的意见会如此吻合？说也奇怪，不知是我错觉还是她的巧妙用意，当我拆开这封信时，一阵浓郁的芳香扑面而来，难道她在信笺上洒了香水，对我表示一片芳心还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在一个星期后，当我再取出这封信时，它还散发出沁人的芳香------
在元旦前夕（1956年底），我以送她贺年片为名到她学校去，并约她到学校旁边的古运河边散步，她欣然应允。我们愉快地谈着各自学校的趣闻轶事，但彼此都未谈及“敏感”的话题。此时，有一只满载着砂子（建筑用材）的河船沿着河道缓缓而行。满脸古铜色的船工，用劲地摇着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船工的脚旁坐着一个三岁模样的小孩，腰部系着一根布带，缚在船弦边，防止跌落水中。面容苍老的妇女在船边淘米、洗菜，正忙着一家三口的炊事。我望着渐渐远去的河船，不禁感慨地说：“这是多么艰辛的一家子啊。”SXS眺望远处，带有浓厚色彩的口吻说：“现实生活中并非都充满诗情画意的。”------
我们的“恋爱”像捉迷藏一样，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彼此间谁也没有主动地首先提出触及“爱情”的话题，即使带暗示性的词语也没有。我当时没有主动向她提出是由于怕她不同意后而陷入难堪的境地。这也许是我的责任，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男方首先主动提出求爱的，我不主动，难道要SXS主动？想不到“恋爱”进展很慢，政治运动倒进展很快，在此后不久的反右派运动，以无法预料的速度朝我冲来，我自然就放弃了对她的追求，也无脸向她表示爱慕之情。但嗅觉灵敏的“整风反右”核心小组还是没有放过我，组长刘在刚像发现重大线索似的突然找我谈话：“你正在与一个幼儿师范的同学谈恋爱？”
“没有，”我坦率地回答。
“我看你还是向组织坦白交代好，否则后果是严重的。”他板着面孔，装得非常严肃的样子。
“我们目前还停留在一般友情阶段。”我扪心无愧地回答他。
“老实地告诉你吧，我们已经到幼儿师范去作过调查，你的女朋友叫SXS，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政治思想也有问题。你们都出身剥削阶级，在交谈中肯定有对党不满的内容，你如果向组织隐瞒思想问题，以后查出问题来是要加重处分的！”刘在刚带着威胁的口吻继续对我施压。看来，他们真是无孔不入。
“如果隐瞒思想问题，那就由组织处分好了。”我十分坚定地回答他。
后来，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深入，刘在刚对我宣布一条十分严厉的纪律：不准与任何人谈及关于他找我谈话的内容。在当时这种笼罩着恐怖的气氛下，我自然再也不敢去找她，只是担心她因我的政治问题而受到连累，使她也蒙受了无端的指控，从而给她造成一个不可弥补的政治污点。所以，直到后来我被校方强令退学时也没有去向她告别，只是在心底里祝愿她平安地度过这个可怕的政治运动------
就这样，我的“初恋”在“花蕾”刚刚初现时，被这个可怕的政治运动夭折了。初恋，虽然留给我甜蜜的回忆，但也留给我苦涩的滋味-----
迈向社会主义
党中央在1953年提出了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在农村就进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把原来的农业互助组改变成为宽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又把低级社改为高级社。次年，国家又对城市的私营企业、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赎卖”政策，资本家可以向企业领取“定息”。这样，城市又几乎同时也进入了社会主义高潮。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为了庆祝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杭州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群众庆祝活动，会后还进行了群众大游行。大会的主席台设立在湖滨路与平海路的交叉口，我们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集合地点是在延安路的龙翔桥附近。我记得当时有些女同学还化了妆，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在街道两旁，我看到原来的私营商店的店名扁额前面均加上“公私合营”字样，私营企业的厂名牌子，也同样在厂名上面加上“公私合营”字样，在牌子的上方还用大红绸布扎着，显得分外耀眼。我们全校一千多名学生，是步行十多里后到达目的地的，走到龙翔桥，太阳还没有上山。此时正值隆冬，气温在零度左右。刚到时，由于急于赶路，不但不觉寒冷，反而把棉袄都脱了。在等了一个钟点以后，大家穿上了棉袄还觉得寒冷，特别是那几位化了装的、衣服穿得又比较少的女同学，几乎被冻得浑身发抖，只好用不断的跳动来取暖。大会一直等到上午九点钟才开始。会后即开始大游行，当我们走过主席台时，才看到主席台上站着沙文汉省长等省、市领导人，他们不时地向我们挥手，表示对受检阅的队伍致敬。游行结束后，我们又步行回校，在到达校门口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此刻，虽然我们都感到饥肠辘辘，但我们的精神都相当饱满、情绪极为兴奋，因为日夜梦想的社会主义终于实现了------
按照总路线规定，这个“社会主义改造”是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十年、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期），但现在却在二、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样一个突飞猛进的速度，难道不令人高兴吗？这时，有一件事使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这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当时的各级党报作过大张旗鼓地宣传过的。这就是“人力车（黄包车）放进博物馆”的特大新闻。从此，在杭州市的历史上再也见不到人力车了。
其实，当时的杭州市的交通工具还十分落后，人力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因为宣布了“公私合营”而在一夜之间突然提高了，像汽车之类等先进的、现代化的工具会从地上冒出来，何况，人力车具有它自身的特点是汽车无法代替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它，反而有诸多的不便。突然少了它，当时又没有条件拥有汽车之类现代工具代替它，反而只能靠肩膀或者用步行去代替它。这与当时提出这个“别出心裁”的“始作俑者”的愿望相反，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想不到在两年后我也为此付出“代价”。1958年春天，我因在反右派运动中打成反党分子而被学校当局强迫退学。那天晚上，我挑着百把斤的行李（书籍、衣被等）站在米市巷公共汽车站等车，但由于公共汽车不许带着行李的人上车，而人力车又进了“博物馆”，我只好挑着百把斤的行李，走了二十多里的路程才总算到了城站。我感到精疲力竭，躺倒在火车站内的木椅上休息。我想，如果当时人力车没有进“博物馆”，我就不用吃这个苦头了。不过，我马上警觉到：如果我坐了人力车，那不是叫一个工人拉我这个“反党分子”，我岂不是又一次“压迫”工人阶级了吗（尽管我也付了钱）？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严重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要改造好自己，需要处处当心，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好逸恶劳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这当然是后话。
历史常常会跟人开玩笑，在二十多年以后，共产党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人力车（三轮车）也在城市里的小巷、里弄来往穿梭。有的老外不愿意坐汽车，反倒喜欢坐人力三轮车游览西湖，觉得别有一番情趣。众所周知，其结果，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后退，反而成倍地发展；拉车工人不但没有受到压迫，而是扬眉吐气地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回顾历史，那些希望中国在一夜之间就能跨进社会主义的人，是不是惟意志论、形而上学、急躁冒进在他们的头脑里作怪？这些思想与后来的“大跃进”中号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人民公社运动”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否有天然的联系？------
国际多事之秋
1956年的秋天，在国际发生了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重大事件。不管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都因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出现了一系列的巨大震荡。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了笫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举世闻名的“秘密报告”，苏共中央在报告中无情地揭露了斯大林严重践踏法制行为以及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杀害正直的共产党员（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和无辜的善良公民。斯大林将当时地位仅次于他的重要领袖布哈林处死，并要他永世不得翻身（布哈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被苏共中央平反）。斯大林的‘大清洗’行动，无疑地在苏联历史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当时苏共“二十大”用绝密的方式进行，但外国的情报机构运用了一切手段还是搞到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我国“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该社论是经过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用相当长的篇幅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但却比较简略地提及关于斯大林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搞个人崇拜等行为等具体内容。尽管当时老百姓知道的消息极其有限，但对于这个此前崇拜为类似“神明”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也竟会犯如此“严重错误”而震惊，他的严重错误被称为“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无疑是一贴清醒剂。这对于当时已经开始露头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事件，同样地也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掀起了强烈的震荡，从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性重大事件---“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些事件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迫不及待地动用了形形色色的情报机构参与这些事件之中，煽动民众情绪，推波助澜地掀起一股规模空前的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无论在国内、国外，或者是在党内、党外，凡是有独立叫思考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只存在一种“苏联模式”、在共产党内的领导体制只有“斯大林模式”开始提出质疑。而且，苏联在斯大林的武断、专横的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也不可能有进行调整和改革，其存在的许多弊端就暴露出来。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新的思考了------。从回顾历史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党当时在吸取“苏共二十大”严肃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教训的基础上，真正提倡党内民主，杜绝党内的“家长式统治”，并在制度上加以的严格限制，这样就也许不会在此后出现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宣扬对领袖的“个人迷信”的现象，也绝不会出现认定个人意见绝对正确、而不容有丝毫批评、修改等违反实事求是的“神话”，以至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开国元老---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活活迫害致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沉重教训！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斯大林杀害布哈林与“四人帮”迫害（致死）刘少奇真是“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是直接处死，另一个是在监狱里磨死罢了。纵观历史教训，我们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大痼疾是“个人崇拜”及由此产生的“家长式统治”，在党内缺乏民主传统，错误的做法无法纠正，正确的意见不予以采纳，党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错误，以致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共产党产生误解，疏远了人民对我们共产党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的最大悲剧。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此是深感痛心疾首的。
1956年6月28日，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波兹南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并发生了流血事件。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平息了这次骚乱，此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改选了党中央领导，选举哥穆尔卡为笫一书记。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爆发了反对拉科西[匈共笫一书记]的示威游行，而且规模迅速扩大，没有几天时间就演变成全国性的暴乱，把国家的军队和公安部队打入“下水管道”内，使党组织、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状态。形形色色的反共组织都蠢蠢欲动，他们拥戴一个叫纳吉的人出来成立一个“匈牙利政府”。形势十分严峻，挽救匈牙利国家的命运刻不容缓！根据“华沙条约”驻守在匈牙利境内的苏联军队坦克终于出动了，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纳吉反革集团颠覆匈牙利国家政权的阴谋。与此同时，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迅速地恢复了全国的社会秩序（后来我在内部参考资料“读报手册”中看到，正当匈牙利局势处在紧急关头之时，赫鲁晓夫还在犹豫不决，在与中共高层密商后才决定出兵，根据约定，中共派周恩来乘苏军飞机在枪声密集的布达佩斯机场降落，然后乘坐苏军坦克进入市区，协助卡达尔组建人民政府）。纳吉逃往罗马尼亚，一年后被引渡回国枪决。
这两次重大事件的发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无疑地也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场“大地震”，受到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匈牙利事件平息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就发生了分裂，不少欧洲的共产党与苏共（当时国际共运领导者）发生对抗，公开声明退出国际共运组织。据当时的报纸报导，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有不少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纷纷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军队出兵干涉匈牙利内政，并表示立刻退出共产党组织------
此外，在1956年10月29日晚，以色列在英、法唆使下，以“保障苏伊士运河畅通”为由侵入埃及领土西奈半岛，埃及人民奋起反抗，战争阴云密布，世界形势十分紧张。最后在全世界舆论和苏联的警告下，以、英、法被迫宣布停火------
不平凡的春天
“国际多事之秋”刚刚结束，我们国家又面临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1957年三月，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其内容就是著名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祥尽而精辟地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由来，以及它的性质、正确处理的方法等等。他还论述了如果处理方法不好，有可能向敌我性质转变。此外，他还辩证地分析了“出了坏事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在文艺政策方面，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方针，同时也提出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等。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他号召党内外人士要勇敢地向党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积极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应当说，当时毛主席是真诚地希望通过整风来改善我们党的作风，藉以克服党内业已存在的种种不良风气，对于提高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战斗力来说无疑是有益的。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加入向党提意见的热潮中去。各级党报也大量发表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当时比较突出的有：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即十个副总理都是中共党员，竟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此外还有钱伟长、华罗庚、费孝通、章乃器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一系列的建议或批评意见的言论。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等首都高等院校首次出现了“大字报”，内容当然是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随后，“大鸣大放”、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向全国漫延；许多全国闻名的报刊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发表比较大胆的通讯，批评某些党组织的官僚主义，如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在文艺刊物上也刊登了一些内容颇具独创、风格有鲜明色彩的小说，如王蒙的中篇小说“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和刘绍棠的短篇小说“西苑草”、流沙河的组诗“草木篇”等，简直使人眼花缭乱。这样一来，难免在一些党组织的干部头脑里发生错觉，“他们是否借整风运动向党提意见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
诚然，在整风运动中，无论是在座谈会上或是在大字报里向党提意见的人，还是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文艺评论文章参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除了绝大多数是响应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法尽”的号召而发表意见以外，但确有少数几个仇恨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借机向党发动进攻（附注：据事后统计，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共有57万人。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经重新审查后认定除了12人外都属于“错划”而“改正”了。而在这12人中，还有在海外的二人在接到“改正”通知后表示不必“改正”，要把这顶“右派帽子”作“历史纪念”。可见，当时的真右派分子只有10人，这个“严重扩大化”的比例为五十七万分之十）。问题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哪些属于“香花”，哪些属于“毒草”，一时真假难以辨别。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局势面前，自然会警动了毛泽东。他联系到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他不能不提高警惕啊！防止阶级敌人颠覆社会主义是他的神圣职责，他们这些人现在不是已经在兴风作浪吗？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一个“雄才大略”的“谋略”迅速形成，他开始在胸中运筹帷幄了：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见“毛泽东选集”笫五卷P.424，下同）。接着，他还写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P.428）；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P.432）；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写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接着他又写道：“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不于回击，------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他又写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P.437）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他又说：“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P.444）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笫十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点名批评了曾经著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而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女作家丁玲和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说“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P.487），把反右矛头直指文艺界高层人士。（附注：丁玲、冯雪峰都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就这样，由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他自己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法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一下子变成为阶级斗争性质的反右派运动了。
见到周总理
1957年春天，我见到了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春天的西湖，柳丝翠绿，婀娜多姿的形态显得更加妩媚可爱。湖边的山峦上的杜鹃花竞相地在争艳斗妍，红彤彤地把群山打扮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在这个充满生机盎然的时刻，她迎来了一个远方的、尊贵的客人---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谁都知道，这样高级别的苏联国家元首来访问杭州，中央肯定有一位高层领导倍同前来，只不过事前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前一天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通过杭州市公安局通知全市各单位（我校在内）派人参加会议，布置次日有关安全保卫工作。
笫二天清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全校师生就在操场上集合，首先听取学校领导传达罗瑞卿部长有关做好保卫工作的几个注意事项。根据杭州市公安局布置任务，从杭州笕桥机场到西湖边的杭州饭店的二十多公里的沿途街道上，要安排在街道两旁各边由三排人组成的两道“屏障”，既是夹道欢迎的队伍，又是安全保卫工作的队员。学校领导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项安全保卫工作，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准插进任何外单位的人，否则就要追究责任。我们学校师生分配在“楼外楼”前面的地段，在早上六点钟光景，我们就步行赶到目的地。我们当时的心情相当激动，急待着伏罗希洛夫和不知哪位陪同前来的中央首长一道莅临，到时我们可以目睹他们的风采了。
我们一直等了三个多钟头，还不见贵宾的影踪。其间有几次听到前方有些响动，我们以为贵宾们来了，顿时就兴奋起来，自发地欢呼起来，谁知是一场误会，原来是一辆检查安全工作布置情况的工作人员来沿途视察，使我们过早地空高兴一场。
直到上午十点钟光景，贵宾的队伍终于来了。前面爆发出的一阵阵欢呼声告诉我们，贵宾的队伍就在不远的前方，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刚好是一个转弯处，不能直接看到贵宾，保卫工作的纪律又不允许我们移动位置，我们只好也跟着前面的欢呼声一道高声地欢呼起来。没有多久，一辆敞顶汽车缓缓地向我们驶来，只见车上有三个摄影师，提着手中的摄影机朝着后面紧跟而来的笫二辆贵宾车录象。我猛然看到在贵宾车上站着一个熟悉的面容，这难道不是周恩来总理吗？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们看到在贵宾车上，伏罗希洛夫面色红润，满面春风地站在中间，笑容可掬地、频频向我们欢迎他的队伍挥手致意。左右两旁站着周总理和沙文汉省长，因为近在咫尺，对这三位首长都看得十分清楚。总理有两道浓黑的眉毛，乌黑而明亮的大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也不时地挥手向我们致意。沙文汉省长身材瘦长，比伏罗希洛夫几乎长出一个头，他也显得十分精神。虽然车开得很慢，但他们还是很快地过去了，我总感到有点可惜，如果车开得再慢点该多好。接下来的均是轿车，我们从轿车窗口完全可以看到车内坐着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有贺龙、彭真以及不认识的中央首长。有人统计过，车队中总共有八十八辆轿车，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等车队过去后，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蜂拥到杭州饭店去，杭州饭店前面的广场上已经被欢呼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了。
过了好久，周总理和彭真陪同伏罗希洛夫走到二层的阳台上。伏罗希洛夫看到这么多的群众欢迎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随后，周总理向我们挥手，并用浓重的北京口音大声对我们说：“请你们让开一条路，让我们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到西湖去游览。”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杭州饭店门口通往苏堤之间让开一条通道，为数众多的维持秩序的警察用力地阻挡两旁的像潮水一般涌来涌去的人群。周总理和一个警卫人员扶着伏罗希洛夫从门口出来了，此时，我挤在人群中，伸长着脖子、踮着脚尖也无法看到从人群通道中走出来的周总理和伏老他们。在周总理和伏老他们下船以后，我们才在苏堤上才看到周总理和伏罗希洛夫以及陪同人员站在游船的甲板上眺望西湖的美丽的风景。
这一天，由于我们一直处于极端兴奋之中，早就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选团代表
我是在1956年6月28日被正式批准入团的。当我看到在学校布告栏上贴着由杭州市团委签发的“关于批准张为礼同志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通知”的时候，激动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自从初中二年级提出入团申请起，我一直为此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故而未能如愿。在历经了四年以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我怎能不热泪盈眶？当然，这与我四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自从初中时姚华雄老师给我指出了骄傲自满的缺点以后，我一直牢记心头。自从进入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以后，我也一直相当谨慎，决不能再让这个缺点冒出来。由于我入学后一贯积极参加各项思想教育活动，学习成绩又十分突出，思想亦比较活跃，团支部经常邀请我参加团内活动。学校团委副书记褚河随对我很熟悉，还找我谈过话。后来团委根据我特长，叫我担任“水电青年”（学校团委的黑板报园地）编委兼出版组长，具体负责黑板报的出版工作。由于我工作完成得较好，所以就很快批准我加入青年团。1957年的夏天，学校共青团（这时已经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举行代表大会，会上要选出学校团委新一届团委委员以及出席杭州市团代会的代表。每个团支部要选出四个代表，我竟荣幸地被当选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班里的CHR同学当时是学校团委委员，此人在同学中印象不是很好。他的学习成绩一般，善于迎合领导。由于褚河随与他极为密切，关系非同一般，这个团委委员的职务就是褚河随给他的，班内同学对此都有微词。当时团代表的名额是每个支部四名，而候选人名额也是四名，而且还是上面指定的，CHR和团支书刘在刚自然在其中。当时有许多同志提出来，要增加一个名额，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选择的余地。支部经请示后同意，于是大家就推举我为候选人。在选举前，团支书传达学校团委的意见：CHR同志是团委推荐的人选，希望大家在选举的时候，要考虑团委的意见。选举结果，CHR勉强当选，我的选票比CHR多，自然被当选了。事后，有许多同志向我提出，我们推选你为代表，你就要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发表意见，认为CHR这样表现并不突出的人不宜当学校团委委员。当时我为人正直，而且欢喜打抱不平，所以同学们很信任我。谁知，我为当选这个团代表日后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真是“福为祸所倚”啊！这个“祸”是在学校团代会上闯下的。
在团代会的前几天，共青团杭州市委安排了一次参观活动。在杭州市的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每个团支部派出四个代表，由团杭州市委书记周芝山同志亲自带队去笕桥机场的某空军基地，观看驻杭某部的飞行表现。当刘在刚通知我这个消息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那天上午，我们首先是乘校车到城站，然后再坐火车去飞机场的。在火车的车厢内，都是高校和中专的学生，歌声此起彼伏，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我们在笕桥车站下车后，就步行到笕桥机场。在机场门口，我们集合在一起听取团杭州市委书记周芝山同志讲话。他简单扼要地讲了拥军爱民的意义后，就告诉大家参观机场的注意事项。接着，我们就排队进入机场。由于我是笫一次看到飞机场，真是有点恍惚如梦的感觉，我被如此广阔无垠、一眼望不到头的机场惊叹不已。我看到在机场上停着一排排苏制米格飞机整齐地排列着，有几排还罩着淡绿色的衣罩，只有一排未罩，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更显得威武雄壮，我真为如此骄健的雄鹰而感到骄傲！热情的空军地勤人员，让我们分批地登上飞机的弦窗边，参观驾驶仓内的驾驶员座椅、操作系统和数不清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仪表，我看得目不暇接------
在参观米格飞机后，我们集合在一个指定的地点，观看由张滋大尉驾机作飞行表现。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张滋大尉的英雄事迹，那是在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有一架来自台湾的国民党飞机，趁着夜色侵入杭州地区上空。我笫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防空警报，令人恐怖的呜---呜---警报声使我和同学们当时都感到十分紧张。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我们就听到了二声响彻云霄的炮声，随后就解除了防空警报。笫二天上午，我们就得到了消息，某空军部队的张滋大尉只打二炮就把国民党飞机打了下来，机上七名驾驶人员都在飞机坠毁时毙命。此刻，当我亲眼看到这位空军飞行英雄和他的僚机飞行员各自登上雄鹰时，心情真是说不出的崇敬和激动！当指挥台上发出三颗信号弹后，这二只雄鹰顿时腾空而起，直射蓝空，迅速就看不到飞机的影踪------我们翘首以待望、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不一会，这二只雄鹰又飞回我们的头顶，时而俯冲、时而直升、时而翻滚，接着又表现一个难度相当大而又十分惊险的飞行动作---螺旋飞行，我们看了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学校团代会开始了，这是我们青年团员的一件大事，我这个出版组长也为此忙碌了好几天。会前我们就知道，杭州市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不久后也将召开，团杭州市委书记周芝山同志的代表名额要落实到我校的团代会上产生，他肯定要莅临我们团代会，所以这次团代会就显得特别隆重，而且具有一点神秘色彩。
我怀着欣喜而激动的心情参加这次大会，但也带着有点忐忑不安的情绪进入会场，因为有许多同志交托我一个任务：我在大会发言时，要代表他们反映班内（支部内）对CHR的看法，让代表们在选举时参考。我当时确有些犹豫不决，但由于我当时年轻无知，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只认为同志们相信我，选我团代表，我就应当代表他们反映意见，何况在大会上发言，对一个同志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竟然神使鬼差地走上台去发言，把当时同志们的意见在大会上讲了，我根本就没有料到我的发言竟会得到一阵热烈的掌声。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褚河随（他主持会议）在大会作总结时，竟隐约地提到刚才我的发言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顿时使我大吃一惊------
整风运动
1957年9月1日，新的学期开始了，在开学式上，柳宗影校长（王士英校长已调至南京工学院任院长）向全体师生宣布，开校后首先进行为期二个星期的停课“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活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运动开始了。为了使运动能按上级的意图进行，上面还派来了一个驻校工作组。工作组共三人，组长是一个姓陆的女同志，她是从团杭州市委抽调来的。
此前，全国高等院校的“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活动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而且已开始“群情激昂”地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当时的各级报刊上连篇累赎地登载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声讨、驳斥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我当然看到报纸上登载的这些消息，但由于这些反击的活动还停留在比较小的范围，主要是在中央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中央和一些全国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在我们杭州市来说，除省级机关外，只有浙江大学搞得激烈些，其他高校还未见动静。我在报纸上也知道，当时有个全国出了名的某某大学学生叫凌西林的，她“南下革命”到浙江大学“煽风点火”，浙江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就一下子就铺天盖地地贴满校园。这恐怕是浙江大学‘独领风骚’的原因。起先，我也不大在意这些局势，认为中央开展这场反击右派进攻是针对一些“大人物”的，与老百姓以及我们这些学生无关，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头钻进书堆里去了。从团代会上听到褚河随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以后，我开始有点担心，但却为时过晚了。
学校开展“大鸣大放”以后，我还是十分谨慎的，虽然我当时还十分年轻，但觉得这场运动来势汹涌，还是少说为佳。所以我并没有热情地写大字报，而是每天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观看贴满全校的大字报。我记得当时拥有较多观众的大字报是机315班的王之水同学写的连篇连载的小说型大字报“孙悟空漫游记”。他把老孙刻划得惟妙惟肖，内容是有关老孙看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阴暗面”而打抱不平的故事。我和同学们看了后均感到发笑。使我们发笑的原因是由于王之水的文笔幽默、风趣，孙悟空的形象活灵活现，描写的语气也与《西游记》相似。纵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绝大多数是一些关于鸡毛蒜皮的事情。
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晚上，班里的整风核心小组组长刘在刚找我谈话。他说，你是一个共青团员，是党的后备军和助手，你应当义不容辞地、真心诚意地要向党提批评意见。你在上星期写的几张大字报，都是一些属于鸡毛蒜皮的东西。这样不行，你今后一定要写有关党的重大政策问题，这才算是真情帮助党整风，这也是作为党对你一个共青团员的考验！
我听了刘在刚严肃的、一板正经的谈话后颇受感动，觉得他是真情地关心我的进步（他是我班的团支书，又是我一直认为是一个正直、忠实之人），我一定要消除思想顾虑，大胆地、真情地向党提意见，而且要提重大的、属于政策性的意见。我当时连想也没有到，这是工作组交给刘在刚施行的“引蛇出洞”战术，我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当作一条“毒蛇”被引出“洞口”了。
此后几天，我就大胆地写出七八张大字报。诸如：“选举时，候选人人数应多于当选人人数，使参选人有一个选择的余地，这样才算民主”、“目前农民的生活很苦，与工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国家应当多关心农民，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应当学习，但不能照搬照抄，应当因地制宜地加以吸收”------等等。写完这些大字报后，我觉得心里很踏实，也觉得自己很对得起党了。说来也奇怪，这星期大字报的内容几乎与我同步，其内容都涉及到一些有关党的重大政策问题，有的大字报提出的问题比我提的还尖锐。如有个姓王的学生这样写道：“国家对农民的要求是出力如牛、耗食如鼠”。还有个机314班的学生叫向继珍的一首诗写得更大胆：“愤怒的烈火/冲破了黑暗/在漫天的恐怖下/爆发了！”我看了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后，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说来也奇怪，为期二个星期的“大鸣大放”刚结束，报纸就象事先约好一样地就登载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人的（在一次会议上）讲话，题目是：关于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规定了在这次全国开展的整风运动要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反击右派、边整边改、学习总结。根据他在讲话中的时间安排，笫一阶段的“大鸣大放”刚好在现在结束，接下来是“反击右派”的笫二阶段了。看来，这完全是一种有计划、有预谋的巧妙安排。我看后不禁大吃一惊！如果早十天登载这篇讲话，无论刘在刚如何劝说，我绝对也不会发表这些涉及到有关重大的政策问题的意见，这不等于我自投“罗网”吗？在过去的二个星期中，我写了这许多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意见，不正好是“反击右派”阶段的“绝好材料”吗？我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刘在刚的当了。我仔细一想，不禁被吓出一身冷汗来。
如果说，在五七年上半年的整风运动中的“右派”向党“进攻”是自己“上钩”的，那么在下半年的“右派”向党“进攻”是被“引蛇出洞”的；如果说五七年上半年的“右派进攻”是在帮助党整风过程中被毛泽东“无意”发觉的，那么在下半年的“右派进攻”是毛泽东等人“有意”安排这个“引蛇出洞”的谋略，故意“制造”出“右派进攻”的一个“局面”来的；如果说五七年上半年的“右派进攻”的范围只是在中央或高层人士、个别高等院校等地方，那么在下半年的“右派进攻”的范围是普及到全国的、从小学教师以上的知识分子阶层及基层乡镇以上的干部队伍和全国高等院校、部分中专学校师生；如果说五七年上半年被打成的“右派分子”是国家的高层“精英”，那么在下半年被打成的“右派分子”是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佼佼者”。这里还有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某单位从上面分配到一个“右派分子”的指标，但通过“大鸣大放”以后，确实找不到反党言论的人。该单位负责人是一个从部队转业来的、党性很强的军官，眼看着完不成上级分配下来的任务，心急如焚，最后他只好自己主动报名去“顶替”这个上面分配下来的、一定要完成的任务的这个“右派分子”指标。结果使他无法想到的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了：他被开除党籍、送到农村去劳改。紧接着又是离婚，弄得一个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这真是一个荒唐透顶的、然而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当时把五十七万之众的“右派分子”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少数被关进牢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权利，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
话要说回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从党中央领导人“讲话”发表的笫二天，我们学校[正确地说是在全国各地]就宣布整风运动进入笫二阶段。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击右派”的“怒潮”汹涌而来，我就像一叶小舟被抛在十级巨浪中颠簸得天昏地黑、晕头转向------
事情开始在一个夜晚，我和同房的大多数同学入寝后，发现有几个同学迟迟没有入寝。由于我当时已经有思想负担，故一直没有入睡。过了好久，见一个同学摸黑走进寝室，与二个已经睡在床上的同学轻轻地耳语几句，这二个同学就起床跟随着他走了。我虽然醒着，但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同学被叫走。我当时想：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笫二天清晨，我按时起床。当我穿好衣服走出寝室时，我被突如其来的“景观”---寝室走廊上贴满了大字报而惊呆了！仔细一看，这些大字报的醒目标题，一律都是我的名字，使我猛省到这显然是核心小组昨晚组织部分同学的“杰作”。我无心去洗脸间刷牙、洗脸，就详细地观看大字报的内容。绝大多数的大字报是我同班同学写的，其内容无非是我上星期在大字报上提出的几条意见，另外还加几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治口号。此外，也有二、三张别班同学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机317班的、也是我初中同届丙班的同学许成元写的，他这张大字报是一幅漫画，画着一个头发拆散的人手中拿着一把宝剑，右上角还注了我的名字。许成元在机317班担任团支书，整风运动开始后又兼任核心小组组长。他与我的关系一直较好，从无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他写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肯定是被人家“动员”后才写的，这也是出于无奈。我看完三楼走廊的大字报后就走到二楼、一楼观看，在二楼、一楼走廊的大字报分别属于另外两个人的大字报，其大字报的模式基本上与我住的三楼的大字报相似，一看就明白，这是驻校工作组的统一布置。我无心吃早餐，索性走到办公大楼去看一看。办公大楼的大字报也贴得密密层层，主要是针对团委书记郑胜谈等几个学校党政领导和教师的。批判郑胜谈的大字报以团委副书记褚河随写的最为醒目，其用语严厉、口气迫人、无限上纲，摆出一付不置人以死地而决不罢休的姿态（后来郑胜谈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就接任团委书记）------
紧接其后是面对面的批判大会。学生以班为单位、教师以教研组或者以行政系统为单位展开。如遇态度恶劣、顽固不化之人，就要在以科系或年级为单元的大会上进行批斗，再顽抗者则在全校大会上进行批斗，直到低头认罪为止。我记得有个姓王的、曾在大字报上提出“农民是出力如牛、耗食如鼠”的同学，由于他出身贫下中农，历史清白，在批斗大会上始终不肯承认错误，即使在全校学生大会的批斗上，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还说：“不信，我带你们到我的家乡去看”。工作组对他实在无计可施。最后，学校也只好把他开除算了。
我是一个在学校首批被点名批判的人，究其原因，是与褚河随有关。褚河随此时已经成为学校的大红人，在杭州市团代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团代会的代表，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回校后正遇整风运动，由于他是校长柳宗影的心腹，所以就成为全校的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掌握全校在整风运动中的“生杀”大权。我在团代会上的发言，使他在周芝山面前出了洋相，他自然不会放过我的。据说，当时在杭州市的中等专业学校中，对学生搞“反右”的学校不多，一般只搞正面教育，教师当然除外。我校在杭州市是搞运动的重点，所以又是个例外，把我们当作高等学校的学生一样，被列入了反右对象。大概是由于我在团代会上的发言引起团杭州市委书记的注意，所以工作组（小组长是团杭州市委里抽调来的）一进校就把我列为搞运动的重点。所以，我就这样作为“重点的重点”而列入首批被打击的“靶心”是“当之无愧”的。
在“反击右派”阶段之初，许多同学同情我的遭遇，而且还安慰我不必十分担忧，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嘛。然而经过几天的批判以后，原来同情我的一些同学都转向了，站到我的对立面那边去了，只有施耀世、吕木根、李孝义仍然站在我一边。这时，刘在刚又找我谈话，他的谈话态度与上次明显不同，上次他要我向党提意见时态度十分亲切，装着很关心的样子；这次却板着面孔对我十分严厉：“据我们了解，你和施耀世、吕木根、李孝义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隐瞒着，你现在向组织交代还来得及，否则就后果自负了。”他的口气明显带着威胁成份。我当即明确的告诉他，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他听后就威胁道：“现在我代表组织向你宣布，从现在起，你再也不能与他们三人谈起今天我与你谈话的内容，如果你违反纪律，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施耀世出于关心我，看到我满腹心事的样子，就找我谈心。我鉴于刘在刚对我的压力，婉转地推开了，我是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后来，刘在刚在批判会上说：“张为礼的本事真大，能把大多数的同学拉到自己的周围。经过大批判以后，使同学们擦亮了眼睛，明确了方向，张为礼现在孤立了。”对于同学们的“转向”我是完全理解的，如果他们此刻还不“觉悟”，他们自己就也要“倒霉”，但有的抹着良心去捏造事实来污蔑我、攻击我，表现自己“觉悟”提高、与我划清界线的人，倒使我不能理解，难道做人就没有良心可言了？
在一次班内批判会上，与我同桌的姚力散同学狠狠地批判我说：“张为礼的反对共产党、破坏工农联盟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去年的一个课间休息时，他曾对我说过‘镰刀屈服在锒头之下’，意思是说工人压迫农民，可见你用心何其恶也！”
我听后大吃一惊，姚力散平时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为什么竟会说出这样凭空捏造、可以置我于死地的恶毒语言？我在万分惊愕中忽然想到确有一次与他说过类似的话，那是在我与他在开玩笑时，我用双手把他压倒在地，并说：“你屈服了吗？”姚力散是个倔强的人，尽管他身瘦力薄，无力还手，但他绝无屈服之意。于是我也就放手算了，并笑着对他说：“看来，用大刀和斧头是难以屈服的”。我当初的说这句话无非是想借用文学语言来比喻“用武力是难以屈服的”的意思，谁知这句文学语言被他曲解，而且其中把“斧头”听作为“锒头”，把“大刀”听作为“镰刀”，这岂不是要命的事吗？我当初绝对想不到这个玩笑在一年之后，他竟会在这种场合下拿出来当作炮弹来攻击我。这岂不是说，我真的有怀有对工农联盟的恶毒用心吗？于是我就把当时的情况向同学解释，但是，他们是绝不相信我的解释，反而齐口同心地说；“张为礼，你只有坦白地承认错误，深刻检讨，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在这种异口同声的、群情激昂的大批判情势下，我深知解释完全是多余的。我终于明白，只要是核心小组定下调子，你好歹都得承认。我发觉自己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于是，我就十分痛心地、违背自己良心地作了这样检讨：“由于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党不满，恶意攻击工农联盟。我愿意接受同学们对我的批判，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由于我横下了一条心，抱着“好歹一切都承认”的态度，所以就免除了许多“自找麻烦”的事端。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核心小组对我的批判只停留在班内进行而没有升格。不像有的同学在班内批判不承认错误，就放到整个年级大会上去批斗、乃至放到全校大会上去斗争，态度不好的当场就宣布开除处分，有个别的还送去劳动教养，何苦呢？
核心小组宣布我“罪状”是吓人的：
1 攻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宣扬“侯选人要多于当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论调；
2 破坏工农联盟，挑拨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故意宣扬“农民生活水平大大低于工人”等论调；
3 挑拨中苏关系，企图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宣扬什么“学习苏联经验要因地制宜”等谬论；
4 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挑拨工农关系，说什么“镰刀屈服在锒头之下”的谬论；
5 向同学们推荐右派分子刘绍棠的小说“西苑草”，有意向同学们散布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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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错误，除了细小问题不算，具有重大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总共有十多条。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但此时已身不由己，只有听天由命了。
一天晚上，学校工作组组长找我谈话。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张为礼，你自己的严重错误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你是一个处在悬崖边缘的人，我们稍微推一下，你就会跌落万丈深渊，我们拉一把你就会脱险。现在是看你的态度了。你只有进一步深刻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才有你的出路，否则你就会自绝于人民。”
“我知道”我简短地回答她。
于是，她交给我一叠纸，带我到一间房间里写交代材料。为防止意外，她安排一个同学陪着我。此外，她还带来一包饼干，供我夜里充饥。看来，这个夜晚是不同寻常的，也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个不眠之夜！
这一夜，我一直写到天亮，一共写了二十多张纸，其中有不少是用泪水写成的。我心里十分明白，一条通向“地狱”的路已经为我铺好，不走也得走。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到现在为止，我对党、对毛主席一直怀着深厚感情的，从无有过丝毫的怀疑。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能到这里来读书吗？我究竟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至于在大字报上写了这些意见，也都是在刘在刚的“启发”下、怀着帮助党整风才发表的，这难道也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就对CHR的批评（在团代会上发言）而言，我也是根据实际存在情况提出的，不存在人身攻击、或污蔑之词，何况多数同志（同学）有同感，即使是表达方式（在团代会上发言批评）不对，我想也是符合团章规定的，这难道也算是反党？当时CHR还不是共产党员，何谓反党之有？这真是有口难辩啊！------回想自己当初想跳出家门，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此刻看来已化为乌有，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接着，刘在刚在班里宣布我十多条“罪状”，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当时在中专学生中不给予“右派分子”称呼，只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性质相同），而且还有搞“小集团”趋向。我默默地听着他的宣布，毫无表情地、木然地坐着，因为心里已作好最坏打算的思想准备。
没过几天，局势又突然发生了“骤变”，我在一份“通报”上看到本班左光叶同学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坚决击碎以张为礼为首的‘四人反党小集团’！”我看后大吃一惊。此前不是已经有了“有搞小集团趋向”的结论了吗，现在为什么又突然发生变故了？这简直像“变脸”一般！
我又面临一次严厉的批判。其实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只不过把“有小集团趋向”改为“反党小集团”罢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知心朋友”与“反党集团”是同名词，这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是“死猪不怕热水烫”了。
此后不久，我和施耀世被开除团藉，吕木根、李孝义则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在支部大会上被处分的还有两个人被开除团藉，一个人留团察看。这样，在我们一个支部（也是一个班）40多个团员中就有四个被开除团藉，一个被留团察看，二个严重警告，政治斗争之残酷性可见一斑。要知道，我们这些被处分的人，都还是不谙世事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啊。
我从大字报上得知，机315班的王之水同学因在大字报上写过“西游记”连篇小说，是“利用‘孙悟空下凡’揭示‘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另外，还有那个写了“愤怒的烈火/冲破了黑暗/在漫天的恐怖下/爆发了”的向继珍，被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至于在教师队伍中的“反击右派”斗争，比在学生更可怕、更激烈，右派分子的名单有二十多个，还有一个极右分子。学校的党委会委员、团委书记，因为与褚河随不和，自然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当时最为轰动的“新闻”是祁宗英和她的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分子。祁宗英她俩是比我高两届的同学，她们俩是全校闻名的甲级优秀学生，她[他]们在毕业时，被留校作为边进修、边教书的青年教师，想不到竟会遭此恶运。还有一个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赵伯鹿老师也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就自然不能再上讲台，祁宗英的工作是整天刻腊纸，她的爱人则去基建工地上当小工，赵伯鹿老师是在一个化学实验室里洗玻璃试管。我们这些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则每人负责打扫一只厕所，这项工作当然要在课余时间进行。（附注：在1995年，我在一本由杭州同学送来的校友通讯录中得知，祁宗英平反后在浙江省电力职工大学担任教师。至于赵伯鹿老师的命运就惨了，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1976年春，在他下放的肖山的农村牧牛时含冤离开人世。这个消息是从一个同学来信中告诉我的。）
这个运动在社会上是同步进行的。在杭州市，以省长沙文汉为首的四人“反党集团”也被揪了出来，同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更糟的是沙文汉的夫人、省委宣传部长陈修良也被打成“极右分子”。在北京，文坛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家也纷纷加入右派分子的行列，如刘宾雁、刘绍棠、王蒙、流沙河------
“反击右派”是在边上课、边批判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批判开始时，由于压力很大，上课时思想常常要走神。后来反正准备“听天由命”、“随他去”，对处分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就索性安心听课，读好最后一堂课。所以在学期结束时，我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得5分，只有政治得3分（不及格）。作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政治课自然就不及格了。那些在“反击右派”运动中表现相当积极的人，由于他们的主要的精力放到“如何整人”中去了，所以他们的成绩都不好。对于我得到这样的成绩，刘在刚他们自然不买账。他在会上说：“张为礼的政治课得3分，别的功课虽然都得5分，但有什么用呢？他等于都得0分！因为我们不指望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去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严寒的冬季终于在度日如年的、昼夜不安的状态中过去，学校当局还没有对我处理。放寒假了，我自然无心、也没有脸皮回家。在寒假里，我与同学一起参加“除四害”捕老鼠活动，就是到郊外的田野上去找鼠洞，然后再用锄头挖掘，把老鼠捉出来。有一次是在晚饭后出发的，步行到留下镇，大家都拿着手电筒找鼠洞的。十多个同学忙了一夜，弄得精疲力竭，才捕捉到十来只老鼠。半夜时的夜餐还是在谭根贵家吃的。说来也奇怪，我在这些活动中，把思想负担全忘了。虽然也感到吃力，但却觉得相当轻松，我巴不得天天过着这样的日子。
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按规定进入“边整边改”的笫三阶段。这期间主要是写一些“思想汇报”，反映自己的思想动态，每天一次，把书面材料交给刘在刚。这时期，我们学生要轮流去半山的杭州钢铁厂参加义务劳动，具体工作是把河船里的焦炭搬运上岸。我为了表示“改造”的决心，我挑的重量比一般同学几乎多一倍。力气虽然多用了一些，但心里倒觉得很舒畅。后来又参加过农村里帮助农民掏地劳动，我同样干得满头大汗，手掌上还长出几个血泡。通过这些艰苦的劳动实践，使我的“思想汇报”材料的内容倒充实了。据说，有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同学，由于他“思路狭窄”，对于每天要写的“思想汇报”而感到十分苦恼，因为每天的“上课---批判---打扫厕所”的生活三步曲是千篇一律的，所以他搜肠刮肚、挖空心思地写出的“思想汇报”还是大同小异，他为此常常遭到核心小组长的训斥。我与他不同，由于我爱好文学，写作的“功底”自然较好，略施“雕虫小技”就能在“思想汇报”中“妙笔生花”来，所以我就没有这方面的苦恼。
一天中午，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四起，紧接着雷电隆隆，霎时间一场倾盆大雨瓢泼而来。下课后，我们就打着伞冒雨到“五爱堂”去吃中饭。当我刚刚走到“五爱堂”门口时，就看到众多的同学们撑着伞聚集在大门口，都仰着头地观看在门口上面贴着一张十分显眼的、墨汁未干的大字报：张为礼是一匹“害群之马”，必须清除出我们的队伍！署名的是“部分学生”。我看后大惊失色，顿时觉得恍惚如梦，脚都站立不稳了。我在隐约中听到有人说：“喏，张为礼就是这个人。”一种不可告人的羞愧感袭击我全身，本能地把雨伞放低些遮住面孔，以免得众夫所指------
笫二天，我就接到一张到学校办公室去办理“申请退学”的手续的通知。我顿时醒悟，我的学生生涯就到此结束了。我有气无力地走到办公大楼内的办公室，看到有四个人也正在办理退学手续。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他就是全校闻名的机315班的楼岳中同学。我最先认识他是在全校批斗大会上的批判他时候，他在大会上宣读的检讨书，简直是一篇文笔优美、文句流畅、语音抑扬顿挫的绝妙散文，当时有些同学听了低头捂嘴窃窃私笑。对于他的名气我早有所闻，他的文学作品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他是省文联的一个培养对象，他在暑假里还随同文联创作人员一道去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去体验生活。这个很有文学才华的青年人，看来要遭到与我同样的命运了。我按照上面规定的内容写了“退学申请书”，办公人员就将已经填写好的一张证书交给我。我拿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电力工业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退学证明书/退字笫39号/学生张为礼现年21岁，浙江省象山县人，在本校建筑机器与设备专业笫五学期肄业。兹因该生申请退学回家生产劳动，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予以退学，除报请电力工业部教育司备案外，特发给退学证明书以资证明此证/校长柳宗英（化名）/公元1958年4月25日/电力工业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印）。他随后又给我二张东西，我看到一张是“学生毕业成绩报告单”，另一张是“毕业生品德评语表”。我拿了这三张东西就离开了办公室，径直往寝室走去。在路上，我十分留恋环顾一下美丽的校园。别了，我亲爱的母校，您哺育了我三年，使我学到了许多许多东西：有科学知识，有做人的道德品质，也有做人的哲理。但我没有报答您对我的一片恩情，却辜负了您对我的培养。在离开您的时候，应当是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而我现在却是“回家参加生产劳动”，我痛心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班主任张丹老师找我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必过分悲观。我想党是不会抛弃你的。你回家以后，只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还是有前途的。------”
我知道这是张老师安慰我的话。除了这些，他还能讲什么呢？我曾经是张老师的得意门生，自从出了政治问题以后，他是爱莫能助了。他在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找我作语重心长的谈话，他已经尽了作为一个老师的责任了。
“我一定按照您的话去做---”我含着泪哽咽地说不下去。
“你现在不必马上就离开学校，可以再等几天，也还可以再去上几堂课。”张老师还这样嘱咐我。我向张老师深深地掬了一躬后，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接着刘在刚又找我说，如果身上没有钱，可以到学校总务科去借，路上总得要化钱的。我说不用了。
我当时确实没有马上离开学校。我觉得在离开学校之前，我还应当到钱江大桥上去看一看，我对这座与我同龄的大桥相当有感情。我在大桥上漫步，望着雄伟的六和塔，望着滔滔的钱塘江，使我不禁想到辛弃疾的诗句：郁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种忧郁、伤感的情绪突然在瞬间冒出来，我竟然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我真想纵身一跳了此一生！但人毕竟是留恋生命的，我马上又犹豫了。我想，我如果在这里自寻短见，家中的父母亲及十分爱我的二个姐姐在得知消息后，岂不是使他（她）们太伤心了吗？于是，我决定立即离开这里，转道往火车站去买回家的火车票，然后再回学校去。
我最后一次走进教室，主要是把书本全部拿出来。同学用惊奇的目光对着我，我平静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听语文课老师讲的由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写的“真正的人”这一堂课。在还没有下课的时候，我就把书本收拾好，无声地离开了教室。再见了，同学们------
我是在天黑以后才离开学校的，因为我不希望看到众多的鄙视的目光盯着我离开学校。我挑着百把斤行李，趁着夜色走到米市巷，等着公共汽车上车去城站。可是公共汽车像故意与我过不去似的，一辆辆都不肯打停下来让我上车。后来我猛然省悟到公共汽车是不准带着行李的人上车的，于是我只好挑着沉重的行李上路了。大概天公也会捉弄倒霉之人，忽然间飘来了一阵倾盆大雨，使我防不及防。我不能让行李淋湿（里面有书籍和衣被），就钻进一家商店的屋檐下避雨。天晴以后，我又继续赶路。我就这样停停歇歇地走了二个多钟头才到达城站的。这个夜晚，我是在城站内的长椅上过夜的------
归家路上
我没精打采地坐在硬席位上，考虑着回家后怎样面对严酷的现实，想到回家后必然会听见种种议论和遇到奇特的目光。以前，每当放暑假回乡的时候，乡亲们总对我加以赞扬并以羡慕的目光看待我。现在呢？人们也许会像对待“小偷”一样的目光看待我。想到这里，我就像揪心一样地难受------
我在宁波下车后就赶往轮船码头，但由于有八级大风，轮船停开，我只得悻悻地离开码头，去找一家旅馆住下再说。
大风竟连续地又发了二天，我闲着无事，就在大街上溜踏。无意中忽然听见有人唤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爵溪同乡的林圣凤。她是我姐姐的朋友，她的丈夫也是爵溪人，名叫齐惠民。此人在解放前曾在爵溪小学教过书，是我在小学读书时的数学老师。所以她[他]们俩与我都很熟悉。解放以后，齐惠民在宁波中学教书，林圣凤也就跟随到宁波居住，她在宁波冷藏公司工作。她知道我在杭州读书，现在怎么会在这里逛起街来？我如实地告诉她关于我的一切情况。她听后不但没有责备之意，反而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她说着就一定要拉着我到她家去吃饭。我遇到她如此盛情、好客的态度深受感动，也只好随她去了。
她十分热情地招待我，菜肴也相当丰富。我吃了觉得十分可口，只因心中闷闷不乐，再好的菜肴也引不起我的食欲。她看到我十分苦恼的神色，就不断地安慰我。她忽然想到齐惠民曾经是我老师，就对我说：“为礼，下午我带你到宁中去看看你的齐老师，你们俩正好久没有见面了，谈谈心也好忘记心中苦恼的事情。饭后休息一下，她果真带我去宁波中学。冷藏公司到宁中的距离不远，只化了半个多钟头就走到了。
齐惠民老师这时刚在办公室里备课，林圣凤就径直跨进门去，我也跟随而入。齐惠民看到我时露出一丝奇特的微笑，还点了一下头。在林圣凤向他轻轻的一阵耳语后，我见他的脸色就顿时发生骤变，面孔扳得铁青，显得很愠怒的样子，而且面孔转向窗外，摆出一付决不理睬我的架势。我顿时明白我不该如此鲁莽，此时的我已经是一个身上带满“毒菌”之人，怎能这样不加考虑地走进这座圣洁的殿堂？当时如果被别人看见，齐惠民在与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面，岂不是加害于他吗？我知趣地马上退出他的办公室，林圣凤也只好跟随我出来------
林圣凤确是一个十分多情多义的人，她无论如何不让我到旅社去，一定要我与她一起到她家去吃晚饭。我拗不过她，只好又跟着到她家去了。我为此而深深地感动了，而且此后就一直耿耿于怀，从未忘记过林圣凤待人厚道、同情别人困境的优秀品德和高尚的思想境界。
笫三天总算风平浪静。我向林圣凤告别后就登上开往象山的轮船。轮船驶出招宝山后，展示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碧波万顷的、湛蓝色大海。三三两两的、银白色的海鸥在天空中翱翔，时而冲向海面，与银光闪闪的白色浪花戏闹；小巧玲珑的点点白帆与身影雄伟的轮船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海面上。我无心欣赏这大海的美丽景色，一直在思考着回家后如何面对艰难险阻的生活------
说来也奇怪，这条轮船也会捉弄我这个不幸的人，偏偏在离陈山码头的不远的、处于关节眼的时刻被搁浅了。轮船动弹不得，眼睁睁地望着码头而不能上岸。等了好几个钟头，在潮涨船浮后才靠岸。这时天色已暗，我乘着夜色赶路，到丹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只好又投身于杨桂英阿姐家去，因为我此时已饥肠辘辘、无力挑着这百把斤的行李回家了。杨桂英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一面安慰我，一面就热起饭来给我吃。饭后还留我宿夜。我考虑一下，还是决定回家去。此时已近晚上十点，桂英姐见我回家的决心已定，就叫我把行李放在她家里，空手在夜晚赶路方便些。我听取她的意见，就匆忙上路，往爵溪方向疾走而去------
当时通往爵溪的路是要经过赵岙山岭等漫山遍野的羊肠小道，天空昏暗，没有星月，我只身在蜿蜒曲折的、模糊不清的山路上行走，尽管不时有野兽的、令人有点恐怖的叫声，我当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因为这时候我对于死已经无所畏惧了。当我在半夜时分敲门时，我听到父母亲几乎同时说：“四土来了。”------
苦难岁月（上）
大跃进年代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当我回到家乡时，家乡的父老乡亲并没有像在学校里的同学们那样用歧视的目光对待我，有的甚至有点同情我的遭遇。因为他们谆厚、朴真，心中自有一杆称，没有市侩俗气，更不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们完全知道我的“底细”：没偷没盗的，无非是“嘴快”了一点嘛。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对于“右派分子”究竟是什么“货色”在他们的心中还是十分清楚的。特别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陈松林书记（他当时是爵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兼书记）对我的态度并没有两样，仍然像以往那样和蔼可亲，对我关爱有加，还特地派我到一个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三村二队去担任记工员。虽然我当时要经受繁重的农业劳动的体力损耗，无疑地要经历了一个的过程，但由于周围没有歧视的目光看待我，在精神上反而比在校时舒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被政治创伤的流血心口也就慢慢地愈合了------
此时，全中国正处在大跃进的狂热时期，我的家乡当然也不例外。我的家乡爵溪镇是一个以渔业为主，工商业、手工业、农业为副的多种经济结构模式的渔农村。我是在五月份回到家乡的，此时正值渔汛时期，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浮夸风”和“瞎指挥”给我家乡的渔业生产带来的严重损害。众所周知，我们爵溪镇面临东海，近在咫尺的大目洋是全国闻名的“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每年的四、五月间，有大批的大黄鱼群要到大目洋来产卵，经验丰富的渔民十分熟悉大黄鱼群的游动规律，每当渔汛旺盛之际，他们总能得心应手地在大目洋捕捞，而且都满载而归。这年县里派来了渔业指挥部的工作组，渔船在哪里作业要完全听他们指挥。由于他们只有一些“似懂非懂”的“理论知识”，不善于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就不懂得鱼群在渔场游动的实际规律，但他们还是自命不凡地听不进老渔民的意见，盲目地、执迷不悟地一定要把所有渔船开到位于大目洋南面的猫头洋去作业。他们认定大黄鱼群总是从南往北游动，先从猫头洋，再到大目洋，岂不是可以把鱼群穷追不休、一网打尽了吗？当时，工作组是专门负责指挥渔船生产作业的，没有哪一个干部不敢听他的，笫一批出发的渔船按照他们指挥开往猫头洋去捕捞了。笫二批晚几天出发，当这批渔船在开往猫头洋途径大目洋时，能听到来自海底隐隐的大黄鱼的“咕咕咕”叫声，这难道不是大黄鱼群在下面游动吗？于是，这笫二批渔船当机立断地决定不去猫头洋了，就赶紧在大目洋撒网捕鱼了，这天，这批在大目洋捕鱼的渔船绝大多数都捕得满载而归。而去猫头洋捕鱼的笫一批渔船却结果扫兴地空船而归。工作组不但不承认他们指挥失误，反而在一次由全体渔民参加的总结大会上说，在大目洋捕满船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去猫头洋捕鱼的老大们听从我们指挥部的指挥，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虽然没有捕到几条鱼，却同样是光荣的！广大渔民和干部听后都十分气愤，当面虽然敢怒而不敢言，但背地里却编出一句顺口溜：在大目洋捕满仓，不及在猫头洋捕一光（尾）！
工作组和镇党委、政府为了把渔业生产“翻番”，竟挖空心思地提出了要打破常规，在冬季也可部署在南韭山涨网作业，这样就可以常年进行涨网生产，鱼虾就可以整年不断地滚滚而来，渔业社的收入就可以成倍地增长了。尽管渔社干部和渔民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说冬季是不会有鱼虾光临南韭山的，但他们执意不听渔民的劝告，一意孤行地要坚决执行这个计划，并一定要渔业社派人到外地去采购大量毛竹，组织渔社妇女突击织网，大张旗鼓地、轰轰烈烈地在南韭山开始冬季涨网作业，结果可想而知，涨网里连一只小虾都有不见。渔业社的通过渔民几年来辛辛苦苦而结累的集体资金就这样被他们的“壮举”而消耗殆尽------
他们并没有为此而接受一点教训，镇委余书记在全社渔民动员大会上说：“我们绝不能因为一点点小小的挫折而灰心丧气，革命事业嘛，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难免会有一点曲折的。我们一定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爵溪渔民虽然从去年刚刚开始在吕泗洋捕鱼，经验虽然有点不足，但我们要发扬革命大无畏精神，来一个渔业生产大跃进！吕泗洋的小黄鱼旺季是在三、四月间，刚好在大目洋大黄鱼旺季之前。我们先到吕泗洋，然后再到大目洋，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捕鱼了------”
渔民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把船开到洋面状态相当生疏的吕泗洋去捕小黄鱼了。说来也真是运气不好，刚到吕泗洋不久，就遇上了一场罕见的风暴，由于爵溪老大对于吕泗洋的海况全不知情，对于这个突然降临的暴风巨浪措手不及，他们连避风港湾在哪里都不知道。在与险恶的风浪博斗过程中，有二艘渔船被海浪吞没，二十一位渔民遇难----
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爵溪时，人们把积在心底里的愤怒就突然爆发出来了！遇难的家属们愤怒地包围了爵溪镇政府，像雄狮般的怒吼声响彻云霄！他们要求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平时趾高气扬的镇委书记余“瘪嘴”（爵溪人对他起的浑号）此刻被吓得魂不附体，不敢面对群众作必要的解释。他急中生智，就狗急跳墙似的翻过后面的围墙逃跑了------
县政府为了平息这次事态，撤了余“瘪嘴”的镇委书记职务，并刻了一块难士纪念碑，碑上铭记着二十一位在吕泗洋遇难的难士姓名，安放地爵溪西门外的新凉亭作永久的纪念。事态虽然平息了，但留在爵溪渔民心里的创伤是永远抹不去的。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也括起了“浮夸风”，水稻产量居然要达到几千斤、上万斤。据报纸上说，广东有一稻王甚至已实现了十三万斤，说什么叫“放卫星”！我听了觉得真是不可思念。要是我没有“犯错误”回家，我当时一定会提出怀疑的意见。此刻，我只能在肚皮里“打官司”了。我粗略地计算一下，一亩田667平方公尺，亩产13万斤，就等于一平方的面积有近二百斤产量，遍地能铺上一层厚达十多公分的稻谷，这可能吗？------
我记得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象不出的指标，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墙壁上到处都刷着马克思说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标语。
据说，农业社干部也不是个个都认为水稻产量能达到几千斤、上万斤的，他们并没有“发昏”到如此程度，他们实在也出于无奈。他们被工作组叫去开会，名曰办“学习班”，凡参加开会的干部，只要是没有报出本社的产量达到他们提出的规定的指标，就休想从“学习班”内出来。会议是整日整夜地开，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会上，工作组不时地对会上的干部“启发”，你们再动动脑子，人家能实现一万斤，你们为什么不能？人家万斤亩产的稻穗密密层层，可以放上一个鸡蛋而不会落地。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报纸上不是登载着一张照片，一个五岁女孩平稳地坐在稻穗上微笑呢！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些干部也不全是“傻瓜”，与其“关”在“学习班”里没日没夜地磨下去，还不如答应了他们的指标出去再说吧。就这样，“学习班”结束，全县就自然实现亩产一万斤了。
干部回村后，自然就免不了一些“动作”，否则他们就无法“过关”。我当然也不例外地参加了这次“伟大”的“壮举”。
不知是农社干部的“发明创造”还是他们从“学习班”上得来的“传经送宝”，水稻的万斤产量是用这样办法实现的：此时正值金秋十月，晚稻的稻穗正处在灌浆阶段，我和众多的社员在农社干部的带领下，将自己本队的稻田里的水稻一丛丛地连根带泥地挖出来，并把它们放进畚箕里，然后一担担地挑往他们指定的一块预先准备好的田里，密密层层地排列在这块田里------
这就是“万斤”产量的“杰作”！在我们上百个社员完成这个“杰作”后，农社干部就敲锣打鼓地到镇政府报喜去了。我们农业社就这样放出了笫一个“卫星”！
但是，镇政府和农业社干部没有高兴几天，这颗“卫星”就坠入发霉恶臭的稻田里！原来，由于拔过去尚未完全成熟的晚稻不能在新的环境里继续生长，没过几天，稻叶和稻穗就渐渐发白，接着就像犯了“软骨病”似的瘫痪了，最后变成了一块“烂草田”。田里还发出腐烂的阵阵恶臭，每当人们走过这丘“卫星”坠毁的稻田，都要本能地捏着鼻子走过去------
大办钢铁运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跃进之火不但迅速燃遍神州的农村田野，不久就燃烧到工业战线，全民炼铁就“应运而生”了，这也可算是工业战线上的“放卫星”创举！当时，报纸上头版头条地地向全世界宣告，我国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当年钢产量要实现“翻番”，即1070万吨，以后几年还要实现翻几番。不搞全民炼铁运动，怎能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怎能“超英赶美”？
当时，在整个象山县内除了一家县办机械厂有一个翻砂车间的炼铁炉子外，老百姓几乎都不知道“铁”是怎么样“炼”出来的。关于这点，县里的领导倒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们就首先在丹城镇搞试点，然后在全县迅速推广。几天之内，在丹城西门外就垒起了几十座土高炉群，顿时烽烟四起，有数不清的“炉工”在土高炉群边忙碌着------
我们爵溪镇的“全民炼铁”是在丹城镇“取经”回来后才开始的。由于这是一项全民运动，所有农民都要放下锄头投入到这项“全民炼铁”运动。我自然也不例外地参加了这一轰轰烈烈的伟大的“全民炼铁”运动中去了，这倒使我有机会亲身经历了一次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的荒唐透顶的、天方夜谭式的、劳民伤财的“奇迹”！
炼铁就要造土高炉，土高炉的材料可以就地取材，造法可以到丹城去取经。我首先参加了规模宏大的在爵溪西门外挖掘坟墓取其砖块的队伍，接着又参加了到海拔有200多米高的茅平山上（此山权属桥头林人）搬运高岭土（耐火材料），然后再参加打造土高炉工作。对于这个土高炉我并不陌生，因为我曾经在学校里教学实习时在翻砂车间里实践过，这个土高炉的样子与翻砂车间里的炼铁炉子差不多。我知道，炼铁是要用焦炭作为燃料的。但由于当时全国都有处于“全民炼铁”时期，哪有这么多的焦炭能供应给全国各地的土高炉？而且即使有一点也被丹城镇抢去了。爵溪镇政府虽然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了一点，但只能当作“调味品”或“调化剂”的作用。还有，炼铁的重要原料是铁矿石，国家自然也没办法供应的，只能自力更生地去解决。我真不明白这些矿石是从哪里或怎样搞来的，也无法理解我们爵溪这个地方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铁矿”来？更何况从无听说过有地质勘察队来到过爵溪，我简直的点莫明其妙。据有人说，搞科学不要迷信权威，我们一定要“敢说敢想”，自力更生，“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人家丹城镇能找到铁矿，我们爵溪镇难道就找不到？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因为有这个“博”字，我敢肯定爵溪一定有铁矿！后来他们果然找到“铁矿”，而且还挖出来铁矿石，我听说这种黄褐色的石头是从赤坎山上搞来的。当时好在有一个“土”字理论，大力提倡什么“土法上马”、“土法炼铁”、“土字当头”等等，有了理论指导，工作方向也就明确了。接下来又遇到焦炭问题。“焦炭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焦炭，用木柴照样可以炼出铁来！”有一个负责人豪情满怀地向大家说。当时自然没有鼓风机，这当然可以用风箱代替。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点火”。当这位负责人看到人们把矿石、焦炭、木材统统装进土高炉后，就亲自点火。参加炼铁的全体人员顿时兴奋、忙碌起来，我和另一个伙伴作为风箱手就拼命地拉起风箱来。经过半个小时，我累得满头大汗。好在这时搞的是人海战术，马上就有另外的二个人来接替我们。我就坐在土高炉边休息，等会儿再去接替他们。这样一直搞了五、六个钟头，这位负责人大概认为炼得差不多了，于是就宣布“开炉”。我只见从炉口里流出来一股火红的、十分耀眼的铁水，这位负责人高兴得像一只猴子，就急不可待地向大家宣布：“我们炼出铁水来了！”
经过冷却以后，这块似铁非铁的东西就当作宝贝一样地送到镇政府报喜去了------
我事后得知，这块炼出来的“宝贝”经鉴定后不是生铁，而是一块铁屎（矿渣）！
那些“敢说敢想”的人们当然不会从此罢休，他们真的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尽管经过了十多次的挫折，耗费了大量木材、矿石等材料，还是炼出来一堆矿渣，但是他们仍然毫不灰心，执著地、继续信心百倍地装料、点火、开炉------
失败是成功之母，经过多次挫折以后，他终于从外面得到一个“聪明绝顶”的“先进经验”：用铁锅（碎块）代替铁矿石，保证能炼出一炉铁水来！于是他就一声令下，全镇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敲锅运动”，大家都义无反顾地、纷纷地把自己家的铁锅敲碎，捐献给这场伟大的“全民炼铁”运动------
这位“英明”的领导提出的“办法”当然成功了，他们敲锣打鼓地把这块炼出来的生铁向镇政府报喜去了。当然，爵溪镇老百姓家里的铁锅也敲得差不多了。其实，不仅是在爵溪镇，而是在全县的老百姓家中的铁锅也被敲光了，全县的山林也砍伐得差不多了。为了这个“全民炼铁”，全县（恐怕是全国）几乎是被搞得山穷水尽了------在若干年后，当“大食堂”散伙以后，人们又回到家里煮饭时才发觉家里的铁锅已经没有了，煮饭成了大问题。在一段很长时期内，铁锅始终供不应求。所以不知哪个聪明人就编出一句这样的顺口溜：大办钢铁没有锅，大办粮食仍挨饿！
“亩产万斤粮”和“全民炼铁”这二夥“卫星”和紧接着就发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注定了我们国家必然要走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而引起的深重灾难，致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发生了有几百万人被活活饿死的人间惨剧。这同时也是不久后就发生的全国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的重要原因。这真可谓是由一个“发疯”的国家领导人发动一场“发疯”的运动，造就一个“发疯”的时代和一群“发疯”的干部，形成一种“发疯”的社会政治气候，从而把全国人民送入灾难的深渊！
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在“大跃进”中的粮食产量达“万斤”和钢铁产量“翻几番”的大好形势鼓舞下，以及在“敢说敢想”和“敢作敢为”的思想鼓动下，人们自然就可以想象到共产主义社会不一定是“遥远的将来”的理想，只要继续发扬“敢说敢想”、“敢作敢为”的精神，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的。原来不是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过渡吗？结果呢，也只不过通过了二、三年时间实现了吗？何况，连工业相当发达的老牌帝国主义英、美都可以在“十五年”内“赶超”了（顺便说一句，在经过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的2001年，我们还没有赶上英国，甚至还没有赶上意大利，可见当时的国家领导者是何等地痴心妄想！），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提前实现？那些提倡实现共产主义是“遥远的将来”的人，一定是要学“小脚老太婆走路”的方式去实现共产主义，那还了得，我们完全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河南省的一个农村视察时，豪情满怀地说了一句“还是人民公社好”的话后，神州大地就像“着魔”一样地掀起了一场“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到几个月时间，这个一般老百姓从无听到过的名字“人民公社”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像神话般地诞生了。先是由一个乡镇改为一个公社，人们马上觉得“人民公社”范围不够大，不能体现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特点，于是就立即扩大为由一个区为一个公社，不久又觉得不够大，于是就索性把一个县改为一个公社了。此时由于象山县已经与宁海县合并，所以也就是两个县成为一个人民公社了。那么，原来的“象山县”就变为一个“丹城大队”，我们“爵溪镇”自然也就成为一个“爵溪小队”了。当时爵溪镇大约有五千人口，五千人为一个“小队”，总能“体现”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了吧？
为了庆祝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同时也为了表达公社社员“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极端兴奋的心情，公社领导当然要发动全体社员来共同来庆祝一番，规模和级别当然都要空前的。由于象山县的县城已经迁移到宁海城关镇，不言而喻，“象山人民公社委员会”的总部自然也在宁海城关镇了，为了广大社员庆祝方便起见，庆祝大游行分别在宁海城关镇和丹城镇两地进行，也就是在“大队部”进行，或者说是在原来的一个象山县和宁海县的范围进行。
我们当时爵溪这个“小队”的准备工作是做得极端充分的。为了体现出我们爵溪“小队”的“海洋特色”，“小队”领导（就是原来镇政府领导）调集许多能工巧匠，要制作一只“军舰灯”和一只“机帆船灯”，船身起码要五公尺以上。我也被召集在其中，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文字制作（船上有船号和号码）和船上的电灯、电线安装。此外，当然也要制作众多的传统灯具，这些灯具在另一个地方进行。这二只船灯足足化了十多天时间才完成。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来参观的人群川流不息，其中不乏是“义务参谋”，他们对于船体的“设计”和“制作工艺”提出了许多的改进意见，对当时的制作者来说真是莸益非浅。所以这二只船灯制好以后，真是显得活灵活现，简直与军舰、机帆船实物一模一样，受到广大干部和社员的一致好评。
游行队伍的规模是空前的，凡是青壮年社员都要到丹城去参加大游行。我不知道全“大队”（即全象山县）究竟有多少人参加，只觉得在丹城去参加游行的人真的可称得上是“人山人海”。
当时，在临街的墙壁上到处都写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等标语。为了要体现出“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的特点，不久就办起了“大食堂”。为了显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吃饭当然是不用付钱的，而且连饭票都不要。反正全队的男女老少人人都要到食堂去吃饭。当时人们不但在本地可以享受“免费午餐”，就是到丹城的食堂去吃饭也不用付钱，只要在队部开一张“证明”即可到丹城镇的任何一家食堂去用餐。可想而知，像这样的“共产主义”优越性，还有哪一个人会不衷心拥护呢？
当时挂在人们口边的一句话是：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其实，当时的农业生产是无法“鼓足”去搞的，因为一会儿要去“炼铁”，一会儿要去“庆祝”，就是去搞了，也是“大呼隆”的方式去搞的，有人形容为“出门一条龙，回家一阵风”。像这样的方式搞生产，还有谁会用力气呢？由于人人都享受“免费午餐”，肚皮倒是真的“放开”了。一些脑子稍微有点清醒的人在暗地里议论：像这样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好事”难道会长久持续下去？------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不到半年，食堂里的库存粮食频频告急，食堂人员只好把“干饭”变成“稠粥”。过了一段时期，食堂的库存粮食形势仍然很“危急”，于是只好又把“稠粥”改为“稀粥”了。最后连“稀粥”都打发不出了，食堂也只好散伙了------
食堂散了，家家户户都得回家去吃饭了。在办食堂之初，大家都认为既然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今后吃穿自然不用愁了，于是大家都十分主动地、心甘情愿地把从队里分到家里的粮食全部地、一夥也不留地送到食堂里去了，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竟然会如此短暂！即使最“老谋深算”的人，也绝不会将自己的粮食保留一部份起来放在家里发霉。现在倒好，家里早已没有一粒粮食贮备，队里又拿不出粮食来可以分配给大家，只好叫大家“都要通过自力更生，想尽一切办法去渡过眼前这个困难”。不言而喻，家家户户都面临“无米之炊”的威胁了------
这真是不堪回首的岁月。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不知道当时是怎样渡过这个极端艰难日子的。有些记忆，虽然经过了漫长年月的冲刷，但还是十分清晰。我记得当时每天终日都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之中，眼睛都饿得都发花。为了不至于被饿死，母亲叫我和弟弟到山上去挖掘“乌糯根”（即蕨草根）。我和弟弟就背起铢锄到山上去挖掘这种“救命草”去了。尽管我们兄弟二人当时都由于饥饿而感到极度乏力，而挖掘“乌糯”是一项十分吃力的劳动，但为了生存下去，我们都使尽了吃奶力气去挖掘的，一天居然可以挖掘十多斤。拿回家后由母亲把它磨细，然后用水冲洗，把沉淀下来像“淀粉”一样的东西就叫“乌糯”。这种东西吃起来虽然很涩口，而且有股难闻的气味，但由于我们当时都处于极端的饥饿状态，也只好别无选择地把它吃下去------
随着食堂解散，公社的规模也不断地、一次一次地缩小。先是从整个县（即宁海、象山两县）的范围缩小一半，由原象山一个县的范围为一个公社；接着再改为由爵溪镇的范围为一个公社（即一个乡镇为一个公社）。这样，就恢复到最初成立“人民公社”时的一个高级社为一个“生产大队”，一个行政村为一个“生产小队”（不久，“生产小队”中的“小”字又被挖去，就叫“生产队”，据说，这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照办的）的规模了。过了一段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传达到农村，它的主要精神是要重新给社员分配自留地，并动员广大社员群众去种植“十边地”（即村边、岸边、河边、田边、塘边----等），谁种谁收。还允许社员去开垦荒地，大力种植粮食作物和各类蔬菜，提倡什么“菜瓜半年粮”。无疑地，党中央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开放”政策，是十分符合国情和民意的，这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是一个极大的鼓动和促进作用，也是有效地克服由“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运动所带来的恶果和深重的灾难的英明决策。后来听说这是由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的主张，所以当时农民都十分崇敬刘少奇，都说刘少奇的心里就装着农民的愿望，他是一个人民的好主席。据说，党中央已经看到了由于在全国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所带来的后果，准备“部分”地修正错误，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总结、检讨前几年的错误做法。在这次会上，刘少奇提出了发生这些严重的恶果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造成的。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透露说，他们当时会议的待遇是“一干二稀”，白天在会上“出气”，晚上在剧院看戏。看来，这个“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气氛还是比较民主、轻松的。
这个想到农民心坎里的政策传达以后，我和弟弟就立即就到下沙里岙和下沙岭边去开荒，一口气开了约一亩山地，并全部地种上了大小麦和马铃薯，藉以渡过这个即将到来的、难熬的春季以及可能继续下去的粮荒。说来也奇怪，那时做人的企求竟变得如此的简单和质朴：只要肚皮填饱就行，即使是“菜瓜半年粮”也好，其他的东西也就一无所求了。看来人吃点苦是有“好处”的，吃尽了苦头以后那怕是稍微“改善”一点点就会有“满足感”，这恐怕也是后来有人发明“忆苦思甜”教育的哲学蕴底。中国人最讲现实，肚饱是最最重要的，饿死不是一切都完了吗？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民以食为天”嘛，我当时确实也是这样想的。我想，凡是经历过这次“劫难”的人也都是这样想的。这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逆来忍受的美德的产生的根源。对于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表示过抱怨，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对抗的情绪，我们忠厚的老百姓真是实在太可爱了。
话要说回来，此时我衷心地感谢这位体贴老百姓的刘少奇主席，当时如果没有他提出的这项符合国情和民意的政策，中国恐怕又要多几百万的老百姓加入饿殍的行列，我也许会名列其中，在神州的上空又多了一个冤魂------
人生伴侣
我回家后只有半年时间里在三村二队参加农业劳动，后来就被抽调去干各种杂活。如画壁画、土高炉炼铁、猪场种饲料、造公路等，还有近半年时间被公社抽去参加全县搞的“土壤普查与规划”工作。在“人民公社”范围“调整”到爵溪镇的以后，各项大量的社会工作就大大地减少了。于是，我就回到本村的“爵溪农业大队笫一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此就一直在这里干了近二十年。不过后来“笫一生产队”又分为四个生产队，我分在“一村二队”（又叫南街生产队）。
我就这样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母亲和姐姐们看到我年纪一年年大起来，光棍一条地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人嘛总是要成家的，孩子没有成家，作为父母亲就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她们竭力想办法给我介绍对象，想了结一椿久久挂在她们心上的“心病”。我十分明白自己当时的处境，要想找一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姑娘简直是“痴心妄想”，因为当时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会愿意嫁给一个在农村“改造”中的“右派分子”。有一个“标准”我是绝对不会动摇的，即没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我不要。所以她们就一直没有如愿，但她们仍然不灰心，一如既往地在努力寻找着。也许是缘份，在1960年4月，我的大姐夫陈能华的婶婶愿意给我介绍对象，说她有一个侄媳的妹妹很适合，不妨可以去说说看。她从女方返回后的信息是：女方同意我前去“相亲”，说可以在见面谈了以后再作决定。于是我就和王亨良（与我同样命运的人，他从定海师范开除回家，成为我在家乡的好友）一道到林海公社陆家大队的女方家去“相亲”去了。在双方彼此会面以后，就决定让我和她单独“谈心”。由于初次见面，我看她低着头有点腼腆。她身材较高，有一对齐腰的、乌黑的长辫子。虽然说不上漂亮，倒也长得眉清目秀、十分端庄。我当时想，就我目前的条件而言，这恐怕是相当理想的对象了。我们都如实地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这个名叫陆韵仙的姑娘高小毕业，家庭出身地主，芳龄二十三岁（比我少一岁）。因为我们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说起话来真也有点“臭味相投”。她说她不愿意嫁给一个出身好的人家而因此被人瞧不起，宁愿与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作生活的侣伴。我如实地告诉她关于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她说已经从介绍人那里知道了，她愿意与我一起生活。这样，我们的终身大事就首先在我们自己二个人的范围里定了下来。随后，我就把一支买来不久的“关勒铭”金笔赠送给她，也可算是一件定情薄礼，她欣然接受了。我们“谈心”结束后，又经过她们家庭成员商量一阵后，最后就把这门亲事定了下来。于是，我就和王亨良与她一起到丹城去拍摄“订婚合照”去了。
当时双方都有立即举办婚礼的愿望，既然亲事已经定了下来，就不必再拖延了，何况彼此的年龄都已不轻了（当时一般都是男二十、女十八结婚）。经双方协商后，都同意在不久后的五月一日结婚。也就是说，从订婚到结婚只有二十多天时间。当时我家经济十分困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各项准备工作根本就“措手不及”。好在女方不提任何条件，认为彼此简便些就好。女方的态度是：她家没有准备什么嫁妆，也不在乎男方发多少“聘金”。所以当介绍人送去的只有二百元人民币的“聘金”时，她家竟也没有“嗤之以鼻”。这门婚事真是有点“水到渠成”的感觉！
结婚仪式真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结婚那天只办五、六桌酒席，只邀请十多户至亲至朋参加，范围划得少得不能最少了。尽管如此，父母亲和姐姐、姐夫们还是兴奋异常，因为这总算是完成了她们心中的一件大事。婚礼是在欣喜的气氛中进行的------
她家的社会关系确实很复杂。我的岳父教过书，是个文化人，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一任靖海乡（即林海乡）乡长。解放后，对于担任过乡长的人是要划为反革命的，于是他就逃往上海，隐姓埋名地进入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肃反”运动清查时被发现，于是就被判刑，关在上海的提兰桥监狱里服刑（七十年代初刑满释放回家）。她的大姐夫吴某是一个在黄埔军校笫17期毕业的国民党军官，在胡宗南部下任上尉连长，在一次进攻延安的战役时阵亡。她大姐在解放后在上海落户，后来嫁给一个上海华光啤酒厂的工人。她的大哥在解放初就离家出逃，普遍的说法是他已逃往台湾。她二姐夫也是由于社会关系被流放到大西北去，他此时正在一个农场里劳动。她三姐夫也是一个地主出身的农民。家中还有一个母亲和二个兄弟以及大哥出走后留下的一个侄子（大嫂因大哥出走后不久也远走高飞）。
在后来的近二十年的凄风苦雨的生活中，她始终遵守她当时的诺言，我们无怨无悔、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地面对艰难的岁月，她坚韧地、义无反顾地与我共同背着“黑锅”艰辛地在风雨如磨的人生道路上跋涉。
我们结婚不久就遇到“大饥荒时期”，使她忍受难以想象的苦楚。她如果没有嫁给我，肯定不会受此苦难，因为她的家乡陆家村是处于南庄平原，粮食相对比较宽余，只少没有发生像我们爵溪那样在一段时期里几乎陷入断粮的绝境。她面对饥饿默默地忍受着，竟无一句怨言。即使在“大饥荒”以后的平常年月，我们爵溪一般家庭也都是吃番丝饭的，对于一个在家里从无吃过番茹丝饭的她，来到我家后却面临常年都是“半肚番丝半肚饭”的状况，要适应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众所周知，我们爵溪地处三面环山，东面临海的地域环境，水田很少，但有大量山地。爵溪的大米主要是靠外地供应。所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半肚番丝半肚饭”的状况就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她也为此而受了整整二十年的苦楚。
她不但善于忍耐，而且还相当会刻苦。由于我在生产队的收入相当微薄，年终分配时只有四角钱一工，除去口粮钱后就所剩无几了。日常的柴米油盐开支总是东借西赊的。为了填补这个“空洞”，及时偿还借赊的钱款，我只得在做“农夫”的同时还得在农闲时充当“三夫”---樵夫、挑夫、船夫，藉以还债和应付日常的必需费用。
当樵夫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因为要翻过海拔四百多米高度的几座山，然后要把一根根柴砍下来、捆起来，最后还要把这一百五、六十斤的柴担挑回家来。每当我到家歇下柴担时，就感到精疲力竭了。这还不算，在每年的冬季里，我和弟弟还要到海山（海岛）去砍柴，因为在海山砍柴虽然劳动强度很大，但劳动效力高。在海岛停留十来天，就能砍下二十来担柴。然后用船把它载回家，可免去肩挑之苦。不过，在海山砍柴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劳动。这种“高效力”是用起早抹黑、整天不停地弯着腰砍柴换来的。这种高强度的、极其严重的、野蛮式的体力损耗，只有去过海山砍柴过的人才能体验得到的。更何况，在海山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与“原始人”没有多少差别。我们兄弟二人带去一张竹簟以及被铺、炊具、番丝（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用一只小舢舨把我们送到海岛去。到了海岛，我们就架起竹簟当作“帐篷”，这就是我们的“居室”；接着就用锄头在山坡上掏个孔，然后找几块石头垒起，再把锅架上去，这成了我们的灶头了。完成了这二项“住”和“食”的准备工作后，我们就一分钟也不舍得浪费掉，背起竹杠带着弯刀上山去砍柴去了------
充当挑夫，当然同样是极其艰苦的体力劳动。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爵溪供销社找了一个搬运货物的“角色”，就是要把丹城的货物挑到爵溪来（那时公路未通）。我为了多挣些钱，有时竟挑了二百来斤。从丹城到爵溪二十多里路程，中间还要翻过一道海拔一百多公尺赵岙岭，其劳动强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挑着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要翻过有一百多公尺的赵岙岭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我当时是汗流如雨、上气不接下气、一步一个脚印地、极其艰难地登上赵岙岭的------。她十分体贴我的辛苦，常常到赵岙岭脚来等我，分担我的一部分货物，减轻了我的负担，使我肩膀上的担子轻松了许多------
她从未捏过弯刀到山上去砍柴过，但为了帮我多砍些柴，能有更多的柴可以出卖，以换取生活之急需，她竟然有好几次一定要与我一起到海拔四百米高的龙葱山上去砍柴。有一次砍柴的经历使我终身难忘：在七十年代的一个秋天，她执著地一定要带着已经八、九岁的承志与我一起到龙葱山上去砍柴。在秋季里砍柴是要把砍倒的柴放在山坡上晒干后才能把它挑回家来。所以那天我们只带了弯刀和饭包（中午要在山上吃饭）。这天由于天气阴沉，我们于是就带了雨衣，以备不测。谁知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老天真的下起雨来了。于是我们三人就穿着雨衣冒着雨砍柴，一直砍到中午才休息。绵绵的秋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只好躲藏在一块悬岩下吃了中饭。饭后，我们休息片刻后，又捏着弯刀、穿上雨衣砍柴去了------
当船夫除了艰苦以外还要加上一个艰险。在寒冬腊月，特别是在夜间，剌骨的西北风掠过海面直扑而来，冻得我浑身发抖。可以想象，站在船上值勤、干活是一件多么难熬而艰辛的工作。令人更可怕的还是“艰险”。有一次，我在机帆船上当船夫，这只排水量有40吨的机帆船装着从爵溪下沙的黄沙后要运到上海去。船在嵊泗列岛的陈山港停泊过夜。笫二天清晨开船，当我们船刚驶出港口时，就发觉洋面上巨浪滚滚而来，这就是谈“楫”色变的大楫洋！也许由于我是一个“旱鸭子”，从无见识过如此凶猛的巨浪，一个浪头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我们这只40吨的机帆船被巨浪掀得像一片碗豆壳似的，一会儿被巨浪掀至浪尖，一会儿又被它甩下浪底，简直是在做“猫玩老鼠的游戏”。浪头直扑船头，掀起有十多米高的浪花，并不时地从船头涌进到船的甲板上，把甲板上的黄沙冲得变成一块“秧田”似的。我被吓得魂不附体，我当时想一切都完了，这次恐怕是难逃劫运，要葬身海底了。我在内心里却还在祈求着老天爷，希望它能保佑我们平安地到达上海，我现在是绝对不能离开她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啊------幸亏这个老大镇定自若，面上毫无惊慌之情。他直视迎面扑来的巨浪，稳健地操着舵，巧妙与凶恶的海浪周旋。经过大约五、六个小时的博斗，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驶进了海面平静的长江口------
她不但会干粗活，而且还善于做细活，她的针黹功夫是有名的。那时人们穿的鞋都是女人自己做的布鞋，而女人针黹的好坏，只要看一看她的鞋底砌得怎样就可以知晓。她砌的鞋底针眼排列得密集而又整整齐齐，凡是看到过她砌的鞋底的人都交口称赞的。后来我们家从上海买来一台缝纫机，她学起缝制衣服和鞋帮口缧边的工艺来。她制作的鞋帮口缧边工艺的精致程度在全爵溪是闻名的，几乎成了爵溪的“缧边专业户”。这种鞋口缧边工艺是十分精致的，没有纯熟的、善于驾驭缝纫技巧是不行的，因为它要求针迹与鞋口的纤条摺边边缘只保持一豪米的间距，而且一定保持平行，不能有丝毫偏移，否则就不美观了。特别是那些要作为嫁妆的鞋子，爵溪绝大多数的出嫁姑娘都把她们的鞋帮拿到我家来加工的。每到年底，她的鞋帮口缧边的活儿就赶制不及，连夜缝制还都满足不了人家执意要她制作的鞋帮口缧边“业务”。制作费虽然只有二角钱一双，但积少成多地累加起来也是相当可观。由于有她的这一笔的“额外收入”，使我们家经济处在严重窘迫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明显的转机。
1962年10月5日（农历九月初七），我们的笫一个孩子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为希望他在未来能够实现我未竟的理想，特地给他取名承志。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正是我们面临“山穷水尽”的时刻。幸亏有亲戚和左邻右舍的帮助，使我们渡过了这个难关。这个孩子刚降临到这个世上就相当娇气，他非抱着不睡，而且还要摇摆不停地哄着。这孩子也真机灵，即使是睡熟了，一放到床上就立刻醒来，而且啼哭不止。于是也就只好用手抱着睡觉。这时幸亏有大姐帮忙，整天地抱着他、哄着他，如果没有大姐协助真是不堪设想。这样的“胡闹”就整整地过了一个多月后才渐渐地停息下来。她做月子的时候，不但补品极少（只有一些亲戚送来的），而且没有“当值保姆”侍候，幸亏有大姐相帮才总算渡过了这个难关。
1964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十四），我们的笫二个孩子又接锺而至。我希望他长大后能具有渊博的知识，就取名为承渊。这年我们家的经济不但没有好转，而她的身体又处于相当虚弱状态，面容消瘦、憔悴。她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真是使我吃惊：在怀孕九个月的情况下，她竟会凸着肚皮到下沙岭边的番薯地里去捋番藤叶，并把一满担番叶自己挑回家来。承渊生下来以后，她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面庞上的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幸亏承渊没有像承志那样一定要抱着睡觉，他倒像很体贴母亲似的，只要把他奶吃饱，放头就在床上睡觉。由于我这时常常在大岙等地劳动，中午餐要由人送去到当地吃的，所以在尚未满月的情况下，她还需下床到灶间去为我做饭，害得她为此而留下许多疾病。
我们笫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经济已经有了一点好转。1970年2月5日傍晚，也就是当年的农历除夕之夜。在吃好年饭以后，她肚子突然痛起来，她就知道她要分娩了。于是她就赶紧做好准备工作，把老大、老二穿过的衣服都拿出来。我马上就把大姐叫来。我见她痛得满头大汗，直到十二点钟时，大姐认为分娩时辰将近，叫我赶快把包生婆去叫来。我马上一口气奔到八村把包生婆叫来后，果然没等多久，我们的笫三个孩子就来到人间。这时，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了。为了希望他将来也能与我的工作态度一样，发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于是就给他取名为承雷。
每当我回想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的内心除了感激之情外，总觉得我作为丈夫是欠她太多太多了------
祸起萧墙
这起事件还得从1959年说起。
在我1958年回家后不久，同乡王亨良也与我同样的原因从定海师范回到家乡，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要好朋友。在劳动之余，我们常常在沙滩上散步，互慰互勉地笑对人生。有时也会苦中作乐，在我家举办自娱自乐的“演奏会”，他吹笛子，我拉胡琴。演奏的曲子有“康定情歌”、“敖包相会”、“淮河两岸鲜花开”等。后来又加入一个从海军部队复员的我表兄吴某，他会吹口琴，有三种乐器演奏起来的音质自然比两种要好一些，听起来也就更加悦耳动听，有时还有一些邻居聚在窗外当我们的听众。我这位表兄在平时就与我家比较亲近，红白事都有来往。由于有这个“音乐会”，他到我家来玩的次数也自然就增多了。有一次，我正在用拼音字母写日记。由于当时我对拼音相当感兴趣，还订阅了一份“汉语拼音报”，常常利用写日记练习汉语拼音技巧。我这位表兄看到我在用“英文”（其实是拼音）写东西觉得很奇怪，就好奇地问我是在写什么东西。我回答他说是在写日记。我看他满腹狐疑的样子后，就把日记合拢放进抽屉里去了。我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会到爵溪派出所去汇报我在“用英文写东西”，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有一天，王亨良突然有点惊慌的神情来告诉我一个非常令人出人意料的消息。据他的一个在猪场劳动的姓刘的亲戚说，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二个派出所的同志在猪场“调查摸底”，他们向一个猪场负责人了解你和张为礼在这里曾经有一段时期劳动过的有关情况，说有没有讲过什么反动的言论没有。他还听到这两位派出所向这位负责人透露说，“张为礼在用英文写密件”，还说“张为礼经常与王亨良在一起聚会，说不定是在搞什么阴谋活动，甚至有可能想逃到台湾去的企图”等等。
我听后大吃一惊，世界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天方夜谭式的事情？我明明是在“用汉语拼音写日记”，怎么会变成“用英文写密件”了呢？明明是我和王亨良的“两个朋友间的谈心”怎么会变成“搞什么阴谋活动，甚至有可能想逃到台湾去的企图”了呢？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在用汉语拼音写日记的？------喔，对了，知道我用汉语拼音写日记的人除了王亨良以外，只有我那个姓吴的表兄看到过，那末，肯定是这个表兄向派出所汇报的。我当时真是感到相当气愤，这个表兄实在是太狠毒了！
当时的社会气氛已经开始转向“严阵以待”了。自从1958年8月23日福建部队炮击金门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就顿时紧张起来，金门与厦门之间的炮战一直在猛烈地进行着。蒋介石虽然被人民解放军赶到了台湾，但他还是在白日做梦，妄图卷土重来，公然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来剌探各种情报或搞破坏活动。当时在我们象山就抓获了两个叫“二尤”的国民党特务。据他们交代，他们兄弟二人已经多次“光临”过象山了。对于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气氛，作为的社会治安组织的派出所，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提高警惕了，对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当然是要引起严重关切的。爵溪派出所在接到姓吴的“报告”以后，对于我这个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的人不能不提高“革命警惕性”，更何况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是在用“汉语拼音写日记”，而不是在用“英文写密件”。再加上两个“右派分子”经常在一起“聚会”，肯定不会有“好事情”。
我深入地分析一下才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是要属于“反革命”性质的事情，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与王亨良商量一阵以后，觉得有必要到爵溪派出所去说明一下情况，藉以澄清事实真相。他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就决定立刻到爵溪派出所去。
由于我当时觉得自己完全是问心无愧的，所以就没有什么恐惧感。当我刚跨进派出所的门槛时，就遇到了时任爵溪派出所文书王传东。他是我在象山中学校友，比我低二届。他是一个品学皆优的学生，在校时我们彼此很熟悉。对于他到爵溪派出所来工作我是知道的，由于本人所处的“环境”，我有点自知之明，所以也就从来没有与他有过任何接触，以免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他看到我跨进派出所大门，肯定有什么事情。于是我就简略地介绍有关情况。他听后还是相当热情地把我带到所长那里。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所以在向所长汇报时口气也比较生硬，更何况我这人又有一个相当不好的火爆似的性格，谈了不久，我和所长几乎争了起来。这个所长当然不会卖我的账，他突然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一定要我先写一份“检讨书”再说。王传东见机不妙，连忙“打圆场”。他立刻向我使了个眼色，然后对我说，对领导的态度不应该这样，并立刻叫我赶快去写“检讨书”。我这时才感到自己实在是太鲁莽了，社会上的事情决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出了这样的“案件”，在没有调查出结论之前，难道由你自己“信口开河”不成？我意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又犯了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出于无奈，我也只好听从王传东的意见，闷闷不乐地去写这份“检讨书”------
派出所接了我这份“检讨书”以后，虽然一直没有对我和王亨良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但我总是觉得好象有块“疙瘩”搁在心里似的。事后证明，派出所虽然没有立即对我们进行面对面的调查，是由于证据不足，但在他们的“案件档案”里始终把我这件事作为一个重点来对待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王传东在事后不久就被爵溪派出所所长辞退了，这明显地是由于我的问题而受到牵连。当时，如果没有发生我的这次事件，他是绝对不会被所长辞退的，因为他在此前一直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正是处于上进时期，可说是前景相当美好。出了这次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使他无故地受到牵连，从而给他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果，真使我为此而负疚了几十年。虽然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这次在派出所的门口的“邂逅”纯属偶然，而且在此前和之后就一直没有接触过，但是谁又能说得清呢？何况当时又处在这样一种“非常”时期。大概在五、六年以后的一个渔汛时期，我看到来爵溪买鱼的人流中有衣衫不整的王传东，他肯定是在涂茨老家当农民了------
在我结婚后不久，王亨良要到宁夏去了。此前，我们象山县按照上面分配的任务，要动员大量青年去宁夏扎根，支援宁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和王亨良为此商量了好久，是不是换一个环境生活，我们的处境会好一些。我和王亨良虽然命运相同，但家庭环境不一样。我上有父母，下有姐妹兄弟，家庭还是十分温暖的。而王亨良却完全不一样，他父母在解放后不久就双双离他而去，留下了他们兄弟三人。他的哥哥正在独自一人过流浪式生活，弟弟已经送给别人抚养，他从定海师范回家后就一直在他的一个三叔家里生活，过着寄人篱下式的生活。虽然他的三叔和三婶待他不错，但与自己的父母亲总是有区别的。长久在三叔家住下去总不是办法。他对于这次机遇，觉得很难得，所以他要去宁夏的决心相当强，坚定地要到外面去闯一闯。而我一直在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庭而到那个举目无亲的、荒凉的宁夏去。不久，家里为我找了对象，我也就安心在家务农算了。在他离开爵溪那天，我依依不舍地送他到丹城去集合。就在去丹城的路上，我们遇见了派出所一个姓B的警员，他大概是负责我这个“案件”的人。他看我们挑着一付行李要到远地去的样子，就问我：“你也去宁夏？”我看他有一付满脸狐疑的神色。我回答他我不去，我是为王亨良送行的，他才放心地走了。此刻，我心里又“格登”了一下，难道他们还在追查我这个案件不成？这真是“阴魂不散”啊！由于这个姓B的这一问，使我当时正处于新婚时期的欢愉心情里被笼罩上了一个抹不掉的阴影。
王亨良到宁夏以后，先是分配在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里。几个月后，他的命运竟出现了转机，居然考取了银川煤矿学院。与他同去的穆光宗、郑新钊也同时被银川煤矿学院录取，这真可谓是戏剧性变化。穆光宗也是与王亨良同样的原因从定海师范被开除回家，郑新钊则是在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后回家务农。他们俩都是我的同学和要好朋友。
出现了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以后，我的内心处在极度的矛盾之中。如果当初我下决心与王亨良一道去宁夏，现在不也是银川煤矿学院的学生了吗？说起来真也有点后悔。问题是我现在连做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都不得安宁，派出所似乎还在时时刻刻地严密地监视着我。此时，王亨良、穆光宗、郑新钊等三个朋友们也不断地来信鼓励我下决心“盲流”（即未经过政府批准自行去的人）去宁夏，他们还说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做了，到宁夏后马上就可以报上户口的。你到宁夏以后，我们会协助你安排落实户口问题。由于宁夏地区的文化水准普遍较低，在这里找一个工作比浙江要容易得多。在他们的鼓动下，我要去宁夏的决心终于下定了。我自然先与韵仙商量，经得她同意后，我又与二个姐姐打了个招呼后就这样定了下来。这事，我们是瞒着父母亲的，因为我知道，当她（他）们得知这个决定后是肯定不会同意我去宁夏的。
此时，在爵溪有一个郑新钊的姓翟的女同学兼女朋友也要到宁夏去。她在高中毕业以后一直闲在家里，为了前程，她也想到宁夏去闯一闯。郑新钊来信委托我办一件事，就是要我带她一起去宁夏，在路上也好照顾她一下，因为作为一个姑娘，单独出门总是不放心的。我自然答应他这个不算麻烦的问题。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以后，我们准备出发了。我与翟约定，在爵溪出发时各人单独自行去丹城，笫二天清晨在约定地点会合，然后再到车站去买车票上车。这时已经是初秋的季节了，选在这个季节出门，气候倒是比较适宜的。为了掩人耳目（主要是防止派出所知道），我决定在下午三点左右出发，因为此时街上行人比较少，不容易被人发现。韵仙先走一步去陆家，我们决定在陆家吃晚饭，天黑后再去丹城，在穆光宗家宿夜。我还请一个我初中时姓张的同学为我挑行李。此时还有一个与我很要好的、正在家休假的竺行生同学（他在浙江大学读书）要为我送行。谁知我刚踏出家门口就与派出所的所长碰过正着，我的心顿时怦怦地跳动，怎能会这么凑巧？是不是他们一直在监视我？说来也奇怪，他只是仅仅地看了一眼，并没有什么“异常反映”，而且也没有派人来跟踪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对我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所以我也就放心地走了。在到前岙岭脚时，我从姓张的同学肩上接过行李，与他们告别。竺行生同学还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祝我一路平安，并希望我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一定要努力奋斗！
我到达陆家后，岳母已为我做好晚饭。我看到岳母的面容有忐忑不安的神色，这也难怪，因为她已经把她心爱的女儿交给我了，这样“冒险”的行动如出意外，岂不是要害了她女儿一生吗。因为在她的一家中，已经出了不少“事端”：大儿子出逃，至今下落不明；老头儿逃到上海后被捉住，现在还在上海提兰桥监狱坐牢；大女婿在西北战场上阵亡；二女婿在西北边疆流放。如果我这次再发生意外，她能经得起再一次的打击吗？这些年来，她是在惶惶不安中渡过的。我发现她担心我出事的心思后，立即安慰她。请她不必担心，我又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情，象山不是已经有很多人“盲流”去宁夏了吗？经过我和二个舅兄的劝说，她也就慢慢地打消了顾虑。天黑以后，我就挑着行李出发了，大舅兄和韵仙送我到陆家桥头后，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我在穆光宗家住下后，还去看望过翟某一次，她究竟有没有按规定地到了约定的住处。我按她给我的地址找到了她的一个亲戚家，她果然已在她亲戚家里了。我于是就回到了穆光宗家安心地休息了。这个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思考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这必竟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啊------
大约是凌晨四点钟光景，我被突如其来的、唤着我名字的声音在朦胧中被怔醒，仔细一听，原来是我大姐夫的声音后，我立即骨碌地起床穿衣。这时穆光宗的母亲也被怔醒起床，并开门让我大姐夫进来。原来，真的要出事了！大姐夫告诉我，昨晚全家没有安宁过，我走后派出所马上就知道了。黄昏以后，派出所派人到我家来，一定要父母亲告诉他们我的下落。但父母亲确实不知道我的去处，当然无法提供信息。派出所人训斥了我父母亲一顿后就威胁说，你不说出来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在全县布置了人马，你儿子即使是插上了翅膀也是无法逃出象山的！在派出所人走后，家里人商量了一阵后，认为韵仙已经回家去了，她肯定知道我的下落。于是大姐夫就连夜赶到陆家，是韵仙告诉大姐夫我住在这里的，所以大姐夫也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丹城的穆光宗家来找我。他还说，陆家村也为此被弄得鸡犬不宁，你岳母被吓得发抖，韵仙也在伤心流泪。此刻，我突然明白：我这下真的闯下了大祸，派出所肯定是怀疑我“逃往台湾”了！看来，宁夏是无论如何走不成了。此时在车站肯定有人布防，去了肯定是要出洋相的。于是，我决定还是回家再说，看来只能是向爵溪派出所去“投案自首”了。这个消息必须立刻去通知翟某，否则她一定在等我一道到车站去买车票呢。至于她去不去宁夏则由她自己去决定了。我与她会面后告诉她有关情况，她听后也就决定不去宁夏了。
我回到家后就去爵溪派出所。派出所那个姓B的带我到一个十分昏暗的房间，他摆出一付相当威严的样子讯问我。我当时十分镇静，因为“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我从容不迫地回答他提出的一切问题。他没有掌握、也不可能有掌握我“逃到台湾”去的任何证据。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材料”，仅仅是“莫须有”的怀疑而已。这也是他们在长达一年时间的调查后得到的唯一“证据”，但这种“证据”一旦与当事人对证后，由于没有、也不可能有“以事实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的根据，当然就不具备以此作为对“犯罪慊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依据。由于他们所掌握的“材料”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敢贸然对我采取“迫、供、讯”的手段。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不能像对待一个农民那样可以“随便乱来”的，更何况他们已经与我打过好几次交道了，我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人。
他在一段时间的讯问以后，我看他显得很无奈，当初那付威严的神色也就暗然失色了，而且显得有点窘迫。
我为了打消他们对我想“逃到台湾”去的慊疑，提供有力的证据去证明它，于是我就诚恳地对他说：“我要逃到台湾去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翟某去？难道她也会跟着我一道跑到台湾去吗？你们完全可以到她那里去调查一下。另外，你们不是怀疑我用英文写东西吗，我这本日记现在还在我带去的箱子里放着（此时还在穆光宗家），你们可以打开箱子去看一看，‘英文’写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你现在可以走了。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会通知你。在问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爵溪。”姓B的对我说。
我回到家里后，父母亲和姐姐们也就放心了。母亲默默无言地含着泪，看样子她很伤心，同时又为我的命运担忧。此刻，当她们知道我的问题已得到初步澄清后，也就真点放心了。
后来得知，在我离开穆光宗家二个钟头以后（即我到爵溪派出所报到后，告诉他们我昨晚是在丹城穆光宗家宿夜的，我的行李还在他家等情况以后），丹城派出所的四、五个警员闯进穆光宗家，对我行李进行搜查，翻箱倒柜地找到我的这本日记本，其中有一个带眼镜的人仔细地翻阅了这本日记本。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值得怀疑的东西后就离开了。不过，他们在离开时，对穆光宗的母亲狠狠地训斥一顿：“张为礼在你家宿夜，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报告！”------
谁知道，派出所对我这次“出逃”事件虽然找不到任何有力证据，但他们没有死心，仍然继续在挖空心思地想办法对我“制造”罪名，他们竟然像“睹徒”睹红了眼一样，没有把手中的钱输光是决不罢休的。
平心而论，他们对我“立案”的初衷是对的，既然有人来举报，作为治安机构对于各种慊疑的调查是责无旁贷的。问题是在于一旦搞清了面目以后，就应当实事就是地了结了。如果仍然一意孤行地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搞下去，甚至还要不择手段地去制造种种“假象”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么这种人是十分可悲的，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历史上的许多错案、冤案都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对于我的这个“案件”，只要是具有起码一点的政治良知的人来说，到此应当是已经“水落石出”了，根本上就不存在“逃往台湾”的案由。但是，他们偏偏要一意孤行地、顽固地继续搞下去，所以我的命运就注定要受到一次新的打击。
1960年9月28日是我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下午下工后我回到家里，见到全家人都聚在灶间默默无闻地坐着，面容上都笼罩着一片愁云，我就预感到有不祥之兆。还是大姐带着十分恐慌的口吻对我说：“四土，他们还是不放过你啊。外面纷纷在说，今天晚上要开批斗会，要批斗二个人，其中一个是你啊。”
我听后大吃一怔。但我立刻又镇定下来，因为我坚信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信条：“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管我目前吃了多少苦头，但我深信最终一定能够弄清楚的。正在这时，有一个本村民兵气冲冲地闯了进来，说叫我到派出所去一趟，于是我就跟随他去了。
到派出所后，有一个上面派下来的人把我带到一间房间里，这个人又是姓B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大老粗。
他装出一付威严的样子问我：“你在学校里犯了哪些错误？”
“这又不是一句二句能够说得清的，你们去看我的档案好了。”我平静地回答他。
“我现在是问你。”他摆出一付提讯的架势。
“我在学校里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几十条，我一时记不起来了。”
“那你就把记得的写几条吧。”
于是我就在他交给我的一张纸上写了三条“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看后说：“可以了。今天晚上开批斗大会，我们希望你态度好一点，这对你有好处的。”
我觉得跟这种人说话没有意思，反正到时候再说。
批斗大会的讲台上站着我和一个“地主兼反革命”的人。在批斗大会上，他是主角，有不少他本村的农民和干部纷纷上台揭露他平时散布的反动言论。批判我的共三个人，他们分别来自农队、渔队、手工业社的干部，这明显“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他们手上都拿着一张纸头，照本宣读地念着是我刚才写的三条“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而且一字不漏、一字不加地“照本宣读”。我听了觉得有点好笑，看来，爵溪派出所对我在学校里的“反党言论”是一无所知的。
在批斗大会即将结束时，这个上面派来姓B的就迫不及待地向大会宣布，说我“企图逃往台湾”，但却以“煸动劳力外流”的“罪名”宣布对我予以拘留的处置。接着，他交给我拘留证，要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我看到拘留征上写的拘留原因栏上写的是“煽动劳力外流”，并没有看到“企图逃往台湾”的字样，我就签了字。事毕，他们带我到派出所里宿夜。
我当时想，这个姓B的实在太“牵强附会”了，我“煽动”谁“劳力外流”了？明明是我的朋友“托”我“带”一个翟某到宁夏去，这也可称得上“煽动”吗？再说，翟某是一个女的，当时在爵溪农队（由于人多地少）女同胞根本是不算是劳力的，她们一般都在家做家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女同胞既然是不算劳力，我的“煽动”对象岂不是“不算劳力的劳力”了吗？我看他们实在是黔驴技穷了！再说，单是说了句我“企图逃往台湾”，而没有任何根据和具体内容，这岂不是也实在是太荒谬了吗？
当时由于县城设在宁海城关镇，被拘留的人自然都要押到宁海城关的看守所去。照例说，对于我这样“企图逃往台湾”的“重犯”肯定是要派警察押送的，但他们只是叫一个农队的民兵胡家根（我小学的同学）“陪同”前往宁海，当然也谈不上戴手栲了。看来这个姓B的还算有点“实事求是”，因为他心中绝对明白，我的“企图逃往台湾”罪名是根本上不存在的。
当我走出派出所的门口时，我看到母亲和姐姐们在门口不远处在等着我，并给我带来一些日用品。我看到含着泪的、面容憔悴的老母亲，心里真是像刀割一样难受。母亲谆谆地吩咐我说：“要听政府的话，思想一定要学好------”。看来，她认定我是要被逮捕判罪了。我不愿再多看一眼年迈的母亲，否则，我就止不住要哭泣了。我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流泪，“男子有泪不轻弹，‘虽然已到’伤心时”。于是我就硬着心肠扭过头就大踏步地走了------
我们走到丹城后，是乘客车去宁海的。在宁海车站下车后，胡家根带我到看守所。然后，我就被关进一个“笼子里”。
这个笼子里，一共关押着十来个人，这里竟然有一个我初中的同届同学龚某。他见到我大吃一怔，于是便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如实地告诉他我出事的原由，他听后叹了一口气，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还有个老头很可怜，他面黄肌瘦，肚皮凸起，明显地患“肝腹水”，但却没有得到治疗。我后来知道，他原是东陈大队支书，因为在“浮夸风”期间对上级“不满”而被拘留的，他在这里已经被关押大半年了，看来他这条老命是很可能要断送在这里了。还有一个穿着一件很旧的呢大衣的人，整天在梦呓般地不知在说些什么。据说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因不知说了些什么话而被关进来的。此外还有一个昌国小学的教师，也是因为“祸从口出”而被拘留的。
直到二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才被叫出去提讯。我看到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人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估计他是一个检察院的人员。他叫我在写字台旁的一条木椅上坐下，然后并没有用很严厉的口气问我：“你知道自己犯什么错误吗？”
“我知道自己只在学校犯过错误，但不明白现在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冤枉我‘企图逃往台湾’。我确有要想到宁夏去的计划，但没有‘煽动’什么人去‘外流’，据我所知，‘盲流’到宁夏去并不犯法。”我理直气壮地、相当平静地回答他。
“你把去宁夏的计划和经过说得祥细一点。”他和蔼地对我说。
于是我就把这个经过祥细向他说明。为了有力地驳斥这个“企图逃往台湾”的无稽之谈的荒谬性，我诚恳地向这位提讯者说：“我逃往台湾的路线难道要经过宁夏吗？那怕是稍有一点最起码的地理知识的人就会明白，这难道不是“南辕北辙”了吗？他们不如说我逃到苏联去更为合适。至于我是否打算去宁夏的事实，你们完全可以到宁夏那里的王亨良、穆光宗、郑新钊等人去调查取证，当然也可以与翟某对证。”
我看他在认真地做记录。不到十分钟，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我回到了笼子里。
三天后，我无罪释放了。在我临走之前，所长交给我一封刚刚贴封的信件，封口的胶水还是湿的。他说叫我顺便带到丹城派出所去就行（并没有叮嘱我不要拆看）。我相信这一定是关于我本案的结论。当我走出看守所的大门，看到一片湛兰的晴空，呼吸到清净的、自由的空气时，我衷心地感谢这位提讯我的人，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给我一个清白！看来，这“二B”是彻底地“输光”了------
当我回到家里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父母亲竟然早已知道我就要出来了，因为父亲在前几天的一个会上，一个爵溪派出所的人对我父亲说，对你家儿子的案件搞错了，你儿子马上就要出来。母亲看到我回到家里，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韵仙的欣喜心情就自然不用说了------
后来我从王亨良的来信中得知，派出所的人确实到他们那里去调查取证过。王亨良交给他我写给他们的信，并祥细地介绍了这起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对这起事件的性质自然就清楚了。
一年多以后，由于我们全国各地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时期”，银川煤矿学院将“扩招”的学生全部“下放”到原籍，王亨良、穆光宗、郑新钊等人都回到原来的农村里去劳动。在他们回到农村以后，才发现连杨柳树的叶子都被吃光了，他们几乎差点被饿死。为了活命，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可以卖的东西都卖了，总算凑足回家的路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宁夏------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要“感谢”这二位姓B的人，是他们使我“避免”了这次徒劳无益的宁夏之旅，否则，我到那里后的结局肯定比王亨良他们更加糟糕，说不定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凄凉的局面，这对于我来说也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舫前村遇险
我回家后不久，大队派我到舫前村去背毛竹。毛竹是渔队涨网用的，在人民公社时代，农、渔、手工业是分工不分家的，劳动力自然可以互相通用。这次出差舫前村背毛竹的共有四人，其中我和老郑是农队，老史来自手工业社，老王则是从外围村甸平山村抽来的。舫前村盛产毛竹，而且地处西沪港边，可以用船直接运到爵溪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半山上的毛竹砍下来，然后背到港边就完事。我们到达舫前村后，就把大队的一张证明交给舫前村大队部。他们安排我们四人住在只有二户人家的一个小院子，共有六七间房子。我们住在东首这户人家，他们家只有母子二人。对面西首这户人家只有一个人，光棍一条，是个篾匠。至于吃饭问题，他们说可以在食堂搭伙，也可以自便。我们四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先在食堂吃几餐再说，所以我们只交出去三天的搭伙大米。当时食堂已经没有干饭供给，三餐都是番薯粥了，不过粥还是比较“稠”，没像几个月后的粥那样“稀”，但对于我们当时要上山砍毛竹、背毛竹的劳动强度来说，还是饥得难忍。有一天，当我们把毛竹背下来在山腰里休息的时候，猛然发现在山坡地的番薯地上有鸡蛋般大小的番薯块三三两两地抛在地上，这分明是社员在收获时不要而丢下的。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在我们那里也一样。因为人民公社是大呼隆生产方式，没有人会把这些鸡蛋大小的番薯块拾进箩筐里去的。要是在此前或者在解放前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为数众多的穷苦家庭的小孩来到地里“把番薯虱”，把这些丢下小番薯统统地收拾干净了。自从公社化大办食堂以后，人人都到食堂里去吃饭，家里也就断了炊事，自然就没有小孩到地里去“把番薯虱”了，所以这些小番薯就在地上抛着没有人去理睬它了。当时看到了这些虽然很小的薯块，但对于处于饥饿状态下的我们来说，无疑地是“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于是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拾起来，然后到溪边把它洗净，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起来。我们吃着吃着，老郑忽然灵机一动，低声地向我们说：“我们何不将这些小番薯用衣服包起来拿到东家家里去，用锅把它烤熟吃，岂不是味道更好。”
他这个建议当然得到我们的热烈赞同，于是我们就立刻动手，分头去拾了十几斤小番薯，然后用衣服包起来就绑在毛竹上背下山去了。这天晚上，我们和东家的母子二人着实地美餐了一顿。
如果说，我们仅仅用这种“美餐一顿”的方式继续下去，也许不会出事。但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为了想进一步改善伙食状况，我们干脆不去食堂搭伙了，我们把自己从爵溪带来的大米加上拾来的小番薯放在一起煮番薯饭吃，我们的肚子就相当满足了。东家的母子二人也自然很高兴，因为他们有时也享受几餐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久，我们这个“秘密”被邻居对面的一个篾匠发现了。因为此人不去生产队里劳动，整天在家劈竹篾，制竹篾器具。我们这个“秘密”行动日子长了，自然就瞒不过他的。他竟然向大队去“密报”了。
大队得知这个“密报”后，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可能他们觉得还是“小事一桩”，在地里拾小番薯还称不上偷窃行为。仅仅是为了拾几斤丢在地上的小番薯，是不宜对外来的客人采取过激行为的。问题是出在“后院起火”：后来爵溪渔队派来一只运毛竹船，而这只船上偏偏有个叫“罗快嘴”的船员，此人为了表明他有“博古通今”的见识，把我这个“右派分子”的身份通给了舫前人。大队部自然地就很快地知道了。这样一来，我们这个“秘密”行动的性质就一下子变了，这不再是“小事一桩”，而是一起明显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事件了，大队正在策划召开批斗我的大会，想用“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广大群众认识发生在“番薯地里的阶级斗争”！
幸亏我们的东家及时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老史才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分析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我这个“身份”，我走了，一切问题自然就没有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地决定我和老郑在今晚半夜悄悄地离开舫前村，明天舫前大队来找人，他自有办法对付。并嘱咐我不必担心，走了就没事。我当时真情地感谢老史对我的关心，没有他出这个主意，我肯定又要遭殃了。
半夜时分，做事谨慎的老史首先到对面的篾匠家里，看看人是否已经睡熟，然后又到外面去巡视一遍，看看村巷里是否还有人在行走，回来后就放心地、轻轻地对我们说：“可以走了。”于是我和老郑就挑起行李悄悄地起身了，他还一直送我们到村外才回去------。
慈母离世
1962年初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又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由于天色阴沉、飞沙走石、寒风剌骨，故生产队没有出工，我们全家就在堂前晒太阳。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光景，忽然进来一个人报讯说，我母亲在梅溪[外婆家]犯病，我的几个表兄正在把我母亲抬回家来，现在正在路上，叫我和弟弟赶快去接。我一听就觉得事情不妙，连忙与弟弟一道迅速跑出门去。正当我们走到北门外时，就看到二个梅溪的表兄急冲冲地把我母亲抬来。我急忙去看躺在轿中的母亲，只见她面色惨白，双目紧闭，完全处在昏迷状态。我急呼二声后，她才缓慢地张开一只右眼，嘴巴微微地动了一下而说不出话来。表兄告诉我们，她是在帮人家磨豆腐时突然晕倒的，她倒下后就再也爬不起来。我顿时明白，母亲是患脑溢血了，她的生命已经处在极端的危险之中。说来也奇怪，就在我们交接之时，头顶上忽然飞来二只乌鸦，劈头劈脑地“哇、哇、哇”向我们直叫，不觉使我感到一阵心怔肉跳，难道我们家又要大祸临头了不成？
我们连忙快速地把母亲抬到家里，然后慢慢地把她放到床上。她一直昏迷不醒地躺着，我们全家人都急得团团转。许多亲戚闻讯赶来探望，满屋子里都是人。这时候爵溪还没有卫生所，只有一家二三个人的诊所，我已经请一个与我很要好的胡医生来看过，他的诊断结果与我估计的完全一样，确是得了中风病，她的半身不遂症状就是最好的证明，医生对于这种病症确实是没有回天之术的。看来，我母亲的病情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母亲在病床上躺了三天，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我们轮流地为她守护着。直到笫四天，也就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早上她才清醒过来。她告诉我们，那天她帮别人磨豆腐时，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她摇晃地觉得站不住，以后她就一无所知了-----。随后我们就告诉她以后发生的事，她听了我们讲的情况以后惨然一笑。然而，好景不长，母亲只清醒了一刻钟左右又昏迷过去了，我感到不妙，这很可能是一种“回光返照”现象，母亲留在人间的时刻不多了。果然，母亲的呼吸突然急速加快，而且愈来愈困难，她急于要说什么，但口音模糊不清，听不出她在说些什么。我于是把耳朵贴近母亲的嘴巴，听了许久，才似乎听出她是在说“把小土的老婆抬抬进------”我猛然地明白母亲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行了，但她心中还念念不忘地牵挂着弟弟（小名小土）尚未成婚，希望我一定要把她心中牵挂的事办成后她才会闭目而去。我为了把这句话弄清楚，我把这句话向母亲慢慢地重复了二次，母亲听清了我说的话，用头点了三下后就渐渐地减弱了呼吸，一分钟后就停止了心脏跳动，她永远地离开我们而去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声突然爆发出来------我在极度的悲痛中，我牢记母亲临终时的嘱托，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一定要把弟弟的婚事办成，以报答母亲对我含辛茹苦的哺育------
妈妈偏偏身不由已地选择在这个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自己这小家的最困难时刻离开我们。这时正处于全国性的“大饥荒时期”，当时是“家家进食堂，人人喝薄粥”，而且还是在春节前二天的日子。这年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年三十（即除夕）正遇立春。按照当时的风俗，立春及春节后五天内是不准出殡的。家中只有五斤大米贮存（这是食堂发给各户准备过年用的），如果要等过六天后才出殡是无论如何熬不过去的。经过诸亲戚商量并经父亲同意后，决定就在当天下午出殡，这只能愧对母亲了。在这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作出这种极端特殊的决定，我们相信母亲在天之灵是能够愿谅我们的。
于是就立即着手筹办出殡事宜。首先派人到梅溪外婆家去报丧，接着就筹划其他各项有关事宜。幸亏有众多的邻居和亲戚相帮，母亲的出殡仪式妥善地在下午三时进行。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建造坟墓，母亲的灵柩只好临时寄放在下沙里岙。这里有我们的新开垦的“百斤粮”基地，便于我们经常地去看望母亲。
笫二年秋天，我按照母亲的嘱托，完成了弟弟的婚事，在天之灵得知后会感到欣慰的。事毕，我们兄弟二人平和地分了家。从此，我们兄弟二人各自为自己的家庭去操劳奔波-----。
苦难岁月(下)
“三十年不变”？
经过了连续几年“疯狂时期”的“大跃进”、“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折腾以后，国民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特别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造成的全国饿死的人达数百万之众的“大饥荒时期”以后，党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前面提到的“扩大自留地”、鼓励农民种植“十边地”等，较快地扭转了农民挨饿的严重局面。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地稳定全国农村的业已出现的好势头，制定了当时简称为“二十条”的文件。其主要精神有：农村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坚决地纠正了此前的“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或“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一大二公”错误政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十条”还许诺，这项政策将“三十年不变”，使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听了这个“二十条”文件的传达以后，心里觉得很踏实，我想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以前那种可怕的局面了。我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头脑过分的简单”和“过于轻信人”。照例说，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位名人说过的“政治无诚实可言”的著名警句，而且也亲身经历过反右派运动的“引蛇出洞”的谋略而致于我“死地”的沉痛教训，但我就不善于吸取这些教训，深信这项符合民心民情的政策一定会“三十年不变”。关于这一点，我这个“枉读十年书”的书生的头脑还不及一个饱经世故的农民。
我们本村有一个叫谢来法的农民，他为人诚实而富有幽默感，平时与人谈吐时往往采用富有诙谐的语言，而且是妙语连篇、引人发笑，所以在休息的时候，总有许多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与他一起调笑，享受人间的乐趣。他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头脑灵巧，善于分析，从不人云亦云，有他独特的见解。
有一天，我们在休息谈起“二十条”时，我自然就发表我的见解，认定今后“三十年不变”了。谢来法笑眯眯地对我说：“为礼，你先不要下结论，你看看对面墙壁上写的这条标语。”
我沿着他手指的墙壁上果然看到这样一句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我仍然不明白这条标语与“二十条”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他看到我仍然木如呆鸡的神情，就给我“指点迷津”：“你这个读书人，头脑真是不开窍。这样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做。一天等于二十年，三十年不是等于一天半吗？也就是说，这‘二十条’今天是绝对不会变的，明天上午也不会变。不过，到了下午就很难说了。”
我听了顿时领悟他的用意，他巧妙地用墙壁上的这句标语去否定“三十年不变”的诺言，从而表明他对这几年来的政策经常朝发夕改、变幻无穷而导致他对“三十年不变”许诺的怀疑。这个谢来法，真是一个头脑灵巧之人。他看到众人已经领悟了他的用意，他就意犹未尽地继续用极其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语言描述“一大二公”的弊端。他说：“每当我提起锄头掏地的时候，就感到手臂酸软无力。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这六锄头都是为人家掏的：笫一锄头是公社义务工，笫二锄头是大队误工，笫三锄头是造水库分摊工，笫四锄头是水利义务工，笫五锄头是------直到笫七锄头才是属于自己的按劳取酬工。想到这七分之六的力气是为人家掏的，我的手臂怎么会有力气呢？”我们围在他周围的人听了他这番“宏论”以后都大笑不止。我在阵戏笑之余深深地感到他的智壑，同时也使我明白，那些看去似乎是土里土气的农民其实他们并不愚昧，他们都是心明眼亮、正直善良、质扑无华的群体。
这个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二十条”的政策虽然没有在“笫二天的下午”就发生改变，但最后还是被谢来法说中了。在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断言“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全会还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不言而喻，那些“扩大自留地”、“十边地”等有利于农村恢复经济的政策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单干风”来批判了。“二十条”中有些条款自然也就“寿终正寝”，曾经许诺的“三十年不变”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1964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后来发展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论点。
尝够了“大饥荒时期”苦头的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心中都十分明白，收回“扩大自留地”和“十边地”的后果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对于批判所谓“单干风”的政令并没有积极拥护，而且还受到他们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在贯彻执行时“阻力”就很大，多数地方采取消极观望或阳奉阴违的办法去对付上级。有些干部“思想积极”的地方，按照上级布置收回了“扩大自留地”和“十边地”，生产队社员也无心去种植，这些地自然就被荒芜起来。这就是后来那些干部所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著名“理论”
我们爵溪农业大队的干部基本上属于“抵制”这一类型，他们象征性地“重新分配自留地”，实际上社员的自留地并没有实质上的减少，而且，社员在“大饥荒时期”开垦的荒地也基本上没有去动过。因为大队的干部心中十分清楚，爵溪地少人多，部分粮食还需要国家供应，如果再把这些新开垦的地收回，社员的日子肯定又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当时虽然仍是“半肚番丝半肚饭”，但总不至于像六一、六二年那样挨饿了。
“ 文化大革命”之初
我进初中以后就形成两个爱好：酷爱文学和关心时事（爱看报纸），这两个爱好一直保持到农村“劳改”时期。正由于有这两个爱好，所以我对于国家的时局发展有比较及时的了解。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于一些文艺作品和文艺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1964年6月，毛泽东在批评文联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时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不执行党的政策”（见浙江教育出版社“新编读报手册”P.247）。文艺界就开始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影剧，而且点名批判了田汉、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物。后来，又开展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全国各大报纸都先后刊登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是在“浙江日报”转载时看到的。对于姚文元这个人我并不陌生，还是在1958年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他写的、连续不断的批判文学泰斗巴金的文章，什么“资产阶级爱情至上”啊，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代表”啊，他在文章中不是用一般的文艺批评方式与作者对某些问题进行商榷，而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容置疑的口气严厉地批判巴金，摆出一付一定要把大文豪巴金批判得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我当时就隐隐地觉得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此前，虽然偶尔在刊物看到过他几篇小文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如果没有一个强硬的政治背景作后盾是绝对不敢、也不可能用如此的口气批判巴金的。说得明白一点，姚文元如果没有背景或者说没有权威人物的幕后支持，即使你姚文元有再好的文学底蕴，出版社也是不会给你刊登批判巴金文章的。但是，当今这篇“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若与五八年批判巴金相比，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当时想，从目前各大报刊掀起的这个批判浪潮来看，党中央是否又要搞一次“反右派运动了”？看来，又有一大批人要倒霉了！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吴晗的作品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罢官问题联系在一起。此外，文章还特别提到所谓“海瑞平冤狱”是为“被镇压的地主、反革命喊冤叫屈”，而且还莫须有地把“海瑞罢官”同所谓“单干风”、“反案风”联系在一起，这种牵强附会的“论点”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紧接着，各类报纸就连篇累牍地发表“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批判文章，点名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晗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人民日报”编辑邓拓以及著名文人廖沫沙等人。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声讨以后，又是这个红得发紫的姚文元站出来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说什么邓拓等三人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且声言要上揪“指使者”，下扫“三家村”在知识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一定要挖出“最深根子”。一看就明白，此刻姚文元的身份非同小可，他不但已经是文坛上的“权威人物”，而且成为政界中的显赫人物了。从此，一场政治大迫害迅速遍及全国。
不久，矛头又忽而指向政界重量级人物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被打成所谓“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不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消彭、罗、陆、杨四人的上述职务，并停止彭、罗、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同时，北京大学等著名高等学校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轰击党中央派出的驻校工作组。有一个叫聂元梓的人贴了一张炮轰工作组的大字报，声称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她这张大字报立刻得到毛泽东支持，并称为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此，“炮轰”像一股熊熊烈火，顿时在全国的高等院校的校园内烽烟四起，并迅速扩大到全社会。攻击“党内走资派”使用的语言令人生畏，称陆定一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这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自然是“活阎王”了。这简直无法使人相信，我记得，即使在1957年“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最严重的言论不过是“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与现在“炮轰”的如此恶毒语句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这些人难道吃了豹子胆不成？不担心日后被打成“极右分子”！但后来的形势发展表明，他们至所以如此大胆，是与毛主席直接支持有关。有毛主席支持，谁敢把他[她]们打成极右分子？
与此同时，作为“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文艺界，当然也处在“热火朝天”之中。当年高举反右派运动大旗的文艺界“统帅”人物周杨被当作“文艺界黑线总头目”揪出来批斗。这位当年把文艺界一大批的精英打成右派的人，使他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当年被他打成右派的人所受冤被斗的心情和苦涩的滋味。
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局势真使人眼花缭乱，简直是不可思念。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不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对这场运动的“无法理解”，就连当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来说，他也对这次运动“很不理解”（刘少奇语）。不过，在三个月后，即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提出中央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后，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图就已见端倪了。
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至此，“文化大革命”的“面目”就十分清楚了。这时，神州大地就突然冒出首先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群体，这些被称为“革命闯将”对全国各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轰击。他们高喊“造反有理”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响亮口号，把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打成“牛鬼蛇神”，并以吓人的罪名强加在他们的头上：刘少奇是党内的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是党内笫二号“走资派”；朱德是“大军阀”；贺龙是“大土匪”；陈毅是“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大头目”；彭德怀虽然早已被打倒，但这次仍不会放过他，说什么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是隐藏在解放军内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说什么他是一个“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等等。我在一张造反派的小报上看到彭德怀被斗争的照片，他双手反绑，双膝脆地的惨状至今还记忆犹新。这位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和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过赫赫战功之人竟遭受如此的下场，真令人心寒------
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这个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它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最初由陈伯达担任，小组的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毛泽东的笫三任夫人江青。几个月后，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这个江青就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三流演员蓝苹。到延安后，她利用贺子珍离开延安赴苏联就医的机会取得毛泽东的欢愉，随后就代替了贺子珍的位子。她当时真是一位风云人物，被捧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当时还有一个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就是那个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地位的林彪。此人在群众的心目中是“红本（毛主席语录）不离手，语录不离口”的“光辉形象”人物，就是他竭力推动“造神”运动，率先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他的带动下，每奉开会时首先要喊“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接着又要背诵一段与会议内容有关的“最高指示”，使之成了开会必须遵循的一个“套头”。林彪这些心机当然不会白费，不久，他就被毛泽东“钦定”为他的接班人，并用法定的形式在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下来------
随着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狂飚不久就刮到了全国各地。凡是参加“革命大串联”的人，只需持一纸证明，就可以乘火车不用买票，进旅馆不用付款，吃饭当然也是“免费的午餐”，总而言之，一切费用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只须带着一个装几件衣服的背包就可以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检阅，随后就可以用“革命大串联”的名义到北国古都、名山大川或江南名楼去造“走资派”的反去了，这种“革命方式”恐怕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此时，全国的学校都处于“停课闹革命”阶段，即使没有去参加“革命大串联”的学生，也是无法去上课读书的。这时，学校里的有些教师日子很不好过，特别是那些有一些历史问题的人，被当成“社会残渣”、“反动余孽”、“暗藏反革命”等罪名加以批斗，有的还被戴着高帽子游街。我们爵溪小学有个姓王的女老师最可怜，因为她在解放前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一段时期的秘书工作，于是就被看作是“国民党暗藏特务”，几个“造反派”教师就挑唆一些不懂事的小学生怀着对“国民党特务”的“刻骨仇恨”，当着面向她抛石头、撒沙子，她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使许多老师感到心惊肉跳，徨徨不可终日。
在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扫四旧”开始的，把一切属于“封、资、修”的“牛鬼蛇神”统统要消灭干净。首当其冲的是爵溪境内的各大小庙宇的菩萨统统地推倒敲碎，大庙、它山庙、上庵、下庵众多的神座佛塑统统被一扫而光，连历来令人敬畏的城隍庙内的城隍菩萨、判官、无常都不能幸免。接着就横扫“四类分子”家中的“四旧”物品。此前，我已经意识到这场运动来势汹猛、非同寻常，就其运动的规模或性质而言，都是与以往任何一次运动所无法相比拟的，凭着我的“嗅觉”，还是觉得应该预先提防才好，否则到“大祸临头”就措手不及了，免得又一次地去吃冤枉官司。我仔细地寻思一下自己有无可能被怀疑为“罪证”的东西，想来想去，唯一可能的恐怕只有那本曾经“出事”过的日记本了。这本我心爱的日记本记录着我这些年来的生活轨迹，其中虽然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记录，但也不排除因受冤屈而写过几句情绪低落的句子。这些句子照例说是应当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遇到现在这样的“造反派”就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了。我实在不情愿毁灭它，但权衡利弊，最后还是下狠心决定付之一炬，因为我实是在经不起再一次打击了。我不但要为自己负责，而且还要为我的妻子和二个孩子（承雷未出生）负责，此时我们已经是一个四口之家了，如果我再次出问题，叫她[们]母子四人怎么过日子？在我烧掉日记本后没几天，“红卫兵”果然闯进我家进行大搜查。我的几本文艺书籍（巴金文集等）和“二十四孝图”、“三圣画”以及一尊母亲留下的瓷质观音菩萨被他们拿走。“二十四孝图”和“三圣画”原本是在过春节时用的。其中“二十四孝图”共八幅，说的是古代历史上二十四个杰出的孝子群体孝敬母亲的的感人故事。那幅“三圣画”就是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和关平、周仓的合画像。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云长是深受老百姓敬仰的仗义英雄。在每年的除夕的下午，父亲总是要把这些画挂在敞堂，“三圣画”居中，“二十四孝图”分列两旁。这样摆设，既具有古典的民族传统，又富有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这幅“三圣画”是父亲的一个“杰作”，虽然谈不上有多少艺术价值，但他却把关云长等三人神情画得惟妙惟肖，当时在爵溪还颇有点名气。他心爱的东西被红卫兵拿走，心里肯定是很难受的。我怕他会有异常的举动，连忙向他使一个眼色。他倒很理智，表现得相当克制，只是呆呆地站着，没有说一句话，这倒使我很放心。“红卫兵”走后，我暗暗地庆幸自己的“神机妙算”，要是在几天前没有烧掉这本日记本，如果被他们发现也许是留下“后患”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我确实是有点“成熟”了。
过了不久，“造反派”又采取了“革命行动”，对于居住比较“宽余”的剥削阶级家庭，要抽出一二间房间给没有房屋的贫下中农居住。我家共有七间房屋，我们兄弟两家各三间，父亲住一间。三间房屋对于一家农户来说只能说是基本需求，不能算宽余，因为四五个人住一个卧室，一个灶间和一个贮藏谷物、番丝、农具等杂物及厕所等一个房间。但相对于没有房屋的贫下中农来说，当然可说是“宽余”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想要“征收”几间房屋，只要“头头”拍一下脑袋就行，根本就用不着办理什么手续，何况当时的“公、检、法”已经被砸烂了。他们说干就干，当天就派进一户李姓的四口之家就搬了进来。我们兄弟两家只好各让出一间房屋来给他家居住。这下子，我家连放便桶的厕所间都没有了，我只好在后堂外面的屋檐下，用芦苇围一下就放进几只便桶，就算是厕所间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的“共产”觉悟确实提高了，虽然“革命”了我的一间房间，但在我的内心里却没有产生过不满的情绪。
1967年1月，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掀起了震惊全国的“一月风暴”。他们纠集“造反派”，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人，并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接着，他们就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
这股“一月风暴”迅速蔓延到象山，县委书记、县长就立刻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而被夺权，他们成立了“革命指挥部”，取代了县委和县长的职能。各公社书记、大队的书记也被本地的“造反派”夺权，统统地当作“走资派”靠边站。有的大队书记还被戴着高帽游街。这些造反行动真使人看得眼花缭乱、不可思议。
在我们爵溪公社里，公社书记王守金被造反派押着戴高帽游街，渔业大队书记陈品位、农业大队书记陈松林和手工业社书记干功明都被“造反派”打倒、夺权，而且要他们在每天早上到毛主席像前去“请罪”------
由于“红卫兵”的造反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我这个“右派分子”没有受到过什么冲击。有时虽然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有所严管、惩罚行动，但也是在“老生常谈”之列。由于我不属于“四类分子”，而是属于“五类分子”中的末位，按当时的政策，右派分子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算是平安无事的。
父亲去世
无论从家产规模还是在经营的方式，父亲属于剥削阶级是肯定的。但是他从未脱离过劳动，也从无产生过鄙视劳动、好逸恶劳的思想，直到他患病、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是一直坚持在生产队里劳动的。在我和弟弟分家时，他提出自己要“另起炉灶”，自食其力，所以当时就分为三家。虽然当时生产队工值很低，只有四角钱一工，但他从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和报酬基本上能够养活他自己，我们只提供他煮饭的烧柴需要就行。
1967年11月，他感到浑身无力，而且明显地消瘦了，他提出要到县人民医院去看病。于是我和弟弟就用竹轿把他抬到县人民医院去求医。经医生诊断结果，有肾脏等多种器官犯病，需要治院进行治疗。我们就给他办理了治院手续，让他安心治病。半个月后，病情基本上好转，医生通知他可以出院了，于是我们又把他抬来家来。他感到很欣慰，我看他心情也很舒畅。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光景，他身体又渐渐地感到乏力，面容也愈来愈瘦了。我们开始担心他的日子可能不会很长了。韵仙很贤慧，她提出在我们爵溪的传统节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做萝卜团过节），多做些萝卜团，叫两个尚健在的姑妈到我家来吃饭，好让她[他]们姐弟三人团聚一番，今后这样的日子也许不多了。我觉得韵仙的苦良用心实在是最好不过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我把两个姑妈请到我家，让她（他）们姐弟三人愉快地团聚。父亲此时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也感到不甚悲哀。他向二个姐姐谈了他“后事”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藏在箱子里的一件毛料华达呢长袍让他穿去。当姑妈向我转告的时候，我当即禀告姑妈，这是不用置疑、理所当然的事情，叫爸爸放心好了。这件长袍的衣料是父亲在解放前从绍兴买来的，而且叫爵溪最著名的栽缝师制作而成，这在当时是算相当稀罕的贵重的衣裳。我相当清楚地记得，在解放前每逢除夕祭年拜神时以及在春节的初五以前这几天，他才穿这件长袍，平时他从来不穿这件长袍的，可见他对这件长袍是极端珍惜的。解放以后，我家的经济情况日益困难，自然就没有能力再添新衣。他除了这件考究的衣服以外，确实是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了。此刻，父亲将要离开我们而去，尽管我们穷得一贫如洗，我们也不会打这件本属于父亲的长袍的主意，否则，我们真是大逆不道了！
春节这天，父亲虽然神志还清醒，但进食困难，已经只能喂一些相当稀薄的米粥。他已经很少说话了，但他还是十分顽强，小便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要自己起来，我们扶着他解手。天黑以后，我们姐妹兄弟四人和韵仙、弟媳等人都侍候在他的周围，看着他像一盏油将燃尽的油灯，一点一点地、渐渐地趋向熄灭。在当晚的凌晨二点另，他终于停止了人生之旅。我们六人立即跪在他的周床前，祈祷他西去平安------
父亲的逝世日期与母亲的忌日只相差两天，一个在除夕前一天早晨，一个在春节的当天晚上（凌晨），但我们决定父亲的丧事再也不能像母亲的丧事那样办得如此仓促，否则我们就太对不起两位大人了。此刻，我们的日子虽然也相当艰难，但粮食情况却比1962年有所好转，番薯丝还是比较充足的。我们按照当时的风俗，决定在初五出殡。
初四日开灵，这是父亲留在家里的最后个一个晚上，我必需陪同他在家里的最后一夜。当晚，亲戚们都来向他跪拜，对他作最后一次的告别。上半夜的守灵人很多，几乎全家的人都在。十一点以后，我叫他（她）们都去休息，让我一个人守灵好了，因为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后半夜是我一个人守灵的。这天晚上，气温特别寒冷，大约在零度左右。凌晨时分，天上居然飘下了零碎的雪花，更增添了悲哀的气氛。我在灵堂上，面对父亲的遗体，对自己进行深刻的反省。我与父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主要的责任在于我。由于我不体贴、不谅解他的想法和难处，才发生了我与他的不和谐、不协调的事情。我想到这里，感到无比的懊悔------
按照风俗，我们在凌晨时给父亲入棺，上午出殡，我们护送父亲的灵柩至黄岭岙的母亲墓地合葬，他（她）们俩位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此墓是在两年前建造的，建成后，母亲的灵柩就在当年的冬至移此安葬。
海竭山穷沙尽
大自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摆布的，如果一意孤行地不听大自然发出的警告，最后就必将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在“大跃进”时期，我记得当时有一句相当出名、大加宣扬的诗句：“天上没有玉皇，海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如果单就文学的意义上去评价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该诗的“胆略”和“气势”也确实非凡，但当时的领导人却有意地把这首诗的内容该意地“政治化”和“实践化”了。这种随心所欲地摆布大自然的鲁莽做法在短短的几年后就受到了无情的严厉的惩罚：爵溪的大目洋里的大黄鱼群销声匿迹，失去了形成渔汛的条件，来自浙、闽两省沿海的到大目洋来捕鱼的渔船也就不见影踪，繁荣几百年的爵溪渔汛也就随之历史性地消失了。爵溪渔业队在无奈中改变作业方式，从原来在大目洋捕获大黄鱼为主改为冬季去嵊泗洋捕获带鱼为主的作业方式。几年以后，嵊泗洋的带鱼也渐渐地减少，最后也消失殆尽。爵溪人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人活着总得要吃饭，要吃饭总得去挣钱，最后只有在“山”和“沙”上做“文章”了。爵溪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沿着海岸线有十多个连绵不断的沙滩，其中爵溪城外的沙滩长达一千余米，相邻的下沙沙滩、大岙沙滩分别也有六七百米、四五百米。而下沙和大岙沙滩的沙丘高达七八米，纵深分别达一百来米和二百来米。这些沙滩的黄沙相当纯洁，几乎是清一色的石英沙，如果把它用作拌水泥的参料是最好不过了。“穷则思变”，不知哪个聪明人突然想到这件“美事”，爵溪渔业队就马上把渔船改成为运沙船，把下沙的沙滩上的沙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运往上海、舟山等地作为建筑材料出售。由于没有取材成本，只有运输成本，自然就有丰厚的“利润”，所以渔业队就财源滚滚地“富裕”起来。农业队当然也不会示弱，这沙滩是爵溪人共有的，自然就应该“资源共享”。于是农业队就派人到外地去租用许多渔船(附：我就是在这时充当船夫的)，共同参与“黄沙大战”。有人作过统计，这两年的时间，下沙的沙滩就被运走黄沙四十五万吨。这个长达六七百米、高达七八米的沙丘就很快地被铲平了，于是海水也就毫不客气地逼进了一百多米。接着，运沙大军就开到到大岙沙滩，几年功夫下来，这个长达四五百米、高达七八米、从纵深有一百多米的沙丘也很快地被铲平了，海水直逼象山县水产公司的水产品加工厂墙下。但是运沙大军还不肯停止铲沙、运沙，照样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
这家国营的水产加工厂是解放初建立起来的，当时因爵溪的渔汛繁荣局面而显赫一时，该加工厂生产的大黄鱼鲞远销国内外而闻名遐迩。后来，随着爵溪的渔汛消失也因此而停产，此时只剩下几个人看守厂房，好一片凄凉的景象。这几个看守厂房的职工眼睁睁地看着厂房坍塌而束手无策。半年以后，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有五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水产加工厂完全被海水吞没，海潮退落以后变成了一堆醒目的乱石滩，成为爵溪镇的“圆明园遗址”。不过，“火烧圆明园”的当然不是“八国联军”，而是爵溪公社自己的“渔农联军”------
与此同时，由于爵溪具有“地少人多、船少人多”的特点，没去运沙的一些人就到山上去采石，霎时间，采石匠就在爵溪的各个山岙里大显身手。由于爵溪的山岩是花岗岩结构，可以随意做成有棱有角的方形体，运到上海去可以卖到好价钱，所以在几年时间里，山上的大量浮岩也很快就被采光了------
不能去运沙、采石的人也是要吃饭的，他们只能到山上去砍柴，然后把柴挑到外地去卖，藉以糊口。由于砍柴的人多（男女老少都上阵），就像“蚂蚁”一样地遍布各个山坡。几年时间下来，山上的“地皮”都被刮干净，最后连剌根都被挖得精光。不要说野猪、角麂、山鸡无法在山上生存，就是连老鼠在山上爬都看得清楚楚。由于失去了野兽的生存条件，它们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原来在山上有种类很多的野兽，从此就不见它们的影踪了。
爵溪真正是到了海竭、山穷、沙尽的地步！有人感叹地说，我们连子孙饭都吃光了！事实也确实如此，难以为继的爵溪人只好把家具都卖了，每天总有众多的南庄人、林海人到爵溪来买家具，时时可以看到爵溪人的家具从前岙岭上抬出去。由于在爵溪实在是难以生存，渔业队有不少人移居南韭山，靠挖紫菜、采贝类、涨网为生；农业队也有几十户人家移居门前涂里边的一块荒地建立“新建村”，开垦处女地，种植粮食作物、瓜果、棉花，以求温饱。
爵溪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在这块祖辈们留下的土地上艰难地生活着，他们并没有绝望，继续在寻找、探索生存之路------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爵溪的有识之士们，经过艰苦、坚韧的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社情”的发展道路---社队工业。当然，这是一条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而取得成功的道路，其间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曲折、执著和坚忍不拔的追求？最后，爵溪的社队工业(后来叫乡镇工业)终于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地发展起来，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百颗“乡镇之星”。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坏事变成好事”了！因为经过这十来年的折腾以后，爵溪人确实是无路可走了，他们只能是用破釜沉舟的决心而背水一战！
义务“核算员”
自从我进入一村二队以后，就一直过着相对比较平静的日子。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是抱着“反正如此”的态度，在生产队里的表现是既不先进也不落后，干活时既不十分卖力也不偷懒，有意处于中间状态。但我在队里与社员的关系一直相处很好，特别是他们要求我帮他们写写算算的时候，我真是热情有加、乐于相助的。他们很理解我的处境，认为我读了这许多书仍然到生产队里来做农业实在是太可惜了。
爵溪农队地少人多，我们一村二队全队共有二十多户人家，二十八个劳动力，只有四十二亩水田，而山（旱）地却也有四十多亩。所以口粮、特别是大米奇缺，全靠山地上的番薯来补充。在每年冬季到收获番薯的时候，生产队总是特别繁忙，由于分番薯要化费很多时间，所以社员们怨声载道。其主要原因是社员把番薯掏到队里需要及时分掉，因为番薯是易烂品，堆放几天后就要腐烂，何况此时我们生产队只有二间仓库，没有地方可供番薯存放。再说，社员也需要立即分掉这些番薯，只有分掉后才可以去立即处理，马上把它刨成番丝，便于贮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而番薯属于粮食，按照当时的粮食分配的政策是要按人口定量和劳动工分七三比例分配的。本来在开始时可以大致预分一下，在最后一次核算时拉平。但由于队里的番薯品种多样，品质相差很大。比如“6038”含淀粉多，水分少，口味又好，大家都喜欢它；而“九农白皮”产量虽然高，但含水分多，口味又差，大家都不喜欢它。在预支时“6038”多分的人自然就高兴，反之就吃亏，所以彼此的意见就很多，只有每次核算分配，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这种分配方法相当复杂，而队里的会计的核算水平又不高，要进行这种复杂的运算需要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因为会计要先算出每户的定量的分配数，然后再算出工分的分配数，再把二者相加，才得出该户的可分配数。这种运算方法需要加减乘除，而用算盘计算乘除法的速度确实是相当费时。而这时又是处于农忙时期，社员的时间相当宝贵，下工后大家都要到自留地里去干活，夜里还有刨番丝等活急着要做，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空空地坐等着待会计核算所需的一个多钟点核算的宝贵时间白白地浪费掉，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时，我忽然想到自己的“优势”：家里有一支从学校里带回来的计算尺（当时还没有计算器）可以代替算盘，用计算尺演算乘除法比算盘要快十多倍。另外，根据我的数学基础，完全有可以用相当便捷的方式去计算这种核算方式。即预先计算好每户在全队中按定粮与工分的比例分配的系数。所谓系数，简略地说就是每户可分配数在全队中所占的百分比。具体的做法是：设定全队总数为“1”，那么每户在全队中的“定粮与工分的分配数之和”在全队所占的百分比必定是一个“小数”（一般为0.0X---0.X之间）这就是该户的系数。如果这次分配数为4580斤，只要将该户的系数乘以4580就行，这个“乘积”数就是该户的分配所得数了。运用这样“系数”法，对于我这样学过高等数学的人来说只是属于“小儿科”的东西。这样，分番薯的核算时间就可以大大地缩短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当时的生产队长郑安龙和在场的社员们，他们听后当然赞成，他们相信我绝对不会吹牛皮。于是，我在当天夜里就计算好全队各户的“系数”，在笫二天分番薯的时候就由我来担任核算分配番薯。结果，我只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原来会计需要一个多钟头时间就把核算工作完成了。不言而喻，我一下子就把分番薯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社员们看着我运用这支神奇的计算尺，只是将标尺来回拉几下，然后把游标一对，分配数立即就出来了。他们高兴得眉开眼笑，他们都齐声赞扬我没有把书白读。我听了自然也十分高兴，因为我为社员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从此，我就在队里担任了“义务核算员”。一年以后，大家都提出要让我当生产队的会计。郑安龙的思想很“解放”，他居然会同意社员们提出的意见，这在爵溪公社是没有先例的，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地富子女是不能当生产队会计的，何况我又是“右派分子”，是一个具备“双料货”的人。消息传开后，郑安龙确实遇到了压力，但还是被他顶住了。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鼓励的。由于我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队的工作，从社员到队长，对我的印象比以前好多了，我几乎成为队里的一个重要的“参谋”角色，凡是一些大事情都要听听我的意见。这种尊敬我、爱护我的做法，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励。我当时认为这是最可贵的，而且是无法用一种东西可以去衡量的。从此，我在队里干活就更卖力、更积极，凡是比较苦累的活我都带头干，挑的农活担子也比一般社员重，我几乎变成为队里的“积极分子”了。
担任植保员
“文化大革命”一直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尽管当时“革命指挥部”也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可是“造反派”却只会“抓革命”，而不会去“促生产”。随着县委机关被砸烂，下面所属的各个机构也几乎近似瘫痪，没有人去管农业生产、农业科技方面的事情。当时虽然也有“县病虫观点站”，但当时没有及时地把防治病虫的通知书发到农村各大队，所以当时生产队杀虫喷药都是在肉眼看到害虫后才急急忙忙开始的，由于抓不着防治火候时间，所以防治效果很差。我们爵溪在历史是以渔、工商为主农业为副的地方，所以农业生产的基础本来就很薄弱，土质又差，再加上病虫害猖厥，所以水稻产量一直很低，早稻亩产一般只有三百斤左右，晚稻则更低，亩产仅二百来斤。近几年造成低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病虫害所致。我们队的水田本来就不多，平均每户只占七分田，全年户均分到的稻谷不到四百斤，所以我们当时的主粮是番薯（丝），爵溪整个农业大队的情况也差不多。把番丝当作主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人都不愿吃番丝，但人人又必须吃番丝。要想少吃番丝，多吃大米，只能是靠提高水稻的产量才可能实现。可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提高水稻产量呢？这个难题就很自然地落在当时已经担任大队第一把手的郑安龙的身上。他虽然担任了“大队笫一把手”的职务，但他仍然没有脱产，经常回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劳动。
有一天，郑安龙带我到田头，指着一片被害虫糟蹋而枯萎的稻丛对我说：“为礼，你看我们辛辛苦苦种起来的水稻被害虫吃掉了，多心疼啊！你是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是否可以动动脑子，想方设法地把害虫统统杀死？”
“我在学校里学的是机械、电气方面的知识，对于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是一窍不通啊。”我诚恳地回答他。
“你就不能去买几本农技方面的书藉来学习学习？”他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
“可以试试看。”我考虑了一下，然后认真地回答他。
于是，我就按照他的吩咐，到丹城新华书店去买来几本关于植物保护、农技方面的书籍，并立刻聚精会神地阅读起来，特别是有关病虫害方面的知识，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看了这些书籍后，我已初步地懂得病虫害的发生、特点以及防治病虫害的一些基本方法。看来，掌握这些普通的植保知识和防治病虫害的主要方法并不十分困难，当然需要有一个实践过程才能真正地掌握它，但绝对不会像袁隆平搞“不育系”、“恢复系”、“杂交稻制种”那样困难，因为后是属于农作物的科研范围，没有进过农业院校是不行的，而防治病虫害的工作则是属于一般性的、普通的农技常识，学起来并不十分困难，只要有决心就行。
爵溪农业大队面临的主要病虫害有二种：危害早稻的主要是纵卷叶螟。这种害虫发生在早稻将要成熟时的七月中上旬，它们把稻叶卷起来，然后把叶肉吃光，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叶皮。由于稻叶失去了叶绿素，致使稻穗不能成熟。如防治时间没有掌握到关键火候时刻进行[早了不行，迟了也不行]，杀虫的效果就极差，早稻就会成片地枯死。轻则稻谷干瘪，重则往往颗粒无收；危害晚稻主要害虫是稻飞虱，又叫响虫。别看这种身长只有二毫米左右、白灰色的小东西，它对晚稻的危害是致命的。在它们旺发的时候，每丛稻根部多至百把只。它们有像蚊子一般的剌管，专门抽吸稻杆的汁液。这种害虫往往发生在晚稻灌浆期，如防治不及时，晚稻将全部枯死，连稻草都会变成一堆软摊摊的“茅纸”，稻谷干瘪无肉，近似绝收。所以我当时的研究重点就放在这二种害虫上，首先是早稻的纵卷叶螟。
我看了“植保手册”后才明白，这种纵卷叶螟是属于昆虫，其生长的过程简直与家蚕一模一样：飞蛾产卵---卵子变成幼虫---幼虫变蛹---蛹化飞蛾，如此循环。只要准确掌握纵卷叶螟飞蛾的产卵日期，就能推算出它的幼虫孵化时间。它的初期幼虫极小，肉眼不能看到，只有在它到四龄期以后把稻叶卷起来才能发觉。而它的飞蛾却像一只淡黄色的小蝴蝶，翅膀上有几条黑色的细条纹（书中有它标本的彩色照片，完全可以辩别）。在七月上旬时，我在稻丛中早就看到过它的“芳影”，不过当时不知道它就是纵卷叶螟的飞蛾罢了。现在，我完全可以掌握它的发生规律，它在某日出现得最多，这天就是它的产卵高峰期。根据书中介绍，飞蛾产卵的高峰期过后的笫七天就是孵化高峰期，再经过三至五天，幼虫就进入二龄期，此时就是杀虫的最佳时期，因为它此时的抵抗力很弱，最容易被杀死，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火候”。因为危害早稻的正是纵卷叶虫的幼虫，如果错过这个时期，等幼虫长大了，它的抵抗力强了，就难以杀死它。反之，如果过早施农药杀虫，幼虫尚未孵化，等到幼虫长大吃叶时，农药的药效已经过时，杀伤力不大，也就难以凑效，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由于以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可能掌握它发生的规律，盲目施药，所以就没有收到杀虫的预期效果，致使早稻严重减产。
七月上旬，我开始实践掌握纵卷叶螟的发生规律。每天清晨，在生产队尚未出工的时候，我就卷起裤筒下田，在稻田里寻找纵卷叶螟的飞蛾。我用一根竹杆拨动稻丛，把飞蛾从稻丛中驱逐出来，然后细心地数着飞蛾的数目，在一百稻丛中平均有多少飞蛾，并在本子上记下来。这样一直驱赶了十多天，直到没有飞蛾为止。这样，我就能相当准确地确定纵卷叶螟飞蛾的产卵高峰期(蛾子最多的一天就是飞蛾产卵高峰期)。有了这个高峰期，我就能确定幼虫的孵化期，也就很快地推算出准确有效的杀虫日期。
我把杀虫日期通知给郑安龙。他十分信任我，就决定我们生产队在这天喷射农药。不过，由于这是初次实验，我心中还是七上八下的，相当担心自己的推算日子会不会发生差错。有几个年纪较大的老农有些怀疑地对我提出，现在还没有看到虫子就杀虫，是不是会太早了一点？我向他们解释后，他们才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我此后一直在田间巡视，看看纵卷叶虫究竟会不会在稻丛中出现。
我一直巡视了十多天，奇迹终于出现，在我们生产队的稻田上，竟然没有发现一点虫害，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而没有与我们同时杀虫的生产队却出现了大面积的虫害。这下子，社员们都心服口服了。那些原来对我有一点怀疑的社员，此刻也对我大加赞扬了。这年早稻青杆黄熟，亩产一下子提高了二百多斤，社员都眉开眼笑，首次尝到丰收的喜悦。
从此，按照郑安龙的指示，全大队的杀虫时间都要根据我发出的防治时间统一行动，由于防治时间准确无误，我们全农业大队从此摆脱了害虫的严重危害，水稻产量明显提高。很自然，我的威望提高了，几乎成为全公社在植保方面的权威人物。笫二年，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大队植保员了。不久，我又成为公社植保员，指挥全爵溪公社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科学种田
郑安龙是一个务实的、有政治目光的人，他懂得，他要有所作为，要在大队里树立起威信，除了做好大队工作以外，他必须要把自己所在的生产队搞好，并把它作为一个典型，然后加以推广，才会进一步地把大队工作上一个台阶。
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我，希望我能协助他做好这一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为礼，要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我们只有在科学种田上做文章。我看你还有很大潜力，再去买些书籍来看看，研究研究如何？”
我自然心领神会。说实话，我自从尝到在植保方面取得一点成果的“甜头”以后，真还想再作一些努力，如果能在农技方面再取得一些成果，无论对于生产队还是对于我自己，都是十分有益的。我听了郑安龙的话后当然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他。于是，我就到丹城新华书店去买了几本有关农技方面的书籍，同时我还向邮局订阅了一份“浙江科技报”，利用空闲时间就潜心地研读起来。经过一阵思考分析后，我觉得要提高水稻产量，必须全面落实当时十分强调的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我觉得，这个“八字宪法”虽然“土”了一点，但它却是农作物种植经验的全面总结，如果能全面落实这些措施，农作物的产量肯定能大幅度地提高。根据我队的实际情况，在“密（植）”和“（植）保”上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而“肥（料）”、“土（壤）”、“工（具）”受到当时经济条件限制而难以改变，只有在“水”、“（品）种”、“管（理）”三个字上做文章。
在我未接触这些农业科技书藉及资料之前，确有轻农思想，总认为农业生产没有什么“花头”。在我对它进行研读之后，才使我猛省到自己头脑里的轻农思想是多么偏见，确算是寡见陋闻之列。原来，在农业生产上竟然还有如此奥妙的东西，还有这么多的“文章”可做。我在这些书藉及资料中得知，水稻的培植与管理工作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么“粗野”，而是一门具有十分奇妙、甚至有许多深奥的、值得探索的科学，只是我们此前没有认真地去做罢了。就拿水稻的水土管理来说，我以前总以为水稻嘛，顾名思义地它就离不开水，只要在田里不断灌水就行。其实水稻在种植初期确实需要用水来保持它的良好生长，但又不能灌得太满，否则土壤就要缺氧，不利于水稻的根系发育生长。在稻苗分孽以后，就得要控制用水，特别是在稻苗的基本苗达到了一亩50—60万单株的数量以后，稻田就要采取“搁田”措施，就是不要把水放进田里去，让稻苗旱搁起来，阻止稻苗再继续分孽。因为基本苗太多就会使许多单株不会抽穗，分散了稻禾的养份的消耗，反而要降低水稻的产量。我对于这些农业科技知识原来都是一片空白，只有在研读了农业科技书籍、资料之后才“翻然醒悟”，看来我是枉做了十年农民。另外，水稻的品种选择也是十分重要。同样一丘田，种植不同的品种，产量就会相差很大。于是，我就决定首先在水稻的管理和水稻的品种上下功夫。当然，这些想法都是在经过郑安龙同意后才能实施的。
由于我此前在植保方面取得成果而树立起一定的威望再加上郑安龙支持这座“靠山”，所以生产队长和社员们对于我在生产队里实践这些农业科技活动都表示十分支持，虽然他们在几十年的农民生涯中从无听到过这些“新生事物”，但他们却都十分愿意听从我的安排去搞那些全新的“管理模式”。科学是客观而公正的，我们终于又取得了一次成功，水稻产量几乎增产近一倍。我从自己个人还保存着的当年资料中显示，1971年的水稻产量记录如下：早稻平均亩产660斤，最高一丘田亩产达925斤；晚稻平均亩产360斤，最高一丘田亩产达455斤。社员们都欢天喜地地庆贺丰收，我们生产队还兴味盎然举办了一次“弹脚毛”（聚餐），有几个社员还喝得酩酊大醉。此后，在我们的主粮搭配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米比例上升，番丝比例下降。我们生产队的水稻亩产在全大队名列前茅，历史性地跨过“农业发展纲要”（水稻亩产八百斤）。这也很自然地引起了当时担任爵溪公社党委书记秦永臻同志的注意，他经过实地调查研究以后，就决定把我们南街队(即一村二队)作为全公社的典型来抓。这个当时在爵溪人民心中普遍都认为是真正“公仆式”的秦永臻书记还与我谈过话，他热情地鼓励我继续大胆地、深入地把农业科技搞下去，放下思想包袱，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只要是真情地跟着共产党走，与农民打成一片，脚踏实地地工作，你同样是有光明前途的。我至今还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他与我谈话时的情景，我当时激动得几乎热泪盈眶。在二十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在丹城建设路上散步的时候与他邂逅，我们都彼此停住了脚步。“秦书记，你还认识我吗？”。“你张为礼我怎能会忘记？”。可见，我当时在他心中是有深刻印象的。他在爵溪离任后担任县委宣传部长。
从此，我更加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农业科技活动中去了。由于我经常把发现的病虫害情报寄送到“县病虫观察站”，所以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有一次，郑安龙告诉我，“县病虫观察站”的一位同志曾经对爵溪公社负责农业工作的干部说：“你们爵溪公社植保员工作很富有生气”。为了把“科学种田”的工作做得有条不紊，我当时就相当重视资料的结累，便于对比、分析（我的工作日记本至今还保存着）。这些资料包括：“病虫害防治效果对比”、“水稻栽培资料对照表”、“小苗育秧资料登记”、“秧苗带土移栽技术要点”、“水稻各品种产量对照表”等等。在实际工作上，在郑安龙的支持下，我还在全公社范围内首先带头试验“尼龙育秧”和“小苗带土移栽”并取得了成功，此后就在全公社范围内加以推广。我还从县农技站买来“不育系”、“恢复系”稻种，在一丘六分田上搞“杂交稻制种”试验，而且还真的制出一斤杂交稻种子。我做了这些工作后，就很自然地引起了秦永臻书记的重视。在公社成立“科学种田科研小组”的时候，我就被聘任为小组顾问。从此，每当公社召开农业干部[生产队长]会议的时候，公社的科研小组长老王总是通知我去参加会议。起先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我这个“右派分子”与农村干部坐在一起开会，似乎总觉得有被人怀疑“混进革命队伍里”之嫌，好在是公社书记秦永臻同意我参加会议的。我至所以有此“待遇”，是由于我靠自己的实际工作干出来的。何况，我的右派身份在爵溪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情，我没有“包装”、也无法“包装”，纸是绝对包不住火的，所以我没有感到丝毫心虚，而感到很踏实。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无疑地对我今后的生活轨迹出现了转机。
文学创作
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处境稍微改善以后，就想到自己应该“有一点作为”，不甘心永远这样无所事事地生活下去，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至少在生活上要有“一点色彩”。我深入地分析了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在“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我不能好高骛远地去妄想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此刻的处境是就想进一家社队工厂去当一名工人也是痴心妄想，我明白今生今世要离开“泥土”是不可能的，在寒窗苦读时想当一名工程师的理想早已在现实中泯灭了。由于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并不在农业科技，而且即使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所成果”的愿望，因为我既没有经过有关农业的系统的理论学习，而我又处在被“劳改”的环境，任凭你有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终日在泥土里“打滚”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所以，我并不幻想在农业科技上“创造奇迹”。说实在话，我至所以在这些属于相当简单的农技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是出于“受人之托”和“想为社员做一点好事”的初衷，绝对不是我的希冀所在。我只能把想当一名工程师的理想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让它湮灭消失。想来想去，恐怕也只有走文学创作这条路了。当然，我当时也十分清楚，我想写小说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成为作家，我只想能发表一篇、或几篇短篇小说就行，这就达到了我在生活上有些“色彩”或者说能在“平静的湖面上掀起一阵波澜”的目的就心满意足了。我自知没有作家的天赋，对于文学充其量也只不过仅仅是爱好而已，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学基础；而且我当时也还十分清醒，当时许多全国闻名的右派作家都被剥夺了创作权，而且被放逐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去了，文坛上正面临着万马齐喑的局面。像我这样一无文学功底、二无创作实践、仅仅是凭一点爱好和兴趣的人竟也想搞文学创作，而且还希望能发表一篇小说，这岂非是痴心妄想？退一步说，即使我创作的作品有一点“眉目”，难道还有哪一家刊物会登载我这样“右派分子”的作品？
说来也奇怪，尽管我当时有这些清醒的认识，也明明知道文学创作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但我还是鬼迷心窍地干了起来。我当时至所以会产生这个奇怪的念头，是由于我抱着“失败了也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创作是利用农闲时间及晚上进行的，即使无果而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失，最多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而已。我觉得，做人总得有点精神、有点希冀。因为人一旦有了希冀、有了精神后才会产生动力、才会有生气、有活力。否则，人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迟早要发臭。我当时尽管是处在最恶劣、最底层的社会环境，但我对于生活并没有失去信心和信念，我忍声吞气地、默默无闻地等待着，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奇迹”，我也算是没有白活一生。我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投入文学创作的。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下我至所以能有空闲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是因为“揩”了“社会前进”的“油”。此前，我可没有一天的空闲时间。白天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雨天则要在家打草鞋。因为一年我要穿几十双草鞋，家中无钱去买，就只好自己动手打了。好在过去母亲在世时常常在家打草鞋供我们全家人需用，我在她身旁耳闻目濡地知道打草鞋的要领，所以打了几双后就有些眉目了。几年以后，由于“社会前进”，手拉车多了起来，于是就有许多废外胎可当作做草鞋的原料，当时就叫它为“车胎鞋”。由于车胎耐磨，一双车胎鞋可以穿上两年，虽然要化二元钱去买（当时的二元钱比现在五十元钱还值钱），但我还是咬了牙去买了一双。从此我就不用在雨天打草鞋，所以也就有了空闲的时间来进行文学创作了。
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写短篇小说的题材应当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这不但是因为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觉得写这种题材也很保险，不会出问题。首先，我觉得还是写植保方面的的题材最合适，因为我对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比较深刻，写起来自然会得心应手些，而且反映农村科学种田方面的题材在当时比较“吃香”。我经过构思后，大致的轮廓就很快地拟定了。 小说的主人公是下乡知青、女植保员林涛（我怕被人怀疑写自己，故意把植保员写成女的），她肯刻苦钻研、善于实践、敢于打破常规，发现了一些病虫害的异常情况，得到了“县病虫观察站”的表彰。大队支部书记郑深海（郑安龙的化身）是一个支持新生事物的先进思想代表者，他热情地支持林涛的各种试验工作。大队长宋建坤则是个思想保守的人物，他对林涛搞“新花样”持怀疑态度，最后在事实面前提高了认识。小说就环绕这三个人物的矛盾中展开。我把小说的名字暂定为“植保战线”。
我大约化了二个多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才把小说初稿写好，然后交给郑安龙去看，并请他提出一些意见。这里，我有一个良苦的用心，我想，我即使把小说写得不错，编辑部也同意发表，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政审”这一关。没有经过大队、公社同意是休想绕过这一关的。编辑部要发表我的小说就必然要到公社、大队来了解情况，如果郑安龙对我创作一无所知，就很难说郑安龙会对我的作品持支持态度，这样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到头来还不是枉费心机了吗？这恐怕也算是我的一个谋略吧。郑安龙看后觉得我的小说写得不错，因为在小说中的人物他是完全熟悉的，他说反映这方面的题材绝对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把这篇“植保战线”投寄给“杭州文艺”编辑部。此后，我就满怀信心地、急切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二个月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信封上印着“杭州文艺”编辑部的信，不用拆开就明白，这肯定是一封退稿信。编辑部也真是太吝啬了，他们只是在铅印好的信笺上填写了我名字的三个字。这些铅印字的内容当然是千篇一律，无非是一些“感谢来稿”、“继续努力”之类的鼓励性质的客套语言。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仍然执著地修改这篇小说。
接着，又一次退稿，同样又是一张铅印回信。但我仍然没有灰心丧气。我苦苦地思索着失败的原因，对照刊物上小说的描写手法，我领悟到自己写的这篇小说的“病症”是在于人物形象不明显，细节描写不充分，人物个性没凸出等缺陷。明确了修改的目标，我又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创作中去------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修改后的这篇小说寄出后的一个多月后，就收到了“杭州文艺”编辑部的来信。虽然这封回信也是一封退稿信，但却不是铅印文字，是一张在编辑部公用笺上用钢笔写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编辑热情地向我指出小说中的不足之处，并给我“指点迷津”，满腔热情地鼓励我继续修改，并说这篇小说是有前途的。不过这位编辑没有具名，信的下方只盖着一夥编辑部的公章。
不用说，我几乎高兴得跳起来。事后我按照这位编辑指出的思路进行修改。修改后，我就急呼呼地把“植保战线”再次寄往“杭州文艺”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