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9日，郑安龙的把一封信交给我，并说：“我看到在公社文书办公室的玻璃台板上压着一个‘会议通知’，低头一看原来是杭州市文化局、‘杭州文艺’编辑部通知你去参加座谈会的。我连忙问文书是怎么一回事。文书告诉我，公社领导研究过这件事，但尚未作出决定。张为礼表现虽然很好，但让他去参加这样一个省、市级的会议是否适合？我说我看过这篇小说，它是反映科学种田、植保方面内容的小说，有啥不合适的。经文书同意后我就把它拿来了。”因为郑安龙此时已经是公社革委会委员，他的话是有一定份量的。
我真是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我用万分感激的目光望了望郑安龙：“多亏你的帮助。”
这时，秦永臻书记已经调离了爵溪公社，新来的李书记对我态度虽然比不上秦书记对我那样的关心、热情，但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如果秦书记还在爵溪的话，我想这封信是绝对不会被压在文书的玻璃台板上而差点延误了一次对我来说是极端重要的机遇。我想，我还算是十分荣幸的，如果这封信没有及时地被郑安龙发现(离报到只有一天时间)，如果我当初没有把这篇小说给郑安龙看，如果公社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那麽后果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当初的这个“谋略”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看来，我当时真还有点“先见之明”呢，不过我想这不是搞什么“阴谋”，而是“阳谋”。
报到日期是11月10日，只剩下一天时间了，我必须立刻准备动身，否则就要延误报到日期。这时我正在爵溪公路山坡工地上用手拉车拉石块，一天有五元钱可挣。别看这五元钱，当时在生产队里一天只能分四毛钱来说是相差十多倍啊！这五元钱可以供我家一个月的另用开支，或者可以支付二个孩子的一个学期的学费。况且，这是在农闲时间通过自己找来的付业收入，可以不必交队，完全可以放入自己的腰包。但我还是毫不犹豫放弃了这项“高收入”。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韵仙时，贤惠的她虽然觉得这五元钱一天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多么难得和宝贵，但她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她知道，参加这种会议对我来说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她赶紧翻箱倒柜地想为我找出几件稍微好一点的衣裳，不至于在会上显得过于寒酸。但她找了好久仍然没有找到一件合适的衣服，因为这十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最后，总算找出二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和裤子。我则赶紧到大队、公社去办理介绍信，由于大队、公社都同意放行，所以办理去开会的手续倒也十分顺利。
为了保证能买到从丹城到宁波的汽车票，我在凌晨二点就起身，冒着黑夜赶了二十多里的蜿蜒曲折的山路，在东方露白时刚好赶到丹城车站。由于我排队在最前面，所以就顺利地买到了去宁波的汽车票。中午，我登上了从宁波开往杭州的火车，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当火车到达钱江大桥时，我望见雄伟的六和塔，不禁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想不到在离开杭州17年后今天，我竟有此机会重回杭州。在1958年5月离开杭州时，我曾十分悲观地认为此生恐怕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杭州了。但时过境迁，我竟会以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形式重新来到杭州，这是我当初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下车后，我没有去找旅馆，因囊中羞涩而只能前往外甥女婿王贤谱处投宿，也只好为难亲戚了。王贤谱原来是爵溪船厂职工，因为该船厂由于爵溪的渔业资源衰竭而面临倒闭的状态，职工只得自找出路，他在几年前来到杭州市的一家修船厂做合同工，他住在南星桥附近的钱塘江边的修船厂职工宿舍。在我到达王贤谱的住宿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他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突然降临感到有点怔奇。我说明情况后，他马上转为欣喜，连忙为我张罗晚饭。次日清晨，我乘公共汽车到龙翔桥后，然后再换上去富阳的公共汽车。上午八点钟就到达了目的地。没费多时就打听到了开会报到的地方---富阳旅馆。
富阳旅馆地处美丽的富春江边，周围环境十分幽静，确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我报到后，一个名叫祝鸿生的编辑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他安排好我的房间后，就告诉我马上就要开会了，叫我赶快放好行李，马上准备去开会。
参加座谈会的一共有二十多人，会议在上午九时正式开始。首先由杭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孙晓泉讲话，接着就分组讨论。我分在小说组，一共有十来个人。另一组是诗歌、散文组，也是十来个人。经过介绍，我们小说组的组长叫华人秀，他曾经当过“东海”编辑。有一个叫赵和松的人的作品常在报刊上发表，我看到过他的文章。此外还有徐迅和洪军。徐迅是兰溪五七中学教师，洪军则是一个海军复员军人，他们的作品也常常在刊物上发表。其他的人都是一些与我差不多的业余作者。
11月12日开始讨论重点作品。我们小说组确定四篇小说在会上讨论，我的“植保战线”也名列其中。无疑地，讨论会上对作品的分析解剖中我受益非浅。因为他们之中有不乏为写作的行家里手。
与我同房间的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叫黄梦燕的散文作者是柴桥人,他的散文已经少有名气。他待人热情，态度和蔼可亲，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晚饭后，他和徐迅、洪军等人约我一同到外面去散步。我们沿着美丽的富春江畔悠闲地欣赏着她迷人的景色。夕阳西沉，落日的余晖把西边的天角染上了一片鲜艳的桔黄色。缓缓流动着的江水波光粼粼，两岸郁郁葱葱的竹林和乔木林更添神秘的色彩，令人流连忘返。我们边谈边走，登上了富阳著名的风暴点---鹳山。这里有近代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的衣冠冢。郁达夫是富阳人，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郭沫若共同发起组织“创造社”。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积极从事抗日战争宣传工作。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杀害。故乡人民当然不会忘记这位爱国者。鹳山确是名不虚传，远眺富春江，像是一条宽阔的银带，神奇而美妙；名镇富阳收尽眼底，万家灯火地像一夥灿烂的明珠镶嵌在美妙绝伦的银带边，真是叫人心旷神怡。爱好文学的人大致都欢喜纵论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及其代表作品，每当谈及这些名人轶事或他们的名著时，我当然也喜欢插入其内。洪军有点奇异地问我：“你这个农民也真有点奇特，如果没有博览群书，哪会拥有这么多的学识？”我笑而不答。我如果暴露了“庐山真面目”，这岂不是一切都完了吗？黄梦燕则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然后会意地笑了。转尔他忽然又笑容可掬地问我：“你知道接待你的祝鸿生的情况吗？”
“他是‘杭州文艺’编辑。”我很爽气地回答他。
“还有呢？”他继续问我。
“------”我呆然地望着他。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大文豪巴金的女婿。我索性再告诉你，他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同在上海戏曲学院毕业。林小林现在是‘浙江文艺’月刊编辑。这个消息你总不灵通了吧。”
说起巴金我倒是相当熟悉，我拜读过他在法国留学时写的“毁灭”，当然也废寝忘食地读过他的代表作“家”、“春”、“秋”，也读过他的散文集（如“春天里的秋天”）。巴金是我崇拜的作家。可是我长期来身在农村，过着坐井观天式的生活，怎能知识祝鸿生是他的女婿呢？------
11月14日，祝鸿生与我祥细地讨论修改“植保战线”。主要涉及主题深化、突出人物个性及细节描写等问题。谈后，我连夜忙碌起来，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
二天以后，祝鸿生找我谈话，他认为“植保战线”仍然需要修改。他并建议我索性把原来的构架拆掉重组，另起炉灶，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及主要故事情节不用改变。于是我重新构思起来----。这天晚上，我把小说结构重新进行安排，直到次日凌晨二点才把初稿完成。第二天上午，我又对它进行逐行推敲，直到下午四点才把稿子交给祝鸿生编辑，我才如释重负。我把小说的题名改为“女植保员”。
在开会期间的待遇还算不错，伙食费每天补贴八角，这对我已经“足够”了，因为会议安排在一个食堂里吃。早餐二角，中晚餐各三角，不用自己再掏腰包，当然这是最节约的吃法，省得不能再省了。其实，像我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对于一餐只有四两米、二角菜下肚当然只是“半饱状态”，我只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开会不像干农活那样费力，少吃些没关系；再则开会的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饭量都很细，我如果像在家里那样吃法，一顿要吃三大碗米饭岂不是也太不雅观了？这一切，细心的黄梦燕都看在眼里，我这个虎背熊腰式的农民，中、晚餐只吃四两米饭、二角菜是无论如何没有吃饱的。饭后他把五斤粮票塞进我的衣袋里，并说不用再解释了。我当时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另外，住宿费不用自己付款，途中住宿费、来往车票均可报销。如果是农民作者还有每天八角钱误工费可领，附带一张证明回去上交大队可记上会议期间的工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在此前拉石头时由于不小心手指被轧破了尚未痊愈，此刻又发炎了，手指头红肿起来。编辑徐培培（笔名倪土）知道后，他就热情地亲自带我到卫生院去换药，并说医药费是可以在会上报销的。我当时真是相当感激，这种同志间的关爱和温暖已经多年没有感受了。
11月17日，我向祝鸿生等编辑们以及黄梦燕等朋友们告别，离开富阳回杭州，仍然在王贤谱处过夜。次日清晨，王贤谱送我到南星桥车站上车。我当时是意气风发的心情离杭返象的。
12月28日，我接到祝鸿生编辑的来信，告诉我“女植保员”已改名为“植保姑娘”，编辑部已决定刊载。顿时，我心花怒放，立即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韵仙，她听后也喜上眉梢。
1976年1月8日，祝鸿生来信通知我，“植保姑娘”在今年第二期上发表。同时，他还给我寄来了一套彩色年历。我真感激这位热心肠的编辑，我们只不过是一面之交，他竟会如此热情地关心我，世界上也真是好人多啊！
1976年4月20日，我收到祝鸿生寄来的当年第二期“杭州文艺”以及五本书籍，其中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一本“鲁迅书话”。我连忙翻开“杭州文艺”，只见首篇是倪土的短篇小说“高处不胜寒”，第二篇就是我的“植保姑娘”。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内心的喜悦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此后我又写了一篇“茵绿的田野”，脱稿后就寄送给“杭州文艺”编辑部。
1976年7月13日，我接到杭州市文化局、“杭州文艺”编辑部的通知，叫我到桐庐去参加文艺座谈会，15日报到。我作了一些简单的准备以后，在次日中午动身，在宁波宿夜。次日清晨乘火车赴杭，然后搭汽车去桐庐。在桐庐招待所报到后又遇见了祝鸿生编辑和黄梦燕、徐迅等老朋友，大家都兴奋异常。
晚饭后，黄梦燕、徐迅约我去桐君山欣赏富春江的美景。这里的富春江景色与富阳不同，人文景观当然也不一样。桐君山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小岛风景十分幽美，它是在二叉支流的交汇处。南边这条支流上有许多乱石滩，溪流湍急，上游是富春江发电站；北面这条支流则是一条江面较宽、水流较深的河流，上游就是全国著名的新安江发电站。富阳有郁达夫衣冠冢，桐庐则有严子陵钓鱼台。与富阳一样，桐庐也是一座具有文化底蕴的名镇。
由于此时离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我们的话题就很自然地谈到了这位“一千年才会出一个的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我心里感到万分悲痛。这天的晚上，我的枕头被泪水浸湿了，我从来没有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逝世而如此悲伤过。此刻，一种悲哀的气氛立即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在“四人帮”还在头上横行的时刻，我们藏在心中的许多话是不能随便可以从口中说出来的。
“周总理逝世后，我们的心中为什么都会如此地感受到悲痛？”我低沉地问黄梦燕。
“因为总理的心中装着人民，人民惦记着总理啊！”黄梦燕若有所思地回答我。
看来，我和黄梦燕都是心照不宣地、无比沉痛地缅怀周总理，但彼此都把憎恨“四人帮”的愤恨心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
这次桐庐会议与富阳会议的气氛大不一样，座谈会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会议开始后，孙晓泉只是短短地讲了几句作为开场白，接下来就由杭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年轻人讲话。从他的语气上就完全可以听出，这是一个“造反派”人物。他很不客气地、不指名地批评文化局的领导人（他明显地在批评孙晓泉），说他们搞的文艺方向不对头，不配合目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接着，他就向会议布置创作任务，创作题材首先要著重去描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
会后，除了几个人写“走资派”题材以外，大多数人对写“走资派”不感兴趣。我从无接触过“走资派”人物，故也就无从写起，只好急得“昏头转向”。结果当然一事无成------
会议期间，祝鸿生带我去结识二个人。我望着这两个一男一女的陌生人显得有些尴尬，他[她]们却笑容可掬地望着我。祝鸿生见我一付窘迫相，就指着一个青年人介绍说：“他叫史奇山，是杭州大学的在校生，是你的同乡。”史奇山马上过来与我握手：“我是定山人”。接着又向我介绍另一个女同志：“这位是我的爱人，名叫李小林，是‘浙江文艺’编辑。”李小林对我微笑地低低头。我看了看李小林，觉得她的面容很像巴金，特别是嘴巴，与巴金一模一样。我对于结识这二位朋友感到相当荣幸，祝鸿生确是一个待人热情、感情细腻之人。
7月25日，孙晓泉简单地作了小结，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午饭后，祝鸿生夫妇与黄梦燕、徐迅和我等人乘船回杭州。我们在船上饱览了富春江沿岸的秀丽风光，真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座谈会上的沉闷心情一扫而光。我们边看边谈，不知不觉地驶过富阳，又使我回忆起一年前的、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的美好的记忆------。船穿过钱塘江后就到了码头。我们上岸后，就搭上公共汽车去解放路。祝鸿生已经为我们安排好在“杭州文艺”编辑部旁边的省水电招待所住宿。
晚上，黄梦燕、徐迅约我一道到六公园附近的遂安路2号祝鸿生家去拜访。祝鸿生、李小林殷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沏茶，并拿出许多糖果来招待我们。我浏览了一下他们十分整洁而简朴雅致的居室，最显眼的是墙壁边的二列书架，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各式各样的图书。一架双人床摆放在房子中央，旁边只有一口衣柜和茶几、椅子等家具，使人感到有一种书香门第的浓厚气息。
我们大约坐了个把钟头，就向他们告别出来。临走的时候，祝鸿生、李小林执意要把一包饼干和一包糖果送给我，说带给我的小孩子们吃。我真感到不好意思，在他(她)们的盛情之下我也只好收下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见拉着凄厉的警号的几辆汽车，我们连忙避在路旁。只见车上有四五个全付武装的民兵押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反革命”，使夜色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
第二天早上，我与黄梦燕、徐迅告别。徐迅塞给我二斤粮票：“你们农民调几斤粮票不容易，回家总得买点孩子们喜欢吃糕点去，孩子们盼着哪。”这个擅长于写儿童文学的徐迅真是相当理解小孩子的心情，我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对他这片真情，我也不好意思推却。使我感到惭愧的是此后我并没有用他送给我的这二斤粮票去买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因为家中还常常为盐甏里的盐发愁呢，我哪能去买这些“奢侈品”？何况，这时已经懂事的孩子十分清楚自己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他们并不奢望我买好吃的糕点回家去供他们品尝，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这种口福。离开招待所后，我就乘早班火车回家。
大约在一个月后，我收到黄梦燕和徐迅的来信。黄梦燕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回忆我们的友情，并希望我们的友谊会长期地保持下去，他还在信中寄来五斤粮票。徐迅在来信中饶有兴味地回顾我们聚会时的愉快情景，他还赠诗一首：
携手两遇富春江，子陵滩上锻文章。
滚滚江流入东海，戚戚情长刻心房。
愿君永挥五彩笔，迎来乾坤四季香。
隔着岳岭赏春光，汗映灯花梦更香。
我当初确实想象不到，文学创作不仅仅给我带来一种希冀和精神上的活力，还意外地给我带来了难得的友情和关爱，同时也给我开阔了视野，犹如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两个“绝密”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在农村期间，发到生产队、并向社员们传达的中共中央文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个关于调整农村体制的“二十条”的中共中央文件发到生产队里，这就是当年我们老百姓在饥饿得面临死亡边缘上挣扎的时候。至于属于所谓“绝密”的中共中央文件当然是绝对不会发到生产队来的，否则就无“绝密”可言。而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社员，不用说没有机会看到中央文件，就是连公社文件也是没有机会看到的。对于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老百姓当然是一无所知。但有两次却是例外：一次是关于刘少奇，另一次是关于林彪。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刘少奇这个“大人物”是人人皆知、无人不晓的。至于中央究竟会怎么样处置他，一般老百姓则不是很清楚。当时有各式各样的“造反派”小报满天飞，小道消息很多，众说纷纭的不知是哪一条才算是准确的当然无法去考证，当然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众所周知，刘少奇是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这是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处于顶峰的位置。凡是有我们这般年龄的人，对于刘少奇同志都是十分熟悉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著作在一般稍有一点文化知识的人中是几乎人人皆知的。我记得还是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听到有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曾说过“我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可见，这不但说明了当时毛主席十分敬重刘少奇，而且也说明刘少奇的领导水平、理论修养、党性表现等诸方面在党中央都是处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在他参加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生涯中形成的。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他又接受了党的委派，到上海、天津、华北、东北等地领导地下工作，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长期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周旋，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所以在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记载着“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模范”这一丰功伟绩。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毛主席仍留在陕北，他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移师山西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他当选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的地位仅次于毛主席，位居第二。在1959年毛主席退居二线的时候，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共产风”猛刮后引起全国严重的灾难以后，他敢于提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果，并极力提出一系列挽救措施，使全国的形势出现转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福为祸所伏，祸为福所依”。谁会想到在几年以后，一个在党的全会会议决议上肯定为“白区工作模范”的人却一下子竟变成为“叛徒、内奸、工贼”了呢？而且，立刻把他从国家主席的宝座上拉下来变成为阶下囚！这是刘少奇当年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更加使他想不到的是这些人还不肯从此罢休，还要把他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将他“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1月12日，这样一个曾经为党、为国出死入生地奋斗了一生的开国元勋，在极端悲惨、凄凉的境况下，在河南省开封的囚室中含冤而死。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有点叫人不寒而栗。直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我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的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就是中央文革专案组印制的有关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有一天，全大队几乎同时召开生产队社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我对于有机会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当然感到十分新奇和兴趣。当郑安龙把这个文件拿到我们社员面前，我看到文件上印有“绝密”两字时，就感受到有点吃惊。当然，这个所谓“绝密文件”此刻已经是“绝”对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文件”了。后来看到题目时，才知原来这是一个公布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证的材料，有数十页之多。这是中央文革专案组化了一年多的时间搞成的。这个材料倒是十分详细，有许多当年伪政府的档案材料的复印件。我看后似乎是走进了“迷魂阵”，我觉得这些材料“似可信而又不可信”。我感到疑惑的是材料中的要害处却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东西，而且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当然，这些想法我是绝对不会从口中说出来的。例如，刘少奇在北满工作时被捕，当时的北满军阀曾对他判决“斩决”，但最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我想是证据不足）没有执行，所以专案组就由此断定他叛变革命了。我想，他既然是叛变了，军阀的档案里为什么没有他叛变的档案资料呢？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不严肃了？大家知道，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常常形容为“把头颅系在裤腰带上的人”，他们随时随地有被捕的可能。有许多同志在被捕后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自己或其他同志，争取在不使受党损失的情况下走出监狱，继续为党工作。当然其中也有败类，但他们最终瞒不过党组织的眼睛。刘少奇作为党的领袖人物，在他多次被捕以后，难道党中央从未对他进行过审查？如果他是一个“叛徒、内奸、工贼”，在如此长期的领导岗位上就没有发生过“出卖”勾当？会不暴露出一点点的蛛丝马迹？------纵观整个材料，刘少奇的“叛变”罪证主要是由于在地下工作期间有四五次被捕，专案组的逻辑是既然被捕了没有被杀头而好好地出来就是“叛变”了！
看来，道理似乎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份“材料”，就不能把刘少奇打成“叛变、内奸、工贼”，也就不能否定“白区工作模范”，更不能把他“永远开除出党”了。
这个文件在十天以后就被统一收回集中烧毁了。
无独有偶，第二个“绝密”的中共中央文件是关于林彪的。他当时也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而且两个文件传达的时间间隔也不过是二年多一点光景。
大约是在1971年11月左右，全大队的生产队又召开了一次社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是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绝密”文件。
提起林彪，又是一个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是凭着“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而青云直上，成为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他同时是全军的副统帅，又是毛主席亲自钦定的接班人，并且在“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加在确定的法定的唯一人选。
对林彪这个人物的历史，可以说大家都是相当了解的。他是黄埔第二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他在28岁时就当上军团长，在战场上他是一员勇猛的战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的“平型关大捷”使日本“皇军”闻风丧胆，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士气；他指挥的辽沈战役战果辉煌，从此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扭转了整个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大大地提前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时间表。但他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当党中央决定出兵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毛主席原来打算派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赴朝作战，但他慑于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实力而畏惧了，他借故推病不出。毛主席不得不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临危不惧，毅然同意出任志愿军总司令，带领中国最优秀的儿女跨过鸭绿江，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及其帮凶作战。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倒霉”了，也就是这个当年贪生怕死、不敢出任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此刻就显得“十分勇敢”地从当年敢于出生入死的彭德怀的手中夺去了国防部长的“帅印”。可是时过境迁，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怎么也会落得个比刘少奇更惨的下场呢？刘少奇虽然死得悲惨，倒也算是在囚室里寿终正寝；但林彪却是在得知谋害毛主席不成时就仓皇地乘三叉戟飞机外逃，落得个叛国的罪名，结果“折戟沉舟”、焦尸异国沙丘，落得个身首分离（据媒体报道，他的头颅被苏联克格勃取去验证是否确是林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当然，这个当时极端秘密的消息是在发生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二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把这个绝密文件向生产队传达后才得知的。
这个绝密文件比上次还要详细，内容也比上次丰富，特别是文件的附件，有很厚的一本。在这本附件中有相当详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林彪死党活动据点的照片复印件、林彪手令复印件等。文件中详细地道出了林彪由于“接班”心切，导致了毛泽东对他的警觉。当他得知毛主席在南下视察时向沿途党、政、军的领导人打了“招呼”、动摇了他接班人的地位时，他就下决心布置人马想要谋害毛主席，企图抢班夺权。此前，他授意他的儿子林立果（当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以及他的爪牙周宇驰、余新野等人，秘密谋划制订“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谐音），在军队中、特别在空军中物色人员、建立秘密组织、据点和各种应变计划。准备在适当时机，下令谋害毛主席。在这紧迫时刻，他就把这个计划提前实施。但是，他们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毛主席平安地回到北京。于是，林彪就带着妻子和儿子仓皇出逃。结果，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死党分子周宇驰、余新野、李伟信接到林彪准备出逃的通知后，则从北京某机场乘直升飞机出逃。在飞行途中，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他们的阴谋后就偷偷地把罗盘旋转了一百八十度，致使使直升飞机又飞回北京。但不久被周宇驰发觉，驾驶员陈修文当即被他开枪打死。飞机迫降后，周宇驰才发现他们的着陆点原来是北京郊区的怀柔县。周宇驰、余新野、李伟信在无奈中只好拔枪自杀。但李伟信贪生怕死，最后未扣动板机，留得一条狗命，当即被擒。
林彪死党的重要成员还有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李作鹏、江腾蛟等高级将领。
无疑地，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心理震憾是巨大而深刻的，这与此后不久他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平反贺龙冤案、让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等重大决定不无关系。
如果说上次关于刘少奇的文件有点像飘渺虚幻的“迷魂阵”，那么这次关于林彪的文件则是货真价实的“照妖镜”，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其实，我们老百姓的眼睛看得最清楚，对于那个林彪的那一套“马屁鬼”的做法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我们生产队里有个老雇农出身的社员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说过“林彪很像奸臣”这一句话。幸亏他不识一个字，又是雇农出身，年纪又大，所以才没有人去追究他。要是别人说出，肯定要招来杀身之祸。现在，林彪会有如此下场，大家都拍手称快。
我有个睥气：从不人云亦云，观察任何问题都要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后才会对某个问题作出结论。在这个文件中，应当说绝大多数的证据是有事实根据的，没有像刘少奇那个文件那样“玄乎”。但有一个问题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就是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一个从来“不读书、不看报”的人。这倒有点使我感到十分奇怪了。林彪作为一个高级将领，后来又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他怎么能“不读书、不看报”呢？如果说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把这样一个大党大国的领导权交给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人去“接班”，这岂不是给十亿人民当儿戏吗？再则，难道在选择他作接班人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不读书、不看报”？此一时彼一时地，这岂不是让人笑话吗？还有，在林彪事发之前，报刊上一贯吹捧他是一个“天才”啊、“将才”啊，在事发以后一下子就变成为一个从来“不读书、不看报”的“庸才”了？这叫人怎么理解？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只不过在林彪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罢了，这是“御用”文人的惯用手法。在中央决定要重用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往往把他吹得天花乱坠、十全十美；一旦这个人出了问题，中央要把他打倒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罪该万死，这种做法难道符合历史辨证唯物主义吗？------
当然，这个文件也是在十天后就收回，作统一集中销毁处理。
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因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改变它本来面目，也不会容忍因权威而篡改的历史长期保留下去。不是吗？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没有“永远”，一旦“权威”消失，马上就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这个“永远”也只不过只有十多年的时间。至于林彪的叛党、叛国行为，自然应当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对于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是抹杀不了的，尽管有人想把它一笔勾销。
“四人帮”覆灭
“四人帮”覆灭的消息是在十月中旬才得知的。那天，我放工回家，当我刚走进南门口时，猛不防看到在石板大路上写着斗大般字的大幅标语：“坚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着着地使我大吃一怔。据说这个标语是一个小学教师写的，作者至所以没有把大幅标语写在墙壁上而特意要写在地上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把这几个万恶的四人帮名字在群众的脚底下践踏。我在吃怔之余，心中不禁涌出一股强烈的、心花怒放般的兴奋和怔喜！我顿时意识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已经面临一场政治上的巨变，在此之前，中央肯定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
此时，在大街小巷里，到处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叙述着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传奇故事，描述着叶剑英如何组织部下巧妙地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经过，真是讲得有声有色，听得引人入胜。尽管流传的各个“版本”内容不尽相同，但基本的故事“情节”却大同小异。
万恶的“四人帮”，你们也有今天！
我想，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古老的民族，总算是把苦难熬到了头，这一声非同凡响的十月惊雷必定会给十亿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十分明媚的春天，横行了十多年的“极左”路线应当结束了！
1976年10月22日，首都百万人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庆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人民欢天喜地、扬眉吐气地高举着“打倒万恶的‘四人帮’！”的横幅标语，走过天安门城楼，向华国锋、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意。10月23日，我们爵溪公社也举办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
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我十分清楚，我的命运是与“极左路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极左”路线的覆灭，不但给全党、全国带来充满希望的转机，也必然会对我的命运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因为我被打成“右派”是完全是那些贯彻“极左”路线的人强加在我头上的结果。虽然，此刻还没有这样的一丝的曙光出现，但我坚信必然会出现这个曙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果然，在不久后党中央就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策，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还宣布在农村中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让他们成为一个享有公民权的社员，同时也平反了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这些实事求是的措施符民情、合民心，当然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拥护。
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等待了，此时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存在什么“危险后果”了，于是我就开始写申诉信。我在申诉信中详尽地叙述了我的遭遇，我受了近二十年的冤屈应该结束了！
申诉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地毫无讯息。但我仍不灰心，继续再写、再寄，一直写了四五封，仍不见回音，我才死了心。
1977年初秋的一个晚上，一个在宁波渔轮公司工作的邻居给我带来一封便信。他说他在轮船上遇见一个回家探亲的象山人，当他知道我爵溪人后便打听你的下落，我说他就是我的邻居，于是他就立即写了这封便信给我，叫我带给你。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吴光本写的。吴光本是我象中的同届同学，又是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同届同学，他是机314班的。他在信中简略地告诉我，毕业后他分配在三门峡水电站工地，建成后又调到青海省龙羊峡水电站工地，现在是一个副总工程师。收信后希望我能到他的家里去一趟，有许多话要对我说。他的家在珠溪公社著衣亭大队，离爵溪有四十多里的路程。
第二天，我就借来一部自行车，径直往著衣亭大队飞奔而去。久别重逢，真有说不完的话题。他告诉我们当年的许多同学目前在全国著名的大型的水电站工地上工作，单在葛洲坝就有数十人，你们机316班就有四个人在那里，大多数已经成为工程师了。我听后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过，这些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除了在我心头上留下痛楚以外就别无意义，此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有关我自己未来的命运问题。他叫我来他家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告诉我关于同学们的下落，他的“有许多话要说”肯定是涉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由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对于一些有关政治上“敏感”问题，当然有比较多的了解。他告诉我有关上层的“吹风会”的情况，他说，中国的“右派问题”的“彻底解决”已经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听后自然感到十分高兴，看来，掀掉压在我头上近二十年的“大山”已经为期不远了。
他一定要我在他家里住一晚，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啊。这天下午，他还特地约来两个我们在象中的同学一道来聚会。一个是王良月，他在大徐区委工作；另一个是屠世祥，他在中学教书。晚饭是在很有兴味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很久没有享受到这般同学间的温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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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翘首以待地等了一年多，这道我盼望已久的“曙光”终于姗姗而来。1978年11月17日清晨，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得知，党中央决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准备安置工作，同时又广播北京市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我听后真是欣喜若狂，近二十年的苦难终于就要结束了！
农业大队“改制”1977年春，头脑机灵的郑安龙领导农业大队进行了一次重大“改制”，即把原来全大队所属的二十三个生产队的“三级所有制”改为“二级所有制”。也就是把原来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项关系到全大队七八百个劳动力、三千多人口命运的大事，郑安龙绝对不会是轻举妄动的。他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经过大队革委会反复的、详细的讨论以后才决定的。从表面上看，此举可能有违背党中央“二十条”关于下放到“三级所有制”之嫌，也会有重蹈“一大二公”吃大锅饭之覆辙的危险。但郑安龙和大队革委会清醒地认识到爵溪农业大队有自己的“队情”，这个“队情”就是土地少、劳动力多，三十多个劳动力挤在四十亩的土地上劳动，大家捆死在一起、贫穷在一起。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出路只有一条：一部份人干农活，另一部份人去搞付业，然后把总收入进行全大队统一分配。爵溪有诸多的海洋资源和大山、沙滩资源可供开发，完全有可能安排多余劳动力。具体的做法是把农业分成二十三个农业操作组，每个操作组七八个人就够了。对农业操作组实行“三定”---定劳力、定产量、定成本，超产（省成本）奖励，赔产（超成本）扣分。搞付业的分为渔业组、采石组、运输组、船修厂（组）、砖瓦厂（组）、石灰厂（组）、山（果）林组等等，对这些付业组也实行“三定”办法，同样“超奖赔罚”的制度。按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当然，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只有通过实践来证实。对于任何改革或创新都是经过一番风险的，没有胆略、敢冒风险的人是不可能取得突出成就的。以郑安龙为首的大队革委会说干就干，真刀实枪地、快刀斩乱麻地干了起来。由于要改为“大队二级所有”，大队的管理人员的队伍就要加强，财会人员也自然也要增加。此前，我已经在生产队里当了五年会计，对于会计的科目设置、传票记帐、财务转账、资金平衡表汇总等工作虽然说不上精通，却也能驾驭自如。由于我具有会计核算能力以及此时已经担任大队植保员职务，郑安龙就很自然地选择了我进入大队管理人员队伍，担任大队助理会计兼大队植保员工作。从此，我就离开了一村二队，脱产地进入了大队工作，这对于我初步改变处境确是一个绝好的机遇。说句实在话，做这二项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并不费劲的事情。由于农业大队规模较大，所以会计的工作量也很大。原来大队只有二个财会人员，即一个出纳，一个会计，而且会计还兼任队办布厂会计。现在增加了三个，我作为助理会计担任日常记帐工作，另外二个会计的职责是各负材料账和工分账。经过大约半年以后，主办会计看到我完全能够自主记账，于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布厂，大队的账务主要由我担任，他一般只用半个月的时间来记总账、汇总资金平衡表等工作。由于工作量大，我们会计人员在每天晚上还要到大队来记账或者接待社员来大队要求解决的事情。自从进大队工作以后，由于心情很舒畅，所以我对工作十分卖力，与其他财会人员的关系又处理得相当好，因此，无论是在大队干部的心中或者是在社员眼里，对我的印象都是不错的。所以，在大队年终评奖时，我被评上“二等奖”。年底临近时，我和主办会计经过十多天的核算，把这年的年终的分配方案制定出来，工值为八角三分，使绝大多数的社员的收入比“改制”前几乎提高一倍，平均每个劳动力增加收入200元左右，社员们都感到很高兴，都说这次大队“改制”改得对、改得及时。不言而喻，郑安龙的威信自然也提高了。衢县文艺座谈会我进大队工作以后，并没有放弃文艺创作。当然，在白天上班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写作的，而且也是绝对不允许在办公室写作的。此前我已经养成了在深夜或凌晨写作的习惯，因为夜深人静思路流畅，不受外界因素干扰。为此，韵仙常常说我犯“神经病”。现在条件好了，我可以于深夜或凌晨在大队的办公室里进行写作了，不至于影响韵仙和孩子们休息。在大队办公室写作真是一个幽静的创作环境，灯光通明，空气清新，不像在家里电灯昏暗、空气浑浊。这时，我正在写一篇名曰“责任”的短篇小说。该小说的主人公叫黎一平，他是一个在钱江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高材生。运动结束后，他被遣送回家劳动改造。小说环绕他在钱江大学读书时的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他的女同学王莺在学校时有过一段恋爱关系，后来因反右运动被“打散”了。另一个男同学周志成追求她，王莺起先不愿意，在周志成苦苦地、百折不挠的追求下，终于遂了周志成的心愿。毕业后，他[她]们同时分配到家乡工作。王莺在县城的一所中学教书，周志成则在县水电局做技术员。不久，他[她]们就结婚了。后来，周志成任命为县水电局局长。1978年，政治空气好转，但尚未下达关于右派摘帽、安置工作的时候，王莺出于对黎一平的同情以及以前的一段“感情债”，想通过周志成帮忙为黎一平安排一个临时的工作岗位，因为这时县里有一个工程要上马，而这个工程刚好很适合黎一平的专长。但周志成不同意为黎一平安排工作，因为他一来不愿意冒这个政治风险；二来他认为王莺是自作多情、“旧情复发”。为此，夫妻俩人因此而出现矛盾。故事情节就环绕这些矛盾、冲突中展开。不言而喻，黎一平有我自己的身影。当我写到几个重要的情节时，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手中的钢笔发抖，难以继续写字，我就索性放下钢笔痛哭一场------我从来没有如此倾情地、激动地投入写这篇小说。在当时还没有下达关于“给右派摘帽、安置工作”的文件[即中发“1978”第55号文件]的情况下，要把右派分子作为主角来写显然有违禁忌的，而且在此前还没有看到过这样性质的一篇小说。我至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心中有一团烈火，而且一定要把这团烈火喷发出来。不管它的结局如何，我偏执地、顽强地要把这股感情泄泻出来。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并不是想要为“右派”翻案，而是写一个“右派分子”在认识自己“错误”的基础上，想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从而想给自己有一个“以功补过”的机会，黎一平此时此刻的心情正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录。在受尽了人生的磨难以后，我已经有所感悟，我觉得自己此刻已经不是一个鲁莽之人，我深信自己写这样小说肯定不会在政治上会遇到什么危险性，最多不过是枉费一番心机罢了。我大约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好这篇小说，然后寄给“浙江文艺”编辑部。此时正值1978年10月5日，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共中央发布“给右派摘帽、准备安置工作”的决定的1978年11月17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我发表过一篇“植保姑娘”小说，县文化馆得知我就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所以他们就邀请我参加县文化馆主办的文学创作会议。这时，与我在桐庐文艺座谈会上结识的史奇山刚好从杭州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于是我们就在家乡重逢，就显得分外地亲切。我与他谈起刚刚寄出的“责任”的情况。他对我这篇小说很感兴致，希望能给他看看。我自然就把“责任”交给他，同时希望他能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这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后来成为我好朋友的朱一峰。朱一峰是县文化馆里的主要创作员，在文学创作上是全县的一个“权威人士”，但他却是一个“摘帽右派”，原来在一个农场里“劳改”，几年前才调到县文化馆来，所以他在文化馆里没有担任什么行政职务，但是他在文化馆里却是一个“压台式”的人物，大家都十分尊重他。在我把“责任”交给史奇山的同时，又对朱一峰说，希望他也能给我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半个月后，史奇山、朱一峰约我到文化馆去一趟，谈论一下他们关于“责任”的看法，我自然应允而去。他们二人的意见大致相同，主要的问题是最好把黎一平的错误性质从“右派错误”改为“一般性的、非政治性的错误”为宜，这样就避开了目前违忌的“敏感性”话题，这也是编辑面临的、而且相当难以处理的一个非常辣手的问题。我听后觉得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又觉得如果把黎一平的“右派错误”改为“一般性的、非政治性错误”，这岂不是完全违背了我的创作初衷吗？我决定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我收到了《浙江文艺》编辑部的来信，他们对我的“责任”首先给予肯定，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大胆的、富有创新的小说，这在目前来说还不多见。另外，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主要是关于人物形象刻划、细节描写等问题。编辑部在信中还带来一本刚出版的《浙江文艺》月刊和一叠稿纸。我阅后深受鼓舞。接着，我就每天在凌晨二点起床，到大队的办公室去修改“责任”。十天后，我终于完成改稿。12月5日，我接到《浙江文艺》编辑部、浙江省文化局的一封来函，通知我于12月20日到衢县去参加“文艺理论研究座谈会”，会期约一个星期。会议期间将穿插讨论《责任》的修改问题。我于2月19日上午离家去宁波，然后乘火车去衢县。由于这趟车需要在杭州车站换车，换车后就没有座位了，我只好在车厢的走廊上站着，一直站了四五个钟头，直到深夜十一点多才到达衢县，我的脚已经站得麻木，一拐一撇地离开车站。我估计此刻会议的报到处---衢县招待所已经关门，于是就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宿。我报到后得知参加会议的人共有三十来个，我们宁波地区的只有三人。与会者半数以上是作家，其中还有一个在五十年代颇有名气的作家郑秉谦。我在杭州读书时曾拜读过他的作品，觉得他写的东西很有特色。在反右运动开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时过境迁，在此时此刻与他不期而遇，而且在同一桌子上吃饭，真是感慨万千。据与我同室的室友告诉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有十来个很有名气的“右派分子”，这不能不使我有点吃惊。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是听取胡小孩的传达报告，其中包括传达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黄山会议”上的讲话，他讲到“纠错”时希望同志们不能操之过急，他还很形象地举例说“翻车往往是在急转弯、加快车时发生的”。这句名言一直使我难以忘怀。第二天上午是听取杭州大学二位教授的讲座报告。这二人的报告进得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更使我茅塞顿开的是他们所讲的内容极为“解放”，简直“解放”得使我感到有点坐立不安的程度。其实，这时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前夕，作为大学教授，他们早已在“内部渠道”得悉有关“纠错”的精神，只有我这个身在沟壑之中的人还蒙在鼓里，是个“不知是汉，还是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下午是小组讨论，讨论的气氛相当热烈。尽管有人说现在最好还是“不要讲真话”，但还是有人讲真话。他说，我们要珍惜这种“伟大的转变”，造成我们国家的灾难的原因是由于“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所致------当天晚上，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大会通知我们收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因为我看到了一道曙光出现在祖国的东方，也似乎觉得我自己也终于已经走到了苦难的尽头，如果再向前再迈出一步就是光明大道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就看到彭德怀平反的报道。一张久违的彭德怀元帅的照片显赫地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历史终于迈出坚定、勇敢的一步，尽管我们党、我们国家为此而付出了巨大而沉痛的代价！《责任》的修改是在会议中穿插进行的。《浙江文艺》编辑部派袁敏作为与我的联系人。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编辑，从谈论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她给我指出作品的修改方向以及修改的重点，我在思考一阵后就动手修改“责任”。《杭州文艺》编辑徐培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有一天，他好象突然记起一件事地问我：“你是不是有一个叫王志祥的同学？”“有啊。”我有点奇异地回答他，“你怎么知道王志祥是我的同学？”他告诉我，在你的《植保姑娘》发表以后，编辑部收到一个在新安江工作的、名叫王志祥的人的一封来信，信中询问“植保姑娘”作者张为礼是不是浙江省象山县人。徐培培还掏出笔记本，把王志祥的通讯地址告诉我，他说：“王志祥打听你的下落，肯定有事要与你联系，你赶快给他写封信去。”当晚，我就给王志祥写信，告诉他我离校后的有关情况。我在三天后就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毕业后一直在新安江工作。我校在六二年已拼入浙江大学。当初整你的褚河随在“文化在革命”中红得发紫，在“省联总”中当上第七把手，后来成为浙江大学的革委会中的实权人物，我们班的CHR也当上了“XX系”副主任，我校的原校长柳宗影也成为浙大的重要人物。这些人在浙江大学组成了一个所谓“水电帮”，掌握着浙大的要害部门。浙大师生恨死这个“水电帮”。“四人帮”被粉碎后，褚河随已经被隔离审查，CHR的日子也不好过。你回去时必定要经过杭州，不妨到浙江大学去反映一下情况，也许对你有利。会议的最后二天是文坛前辈郑秉谦、福庚、沈虎根等作家发言，也算是经验之谈。他们的创作谈对我的启发确实很大，有许多写作技巧可以借鉴，使我心中壑然开朗。这次衢县会议真使我受益匪浅，不但在文艺方面扩大了视野，更难得的是使我的思想冲破藩篱，产生了一股百折不挠的勇气，坚决要向有关部门申诉，一定要“讨回公道”！12月28日，会议结束后我就离开衢县，决定在杭州停留一天。到达杭州车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连忙乘公共汽车去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的情况还比较混乱，有关人员告诉我，褚河随、柳宗影正在被隔离审查，你反映的问题要等待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解决。我听后也只好作罢，怏怏地离开了浙大。当晚我就乘火车回家，因为时值年底，我得赶紧回大队编制年终分配方案，主办会计盼等着我哩。至于这篇本来有良好势头的《责任》短篇小说，在经历一阵坎坷以后，最终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我在创作生涯中一大憾事。她夭折的原因是在于“极左思潮”作崇。在我回家后不久，袁敏来信说编辑部的稿子很多，最近很难安排，我听出她似乎有点为难、推却的味道。拖了一阵子后，又未见编辑部的回音，我也只好作罢。后来一个与我一道参加衢县会议的老王来信告诉我，《责任》未被刊用的真正原因是编辑部内的意见有分歧，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极左思潮’不可低估啊！”此时，县文化馆正在准备组稿创刊《象山港》，史奇山、朱一峰希望我这篇《责任》给他们，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提出黎一平的“错误”性质要更改问题。我考虑到《责任》在《浙江文艺》上发表的希望已经不大，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地把“责任”交给了他们。谁知，当我收到《象山港》创刊号时，寻遍目录，上面竟然没有《责任》。我当时真感到纳闷，原来说好的为什么会发生变卦？而且，史奇山、朱一峰一直没有与我打过招呼，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当时又不好意思去问他们，只是觉得十分蹊跷。过了相当一段时期以后，有一个知“内情”的朋友告诉我：当时《责任》的清样都打好了不说，连插图（插图的作者是徐能海）的铜版都已经在宁波制好了，最后在县委宣传部审稿时被卡住了------。看来，正如老王所说的那样，“极左思潮”不可低估。我想，到头来还是当初史奇山、朱一峰说得对，“右派分子”作为小说的主角是“不妥”的，虽然这已经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了。
改正通知
就在我从衢县会议结束回到大队时，我看到在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原来是县委“摘帽办公室”寄来的。于是我立即拆开信封，只见信函上这样写着：
改正通知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于张为礼同志在1958年 月 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应予以改正。
以上通知请向本人宣布，并存入档案材料。
中共象山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主送：爵溪公社党委、县公安局、内务局、水电局
抄送：县委组织部
至此，我的错案在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后终于澄清，历史还了我本来的面目。但是，此时我已步入中年，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年华被葬送在凄风苦雨之中。
正是：梦断西子漫天雷，负荆廿载永不悔；
人到中年风雨歇，抬头却见日西归。
我毕竟还是荣幸的。我想起那些看不到自己平反而含冤离开人世的人，他们是多么不幸啊！我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受害者，比起那些错划右派的为数众多的受屈的共和国的功臣、文坛骄子、科技界精英来，我又算得了什么？我虽然痛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年华，但最后还是看到了党内的“极左路线”的基本结束，我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此时此刻，我衷心地感激那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党员，是他们本着从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态度出发，以大无畏的精神终于战胜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挽救了我们党，拨乱反正地平反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结束了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我虽然已经失去了宝贵的二十年，但眼前还有一段很长的人生道路要走。我一定要珍惜今后的这一段宝贵的人生路程，我应当尽力去实现、追求未竟的理想。
收到“改正”通知时，由于大队正值核算年终分配方案，我没有时间去“摘办”联系有关安置工作事宜，只是向“摘办”打了一个电话，他们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
直到1979年1月8日，我才抽空到县委“摘办”去要求落实政策，给予安排我适当工作。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位“摘办”人员告诉我，他们是按照“以农民身份”给予我“改正”的，所以不能给我安排工作。
看来，我又一次遇到了“不可少看‘极左思潮’的余威”，不给我安排工作，这张“改正”通知岂不是变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的“不知是汉，还是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了，我已经是一个头脑十分清醒之人，我再也不允许有“极左”思潮的人再向我施展淫威。
我板着一付十分严肃的神情问他：“我是在当农民的时候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吗？”
“我们当然知道你是在学校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我们按照党的政策不是给你‘改正’了吗？”
“你们既然按照党的政策给我‘改正’，就应当按照党的政策给我安置工作。”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
“你的个人档案不在我们县里，我们无法给你安置工作。”他无动于衷地告诉我。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与这个人周旋下去。看来，我的工作安置问题肯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我应当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我也绝不会从此罢休，我有信心、也有决心和勇气，与有“极左”思想流毒的人作坚决地抗争！
从县委回来的当天晚上，我挥笔直书，一口气写了三千多字的《还我前程，还我青春》申诉信。信中详尽地叙述了我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读书时遭到褚河随等人蓄意制造的、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事件经过。写好后我立即又刻了腊纸，几个财会人员主动地来帮助我油印。我们一共印了二十多份，分别装进信封后寄给“浙江大学”、“浙江日报”、“浙江省委组织部”等二十多个单位。这时，一只挂在办公室的时钟刚好堂堂地敲了十二下------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浙江大学”人事处的一封来信，信中称“你的个人档案已经找到，并已经寄给象山县委。有关你的工作安置问题可与县委有关部门联系解决------”
我立即打电话给县委“摘办”。在电话接通后，“摘办”人告诉我说：“你的个人档案已经由‘浙江大学’人事处寄转到我们办公室。至于你的工作安置问题我们已经向县委作了汇报，在作出决定后我们会通知你的。”听口气，他们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此后，我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摘办”的回音，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给我答复。三月初，我又收到一封“浙江大学”组织部的来信：
张为礼同志：
你在一月八日来信已收悉，我们按党的政策与有关部门研究后复你，认为你县委的“改正”是符合中发《78》55号文件“关于改正问题”和补充说明第五条的规定之精神的。有关适当安排工作问题，待以后县劳动部门研究，请向有关部门反映。
致
礼
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落实政策办公室
（浙江大学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代印）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我收到信后，立刻拿着这封信到县委“摘办”去联系有关我的安置工作问题。这次是一个姓欧的同志接待我，他的态度很热情，与上次那个人的态度大相径定。欧同志十分明确地告诉我，县委对你的安置工作问题已经作出决定，至于在什么时候安排、安排在哪一个单位工作则还需全盘考虑后才能通知你。不过，请你放心好了，时间是肯定不会很长。
我听后感到很欣慰，悬在心头上的一桩大事总算落地。我向欧同志致谢后就离开了县“摘办”，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此后，我与杨明星一道又去过一次县委大院------
几天后，我收到了杨明星的来信。杨明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与我是同乡、同学，少年时又做过邻居，彼此的关系亲密无间。他在初中毕业后曾经在爵溪渔业队工作过一段时期，后来调去学习放映电影（在杭州黄龙洞附近的“电影放映培训学校”）。那时正好我还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读书，所以在星期天时，我们常常约到西湖边去谈心。“反右”后我回到家乡劳动时，绝大多数的象中读书时的同学都对我“敬而远之”，只有极少数几个同学例外，杨明星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往情深地仍然与我保持密切的朋友关系，前后没有丝毫差异，可见他的为人非同一般。由于他此时在县电影放映公司工作，接触的人肯定比较广泛，所以那天我去县委“摘办”时就约他与我同去。他与欧同志认识，所以谈起来也自然就比较融洽。他在信中说，我的工作安置问题已经有些面目，据说可能安排在县文化馆，因为县文化馆已经向有关方面要求把你安排在他们那里去。
同一天，我又接到县文化馆史奇山的电话，他告诉我几乎与杨明星同样内容的消息。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相当矛盾。我虽然爱好文学创作，但如果要把文学作为我今后的职业来说却不是我的最佳选择，我在学校读书期间的理想是在机械、电气方面。何况我在文学方面并不存在优势，这点我自己最清楚。再加从事文学方面工作容易“祸从口出”，历史上的“文字狱”每朝都有发生，这也可算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我不能在这样的“是非之地”去工作，我自己的惨痛的教训绝对不能忘记，所以我不想去文化馆工作。于是，我又与杨明星、钱遐龄(我在初中时的同学，此时他在县文教局工作)同去县“摘办”反映我不想去县文化馆工作的意向。欧同志倒也十分通情达理，他说可以考虑我的愿望。于是，钱遐龄就向欧同志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把我分配到县水电局去工作，因为这很符合我所学的专业。他说可以考虑。于是，我们三人就离开了县“摘办”。
四月中旬，我接到县“摘办”一个姓毛的同志的电话，他约我立即去“摘办”，商谈有关安排我的工作问题。于是，我立即骑自行车去丹城。他向我提出二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参加工作后的待遇问题。按照党的政策，我的工资级别是参照中专毕业生待遇；另外一个问题是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希望分配在哪个部门工作。我当时没有经过考虑就回答他：“关于工资待遇问题我不能提出异议，因为有政策规定。至于我未来的工作部门当然希望能分配到适合我所学专长的地方，也就是县水电局。”
他听后就对我说：“那好，我马上向有关领导汇报，决定后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直到六月十一日，县“摘办”才通知我说，县委已经决定安排我去县水电局工作，并叫我马上去县“摘办”办理有关手续。
欧同志很热情地接待我，并给我一些表格，到县劳动局去办理迁移户口及劳动指标等有关招工手续。想不到在县劳动局办理手续时打了一个“趔趄”：招工指标不是“全民”的，而是“县属集体”；“农转非”没有办理，我仍然是农业户口。这个县劳动局的工作人员板着一付冷冰冰的“铁面无私”的面孔，好像我是他仇敌似的，闭口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只好又回到欧同志那里，说明我刚才在县劳动局里遇到的情况。他考虑了一下回答我说，劳动指标由劳动局决定，“全民”与“县属集体”都是正式工，关系不大。至于户口问题是有规定的，应当给予办理“农转非”有关手续。接着他摇了摇头说：“这人真是------。”于是，他就写一张纸条，叫我再去一趟劳动局。
我只好拿着欧同志这张纸条又去了劳动局。这人看了看纸条，一声不响地才为我写了同意办理“农转非”手续。我当时想，这个人的血液也许是处于“冷冻”状态，他心肝可能是榆木做成的，而他的脑袋也许早已变成了“化石”了。只要稍有一点同情心的人，都会对像我这样经历了二十年不白之冤的人产生体谅之情，看他这付样子，倒好象是我欠他二十年冤债似的。啊，真是这个奇特的时代造就出一类奇特的人！
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县属集体”的招工指标以后会给我造成一个新的“历史遗留问题”，致使我后来在县电力公司办理“转干”手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晋升工资时又遇到了“麻烦”，使我丧失了两次晋升工资的机会。最终使我不得不拿起这支“饱经风霜”的笔再次向上级申诉，我为此一直抗争了十多年，最后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协调下，直到1990年才最终获得圆满解决，我才如愿以偿地补办了“转干”手续，具有一个国家干部身份的人。但是，我却为此而耗尽了十多年的精力和心血！当然，这是后话。
六月二十三日，我到县水电局报到。县水电局庄副局长接待我。他在询问了我的有关情况后，他说局里对我的工作问题已经作了研究，叫我先到基层去工作一段时期再说，具体的工作地点是在仓岙水库管理处。他还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希望我能在基层锻炼时做出好成绩。我很感激庄副局长对我的鼓励，我说我不会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的。
六月二十六日，我在农业大队办理了移交手续。当我要离开大队办公室的时刻，我的心中不禁流露出依依不舍的心情------
次日，我就动身去仓岙水库管理区报到，管理处领导安排我在水库发电站工作。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共青团杭州市委组织部的来函：
关于撤消张为礼同志开除团籍处分的决定
团杭组纪字《79》15号
张为礼，原系浙江电力专科学校学生。1958年整风反右期间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团籍。
根据中央《78》55号文件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统发文《1979》第143号文件精神，鉴于中共象山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对张为礼1958年2月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已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撤销团市委学校工作部1958年9月24日团杭学纪（58）字第231号《关于开除张为礼团籍的决定》，恢复其团籍，并办理超龄离团手续。
共青团杭州市委组织部（印）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三日
抄送：象山县委摘帽办公室、象山县团委、爵溪公社党委、爵溪公社团委、张为礼同志。
至此，泼在我身上、致使我“臭”达二十年之久的“污水”终于沏底洗刷干净，还我以做人应有的尊严。从此，我将挺起胸膛、昂首阔步地迈向新天地！
重见天日
深山冷岙
仓岙水库地处深山冷岙，位于全县闻名的大雷山山麓。该水库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动工兴建，时断时续，最终于一九七五年建成。水库坝高三十多米，坝长四百多米，库容约1000万立方米，居全县之首。有一条防汛公路与丹城相联，里程约六公里。县水电局在水库设立“仓岙水库管理区”为该水库的管理机构，下属有“工管股”、“行政股”、“电站”、“电气实验室”、“畜牧、养鱼场”、“附属工厂”等单位。整个管理区共有职工百来个人。人员组成相当复杂，有国家干部、有劳动局招工分配来的知识青年，但大多数则是建造水库时留下来的部分骨干，当然也有一些“关系户”塞进来的子女。管理区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县水电局拨款，一部分则来自水库的“以库养库”的收入。负责人姓樊，大家都叫他樊书记。此人与我倒也有一点“缘分”，当我笫一次见到他时好象觉得很面熟，后来一想原来是我五八年从学校回家时，他就是当时的爵溪镇党委书记。想不到在二十年后，他又成为我的顶头上司。
我报到后分配在电站工作。所谓“电站”，就是仑岙水库的小水电发电站。它由坝后发电站、大雷山发电站和丹城的狮子山发电站组成，装机容量分别为150千瓦、100千瓦和300千瓦。其中坝后、狮子山发电站为灌溉放水发电站，大雷山发电站则是凭着大雷山的茂密的竹林幽谷中有常年不断的潺潺溪水和高落差水头的优越条件发电。当我面对这些几百千瓦级的水电站联想到吴光本（在青海省龙羊峡）及我同班的四个同学（在湖北省葛洲坝）正在建设的二百多万千瓦的水电站时，不觉暗暗地感到好笑。我们同出于一个学校，经过二十年的风雨沧桑后，此刻与他们的“等级差距”竟会产生这般天壤之别------
话要说回来，我还是觉得有点荣幸，因为我毕竟参加了工作，今后可以堂堂正正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与此前低三下四地“当驴作马”相比，我自己经历的此前与此后相比岂不也是有天壤之别吗？
樊书记对我说，由于水库建成不久，工作条件及生活设施都很差，目前只有一幢象样的楼房，而且还是办公室和宿舍混在一起，已经显得十分拥挤，三个人一间都安排不过来，现在也只好暂时委曲一下你了。于是，我的宿舍只能安置在一间相当破旧的、恐怕还是建造水库时留下来的木结构瓦房。这点我倒真的没有什么计较。他还告诉我，目前正在搞基建，这排旧房子不久就要拆除，搬进新房子的日子是不会很长的。
坝后电站是仓岙水库的“主力电站”，就在水库的坝脚，与办公楼（兼宿舍楼）成直角形相交，几乎联在一起。电站的厂房倒建得高大而宽敞，二台75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分列厂房的两旁，中间有一排控制屏，用来操作水轮发电机的电缆与县电力公司的电网并网之用。发出的电量销售给县电力公司，售电价为五分一度，定时结算。我觉得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不但要尽快地熟悉水轮发电机组的结构与性能以及并网操作技能，而更主要的还在于从理论上搞清楚它们的原理。因为我已经从他们的谈吐中得知，在我来到水库之前，他们就已经得知县水电局要把我调入这里来工作，并说我是一个“落实政策”的“技术员”。须知，他们是把我当作技术人员看待的。毋庸讳言，我离开学校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些书本上的东西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何况我还是一个没有经过工厂或工地上生产实习就被责令退学的学生，实践方面的技能等于零，所以我面对这些即使是属于小容量的发电、并网设备也显得相当陌生。我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如果不能迅速地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从理论上回答电站中这班小青年提出的问题，我在电站内就没有立足之地，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我稍加分析后，觉得水轮发电机的结构及其性能并不复杂，并网的操作也十分简单，化不了几天时间就能很快地掌握，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要很快地掌握并网操作的理论根据，也就是要弄清“为什么要这样操作”的问题。据操作的青年们说，他们是派到兄弟单位参观、学习后才掌握并网操作的，至于为什么这样操作却一无所知。对于控制屏，我在学校里并没有直接接触过，不过，我对于控制屏中的各类电器（如接触器、继电器、信号灯之类）及其性能倒是十分熟悉的，只要能搞到控制屏的电器图，搞清并网的原理应当是并不十分困难的。从他们的并网操作来看，主要是凭着三只信号灯的“亮暗交叉滚动”的变化来决定合闸时刻的，也就是说可能是“同步法”，就是通过调节水轮机的速度变化，使水轮机组的发出的交流电频率达到50HZ，使之与电网的交流电频率同步时就要迅速地进行合闸操作。我虽然从理论上初步懂得这些这些知识，但由于没有充分把握，也只好暂时保持沉默，待彻底搞清楚再说。电站内共有十多个人（其中有四个女青年），除了周师傅是一个上年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以外，其他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而且都是初中毕业的，对于电气知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电气图纸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甲骨文”。其实，当时能看懂电气二次图的人确是“凤毛麟角”。就我当时从初中毕业时的情况来说，初中生也算“秀才”了，比现在的（指2001年）本科生还稀罕，当时的大中专毕业生是绝对不会分配到县里来的。二十年后的今天，情况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由于经过“十年浩劫”，从学校里出来的“正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所以能分配到县属企业单位里的大中专毕业生很少，这恐怕也是我当时学历的优势所在。他（她）们虽然学会了并网操作，但对于并网的原理却全然不知。当我向他们要电气图纸时，他们就立刻从柜中取出图纸交给我，并十分渴望地希望我能把有关电气知识、原理都一股脑儿地传授给他们。
经过几夜苦战，我很快掌握了并网的电气原理，其实与我当时想象的完全一致，它确是“同步法”。在我彻底搞清了控制屏的接线的来龙去脉以后，我心中就有了底。在此后的并网操作时，当这些青年人问我这些指示灯为什么“时而亮暗交叉滚动得眼花缭乱，时而滚动得十分缓慢”以及为什么当“指示灯的亮暗交叉滚动停止的这一刻就要合闸”时，我就十分明确的告诉他们说，“亮暗交叉滚动得眼花缭乱”是由于两个电网的交流电频率相差太大所致，而“指示灯亮暗交叉滚动停止的这一刻”恰好是反映两者的频率相同。如果这一刻不迅速地合闸，水轮机发电机组的交流电频率就要超过电网的频率，就失去了并网合闸的条件，就又要重新进行调节水轮机的速度了。他们听后觉得我说得有道有理，所以也就心服口服。从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接近了，特别是小张、小朱、小许简直把我当成“师父”看待了。
更使他们尊敬我的还有两件事：
其一是我在每天夜里挑灯夜读，直至深夜。我的刻苦学习和钻研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们。我深知自己由于荒芜了二十年的茫茫岁月，对于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几乎全部“归还”给老师了，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把过去学过的知识重新掌握起来，我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于是，我立刻回家把数学、电工学、电工基础等书籍找出来，埋头苦攻------
其二是由于一个“天施良机”---我遇到了一次“机遇与挑战”。水库管理区有一个附属工厂，生产一些金属构件。大概是在我来水库后三个月光景，工厂正在生产一个“自动启闭阀门”，该产品的图纸是从一个上海的厂家买来的。厂里有一个从上海请来的搞机械的老师傅，负责技术指导。产品生产出来了，但工厂里没有人能看懂这个产品的电气接线图，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我们电站身上。这张二次电路图最初是交给周师傅的，樊书记想叫他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他是站里资格最老的电工师傅。周师傅是一个建造水库时搞接电线活的农民工，虽目不识丁但却是一个头脑灵活、能吃苦耐劳的人，所以在水库建成后就留下来当电工。周师傅接到这张电气图纸后，先在他自己的房间苦苦地研究了一天，他自然搞不懂这张“天书”，其实他连图中的“ABCD”的倒顺头都分不清楚。于是他在第二天就叫去小张、小朱、小许他们共同研究图纸，结果自然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他在无奈之中只好求助于我了。我接到图纸后一看，原来它是一张自动启闭阀门的二次接线图。我谦虚了一番，并说让我试试看。我解读图纸后，明白了这个阀门具有自动启闭功能，电路中有二个限位开关和二个时间继电器控制阀门运动，当阀门启动后先向一个方向启开，在到达一个指定位置后（限位开关位置），就停止运动（此时正是阀门启开的最大位置），经过一定时间以后（由时间继电器控制），阀门就向相反方向运动，阀门开始关闭，在到达指定位置后（限位开关位置），就停止运动（此时正是阀门完全关塞位置）。在经过一定时间以后（由时间继电器控制），阀门又重新开启------
我回到电站，就当起“技术员”来，指导小张他们（包括周师傅）在配电板上把按钮、指示灯、继电器之类电器排列好，然后按图纸把它们连接起来，不到半天功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于是我就叫小张到工厂去把阀门机件拿来，然后把配电板上的引出线头与机件上的相应接线庄头相连接。接着就可以作运行试验了。为了防止接线发生错误，我又仔细地核对了一下图纸，在核实了确无错误以后，我就按下了启动按钮。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阀门完全按照设计动作自动地进行来回作启闭运动，试验竟然一举成功。我们都浸入在一种无比的欢乐之中------
不言而喻，从此，包括樊书记在内的水库职工都对我另眼相看了。听说，那位上海来师傅还在众人面前夸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我们上海这样的大厂内，也只有技术员、工程师才能看懂这张图纸啊！”
从此，我更加信心百倍埋头于电工学、电工基础等书籍中去，孜孜不倦地钻研到深夜才肯上床睡眠。
一场秋雨驱散了闷热，气候变得凉爽宜人。这天上午，我们要在水库坝上架设一条临时线路。我和小张、小朱、小许等六七个人首先登上水库的坝顶。只见水库清澈见底、碧波荡漾，湛蓝色的水面上有几十只水鸟在游戏，平静的湖面上被激起了阵阵涟漪，空气清纯洁净。水库湖面的形状像一只“大牙”，大坝是“牙顶”，有二只“牙根”直伸远方。“牙根尖”处有一个被郁郁葱葱的竹林遮掩的十多户的小村子，由于有七八里路程看去已觉得有些迷茫。我一眼望去，只见有一条飘带状的白雾缭绕在村庄上的山腰间，景色实在是美极了，宛若世外桃源。我触景生情地激发了诗兴，就很自然地想到杜牧的一首名诗“山行”，不禁脱口而出：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小张他们忽然听见我的诵诗声，竟然不约而同地、齐声地鼓起掌来，并说“妙极了，再来一首”。我被这猛不防的、突然齐来的掌声弄得不好意思，顿时觉得面红起来。这时，正好周师傅走上坝顶，笑呤呤地问道：“再来一个什么来着？”
“刚才张师父朗诵唐诗，真是好听极了，而且富有诗情画意。”小张介绍说。
“老张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想不到周师傅也会出来捧场。
“好了，周师傅来了，我们马上干活吧。”我连忙借机解脱。
在我们干活的时候，忽然飞来了二只喜鹊，在我们不远的树枝上喳喳地叫个不停，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周师傅是一个欢喜热闹的人，他听到一阵阵的喜鹊声，就向我开起顽笑来：“老张，我看你今天有喜事，说不定今天张师母会来看望你。”
“不会，绝对不会。”我持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
“为什么绝对不会？”周师傅将信将疑地望着我。
“她在工厂里上班，一天八个钟头，绝不允许迟到早退。何况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在上班、上学，她要为他们张罗煮饭、洗衣，一天都不能离开家里，”我说。
“这倒也是。”周师傅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说话间忽然发现坝外有一拨人马正朝水库坝脚走来，我定晴一看，似乎觉得这六个人的身影有点熟悉，随着他们渐渐走近，才看清他们原来是我在大队当会计时的几个同事们。我顿时兴奋异常，赶紧向他们招手。周师傅见此情景，知道是爵溪老乡的朋友们来看望我了，他就立即叫我不要干活了，马上去迎接客人。我一口气跑下大坝，亲切与他们紧紧地握手------
来看望我的六个人是大队主办会计老向、农渔业线负责人老吴和老张、财务主任老杨以及出纳小张和工分会计小蒋。他们还带来了十多斤鲜鱼，准备在这里午餐时享用，因为他们知道我这里地处深山冷岙肯定买不到新鲜海鱼，这么多人吃饭，菜肴会成问题，何况这些大黄鱼、鳓鱼、目鱼都是从大队里支来的，内部购买的价格就特别便宜。我把他们带到我的房间先坐下，然后就到管理区提来一壶热水，借来几只杯子就给他们倒水。接着，就把这些鲜鱼拿到食堂里去加工，并叫食堂师傅为我另外再做几只小菜。
待我忙碌完毕，才坐下来陪他们聊叙别后情景。
他们看到我住在这间破旧的房子，并且看到我刚才还在与电工一起干活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他们原以为我平反后落实了政策，安置了工作，政府一定会安排一个比较像样的工作，想不到会把我安排到这个深山冷岙里的水库来，而且还住在一个比我们大队会计间还不如的一间破房子里，而且还要做像小工那样辛苦的劳动，待遇又是这样差，工资也只有三十六元一月，比大队会计的收入还低，何苦呢？他们为我的目前的待遇不平起来。
坦率地说，当初县水电局安排我到仓岙水库来工作也是出于“无奈”。我也不是没有想过，目前在仓岙水库的工作、生活环境的确不如在大队当会计时那般“优越”，经济收入也并不比大队时高，但我毕竟是从一个“受压抑”的环境中走出来了。记得我刚在大队当会计不久，爵溪就有好几个（非农业大队）干部到公社书记那里去提意见，说爵溪农业大队怎么会用张为礼这种“双料货”的人来当会计？公社为什么不去管一管？有人告诉我，公社李书记也确实找郑安龙谈过话，但郑安龙与老支记陈松林竭力抵制，最后还是让我在大队留下来安心工作。如果郑安龙听了李书记的话，我岂不是要回到农业生产队里去参加劳动了吗？再说，当大队会计只不过是我当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我的“归宿”。当然，我如果现在继续当大队会计虽然再也没有人“提意见”了，但毕竟不是我的理想所在，我并不想把会计这一职业当作我的终身追求。说白了，我在学生时代的理想并没有熄灭，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再努力拼搏一下。在仓岙水库工作，目前条件虽然差一点，管理这样一个一百多千瓦的发电站，而且一年中发电的日子还不足一百来天，其余时间还要去做一些水库的杂务劳动，但在这里工作心情舒畅，未来的机遇尚存，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难得的、可供我当作“实习”的场所，以弥补当年在学校读书时没有经过生产实习的空缺。而且，这里工作虽然辛苦一点，但有许多空闲时间可供我重温已经遗忘的功课，而这些是我目前所必需经过的一个阶段，而且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很难设想，会有哪一个单位能欣然接收像我这样一个已经荒芜了二十多年学业而又无实践经验的人去担任“白领”职务。退一步说，人家即使接收了我并分配我适当的工作岗位，但由于我自己目前既无理论知识（已荒芜）又无工作实践，也是肯定要“出洋相”的，最终也是站不住脚跟。到那时，不但自己处在一个相当被动的地位，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而且今后要挽回这种局面就相当困难了。再何况，水电局庄局长在与我谈话时就明确告诉我，叫我先到基层去煅炼一下，以后视情况再说。领导对一个陌生的同志总得有一个考察过程，其实这也是对一个同志的负责，我总不至于一到工作岗位就不安心工作，马上就发起牢骚来，给领导造成一个不良影响，这对于我自己今后肯定是不利的。
我向他们推心置腹地谈出了我上述的想法和内心世界，他们听后终于认同了我的思想。老向不无感慨地说：“我了解为礼，他一贯来为人真诚、脚踏实地，从不说假话、空话，是一个顶务实的人，所以我一直相信他。”
老吴也接着说：“知识分子讲起话来总是有道有理、有柴有米的，我们大老粗不服也得服。”
食堂的师傅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四五只菜。于是，我们就愉快地开始吃这顿意义非同寻常的午餐------
饭后，我带他们到水库的坝顶上去参观一下水库的全貌，然后就与他们告别。我一直送了二三里路程，他们就提出了“送君千里，总有一别”，我也只好留步。他们虽然离去，但他们的深情厚谊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间，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泪水就不禁夺眶而出------
年终评比时，我被大家推举为先进工作者。不久，水库领导叫我担任电站站长，负责管理三个电站的工作。第二年春季时，正值全国的职工工资晋升（30%）时期，由于我当时是属于“县属集体”劳动指标，只能在属于“集体指标”的范围内评选。当时在县水电局的管辖范围内，“集体指标”范围内够上晋升评选条件的人只有三个：一个是我，另外二个是县电力公司老陈、溪口水库老祝，他们二个都是汽车驾驶员。县水电局领导相当重视这次“工调”工作，庄副局长亲自参加“工调”会议。参加“工调”会议的只有六个人，即有资格参加工调的本人及该单位的负责人。庄局长在会议开始时就说，这次“工调”指标按上级分配下来的只有一人（30%），但局领导经研究后、并报请上级同意，又增加了一个。因为我们考虑到仓岙水库的张为礼同志情况的特殊性而需要特殊照顾。大家可能已经知道，老张是一个党对他“落实政策”的人，此前他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党给分安排工作以后，他表现很好，工作十分积极，我们组织上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好同志，故这次另外增加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是“戴帽”下来的，所以不会影响老陈、老祝二人的另外一个指标。
庄局长的意思是最明白不过了，三个人参加评选，实际上是老陈和老祝二个人中推选一个，我因为有“戴帽”指标，就不必担忧晋升不到工资了。晋升一级工资标准虽然只有六元钱，但对于只有三十六元月工资的人来说，无疑地是相当难得的。但当时我并不只看重这六元钱，而对于水电局领导能这样关心我的待遇，真使我激动不已。我想，这除了水电局领导贯彻落实党的政策以外，恐怕与他们对我有一个好印象有关。如果我在水库表现不好，他们也许不会考虑我的这个“特殊性”了。看来，做人嘛总是应该脚踏实地干工作的。
从此，我对党的关爱更加牢记在心上，这也大大地促使了我对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使我认识到，我更需要加倍地刻苦学习，我必须作好充分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光阴如箭，日月荏苒，我在水库工作在不知不觉中已度过一年多了。这是一个中秋之夜，一轮银盘般的月亮高高地悬在洁纯的夜空，皎洁的月光把寂静的山谷打扮得像少女般地秀丽、神秘。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身处深山冷岙就很自然地想起了我这个曾经过饱经风霜的家庭。我虽然每隔二三个星期回家一次，但与我此前在二十年中几乎从无离开过家相比，总是有些不习惯，思家情结总是时刻萦绕在我心头。三儿承雷时值十岁，在爵溪小学读书。他在寒暑假、农忙假期间总是要到我这里来玩，因为对于小孩子来说，任何一个陌生的环境总是会感到新奇的。今天他又瞒着他母亲到我这里来了。于是，我就带着他到小店去买来一元钱一筒的月饼，然后与他一同到三楼的平台上去赏月。我们坐在平台上的一块长石上，边赏月边吃月饼。承雷忽然对我说：“爸爸，你头上有白发了！”
“我知道。”我回答说。头上的白发我早已发现，这不算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我替你把它拔掉。”
“随便。”
于是，他真的为我拔起白发来。我望着这轮明亮的圆月，不禁使我怀念起这个曾经赋予我对生活充满坚定的信念和对未来无限响往的家庭。
在这一年中，我的家庭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儿子承志在学校里是一个品学皆优的学生，他的中学生涯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的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的。照当时的政策，像我们家这样的家庭的孩子是不可能升入高中的，但由于当时老师对他的厚爱，学校却把他以“备取生”的名义把他进入高中班读书。当然，那时由于是处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时期，学生经常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上不完的“劳动课”，再加上当时学校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的“最高指示”：考试要废掉！考试是“老师对学生发动的突然袭击”。很显然，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那时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并不多。他在高中毕业后曾学过一年多的木匠。就在不久前，他参加了爵溪的社办企业（后来改称镇办企业）的招工考试，被象山化纤厂（厂址在爵溪，即宁波甬南针织有限公司公司的前身）录取，工资十九元一月。他在前几天刚来过我这里，特地来向我报告这个好消息。承志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还是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利用放暑假的两个月空隙时间偷偷地瞒着我们去自找师傅到岱山等地去做修船工（他不事先告诉我们是出于怕我们不同意他出外做工）。在工地上他省吃节用地把挣到的钱全部带回家来，以弥补当时家庭的“经济危机”。他挣来的六七十元钱，对于当时经济上处于极度拮据的家庭来说，可真是像在苦渴中送来了一杯凉水啊。这绝对不是“杯”水车薪，顶起码也可算是“盆”水车薪了，真可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要知道，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二儿子承渊则比他更会吃苦，他在十四岁时就中断了初中的学业，因为生活所迫，我只好叫他到石料厂（其实是采石场）去当学徒工，每天起早摸黑地在山上捏着几磅重的手锤凿打石头，他可怜的一双还十分稚嫩手心上被布满着厚茧。更使人怜惜的还是在酷暑寒冬期间，他在山岙里的盛夏毒日以及隆冬里的扯骨寒风的淫威下而默默地、坚韧地为全家受苦受累，这使我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深为内疚。此刻，当我想到他这般年龄就如此受苦，我心中自然就十分难受。此时此刻，还使我忽然想起了他的一件往事：这还是他在小学读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还未放学的时候他就嚎啕大哭地背着书包回家，他母亲以为是他与小朋友吵架，他边摇头边大哭不止。直到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是班上的老师告诉他：你爸爸是一个右派分子，所以你就不能当红小兵（文革时把少先队改为红小兵），他感到很委曲，所以就哭着回家了------
老伴是因生产队的土地被一家工厂征用而进厂做工的。她也十分辛苦，每天在天还没有亮时就要到街上去买好小菜，然后还要给在三个孩子们做好早饭，让他们吃好后才能急忙地赶紧去上班。晚饭后还要把孩子们的衣服拿到山脚的溪坑里去洗。晚上也还有很多的家务事等着她去做。我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历经沧桑、在苦水浸泡中走出来的家庭成员都是能争气、有傲骨的。诚然，我们家庭现在已经重见天日，在政治上受欺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在经济上要彻底改变极端贫困的局面尚需时日，这还得靠全家人的共同努力拼搏才能彻底扭转这种局面。人活在世上，总不能总是一贫如洗地、过着被人瞧不起的日子。
至于我自己，已经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复习完三角函数、解释几何等数学课程，正准备复习高等数学，因为在电工学、电工基础等课程中的有关计算题中总是离不开三角函数，有时甚至还要用着微积分。我此时正好是一个四十刚出头的人，精力还是相当旺盛的，何况复习与初学相比是有极大差异的，而且进度也要比初学快得多。再说，我的数学基础原来就不错，所以，我复习起来并没有感到力不从心，反而觉得相当轻松。
我们父子俩在平台上就这样坐了一个多钟头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平台------
自从我担任电站站长以后，我们电站中的十来个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就自然地担任起“家长”的角色，彼此的关系亲密无间。由于在山岙里的文化娱乐生活极度贫乏，我常常在下午下班后与他们一起到丹城电影院去看电影。我们沿着防汛公路步行到丹城，也只不过化了一个小时就可到达，看完一场电影才八点多一点。我们在回来的时候，一路上还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呢。说真的，这几个少男少女们都说我这个“家长”当得不错。
在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就在我带着他们走进电影场的时候，猛不防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面孔倒很熟悉，我不无惊异望着他。
“认不出来了？”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问我。
“喔---你是蒋金富。”我猛然想起，他是我在初中时的同届（甲）班同学，我知道他目前是一个县法院里的庭长，但由于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所以在一瞬间就想不起来，“你好啊。”
“我当然好，但是你现在还是并不十分好，是吗？”他很风趣回答我，“我知道你平反后被安置在仓岙水库工作，已经有一年多了吧？前几天我遇到许成元时同他说过。张为礼是我们的同学，怎能看着他蹲在山岙里不管？作为一个电力公司副经理，你难道连调动一个人的权力都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调到你们电力公司来难道会一点也用不着？老兄，无论是从同学情谊的角度还是在单位的立场上，于情于理你都有责任关心他，而且对于电力公司来说也肯定没有坏处。”
“这-----”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早已知道我的同届兼同乡同学许成元现在是县电力公司的副经理，并知道他毕业后分配在东北小丰满发电站工作，在七十年代初调回象山，刚到时在丹城公社里担任管工业的革委会委员，在一九七O年成立县电力公司时他被调到公司当副经理。我何曾没有想到过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能去电力公司工作，我的好朋友杨明星也为我到许成元那里去过几次，反映过有关我已经落实政策情况。但由于我当时处于刚刚分配工作期间，他可能是担心我由于荒芜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短期内要担任技术工作恐怕是难以胜任的。如果把我这个已是不惑之年的人安排在一线当工人也觉得不合适，所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我当时觉得他的想法不无道理，所以也不好多说。现在蒋金富这个老同学却主动为我提出来，真使我感慨万千啊。
“为礼，说真的，你自己也要主动一点，多到许成元那里去走走，交流交流思想情况有好处。”蒋金富认真地对我说。
“好的，是应当我自己主动一点。”我真情握着他的手。
这个晚上，看完电影回到水库后我一直坐在桌子边静静地思考了许久，确实觉得应立即写一封长信给许成元，告诉他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在水库工作一年多来的情况，希望他看在一个老同学的情谊上把我调入县电力公司去工作，给予我一次机会，使我能实现多年来一直苦苦追求的理想。此刻，我觉得现在比起我刚参加工作时的情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就我自己来说，无论是在理论知识上还是在实践经验上，与当初大不一样了；而与许成元的关系比去年有更进一步的密切和了解，因为自从我担任了电站站长以后，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到电力公司去联系有关电度结算等事宜。在完成工作以后，我自然要去看他。在聊叙中，他也很自然地了解一些关于我的情况，彼此间的关系自然比一年前亲密多了。我觉得此刻写信给他的机会确已成熟，于是我就动起笔来给他写信------
半个月后，我因工作需要又去电力公司联系有关狮子山电站发无功电（即把发电机当作同步电动机空转后，消耗少量有功功率可发出大量无功功率，向电网输送无功电流而改善电能质量）的事宜，事毕，我自然又到许成元那里的经理办公室去看望他。想不到他见到我后立刻对我说：“我正好要找你呢。”
原来，他收到我的这封长信后，就与文经理（兼电力公司党总支书记）商量关于把我调入电力公司的事宜。由于当时电力公司内的技术人员相当缺乏，只有一个本科大学生和一个“工农兵”大学生（都在生技股），中专生也只有老许一个，而老许在公司里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不做具体的技术工作，所以除生技科以外的股室里基本上没有配备技术人员。这次刚遇上级电力部门要求各县开展“电力无功补偿”工作，藉以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以暂时缓解一下紧张的电力供需矛盾，而具体担任此项工作的用电股里恰恰没有一个技术人员。这样，许成元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我，觉得这是一次把我调入电力公司的最好机会。文经理听到老许有关我情况介绍后，竟欣然同意老许的意见，同意把我调入电力公司来。
当我听到老许说出这个决定后，我简直是心花怒放，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猛不防这个好消息会来得如此出乎意外。他随后叮嘱我，回去后立即要抓紧做好樊书记的工作，说服他能放行你，因为据说他很器重你，水库也很需要你。这个工作一定要抓紧，愈快愈好，以免防止出意外。至于在水电局领导方面，我们会到庄局长那里去反映情况，估计庄局长不会提出异议。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到庄局长那里去汇报一下思想情况，反正他对你的印象也不错。
我告别老许，就快步地走出电力公司，我感到脚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过------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向樊书记汇报了我要求调动到县电力公司去的思想情况以及和对方联系的经过。最后，我怀着有点依恋不舍的感情对樊书记说：“我在水库工作一年多来，承蒙你的关爱和培养以及同志们的友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中。”
樊书记对我这段时期的思想实际和与电力公司的联系经过当然是浑然无知，所以对于我突然向他提出来的要求调动工作情况就自然感到有些吃惊。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使我忐忑不安起来，我一直注意着他的面部表情的变化。最后，他终于露出苦笑：“老张，说真的，就我个人的想法而言，我不想放你走，因为这里需要你；但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我却不能挽留你，否则就会耽误了你个人的前途啊，我们这里的‘庙’也实在是太小了点，留不住像你这样的‘和尚’啊。”
我想不到樊书记竟会如此宽厚地对待我，使我内心里真是感激不尽。
“老张，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在你临走之前，是否可以帮我到电气实验室去工作一段时期，顺便‘收拾’一下，把那里的‘尾巴’给我割割掉。”
“完全可以。”我相当直爽地答应他，“反正办理调动手续尚需一段时间。”
电气实验室在狮子山发电站的厂房内，原来有一个姓章的人在那里负责搞“触电保安器”和“半导体收音机”二个产品，由于产品的质量有不合格，“触电保安器”虽然卖出了一些，但绝大多数被退了回来。“半导体收音机”也卖出不多，尚有不少半成品未组装而被积压在仓库里。姓章的人一走了之，故留下了这个“尾巴”，成了樊书记的一块心病。他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把那些未组装的收音机另部件全部组装起来，并通过检验、测试，把不合格的产品剔除。
我接受任务后，就马不停蹄地地干了起来。我首先到县广播站里去请来了二个擅长于半导体技术的师傅作技术指导，对另部件作了一次全面的测试，把那些不合格的电气元件全部剔除掉，然后才开始组装。大约只化了十多天的时间就把樊书记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与此同时，我利用空隙时间到庄局长那里去汇报要求调动工作的事情。想不到庄局长听后十分爽气地答应我的要求，并说电力公司的领导已经到他那里来反映过有关情况了，水库管理区的樊书记也已经表态答应放行，你不日就可办理有关调动手续了。我听后就自然十分高兴，我终于获得了一个走向新工作岗位的机会，一个可以实现我梦想的机会。我真情地感谢庄局长对我的关爱，兴高采烈地向庄局长告别。
十月底，我终于办理好调动手续。水库电站小张他们一定要为我饯行，他（她）们自己凑钱搞了一个聚餐会。临别的时候，他们还送给我一只热水瓶和一只面盆，作为我们相处一年多时间的纪念品。当我离开他（她）们时，倒真也有点依恋不舍------
调入县电力公司
象山县电力公司当时正处于发展时期，规模尚小，年供电量只有五百万千瓦时。它的前身是丹城电厂，在解放初，它的发电功率只有三十千瓦，供电时间只有在晚上的三四个小时，用电单位也只是县政府机关及中学等相当少的几个单位。它实际上是一家轧米厂，白天轧米，晚上发电。在六十年代初期，它与轧米厂分离，在丹城南门文昌阁里安装一台三百千瓦的柴油机机组发电。六十年代末，在丹城西门建立一座一千五百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的发电厂，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七十年代初期，县水电局决定它与石浦电厂合并，成立了县电力公司。
1980年10月27日，我正式到县电力公司报到上班，许成元已经在此前告诉过我在用电管理股担任技术工作。我在公司人事股老王的陪同下走进用电管理股的办公室。股长苏幼明热情地接待我，他并且已为我安排好办公桌，让我坐在他同室的内侧。于是，我就把自己带来的几件文具放进办公桌的抽屉内。在我坐定后，老苏就把用电管理工作的有关文件、资料交给我参阅，他说让我先熟悉一下用电管理方面的有关政策、条例等情况再说。他还告诉我，眼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去搞一个用电“无功补偿”的试点，初步拟定在象山县丝织厂。因为当时的丝织厂用电已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如果我们能通过的“无功补偿”试验而提高了该厂用电的功率因数，从而提高了用电设备利用率（指该厂变压器及县电网供电），则我们的试点工作就取得了成效，这对于缓解我县目前的供电的紧张局面就有了普遍的推广意义。公司领导已经向我作过交待，这个“无功补偿”试点工作的技术方面由你负责，其他配合工作我会去协调。你在参阅文件同时，就把这个“无功补偿”方面的有关技术方面的工作准备起来。最后，他还十分真诚地对我说：“老张，我在电力部门工作多年了，要说工作经验倒是有一点，但我喝的墨水没有你那样多。说真的，我对于‘无功补偿’的理论知识方面一点儿都不懂，你调到这里来，我就轻松多了。”
看来，他已经从老许那里得知我的有关情况。对于老苏这种待人的真情态度确实使我相当感动，凭着直觉，我觉得他不像是一个装模作样的人。我此刻觉得自己十分荣幸，因为当我刚踏进用电管理股的办公室时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好人，一个为人忠诚、坦率的领导和同事。事后证明，我的这个直觉没有错，他后来成为我后的良师益友。老苏是在电厂筹建汽轮发电机时从省电力安装公司调来的，因为他是一个安装汽轮机方面的行家。他在省电力安装公司工作期间，曾经在技工学校里培训过。他在象山县电力公司中可以说是一个“元老式”的人物，在用电管理工作方面，他又是一个行家里手，有人称他为“苏克思”。我身边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对于一个刚刚跨进公司大门的我来说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我相当重视我面临的第一次见面礼式的“考验”，如果做不好“无功补偿”试点工作，我就有愧于许成元，有愧于老苏，对于自己今后要立足于电力公司也当然是十分不利的。其实，“无功补偿”并不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工作，但对于当时只是一个规模还很小、而且还刚建成立不久的电力公司来说却是一件新生事物。凡是懂得电气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交流电路中的负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等性质等区别。如像电灯泡之类的电热性负荷是电阻性的；凡带有线圈结构的负荷（如电动机）则是电感性的；而电容器之类的负荷当然是属于电容性了。由于电感性负荷在矢量图中，电流要滞后于电压一个角度a；而电容性负荷在矢量图中的电流则要导前于电压一个角度b。这样，在这些负荷中的功率就要发生“演变”，即发生了“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这三个概念，“有功”份量越大，功率因数也就越高，而这个功率因数在三角函数中的含义就是COSa或COSb，这个a角或b角就是前面说过的电压与电流的“滞后”或“导前”的角度。众所周知，COSa或COSb总是少于1的，只有当这个角度等于0的时候它才会等于1。所以，凡是在电感性的电路中的功率因数都是少于1，在一般的工厂里（指用电动机的工厂）它是在0.3到0.8之间，具体数据则要看负载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我们设想，在感性负载的电路中并联容性负载，那么就会出现“导前”的角度与“滞后”的角度发生“中和”现象，角度就自然减少，功率因数也就提高了，这就是“无功补偿”的原理。在生产上的具体做法就是应用电力电容器柜并接在工厂内的电路上，这样就达到了提高功率因数的目的。至于该工厂需要用多少电容器则可以从理论上推算出来。
经过几天时间的准备，我在老苏的支持下，与本股的杜师傅以及供电站的几个工人一起，开始在象山丝织厂搞“无功补偿”的试点工作。由于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试点工作做得了相当顺利，该厂的用电功率因数从原来的0.45一下子提高到0.96，本来超负荷的变压器急需要马上更换增容，现在完全可以经常运行了，这不但省下来一笔变压器的增容费用，而且还缓解了电网对该厂的供电，自然受到了丝织厂厂方好评，我们电力公司也在从中受益，真是一举两得的美事。试点工作只是一个开头，接下去就要大面积推广。第一炮打得响无疑地对今后的推广工作十分有利，如果这个“无功补偿”在全县推广开来，广大的电力用户和我们电力公司自己将受益非浅，其中意义就不言而喻了。许成元对此相当满意，因为是他把我调入电力公司的，如果这次试点工作失败，无疑地是会给他带来压力，现在他可以放心了。
在这个试点工作中，我取得了虽然说起来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成果，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使我对今后工作更加充满信心，而且还使我想到，这一切都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吗？在一九五七年，那场反右派运动，把我好端端的从学校里赶出来回到农村，听从一个文盲生产队长的吆喝，无休止地干着完全不用脑子的繁重的劳苦农活，浪费了国家对我十多年的培养和教育；现在，党纠正了以前的这个严重的错误，把我从农村的苦难中拉出来，恢复了我重新可以用脑的机会，做了一些当时一般人还不能胜任的工作，这不能不使我产生了一种对党的无限敬爱的感情，使我在此后不久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
十一月底，公司领导决定派我到杭州去参加由浙江省电力局举办的“用电监察培训班”，分配名额每县一名还不到，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
省局培训班
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与宁波电业局用电科的谢芝明一道乘火车去杭州，当天就到达培训班的报到处----省电力局招待所。省电力局招待所在四宜路的末端，位于城隍山的山麓。东面与吴山相连，西首则与柳浪闻莺相望，只有一路相隔。招待所实际上是建在山坡上，依窗遥望秀丽的西湖，展现在你面前是一片湖光山色，滟波涟涟，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招待所的后面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各色各样的、美丽的小鸟在枝头歌唱，简直让人陶醉在这个梦境般的环境里。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杭州的学生生涯------
如果说，我在五六年前因参加文艺座谈会而路过杭州时的心情是虽然有点欣喜，但在内心里却还是“心有余悸”的，因为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还不能坦率地表明自己的身份。而这次到杭州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我是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地作为一个由县电力公司派来的人员到杭州来参加由省电力局举办的培训班的。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曾几何时，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在二十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学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赶出学校而离开杭州，在二十多年后却以一个学员的身份重回杭州参加省电力局举办的用电监察培训班，去“补读”二十年前未竟的学业，真是令人感叹。人世沧桑，真可谓是变化莫测啊！
我与谢芝明报到后被安排在六楼的房间里，房间里共住四人，其他两个是宁波市用电管理所的老施和小曹，由于大家都属于宁波电业局，所以彼此就像一见如故的朋友，分外地亲切。
全省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共五十多人，大都住六楼。教室在四楼，食堂在二楼，所以学习和生活十分方便。主管培训班的是陈信华和祝柏田，他们都是省电力局用电管理处的工程师，他们从我们报到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培训班，确是对工作极端负责的好“校长”。陈信华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直至退休。我们在报到时就领到了七八本作为教材的讲义，其中有四本很厚，均有一百多页，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能授完这么多的课程？这些讲义的范围几乎涵盖了电力系统的运行和管理的全部内容，有电气基本知识、输变电设备、电力线路、变压器（结构、原理及试验）、电度表（结构、原理及矢量图分析）、用电监察（条例及实施细则）等等，凡是用电监察牵涉到的有关内容都被列入教材了。看来，这次学习任务肯定不会轻松。与此同时，我立刻意识到这次培训班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这对于像我这样刚刚踏入电力部门而又缺乏诸多领域的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人来说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更何况我在学校里学的专业是机械，电气专业方面的东西学的并不多，只不过是电工学、电工基础等几门课程，并没有像电气专业那样对于电气专业课程全方位地进行系统地学习。
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员都是从各地市电业局的有关科室中抽调来的，他们都是一些既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又经过了相当一段时期的实际工作经历的工程师，他们讲的内容都是针对电力系统实际工作上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讲课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所以我们听起课来就自然觉得津津有味、兴味盎然。而且，他们的讲课内容都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把发下来的教材照本宣读，而是抓着重点讲解，其它的内容叫我们自己在课外时间或在结业以后去读。作业倒布置得很多，整个晚上都得在房间里做作业，很少出外遛街。作业难度最大的要算“电度表”课程，其中三相有功、无功电度表的矢量图分析及因几种接线错误而导致计量失准的核算方法，这些计算题需要用三角函数解题，如果你忘记了三角函数公式，就休想做好作业。这下子我倒感到有点庆幸，因为此前我刚刚复习过这些数学，那些三角函数公式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想不到这些的东西今天全都派上了用场，所以我做起作业来就得心应手，毫不费力，不像谢芝明他们抓着头皮无奈地苦苦思索，搞得精疲力竭，最后还不得不向我请教。其实，谢芝明与我年龄相仿，而且都是同时代的中专毕业生。
“哎，我说老张，你离开学校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为什么没有忘记这些数学公式？”谢芝明迷惑不解地问我。
“因为我具有一个‘天才’的脑袋啊。”我与他开起顽笑来。
“这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但他还是有点半信半疑。
于是，我就将在仓岙水库期间复习功课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听后都不无感叹地说“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学到用时方恨少哪。”
半个月后进行一次测验，我的测验成绩优良。
省电力招待所内的一楼东侧有一个电力设计院，休息的时候我经常到它的室外去走走看看。一个纯粹出乎意外的偶然机会，竟然使我得到楼受康同学的讯息：他目前在省电力研究所工作。这个令人怔奇的消息当时真使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就连忙去打电话。电话很快就拨通，我就迫不及待地问：“贵单位有个叫楼受康的同志吗？”
“有啊。”对方很爽气地回答我。
“师傅，麻烦你去请他接电话好吗？”
“好的，请你稍等一下。”
我没等多时就听到话筒里的熟悉的声音：“你是哪位？”
“我是张为礼，你还记得我吗？”我激动得心脏怦怦地跳。
“张为礼？我怎能会忘记你！啊------你受委曲了------”他的声音也很激动，激动之中不无含有慊意与惋惜之情，我完全听得出来，“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省电力招待所。”我回答道。于是，我就在电话里简略地告诉他关于我平反后安置工作情况及这次参加培训班的经过。
“好---好，等会儿我马上到你这里来。”他说完就马上搁了电话。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就急呼呼地骑着自行车赶到了省电力招待所。我们在分别了二十多年之后，在完会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紧紧地握手------
我们在二十多年前的恩恩怨怨在那这一刹那间化为乌有，正是一位名人所说的那样，相逢一笑泯恩仇！原来，他并没有像我想象那样地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他到今天连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是。他不无伤感地对我说，自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以后，我一直在内心里进行了各种反思。我不但是你这个错案的见证人，而且还参与了对你的批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对你不起啊！尽管我当时是奉命行事，但这也不能由此来推卸我自己的责任。我当初确实想过，仅仅是为了这几句言论，而且还是被“哄”出来的言论就把一个年龄刚刚二十岁的青年学生赶出了学校，从此被剥夺了他的学习的机会，这是不是太残酷了点？当然，这些想法只能是藏在心里。紧接着后来发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顷”等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由于我在主观思想上想不通，于是就开始变得愈来愈“右倾”了。哎，真是一言难尽啊。
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才恋恋不舍地握手告别。他在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他和楼庚华（他的爱人）准备在星期日那天下午请我到他们家去作客。在杭州工作的还有另外两位同班同学，一个是目前担任省水电设计院下属的螺杆泵厂当厂长李再澄，另一个是在省二轻局工作的樊伟林。他打算把他们都叫过来，让我们这些已经分别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学相聚，顺便在他家吃顿晚饭，大家肯定有很多话要说。我当然十分欣喜地接受他的盛情的邀请，我在这二十多年来，我是多么想念当年在打索桥畔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学们啊。
星期日上午，楼受康打电话过来，再三叮咛我在中饭后就马上过去，因为下午他和庚华要陪同我到宝石礼堂去看一场电影。隔了十分钟后，庚华又打来一个电话，相当热情地邀请我到去她（他）们家去吃一餐便饭，这真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午饭后，我与谢芝明等几个同志打了个招呼后就马上离开了招待所，径直往鼓楼附近的楼受康家而去。楼受康夫妇正在家里等着我，庚华连忙给我泡茶。庚华是个小学教师，作为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她给我的第一个的印象是端庄、大方、热情，楼受康有这样一位贤慧的妻子，家庭的气氛肯定是温馨而和谐。
小聚一会儿后，我们就去宝石礼堂看电影。回来后，楼受康就给李再澄、樊伟林打电话，叫他们马上过来。不一会儿，李再澄、樊伟林先后到达，我与他们紧紧地握着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顿晚餐真是令人难以忘怀，我们边吃边谈，直到晚上九时才结束。我再次感谢楼受康、庚华的盛情招待，满载着同学们的深情厚谊离开了楼受康家。
在楼受康家吃饭还使我得到了在富春江水工机械厂工作的施信根同学以及在镇海浙江炼油厂工作的林一平同学的通讯地址。施信根和林一平本来是我相当要好的两个同学，在反右派运动期间，他们突然与我“划清”了界线，从此对我冷若冰霜，还加入了批判我的行列，我当时真是心如刀割般地难受。今天，我深信他们一定会像楼受康那样，对过去了的这场运动肯定会有清醒的认识。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提起笔来给他们写信，我挥笔直书，如诉如泣地告诉他们我在这二十多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如果来信，就寄到省电力招待所来吧。果然不出我所料，五六天后我就接到他们的来信，他们在信中都热情洋溢又不无愧疚地说，当时由于他们“年幼无知”，轻信工作组的恶毒用心而“上当受骗”，说了许多对我不起的话，做了许多对我不起的事，后来想起来真是十分懊悔，实在太对不起你了，真诚地希望得到你的谅解------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后，真为他们的真挚感情所感动，于是我又给他们回信，我说我此后并没有把同学们当时对我的批判一直记在心上。如果要说到责任，那末应当由当时发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来负，我如果当时没有被这些人当作“靶心”，我也会像你们那样地去批判别人，严格地说，我们大家都是受害者------
用电监察培训班于十二月底考试后结业，全体学员在著名的柳浪闻莺公园拍照留念。我们大家都互相告别，并互祝大家回去以后要当好电力运行战线上的侦察兵。在即将要离开杭州之际，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那位久别重逢的老同学---楼受康和庚华。晚饭后我就赶往他们家告别，我们又谈了二个多钟头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们家。受康和庚华执意要送我到公共汽车站，直到我上了公交车后他们才离去。
在返回县电力公司的一个月后，许成元约我在晚饭后到他的家里去一趟，我自然应约而去。他告诉我，省电力局用电处已寄来了我在培训班期间的档案材料，他们对我的评语很好，还说我的结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并把附寄来的一张合照交给我。在临走的时候，他饱含深情地鼓励我说，你虽然到公司工作时间不长，但普遍反映较好，希望我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学习、工作。用电管理是一项包罗万象的工作，要全面地、充分地驾驭它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工作过程，这对于你来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只有不断地向周围的同志们虚心学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下去，才能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不辜负党和组织对你的关爱和培养。我听后感到鼓舞，我觉得身边有这样一位领导、老同学在关心我、支持我，使我在今后工作上少走弯路，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我感激地对他说，我今后一定会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组织对我的关爱之情的------
自强不息
我回到公司后的第二天就向股长苏幼明汇报了我在省局用电监察培训班的情况。他虽然是用电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但对于“用电监察”这个名称还是十分陌生的，至于其中条例、实施细则的内容则更是茫然不知。实际上，当时在县电力公司这一级都还没有成立“用电监察”这一个组织，所以，对于广大职工来说，都还没有听到过“用电监察”这一个名称。不过，检查用户的窃电行为的行动倒还是有的，但只是在有人举报或者发现用户用电情况极端异常的情况下才去进行的，所以这项工作虽然做了，但却做得十分被动，并没有主动地、定期地、规范地去做这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实际上，有大量的窃电和用电违章事件因为没有经常开展用电监察工作而没有被发现。所以，公司在无形中的损失就很大，只是没有发觉罢了。其实，用电监察工作不仅仅是抓用电户的窃电、违章用电行为，还有在安全用电、电工培训、大用电户的定期检查、用电户报装前的电气图纸审查等内容。否则，为什么人们把用电监察人员叫做电力运行战线上的侦察兵呢？
苏幼明听完我的汇报以后，深有感触地说：“省局举办的这个培训班真是办得及时，这确实是我们公司用电管理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我看你今后就去抓这个重要工作吧。”
几个月以后，苏幼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用电管理股确实需要像你这样一个技术人员，今后你就为我多挑些担子吧。他还给我几个具体任务，叫我分管用电监察、无功补偿、校表室等工作。我虽然到用电管理股工作时间不长，但也看到老苏的工作实在繁重，于是我就十分欣然地接受了他交给我的分管任务。
我在继续抓紧做好全县电力用户的无功补偿工作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用电监察组织的工作。在一次公司召开的股长、站（所）长会议上，公司领导特地叫我去参加会议，并安排我在会议上发言，我详细地解说了关于用电监察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条例及实施细则，以及在实际操作上的具体做法。由于这是一项新生事物，站（所）长们听后都感到十分新鲜，同时又觉得此项工作确实是十分重要，所以大家都十分愿意支持这个工作，这就为我今后组织用电监察工作打下了基础，开展起工作来也就自然十分有利。
用电监察工作真正引起公司领导以及广大职工重视的是由于象山造纸厂发生了一起电度表计量失准事件。象山造纸厂是一个装机容量560KVA的大用户，月用电量二、三万千瓦时，在全县用电户中名列第六位，这在当时全县年供电量只有六、七百万千瓦时的电力公司来说是举足轻重的。有一天，大徐供电站站长老郑对我说，近几个月来，象山造纸厂的有功电度表和无功电度表的度数都有点反常，特别是无功电度表意外明显，是不是电度表发生问题？我说这需要到现场去看一看，才能知道问题究竟出在那里。于是，我就带着必要的仪器随着他到象山造纸厂去了。
我首先叫老郑带我到造纸厂的配电间，经与厂电工简单交代后就叫他打开计量柜。象山造纸厂的计量装置是属于“高压计量”单位，即一次侧电压为10000V，通过10000：100的电压互感器接到三相电度表的，故二次侧的电压为100V。我测量了一下电度表的电压，惊异地发现AB相为100V，而AC相和BC相却只有67V，这就说明了C相出了问题。于是我就叫厂电工把通向计量柜的分路闸刀拉开，检查一下高压熔丝管有否断路，结果发现果然是C相的熔丝断了！三相计量电路中有其中一相断路，计量自然就失准了。
老郑心急如焚地问我：“这下子问题大了，老张，我们的电量损失究竟有多少？”
我略微索考了一下，觉得这个电量损失数字需要经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才能回答，不是简单地用几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首先要去向厂长讲清楚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委，然后要拿出具有权威性的技术数据来，厂方才会补缴应补的电费。老郑和厂电工都觉得有道理。于是，我就与他们一道到厂长那里去说明电度表发生故障的原因。厂长是个诚实的人，在听完了我的说明后就马上表态：“凡是漏掉的电度都应当补足。不过，你们得拿出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数据来。”
“这是肯定的，我回去后就把它计算出来。你们拿到我的‘补缴电度清单’及其计算数据后，也可以到有关单位去咨询一下我们的计算数据是否正确。在证明我们的数据确无问题后再补缴电费。”我说。
回到公司后，我首先向老苏反映造纸厂的情况，老苏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叫我马上把这个有关数据计算出来。于是，我就立即画出三相电度表的矢量图，分析了三相电度表在一相断路的情况下出现的矢量变化，从而运用三角函数来计算出数值的变更差异，确定了“更正系数”。
为了慎重起见，我又核对了一下有关技术资料，在证实了这个“更正系数”绝对准确无误后才放心。这个更正系数K用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就是：
K=（1.732 × COSф）÷COS (30°-ф)
于是就很快地计算出了应补的电度为33780千瓦时，这对于一个年供电量还不足一千万千瓦时的公司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由于这个计算数据准确无误，厂方很快就补缴了电费。
不言而喻，通过这次追补三万多千瓦时的电费，大家对用电监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都提高了。
接着，根据宁波电业局文件的精神，公司领导委派我负责组织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厂矿企业单位电工的培训、考试、发证工作。从而，使全县电工的管理工作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与此同时，我又根据用电监察条例的规定，对装机容量200KVA及以上的用户都建立起大用户档案，并定期地对它们进行检查，凡发现违章或存在事故隐患的厂家，都对他们作出了相应的限期整改的措施，这无论对于厂方的安全用电或者对于我们电力公司的安全可靠供电都是十分有利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象山县人事局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对科技人员评定技术职称工作，我闻讯后立即向有关方面反映自己的情况。该负责人在听完我的叙述后告诉我，因为我没有从“电专”毕业，未持有学历证书，不属于“三种人”，故不属这次考核范围。但他对我又颇为同情，认为这是“不公正待遇”，他还建议我到浙江大学人事处去反映一下情况，是否可以补发一张“学历证明”，这样，他们就可以作特殊性处理。
于是，我就给楼受康同学写信，希望他能为我到浙江大学人事处去一趟，能否给我补发一个“学历证明”来，因为我知道他在浙江大学里有很多的同学、校友，办起事情来总比我自己去要方便一些。几天以后，我就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我，在浙江大学人事处和学生科内有好几个我们的校友，他们对我的情况很了解（因为此前已为我找到档案，并为我致函象山县委），对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均表同情。看来，学校人事处给我补发一张“同等学历证明”问题不大，只是处长到北京开会去了，他们还不能下结论，待处长回来后再作决定。
七月中旬，许成元告诉我，浙江大学人事处已经来函，为我寄来了一张“同等学历证明”。这样，我就有条件参加技术职称考核了。水电局负责技术考核工作的是出自名校研究生的林启庆，他与我在仓岙水库工作期间就认识了，所以他对我特别关心，立即叫我去参加技术人员定、晋级会议。会后，他还特别关照我要准备详细地写一个书面资料，介绍过去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使评委们对你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自然按照他的意见去做。
直到一九八二年三月，评定技术职称工作才宣告结束，由县府下达文件，正式宣布批准技术职称人员名单，还极其隆重地在象山剧院召开了庆贺会议。我作为“工程技术员”名列其中，意气风发而兴高采烈地迈进了会场，我从初中起就梦想做一名工程师的愿望终于历经波折地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一九八二年九月，宁波电业局批文，任命了我公司的中层干部。苏幼明为用电股股长，我为用电股副股长。从此，我作为苏幼明的助手，分管用电监察、农电、校表室工作，全力推进用电管理工作。
一九八三年四月间，我收到楼受康同学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与陈泽日一起正在为我补发文凭而奔波。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个出人意外而又令人痛惜的不幸消息：曾经为我找寻档案、为我落实政策而奔波的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朱锦福同志已患癌症，现在卧病在床，在世在日子恐怕不多了------。
此刻，我真是感慨万千。首先是料想不到的是曾经与我“敌我矛盾”的陈泽日竟会抛弃恩怨，默默无闻地为我补发文凭而奔波；其次是这个与我“从无瓜葛”的、对党的政策真情恪守的朱锦福竟会如此古道热肠地为我苦苦地寻找档案、为我落实政策而铺平道路，使我在几乎在绝望中走出了险恶的境地，踏上了柳暗花明的阳光大道。如果没有他，我可能还在农业大队里当会计呢，而在此刻，他却因积劳成疾被病魔折磨得陷入了弥留之际。哎，真是“好人不在世”啊！我当时想，我要尽快地设法到杭州去一趟，到浙江大学去会见我这个曾经与我“敌我矛盾”而现在却又为我奔波的老同学陈泽日以及去探望那个素不相识而却为我“拔刀相助”的“正义之士”朱锦福。
真是说来也碰巧，一个月后，我就遇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电力公司接到省电力局一个通知，叫用电股派人到省局办公室去领取正三轮摩托车“调拨单”。这辆摩托车是我向省局用电处陈信华同志提出报告，作为用电监察工作的交通工具而要求购置的。另外，因装表工作需要，急需要到省局“中试所”去买“相序仪”。于是，我就向老苏提出了我自己需要到杭州去的实际情况后，老苏就很自然地成全了我这个“假公济私”的美差，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往杭州。
清晨，我被淅淅沥沥的雨点声吵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就索性起床。今天刚巧是星期天，我要去会见分别了二十六年的陈泽日同学以及去探望那个已经卧床不起的、从无相知的“大恩人”朱锦福，我的心情当然无法平静。陈泽日在离开化工系后在浙大化工厂任工程师（不久后他担任该厂厂长）。我在招待所吃了早餐后就冒着倾盆大雨乘车去浙江大学。经过门卫的指点，陈泽日家在某幢一楼，我很快地找到了他家的宿舍。因为此前已经由楼受康“牵线搭桥”，陈泽日已在家中等候，当我刚走到他家门口时，陈泽日就出来与我紧紧地握手------在二十六年前，他参与了对我的口诛笔伐的批判，把我从学校中赶出来，使我蒙受了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活。在经历了漫长的、凄风苦雨的二十六年之后，我们都彼此醒悟，在新的空气里，我们也就有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机会。我们没有必要去重提那些令人痛心的往事，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心中都充满着朝霞般的希冀和渴望，让那些挑动人间“窝里斗”的极左路线的阴魂去哀嚎罢！
我根据陈泽日的安排，首先去找学生科的应新法。经过陈泽日简略介绍后，应新法答应我在明天上午到学生科办公室去协商办理补发文凭事宜。接着，陈泽日就带我到校医院去看望朱锦福。当我们走进病房时，就看到瘦骨嶙峋的朱锦福躺在病床上。他双目紧闭，脸庞上的颧骨凸出，显得极度憔悴。床边坐着他的妻子和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她们母子二人都在默默地流泪。我看到如此情境，真叫人肠断肺裂、伤心不已。
陈泽日轻轻地向朱锦福问好后，他才微微地睁开了双眼望着我们。于是陈泽日就向他介绍我并说了我对他无限感激的心意。他会意地望着我，并点了点头，他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完全看得出，他是极度地克制了病魔给他造成的万分痛苦而尽量装出平静的神色。多好的一个同志啊！我真是形容不出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他的积劳成疾之众多的因素中也有为我而奔波的一份良苦用心啊！在这种悲哀的气氛里我只能默默地祈求他痛苦消失、转危为安------在向他告别之际，我送给他一份薄礼----一盒人参果冲剂，祝愿他早日康复。我怀着情极度沉痛心情走出病房------
我们回到陈泽日家。没多时，陈泽日的爱人朱美玲也下班回到家里。她是浙江大学电机系教师，也算是我在电专时的比我低一届的校友。经陈泽日的介绍后，她向我点了点头，表示欢迎。我觉得她虽然没有像楼受康的爱人庚华那样亲近，由于我们是初次见面，彼此都很陌生的，她不可能一下子就显得很热情。何况她是一个名牌的高等学府的教师，能为我这个来自偏僻角落的一个乡巴佬式的校友热情相待，应该说还算是面子给足了。由于陈泽日执意要留我在他家吃饭，我也只好是客随主便了。饭后，我考虑到陈泽日明天就要出差贵州，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朱美玲自然也很忙，我就没有多坐即向他们起身告别。陈泽日要送我到一路之隔的公共汽车站，我就请他留步。
“我明天出差去了，你就自己到学生科那里去办理有关手续，反正你已经与应新法见过面，而且此前我已经与他详细地谈过了，我估计问题不大。”陈泽日说。
“你放心地去罢，有你这个老同学从中帮忙，事情一定会办成功的。”我说。
于是，我们就握手告别。
次日上午，我又去浙江大学找应新法。因为补发文凭事宜由教务科负责，所以应新法就带我到学校教务科。负责这项工作是宋老师。应新法向宋老师作了简单介绍后，宋老师就告诉我说，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像你们这样情况的同学，四年制学满三年的才可以补发文凭，还要有学习及格成绩记载。你是在第六学期还没有学完的情况下离开学校的，故就没有第六学期的及格成绩记载了。所以，我现在还不能马上答复你可以补发文凭。不过，像你这样只差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学完第六学期而得不到补发文凭也实在是太可惜了。
“宋老师，你是否可以想想其他办法来补救一下？老张远道而来不容易，何况，他在前五个学期的学习成绩都是获得高分的。”应新法为我说情。
宋老师考虑了一下，对我同情地说：“我尽快地向省教育厅写个书面报告请示一下，只要他们能同意作特殊处理，我马上给你补发文凭。”
我真情地感谢宋老师对我的关爱，也十分感激应新法同志的热心相助。于是，我就向他们告别。
一个月后，我接到庚华来信（楼受康出差去了），她告诉我，朱锦福同志已于五月底逝世。我感到万分悲痛，泪水夺眶而出。敬爱的朱锦福同志，你地下安息吧------
关于补发文凭的事又拖了半年，直到一九八四年三月中旬，我才收到浙江大学教务处寄来的一张“补发文凭审批表”。我顿时心花怒放，马上就拿起笔来填写。填写完毕就到公司办公室去盖章，按规定放进二张照片，然后就径直到邮局去投寄。十天后，我收到了浙大教务科寄来的补发文凭。当我看到毕业证书上盖着“浙江大学”鲜红的印章时，我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只见上面写着：
毕业证书
编号：551109
学生张为礼，男，一九三七年三月出生，浙江省象山县人，一九五五年九月入杭州工学院建筑机械与装备专业叁年制中专学习，准予一九五八年七月毕业。
浙江大学（印）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补
（因该校撤并我校，故现由我校补发）
正因为有了这本可贵的文凭，在不久后晋升工资时，按有关文件规定使我的工资级别一次性地提高了二级，从四十二元提高到五十六元，这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低工资阶层的人来说，在经济上是何等的重要；也是正因为有了这本可贵的文凭，才使我有资格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得到了由宁波市人事局颁发的“助理工程师”职称；也是由于有了这本文凭，才使我顺利成章地在一九九四年五月得到了宁波电业局颁发的、经“宁电工程系列评审委员会评审确认”的“具有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的职称，圆了我在青年时代就萌发的、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工程师梦。不过，此时由于我担任了象山县农村电力管理总站副站长职务，大多数的工作时间都化在行政工作上了。真正担当起工程师职责工作的是在我退休以后，接受了一家私营轻机厂聘用搞电气设计时，才货真价实地干起工程师这个行当来。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我一生中可称之为“闪光点”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从我进入电力公司工作以后，一切都十分顺心。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政策所致，没有党对我的关爱，纵然我有天大的本事也是一事无成的，此前的二十多年的苦难经历不是最好的证明吗？于是，在我的思想深处就萌发了对党的无限深情，我想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作出我自己应有的一点贡献。当时公司的党组织是党总支下面分设几个党支部，我在用电股工作，自然在机关党支部的范围。一九八三年秋，我向机关党支部提交了要求入党申请书。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党支部的成员来找我谈过话，我想大约是由于我自己还没有符合党员的条件或者说是党组织在考验我，所以无论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政治思想学习上，我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消极情绪。次年十月的一天，曾经在用电股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老郑找我谈话。自从我进入电力公司工作以来，他一直是党支部委员。老郑是个为人正直、心直口快、什么话都藏不住的人，他与我相当知心。他代表党支部来找我谈话，确是我求之不得的人选。
“老张啊，我们党支部委员都认为你的工作表现不错，只是你平时讲话不太注意场合，有些话是不能随便可以乱说的。”老郑开门见山地说。
我听后心里格登一跳，不知错话说在那里，于是就有点面红地问老郑：“你不妨直说罢，我们之间并不存在有什么不便说出来的话儿。”
老郑笑了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你老兄有与我同样的缺点，什么话儿都藏不住。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不说出来心里就憋得难受，对吗？现在确实不同与以前了，平时讲一些话儿是没有人会来追究的，但要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那你的平时讲话就不能随便了。我们都知道你在学校读书时受过委曲，吃了二十年的苦头，当然理解你对毛主席有一定的成见，但也要注意分寸啊。”
这下子我全明白了，原来我的要求入党问题是出在这里。的确，我在平时每当人们谈到“老人家”晚年的错误时，我的情绪就相当激动，言辞也有点偏激。我想凡是有过与我同样经历的人，对“老人家”都是有想法的，只不过是在嘴上没有说出来罢了。我这人从来不会跟人亦步亦趋，我向来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说、去做。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他的晚年犯了如此的严重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失，我们老百姓为什么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能对他提出批评意见？特别是当我想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冤屈以及刘少奇在狱中的惨死，我的心潮就难以平静。何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明确地肯定了他的伟大功勋的同时又指出了他在晚年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既然党的决议都已经作出结论，我们为什么不能谈论？于是我就十分坦率地对老郑说：“对‘老人家’晚年的错误为什么谈不得，这不是已经有结论了吗？”
“这已经是过去了的历史，你为什么一定要纠缠不清呢？”老郑坚持他的看法。
“这怎么能说‘纠缠不清’呢？我们党不是经常在说不能忘记历史教训吗？‘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嘛，我看多提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也坚持自己的观点。
老郑知道我这人的牛脾气，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张啊，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像我那样的大老粗的可以随便乱放炮，人家对你的要求与我不一样。我今天同你说了这些话，都是为你好，如果你认为我讲的话不准确，就当作一个参考吧。”
老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太不尊重人家了，就算人家的意见全都错了，人家也是对我一片好心啊，何况老郑有些话还是十分中肯的。于是，我就有些慊意地对老郑说：“老郑，你知道我这人是‘江山易改，秉心难移’啊，每当我一动起感情来就难以控制，原谅我这个坏脾气吧。”
老郑看到我如此真情地对他表白，就轻轻地对我说：“你别看有些人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可他们在暗地里却向领导反映你还在‘耿耿于怀’呢。我看你今后还是多注意一些为好。”
我想，要求入党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于是我就对老郑说：“党支部认为我不够党员条件，就让组织考察一段时期吧，至于我对‘老人家’晚年期间的错误所持有的态度则有我的自由，我不想因为要求入党而去改变原本的态度，更何况我认为这种思想界定是完全符合党的有关决议的。”
我十分感激老郑对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同时又使我猛然想起电力公司内此前不久发生的关于电影“天云山传奇”的争论。自谢晋导演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在象山电影院上映以后，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就对该部电影提出批评，说什么“电影的编剧者用心险恶，有意污蔑工农干部”、“向共产党的脸上抹黑”、“蓄意为右派分子喊冤叫曲”等等。众所周知，“天云山传奇”电影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右派分子，他被一个工农出身的干部打成右派，并把他身边的女朋友夺走占为己有。电影中的故事情节都是十分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针对当时还存在着比较的“僵化”思想的冲击是具有很大的作用。也许是由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对于谢晋导演的这部电影就大加赞扬。于是，在公司内就形成了二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说我是出于“强烈共鸣”发泄对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运动的不满。这些意见自然很快地反映到党支部去了。个别支委本来对我就有些看法，这自然就成为我不符合党员条件的理由了。
一九八四年，机关党支部改选，支部书记由年轻的小葛担任。小葛正值而立之年，思想新颖，紧跟党中央当时提出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同于思想上有些“僵化”的人，他力排异议，认为可以吸收我入党。至于是否符合党员条件则可以提交支部大会上去讨论，让同志们去投票决定好了。当然，这个情况是在十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才得知的。
这年十月，小葛和老陆（前任支部书记）约我谈话，正式向我提及入党问题。他们鼓励我继续努力创造入党条件，不要灰心，同时也给我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并叫我重新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因为此前的这份申请书写得还不够详细，需要补充一些新的内容。我听后感到十分鼓舞，于是就马上重新写了一份要求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就立即上交党支部。
也是在这一年，我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领到了一张由象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象山县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一部“象山县志”的奖品。
党组织又考验了我一年，直到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底才发给我填写“入党志愿书”。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机关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大会进行了二个多小时的讨论，最后付诸表决：十九人举手同意、二人弃权、没有人反对。支部书记小葛宣布，大会通过了关于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此前不久，象山县电力公司已与县水电局分离，更名为象山县供电局，原公司党总支也同时改为供电局党委。在机关党支部通过我加入党组织以后，局党委组织委员（副局长）老倪随即找我谈话。老倪是我当时的“顶头上司”，他是主管用电的副局长，我是用电股副股长，彼此间的工作关系配合得还比较默契，个人关系自然也不差。他首先叫我谈谈支部大会通过我入党后的思想认识。
要说起关于我入党后的思想认识，真是感慨万千，思潮滚滚啊。从一个曾经被打成“反党分子”的人，今天却成为一个（预备）共产党员了，在内心里会没有波涛翻腾吗？此刻在我的心中有多少发自肺腑的话儿要向党组织倾吐啊！老倪是代表党组织来找我谈话的，我对老倪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也就是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真实的心路。我不但向他如实地汇报了当时存在思想上一切想法和种种感受，而且还非同寻常地向他坦露了我藏在心底里已经有二十多年的真实“思想三步曲”：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有一个“真情热爱----抱怨抵触----衷心拥护”的过程。大家都十分清楚我个人的历史，把我当时确是一个真情爱戴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年轻学生突然平白无故地打成“反党分子”，并把我赶出学校到农村去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接着又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又无中生有地诬陷我“企图逃往台湾”，还把我押送到拘留所去监禁，使我做人抬不起头来，在我这夥已经正在流血的心口又划上了一道深深的刀痕并撒上了一把盐，这使我年轻的心灵中留下了多么严重的创伤！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对如此令人寒心的迫害难道会无动于衷吗？对迫害我的“当局”会不产生抱怨抵触的情绪吗？如果有人遭受过与我相同苦难的经历，难道他会对此毫不计较、从未在心底里产生过抱怨的想法吗？如果他说“没有”，那么，我敢断言：这个人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要么是这个人的“智商”特别高，他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韬光养晦”，他说出来的东西肯定是违心的假话！所以，坦率地说，我当时对迫害我的“当局”是确有抱怨情绪的。不过，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下，我只能把这些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的一声“十月惊雷”，把万恶的“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极左路线在党内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党内的政治局面自然发生了巨大转折；两年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从根本上结束了极左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平反了历史上的重大的冤案、错案，所以也就有了我的出头之日。这使我忽然猛省到此前我对“当局”的所谓“抱怨抵触”情绪并非是针对共产党而是针对党内横行一时的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的。因为此时遭到迫害的不只是像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还有成千上万的正直的共产党员，甚至还有许多开国元勋和在革命战争的战场上九死一生地、立过显赭战功的元帅、将军们。正是由于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广大共产党员在经过了重大挫折以后终于醒悟，最终是我们党自己动手割掉长在自己身上的“毒瘤”，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所在。也就是说，即使在我遭受苦难的岁月，我也并没有怨恨过共产党，只不过是怨恨过那些曾经作恶多端的极左路线！我本来完全可以不把这些深藏在心灵深处的内心真话说出来，但为了表达我对党组织的赤胆忠心和无限真情，我认为，向党说出这些真心话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应有的态度。至于我够不够党员条件，那就让党组织去考察罢。
老倪听了我这番出自肺腑的真心话后，不无感叹地说：“老张，你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啊。”
十二月三十一日，党支部通知我：局党委已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说句真心话，我入党的动机决不是去应验当时所流行的“入党做官论”，因为我的年龄线已经失去了晋升局级干部的可能性；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不是为了在自己头上多一个“彩色的光环”，因为我向来对那些为了追求“光环”而要求入党的人是嗤之以鼻的。我入党除了信仰以外，是想要向世人证明，我这个曾经被打成“反党分子‘的人，原本就是一个党的忠实儿女。
一九八七年二月，党支部讨论并通过了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同年四月，供电局党委批准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参加入党宣誓的仪式是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进行的。因为我们局党委属于县委机关党支部领导，故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也由县委机关党支部统一安排进行。那天的入党宣誓仪式是在县委老干部局的会议室举行，主持宣誓仪式的人竟是我相当熟悉的、曾经做过他“子民”的秦永臻同志，是他带领我们一句一句地宣读入党誓词。在他读完了入党誓词后，再由参加仪式的誓词人读报自己的名字。我想，当他听到“张为礼”这个名字时，他一定会感慨万千啊。因为我在一年前在马路上散步时还遇见过他，当时我就顿时停住了脚步问他：“秦书记，你还认识我吗？”
“张为礼我怎么会忘记呢？”他笑着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经过简短的交谈，我得知他对我的情况早就有所大致上的了解。当他问起我是否已经入党时，我就告诉他，我已在不久前入党了。他随即便相当高兴对我说：“好，好，好。”
看来，我与秦书记也确实可以说是有点“缘分”。
自从我进入电力公司工作以后，一切都十分顺心。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政策所致，没有党对我的关爱，纵然我有天大的本事也是一事无成的，此前的二十多年的苦难经历不是最好的证明吗？于是，在我的思想深处就萌发了对党的无限深情，我想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作出我自己应有的一点贡献。当时公司的党组织是党总支下面分设几个党支部，我在用电股工作，自然在机关党支部的范围。一九八三年秋，我向机关党支部提交了要求入党申请书。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党支部的成员来找我谈过话，我想大约是由于我自己还没有符合党员的条件或者说是党组织在考验我，所以无论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政治思想学习上，我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消极情绪。次年十月的一天，曾经在用电股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老郑找我谈话。自从我进入电力公司工作以来，他一直是党支部委员。老郑是个为人正直、心直口快、什么话都藏不住的人，他与我相当知心。他代表党支部来找我谈话，确是我求之不得的人选。
“老张啊，我们党支部委员都认为你的工作表现不错，只是你平时讲话不太注意场合，有些话是不能随便可以乱说的。”老郑开门见山地说。
我听后心里格登一跳，不知错话说在那里，于是就有点面红地问老郑：“你不妨直说罢，我们之间并不存在有什么不便说出来的话儿。”
老郑笑了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你老兄有与我同样的缺点，什么话儿都藏不住。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不说出来心里就憋得难受，对吗？现在确实不同与以前了，平时讲一些话儿是没有人会来追究的，但要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那你的平时讲话就不能随便了。我们都知道你在学校读书时受过委曲，吃了二十年的苦头，当然理解你对毛主席有一定的成见，但也要注意分寸啊。”
这下子我全明白了，原来我的要求入党问题是出在这里。的确，我在平时每当人们谈到“老人家”晚年的错误时，我的情绪就相当激动，言辞也有点偏激。我想凡是有过与我同样经历的人，对“老人家”都是有想法的，只不过是在嘴上没有说出来罢了。我这人从来不会跟人亦步亦趋，我向来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说、去做。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他的晚年犯了如此的严重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失，我们老百姓为什么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能对他提出批评意见？特别是当我想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冤屈以及刘少奇在狱中的惨死，我的心潮就难以平静。何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明确地肯定了他的伟大功勋的同时又指出了他在晚年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既然党的决议都已经作出结论，我们为什么不能谈论？于是我就十分坦率地对老郑说：“对‘老人家’晚年的错误为什么谈不得，这不是已经有结论了吗？”
“这已经是过去了的历史，你为什么一定要纠缠不清呢？”老郑坚持他的看法。
“这怎么能说‘纠缠不清’呢？我们党不是经常在说不能忘记历史教训吗？‘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嘛，我看多提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也坚持自己的观点。
老郑知道我这人的牛脾气，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张啊，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像我那样的大老粗的可以随便乱放炮，人家对你的要求与我不一样。我今天同你说了这些话，都是为你好，如果你认为我讲的话不准确，就当作一个参考吧。”
老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太不尊重人家了，就算人家的意见全都错了，人家也是对我一片好心啊，何况老郑有些话还是十分中肯的。于是，我就有些慊意地对老郑说：“老郑，你知道我这人是‘江山易改，秉心难移’啊，每当我一动起感情来就难以控制，原谅我这个坏脾气吧。”
老郑看到我如此真情地对他表白，就轻轻地对我说：“你别看有些人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可他们在暗地里却向领导反映你还在‘耿耿于怀’呢。我看你今后还是多注意一些为好。”
我想，要求入党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于是我就对老郑说：“党支部认为我不够党员条件，就让组织考察一段时期吧，至于我对‘老人家’晚年期间的错误所持有的态度则有我的自由，我不想因为要求入党而去改变原本的态度，更何况我认为这种思想界定是完全符合党的有关决议的。”
我十分感激老郑对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同时又使我猛然想起电力公司内此前不久发生的关于电影“天云山传奇”的争论。自谢晋导演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在象山电影院上映以后，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就对该部电影提出批评，说什么“电影的编剧者用心险恶，有意污蔑工农干部”、“向共产党的脸上抹黑”、“蓄意为右派分子喊冤叫曲”等等。众所周知，“天云山传奇”电影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右派分子，他被一个工农出身的干部打成右派，并把他身边的女朋友夺走占为己有。电影中的故事情节都是十分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针对当时还存在着比较的“僵化”思想的冲击是具有很大的作用。也许是由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对于谢晋导演的这部电影就大加赞扬。于是，在公司内就形成了二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说我是出于“强烈共鸣”发泄对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运动的不满。这些意见自然很快地反映到党支部去了。个别支委本来对我就有些看法，这自然就成为我不符合党员条件的理由了。
一九八四年，机关党支部改选，支部书记由年轻的小葛担任。小葛正值而立之年，思想新颖，紧跟党中央当时提出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同于思想上有些“僵化”的人，他力排异议，认为可以吸收我入党。至于是否符合党员条件则可以提交支部大会上去讨论，让同志们去投票决定好了。当然，这个情况是在十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才得知的。
这年十月，小葛和老陆（前任支部书记）约我谈话，正式向我提及入党问题。他们鼓励我继续努力创造入党条件，不要灰心，同时也给我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并叫我重新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因为此前的这份申请书写得还不够详细，需要补充一些新的内容。我听后感到十分鼓舞，于是就马上重新写了一份要求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就立即上交党支部。
也是在这一年，我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领到了一张由象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象山县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一部“象山县志”的奖品。
党组织又考验了我一年，直到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底才发给我填写“入党志愿书”。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机关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大会进行了二个多小时的讨论，最后付诸表决：十九人举手同意、二人弃权、没有人反对。支部书记小葛宣布，大会通过了关于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此前不久，象山县电力公司已与县水电局分离，更名为象山县供电局，原公司党总支也同时改为供电局党委。在机关党支部通过我加入党组织以后，局党委组织委员（副局长）老倪随即找我谈话。老倪是我当时的“顶头上司”，他是主管用电的副局长，我是用电股副股长，彼此间的工作关系配合得还比较默契，个人关系自然也不差。他首先叫我谈谈支部大会通过我入党后的思想认识。
要说起关于我入党后的思想认识，真是感慨万千，思潮滚滚啊。从一个曾经被打成“反党分子”的人，今天却成为一个（预备）共产党员了，在内心里会没有波涛翻腾吗？此刻在我的心中有多少发自肺腑的话儿要向党组织倾吐啊！老倪是代表党组织来找我谈话的，我对老倪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也就是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真实的心路。我不但向他如实地汇报了当时存在思想上一切想法和种种感受，而且还非同寻常地向他坦露了我藏在心底里已经有二十多年的真实“思想三步曲”：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有一个“真情热爱----抱怨抵触----衷心拥护”的过程。大家都十分清楚我个人的历史，把我当时确是一个真情爱戴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年轻学生突然平白无故地打成“反党分子”，并把我赶出学校到农村去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接着又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又无中生有地诬陷我“企图逃往台湾”，还把我押送到拘留所去监禁，使我做人抬不起头来，在我这夥已经正在流血的心口又划上了一道深深的刀痕并撒上了一把盐，这使我年轻的心灵中留下了多么严重的创伤！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对如此令人寒心的迫害难道会无动于衷吗？对迫害我的“当局”会不产生抱怨抵触的情绪吗？如果有人遭受过与我相同苦难的经历，难道他会对此毫不计较、从未在心底里产生过抱怨的想法吗？如果他说“没有”，那么，我敢断言：这个人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要么是这个人的“智商”特别高，他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韬光养晦”，他说出来的东西肯定是违心的假话！所以，坦率地说，我当时对迫害我的“当局”是确有抱怨情绪的。不过，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下，我只能把这些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的一声“十月惊雷”，把万恶的“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极左路线在党内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党内的政治局面自然发生了巨大转折；两年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从根本上结束了极左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平反了历史上的重大的冤案、错案，所以也就有了我的出头之日。这使我忽然猛省到此前我对“当局”的所谓“抱怨抵触”情绪并非是针对共产党而是针对党内横行一时的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的。因为此时遭到迫害的不只是像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还有成千上万的正直的共产党员，甚至还有许多开国元勋和在革命战争的战场上九死一生地、立过显赭战功的元帅、将军们。正是由于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广大共产党员在经过了重大挫折以后终于醒悟，最终是我们党自己动手割掉长在自己身上的“毒瘤”，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所在。也就是说，即使在我遭受苦难的岁月，我也并没有怨恨过共产党，只不过是怨恨过那些曾经作恶多端的极左路线！我本来完全可以不把这些深藏在心灵深处的内心真话说出来，但为了表达我对党组织的赤胆忠心和无限真情，我认为，向党说出这些真心话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应有的态度。至于我够不够党员条件，那就让党组织去考察罢。
老倪听了我这番出自肺腑的真心话后，不无感叹地说：“老张，你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啊。”
十二月三十一日，党支部通知我：局党委已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说句真心话，我入党的动机决不是去应验当时所流行的“入党做官论”，因为我的年龄线已经失去了晋升局级干部的可能性；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不是为了在自己头上多一个“彩色的光环”，因为我向来对那些为了追求“光环”而要求入党的人是嗤之以鼻的。我入党除了信仰以外，是想要向世人证明，我这个曾经被打成“反党分子‘的人，原本就是一个党的忠实儿女。
一九八七年二月，党支部讨论并通过了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同年四月，供电局党委批准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参加入党宣誓的仪式是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进行的。因为我们局党委属于县委机关党支部领导，故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也由县委机关党支部统一安排进行。那天的入党宣誓仪式是在县委老干部局的会议室举行，主持宣誓仪式的人竟是我相当熟悉的、曾经做过他“子民”的秦永臻同志，是他带领我们一句一句地宣读入党誓词。在他读完了入党誓词后，再由参加仪式的誓词人读报自己的名字。我想，当他听到“张为礼”这个名字时，他一定会感慨万千啊。因为我在一年前在马路上散步时还遇见过他，当时我就顿时停住了脚步问他：“秦书记，你还认识我吗？”
“张为礼我怎么会忘记呢？”他笑着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经过简短的交谈，我得知他对我的情况早就有所大致上的了解。当他问起我是否已经入党时，我就告诉他，我已在不久前入党了。他随即便相当高兴对我说：“好，好，好。”
看来，我与秦书记也确实可以说是有点“缘分”。
主持农电工作
一九八五年起，我在用电股的工作从以用电监察为主转向以农电工作为主。
根据省电力局的文件精神，为了整顿农电组织，尽快地改变目前存在的混乱状况，各县可以开始搞成立县农电总站的试点工作。我县农村的用电状况确实令人担忧：电杆是五花八门的，有杂树木头、自行浇注的水泥方杆，六米圆杆还算是“正规军”了；架空电线当然是十六平方毫米的裸铝线，接户线大多数是一些小于四平方毫米的、非正规厂出品的塑料线；私拉乱接的现象普遍存在，确电死亡事故时有发生。农村电工队伍也是十分混乱，其中不少是“无师自通”的人担任，根本没有参加过正规化的培训就当起电工来。公社电工（后来改为乡电工）虽然经过由电力公司组织的培训以后，情况稍微要好一些，但由于当时的体制决定，公社（乡）电管站是受公社革委会（后改为乡政府）领导的，公社（乡）电工自然也由乡政府领导了，所以我们电力公司对这些公社（乡）电管员的管理也是鞭长莫及，要想改变一下农电工作上的混乱状况确实无能为力。更令人担忧的是农电经费被乡政府移作他用，没有把这笔可贵的、相当有限的经费用在农电线路的整改上，而被乡政府当作是“一块肥肉”，去填补行政经费的不足，有的甚至化在请客送礼上了。农电体制确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电力公司向县政府反映了这一严重的情况后，县政府同意电力公司提出的意见，马上着手对农电体制进行改革，把对乡电管员的管理从以前乡政府为主改为以电力公司为主，只是在行政关系上仍由乡政府领导。具体的作法是成立五个“区电管站”，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业务上由相对应的供电站领导。当时不少乡政府对于要挖走这块“肥肉”相当反感，但由于县政府同意这项改革，他们也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成立区电管站这项艰苦工作是用电股苏幼明和副经理老夏一起搞的，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他们为此化了一年多的时间，磨破了嘴皮才总算大功搞成。一九八四年，老苏叫我分管农电工作，对区电管站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就自然由我负责了。
成立县农电总站是一项新的工作，按省局有关文件规定，它是一个由县政府经委直接领导的、与乡镇政府并立的一个事业单位。在经济实行独立核算，在业务上由供电局领导并与供电局合署办公。站长由主管用电的局长或副局长兼任，主持总站日常工作的由副站长负责，这个副站长由主管农电的用电股股长或副股长担任。不言而喻，这个副站长的责任也就很可能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身上了。供电局领导在中层干部的会议上举行的“民意测验”后不久，就叫我担任农电总站站长，负责整顿农电组织。在各项筹建工作完成以后，再由县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县农电总站，任命总站站长。
我受命后就立即着手组织班子，对各区电管站的财务账册、现金、银行存款及农电物资等实施接管，同时组建总站的财会和仓库，配备了有关的各职能人员。随后，就着手电管站的组织整顿工作，并通过对全县七十多个乡电管员的技术培训、考试和发证工作，使电管员队伍的素质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在初步完成了乡电管员的整顿工作以后，接着又根据市电业局的安排，对全县的七百多个大队（村）电工进行分期分批地进行培训，然后举行集中统一考试，对考试合格者发给村电工证，不合格者不准担任村电工。经过了上述工作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电工的面貌。
一九八七年四月，县人民政府发文，正式成立“象山县农村电力管理总站”，并任命副局长老倪兼任站长，我为副站长。
此时的农电总站已与用电股脱钩分离，另外设立办公室。苏幼明也同时离开了用电股，被县政府借用去石浦筹建六千千瓦机组的自备发电厂去了。
县农电总站成立之初，农电资金相当薄弱，因为这笔资金来源于农村的用电量，它是以附加费的形式向农村中的乡镇企业（不含国营企业、二轻企业）以及农业排灌、农副加工和农村照明电量中收取，一个年度只有几十万元，几年以后也只有一百多万元。所以，这些维修资金对于广大农村中急需要整改的、险象环生的电力线路来说，真是杯水车薪啊。每当“双夏”期间，总有几起触电死亡事故发生。我作为农电总站负责人，对于这些触目惊心的事故总是感到十分不安和难受。在“双夏”期间，我们供电局每年都要派出“双夏”小分队分赴全县农村各地去巡回检查，发现事故隐患就当场处理，防止触电事故发生。我自然也作为小分队的成员，深入到田间去巡回检查。我虽然当了二十年农民，但真正体会到农民的疾苦还是在这“巡回检查”其中，也使我深刻领会李瑞环同志关于农民的“四个最”的深邃内涵，这“四个最”就是“农民最可爱、农民最可敬、农民最可怜、农民最可怕”。我在田间巡回检查中耳闻目睹的实情就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请看我在工作笔记的上百条的记载中的其中四条扎录：
其一。1987年7月24日，我们在后岭乡月楼岙村的稻田边的一条田岸上，看到农排电杆的引下线的一个插座上插着三条电缆线头，这三条电缆线都没有用插头，而是全部是用削尖的竹筷把线头嵌在插座上。我看后不禁觉得心惊肉跳，怎么会发生这种极其危险的违章用电呢？于是，我就下田去向农民了解一下情况，想不到农民回答我的话更使我吃惊。
这个中年农民笑嘻嘻地对我说：“一个插座只能插一个插头，而我们这里有三户人家的脱粒机要同时使用，咋办呢，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动脑筋了。”
“你们为什么不叫村电工来接线？”我问。
“百来户人家只有一个村电工忙得过来吗？再说，割稻辰光是寸金功夫，我们哪能等得住啊？”他理由十足地回答我。
“你们是怎么样用竹筷把这三条电缆线头嵌进插座里去的？”我认真地问他。
他玩世不恭地回答我：“你别看我们农民笨，这点办法我们还是会想得出来的。我们农民电器工具没有，家里面竹筷多的是。我们把竹筷子削尖，就把电缆线头嵌进插座里去了。”
我听后心里真的觉得发怵：“你是用手捏着竹筷把电缆线头插嵌进去的？”
“那当然。”
“你就不怕触电？”
“竹筷是燥的，我听说过干燥的东西不会触电。”
“你是赤着脚站在田埂上用手拿着竹筷插的？”
“那当然。”
这真是不可思念的事情，但却这又是我眼前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天哪，赤着脚站在潮湿的田埂上用手捏着竹筷直接接触带电体竟会没有发生触电，这真是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我忽然想到邻县的一个直率的同仁曾在一次市农电会议上说过，“根据目前农村用电的状况，发生触电死亡事故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发生触电事故才是不正常的”。我看他这句“名言”绝不是危言耸听，确有其合乎逻辑的思维推断。面对这次“奇迹”，也许是由于“老天爷的保佑”才没有发生触电事故，如果我不是信仰共产主义，此刻我一定会用手在胸部划一个十字来祈祷上帝宽恕。我面对如此的险情，又不得不再问这位农民一句：“你能保证你家的竹筷每支都是干燥的？你赤着脚站在并不干燥的田埂上用手捏着竹筷嵌电缆线头是相当危险的！这样做没有发生触电事故实在是相当偶然，发生触电事故是要死人的！你勿晓得吗？”
他听了我的话后，不但没有感到吃惊，反而有点苦笑地对我说：“我们农民性命没有像你们国家干部那样值钱，死了就拉倒呗。再说，我们农民活着也是受苦、受累、活受罪，死了也并不可惜。”
我听了他这话后，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我马上叫与我同去的电工拿出两个插座来进行并联装接，然后用三个插头把这三条电缆线头接好插在插座上，并再三地叮嘱这几位农民再也不要冒险了。农民本是淳厚、纯朴之人，他看到我们如此真诚地为他们服务，齐声地称赞我们电力公司的小分队是“真心为农民服务”。
其二。1987年7月28日，当我们检查到晓塘乡竹峙村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半了，七月的骄阳把团团烈火抛向田野，我们小分队几个人都汗流脊背、衣衫湿透了。此刻照例是到了应回去休息的时候了。就在此时，我的“第六感觉”似乎有点不祥的信息，看到不远处的山脚下的一丘田中有十来个人在割稻、脱粒，心中似乎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产生，于是，我就对同伴说，到那块田里去检查一下后再回去。当我们走到这块水稻田时，只见他们正忙着脱粒最后一个角落的稻束。我卷起裤筒走下田去，当走近脱粒机一看，不觉被吓了一跳：电缆正与皮带轮子磨擦着！我看到如此险情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关掉脱粒机上的开关。一个青年人看到我把他们的打稻机电源关了，就凶狠狠地冲着我：“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我们打稻关你什么事？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脱粒机关掉？”
我并不计较他的态度，严肃而友善地对他解释说：“你没有看到电缆线已经与皮带轮子磨着了吗？这是多么危险的时刻啊！”
一个老农民连忙前来阻拦这个青年人，怕他不讲理动手伤害我：“他给我们关机，也是为我们好嘛。”
这时，其他人也都走过来围在我的周围。于是，我就仔细地检查了这段被磨擦过的电缆，才发觉被磨着的地方已经被轮子磨破了外面的橡胶层，里面的电线塑料层也已经有被磨去了的痕迹，我感到十分吃惊，就把这段被磨损的电缆给他们看，并说，只要再过几分钟，当轮子磨到这根电线的金属部分时，整个脱粒就被带电，不要说你们正在打稻的人会被触电，就是站在田中的人也都会触电。到那时，大祸就要降临到你们的头上！农民都是相当现实、通情达理的人，当他们看到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后，他们都齐口同声地说：“要不是你们今天到这里来检查，我们都要家破人亡了”------
其三。1987年7月30日，我们来到定塘乡渡头村的田畈时，看到不远处有一台脱粒机边围着六七个人，看样子不是在打稻脱粒，而是在忙什么。当他们见到我们小分队走过去时，其中有几个人就指着我们“喂、喂”地在喊我们。于是，我们就向他们走去。
当我们刚刚走到这块田的田岸时，其中就有一个人恶狠狠地对我们喊：“你们电力公司是怎么搞的，偏偏在这样要紧的时候电给坏了！”
我被他“当头一棒”，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呆着了。我们小分队三个人一组，其他二个同伴看到这种“险恶”局面，就叫我不要下田去，他们怕出意外，因为有个别农民是不讲理的，还是让他们先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再说。我自然不领会他们的好意，因为我觉得农民并不可怕，可怕是我们没有真正地去关心农民。刚才我看到不远处的脱粒还在经常地运转着，电力线路根本就没有出什么故障，这位青年农肯定是误会了。我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下田去，我的同伴自然也紧跟着我走向这台脱粒机去。
一个中年农民忙给我解释：“电好象还是有的，但打稻机就是不肯转动，只是呜呜地响。”
这下子我明白了，原来是这台电动机在缺相运行，因为其中有一相恐怕是不带电了。于是，我就叫我身边的同伴马上打开电动机的接线盒子，检查一下里面的接线是否松动脱开了。电工打开接线盒子后，果然不出所料，三个接线庄头的其中一个线头脱开了。电工马上就把这根脱开的线头重新接上，然后又把接线盒子盖好，转动倒顺开关后，这台脱粒机就呼呼地转了起来------
其四。1987年8月1日，我们来到了定塘乡方前村检查。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山村，是一个在经济上十分落后的村庄。当我们一走进田畈时，展示在我面前的这片狭长的田野上的农排电杆竟然都是六米水泥杆，定睛一看，更使我吃惊的是这些正在脱粒的打稻机的电缆线并不是接在电杆下端的插座里，而是用电缆的线头做成一个“钩”，直接挂在架空裸铝线上，这种接电的名称叫做“挂钩用电”，是属于“用电十大禁令”当中的一种极端危险的、绝对不允许的违章用电，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于是，我就用极端严肃的态度责问跟随我同去的乡电管员：“你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乡电管员低着头、有点面红地、慢吞吞地回答我说：“我已经再三向村电工多次交代过，他们就是不听，因为在这里农民贪图方便，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至于六米水泥电杆改造是由于没有农电维修资金所致，叫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
我听后觉得多埋怨乡电工也是没有道理的，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摆在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要立即处理“挂钩用电”。于是，我就叫乡电管员和村电工马上拿出插座、插头来，把那些挂在架空线上的线头“钩子”立即取下来接在插头上，然后再插进插座里。事毕，我还对农民讲了一些关于“挂钩用电”的危险性后才离开方前村------
这年十月底，我领到了由浙江省电力局、浙江省电力局工会颁发的“优质服务先进个人”荣誉征书和奖品。
我在农电工作的岗位上干了近十年，在这十来年的每年“双夏”期间，我一直坚持深入到田间去巡回检查，无怨无悔地为农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一九九四年，根据上级文件规定，现年五十七岁的我已经超出年龄界线，就从“科级”的位置上退下来，由年轻的同志来担此重任。我辞去了农电总站副站长的职务以后，局领导仍然叫我在局属的一个经营农电物资的“农电开发公司”里担任经理职务，直至一九九七年退休。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退休以后的在世纪之交的三年时间里，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农网改造极为重视，下拨给县供电局的第一期农网改造专项资金七千多万元，使我县的农网的输变电设备和低压供电设施都得到了彻底的改造。我的继任者小濮与全体农村电工一起通过三年的艰苦劳动，建成了四百多个“标准化用电村”，彻底地改变了全县农村的险象环生的老化电网，农民们不再受到“电老虎”的威胁了。如果诗神杜甫有机会云游到此，我想他一定会赋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相媲美的诗句来。农网得到彻底的改造以后，也为农村与城镇“同网同价”打下了基础，农民再也不会多付“冤枉”电费了。我现在虽然没有机会再到农村去“巡回检查”，但我似乎已经看到了饱经风霜的农民的脸上已经换上笑逐颜开的欣喜神情了------
当选县人大代表
1990年3月，我荣幸地当选了象山县第十二届县人民代表。
县供电局在丹城镇属于第八选区，历届分配到我们供电局产生的代表名额只有一个，上届当选的代表是许成元局长，这次竟然会轮到我，确是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也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当县人民代表。我在局里，自知自己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当县人民代表毕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得着的。说句实实在在的话，我至所以会当选县人民代表并不是由于我在局内有杰出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贡献，而是由于局领导的“刻意安排”。当时推选的候选人有两个，另一个是局属变压器厂厂长。我与他相对而言，无论是在局内的知名度或者在影响力方面来说，我比他确有“优势”所在，所以在经过“第八选区”的选民无记名投票后，我得票数以“二比一”取胜，我就自然地被当选了。一个星期后，经县人大常委会审查后，“县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我符合当选县人民代表资格。我当时想，如果局党委当时把另一个候选人推选一位副局长、或者是生技科长而不是这个厂长的话，我也会顺利地当选吗？所以，我虽然在内心里感激局党委给予我这种难得的荣誉，但也并不认为我至所以会当选了县人民代表并不是全选区的选民出自内心地拥戴的结果。所以，我就没有理由为此而觉得自己有点“飘飘然”起来。尽管如此，我觉得当选县人民代表还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毕竟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和肯定，甚至还可以说，这也是我一生中值得自豪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情。
我记得当时推选县人民代表的条件除了政治上要拥护共产党等重要条件以外，还有一个是要具有“议政能力”，这恐怕是当时的一个重要进步。据我所知，以前可没有这样的条件。众所周知，当时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橡皮图章”，当选的人民代表只不过在会议上履行“举举手、划划圈、拍拍手”的功能而已。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橡皮图章”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要求代表具有“议政能力”干什么呢？当然，这些“疑团”只有在我参加了会议之后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1990年5月21日，象山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上午，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到会议的报到处报到。下午二时举行大会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结束后，代表中的党员留下来继续参加大会的临时党支部会议，支部书记自然由县委书记兼任。县委书记在宣读完中央2号文件后就向我们布置任务。其主要精神就是要求全体党员一定要服从大会党支部的领导，贯彻执行县委对大会的各种安排，特别是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县委对人大、县府、法院、检察院的人选安排，而且还要求在非党员的代表中做好工作，一定要把县委的“意图”贯彻到全体代表中去，要服从大局，完满地开好这次县人民代表大会。在会议面临选举的前一天，又召开过一次党小组会议。小组长是县经委主任，我们全小组代表都相当尊敬他。我们在小组会上都表态：我们一定听从党组织安排，而且都会去分头做好党外代表的工作。请我们的小组长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让小组长“出洋相”。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当时我们的心里确实有一些“想法”，这样多次的、反复的强调，是不是太“那个”了呢？我们作为党员自然应当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这是最起码的党性；但我们同时又是人民代表，自然也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这样做法，岂不是把我们人民代表真的当作“表决机器”了吗？我面临了“党性”与“民意”的选择------
5月25日，大会举行了选举。出席代表实到人数287人，因事请假13人。按照大会程序，等额选出人大主任、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得票数分别为283、281、279、283当选。次日上午，副主任、副县长也按预先“圈定”的名单当选，想不到问题竟会出在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选举上。人大常委会委员设定为14人，候选人为17人，虽然事先有“差额排列”，但到选举时代表却并没有完全按照“意图”投票，结果最末两位当选人的票数相等，均为155票，而这两个人恰恰都是预先“圈定”的人，可是其中当选的一人是不属于“圈定”名单之列。按大会的选举法规定，大会只好决定重新选举，对均得155票的两个人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更令人意外，这两个人的得票数均无超过应得半数的150票。经大会主席团研究后决定，大会不再举行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数只好定为13名，暂缺1名。
大会的最后一天是举行大会的决议表决，在进行每项决议表决时，总会有五六个代表弃权或反对，甚至坐在主席台上的个别主席团成员也举手弃权或反对。可见，人民代表的民主意识确实比以前提高了，并没有实现绝对的“步调一致”。
经过这次选举，我作为人民代表算是实实在在地在“民主选举”的课题上上了现实的一课。民主政治对于当时中国的偏僻的县城来说，还是像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学走路，虽然步履蹒跚、浑身摇晃，但毕竟还是开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不过，在会议时代表所提出的许多提案倒是实实在在地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有关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政府的职能机关与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等，确实起了监督和桥梁作用。
在以后两次的一年一度的人代会上就没有什么“戏”了，不过倒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读者也许还记得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搞我“企图逃往台湾”错案的“二B”吧，这“二B”中的小B已经在七十年代从爵溪派出所调到丹城派出所工作。他在爵溪有许多亲戚朋友，对于我“改正”以后在供电局工作的情况自然十分清楚。我有时在丹城大街上遛踏时也曾与他多次相遇过，他总是故意把头扭开，学起“鸵鸟”来装着没看见我。其实，我对他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偏见，他在搞案的“最初阶段”应当说是在执行他的职责，我不能对他有所苟求；问题在于后来事实证明我真的没有“企图逃往台湾”以后，他与那个老B却还是要固执地、一意孤行地、有意地制造错案，竟不惜使别人遭受冤屈的情况下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与我们党一贯来主张实事求是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他的这种“固执”还不仅仅如此，在检察院对我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把我无罪释放后，他仍然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误，不卖“搞错了”的帐，竟然还要找机会对我“算帐”。这是在我从宁海拘留所出来后不久，他为了要保全自己的面子，就寻找一切机会对我耍“威风”。有一天，他在爵溪大街上的大庭广众面前故意对我发号施令：“张为礼，你到地主分子郑某那里去一趟，通知他马上到所里去参加‘四类分子’训话会”。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权利命令我去唤人，因为我不属于‘四类分子’，当时只有属于“同类”的人才有义务去唤“同类”的人去参加“同类人”开会，因为当时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敌我性质，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故我从来就没有去参加过此类会议，也从无接受过他的“训话”，所以，我当然也就没有义务接受他去通知“四类分子”开会的命令。如果说，我是属于“四类分子”的话，那我当然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去执行他的命令了；或者说，我有事路过郑某家或者郑某是我的邻居，顺便带个讯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然而，他明明知道我与郑某毫无“关系”，也明明知道我不必去参加“四类分子”会议，而他偏偏却要叫我去通知郑某开会，其险恶的用心恰恰是在于他要在群众面前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张为礼是属于“四类分子”同样的人。当然，他还有一个另外的目的，要在众人面前出我的洋相，明目张胆地、有意地想污辱我，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伎俩。我经过瞬息的、紧张的思考以后，深知“胳膊扭不过大腿”，考虑到自己目前毕竟还是处在被他“监视状态”下的人，“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况当年韩信也经历过“胯下之辱”呢。我权衡了利弊，还是咬着牙地、默默地去通知郑某开会。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死不承认自己过失、又有顽强“表现欲”的人。
那天，就在我去参加“人代会”刚走到象山剧院大门口时，看到了这个小B穿着制服、笔挺在站在会场的入口处，为大会做保卫工作而站岗值勤。我信步走到会场的入口处，当他刚看到我胸部挂着鲜红的代表证时就像“触电”似的立即把头扭开去。其实，只要他当时对我稍微露出一点笑容（当然不是皮笑肉不笑），我就会立即与他热情地握手，把那些过去了恩恩怨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我们此刻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了一个共同的、神圣的任务而工作着。我面对他这样的态度，也只好作罢了。我想，他此时此刻是否还对“右派分子”存在着“阶级仇恨”？或者对于我们党纠正反右“严重扩大化”政策不满？抑或是他对于我这样“反党分子”一下子变成为国企干部、甚至当起“县人民代表”来而妒忌不满？------无论他此刻的脑子里存在什么想法，那只好也随他去了。
至于那个老B说起来也真是与我没有“缘分”，他在七十年代调入象山县电力公司做保卫工作，却就在我调进电力公司工作前一年退休回到山东省老家去了。真是遗憾，如果他迟几年退休，我们也许有“谈心”的机会，回顾那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彼此间是否会找到共同的语言？------
历史遗留问题
我当初根本没有想到在安置工作时劳动局给我的一个“县属集体”劳动指标会给我以后带来如此多的麻烦，也根本不可能会想到这个“指标”竟会给我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在一九八二年，领导准备给我办理“转干”手续时就遇到了麻烦：县属集体身份的人不能转干。当时我也并没有为此而斤斤计较，因为我觉得工人身份也并没有什么不好，转干不转干无所谓，随他去罢。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一九八三年，电力公司按宁波电业局规定要开展“企业整顿”工作，在“整顿”细则中有一条是关系到我的工作问题，即要“处理混岗”问题：“县属集体”身份的人不能在“全民企业”（电力公司本部）内上岗，只能安排到局属的集体性质的工厂里去上班。当时持这种身份性质的人在电力公司本部内工作的有十来个人，我是其中之一。由于我当时担任用电股副股长，是当时公司内还算是一个比较得力的中层干部，处理起来比较辣手；但同时觉得“破例”又怕别的人看样，工作做不下去，最后还是决定叫我到局属变压器厂去当厂长。许成元颇感为难地找我谈话，但被我严词拒绝。我回答他说，如果是变压器厂因为工作需要我而叫我去担任厂长，那我是责无旁贷地服从领导的决定；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县属集体”身份而要我去变压器厂工作，那么我是肯定不去的，因为这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如果不是因为反右运动，我从中专毕业分配时就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这个“县属集体”的招工指标本来就不应属于我的，乃是欺人之作！
于是，我就在愤愤怒气之下，连夜写了给宁波市委书记的一封二千多字的申诉信。在信中，我详尽地叙述了我在这二十多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以及目前还要遇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要求市委领导解决我的历史遗留问题。写毕，我就上床休息，但还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半个月后，许成元找我谈话，他告诉我宁波电业局领导已经来过电话，对我的“混岗”问题可作“特殊”处理，因为宁波电业局收到了一封有市委秘书长批示过的申诉信，市电业局党委遵照市委领导的意见，经研究后决定对你的情况作特殊处理，你仍然可以留在用电股里工作，不用到变压器厂去了。许成元当然知道这封申诉信是我写的。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宁波电业局局长陈积民到象山来检查工作时还专门找我谈话。在听取了我关于对“混岗”问题的看法以后对我说：“你现在可以不必‘归队’，仍然留在用电股工作，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原来的工作干劲，继续为象山的电力事业作出贡献。”
他同时还对我表态说，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将尽快地为你解决“转干”问题，以及晋升工资问题。看来，陈局长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在临别时，我对陈局长说，对于市局领导对我的关心表示衷心感谢，我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的关爱。
但是，由于这两个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企业整顿”验收合格以后，按规定每年有百分之三的职工可以晋升一级工资（平均十元），在第一次初拟确定人选时，我本来是在名单之列，但由于我是“县属集体”身份而被取消了。据说，因为这个“百分之三”晋升工资的指标是属于“全民”性质职工的，我不能“占用”这个指标；第二次晋升时，我还是因同样的原因而被“拒之门外”；一九八八年春，宁波电业局发文，要给各县供电局职工发放“效益工资”，平均每人二十多元，这可算是职工的切身利益问题。可是，又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又一次被“剥夺”了应该得到的“权利”！扪心自问，我自从进入电力公司十多年来，从未考虑过经济上的待遇问题，更无向领导提出过伸手要待遇的事情，现在我面临的不是“要待遇”的问题，而是“还我正当权益”的问题。虽然，在我目前只有二百多元月工资的情况下，每月能增加三十多元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与“还我正当权益”的“政治帐”相比，这笔“经济账”还是微不足道的了。
一九九O年五月八日，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又拿起笔来写申诉信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再不抓紧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今后恐怕还会有陆续不断地发生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后果的事情。
在这封申诉信中，我不但详尽地叙述了我在历史上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而且还把我的“历史性”有关“函件”以及在这十多年来受到上级表彰过的荣誉证书复印出来附在信中。其中有：县委“扎办”的“改正通知”、浙江大学组织部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函件、浙江大学补发给我的“毕业证书”、浙江省电力工业局颁发的“一九八七年度供电系统优质服务先进个人”荣誉证书、象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象山县一九八八年度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等，此外还有象山县人民政府任命我为县农电总站副站长的“象政《1987》37号文件”和我当选第十二届县人民代表的“当选证书”等。我把这些证书和文件附在信中的目的不是吹嘘我的成绩，而是要使上级领导明白，尽管我在“改正”后的十多年岁月里努力地、勤勤恳恳工作着，但还是避免不了遭受“歧视性”的、令人难以容忍的遭遇，难道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吗？我写信向领导反映问题的目的，绝不是向上级乞求恩赐，而是追还我本来就应当得到的权利。我决心投抛“砖石”，追回“玉器”，还我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写好以后，我复印了十多份，寄给省、市、县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我还利用一次到杭州去开会的机会，亲自到省委组织部去反映问题，一个姓周的同志接见我，并说他们已经收到我的申诉信，而且已经作过研究，并把处理意见致函象山有关部门。由于我是县人民代表，在我所在的丹城代表团经委口小组十多个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当他们得知我受到不公正的情况后，他们就推选郑瞻德（后任县政协副主席）同志执笔，搞了一个名为“不该遗留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提案，送交到人大常委会。此时有一个在县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有关我的“历史遗留问题”申诉信已经成为县府大院里人人皆知的“传闻”了。可见，我的申诉信没有白写，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时，我在象中的同届同学王良月已从县组织部调到供电局任党委副书记，他在组织部里工作了十多年，他热情地为我到组织部里去反映我的“问题”、要求解决我的“问题”自然会十分得力，这也许是我当时的一个机遇。此外，当鄞县供电局副局长老徐和总站站长老任得知我的情况后，他们竟冒着盛夏酷暑来到象山，向县委领导反映我的情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年夏秋之交，我县遭遇了一场大台风袭击，损失惨重。省电力局的陈积民副局长特地到象山来慰问（他在几年前从宁波市电业局调到省电力局）。在工作之余，许成元向他汇报了我的“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严重后果，他也觉得这个问题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在与县委领导碰面时，提到了我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解决的看法。他作为省局副局长，对县委领导说的话是有一定份量的，这对于县委领导下决心要解决我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九九O年十月，县委组织部发了“关于同意确定张为礼同志为企业全民职工的批复”的“县委组批《1990》38号”文件，文件中称“按照中办发《1986》6号文件‘对已复查平反的人，要认真做好消除影响和善后工作’的精神。根据张为礼同志学历、经历和工作表现等情况，经研究，同意确定张为礼同志为全民企业职工”。不久，局领导为我办理了“转干”手续，终于还我“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局领导又补发给我一级工资和“效益工资”，这个曾使我遭受过心灵重创的问题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难忘的同学会
自从与林一平、施信根等同学接上关系以后，我得到了二十多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同学的通讯地址。于是，我起好草稿请人为我打印了二十多份信件，分寄给与我已经分别了二十多年的同学，让他们明白我在这些年里所走过的凄风苦雨的历程。
亲爱的同学们：
怏怏离别了二十五年后，我终于找到了你们的足迹，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多少年来，不管是在痛苦、彷徨、艰辛之余或者是在庆幸、欣慰、激动之中，一种不可磨灭的思念总是在我心中。回想起那令人响往的桃李芬芳的年月，在那使人陶醉的西子湖畔，在那朝夕相处的打索桥下的古老的运河，我们曾经如饥如渴地苦读过，如愿如偿地憧憬过------
多少年来，我不知多少次在梦中向你们表白：“说我反党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老人家不是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话吗？那么，我为什么会对共产党产生无缘无故的‘恨’呢？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共产党对我的关怀，我能到杭州来享受全免的助学金待遇读书吗？但是，正因为这场无情的运动，却把我在确无反党的情况下把我打成了‘反党分子’。你们现在也许已经明白了我的冤屈了。”当我从梦中醒来时，我的枕头就被泪水浸湿了------
我不想去挖掘回忆的坟墓。既然过去了的历史就让它交给历史老人去存档吧。但是，为了让同学们了解我在二十年来所走过的足迹，我还是要对你们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回家后，我就道道地地的当了农民。从此，我不但要经受生活上的重压，还要遭受人间在政治上的歧视。尽管我象牛马一样地出力，但家里还是经常连买一斤盐的钱都没有。我至所以能够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生活下来，除了我对生活有坚定的信念以外，还因为我有一个善良、贤惠的妻子。我们风雨同舟、相依为命，为了生活，为了未来，为了坚强地抚育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我们熬受着难以想象的艰辛。在经历了十多个年头以后，生产队里的干部和社员终于从实践中发现我这个“反党分子”确无反党之心，我的情况就有所改善，生产队里还让我担任植保员、会计。后来，大队里还先后叫我担任大队植保员、大队会计等职务。我的处境有了改善以后，我的心情也就自然地感到舒畅起来。一九七四年以后，我不甘心沉沦，我想通过文学创作闯出一条路子来。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写短篇小说。一年以后，我取得了一点成果，在编辑部的关怀下，我荣幸地参加了在富阳召开的文艺创作座谈会。一九七六年二月，我的处女作“植保姑娘”在“杭州文艺”第二期上发表了。从此以后，我就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文学创作活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东海”编辑部的关心下，我又一次地参加了在衢州召开的“浙江省文艺理论座谈会”。也许同学们会奇怪地问，在“四人帮”统治下的年代，一个“反党分子”居然能够去参加省级座谈会，你岂非是在编造神话？是的，这件事的本身确带有点神奇色彩，不要说你们会感到奇怪，就是我自己也感到有点意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着出现这个“奇迹”的种种因果），但这毕竟是事实。我想，这难道不是正可以这样说，尽管那些“极左”的统治者们专横拔扈地不可一世，但在某些角落仍然存在“空白”（或者说是薄弱环节）。在许多地方，那些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善良的公民始终用不同的方式抵制着他们的倒行逆施的恶劣行径，他们用良心和良知保护我这个“反党分子”，这恐怕也是我对生活愈来愈充满信心的动力和原因。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声“惊雷”，驱散了中国古老的土地上的政治妖雾，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我预感到神州大地必将面临一场政治上的风云骤变，但却也意想不到历史的进程竟会来得如此迅速，就当我在衢州开会之际，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广播，这使我激动得彻夜未眠。在我开会结束后回到大队时，就看到了一张由县委“扎办”寄给我的一封“改正”通知书。当我把这份如获至宝的通知书拿到县委“扎办”时，它却又变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因为县委的“极左”遗老、遗小们不肯给我落实政策，他们说在县里并没有我的档案，所以就理所当然地不会给我安排工作，只是根据党的有关文件精神给我以“农民的身份”为我“改正”的。我在盛怒之下挥笔直书，一口气写了三千多字的“还我青春，还我前程”申诉信，并发了三十多份，分寄给有关单位。一个多月后，我收到浙江大学人事处的来函：你的档案找到了，并已寄给象山县委，关于你的安置工作问题不久将得到解决。之后，我又与他们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周旋，我的安置工作问题才总算得到解决。一九七九年六月底，我向县水电局报到，分配在仓岙水库发电站工作。一年半以后，我调入县电力公司担任技术员工作。同年十二月，公司领导派我前往杭州参加浙江省电力局举办的用电监察培训班。由于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楼受康同学的工作地址，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他，一个熟悉的声音就立即传入了我的耳膜：“你是张为礼？啊，你受委曲了------”分别达二十三年之久的同学终于久别重逢了，我们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啊。随后，我又与林一平等几个同学联系上了。
一九八四年， 楼受康、陈泽日俩同学为我补发文凭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们多次交涉下，浙江大学教务处最后终于补发给我一本毕业证书，使我得到了最后的补偿。
同学们，一旦拉开追忆的闸门，我的激情就像一股溪水哗哗地奔流不息。最后，我以一首唐诗作为我的结束语：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限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握别
张为礼 启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我给同学们的信件发出以后，就很快地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同学们的十多封来信，他们在信中都洋溢着当年同窗之情，而且都不约而同地向我表示了深深的慊意，都说他们当年由于年幼无知，上当受骗，对你进行了不应有的批判，使你在心灵上遭受严重的创伤，并为此而付出了令人痛心的代价。当我看着他们的这些信件时，不禁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另外，从同学们的讯息渠道中，使我又得到了在西安的施耀世和在陕西省渭南的吕林根的地址，我们当年患难之交的知心朋友也就恢复了联系。
一九八九年三月间，在杭州工作的几个同学，发起了我们浙江电力专科学校机中553班（即机316班）“毕业三十周年同学会”，时间定于在四月底，地址在李再澄同学担任厂长的杭州螺杆泵厂，因为该厂在杭州市文一街附近，离我们母校很近，便于开展活动。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我首先去省电力局农电处商谈好关于“浙江电力报”的一篇约稿的问题后就到已经调到省电力局工作的楼受康那里去。当我刚跨进他的办公室时，楼受康就立即起身并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刚才我接到李再澄的电话，他说已经有好几个同学报到了，你也赶紧到那里去吧，等会儿我马上就过来。”于是，我就向他告别，径直到螺杆泵厂的招待所去了。
我一口气地赶到了报到地点，第一个看到的竟是施耀世，我们都用双手紧紧地握着，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们当年被称之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的两个人现在都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了，在相隔了三十多年之后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是当初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此刻的欣喜场面，我们彼此都没有把心灵相通的话说出来，而且也没有必要说出来。站在我们周围的同学们看到我们如此激动的情景自然也十分理解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稍后，李再澄对已到的几个同学说：“你们先别急同张为礼打招呼，看他会不会喊出你们的姓名来。”
的确，我粗看了一下我身边的几个同学，确实感到有点“面目全非”了。想当初我们正是书生朝气、风华正茂；而现在却是年过半百、鬓发斑白，恍如隔世了！我经过了仔细的辨认，同学们脸上的轮廓特征还是留在面庞上，于是我就没有十分把握地说：“你是吕木根---、你是沈勤毅---、你是王志祥---”
我们都浸沉在无比的欢乐之中------下午五点，陆续来到的已有二十多个同学，李再澄就带我们到食堂去吃饭。晚上，又到了来自富春江畔的施信根和我们的班主任张丹老师。张丹老师是富春江职工大学校长，与施信根的水工机械厂相邻。我见到张老师，就立即前去与他握手。张老师握着我的手说：“我和施信根在车上还刚刚谈到过你呢，是他告诉了我关于你的情况，你在这些年过来真是不容易啊，我从内心里为你感到高兴。你的成长道路真是充满千难万险，我真的为有像你这样一位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精神的学生而感到自豪！”
“张老师，我一直牢记着你在临别时对我说过‘党不会抛弃你’的话，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不但没有沉沦下去，而且还在逆境中堀起。现在不是正验证了你当时对我说的那句话吗？党不但没有抛弃我，而且还把我当作她的一个忠实的儿子。”我激动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张老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静静地听着我对他说的话，许久、许久他一直没有放开我的手------
整个晚上，分别了整整三十年的同学，都在热情洋溢而饶有兴味地叙述着各自在这三十年来的不同经历，直到晚上十二点后才各自回去休息。
次日上午，我们在螺杆泵厂的会议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已经到达的三十六个同学，并邀请来到的有我们的班主任张丹老师、王士英校长，还有当年教我们机械制图、现在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冯仲和老师等。会议由我们的老班长楼受康主持。由于时间紧凑，限定每人的发言时间只能是五分钟。不过，楼受康对我特别“照顾”，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发言次序并没有安排，可以由自己选择。我是第三个发言的，但当我刚刚站起来讲了一句就哽咽住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许多要说话被喉咙卡住，一股不可阻挡的悲壮而含冤的感情狂飚猛然向我袭来，泪水夺眶而出------
这正是像我在给同学们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梦里向同学们诉说我的冤屈，今天当我面临了当初梦境般现实时，我怎么能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呢？我只说了一句就无法把话说下去，只好先请别的同学先说了------
张丹老师在同学们的发言完毕后作了最后讲话，他在讲话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谈到了关于我的问题。他说，张为礼同学此刻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受了如此多的委曲，经历了如此难以想象的苦难岁月，今天在同学们面前，他的心情怎么能不激动而保持平静呢？不过，当我们欣喜地看到他在受冤屈的日子里并没有沉沦下去，反而顽强地与逆境抗争，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我真为有这样一个学生而骄傲，我想你们也一定与我一样，为有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接着，会场里爆发出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座谈会结束后，我们就按计划到母校去拍照留念，顺便去看看离别三十多年后母校的变迁。由于会场离母校的距离不远，我们步行了十多分钟后到达打索桥，母校的雄姿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经过了几十年的沧桑巨变，她已经不再是浙江电力专科学校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是变成为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了。说来也真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这所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院长就是我们当年的王士英校长，是他负责组建这所高等学府的，建成后他就理所当然地担任了第一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而且，他今天就在我们的身边。我此时的心潮真似大海的波涛那样难以平静，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犹如一瞬间地过去了------
我们首先来到办公大楼前面，当年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已经是锈迹斑斑，像我们的容颜一样显得有点苍老了。我们都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就在这座办公大楼前面的草坪上，我们班团支部全体团员在纪念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拍了一张合照，我在动身时还特为带着这张照片，于是就拿出来给大家看。谁知不只是我一个人带着这张照片，竟有四五个同学都拿出这张合照来。我们看着当年我们的青春年华的身影，对照现在的苍老面容，不禁觉得有些滑稽可笑。我们都感叹着青春年华就在这样地不知不觉中流逝了。
我们就在当年拍共青团合照的原来位置拍了一张集体照。随后，我们自行组合地拍了一些多人合照。最后，张丹老师单独地要与我拍一张合照，而且声明就此一张。于是，我就像受宠若惊似的与张丹老师紧紧地靠拢并立地站在一起，李再澄为我们拍了这一张值得永久纪念的师生合照。
拍完纪念照后，我们就去校园的各个角落去寻觅当年的足迹。我们都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些当年树干只有手臂般粗的、身单力薄的梧桐树现在已经成为身躯有一抱大的、树冠显得郁郁葱葱的大树了；在办公大楼与工字楼宿舍之间已经矗立起一座五六层高的崭新的雄伟高楼，使得工字楼变得那么矮小，简直像一个“侏儒”。她的旁边还建立了一座假山，一个美丽的亭阁浮现在假山上的葱郁的密林之上；五爱堂更显得陈旧不堪，看到它使我就自然地想起了当年在风雨中贴在大门入口处的这张使我“致命”的大字报，虽然时过境迁、物换星移，但此情此景实在使我难以忘怀。我忽然想起了那个伟人在北戴河赋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诗句。
时近中午，我们就回去吃午餐。在气氛热烈的席上，我们首先向王校长敬酒，祝他健康长寿；接着我们又向张丹、冯仲和等老师敬酒，祝他们事业有成；随后，我们就互敬互贺，愿我们同学间的友情万古长青！
下午，陈泽日借来了一辆浙江大学的校车，把我们三十多个同学带到杭州市郊的灵山幻境去游览。车上，我们高唱着当年在校读书时的流行歌曲，我们几乎都回到了桃李芬芳的学生时代------在灵山幻境山上，我们愉快地玩了一个下午，直到五点钟才回来。
晚餐时几个老师都不来了，我们似乎觉得放松了许多。李再澄风趣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师管住咱。现在老师不在，我们自由了！说毕，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欢呼鼓起掌来，气氛活泼而轻松。晚餐时还增加了二位客人：楼庚华和朱美玲。因为我多次到她们家去过，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于是我就主动地向她们二人敬酒，祝她们身心健康、万事如意。晚餐一直持续到七点多钟才结束。晚上，又继续进行座谈会，好让同学们说过够。座谈会一直到深夜十二点才结束，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会场------
一九九四年五月底，我们又举行了一次四十周年同学会，地点在水利厅招待所。张丹老师仍然应邀来到我们中间。这次增加了几个上次没有出席同学会的同学，如在葛洲坝的沈辅邦（他已经担任三峡工程的副调度员）和金椿阳，还有其他四五位同学，同时却少了施耀世和吕木根等几位同学，总人数差不多。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心情与上次大不一样，正如张老师所说的“精神状态完全变了样”。这是由于在上次同学会时，我与同学们分别了三十多年后的初次见面，闷郁在心底里的话自然要泄泻出来，泄泻了以后自然是“云消烟散”地成为“往事如烟”了。五年以后，我的思想状况又比以前成熟了许多，情感方面不像前几年那样“脆弱”，显得老成了许多。另外，我们都已经意识到，参加这次同学会的时刻，我们都已面临快要退休的年龄，下次如果还要召开的话，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将退休了。所以，我们的心情与上次大不一样，似乎都有点感受到“凄凄切切”的“酸味”。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的座谈会是在二楼会议室举行的，会议首先让没有参加过上次同学会的同学先发言。我在会上向同学们朗读了一首刚在不久前作的一首自由体诗：
即使
即使无情的岁月
撕到了我生命日历的最后几张
我亦不会感到惊慌
依然会从容不迫地
写完我壮丽的人生乐章
即使命运之神
把我酿造的美醇化为苦酒
我亦不会感到哀伤
依然会平静地在月光下
把苦酒细细地品尝
即使台前的帷幕
在我告别演出的舞台上徐落
我的演出生涯也不会从此结束
依然会去野花斑兰的草地上
去继续演唱晚霞的风光
座谈会结束后，我们在大厅里举行午餐。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会餐有六位同学的夫人参加，更令人注目的还有潘永强带来二个年龄几乎相仿的妙龄女儿，更添活泼的气氛。我与沈辅邦初次见面，彼此都有一醉方休的架势，结果我们俩都喝得酩酊大醉。其实，当晚喝醉的并不只是我们俩个，恐怕有十多个同学也喝得头重脚轻、神昏颠倒------
次日上午的活动在玉泉附近的植物园内进行。当我们步入植物园时，她的奇花异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是百草争妍、群花斗艳；青翠欲滴的绿竹、浓郁吐芳的翠林使人心旷神怡；风景如画的小桥流水、古色古香的亭阁茶楼把人带入梦幻般的境界。我们在植物园内边走边看地环绕了一圈，最后在一个预约好的茶室内坐定，一面喝茶，一面欣赏美景。稍后就开始“击鼓传花”节目。在浙大工作的钱水明是这个活动的策划人，他自然不会放过潘永强的二个女儿，节目一开始就请这二位“会花”唱歌。她们倒也落落大方，毫无推却地用婉转的歌声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不久，我也被“击中”了，于是我也就大大方方地唱起当年在“电专”读书时参加过学生歌唱比赛的“茶馆小调”来。由于大家当年都喜欢这首歌、也都十分熟悉这首歌，所以同学们就不约而同地与我共同合唱起来而变成了一曲大合唱，引起周围茶座上的游客注意和好奇，他们一定在想：这帮老头子们怎么会有这般兴致勃勃地唱歌------
十点半过后，我们去“文化村”参观，参观完毕后，就在那里附近的餐馆吃午饭。饭后我们就依依不舍地互相告别------
还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是象山中学55届（丁）班同学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是象山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学校准备邀请历届校友到学校来参加校庆活动。我们当年的55届四个班在县城工作的同学都在酝酿组织召开同学会，我们班自然也不例外。我与几个在县城工作的同学联系后，就决定在校庆活动后的第二天召集我班同学在风景如画的东谷湖宾馆开同学会，在征得洪周李同学（他当时在四明山耐火材料厂任厂长，由于成果卓越，已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同意后，会议经费均由他负担。我负责寻找散布在各地的同学和一些必要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我自然就想起了我们当年的班主任姚华雄老师，于是我就通过一切可能得到的蛛丝马迹，尽力到姚老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去寻找，但是得到的全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真的有点感到悔心伤气------
谁知恰恰是这次同学会竟会给我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使我找到了姚老师。原来，在校庆结束后，母校的《校友通讯》上发表一篇各班召开同学会的通讯报导，其中提到55届（丁）班同学会是由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负责召集的。姚华雄老师在《校友通讯》这篇通讯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自然十分高兴，因为他也在苦苦地在寻找我的下落。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寄给爵溪镇政府，他估计我可能是在爵溪当上“企业家”了。由于我离开爵溪镇已经十多年了，镇政府已换届多次，收信的办公室人员并不熟悉我的名字，于是也就把这封信放在桌子上搁了一个多月。我有一个外甥在镇政府工作，他偶然发现了我的这封信后就把这封信拿来交给我的老伴。我周末回家，老伴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交给我。我一看原来是姚华雄老师写给我的，顿时就感到心花怒放，连忙撕开信封，久违了的熟悉的字体就映入我的眼帘------
在相隔了整整的三十七年之后，我与姚华雄老师终于恢复了联系。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也经历了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遭受过多次政治上的打击、迫害，差点被整得患上了精神病！
此时正值象山中学的吴老师来向我征稿，要我作为校友写一篇回忆文章，准备在《校友通讯》上刊登。母校对学子的任何要求都是责无旁贷的，我觉得姚老师是一个可敬可爱的班主任，写一篇我与姚老师的师生情谊是十分适合的。不久后，我写的“园丁颂”就在《校友通讯》上刊登：